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老包是什么蔬菜，如何栽培？刺老包是什么蔬菜，如何栽培？传播分享百家号刺老包，又称刺脑包、树头菜，树上长满刺，鸟类不敢落枝，所以又称“鹊不踏”。长得有点儿像香椿，但其实两者都不是一个科的，香椿属于楝科，树头菜属于山柑科。香椿由于香椿素的存在，吃起来香味浓郁、有点冲；树头菜作为一种清热解毒的植物，入口微苦，回味甜。▲香椿（左） 树头菜（右）树头菜主要分布在云南、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常生于平地或海拔1500m以下的湿润地区，是各民族都很喜欢食用的时令蔬菜。可食用的嫩茎嫩叶中水分含量较低，所以主要营养成分比例高于其他常见蔬菜。尤其是蛋白质含量，不但高且氨基酸种类齐全。据云南农科院研究，很早以前，傣族就将其驯化，栽培于房前屋后、庭院鱼塘。那时候吃树头菜的人还不多，每年三四月，谁家上山采笋，便会顺便采摘些树头菜，洗净用清水漂煮后沥干水分，拌上辣椒、盐、醋等作料，清爽可口，还可与鸡肉同炒、炖排骨汤、做酱腌菜等。后来吃的人多了，树头菜的价值研究和开发利用越来越受重视。记得应该是2000零几年的时候开始推广种植的。▲刚采摘的树头菜以下是栽培技术一、育苗分三种，一种是培育实生苗，一种是短穗扦插育苗，还有一种是根茎扦插育苗。（一）培育实生苗树头菜要3-4月趁嫩采摘，因为4-6月就会开花了，10-12月种子成熟。此时果皮部分破裂，种子呈红色，就可以留种了。留种母树要选无病虫害、发芽多、丛生性强、刺少、树芽紫红或淡绿的健壮株。（二）短穗扦插育苗插穗一般选择1年生半木质化枝条，要求生长健壮、无病虫害、刺少。剪取长度为10-15cm，保留3-5个芽眼。上剪口要求平整，位置最好在最顶上芽1cm处，下剪口切成斜口，位置在基部芽0.5cm处，不带侧枝，这样做是为了减少蒸发，增加生根面积。下剪口如放在空气中风干，让植株分泌的修复物质凝结在创口处，再用生根粉液浸泡，能提高成活率。亩插1.5万-1.7万株，株行距20cm*20cm，与地面呈45°扦插，入土15cm，最好外露一个芽眼，并调整到向北方向，浇水，减少太阳直射，天气太热需要加防晒网。（三）根茎扦插育苗树头菜的根茎上有许多腋芽，只要打破其休眠，腋芽就能萌发成苗。根茎直径在0.5-2厘米的野生树头菜根茎，切成10厘米长，消毒后即可作为种苗。扦插时种苗入土2/3，肉眼能看到1个腋芽为好，浇水，同样注意防晒。二、移栽树头菜喜阴凉、忌涝耐旱、耐瘠薄，适合微酸性的土壤环境。移栽一般在每年的1-2月进行，移栽在阴天，或晴天的下午四五点后，密度每亩110-150株左右为宜。移栽幼苗选择30厘米以上的，剪去树叶。移栽前挖好50*50*50厘米的定植坑，每坑施用腐熟农家肥10-20kg，加盖少量细土。把树苗固定在坑内，培土后浇定根水。▲有刺，为方便采摘，注意保持株高三、播后管理树头菜耐旱，成活率一般可达60--90%，土壤特别干燥的地区要注意浇水，保持根部湿润。一般3月初开始发芽，中旬长出真叶后，要注意清理病株和杂草，并施肥。苗长出3-4片真叶时，用腐熟有机肥稀液第一次追肥；长出5-6片真叶时，第二次追肥；长出8片真叶时，第三次追肥。每次追肥的浓度可逐渐增加。由于树头菜有刺，为了采摘方便，不宜过高，苗长到1.5米时要进行打顶，促进分支，一般将株高控制在2米左右。冬季重霜区要注意覆盖防冻。四、采收栽培一年后，就可以采收，采收时同样注意固定树形，保持树高。树头菜一年可采收3-4次，进入秋季停采，初冬落叶前，再次修剪固定树形，并追一次芽肥，提高来年产量。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传播分享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推荐各种有用的信息给大家，谢谢关注。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p&双标党一贯屁股先行，然后键盘手术修改别人文章，然后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如此弄巧成拙的方式反而能更容易解答这个问题，把全文发出来就可以了。&/p&&p&&a class=&member_mention& href=&//www.zhihu.com/people/ba3fc2ca88bcd3675e5bd& data-hash=&ba3fc2ca88bcd3675e5bd& data-hovercard=&p$b$ba3fc2ca88bcd3675e5bd&&@风龙云虎&/a& 劝你别再用如此拙劣的方式回答了，掉价。&/p&&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50/v2-e9d47bff7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678& data-rawheight=&59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78&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50/v2-e9d47bff7_r.jpg&&&/figure&&p&此文作者是邓　广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可在中国农村研究网查看全文，&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ww.ccrs.org.cn/list/Default.aspx%3Fkeyword%3D%25E5%25B1%25B1%25E4%25B8%259C%25E8%25A7%25A3%25E6%2594%25BE%25E5%258C%25BA%25E7%259A%%E6%259D%%25B4%25A2%25E7%25B2%25AE%25E5%25BE%%%26col%3Dtitle&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中国农村研究网&/a&下文用粗体字标出风龙云虎处心积虑隐藏的信息：&/p&&p&山东解放区的农村财粮征收（）节录（&b&选择性眼瞎&/b&）&/p&&p&&b&【摘　要】年间，因战争持续及脱产人员激增，山东解放区一直处于财粮紧张状态。为此，解放区不断强化对农村的征收，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缺粮严重，以至发生饥荒和逃荒的情况。但是，山东解放区并没有重蹈中央苏区因人力物力耗尽而失败的覆辙，不仅将战争坚持了下来，而且还靠农村财粮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间的原因相当复杂，但中共领导机关身处农村，总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缓和农村出现的危机，理当是关键中的关键。（&/b&摘要这种重要的信息居然故意忽略掉，马脚如此明显&b&）&/b&&/p&&p&&b&财粮征收，自古以来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政府征收过多，则民困；民众存留过多，则国穷，因此如何平衡征收就显得尤为重要。相对以往政权在征收中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中共则显示了强大的征收能力。正如孔飞力所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农业集体化，使征收成为政府与基层政权间的问题，成功化解了政府向农民个体征收的难题。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即便在1949年前，与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相比，中共在农村的财粮征收也颇为成功。杜赞奇、李里峰的研究表明，中共成功地排挤了具有破坏性的“中间人”的操纵。刘昶和周祖文的研究指出，中共充分依靠和发挥了“村庄”在征收中的作用。陈永发则强调了征收过程中，中共干部在农村动员中所发挥的作用。&/b&&/p&&p&&b&不过，上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征收方式的改变和征收技巧的运用，并没有探究战时中共的财粮需求情况、征收量以及农民的负担能力等问题。征收方式和征收技巧的改进尽管有助于中共获得更多财粮，但众所周知，近代农民收入有限，农村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杨奎松和黄道炫对中共苏区的研究表明，财粮和兵源的枯竭曾经就是苏区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苏区革命的失败，使立足农村的中共在资源汲取上的困难突显，此后解放战争中，中共问鼎中原，则掩盖了这一问题。可以想见的是，苏区的沉痛教训理当成为内战时期中共财粮征收的前车之鉴，但问题是，面对内战中庞大的财粮需求和农村疲弱的生产力，中共又是如何具体解决两者平衡问题的呢？&/b&&/p&&p&&b&现有关于此方面的探讨，主要有财政部编写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3卷）一书的第三章和李成瑞《解放战争时期农业征收情况的回顾》一文。通过这两项研究可以大致了解内战时期中共历年的粮食征收量和农民平均负担量，但两项研究论述都太过宏观，且过于依赖未必十分准确的统计数据来做分析，因此并不能从中了解这一时期中共不同地区具体的财粮征收情况及其政策方针变动的原委，更无法真切了解各解放区农民对于负担变化的承受能力及其实际生存状态。&/b&&/p&&p&&b&本文以内战时期山东解放区为对象，希望能够基于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境对中共的财粮需求状况，征收量和征收政策在不同时期变动的情况，以及农民实际负担与生存状态的变化情况，做一具体、微观的考察梳理。在此基础上，拟对山东解放区战时财粮征收机制及其危机应对方法的内在逻辑做出分析。&/b&&/p&&p&&b&一、1946年：战争初期的征收与发还&/b&&/p&&p&&b&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作为政府在农村最主要征收项目的公粮，其征收标准为战争爆发前的和平时期制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财粮需求是否可以保证，农民负担状况又如何呢？&/b&&/p&&p&&b&（一）战争爆发前征收政策的制定&/b&&/p&&p&&b&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面积迅速扩大。据统计，1945年上半年，山东根据地尚不及全省面积总数的70%；至1946年3月，已超全省面积的90%。可以说，至1946年春，中共已经控制了山东境内的绝大部分地区。&/b&&/p&&p&&b&随着占领区扩大，中共党政军人员也迅速增加。战后原应控制在8万人左右的地方工作人员（不包括部队），在1946年春省粮食局统计时却有18万之多，超过编制1倍以上。军队人数也大量增加。1944年末山东根据地正规军为15万，经1945年春季作战，发展至20万，抗战胜利初期，一度达到27万。其后虽有大批调往东北，但南方新四军迅速北移填充，再加地方扩军，实际山东兵力仍旧维持在27万左右。两项合计，1946年春山东党政军脱产人员达到45万，约占解放区人口总数的1.55%。&/b&&/p&&p&&b&上述情形使得财粮征收预算出现相互抵消的可能，一方面脱产人员增多，提高了财粮需求总量；另一方面解放区面积扩大，财粮负担面增加，又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那么，当时的实际财政情况怎样？&/b&&/p&&p&&b&1946年1月，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分析该年上半年的财经情况，指出“自去秋大进军以来，地区空前扩大，人口增加，这在财经工作上说来，实已具备了克服困难的客观条件”，但几个月时间，因“军费空前的庞大”，“造成财政上亏空很大”。当年春天，省实业厅厅长薛暮桥进一步告诫说，新收复地区“由于长期受敌伪压榨，不仅不能负担，还需要救济，更需要建设”。他特别提到，战后山东根据地一度用有限的农村财粮去发展城市经济和矿业生产，投入过大但效益不显。上述情形造成的后果是，“在经费方面五个月的开支多于抗战八年的总和，比去年一年多二十倍”。用他的话讲，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到不能支持的地步”。&/b&&/p&&p&年初（1946）马歇尔访华成功调停国共争端，国共两党实现了关内停战，加之1月全国政协的召开，使得国内和平氛围高涨。经过八年战争破坏，为减轻农民负担和休养生息，全国政协会议通过了“免征田赋一年”的决定。山东解放区的干部、群众普遍相信和平时期不应再征田赋。然而，面对财粮困难的现实，山东省政府没有依照政协决议行事，而是继续征收。当征收办法公布后，不仅引起了解放区民众的不满，而且也引发了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华东局不得不出面“登报声明停止征收”。“开支庞大，财政上困难”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最终，山东省政府“将田赋名称改为部队复员费”，事实上还是进行了征收。&/p&&p&&b&鉴于田赋征收的教训，山东省政府有意识地避免在征收问题上再次引发民众的不满。当时对粮库工作的指示中就特别提到，“和平时期到来之后，群众一致的迫切要求是生息休养，如我们漠视群众的这一心理，不严格制度，减轻群众负担，即不能争取群众人心向我，而遭受群众的厌弃”。但财政困难的现实不仅要求非征不可，而且还要有所增加。5月15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该年公粮征收办法，表面上与1945年征收标准大致相同，但细心比较会发现，往年征收时为照顾自耕农或雇工之生产，在计算负担时均先扣除20%的农本费，但在新办法中这一规定被删掉了。由于自耕农与雇工之生产方式基本涵盖了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阶层，也即是说，此规定删除后，除地主外，各阶层的实际征收量均被提高了。&/b&&/p&&p&&b&（二）战争爆发后的追加征收与农民负担情况&/b&&/p&&p&&b&6月国共内战正式爆发，在中共各解放区中，山东因经海路与东北相沟通，又与内地冀鲁豫相连，故战略地位重要。同时，与山东同属华东局管辖的苏北临近国民政府首府南京，使得华东解放区成为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统计显示，这一年国民党军中约三成的进攻部队用于华东地区。客观上，苏北的屏障作用使国民党军尚未倾全力进攻山东，饶是如此，国民党军仍在山东战场集中了近半数的华东进攻兵力。&/b&&/p&&p&&b&在山东，该年国民党军的进攻主要集中在津浦和胶济两条铁路线附近，意图先打通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再依托铁路侵入内地。随着战争全面展开，山东省政府的财粮开支急剧增加，战争爆发不足3个月，财粮紧缺的问题就严重暴露。据9月初华东局召开的扩大财委会会议透露，“一般预算异常庞大，收支不平衡，而支出预算竟超过总收入之一倍半”。特别是为争夺胶济铁路，国共双方在胶东南海和西海地区用兵甚多，胶东财粮开支激增，9月上旬胶东反映“近几个月来的开支，远远超过以往分割局面下游击战争全年所需”。&/b&&/p&&p&&b&在开支骤增的情况下，财粮收入却大为减少。以粮食为例，该年夏秋近200万亩耕地遭受水灾，再加之被国民党军侵占10个县，使得山东省政府实际可征收地区大为缩减。而且，即便在可征收范围内，伴随着下半年土改的进行，农户土地趋于分散，按农户人均土地累进征收的公粮也必然减少。当时华东局估计，山东省政府原计划征收的9亿斤公粮，减征当在1亿斤以上。如此，造成了“收入大大减少，而开支却无限增加”的紧张局面。&/b&&/p&&p&&b&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山东省政府在尽量紧缩开支的同时，也不得不在增加征收上做工作。除了提前征收下期田赋外，9月5日，山东省政府委员会又做出“提高本年秋季公粮征收率百分之二十”的决定。该月下旬，又宣布追加田赋并动员农民献棉。&/b&&/p&&p&&b&该年为内战爆发后的头半年，而且，农民秋季收获的粮食是要接到来年夏收，按理年底时农民手中仍应有一定余粮。查阅山东各解放区资料，渤海区和大鲁南地区的农民对征收并没有太多逆反，相较而言，胶东农民的反应显得十分强烈。&/b&&/p&&p&……11月29日，胶东行署主任曹漫之在内部会议中称：“现各地要求减少秋粮征收，各处反映情况甚多”，因征收过多，“牙前（县）老百姓已有光剩地瓜、花生的了”。荣成县反映，有关征收的传言颇多，雨山区某集上群众抱怨“算盘子一响，地级一涨，公粮一纳，圈钱一幢”，甚至传言发生了农户因纳不起公粮而上吊的恶性事件。具体情形也可从年底征收工作总结中看出，胶东粮食局局长金明总结该年秋征称，“负担太重，特别中贫农太重，北海（专署）有上吊的”。行署直辖的威海市反映“中农以下负担重，收后无粮”；南海专署认为，征收办法“对军工烈属与鳏寡孤独照顾不够，负担不起”；北海专署称，征粮方法生硬，“不宣传不教育，给粮就好”；西海专署报告，“有的群众组织暴动，昌乐区昌X孙家把征收员扣起来一天多”，“有的因怕负担，土改不敢要地”。&/p&&p&&b&该年胶东征收到底有多重？数据的分析提供了更直观的认识。表1反映的是1945年和1946年胶东区人均征收情况。对比发现，1946年胶东各阶层的征收量均大大提高，尤其是中贫农征收增加最为明显，人均产量200-500斤者与往年相比征收增幅达40%以上。而且，对农民而言，负担并非仅限于此，由于战争的进行，各种非常规的村摊派也比往年增多。1946年底，胶东行署称该年村摊派“往往占政府正税80%，甚至有个别的占到182%”。因此，各种征收相加，农民所剩可支配粮食就大大减少。11月底，胶东行署副主任孙子明明确表示，“今年村中都有饥荒”。&/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3.zhimg.com/50/v2-87cd36fdab4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616& data-rawheight=&20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16&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50/v2-87cd36fdab4_r.jpg&&&/figure&&/b&&p&&br&&/p&&p&&br&&/p&&p&&b&上述情况显示，相对抗战时期中贫农较轻的负担，内战初年有些地方已经造成了包括中贫农在内农民的强烈不满，甚至是反抗。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征收工作反映的严重情况，胶东区党委相当重视。如11月区委听闻荣成县有因纳粮上吊者后，立即要求荣成县委彻查。再如，11月26日，省粮食局副局长冯平公开批评部分征收人员持有单纯的“仁政”观点，坚持认为公粮并不过重，胶东行署很快进行反思，提出不同看法。11月29日行署专门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减轻农民负担。曹漫之在会上明确讲：“打仗是为了人民，如果人民无力负担，仗就干脆不能打。”会议决定，党政军精简节约，紧缩开支，将节省出的粮食发还农民，以缓解农民生活之困难。会议当天就确定了发还方案，发还对象以中贫农为主，产粮少者多发，产粮多者少发，加上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发还总量共计约6000万斤，行署会议称这一比重已达到了该年征粮总量的20%。&/b&&/p&&p&&b&胶东行署在财粮紧张的情况下，以发还粮的方式缓解了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这在体现解放区政府关心民众疾苦的同时，也反映了即便在内战初期中共在部分地区已经面临在农村资源汲取上的困难。此后两年山东地区战争更为激烈，财粮需求也相应骤增，如何把握征收强度，平衡政府用粮与农民吃粮间的矛盾，这一难题已经悄然摆在中共面前。&/b&&/p&&p&&b&二、1947年：战争胶着下的强征与减免&/b&&/p&&p&&b&进入1947年，国民党军将战火全面烧向山东。继年初鲁南大战和2月莱芜战役后，国民党军于3月间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战接连不断，4月蒙山、临蒙阻击战及泰安战役，5月孟良崮战役，7月南麻、临朐战役，10月胶河战役，11月莱阳战役。这些大战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军队参战，加之大量支前民工，财粮需求量必然高于往年。&/b&&/p&&p&&b&（一）财粮需求量&/b&&/p&&p&&b&尽管1946年战争爆发后，山东解放区追加了征收，但有证据表明，山东省政府的财粮并不宽松。11月间，财粮困难的华中解放区向山东电报求援，并派华中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曾山亲赴山东借钱。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电示山东，“必须尽一切可能从财粮、金融各方面支持华中”。照理，华中与山东同属华东局领导，且华中对山东有南面屏障作用，加之中央要求，山东没有不尽力援助之道理。但实际上，华中解放区并没有从山东得到想要的帮助。&/b&&/p&&p&&b&12月中旬，经宿北战役后，中共被迫放弃华中根据地，华中主力和后方机关人员大部转入山东解放区。如此，山东脱产人员骤增至近百万之多，这进一步加剧了山东解放区的财粮紧张。据1947年初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华东局财委会书记黎玉在华东财委扩大会议上报告，山东“现存粮食，与今年上半年之吃粮数目，收入不敷在一万万斤以上，实为惊人之巨大亏空”。&/b&&/p&&p&&b&如此高的脱产人数，农民能否负担得起，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用黎玉的话讲，抗战时山东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才占人口总数1.7%，至多不超过2%，已经感到困难了”。如今脱产比例猛增到3.2%，困难可想而知。也难怪晋冀鲁豫区党委副书记薄一波在得知这一情况时会惊讶地感叹：“一个省供应这么多人，如何渡过这个难关？！”&/b&&/p&&p&&b&当时解放区财粮紧张也并非山东特殊情形。1947年3月，为研究解决财粮负担问题，北方各主要解放区的财经人员在河北邯郸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与会者专门对农民负担能力进行精细研究。据该会议分析，正常情况下，每100个农民只能供养2个脱产人员，即脱产比例最多不能超过2%。该分析是基于华北解放区一个农民平均收获400斤小米计算出来的。根据抗战时期山东滨海和胶东等地调查，贫农每年平均收入在300斤上下，中农在300-600斤之间。中贫农收获量折合起来，与华北农民收获量相差不大。因此，按照上述分析，山东3.2%的脱产比例，显然已大大超出了当地农民的负担能力。&/b&&/p&&p&&b&该年山东解放区的财粮供给甚至为中共中央所担忧。5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专门致电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局负责人陈毅、饶漱石等人，告诫要特别注意粮食问题，称“你处中心关键，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27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以全力在现地区坚持八九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斗争”。&/b&&/p&&p&&b&该年财粮供给如此严重，山东解放区是如何征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呢？因各地战争形势不同，以下分别以战争主战场的大鲁南地区和后方的渤海地区为例做一考察。&/b&&/p&&p&&b&（二）大鲁南的财粮压力和征收&/b&&/p&&p&&b&上半年山东境内几次大战均发生在鲁中、鲁南和滨海组成的大鲁南地区，相应地，华野部队和后勤人员也大多集结于此，致使该地财粮紧缺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年初黎玉报告分析，大鲁南地区脱产人员为山东脱产人员总数的65%，有58.5万人。该地总人口1000万左右，脱产比例高达5.85%，这几乎是2%警戒线的近3倍。加之战争的影响，该地部分地区很快沦为敌占区或边沿区，财粮征收面缩小，情况更加严重。&/b&&/p&&p&&b&粮食不足的问题，年初就很快出现。1月31日，山东省政府称：“目前滨海、鲁南几个战场上，粮食已经呈现恐慌。”薛暮桥在5月财粮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大鲁南今春的财粮供给，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到二月底滨海、鲁南两区的公粮已差不多吃完了，鲁中所存的也不多。”按惯例，每年政府首次征粮要等到6月小麦收获后。以薛暮桥所言，大鲁南地区上半年粮食供给缺口竟达3个多月之久，可见缺粮问题已极为严重。&/b&&/p&&p&&b&此时，胶东和渤海尚有部分余粮，但受运输条件等限制，调运有限。&/b&&/p&&p&……华东局不得不决定在2月间向大鲁南地区预借1亿斤公粮，此数为该地上年秋季公粮的35%-40%。此时正值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农民余粮本即不多，不可避免地“普遍发生摊派现象”。如临朐县李家营村，由于村民不肯借粮，征收人员和村干部就直接到村民家中强行翻（抢）粮。&b&淮安地区的老百姓也反映“八路军的政策变了”。&/b&&/p&&p&&b&进入4月，国民党军大举进犯沂蒙地区，华野活动受限，被压缩在蒙阴、沂源、沂中及沂南等地，特别是这些地区的山间要道成了各主力、民兵、民夫、后勤、伤员以及军工烈属的集结地。据报告，这几个县所存之粮很快就被用光，外粮亦无法尽快转运进来，党政军民几乎把当地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以沂源县为例，1947年该县总人口约十七八万。从2月莱芜战役至5月孟良崮战役期间，华野主力和后勤机关大部驻扎此地。此外，还有2个行署、4个专署和14个县政府的后方留守人员。据不完全统计，移驻沂源境内的有20万人，超过沂源县人口数。县委要求“砸锅卖铁支援前线”，除按低标准留下农民口粮外，其余都用“借”的方式给了部队。当时财粮的紧张，也可从与之临近的沂中、莱芜等地的情形看出，据事后报告，孟良崮战役前，沂中地区“反复借粮数次，借粮数超过应征公粮五六倍，结果造成群众断粮、军民交困的情况”。孟良崮战役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也坦承，“内线作战消灭敌人是好的，但长期在一个地区作战，人力物力总是要枯竭的，莱芜、沂蒙便是如此”。&/b&&/p&&p&资源枯竭并非仅局限于财粮，不被注意的柴草问题，在当时也成为困扰中共和农民的难题。……4月初，有公开报道直言，“目前某些地方已发生严重的柴荒”，“某些部队机关已烧过公草三四倍，以致发生了杀果树，烧牛草等现象”。……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盖草，历山区唐家溜一个村就拆了十几间房子。7月华东局向中央报告也反映，因部队烧柴缺乏，“有拆屋当烧柴”等情况的发生。&/p&&p&&b&事实上，近代华北农村的燃料本来就不足，农民仅靠农作物秸秆或拾柴尚不能完全解决自家燃料问题，甚至不得不买柴。资料显示，20世纪20年代，为满足最低限度的燃料需求，鲁中和鲁东的20多个地区每年各自输入东北木材达100万元以上。因此，在农民自家烧柴都不宽松的情况下，难以应对大军云集对柴草的大规模需求。&/b&&/p&&p&&b&当时沂源县农民无法解决烧柴问题，便只得砍树。沂蒙山区本应不缺乏树木，但当时确实已不敷使用。如西河村将祖坟老林中明代的风水树都砍了给部队做柴烧。除此之外，甚至拆住房的木棒和盖草，历山区唐家溜一个村就拆了十几间房子。7月华东局向中央报告也反映，因部队烧柴缺乏，“有拆屋当烧柴”等情况的发生。&/b&&/p&&p&&b&马草也同样匮乏，马匹的饲养即成问题。情况严重者如孟良崮战役期间，沂源县悦庄无法喂养部队的40匹军马，农户霰义胜把刚盖的三间新房上的草全部扒下来，洗净泥巴，送去喂马。除了“拆新屋”外，沂蒙地委在向上级报告中反映，一些地区甚至“割麦苗，把马放春地”。沂蒙地委也深知此行为对于军民关系影响之严重，请求上级尽快调剂马草，否则“今后只有割麦子，结果是很危险的”。&/b&&/p&&p&&b&在当时报道和后来史书中，上述砍树、拆屋等情形均被作为农民舍小家顾大家，积极支前的表现，但这给当地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是毋庸置疑的。如鲁中某县3个区，为了供应过境军队的急需，农民将牛草“尽量拿出”，春耕时则出现牛草缺乏的问题。孟良崮战役后，省支前委员会对高庄村调查，发现该村烧柴、牲口饲料均已枯竭，农民为牲口发愁。过去支前积极分子抗属王清阁说：“没得支援了，自己都饿着肚子了。”而且，从当时向上级反映的内部报告看，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与公开报道相差甚远。如当时沂蒙地委反映“群众对我相当不满，觉得‘没有天下了’，说‘八路军不要老百姓了’等等”，甚至因此出现“群众逃跑，躲避”等问题。无论群众还是村干，一般是说“没有东西了，出来应付不了，挨打挨骂”。为此，沂蒙地委不得不向上级提出，在大军云集，粮草殆尽的情况下，如此就地取粮，“长此下去，势必使群众脱离”。&/b&&/p&&p&&b&由此可知，该年上半年大鲁南的部分农村几乎陷入财粮枯竭的境地。不过，正如沂蒙地委向上级汇报的那样，作为上级的鲁中行署乃至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对此问题已极为清楚，并尽力为减轻农民负担做出种种努力。&/b&&/p&&p&&b&针对脱产人员过于集中、驻地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6月8日，鲁中支前司令部明令：部队只有在“预先准备粮食不足，而又一时调运不到”时才能就地食粮，而且必须“以区为单位，进行统一布置筹划”，“尽可能不要驻哪庄吃哪庄，以造成群众负担轻重不均的偏向”。对于驻地马草紧张的问题，鲁中行署在对各地有草户进行预借的同时，要求“各分区进行有计划的调剂，把偏僻村庄的草尽量地搬运到需到的地方上去”。&/b&&/p&&p&&b&当然，减缓这些地区农民负担最有效的办法是转移军队。该年7月，历经半年苦战的华东野战军分兵，跳出大鲁南。值得注意的是，据华野司令员陈毅后来讲，华野分兵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为了缓解该地的财粮压力。他指出，当时部队集中，“吃用很大，不能支持好久，以后不得不分散，因为吃光了，山东虽然富庶，也吃不消”。在华野撤离大鲁南后，国民党军主力也随之撤离，该地战勤压力骤减，农民负担相对减轻。&/b&&/p&&p&&b&（三）渤海区的财粮压力和征收&/b&&/p&&p&&b&如果说该年大鲁南的财粮紧张和农民负担沉重是因战争这一无法避免的客观原因造成的，渤海解放区则代表了该年未受战争破坏地区的情形。根据年初黎玉财经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计算，渤海区脱产比例仅为1.75%，并未超过2%的警戒线。当时黎玉也提到，没有战事的“渤海、胶东有余粮”。这是否意味着渤海区可以从容应对财粮需求？&/b&&/p&&p&&b&公粮是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最主要的征收项目，公粮征收的增减直接左右农民负担的轻重。通过渤海区，可以观察该年公粮征收和农民负担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内战爆发后，各区公粮征收量和具体征收办法，由山东省政府每年统一制定，各行署多是遵照执行。因此，先应对该年山东省政府征收量和征收办法有所考察。&/b&&/p&&p&……公粮是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最主要的征收项目，公粮征收的增减直接左右农民负担的轻重。……因时局紧张和财粮短缺，山东省政府大幅提高了该年公粮征收量。对比上一年全省87万担的征收量，该年征收达到了160万担，“总负担额加重了将近一倍”。具体到渤海区，该年预计征收量为6亿斤，相较去年2.9亿斤，超出1倍多。&/p&&p&&b&在征收总量大幅提高的同时，具体落实到各阶层的负担比重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公粮以农户人均土地多少累进征收，抗战时期，负担多集中在占地较多的地主和富农身上。然而，1946年土改的进行，使得农村各阶层土地占有量发生明显变化。根据1947年初各地调查，农村各阶层人均土地已大体趋于平均，多在2-4亩之间。在公粮征收上，上年人均4亩以上累进率开始达到20%，人均10亩以上累进率才达最高值35%（见表2）。如今人均占地4亩以上的农户已经不多，继续按照原有累进率，政府将很难征收到原有公粮数，更遑论征收量翻番了。&/b&&/p&&p&&b&基于上述原因，1947年春，山东省政府重新修订公粮征收累进率。对此，省粮食局也讲到“三十五年度征收办法颁布在‘五四’土改指示之前，到三十六年度土改复查初期，山东由不平衡的土地关系基本上已起了变化，因之负担率也随之改变”。&/b&&/p&&p&&b&4月下旬山东省政府公布该年征粮办法，由表2可知，与上年相比，人均2-4.7亩之间，累进率大幅提升。该年夏征时，省粮食局就特别指出，“今年的负担，重点在中农阶层”。实际上，此时各阶级的土地已经趋于平均，人均2-4亩者已不仅是中农，地主、富农和贫农人均土地量也多处于这一区间。也即是说，此时农村已经普遍“中农化”了，相应地，公粮的征收也要“中农化”。&/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4.zhimg.com/50/v2-30ec4aacb39d65428b92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96& data-rawheight=&17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96& data-original=&https://pic4.zhimg.com/50/v2-30ec4aacb39d65428b92_r.jpg&&&/figure&&/b&&p&&br&&/p&&p&&br&&/p&&p&&b&除了征收任务提高和纳粮主体改变外，上年和平土改和地形、土质等与征收看似无关之问题，客观上也增加了该年公粮的征收强度。根据中央有关土改的“五四指示”精神，1946年山东解放区的土改，主要是动员和鼓励占地多者以献田的方式，而非斗争方式拿出土地。既然是献田，而非强迫，故献田者为了自身利益，所献出的土地多是远地或贫瘠地。其中，与麦地相比，非麦地因收益相对较差，成为献地的主要部分。这在当时政府、得地者以及献地者看来并没有不妥。&/b&&/p&&p&&b&然而，上述土地转移方式在1947年夏季公粮征收时显现弊端。这是因为贫雇农所得到的非麦地，是春季播种、秋季收获，在夏季公粮征收时并没有收获物。但是，政府计算公粮是以农户全部土地一年收获量计算，并没有具体区分农户夏秋收获物的比例。故贫雇农虽然分得了土地，但这些土地夏季没有收获物，夏征时则需要提前支付这些土地的负担，而且因土地增多，累进率也随之提高，无形中负担增加更多。如7月初，渤海行署机关报反映临邑县的情形，“据调查，翻身群众所获土地一般麦地少，形成麦粮负担相对较重”。&/b&&/p&&p&&b&尽管渤海行署在夏征前就已意识到此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补充指示，允许麦地较少的农户“根据麦地成数征收”，“若麦季毫无麦粮收益，可缓至秋季一起征收”。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一指示并没有被真正执行。如该年渤海夏征任务为2亿斤，若麦地少者可少交或缓交，该年夏征完成量应低于任务量，但据9月统计，该年夏季实征2.2亿斤。这说明农户因麦粮不足，少交或缓交的情形并不普遍。这从事后调查中也能得到证实，&/b&&/p&&p&……有资料显示，“雇贫农之负担比例达到百分之一百，或一百多，甚至百分之二百，据说有的负担比百分之二百还要多，这个情形是相当普遍，雇贫农叫苦连天”。据1948年惠民县于韩庄调查，上年“在征收麦粮时，雇贫连分到的白地（没有收获物的土地——引者注）也一块负担麦粮，致使很多户剩不下麦子”。据阳信县调查，“有些贫农只是麦季公粮一项就压的他们半死不活了，马家、王坡家庄都能找出几个这种受难的贫农来……使他们不得不借粮或籴粮来缴纳。无怪老百姓说‘就数咱穷人命苦’，‘翻身把麦种子都赔上了’，‘再也别翻身了’，‘八路军比汉奸队强的也不多’”。这两县是渤海行署机关所在地，情况尚且如此，更不要说较为偏远的地区了。&/p&&p&&b&此外，地形、土质问题也增加了该年农民夏征的负担压力，具体到渤海区则是土地盐碱问题。渤海区地形平坦，适宜小麦的种植。但同时，该区也是黄淮海平原盐碱地的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地区土壤盐碱，制约了小麦的种植。简言之，土壤盐碱是受气候、地形和水文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原处于地下的盐分汇集到农作物所需土壤层所致。山东为何独以渤海区盐碱化突出？这与该地特有的地形有关。该地以平原为主，地势平缓，使得地面和地下径流滞缓，盐分不易被水流带走，地下水因蒸发向上运动占优势时，蒸发积盐作用大于降水淋盐作用，土壤就会发生盐碱化。特别是平原中地势低洼地区水盐最易汇集，易于盐碱化。此外，该区黄河两岸大堤的背河浸润洼地常年受黄河水侧渗补给，排水不畅，盐渍化也非常严重。除了内陆平原的盐碱化外，靠近渤海的滨海地带，因海潮浸渍洼地，海水沿河倒灌，海水顶托地下水等，也形成大面积的盐碱地。根据作物生长对土壤要求，这些盐碱地区不宜种植小麦，多是种植耐盐碱能力较高的棉花和高粱。如渤海一专署的吴桥和黄骅两县，因受盐碱化影响，1949年前吴桥县“农业以棉花为主，播种面积一般占耕地面积的50%左右”。黄骅县“全县盐碱地42.9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6%”，“在一些瘠薄易旱地块，则只种植抗碱、耐旱涝的高粱”。&/b&&/p&&p&&b&对该年夏征不利的是，高粱、棉花均属秋熟作物，也即是说，在夏季公粮征收时，因土地盐碱未种植小麦的地区也要背负麦粮的负担。如表3所示，位于黄河沿岸土地盐碱的高苑县，小麦种植比例极低，种植最多的是棉花和高粱。在该年夏征中，该县为了完成任务，开展“倾家荡产，支援前线的立功运动”，结果“许多贫苦农民扫光了囤”。河西村贫农王大娘在“多征立功”的号召下，“连借给别人缴，带自己缴，把全年麦子都缴光”了。“沈家贫农沈大娘为了‘快缴公粮’，把自己穿的褂子都卖掉了”。又如，吴桥县东集区“因地坏种棉，种麦少”，致使该区夏征额高达84%。一专署大流街村174户村民中有81户不种植小麦，“也必须按征粮办法缴纳麦粮”。&/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50/v2-be5cd637d56f58c60d0fcc2a45ac7473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93& data-rawheight=&15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93&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50/v2-be5cd637d56f58c60d0fcc2a45ac7473_r.jpg&&&/figure&&/b&&p&&br&&/p&&p&&br&&/p&&p&&b&受上述因素影响，该年渤海地区夏季公粮负担格外加重。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渤海区特有之问题，征收总量的提高和征收办法的改定由山东省政府决定，上年以“献田”为主的和平土改也为山东解放区统一行为，尽管盐碱地为渤海区特例，但&/b&&/p&&p&……胶东、大鲁南一些丘陵山地因缺乏灌溉和土质等原因，同样不宜种植小麦，政府也大多要求按任务量征收。如胶东滨北专署反映，五莲区不根据麦子的收获实际情况，一律征收30%，使个别群众花钱买麦缴粮，怨声载道。又如胶县墨河区群众为此不要地了，把契约都要交出来。&/p&&p&渤海区为完成任务，征收过程中强征不断，如渤海区粮食局副局长王有山就明确提出，“借粮交粮，籴粮交粮，完不成任务就是没有战争观念”。不过，问题很快被上级发现。8月中旬，以邓子恢、舒同为首的华东局工作委员会到达渤海指导工作，“发现普遍的强迫命令，苛杂骚扰，群众负担极重，对我仇恨甚大”。在10月华东工委召开的渤海区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子恢公开讲：“人民负担非常之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造成人民的怨声载道，离心离德。”舒同甚至不忘以苏区的教训警戒，“我们中央苏区最后不能坚持而被迫万里长征，除了路线错误之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财政的枯竭，人力物力财力的枯竭，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b&基于此种认识，华东区工委立即将工作重心转到减免农民负担的问题上来。&/b&&/p&&p&&b&然而，此时渤海行署财粮格外紧张。作为山东解放区的大后方，从上半年开始，鲁中、鲁南大量后方工作人员以及难民陆续转移至该地。加之，8月中旬华东工委和华野后勤也转入该地，使该地脱产人数激增。据9月华东区工委统计，当时渤海区脱产人数为41.05万人。以该地800万人口计，脱产比例高达5%，这使渤海区也面临上半年大鲁南所遭遇的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因大鲁南受战争摧残，此时补给华野西兵团的任务，完全落在了渤海区身上，故当时渤海行署的财粮开支浩大。据此后总结，粮食供应“每日不下百万斤”。至11月时，甚至连印钞纸都已用光，即便想增发纸币也不可能。此时，陈毅为解决西兵团供给问题，从前线返回渤海区，他了解到的情况是：&/b&&/p&&p&&b&我到渤海后，了解此地经济情形，维持至今年底即差40亿元，连同明年上半年开支共需240亿元，而渤海可能之收入仅约50亿元，尚差190亿元无法解决。并且，这个预算对东兵团的任何供给都不在内，只包括西兵团之炮弹电料及单衣一套，至于另一套单衣和菜金杂支费，尚待邯郸局以至中央工委设法解决。&/b&&/p&&p&&b&鉴于农民负担异常沉重，以往靠征收解决政府财粮问题的办法已行不通。不仅如此，华东区工委为减轻农民负担，在没有更多财粮来源的情况下，毅然作出“减除公粮三分之一”的决定，即秋粮征收量由原计划的3.8亿斤减少至2.5亿斤。同样，该年胶东（不包括滨北区）秋征也减征近1.2亿斤，减幅在21%左右。加上受战争因素等影响，该年山东解放区秋季公粮多推迟至1948年一二月间（旧历春节前）才行征收，故秋征对于下半年农民吃粮并未产生实质影响。&/b&&/p&&p&&b&对于政府本身财粮困难，华东区工委以“精简编制”，降低“供给标准”和“清查物资”的方式解决，在“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配合下，收效极大。据1948年初省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刘瑞龙介绍，渤海区不仅“亏空全部弥补，还有余力供给野战军”。&/b&&/p&&p&&b&三、1948年春夏：救灾与征收&/b&&/p&&p&&b&1947年底，中共在山东已经扭转了军事上的被动，转入战略反攻，在1948年上半年接连收复胶济线重镇周村、潍县等地。然而，与军事上凯歌高奏不同的是，1948年春夏间，山东全省普遍灾荒，农村财粮整体上趋于枯竭。面对此种情形，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又如何应对？&/b&&/p&&p&&b&（一）春荒救灾&/b&&/p&&p&&b&受1947年战争破坏、土改过“左”以及天灾影响，1948年初山东解放区早早陷入严重的春荒之中。1月9日省粮食局下发的战胜粮荒紧急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各地粮荒现象，已日趋严重”。该年新旧历相距较远，1月9日按农村通用之旧历实为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即是说，在农历春节前一个月即已出现粮荒问题了。加之，春节前进行的秋征又进一步紧缩了农民口粮，加剧了该年的春荒。7月华东局的一份报告印证了年初的粮食不足，称“入冬不久，鲁南、鲁中、胶东、苏北各地灾民计达三四百万，其中今春一月断炊者与仅能维持至三月者便有数十万人”。&/b&&/p&&p&&b&具体到胶东，1947年下半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争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1948年初，天津《大公报》如此描述当地情形：“目前胶东共区，壮年都被征走了，遗留下的老弱妇孺，耕种无力，田地荒芜，给了一个保队编组，看守家乡。小麦依然未下种，三十七年春荒就要临头了。”胶东灾情最为严重者为南海和西海两区。1月19日，南海地委分析：“受灾难的区域全南海八个县就有33个区，其中最严重，生活无法维持者即有21个区，如按人口计算将有70万人口左右”，约占南海总人口的1/4。即便收成最好的平南罗兰区和平东石砚区，也不过七成年景。&/b&&/p&&p&&b&渤海和大鲁南情形也大致如此。1947年底华东工委委员张蓬向邓子恢报告，渤海三专署地区“由于水灾，食粮不多，明春灾荒饥饿可能严重”。大鲁南地区灾情最严重的是上年受战争破坏最重的沂源县，据2月间沂源县张庄区书记朱涛汇报，“张庄区灾情非常严重，群众既没吃的又没烧的，已经饿死了三口人”。鲁南区党委书记傅秋涛也提到：鲁南“今春灾情特别严重，今春有二十万人口没有饭吃，缺粮一个月至三个月是普遍现象”。他强调，与战争相比，缺粮是“最大危机”，“成了能够坚持的主要问题”。&/b&&/p&&p&&b&由此可知，1948年初山东农民缺粮问题已非常突出，经一年半战争，农村财粮已近于枯竭，山东省政府财粮状况亦很紧张。2月，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分析，在华野西兵团已经外线作战的情况下，上半年政府“现有的粮食尚差两个月”。此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中央的汇报也指出：“严重战争与灾荒造成去冬今春华东财政粮食严重的困难”。各地对此也有反映，如南海区年初分析“按预计的秋征粮计算，党政军也仅能吃到三月底”。&/b&&/p&&p&&b&农村和政府均已陷入财粮危机，成为摆在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面前尤为棘手的问题。显然，向农民借粮已成为不可能之事，曾山明确讲：“上年缺粮时还可向群众借”，然而，“今天人民还少二三个月粮，你再借，群众就要向你拼命了”。相反，面对此种情形，基于长期形成的群众观念，华东局首先采取的是向灾区拨粮救济。2月底，华东局确定“生产救灾”作为该年政府的中心工作，明确提出“不饿死一个人”的口号，全力救灾。以灾情严重的大鲁南地区为例，仅1月至3月，华东局就向该地调剂粮食达3400万斤，发放救济款370亿元（北海币），并减免灾区田赋。经政府救济和组织生产，至麦收前，尽管山东解放区农民生活极为艰难，但绝大部分安然度过春荒难关。&/b&&/p&&p&&b&当然，政府把财粮全力用于救灾，不可避免地加剧“山东空前的财政困难”。“当时估计，全省上半年财政赤字最少要超过400亿以上。”对于自身困难，华东局借鉴上年渤海区经验，以清理物资、降低生活标准和整编后方机关的方式加以解决。年初山东80万脱产人员，至9月饶漱石向中央报告时已降至60多万，减少近1/4。并通过取消中灶，降低伙食标准和个人津贴，进一步减少开支。此外，华东局在清理物资方面也取得明显效果，“缴公物资达北票500亿元”。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是，“上半年六个月对部队四大器材及对各机关的供给几乎全部停发，均由各部节余解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山东上半年财政实际亏空仅100亿元，比年初预计减少了3/4。&/b&&/p&&p&&b&（二）夏荒征收&/b&&/p&&p&&b&艰难度过春荒后，农民最为迫切的是尽快接上夏粮。夏收的好坏关系着农民吃粮和政府征收的增减。夏季的主要收获作物小麦，为上年秋季种植，上年种植情况直接影响着该年收获的高低。据1948年各类调查反映，上年不仅“麦子种的很少，而且种的不好”。如胶东南海区600万亩耕地，往年可种小麦300万亩，1947年仅种植180万亩，有120万亩未能播种。“如果每亩以一百斤计算，则将有一万万二千万斤小麦歉收”。即便如此，南海似乎还是胶东种麦面积较好的地区，因为胶东上年“秋种麦仅及往年二分之一”。山东其他地区的情况也不乐观，1947年底张蓬汇报他所视察的渤海区，“一路上所到之处民生疲敝，小清河北的孬地秋天未耕，一片荒草和高粱秆子，麦田下种的极少，因为战争及群众生产情绪不高，怕种了麦子自己吃不到，完全交公粮。据广饶县县长谈，种麦地数只占往年的30%，减少了70%”。&/b&&/p&&p&&b&可以想见，在上年小麦种植偏低的情况下，该年夏季小麦并不可能得到丰收，等待农民的将是又一个灾荒——夏荒（亦称“麦荒”）。进入6月，鲁中沂北县委在工作汇报中就反映：“虽然麦前一般的解决了灾荒的严重，但夏荒须引起我们的加倍注意，尤其长安区、韩旺区。如长安区不仅春荒，因去年受沂城敌人抢扰，麦子种的很少，全区种了不满总地亩23%的麦子，有的村种的太少了，大滑石沟才种了5小亩，韩旺区种了15674亩，麦子占总地亩数的21%。”&/b&&/p&&p&&b&对于种麦较少的问题，尽管政府在上年年底就已意识到，并积极鼓励农民补种早熟作物，“多种瓜菜等粮食代用品，多种早熟庄稼”，但受现实影响，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如该年5月胶东昌南县南孟区调查，春荒时节，许多农户由于缺乏种子，再加顾虑种在距家较远的庄稼地里被人偷去，自己吃不着，故早熟瓜菜粮种的不多，曹戈庄每户仅平均1.2分地，而“麦后荠荠菜老了，树被顽军杀光，连树叶都没有，麦子种的比往年又少，长的又不好”。如此，夏荒即成为必然。再如沂北县，“根据各区报告及县里干部到几个区的调查了解，沂北由于春荒基础，麦荒仍是严重，有些区麦收后麦粮打下，故能解决问题。但有些区由于麦种过少，饥荒绝粮现象仍然存在。”麦荒到来，“青菜不多，豆角、方瓜下不来，树头菜已老，即便吃糠也是不多，时值青黄不接”。农户认为，“在家没盼头了，不如早出外逃荒，免得晚了走不动了，所以群众纷纷酝酿到外地逃荒，徐家洼一带几个村子走了十数户（内军属数户），全区未有统计，韩旺区已走了200余户逃荒户，一家有走一半的，有的光留下劳动力”。&/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50/v2-ca74b7a788af12598afcd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96& data-rawheight=&20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96&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50/v2-ca74b7a788af12598afcd_r.jpg&&&/figure&&/b&&p&&br&&/p&&p&&br&&/p&&p&&b&春荒后接连夏荒，农民尚无法从灾荒中恢复过来，夏征自然又会遭遇严重困难。对此，华东局已有预判，在3月生产救荒时就曾强调：“今年夏征的负担必须减低。”&/b&&/p&&p&&b&从征收总量看，由表4可知，1948年胶东在人口、土地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夏征较上年度减少7000万斤，约1/3。渤海在土地增加的情况下，夏征也减少约6400万斤，减少1/4多。大鲁南尽管人口、土地和征收量均有增长，但人口增长幅度为70%，土地增长幅度为52%，夏征额增长幅度仅为18%。可以看出，该年中共也是努力为保障农民生活而尽力减少夏征。&/b&&/p&&p&&b&从具体各阶层负担比重观之，该年山东解放区大部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土改，基本实现了土地的平均，地主富农不再占有较多土地，甚至个别地区土改后“贫雇农地多，中农次之，富农地少，地主最少”，出现土地占有的“倒宝塔”现象。因此，抗战以来针对地主富农土地过多所执行的累进征收方式已经失去意义；人均土地数相近，也失去了累进的可能。基于此，该年山东省政府实行了更为简便的按亩纳粮的征收方式。&/b&&/p&&p&&b&具体办法是以户为单位，每中亩全年征收公粮30斤。这一征收标准是高还是低呢？据该年夏征统计，渤海区人均土地3中亩以上，胶东、大鲁南人均土地2亩2分。同年6月华东局秘书处的统计大致相同，渤海人均3.2中亩；胶东人均2.77中亩；鲁中和鲁南人均分别为1.65中亩和1.54中亩。以渤海区人均3中亩为例，假定该农户家中5口人，全家即有土地15中亩。根据1946年、1947年与1948年公粮征收办法，可计算出该户3年公粮负担量。由表5可知，该户在1948年所纳公粮最少，较之1946年减少14%，较之1947年减少49%。假若以胶东或大鲁南人均占地分析，因人均土地低于3中亩，享有免征5分或7分地的照顾，其1948年征收额相比渤海区还要低。&/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1.zhimg.com/50/v2-086ee6f220da5cfa9525def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95& data-rawheight=&12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95& data-original=&https://pic1.zhimg.com/50/v2-086ee6f220da5cfa9525def_r.jpg&&&/figure&&/b&&p&&br&&/p&&p&&br&&/p&&p&&b&如前所述，该年山东夏收不理想，农民依然遭受夏荒威胁。7月中旬，华东局甚至向中央请示，鉴于“各地灾情仍较严重”，希望放弃执行中央继续土改与整党的命令，仍以“生产救灾或生产备荒为中心任务。故尽管华东局已经大幅削减夏征任务量，但在实际征收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往年征收中所发生的与农民间的冲突。实际上，即便是政府人员，对征收也多持不理解之态度。5月底，山东省政府机关报发表的动员征粮社论中，指出干部中存在着“错误”思想：“有些同志认为，大军已部分南下，地区已经扩大，所以今年公粮应该大大减轻，甚至不征。或认为征公粮与生产救灾矛盾，甚至有个别同志号召群众自动吃公粮，分公粮的严重错误行为。个别幼稚的同志竟把征收公粮认为不合群众利益，把征收公粮的同志看作没有‘群众观点’。”&/b&&/p&&p&&b&可以肯定地说，党政人员将征粮视为无“群众观念”的认识，绝非“个别幼稚的同志”，此种观念在各地普遍存在。如胶东区党委在夏征动员时，各地委员对夏征颇有怨言，许多人反映“负担虽然减轻了，但灾情也很重，为什么征这么多的粮”。潍南县征收员也提出，“今年严重的灾荒，群众缺衣少食，我们还向群众征粮，似乎对不起群众，无法向群众进行教育解释”。胶高县征收干部认为，“老百姓遭了一春罪，吃了一春菜”，“看到群众因无有麦草，囤里无有粮，即发愁，觉得今春我们给老百姓东西（如救济粮、工赈粮、贷款等），但现在有些老百姓还是很困难，我们再伸手向群众要，觉得很难的”。&/b&&/p&&p&&b&从该年胶东滨北七县夏征工作总结可知，在征收中均出现农户欠交、不交的问题，但为了完成任务，也采用了押人或打人等逼迫方式。其中，诸城县夏征总结反映的农户欠交情形最为普遍。该县城北区欠户最多，“前马连河子共70户，尾欠41户；大宋仁200户，欠101户；后马连河子180户，欠50户；上沟河214户，欠83户；后古庄111户，欠30多户；崖头130户，欠71户；胡家楼160户，欠60户；西郭家埠140户，欠100多户，只交齐三四十户；角村300余户，欠50余户”。为征齐尾欠，前马连河子村召集尾欠户会议，“干部轮流吃饭，不叫群众吃饭，最后有2户没办法就说俺卖锅卖柜也拿上就是了”。莒北县贾悦区“灾情很重”，为追缴尾欠，“押人12余名”。胶南县林许区押12人，并以押人作为完成任务的经验在本区传播。&/b&&/p&&p&&b&四、1948年秋后：有重点的继续征收&/b&&/p&&p&&b&农民在熬过春夏粮食严重短缺之苦后，迎来秋收。前述上年秋季麦种偏低，大量土地荒芜，不过，这些荒地在该年春季政府组织的生产救灾中大部分种植了作物。据华东局秘书处6月间统计，年初山东解放区荒地多达200余万亩，经春季生产救灾，减少了近140万亩。夏季继续灭荒，7月间，灭荒数已达到150万亩。受气温等条件限制，这些春夏间被消灭的荒地，除了种植早熟瓜菜外，多为秋熟作物，事实上，即便种植早熟瓜菜，也可在收获后接茬种植晚秋成熟作物。如此，无形增加了该年秋熟作物的种植量。又因夏秋水旱灾害较少，该年秋季收成大好。&/b&&/p&&p&&b&11月27日，饶漱石向中央汇报“今年华东秋收一般约七八成，为四年来最好年景”。第二年省实业厅分析，“1948年秋季收成，除部分灾区外，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个别地区达到九成年景。胶东一般地区1948年秋季收成较1947年增产1/3到1/2，接近1946年的生产水平。渤海一般均在七成至八成年景，鲁中南约六成至七成年景，少数县份达八成年景，较1947年增产二成至三成不等。”粮食丰产，加之上半年制定的公粮征收标准不高，相对缓解了农民春夏缺粮的困境。不过，战争仍然在继续，相较胶东与渤海两区，大鲁南作为济南战役的作战地和此后淮海战役与渡江战役的邻近地，仍然承担着较大压力。&/b&&/p&&p&&b&（一）济南战役时的预征&/b&&/p&&p&&b&为了尽快解放山东，继7月中旬兖州战役后，中共中央要求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野东兵团乘胜拿下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所在地济南。许、谭计划于7月22日进攻济南，但是，远在豫皖苏作战的华野代司令粟裕认为，以许谭现有兵力“攻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休整一个月后，由华野东、西兵团合力进攻济南。有鉴于此，中央否决了许谭计划。攻打济南的时间拖延了下来，但是，相应的进攻部队仍在临近济南的泰安、兖州等地集结。而且，为增强作战兵力，原本已经南下豫皖苏作战的华野西兵团回撤山东，苏北兵团的两个纵队和一个旅也北调参战。据粟裕称，在济南战役中，中共在山东总兵力达到32万人，国民党守城和可能增援兵力仅28万人，“出现了我军在兵力上优于敌人的新局面”。然而，对后勤供给而言，大军云集对财粮的需求必然增加。山东省政府除从渤海地区调运部分粮食外，只得向战争所在地的大鲁南地区就近预征秋粮。&/b&&/p&&p&&b&按照省支前委员会要求，大鲁南地区需供应担任“打援”任务的华野6个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以及鲁中南部队共8支部队的粮食需求。根据预计，8支部队和支前民工每日需粮70万斤，供应3个月即需6300万斤，而当时鲁中南靠近作战区的二、四、五专署粮库仅有存粮2800万斤，缺口在一半以上。&/b&&/p&&p&&b&资料显示，山东省政府于8月即下发预征指示，限月底完成。此时“高粱才上场，谷子还未收”，农民手中粮食有限，据鲁中南第五专署反映，经请示后，预征工作延缓至9月。9月15日，省支前委员会再次分派预征任务，要求第四专署最低预征秋粮3000万斤，此数为该地秋征总量（秋公粮加下期田赋）的1/2；二专署预征2000万斤，为秋征总量一半；五专署预征1000万斤，为秋征总量的2/3；三个专署共计预征6000万斤。&/b&&/p&&p&&b&对农民较好的是，此时秋季作物已开始收获，如9月22日第四专署白彦县县委书记陶有亮汇报，该地秋季高粱、早豆均已收割完毕。这部分缓解了交粮压力，但由于部队过境紧急，预征作为突击任务，还是给当地农民带来不小困难。第四专署反映泗水和济北两县麦粮全部吃光，“尤其是济北，部队过路，他们一点麦粮没有，部队非吃不可，有的直接向老百姓要、扒，有的找区部”。对于该问题，区、县政府均无力解决。&/b&&/p&&p&&b&这从该地给部队提供的加工粮品质上也可看出些许问题，当时加工粮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是“质量低，杂物多”。如第四专署的邹县“小麦、面粉内普遍有砂，约占百分之五上下，同时面粉既黑又粗，且杂有麸皮，小米内的谷子也很多，约占百分之十上下”。另据报告，该县加工粮中总共“有几万斤至几十万斤的砂子、谷子和糠”。第四专署的凫山县和第七专署的宁阳县“供应面中还有掺石灰的”。究其原因，除了任务紧迫，征收人员工作不细致外，也能反映部分农民对于预征的态度。&/b&&/p&&p&&b&（二）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的秋征与借粮&/b&&/p&&p&&b&经过8昼夜激战，9月24日，中共顺利攻下济南。此后不久，临沂城和烟台市也相继解放，山东境内的国共战争基本结束。不过，随之进行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依然需要山东解放区的财粮支持。&/b&&/p&&p&&b&对于淮海战役，华野指挥官认为，“继济南战役胜利之后，根据目前全国形势与部队的思想情绪，均有胜利条件与信心，所感困难者，唯有粮食问题”。由此可知后勤供给压力之大。据战后统计，在两个多月的淮海战役中，中共军队和民工实际用粮4.3亿斤，但为了保障供给，山东、冀鲁豫和豫皖苏等解放区共筹集粮食9.6亿斤，是实际用粮的2倍还多。在上述各解放区中，山东筹粮最多，为3.9亿斤，占战争供应总量的40%。那么，山东从哪些地区，以何种方式筹集到如此多的粮食？&/b&&/p&&p&&b&就地区而言，距战场较远的渤海区筹粮1.1亿斤，胶东滨北区筹粮1000万斤，剩余2.7亿斤则全部靠距战场相对较近的大鲁南供应。对于筹粮方式，现有分析多指出农民积极支前，捐粮献粮。实际上，济南战役的预征和正常的秋季公粮征收是粮食筹集最主要的途径。&/b&&/p&&p&&b&华野设想的济南战役，在攻下济南城的同时，歼灭大量由陇海路北上的国民党援军。故华野预计济南战役的作战时间，短则20天1个月，长则3个月。所以，为保障战役的粮食供应，省支委向大鲁南下发的预征粮任务，计划供应时间为3个月，也即粮食要持续供应到12月中旬。由于济南战役仅用时8天，故济南战役已经完结和尚未完结的预征均转入淮海战役的用粮之中。据此后不完全统计，9、10两月大鲁南共预征秋粮8000余万斤。&/b&&/p&&p&&b&当然，对于大鲁南2.7亿斤的粮食供应，8000余万斤的预征粮为数太少。不过，进入11月，按惯例进行的秋征开始，秋粮的征收成为粮食筹集的最主要方式。如渤海区12月间1.1亿斤的筹粮，完全可以从该地4亿斤秋季公粮征收中支出。然而，这对于大鲁南仍有一定难度，这是因为该地秋征总量也仅为2.6亿斤，也即是说，大鲁南全部秋征粮仍低于该地对淮海战役所供应的粮食量。这使得该地一些需粮紧张的地区不得不进行借粮。如峄县粮食局称“在全力支援伟大淮海战役中，44天完成了上级所给200万斤借粮任务”。沂蒙等地也进行了借粮。&/b&&/p&&p&……据一些地区的调查和内部会议讨论可知，当时借粮强度非常之高。鲁中南邳县运南区是新收复区，除了按亩摊派，每亩征收10斤（麦、秋粮各半），可预借到35万斤外，另通过查封方式，不管地富贫雇，“只要发现大批存粮”，就由政府收取，供前线部队使用。据统计，以此方式所收之粮竟然与按亩摊派预借数相当，也为35万斤。该县为完成任务，“县到村硬压任务，不择手段，打押现象很多”，“致有的村出现三光（柴粮用光，壮丁出光）”。&/p&&p&&b&接夏粮前，淮海战役并非最后之征收，该战役结束不久，山东省政府就酝酿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筹集粮食。日，正式下发预借指示，分析“现存公粮距离实际需要约差二亿斤以上”，要求“为了保证部队休整及出击期间的军粮”，争取在2月底前预借公粮2.2亿斤。由表6可知，渤海和大鲁南继续成为借粮最多的地区。渤海区上年秋季公粮共征收4亿斤，此次预借粮为秋征量的25%。大鲁南秋征公粮2.6亿斤，此次预借为秋征量的23%。胶东秋征3亿斤，此次预借为秋征量的16.6%。&/b&&/p&&p&&br&&/p&&p&&br&&/p&&b&&figure&&img src=&https://pic2.zhimg.com/50/v2-14dec6a7c55f9efc83b0388_b.jpg&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595& data-rawheight=&10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95& data-original=&https://pic2.zhimg.com/50/v2-14dec6a7c55f9efc83b0388_r.jpg&&&/figure&&/b&&p&&br&&/p&&p&&br&&/p&&p&&b&此时已为春荒时节，农民余粮不多，特别是大鲁南地区经淮海战役筹粮，余粮更少，各地方政府多感到借粮困难。鲁中南二地委在动员借粮时，承认存在着诸多困难：“群众刚交过了公粮田赋，过去的借粮尚未还清，部分地区收成不好，且完成任务时间短促”。沂蒙专署反映，“各县接到任务后，区村干部思想发愁，有的认为公粮还没彻底结束，又向群众借粮，没法向群众说；有的认为以前借还没归还，再向群众借粮，群众有怨言；有的认为春荒严重，群众没的吃，没法向群众要；有的认为自报公议群众不能报，又不准摊派，怎么会能完成任务”。&/b&&/p&&p&&b&（三）春荒与再救济&/b&&/p&&p&&b&由于秋征以及借粮，至1949年春，山东解放区特别是大鲁南地区，农民缺粮问题再次发生。仅据公开报道便知，1949年初，“鲁中南南部苍山、赵镈、兰陵、费县、邳县、峄县、临城、麓水、铜山等县今春灾荒仍相当严重”，“老区一般缺一个月的粮食”，新区“缺两个月的粮食”。缺粮农民“从去年秋季即开始逃荒”，据1月间统计，“灾情严重地区已逃荒人口达1/3到1/2左右。如岳城区幽关联防1038户、4761人，已逃荒者达314户、1235人，占全人口的1/3。兰陵兰城店区唐村（灾重村）27户、128人，逃21户、102人；桃皿村84户、249人，逃荒65户、210人，两村逃荒合计占1/2左右。”&/b&&/p&&p&&b&胶东自1948年下半年即远离战场，在山东境内该地供应前线的财粮最少。但即便如此，1949年3月间也同样出现农民缺粮和大量逃荒现象。如3月初，蓬莱县“发现农民有讨饭的，三月四日那一天，就有十余户烈军荣工属到区里去要救济粮，后来就越来越多”。昆嵛县管山区反映，“据三月上半月统计，全区27个行政村逃荒的占全区总户数的9%，绝粮户占总数15.5%，灾情已很严重”。&/b&&/p&&p&&b&中共扎根农村，对农村情形极为了解，而且出于一切为贫雇农的“阶级观念”，对农民生活也总是尽力关照。旧历年前，鲁中南行署对军、烈、荣、工属中缺少粮食又无法解决者，提供了300万斤粮食救济。&/b&&/p&&p&&b&当意识到初春农民普遍吃粮困难后，救济工作也随即展开。以灾情严重的大鲁南为例，1月间，鲁中南五地委发现该地农民严重缺粮后，即向上级党委报告，并提出相应救灾措施。2月20日，鲁中南行署明确“灾区应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区党委组织工作队，“亲到兰陵，凫山等灾重地区帮助工作”。3月13日，区党委“又成立生产救灾委员会，每天用电话联系，掌握各地灾情，及时具体指导各地生产救灾工作”。&/b&&/p&&p&&b&事实上，经历上年春夏严重灾荒后，山东解放区政府对于救灾工作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应对方案，1949年救灾工作相对更易开展。据7月小麦收获后的报道，“鲁中南二百万灾民……已基本上胜利的度过了严重的灾荒”。&/b&&/p&&p&&b&五、结语&/b&&/p&&p&&b&由上述考察不难发现，三年内战中，因战争的持续和脱产人员的增加，中共山东解放区一直处于财粮高度紧张状态。&/b&……山东省政府不得不经常增加对农村的征收，或追加、或预征、或预借，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部分地区财粮枯竭，农民缺粮、逃荒、饿死和自杀等现象时有发生。&b&因此，与以往政权征收情况，包括与抗战期间根据地征收情况相比，内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农民的负担极其沉重，长时间持续下去势必会重蹈苏区失败的覆辙。但与苏维埃时期不同的是，三年来，无论财粮及军需紧张到何种程度，中共始终能够注意到农民的实际承受度，当征收力度太大导致农村陷入危机时，总能发现并能够及时地调整政策，或减免或救济，以恢复农民的信心。纵观内战三年，中共山东解放区政权的征收政策明显地存在加征与减免（救济）两个方面，在满足战争对财粮需求的同时，不得不照顾民生。&/b&&/p&&p&&b&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面对既不能停止战争，又不能过度伤害农民这一两难境况，中共是靠怎样的机制或方法避免了苏区时期所犯的错误呢？&/b&&/p&&p&……从苏区，到抗战根据地，再到解放区，中共政权不同于其他政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前所未有地将政权建立到了村子，基本上消灭了杜赞奇所谓自古以来就存在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各种“保护型经纪”和“营利型经纪”，并将村里的贫苦农民骨干培养成自己的代理人。因而，它形成了对农村人力物力资源从上到下极其强大的控制力。这样一种“集权式”的组织和动员体制，极其有利于战争的需要，但与此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容易竭泽而渔的严重危险。中央苏区当年战争失败，除了苏区当时回旋余地过窄以外，临时中央过度征发，且未能及时发现和解决农村严重危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b&必须指出，在三年内战期间，山东解放区各级政权也曾经不止一次地重复当年临时中央的思维方式，过多地从战争需要和军事危机的角度出发，下达了过多过高的征发指标。其强大的征发机制很容易地便将指标落实下去，从而造成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致使一些地区的农民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之中。但是，有两个重要因素起了作用。一是中共解放区政权，如华东局和山东省政府，都直接工作、生活在农村和农民当中，与农民有着密切的往来，因而很容易发现过度征发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进而及时改变政策，展开各种救助措施。二是苏维埃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教训给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领导人的印象深刻，因此抗战八年中中共各级政权关于阶级意识和群众观点的教育，对多数中高级干部来说影响深远。任何可能过度伤害农民的情况，都比较容易引起他们的警惕。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山东解放区各区县历次征收工作的内部讨论，还是从相关部门的总结汇报，均能发现其影响的痕迹。一旦涉及征发任务的具体安排时，解放区党政干部总是难免会围绕着究竟应该更多地强调群众观点，还是应该更多地强调战争观点发生争论。&/b&&/p&&p&&b&当然，山东解放区能够将三年战争坚持下来，还有其他因素。应该提到的一点是，这时的国共战争已大不同于中央苏区时期。与中央苏区时期相比，中共在三年内战时期所控制的区域和人口增加太多。哪怕只是一个山东解放区，其面积就是中央苏区的3.5倍，人口为中央苏区的近10倍，国民党兵力根本无法像当年对中央苏区那样形成有效“围剿”。因此，战争虽然激烈、频繁、持续时间长，也只是分时段分地区在进行，故山东各解放区间仍可进行一定的物资互济。加之山东境内历次战役短则几天，长则十几天，单次作战的持续时间并不长，这也相对提高了交战地区农村对战争的适应力。&/b&&/p&&hr&&p&&br&&/p&&p&鉴于此公还有李先念与日军在小港签订条约，日军向新四军交保护费等神论，所谓屁股先行不过如此吧，既然在此问题上屁股遮挡脑袋了，哪还有什么心情去客观的回答问题，只能去什么什么群，什么什么文件夹翻翻有什么黑料罢了。&/p&&p&怎么用上文回答问题呢“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是如何做到清廉和团结的“？共产党也做不到绝对清廉和团结，但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共产党这个现代化的政党能做到发现问题后，从而着手解决问题。&/p&
双标党一贯屁股先行，然后键盘手术修改别人文章，然后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如此弄巧成拙的方式反而能更容易解答这个问题，把全文发出来就可以了。 劝你别再用如此拙劣的方式回答了，掉价。此文作者是邓 广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
&p&一战以后，由于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比较紊乱，工人罢工，间谍搞破坏啊，地方反对党武装结社之类的事情，政府无法合法的去解决，比如工人罢工问题，工厂主往往在政府中有人，工人一闹起来，在民国时代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和工厂主联合起来，雇佣一些流氓地痞，抓住工人的头目打一顿，绑架，或者恐吓，半夜砸你玻璃，或者干脆废你一只手，一个器官，甚至于杀死几个人来立威。&/p&&p&当时的政府，普遍使用这样的手段去应付一些事情，也就促使了流氓地痞集团的诞生，关于流氓地痞无赖们的手段的和规模，解放前后都有许多书籍记录，具体的书名我也没耐心给你查，解放后上海公安部发了很多这方面的调查资料，有心寻找真相就自己查，杂志《上海档案》89年第四期对旧社会上海滩贩毒流氓们的罪恶行径有过系统的介绍。&/p&&p&都是恶贯满盈，臭不要脸的，有娘生没娘养的畜生。本来不想答这个题目，因为我说得再多，也不如过去几年一些公知啊文摘啊的地摊文深入人心，但是一水的歌功颂德也太让我恶心了，不得不谈。&/p&&p&杜月笙这个人是什么性质呢？我就明确的告诉你，是反动统治阶级的脏手套，暗杀、绑架、抢劫、破坏工会、强制卖淫、贩卖人口、毒品贩卖、贿赂走路子等等事情，无恶不作，干的都是断子绝孙的勾当。破坏工会这种事情，《雷雨》看过吧？只要工人不听话，要求加薪，或者要求休息，就给你搞一个大新闻，怎么死的工人都有，有时候通过工长，叫几十个闹得凶的工人到某某地方，然后直接冲锋枪一梭子打死，回去以后把他们的儿子女儿老婆父母之类的也给痛揍一顿，在大街上打，让大家都看看青帮的势力。&/p&&p&贩卖人口这种事情，你直接搜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的唐人街的家族来源就行了，死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劳工，大多是从上海被骗出去的，男的下煤矿，铁矿干活，几年甚至几个月一个人就给你用死了，女的就是强制卖淫，实在长得丑的也是下矿，修铁路，用死。我们常常听说日本有很多女性到东南亚甚至欧洲去卖淫，有用贝塔换军舰的说法，当年的中国女性被诓骗出去的更多，因为杜月笙这几个流氓是无法无天。&/p&&p&&br&&/p&&p&毒品贩卖这个，清末以来，除了太平天国在南方有效的禁烟以外，清和孙中山时代国民党都有心无力，蒋介石国民党就有意思了，身为执政党，拿鸦片来做生意。&/p&&p&到了1930年左右，上海几乎成为一座瘾君子之城，随处可见贩卖毒品的小商小贩，并且流行一种“弹子”“红丸”，就是用海洛因和一些高根，搓成一个小球球，比鸦片烟方便，不用煎，也很便宜，所以广受好评，流行街头巷尾，这种珠子吃了以后成瘾性很强，而且大多数人会逐渐加大剂量，往往过了几年或者几个月就形同骷髅，病发身亡，毒性比鸦片大得多。&/p&&p&“千古流芳”杜圣人旗下就有这个生意。&/p&&p&强制卖淫这个，解放前中国的南京、上海是嫖中国鸡的圣地，全世界都闻名，小女孩，老女人，黑的白的瘦的胖的都有，可谓是一个享誉全球，形成了品牌效应的行业，芥川龙之介有篇文章，叫南京的基督，原型就是流传在南京妓女界的一个故事，杜月笙在这件事上替我们的祖国增光添彩，并且替我们的女性同胞，一衣带水的同胞，解决了就业问题，真是圣人啊。&/p&&p&十二三岁的女孩几块钱就破处了，很多鸡头从家乡把这些女孩骗过来，说是进工厂，或者是相亲之类的，到地方就打，打老实了找客户，逼的你卖到一身病，一两年后身体虚弱到不行了，就把你往门外边一踢，“老子养了你一年，够日子了，也不找你要钱，滚吧。”这些鸡头上面有总鸡头，总鸡头抽成给杜月笙。杜月笙旗下有正规的大妓院，走高雅路线，也就是现在的所谓会所，沟通官商界人士。也有路边巷子里的小妓院，一个小流氓控制几个女孩，每天赚了钱都交给杜统领。日本人贝塔换军舰，杜统领贝塔换鸦片再卖给中国人，赚了大钱投资政治，再捐点钱赈灾抗日，摇身一变流芳百世。问题是他成了政治家以后也没有停止这些营生而是变本加厉。&br&&/p&&p&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教父三部曲，我是在爱奇艺看的，爱奇艺弹幕普遍还都算明事理，哪怕到了第三部，大家看惯了这些人的作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牵动观众们的心，但当二代教父的女儿被杀手射中，教父抱着她在戏剧院台阶上哭泣的时候，也有好几句弹幕明明白白的说：这是报应。&/p&&p&为什么说这是报应？因为这就是报应，有个成语叫鱼肉百姓，什么意思？就是把百姓当做提款机，想踢两脚踢两脚，想拿钱就拿钱。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杜月笙和青帮还有上海滩那些所谓的大佬都有一定的认识了。&/p&&p&政治是世界上最黑暗的东西，民国的政治是最最黑暗的，民国上海滩的权钱交易是最最最最最最黑暗肮脏的，没有底线的肮脏。上海青帮，在四一二以及前后，屠杀了数千名工人，诱杀了许多工人罢工头领。在租界内外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公开经营毒品公司、妓院、赌场，组织底层成员偷窃、抢劫、敲诈、绑架等，无休止的贪婪敛财，49年杜月笙跑了，黄金荣已经八十多岁，卧病在床，死猪不怕开水烫，希望死在上海。于是在家中储备了大量的毒品和财产，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都有毒瘾，所以他在解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纸醉金迷的，并且51年以前他的几个戏院都还照常营业，为他积累财产。&/p&&p&但解放后，血泪控诉黄金荣、杜月笙的书信，和上访的民众数以千计，上海市民每天都在黄公馆门口拉横幅，咒骂他，恨不能和他同归于尽。51年5月黄金荣终于受不了了，花钱在文汇报上刊登了自己的道歉信，说自己可以改过自新，要求政府和人民饶恕。但被他迫害过的人太多，导致天下人请杀，使他越来越害怕，就自发的上街扫大街以自贱，没有人强迫他，黄金荣的子孙和精神子孙不要强行加戏。溥仪在满洲游街的时候，人民虽然恨他，但也没有人上前打他。&/p&&p&杜月笙死后，子孙后代捞够资产，移居海外，成功洗白，再不涉黑。&/p&&p&人生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求你聪明，也不要求你做什么大事，但起码要知道明是非，知道谁对你好，谁对你不好，不要人云亦云，替这些臭流氓翻案，你们替他们翻案，说这些流氓千古流芳，就是在侮辱整个中华民族三千年以来所有保持操守付出奉献的人。当一个臭流氓都有大批人歌颂的时候，这个文明还会再产生伟大的人吗？还会有人产生洁身自好的动力吗？&/p&&p&杜月笙名声在大陆好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一点，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还是古代的老一套，专对有名有姓的人去理解，枉顾人民大众，在他们眼里，杜月笙杀死的那些人都不是人。&/p&&p&你这不是替人卖了自己还帮人算钱吗？？？&/p&&p&四十岁左右，我在小东门巡捕房做探目，由小东门一个姓王的介绍，认识了杜月笙，后来巡捕房禁烟，由&b&杜月笙&/b&、张啸林、金廷荪来与我商量，请我帮忙，让他们&b&私卖烟土（海洛因，鸦片）&/b&，我就与法国头脑费沃利谈好，就让他们做，现在想想，这种事体都不应该的。————51年黄金荣自白书（避重就轻，只承认了贩卖烟土，同时他也知道他和杜月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所以没有过分的咬杜月笙。并且强行给自己加戏，夸大自己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支持，并且这封信还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叫了个小辈替他代笔。）&/p&&p&&br&&/p&&p&另杜黄的得势与他们会做人大智慧之类的无关，会做人的臭流氓上海滩多的是，人精遍地走，他俩得势无非是勾搭上了蒋介石的这条线，撞了大运而已，至于蒋介石为什么会得势？因为孙科太年轻太森破，胡汉民是个读书人，汪精卫太犹豫，但三位好歹是认认真真冲着革命来的，尤其胡汉民，是真真正正和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在报纸上论战过的。蒋介石直接一臭流氓，一不知革命，二不知社会发展，靠一手绑架软禁刺杀玩街头政治上台，三个臭鸡蛋这就开始了他们祸国殃民的旅程。&/p&&p&各个恶贯满盈，贩卖鸦片，逼良为娼，发国难财。但有时摇身一变，捐出一点钱装作好人，实际每笔钱都明码标价，这边出钱，那边官职就来了，一点也没浪费，并且捐的钱，都到了自家基金会的口袋里，跟黄四郎出钱剿匪是一个性质。&/p&&p&青帮总体来说是一个地痞恶霸人渣聚集地，祸国殃民的组织，前替日本人侵略华北摇旗呐喊，后发国难财吃空中国政府，如今因会做人，有钱而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尊重，非常可笑。&/p&
一战以后，由于政治动荡，意识形态比较紊乱，工人罢工，间谍搞破坏啊，地方反对党武装结社之类的事情，政府无法合法的去解决，比如工人罢工问题，工厂主往往在政府中有人，工人一闹起来，在民国时代通常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和工厂主联合起来，雇佣…
&p&一个日本老爷爷，煮饭几十年，成了煮饭仙人，一碗白米饭卖到几百块。&/p&&p&一个日本老爷爷，炸蔬菜炸了几十年，成了天妇罗之神，一片油炸蔬菜叶子卖好几百。&/p&&p&一个日本老爷爷，捏里几十年寿司，成了寿司之神，提前半年预约都不一定约的上。&/p&&p&一个日本老爷爷炒茶叶炒了几十年，成了茶叶之神，最便宜的茶叶都要卖上万。&/p&&p&&br&&/p&&p&这种人中国没有吗？&/p&&p&多了去了。&/p&&p&我一个堂爷爷从十五岁开始做烤鸭，做了快70年了，我个人认为比天妇罗之神（我有幸吃过一次）炸的树叶好吃多了。但现在这鸭子还是卖20块钱一只再送两包酱料和大葱还没人买哦；&/p&&p&我隔壁邻居一堆老夫妇开了一家面馆，做了50年牛肉拉面了，好吃的一塌糊涂。去年还上过电视，但也没见称拉面之神，更别提排队了；&/p&&p&我一个婶婶，在陶瓷厂干了40年，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在指甲盖大小的小碗上画花，也没见被称为什么贴花大神啊。&/p&&p&&br&&/p&&p&可见，说到底，还是日本人会营销。&/p&&p&准确滴掐准了中国人的中产阶级们现在浮躁、急躁、焦虑的心理，&/p&&p&输出大量的用匠人精神开了光的商品／&/p&&p&我们吃的哪是什么白米饭，&/p&&p&是白米饭背后的故事啊！&/p&&p&你就算觉得这白米饭不好吃，&/p&&p&你也不能说啊，&/p&&p&你要是说不好吃，&/p&&p&那就是对匠人精神的不尊重，&/p&&p&那你就俗，&/p&&p&你没有逼格，不懂品味，你不配成为中产阶级。&/p&&p&&br&&/p&&p&所以说到底，&/p&&p&日本的所谓匠人精神在中国国内不过就是年轻中产阶级寻求身份认同的符号而已，&/p&&p&就和买奢侈品一样。&/p&&p&蒂芙尼的曲别针也许是比日常的曲别针耐用一点，&/p&&p&那它也不过是个曲别针。&/p&&p&&br&&/p&&p&煮饭仙人的饭也许确实好吃了那么一点点，&/p&&p&但那也不过就是一碗饭。&/p&&p&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真的吃不出差别来的。&/p&&p&&br&&/p&&p&其实我挺难过的，&/p&&p&按照日本的这个标准，&/p&&p&国内老一辈中的匠人多了特么的去了，&/p&&p&但为何老人家们都这么清贫呢？&/p&&p&还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做市场、做传播、做文化产业的，&/p&&p&没传播好宣传好我们自己真正的匠人精神，&/p&&p&反而不断生产出“罗永浩工匠精神“、“陈年匠心精神”这种怪胎。&/p&
一个日本老爷爷，煮饭几十年，成了煮饭仙人，一碗白米饭卖到几百块。一个日本老爷爷，炸蔬菜炸了几十年，成了天妇罗之神，一片油炸蔬菜叶子卖好几百。一个日本老爷爷，捏里几十年寿司，成了寿司之神，提前半年预约都不一定约的上。一个日本老爷爷炒茶叶炒了…
&p&二战之后各国发展基础之比较&/p&&p&一、&br&首先，我的观点是:近现代国家发展的核心就是“工业化”！&br&什么是“工业化”？&br&首先“工业化”不是农业社会的手工作坊，也不是买一些机器开工就是工业化，而是有充分的计划组织和系统管理，并达到一定的规模，进行按照工业化生产规律的系统生产，形成社会化“有组织的机器体系”才是“工业化”。&br&“工业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包括对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破坏和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的建立。它以工业发展为基础却又不仅局限于工业发展，所以工业化提升的是整个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社会。&br&以中国为例：在经济结构上，工业（含手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1949年为1：2，1978年变为3:1，现在为5：1。在税收比例上，农业直接税占比1950年为39%，1979年变为5.5%，现在几乎为0%。在就业人口上，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2486万人）；%（10525万人），较1952年增长323.4%；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229.6%达到34687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531万人）；%（7707万人），较1952年增长403.3%；2010年较1980年再增长183.4%达到21842.10万人（这已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人口）。工业总产值仅前30年就增长了36倍（亿元增长到亿元），其中重工业增长72倍（1949年37亿元增长到亿元）。&br&这就是工业化。&br&百度百科：“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但工业化并不能狭隘地仅仅理解为工业发展。因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p&&p&二、&br&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主要指标在1949年的情况：&br&1、文盲率&br&中国约80%，印度约80%，台湾20%，日本＜5%，美国＜5%&br&“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表3及下方文字；195页）；还有资料认为1949年中国真正的文盲率是90%。&br&台湾文盲率为20%，1944年国民学校（不包括私塾）共有944间，学生人数达87万6000余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2.9%），台籍学童就学率为71.17％日籍则高达九成。日时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还根据这数据，认为“台湾之所以现在拥有这么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为日本对台湾实施殖民地统治的功劳”（许佩贤，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17页）。&br&即使在人口大量涌入之后的1949年台湾，770万人中有97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12.6%，大陆5.4亿人中有2543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4.7%；这个比例同年黑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为5.6%、加纳为7.1%、南非12.5%、肯尼亚5.7%。由此可以看出两岸基础教育普及水平的悬殊！&br&一八七二年明治政府颁布《学制》明确普及初等国民教育方针。一八七三年小学就学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一八七七年达到百分之三十九，一八七九年达到百分之四十一点二。以后更迅速上升，一八九○年达到百分之五十，一八九四年达到百分之六十，一八九九年达到百分之七十，一九○五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六。一九一九年以后每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九强。明治三十年（1897年），文盲率仍有38.2%，降至大正八年（1919年）的全国调查，文盲率只有8.8%。大正八年（1919年）和昭和五年（1930）的未上学及寻常小学中途退学者、寻常小学校毕业者、高等小学校以上毕业者的比例分别为31.1%和9.9%、48.9%和57.8%、19.8%和32.7%。（多贺秋五郎：《近代学校的历史》东京中央大学消费生活协同组合出版局1960年1月版，第57页；日本前文部大臣荒木万寿夫在《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教育》一书的序言）&br&2、农业人口比例&br&中国83.5%（1952年），印度约80%，台湾53%，日本41%（1955年），美国23%（1940年）&br&　　据国家数据（&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data.stats.gov.cn/index&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data.stats.gov.cn/index&/span&&span class=&invisible&&&/span&&/a&）以城乡划分就业人口，中国1952年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88.0%（18243万人）；以三次产业划分就业人口，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17317万人）。2012年中国乡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51.6%（39602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为33.6%（25773万人）。&br&　　据台湾银行金融研究室所编《台湾之人口》：台湾1930年总人口4679066、农业人口2534404、占比54.16%，1940年总人口6077478、农业人口2984258、占比49.10%，1945年总人口6585841、农业人口3365688、占比51.15%，1949年总人口7396931、农业人口3888439、占比52.57%。&br&《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a href=&//link.zhihu.com/?target=http%3A//wenku.baidu.com/link%3Furl%3D2j82C-pnz4CxNAn2jSEyOU0C4KIr9QezVIO5aw6Tx5JYsV7pTZ7mRiBnV3VNElrvvEycgDWtapsZ-0_XY_NIzxO5CFFJ79YULykYvlBlFXS&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a&：“1955年城市人口比例升至56.1%，农业人口下降至41%”&br&3、人均年用电量（发电量）&br&1944年：中国9.8度，印度10.6度，日本469度，台湾163度，韩国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