话题二：
　　中西合璧与国粹特色
　　修葺一新的蔡同德堂，除了销售原有的中药材和滋补保健品，还增加了西药的销售面积，更辟了整整一层楼面经营医疗器械，并增加了当前比较流行的药妆柜台，在保留古色古香风味的同时，多了几分“时尚”味。
　　不过，这也让一些老顾客疑虑：这还是“国药号”吗？还是那个以道地药材、精制饮片、参茸银耳、丸散膏丹见长，以虎骨木瓜酒、洞天长春膏、癫狂龙虎丸、妇科玉液金丹闻名的蔡同德堂吗？
　　对蔡同德堂来说，中西合璧首先是顺应潮流。“现在开药店，光卖中药，肯定是活不下去的。”柏巧明告诉记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抗癌西药一颗能卖几百元，抗癌中药呢？一帖卖20元不得了了。”虽然中药是国粹，在很多慢性病的治疗上有西药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但市场份额却远远低于西药，大约只占整个医药市场的20%。金融危机后，中药材成本上升较快，除了少数高档名贵中药材，中药特别是中成药的毛利率更是不断走低。
　　中西合璧更是为了今后的发展。中药顾客一向以中老年人为主，如何吸引年轻一代的顾客，成为中药店最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基于此，蔡同德堂开设了“药妆”专柜。“药妆”是指那些专门在药店销售的化妆品，也是药品零售领域的亮点。据介绍，本土药房开始出售化妆品只有10年时间，但据估计去年的销售总额已达240亿元左右，且仍具有巨大潜力。加上不少药妆都以“中草药”或“汉方”为特色，中药店卖药妆先天有优势，目前包括同仁堂、采芝林等老字号都已纷纷试水“药妆”。
　　“一味囿于传统的体制和机制，抱守祖业，路子只会越走越窄，金字招牌也会黯然失色。”柏巧明说。尤其是新医改政策出台后，基本药品将逐步实现销售与采购“零差价”，药店相对医院的药品价格优势进一步弱化。为应对，医药零售业兴起了“大健康”概念，药店不仅卖药，还卖生活便利品、家庭日用品、婴幼儿用品、保健食品和个人护理用品。蔡同德堂的目标，显然也是以“大健康”为特色的综合性药店。
　　但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担心是，现在的中药店‘洋气’得太快。”采访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医专家说，中药的产品名称、外形和柜台陈设，以及营业员的讲解，与西药差距巨大。顾客在药店买药的经历是品牌体验的重要一环。如果环境与西药店区别不大，国药老字号的品牌印象会弱化，虽然短期内可能销售会有所增长，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其发展。
　　“这的确有个度的问题。”柏巧明称，蔡同德堂的一二层以传统中药材为主，三楼中成药也将占很大比例，“中药还是我们的经营特色，我们不会放弃。”
　　话题三：
　　个性服务与平价自助
　　自8月8日起，蔡同德堂老店新开第一周，近30位名老中医专家教授将坐堂义诊，市民可提前电话预约。但柏巧明也透露，今后蔡同德堂在定期开展义诊活动的同时，也将在店内推出诊金较高的特需门诊。“好的医生，看一次一两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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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en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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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史料]
&&&&&&&&&&&&&&&&&&&&&&&&&&&&&&&&&&&&&抗日战争中的一名红十字医生
——记汤蠡舟战地救护活动点滴
汤蠡舟（1896年6月-1957年10月），上海三林人，1917年夏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随后于9月东渡日本留学，1924年毕业于日本千叶医学专科学校（现千叶医科大学的前身），1926年，应留日千叶同学郭琦元之邀，在上海共同创办了东南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现安徽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前身）。抗日战争胜利后，汤蠡舟提出今后“计划的医学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以谋求全民族健康全人类幸福为职志”。事实上，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就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履行了这样要求。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期（1931年9月-1937年7月）
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
“”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配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此即“一二八”事件。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并肩作战，取得了如庙行大捷等胜利，给予日军一定打击。但3月1日，日军援军在我军防备薄弱的浏河一带登陆，形势逆转，我军被迫撤退到第二线防守。3月3日，日军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宣布停战。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1932年，在“一二八”事件期间，汤蠡舟所参与创办的东南医学院，建院才6年不到，就遭到第一次大破坏。但是，并没有就此而停止办学的步伐，规模还在扩大。根据“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中“校史”的记载：1931年春，“购置真如校基53亩。时值上海南洋医学院中途停闭，转学来校者二百余，统计学生数达五百以上，顿呈人满之虞。乃于是年五月建筑真如新校舍十余座，迄九月落成，沪军营原有房屋悉充为医院，学院全部迁入新校。同时本学院遵令废止预科制，招收新生开学。甫及半载，沪变忽生，漩入战区，凡百余日。校内图书仪器标本用具等损失达十余万金。沪事协约告成后，即将内部重行整理始得赓续开学。溯自本院开办以来。历有六载。屡经时艰。未遭中辍”。
淞沪抗战一个月中，中国红十字会先后组织起20支救护支队，队员471人，根据《申报》报道，其中第七支队长为汤蠡舟。当时，救护队员都是来自各条战线的志愿者，开办临时伤兵医院41处（后增加到43处），医护、服务人员多达1400余人。他们活跃在各战场上，救护伤员，出生入死。2月15日上午，汤蠡舟所带领的第七救护支队在交战的最前线抢救伤员，带有标志的队员刘祁瑞利用暂时交火的间隙，在前沿阵地奋不顾身抢运伤员时，不幸遭日军射伤，这是对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践踏。刘于16日下午4时身亡。2月19日，《申报》报道，在上海万国公墓为刘祁瑞举行葬礼，葬礼上，800余名救伤队员义愤填膺，打出了“为国牺牲”的巨幅标语。
3月1日晚，十九路军因后援不继，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嘉定、黄渡一线。中国红十字会上海战地救护遂于3日宣告结束，而队员激于义愤，贯彻始终，决心仍赴我军后方工作。从4日晨起，第七，四，二十支队陆续开赴苏州等地，设立伤兵医院，施行救护。1932年春，汤蠡舟慑于苏州的，在伤兵医院大门口的这张照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队第七队伤兵医院”的牌子清晰可见。战斗虽已暂时停止，但是，对于伤兵的救护工作尚在继续。为协调各支队的行动，3月6日，红十字会专门成立了“前方办事处”。5月5日，中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至此战事告一段落，救护队使命完成，于5月10日才从前线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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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卫生志》“大事记”中这样写道：1932年“一二八”日寇侵犯上海期间,何香凝女士除了把个人财产用于救护事业外，还以伤兵医院（编者注：第十一伤兵医院）院长的身份在报上刊登募款启事，号召“各界热心志士捐助现金、药品和食物”。她的声望很高，各阶层民众应募捐款都十分踊跃，特别是上层人士和海外华侨更是热情支持，大力捐助。如东南医学院两位院长，给医院送来大量医疗器械、药品。
为了捍卫自己的祖国，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汤蠡舟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并竭力支持何香凝女士的救国事业。当时，我们一家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现复兴中路复兴坊或553弄）3号。何香凝女士一家住在8号，柳亚子先生家同住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的155号，他们平时就素有往来。何香凝女士作画，柳亚子先生题词曾赠与父亲一幅国画。何香凝女士作的是一幅山水画，柳亚子先生的题词是：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僊源岂是人间有，祗合先生画里求。作画的时间没有表明，但是从柳亚子先生的题词“摇落江山万里秋，那堪袖手看神州”分析，估计作画题词时间应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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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战役”虽已结束，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仍在不断膨大。鉴于时局日趋紧张，未雨绸缪，各地开始设法成立紧急救护团体。1936年4月，红十字会开始筹备，并于6月1日成立了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主席王正廷，副主席杜月笙、刘鸿生，常务委员7人，执行委员41人，汤蠡舟是执行委员之一。
这一时期，汤蠡舟还不满40 岁，年富力强，除了奋力投入抵御日寇进犯的战地救护，组织领导被日寇破坏了的医学院的恢复工作外，还参与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医药问题的一些议论。下面列举两例。
当时，已经有对医药费用，即所谓“诊金”的争论。公众为支付高昂诊金而抱怨，医师们却在为如何收取诊金而烦恼，医界对如何平衡医学的慈善性与营业性进行着种种理论探讨。在1932年10月《医药评论》第93、94期上，汤蠡舟发表自己的观点：“世俗之视付现，认为最失体面，故不论至医院或诊所诊病，好似医师应该为社会服务，为贫病诊治而可置自身之衣食住行于不顾。天下不平之事，孰有愈于此者乎？”上海市政府当时曾经制定和颁布过有关诊金的条例，但是行不通，不了了之。看来，政府、病人、医生之间，对于如何来处理好“诊金”问题，一直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平衡，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办法，直至今日还在继续。
在一篇“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宣传特色——以《良友画报》(年)的医药广告作研究个案”的论文中写道：《良友画报》(以下简称《良友》)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是近代中国最受欢迎的画报之一。画报定位为“读者日常生活的亲密伙伴”,是融合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本画报。汤蠡舟是民国时期的医生,他指出“医药广告之多,为各种广告之冠”，医药广告不仅见于各大报章,更是消闲刊物的重要广告客户,包括《良友》。
二、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期间
1937年8月9日，日军驾车直冲军用的上海虹桥机场，被中国保安士兵击毙。侵华日军以此为借口，随即派遣军舰16艘，其陆战队在淞沪登陆。8月13日，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展开长达3个月的淞沪战役。11月5日拂晓，日军利用大雾、大潮在杭州湾的全公亭、金山咀登陆，对淞沪实施迂回包围。11月8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日军于11月9日占松江,11月12日占上海。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随之全面展开。1936年6月成立的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便开始投入了紧张救护工作。该会组有救护队10队，急救队12队，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汽车98辆，另特约公私医院16所，分布淞沪前线和上海地区，协同一致执行救护、输送、医疗等作业。又在松江、昆山、苏州、无锡、杭州等地，陆续设立重伤医院。汤蠡舟作为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投入了中国红十字会组织的地战地救护工作，旅居美国的堂兄汤维德还清楚地记得:1937年,他与胞兄维平随四叔父(汤蠡舟)入红十字会第一重伤医院,任前方将士伤残救护医疗工作。叔父蠡舟任院长，院设松江县省立松江中学校内。敌人狂轰烂炸，每当深夜，伤患抵院，其呼疼号哭之声惨不忍睹。常见叔父于灯光灰暗中，低徊病榻，不觉其臭，也不嫌其脏，只听其细声轻询各患伤势，重者即手术治疗，轻者经抚慰包扎后，次日晨即行转送后方养息。无奈前方战事失利，不越月而医院后撤，由松江而震泽、景德镇、武汉、长沙、衡阳、宜昌，直到重庆、贵阳。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东南医学院再次遭到更大的毁坏。文史资料记载：1937年8月18日日机对中方非军事目标滥施轰炸，位于真如改作伤兵医院的东南医学院被炸毁。日军在上海破坏中国文化教育机关，8月13日至10月15日，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吴淞商船学校、东南医学院全部被毁；复旦大学、同德医学院、持志学校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等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商学院、市立体育专科等校舍被日军占据。
当时，上海职工成立的各类抗日救亡团体共40多个，其中以煤业救护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影响最大。上海煤业救护队得到了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的大力支持。8月16日，为便于开展救护活动，煤业救护队与红十字会取得联系，旋改称“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并从红十字会登记领取所需汽油和汽车修理经费。为解决煤业救护队的给养，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多次召开干部会议，讨论救护队的经费问题，汤蠡舟参与了这些会议。如有记载10月14日下午7.30分，上海市救护委员会举行第44次干部会议，出席者有颜福庆、许冠群、吴利国、王揆生、叶植生、汤蠡舟、王春涛、任作君、俞松筠，列席者有梁官松、金芝轩，会议主席颜福庆，会议讨论了煤业救护队汽车修理费用等问题，并决定以后此项费用概由红十字会负责。
为加速外运伤兵，增强接运力量，12月间，红十字会和煤业公会决定将煤业救护队和接运站合并，仍沿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称，下设两组，原接收站人员为第一组，队部迁往歙县和岩寺中间的“古关”一所大祠堂内；原煤业救护队为二组，队部设在安徽岩寺。为便于战时救护，第二组对外仍沿用“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的名号，救护车辆统一刷印红十字会交通股字样及红十字徽记。其时，汤蠡舟不仅是上海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并以医生身份直接参加一组的活动。煤业救护队并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后，壮大了红十字会转运伤兵的力量，也加快了转运“孤岛”伤兵至内地的进程，据史料记载，截至12月份，留在上海的伤兵已全部顺利遣送内地。1938年1月，上海煤业救护队100多人，带着20多辆救护汽车来到南昌，在联络到新四军军部以后，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这一时期，作为红十字会上海救护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汤蠡舟参与了组织上海市的战地救护工作，同时，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外科教授和医生，直接参与了“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战地救护工作。
（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期间
抗战初期，为了履行《日内瓦公约》的规则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根据战时医疗、战伤救护和医防的需要，1937年12月，已经由南京西迁至湖北汉口的中国红十会总会先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主席王儒堂，总干事林可胜。并开始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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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 1937年8月，汤蠡舟放弃了自己在上海已初见成效的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战地救护的行列之中。在西撤的途中，担任过队长、中队长和大队长等职务。
在救护总队各级组织逐步完善过程中，医疗队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到1938年底，救护总队下设4个大队，12个中队，77个医务队，包括23个救护队，23个医护队，24个医疗队，6个医防队，1个X光队。汤蠡舟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兼第九中队中队长。大队部驻扎在江西吉安，下辖第四（桂林）、第五（衡阳）、第六（祁阳）和第九（吉安）等4个中队，29个（医疗、医护、救护）队。
（1）在抗日战争防御阶段
徐州会战期间（1938年2月至1938年5月）。1937年12月，侵略华东的日军侵占南京后，1938年2月3日徐州会战开始，至同年5月19日结束。会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取得歼灭日军1万余人的胜利，给敌人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
徐州会战期间，汤蠡舟领导的三大队大队部设在江西吉安，其所辖中队的医务队主要活动在江西吉安、南昌、九江、永丰、新淦、临川、虬津、万家埠；湖南长沙、益阳、衡阳、祁阳、常德、辰溪；浙江玉山、贵溪、金华；湖北汉口等地。除从事外伤治疗外，还从事霍乱及其他肠胃病的预防和诊疗，并设有医防队专司士兵及民众（难民）的防疫工作，组建空袭伤民收容所，接受炸伤的民众。可见当时的救护总队对伤、病和兵、民都要尽自己的救护责任。
武汉会战期间（1938年6月至10月）。底，上海、南京沦陷后，中国政府及民营部门、大批难民以及各种战略物资大举西迁至西南重庆，其中大部分因运输不及仍滞留于武汉。加上武汉原有的工业、经济、文化基础，到1937年底，武汉周边集结了国民政府的大量资源，包括自苏联所得到的军事及技术援助（苏联航空志愿队）。日方急欲在短期内迅速逼垮国民政府，以便聚集更多资源以便进行北进以及南进政策。武汉会战是1938年6月至10月，抗日战争中一场横跨安徽、江西、河南、浙江及湖北等广阔地域大规模战役，历时4个半月，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作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汤蠡舟直接领导的第九中队负责南浔线，自鄱阳湖西岸，经德安南至南昌，西至箬溪。该线战事异常惨烈，日军疯狂进攻，因此，救护队在前方的救护和运输工作殊为艰险。伤兵太多，有不少伤兵未及按时运送医院而死亡。有外籍医生参与救护，救护队成员也有壮烈牺牲的。4个月内，收治伤、病兵合计13931人，免疫人数计497人。
衡阳-桂林线由第三大队所属的第五和第九中队负责，所属医务队派往衡阳、祁阳、零陵各医院和收容所，协助治疗从长沙转移来的伤、病兵。伤、病兵们的个人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要为他们灭虱、沐浴、治疥。营养也普遍不良，医务队除救治伤、病兵外，还设特别饮食部，改善伤、病兵营养，收效良好。不仅如此，伤兵在严寒时还穿着夏季制服。
其它战线如长沙-邵阳-芷江线，第三大队所属的第四、第五和第九中队在此区域都参与了战地救护工作。第三大队所属的第六中队负责南昌-金华线，包括皖南、赣北和浙江等地。第五中队还负责南昌-吉安线。直至1938年11月，武汉会战结束，全都撤至衡阳和祁阳两地。
当时，由汤蠡舟领导的第三大队所辖的4个中队负责了涉及浙、皖、赣、鄂、湘、桂等一大片战区的战地救护工作。期间，在皖南事变以前，汤蠡舟还曾去过皖南新四军总部，送药品、器械，帮助训练医务人员，得到了新四军首长的款待，获赠新四军的战利品，大小日军旗各一面，大军旗上有许多新四军首长的签名。
赵兴让先生在《新沂文史资料》“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一文中写道：1938年，日寇九路围攻晋东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太行山区伤病员增多，朱德总司令电告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请求派医疗队前去为伤病员做医疗防疫工作。林可胜博士当即征求所属医务工作者意见，并希望自愿前去太行山从事医疗工作。医务人员纷纷报名，共批准三十六人，我是其中的一员。赴太行山医疗队组成后，总队部在启程前，由副总队长汤蠡舟教授（作者注：职务上可能有误，当时应为第三大队大队长）召集全体成员讲话，他对这支医疗队的组成作了说明，勉励大家不辞劳苦去完成这一光荣使命。他指着一幅中国地图说：“此次前往太行山八路军根据地，生活上艰苦，路途上还要闯过‘三关’，那就是‘夜闯潼关’、‘偷渡黄河’、‘翻越中条’，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大家都是中华儿女、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这正是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愿与诸位共勉之。”大家都表示一定完成伟大的使命。副总队长接着说：“诸位即将远行，要轻装上阵，有多余的行李，暂时用不到的书籍资料，可以装箱存在总部的库房内，每月多余的薪金可以存在总部会计处，等候你们服务期满一年回来后，再如数交给你们，如有什么风险，总队部负责，诸位可以安心前去工作。”临行前大家把多余的行李，书籍，装箱存入库房，除留生活费外，把多余的薪金存在会计处。一年后，我们从太行山回到西安，是时，长沙已经沦陷，总部迁驻贵阳图云关，我们到了西安，所存衣物已如数完整地运到西安交给了我们。
（2）抗日战争相持阶段
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后，湖北武汉吃紧。1938年秋，中国红十字会战时救护委员会迁到长沙，改组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由红十字总会总干事林可胜任总队长。然后，随着战局的变化，救护总队部一路西迁，1939年3月，最后撤到贵州贵阳的图云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图云关是黔南首关，历史上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关始建于宋宁宗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原名图宁关，最早名油榨关，至清道光年间始改称图云关。
汤蠡舟担任。他们在图云关住草棚，吃粗粮，但大家都毫无怨言。
在《纪念父亲赵慰先》的文章中提到，1939年8月，父亲从金华随着运载伤兵的汽车出发。辗转多时，来到湖南祁阳，在红十字会的三大队稍作休整。在此期间，父亲得到了曾是上海东南医学院院长汤蠡舟教授的亲切照顾，汤教授建议我的父亲先去桂林，转柳州。因为桂林有红十字会的交通站。可是到了柳州，父亲已是囊中无几，无力购买去贵阳的火车票。由于天气炎热，父亲又生了病，住在柳州的一家小旅馆，而陷入窘境。此时正好遇见江苏医学院教热带病的周海光教授，虽然他过去从不认识父亲，可是还是慷慨解囊，留给父亲10元，资助旅途之用。
1941年1月到8月，驻在江西弋阳，汤蠡舟担任过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卫生人员训练所二分所的外科指导员兼军阵外科学组主任，训练服务于战地救护的卫生人员。1941年9月，调到四川重庆，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医务处长。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区的扩大，救护总队人员不断在增加，他们面临了一个明显的现实问题，身份问题成为了救护人员关注的焦点。身份问题不解决，工作资历就无法得到认可。1941年11月，首次在重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王正廷、杜月笙、许世英、刘鸿生、钱新之、屈映光、王晓籁等7人，列席的有总会秘书长潘小萼、唐承宗、汤蠡舟、陈朝俊等。会议通过的决议提出仿照世界各国战时惯例，呈请军事委员会予本会工作人员以军衔之佩用。但是，事后并未获准，可见当时医护人员的处境是相当不尽人意的。
&&& 救护总队内部一直有将救护总队改隶军管的要求，中国红十会总会极力反对。基于总会高层多方责难，加上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对林可胜援共行为施加压力，林深感已经无法正常开展救护工作，乃决意辞职，于1942年8月提出辞呈。总会担心林辞职后，将影响海外捐款，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准备给假6个月，“以资休息”，总队长职务由秘书长潘小萼暂行兼代，并派汤蠡舟、施正信兼充副总队长。9月5日，林再度电请辞职，此时总会才派汤蠡舟前往贵阳办理交接，并派常务理事王晓籁自昆明往贵阳监交。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档案资料的记载，汤蠡舟还曾担任过总部材料股主任，由于汤蠡舟的履历中本人没有填写，因而任期时间不详，此职后由陈璞继任。材料股下设若干组，负责医药卫生器材的验收、登记、分类、制成各式标准箱、保管、分发等业务。在图云关设有材料总库，各战区设有材料分库，就近支援战区救护队、部队和地方医疗卫生机构。
印缅战场同样是救护总队的活动区域，救护总队也活跃在远征军的战斗中。1944年3月，汤蠡舟在《一年来之救护工作》中写道，救护总队积极配合远征军部署，在昆明设立办事处，并增设第十大队，联络卫生署、军医署、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新运医疗队、公谊救护队、英国红十字会医疗队等，合力共谋滇缅、滇越两线救护作业的完善与发展，为该区域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的同时，汤蠡舟还承担一些与医务工作有关的兼职，如1939年，被后勤部卫生处聘为名誉参议；1944年，汤恩伯的部队到达贵阳，部队为取得医疗上的帮助，聘汤蠡舟为医药顾问。
汤蠡舟担任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副总队长直到大约1945年11月，后改任总队长。1946年5月，救护总队奉命解散。
正如在《我们红十字会战时的工作》中，汤蠡舟总结性地写道：“抗战军兴，本部全体工作同仁，从事救护，慷慨英发，蓬勃奋发，靡役不从，已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写下光荣史诗，观兹河山永奠，日月重光，本部而随胜利结束。特辑斯册以志其乃为血汗所集成也。”
（前排左起第四人为汤蠡舟）
在抗日战争中汤蠡舟参与和领导战地救护的大致轨迹：
1937年夏开始，汤蠡舟因为战地救护工作需要，最早离开了上海舒适的家，熟悉的工作环境和自己参与创立的东南医学院，奔波于抗御日军的战场之间，完全把国家利益置于自己的小家庭之上。夫人许雅南独自带着1女3男4个小孩子生活在上海，最大的女儿当时只有10岁。形势日趋恶化，在上海完全沦陷前，大约在1940年初， 母亲携带3个男孩，最大的9岁，最小的3岁，随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及其他家属一起离开上海，开始了称为“逃难”的艰苦颠簸之路，历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四川、贵州等省。1940年初，母亲带3个男孩撤离上海时，大女儿由于小学快要毕业，暂时留下，由祖母和亲戚照顾。后在交通员的带领下，两度试图离开上海，直到1942年秋，才转辗到达贵阳。汤蠡舟见到15岁的大女儿自个儿安全到达非常高兴，在那个年代，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在路上的几个月，全无音讯。1942年底，母亲带孩子由重庆搬到贵阳，这时一家人才真正团聚在一起，前后历经了5年有余，其间的艰难和曲折难以言表。
在贵阳的几年，生活是艰难的，住的是草屋，吃得非常简单，时常还要提防轰炸。1944年冬，日军企图进攻贵阳，救护总队部大部分人员和家属迁到遵义北边的桐梓，汤蠡舟与少数几个人和一部汽车留守。时局缓和后，才又返回贵阳。下面的这张照片是汤蠡舟一家仅有的两张“全家福”之一。他在这张照片的背面写着4个大字“一群瘦人”，这是真实的写照，照片上的这些字至今还历历在目。尽管如此，一家人毕竟得到了团聚，看到那些因战争而妻离子散、漂泊不定、难以维继的家庭，我们还算是非常幸运的。
在山上，曾发生过的一件事，使汤蠡舟的一家永远记忆犹新。一天，长子汤卫城突发急性盲肠炎，那时能往哪里送？汤蠡舟是外科医生，深知时间耽误不起，当机立断，在山上找了间茅草屋，屋内用消过毒的白布搭成了一间临时手术室，请了护士陈鸿泽女士当助手，汤蠡舟亲自操刀为长子切除了发炎的盲肠。幸运的是手术一切顺利，总算度过了难关,化险为夷。手术后，汤蠡舟夫人还带其他几个子女去看望汤卫城，并给大家看放在盘中的，由手术刀切下的盲肠。按照一般的习惯和心理，外科医生是不愿意为自己的亲属下刀动手术的。当时，在情急之下，可见汤蠡舟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毅力。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底，救护总队搬至重庆，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署办公。内地大批人员争先恐后开始返回东部沿海地区，交通极其紧张。1946年初，母亲带小儿子先乘飞机回上海，后去南京。3、4月份，安排救护总队部工作人员与随行家属乘木船离开重庆后，汤蠡舟才飞往南京。船队顺江而下，途中经历了触礁、沉船等险情，抢救档案资料，修理破损木船，历时3个月左右时间，1946年6、7月，才到达南京。19岁的大女儿带领3个弟弟在救护总队袁松人夫妇照顾下，随同到南京，一家人在南京汇合。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汤蠡舟完全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个人和家庭的安危之上。
&&& （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善后工作
&&& 历经了8年艰苦卓绝，不屈不饶的斗争，在国际人类进步力量的支持下，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还须正视历史，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本质。汤蠡舟在《日军危害中国红十字会的罪行》（《红十字月刊》1946年第1期）一文中严厉谴责了侵华日军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在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有40多名职员死于日军的残害之下，为国殉职。汤蠡舟特别提出中国红十会把经调查日军侵害红十字会的罪行制成一篇血账。我们为了保护国家和自己的权益，为了维持国际法的尊严，为了惩儆战争罪犯和永葆未来的和平，这笔“血账”我们该记也该清算，我们必须完成这个工作，尤其是自红十字会的立场上格外要记上这笔“血账”，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最大慈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进入了“复员”时期，工作重心由战时救护转移到社会服务上来，为此提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口号，开展了广泛的慈善活动。
早在1943年10月，美国驻华红十字会代表就曾到贵阳总队部会商“战后复原期间红十字会工作问题”，12月12日，救护总队部参照当局颁布“党政各机关设计考核委员会组织通则”，成立设计考核委员会，作为复员设计机构。该委员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长兼救护总队部总队长胡兰生任主任委员，副总队长任副主任委员，由党政相关部门领导任常务委员、委员，共计15人组成。不久以后，救护总队部副总队长汤蠡舟等访晤江苏省政府秘书长胡嘉诚，商谈敌后游击区救护作业推行事宜。为了普及红十字会战后复员工作，救护总队部（国民党）特别党部还特别举行“中国红十字会战后工作计划”小组竞赛会，包括各区党（分）部党员都参加，汤蠡舟担任裁判之一。以计划的周密、切实、可行为评分标准。这无异于在救护总队内部对复员计划更为实际的、广泛的普及与动员。
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终于赢得了胜利。汤蠡舟指出，红十字会“当以善后救护为中心。凡返乡之人及复员之兵，其途中疾苦，皆为红十字会战后救护之对象。更当本万国红十字会之立场，对于战俘卫生及盟军所至各地之救护，皆需协助办理”，此后，红十字会“应以社会安全为中心。故需配合建国巨程，尽量发展各地红十字分会并建立分会各项事业之基础，使社会安全之大敌‘疾病’，赖红十字会之努力，得以预防与治疗，别公医以外，而有‘健康保险’之享受也”。救护总队解散之后，汤蠡舟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
&&& 儿童是国家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儿童福利工作成为“服务社会，博爱人群”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总会和地方分会的重视。1946年元旦，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成立第三处，专司社会服务工作，其中儿童福利工作则为七项中心工作之一。1946年7月起，红十字会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各地分署合作，办理儿童营养站，为12岁以下的贫苦儿童、贫苦孕妇及乳母提供服务。南京分会与行总苏宁分署率先合作，于南京中华路345号基督教堂开办第五营养站。营养站设顾问5人，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秘书长汤蠡舟、第三处处长陈蕙君、南京分会会长沈慧莲、中华路基督教会堂惠牧师及卫生署保健处处长施正信担任。
经过多年的战场救护，汤蠡舟深有感触“就医学教育而言，战前设施，完全为书本教育，实验教育，临床教育”，培养的医务人才“只知习于个人工作，不曾问闻社会动静，超然与世界相违”，今后应实施“计划的医学教育，使培养的人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以谋求全民族健康全人类幸福为职志”。（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东南医学院二二级毕业纪念刊》，东南医学院1933编印；戴斌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戴斌武：《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赵兴让：《一段美好的回忆—记在太行山医护八路军伤病员》，《新沂文史资料》1985年第1辑；薛庆煜：《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闻声人员训练所》，《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2期；池子华：《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战事救护》，《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李微：《试析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活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林可胜时期”》，《南通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池子华：《“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慈善活动纲论》，《文化学刊》2007年第5期；吴佩华、池子华：《从战地救护到社会服务-简论抗战后期中国红十字会的复员构想》，《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戴斌武、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述论——以武汉广州会战时期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尹青：《身份寻求与角色冲突-近代医生诊金问题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课题组：《南京红十字会的历史轨迹（）》，《红十字季刊》2012年第2期；罗婉娴：《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宣传特色——以〈良友画报〉 (年)的医药广告作研究个案》，《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3年；阎智海：《全面抗战时期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战地救护述评》，《红十字运动研究》2013年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及贵阳民革网、贵阳档案信息网、贵州档案方志信息网、中国人道网等网站资源，特此说明》）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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