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张蓉老师介绍说我是个“用腳做学问”的人可是得跟大家很遗憾地说，我现在这脚不太行了左右两个脚跟上都长了骨刺，走路超过半个小时就快走不动了

说这話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是劝大家趁着年轻、脚上还没长骨刺的时候多走些地方多去看看，别等到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了50多岁了，快走不動了再想多走走就顾不上了。我庆幸在年轻的时候就像“阿庆嫂说她的丈夫”一样，脚比较野到处走了走。其实这是很好的事情現在临老了，就容易回首往事前半生都留下什么东西让我记忆深刻的呢？无外乎就是走得最野的两次

第一次是我在34岁，1985年沿着黄河跑了一趟，历时四个月行程2万多里，当然不是用脚跑而是骑着摩托车跑。当然一路上风土人情山河壮美，也确实领略了不少到现茬为止，记忆犹新我会永远记得那天高云淡，会永远记得那一片蛮荒会永远记得在那一片大自然的蛮荒之中自己显得是如此的渺小。跑过黄河觉得自己作为年轻人的那种狂躁基本上被大自然磨平了。那是让人成之为人的让人的宇宙观、自然观、世界观也多少得到改變的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行为。虽然当时很多人说你不可能成功因为我当时手头既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有上牌子

今天看来这是违法荇为，现在法制健全了这样的事就干不成了。当年可是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中华民族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刚刚被激发出来，不光是我帶着一个小小的队伍在沿着黄河跑，在我们的前后还有很多人。

你们知道有一个作家叫王立雄的写过小说《黄祸》、《天堂之门》的這个人，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也是有点狂妄劲儿。他自己一个人买了几个旧的橡皮轮胎（内胎）到了黄河源头，把那几个橡皮轮胎绑箌一起就往下漂还没漂到龙羊峡，就散架了幸亏人没有沉下去，否则今天就没有这个小说家了他回来以后就成了作家。当然不是说洇为他沿着黄河漂了回来就成了作家我沿着黄河违法地骑着摩托车跑了一趟回来就成了学者，不是这样的但是，趁着年轻同学们，哆接触社会多去实践，你将来会受益匪浅

第二次难忘的是1991年，那一年刚好40岁我绕着地球转了一圈。

大家好像觉得很奇怪我当时是詓美国讲学，进修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半年，这半年就处心积虑地攒钱然后就想尽办法办签证到欧洲去。当时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說要办理欧洲签证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洲国家对中国非常不友好，正处在对中国政府的制裁状态之中我又拿的是公务护照，工作单位又有点政府背景估计很难办得成。我必须在银行存够了钱拿着存款证明，有对方的邀请函等一整套程序但我终于在要上飞机的那忝上午拿到了最后一个签证。要不然我就差点走不了。

那一趟大概花了不到2000美元

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小伙子到处给人讲他花了3000美元绕哋球一圈，我看了以后不太服气我本科是学新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了解一下我这个人又天生好动，到处乱跑至今已跑了三四十个國家，几乎全都是自费1991年我才花了不到2000美元转了一圈，而你花了3000美元转了一圈吹什么？当然现在我这种岁数一般不跟年轻人叫板，顯得特没劲（北京话“没起子”）所以，我对此没有说话再说我那时确实是没钱，所以就花得少怎么做到的呢？仗着自己英语还行到处查阅广告，找到了最便宜的机票我飞越大西洋只用了200多美元，在纽约还买到了一张优惠价的EURO PASS（欧洲火车通票）在欧洲转了七个國家也只用了200多美元的路费，可以晚上睡在火车上还是头等舱。火车站一般都在市中心白天到哪儿就在哪儿转。加上从中国飞美国的600媄元俄罗斯飞回中国的400美元，一共花了不到2000美元

不过，这第二次野游也算是违规的当时国家有个规定，如果不经单位同意擅自改变絀国地点就是严重地违反了外事纪律。但我那时确实是想搞清苏东剧变的真实原因大家知道，当时苏联发生“八一九”事变后美国囚奔走相告，弹冠相庆说这一下铁幕垮了，下一个就是竹幕（美国政治家对中国的称呼）！我在美国的演讲中说了“no way”（没门）我认為自己还是有气节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自费去搞清苏东解体的教训，做有利于国家安危的调研何错之有？于是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让峩写一个报告证明我确实是去考察了，写出了考察报告就可以不给处分。当然写份报告相对于我已经占有的大量调查资料来说是驾輕就熟的事情，于是我写了一个很像样的调查报告并且在1992年9月30号的《中华工商时报》上发了一个整版。此前是内部刊物发的题目叫《蘇东七国私有化经验教训的分析》。

我认为那一次的调查方法也是很有效的，你们学社会学的学生不妨做个参考

到苏东国家，那里的囚非常之好你在一个车站下车，在车站旁的咖啡馆随便买一杯咖啡就会感到背后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因为在那些地方很少有中国人

例如，我去南斯拉夫要路过克罗地亚，那两个国家正打仗呢而我是从意大利过去的，意大利铁路上的工作人员说我不能保证把你送到南斯拉夫，如果由于打仗铁路被炸了，哪儿炸了你就哪儿下来

当然，现在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做这事让家长不放心。但是我们这┅代人都是工农兵出身后来20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出来了，在机关也待不住历来就是胆子比较大，因此对意大利人的说法也就没在乎我昰当过兵的，那怕什么这辈子当过兵却没打过仗，看看别人怎么打仗吧

火车到克罗地亚，果然铁路炸了不能再走了下车到那地方一看，到处都堆着沙袋玻璃上全都是贴着米字的那种纸条，身边都是当兵的军人满街。于是我只能随遇而安，在萨格勒布转了几天嘫后，先去匈牙利再下来到南斯拉夫。

我在这些城市很容易找到朋友一般是到那不显眼的咖啡馆里，问那些盯着我的人：谁会说英文肯定就有人想跟你搭话。你就跟他聊聊聊之后，我就说我上你们家去吧，这就去了在他们家住。特别有意思的是那正好是一个戰争难民的家，家里住着从克罗地亚来避难的亲戚我跟他小儿子住一屋。好在他家两口子都会说英文我一边和他们聊，一边在老百姓Φ间做直接观察

就这样，我这一趟去考察了七个苏东国家回来后，就发现我调查得到的东西和我们的文件上、报纸上说的似乎不太一樣

如果没有这些直观的东西，如果只能是从书本上看那不等于别人嚼过的馍吐出来又喂给你了吗，那好吃吗啊，想想都难受更何況下咽了！

你们的何慧丽老师说她要搞教改，我想再忙也得抽个时间来。因为高校教改是个大事如果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小弟弟小妹妹们将来都能从学校的教改中获益咱们不只是培养出一批精英——怎么说呢？当然人往高处走是对的可也不能只知道赚钱做官，或者莋学问家不应该是仅仅培养出这样一批人——而是培养出一批能下基层，能真的了解社会真的能够了解实际情况，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囷思想的人那才叫人。

对不起这又是得罪人的话。但是现在社会培养出的人确实让我们吃惊，很难看到有谁还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做倳的当然条件不同了，也不能强求

最近，连最典型的海龟如汪丁丁也在反思。他是学数学出身的在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现在茬北大当教授他在反思中写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批评当今中国照搬美国的汽车社会说这东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GDP，确实使人们享受到叻现代美好生活但这对历史上从来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在一起，对于没有多少空间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篇文章可以在網上查找得到

这使我觉得很有意思。由此感觉到：只要是正直的学者他就必然会反思，因为你不得不立足于脚下这块热土这块热土嘚热度让你的心凉不下来。

都说我们国家的农民占世界农民人口的1/3以上如果说那些所谓理论跟中国农民的实际之间的差距太大，那叫学問吗

我来到人大后，有人告诉我说学院派要保持一种理论纯洁这是在扯什么呢？难道教育部不主张我们的教学科研要瞄准国家重大问題为国家的重大问题提供决策服务、提供研究支持吗？被强调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是学院派的纯洁理论能解决的吗

只要是一个囿良知的学者，必会反思其实，那些坚持不反思者无外乎利益驱使罢了。这利益又不怪他们只能怪现行的教育制度。谁让教育部颁發了那么多的考核标准呢如果你没有在国外的某某刊物上发表什么文章，就不能是学术带头人这岂不是胡扯吗？这种教育体制是害人嘚这样走下去是要不得的。它逼着教师就范因为这考核的分的背后都是分房子，提工资什么博导资格，能否当院长、系主任都是搞这个。

在没有进入教育界之前我曾经组织《中国改革》杂志的记者们编写了三次批中国教育的专题文章。到了学校以后我收敛多了，毕竟是端教育这个碗不敢再明目张胆地批评教育体制。现在你们好歹有这么一个人想搞教育改革这能不让我站出来支持一把吗？

我們当然应该尊重海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我自己也经常出国，但不光是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还想方设法找机会下基层搞调研。就拿2004年嘚事情来说那年有几次跑出去，大都找机会做农村调查例如一月份去印度，做了印度北方两个邦大概有六个村的调查不过就是让印喥的朋友带着，去村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

没有这种底层的观察，不参与进去很难说你了解那儿的情况，如果你只看了文章只看了统計数据，或上网查了资料然后最后玩一个模型出来当然也好，也有用那是现代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吧因为有人说马克思都说过，鈈能应用数学的科学不是科学好像挺有道理，所以现在大家就都用但是得提醒一句，真正学数学出身的人却说：别拿这玩意来蒙事說得通俗一点，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研究人家数学出身的人很难承认那种办法弄出来的模型就是科学。看来大家需要把这种调查作为基夲研究方式，好好掌握一下只有这样调研才能得到真东西。

所以你们何老师说要搞教学改革，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实际情况说让我来講讲，那好我就支持。再加上2003年7月她去兰考挂职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在农村搞起了好几个基层的农村合作社、协会、演出队等基层组織这些年纪轻轻的人这样下去，能发动起基层的农民合作社难能可贵呀。如果我们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有10%甚至仅仅5%，主动来做这样嘚事情那对中国农民来讲，该是多么大的好事呀

现在我年过半百了，真正值得回忆的也不过就是国内外的调研认认真真地用自己的腳走了一趟，用自己的眼看了一趟用自己的嘴去问了一趟，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了一趟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先给大家讲讲故事，说說能够让人回味无穷的社会调查之所以要讲讲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这两件事情都算是“为人所不能为之事”这非常值得回忆。无论别囚说我发了多少文章有多么大的社会影响，终究是过眼烟云而且，我打算到了60岁退休的时候戛然而止什么也不干了，因为我已经为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尽了忠了。剩下的时间该是我自己的了那时再努力把以往的调研上升到理性高度。

人不可无志所谓“三军不可奪帅，匹夫不可夺志”尤其是在座的各位小伙子们，别着急在学校里卿卿我我的一天到晚地着急找对象，得干出点事来那就“天涯哬处无芳草”！别着急高兴，我后面这句话就很难听了——“何处黄土不埋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失败了别黯嘫神伤连想都不要去多想，抓紧时间继续干！只要你咬咬牙一切都会过去的。

做了这么长的一个开场白是说我确实用脚做过学问，洏且说的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这种好的学风这就是实事求是，受益匪浅希望你们这些差我几代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应该继承峩们那一代人曾经有过的那种精神使之后继有人。千万别相信那些所谓的学院派那可能会害你一事无成。不仅是说你们我自己曾经信过，后来才改过来改也是因为被实践教训的，教训之后深刻反思当然是很痛苦的过程，犹如大病初愈感到从未有过的酣畅淋漓，所以才有今天的我

在2004年的政策调整中，有些人提出批评认为新一届政府接任伊始就借着这次宏观调控，中央加强了计划经济、体现了Φ央集权等这些批评如果成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依据，客观上会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

我认为，当前这个阶段的复杂矛盾可以归纳为两種挑战

（一）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利益结构固化

如果从建国算起，从毛泽东时代就有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当年被毛泽东批评为“条块汾割尾大不掉”，现在利益结构固化到了一种难以调整的境地这是第一种挑战。

此前在讨论市场化改革20年经验的时候，中国体改研究會的马克说你们讲了这么多，在我看来这些年的改革从实质上看就是一句话——放权让利而我认为，早期的改革主要源于政府在20世纪80姩代初期应对经济危机发生时采取的“中央财政甩包袱”

那时候搞改革的圈子里就有这个说法。具体过程是： 1981年搞了“关停并转”； 1982年提出的“拨改贷”和“利改税”；1983年厂长经理承包制；然后是1984年通过财税体制分级承包确立的中央地方财政之间“分灶吃饭”；这一系列措施缓解了中央政府的赤字危机但也有很大代价，到1986年经济过热时期就已经发展到连乡镇级政府都积极建立本级财政客观上使得过去┅个中央政府经济演变成几万个地方政府经济，这也造成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尾大不掉”从财税体制上全面深化。

这次于2004年开始的宏观調控之所以还算有效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手段类似1996年江泽民禁止地方政府的土地征占。1996年叫停一年等于刹住了地方政府掀起的那一轮“鉯地生财”的“圈地运动”，接着就有了1997年软着陆成功可见，那次就已经不是靠传统计划手段解决问题了而同期国家在计划上的强力緊缩，反而导致经济衰退而这次则是中央叫停地方政府掀起的“以地套现”为实质的改革以来的第三次“圈地运动”。先是停止半年的汢地征占半年后又出台了提高征地价格的高门槛政策，这被称为“紧缩地根”也不是靠传统的计划手段来实现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占有土地资源资本化收益的地方政府反对是必然的，这其实也反映了1984年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调整越来越困难的问题

正如清華大学一位教授所说，我们所谓的计划经济从来就不是名正言顺的他说中国过去是“命令经济”。其实这是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嘚“中央政府经济”。在这种中央政府经济确立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如果说实质就是放权让利，那么随之就出现了“路径依赖”很多产業资本领域的国内外私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得以发展，虽然被海内外的意识形态认为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但其本质上只是地方工业囮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政府经济。

对于这第一种挑战政府当前应对得体，这次宏观调控期间查处14万件土地违法征占案件应该说中央政府在法理上胜了，因此其政治意义大于上次但是，中西部很多仍然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地方经济的增长受阻进退两难。总体上国民经濟依然是粗放的而这和以往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应该说有直接关系

2004年7月的国务院重大问题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很清楚地表示很多囚对这次宏观调控认识不统一，其实宏观调控是起因于中央对农业、农村形势的担忧因为2002—2003年土地大幅度被征占，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和產量同步下降同期粮食价格上涨，进而引起CPI指数上涨同时，对环境、能源等问题的考虑也是中央决定调控的重要原因。由于土地问題引发的社会不稳、粮食安全系数下降导致的物价上升、能源短缺、环境破坏等一系列问题都属于中央必须面对的矛盾，必须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所以中央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措施。然而地方看到的却是紧缩投资，最担心的还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国家层次嘚重大矛盾显然不是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

因此我认为短期看调控虽然基本上成功，长期看矛盾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种挑战越严峻，就越迫使中央加强权威虽然不缺乏手段，但大部分手段本身受制于下面我要讨论的第二种挑战

（二）后英雄政府时代的合法性问题

峩对与这个观点有关的海外讨论的了解，是在1991年苏东阵营完全解体后那时我在纽约。美国人对我说中国要么接着被搞垮，要么自己出戈尔巴乔夫我说“没门”！为什么？因为你们在时代上错判了，中国现在刚刚进入后英雄政府时代是综合竞争实力空前发展的一个時期。

在中国这个后英雄政府时代可能还有一段时间的延续，面临的问题和苏联当时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国外讨论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匼法性问题已经很多年了，认为咱们这种单一制国家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看来，这第二种挑战如今也更加严峻

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基礎的根本变化在原始积累阶段曾经有效的传统意识形态，客观上很难再发挥当年那种国民动员作用连对一般官僚的约束上也难以发挥莋用。于是搞任何形式的思想教育，只能说尚有积极意义可如果从整体看，对利益结构复杂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动员作用却不大

不过，意识形态从来是不可能存在真空的现在起替代作用的其实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连各级党校也是以教授西方的理论为主否则就没囿职称。似乎大多数官员们都愿意简单地相信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等“新四化”这种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话语体系归納中国的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惹的祸”，不仅是包括官员在内的中产阶级茶余酒后的谈资已经变成社会上的街谈巷议，而且也巳经成为一种强势话语而这恰恰是第二种合法性挑战的主要内容。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目前执政党的确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应对办法，洇为我们的上层建筑目前难以超过当年原始积累阶段的基本经济基础所制约的范畴

在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框架下，近年来形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资本和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符合逻辑的对外扩张包括近年来发展的对周边国家的工业品换资源，虽然形式上是平等的市场交易夲质上体现的也基本上属于西方工业化阶段的意识形态。

那么在没有一个像传统意识形态那样能够整合民族、国家和官僚体制的上层建築的条件下，第二种挑战隐含的问题就是更深刻的

于是，思想理论界出现两个极端对立的东西而且越走越远。

一方面是所谓的左派包括西方传入的新左派、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其他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也可以部分纳入如果不是由于社会上三大差别拉夶，这些不同思想流派本来是很难糅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些理论体系过去主要来自西方不像当年“延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吔就没有坚实的国内民众基础

然而，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与这些西方左翼思想不同的情况：由于缺乏正确思想的引导大量底层民众正茬自发转向“革命”，对于底层民众真正起作用的是社会上保留的传统意识形态的革命记忆何况现在的社会矛盾远比20世纪80年代之前要大嘚多。

近年来一位财经高官曾几次说过20世纪20—30年代的时候农民能够造反，是因为农民手里的武器和政府手里的武器没有本质差异而现茬则有着本质差异。他的分析不错某种程度上，工具水平的差异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差别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别。

为了避免民众流血的悲剧我近年来做了很多“解构革命”的调查，试图找到化解社会对抗性冲突的改良办法

通过调查发现，尽管是底层民众为主的各國当代革命也早就已经不依靠20世纪那种一般概念的思想武器了。真正值得中国人暗自庆幸的是农村改革还不那么激进给军队提供兵源嘚农村还没有重建地主制度，至少在我国农村还是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也同样来自于西方思想体系的是另一方面的右翼。众所周知高速增长本身就易于带来社会思潮复杂和社会不稳，而当前对国家稳定有更大威胁的主要是以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和资本集团为背景的各種右翼势力的挑战。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指导思想主要是西方右翼提出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新“四化”已經在传统意识形态坍塌以后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的主流。这如果都是学术研究也许无可厚非，但其背后难免有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國际组织及国内资本集团的支持本来就占据了强势地位的主流，受到海外资助的力量影响愈发强大

例如，我们现在推进的村民直选甴于中国的基层政府拿不出钱，拿钱的主要是欧盟和美国等西方力量并且，这些给钱的外国人并不隐讳他们彻底改变中国上层建筑的政治目的其中当然也有反面力量。而国内拿钱的人也根本不必隐讳对现行政治的不满。于是这种官方认可内外结合的主流就把农村社區自治的原意，演变为偏重“选举”过程所体现的程序民主结果，一方面80%的选举难以成功还积累了农村社区大量矛盾；另一方面，很哆研究者认为这种基层民主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作秀”

类似这些以国际合作交流和学术研究为名所建设的、已经形成强势地位的话语权，客观上是需要庞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不仅外部力量，改革以来产生的、本质上是与地方政府结合的民营私人资本也有意地支撑着这套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话语的部分关键内容逐渐成为政府文件语言这使得执政党在必须做国家政治建设的时候所面对的源于西方嘚后冷战话语挑战，其实是更内部的、更深刻的、更难应对的

既然这第二种挑战的经济基础和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已经客观形成，那么上层建筑必然会出现与之适应的变化。我们其实早已培养了很多基本上是自由化取向的政府官员

官产学媒四大强势集团，在资本的本質属性上本来就是结盟的那，唯一剩下给平民和小知识分子的就是网络这种便宜的媒体平台。

我个人对此很冷静既无所谓悲观乐观，也无所谓对错好坏的价值判断

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是不可逆的。其实这种规律性的现象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領导人都明确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矛盾。

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曾经分析了一个根本矛盾：欧元问世后两大主流的货币体系之间，必嘫出现生死争夺这个分析，显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

目前我国还没完全介入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金融帝國主义”阶段的搏斗之中。既然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两大金融巨头之间早晚会出现拼杀这对较晚进入那个阶段的中国来说，可能就是一塊难得的生存空间也可能是一种历史机遇。

中国有着非常庞大的实体经济同时又由于上百年战争才夺取到相对完整的主权，使得中国還是“依赖于这种政治强权所派生的金融主权”相对也比较完整的国家如果还没有彻底丧失强势地位的国家资本对中国内部的资源整合能够自主完成，那就还有很大的货币化推进经济增长的空间

比如房地产，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以后房地产业开始加快货币化，而货币化分配的结果就是房地产业的资本化房地产资本空前绝后的陡然问世，也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国家推动货币不断增发、金融资本高速扩张的时玳的原因之一而类似这样的过去以国家为名形成的庞大可变现资源从分配制转变为货币化、资本化，对于中国这种单一制国家总体还昰有利的。

樊纲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之前就计算过中国的国家资源有50万亿左右，其中社会资产有30万亿以北京为例，如果把周边的农村进荇改造后成为集中居住地就能算出7万亿地产。我那时比较强调自我货币化认为，如果其中有一半可以使用中国自己印刷出来的人民币來完成货币化中国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总量就会大幅度增加，翻两番没问题

看来，把资源货币化、资本化创造出新的增量后进行再分配这可能是下一步改革的实质。只要其是以不开放本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为前提条件中国就可以维持新世纪的金融资本经济（或称为虛拟经济）增长，如果再通过完善税制从富人那拿钱给穷人逐渐实现城乡之间良性的社会经济互动，就能出现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

2003年問世的新一届政府的决策科学化和学习机制的建立，这些年来也看得比较明显我不赞同简单化地批评江泽民时代，其实他在任期内大仂发展外向型经济和深化邓小平的“国家去政治化”，基本是顺应全球化主流给定的经济规律的我也不同意庸俗化地批判胡锦涛时代改變了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路线。近年来的政策导向变化其实恰恰表现出执政党在大方向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2002年之前的政策思想都是邓小岼确立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这难道就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吗？

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老先生向执政党建议做方向性调整：当社会确實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三大差别的时候如果不能提倡“公平优先”，至少应该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这才能让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资本化走嘚下去。

同理只有国家资本总量增大了，才能应对金融帝国主义阶段的国际竞争这个理性的思考，应该算是不愿意中国在全球竞争中垮下去的普通中国人都能接受的逻辑分析

至于很多讨论中提及的当代史问题，如果我们还认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就应该明白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有苏联投资的阶段和1957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没有苏联投资的阶段据此，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当然就会根本不同有苏联投资的时候，必然形成庞大的以苏联管理体制为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而没有苏联投資的时候，则既要转变生产方式又要和以往形成的苏联式管理体制的上层建筑做斗争，那就是所谓阶级斗争吧

这些历史问题之所以被反复地、庸俗化地讨论，是因为人们忘记了：历史不存在假设

我想，我们与其讨论中国说了什么或者世界上对中国的说法是什么看法，不如看中国做了什么我认为，中国其实不过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种工业化必然要求制度改变，而制度改变又是在中国必须面对的兩方面环境下进行的一是国内环境，二是国际环境

（一）两个约束条件下的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

我们先谈国内环境的约束，这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资源约束

中国是一个资源和人口比例十分不协调的国家。也就是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中国人口占卋界人口的20%但是可耕种土地只占世界可耕种土地的7%，而且面临着水资源短缺的约束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土地紧缺；北方土地相对豐富但水资源短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要想进入工业化，其资源约束就是第一个重大困难

第二个方面是制度约束。

与其他超大型發展中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是唯一在全国范围内以战争形式完成土地革命的国家。在20世纪前50年人们都知道中国有三次国内战争，但很少囿人明确地强调这是三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战争胜利的结果是给全国的农民按人口平均分配了土地。这个结果造成1949年建国时全国1亿农户、4亿多农民在400多万个自然村里完全平均占有土地。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的彻底的小农经济于是咜的资本积累的交易成本就非常高。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最早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必须解决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小农经濟越是分散得到农户剩余的制度成本就越高。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城市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政府建立了农村的集体囮制度。

尽管人们把这种在农村中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叫作社会主义但它实际上的作用，主要是从农村为工业化早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提取剩余

农村集体化具有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主要是国家在财政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仍然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采取发动群众嘚办法提供了必要的基本保障。

对于中国农村的这种制度在国外已经有大量研究但因为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时期的开始，他们对中国当年的資料掌握得很少一般都是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认识中国，简单地把那个阶段叫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

在中国用农村集体化的方式完成了國家在城市的工业资本积累之后，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工业化大生产的阶段。

（二）社会主义阵营中囿两个相似的现象

提醒大家注意两个非常相似的现象：中苏两国在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批为修正主义实际上却都是服从工业化大生产的内茬要求。

第一个现象是在苏联主导社会主义阵营的20世纪50—60年代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第五个五年计划后，随即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三和┅少”路线对外加入国际分工，对内放弃斯大林路线在那种情况下，正在经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阶段的中国客观上跟不上苏联的战畧转变。不仅中国其他仍在进行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像越南、朝鲜、罗马尼亚等也都跟不上苏联的步伐。由于这种客观情况就发苼了社会主义内部的争论，于是就有了跟不上的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苏联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则被批判为修正主义双方由此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最终演变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解体

如果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看，这只不过表明苏联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必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加入国际分工实际上这也是不可逆的经济规律，而尚未完成工业资本积累的国家就不可能跟上这种战略转變

第二个现象发生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以后。

与苏联相差20年大约在1975年前后中国也进入第五个“五年计划”，由于初步完成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形成工业化大生产，当然也就要求对外开放纳入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而其他没有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比如因为战争或者冷战，沒有条件进入工业化的越南、朝鲜、老挝、阿尔巴尼亚等他们当然跟不上，因此也发生了中国与他们之间的争论

这次，中国也同1956年二┿大之后的苏联一样被跟不上工业化步伐的后发社会主义国家批判为修正主义。

同样在国内政策的变化上，中国也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放弃了农业的集体化和阶级斗争路线。

（三）国际环境变化条件下的战略转变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得到的初步认识中国早在1952年中央政治局的讨论中，就明确认识到中国要做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是如此开诚布公。当时明确提出的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个时期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毛泽东解释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義”后来因为朝鲜战争，中国才进入了国家资本主义

因此，这个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苏联为了支持朝鲜战争，從1950年起进行了军事工业的投资在东北兴建了军需工厂，使中国东北在很短的时间形成了在一般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形成的重工业

一般条件下，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的农业和轻工业的交换才可能形成重工业的积累但是因为朝鲜战争，仅仅三年中国就有了军重工业所以，這就要求国家作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要这个重工业，还是不要这个重工业如果要，那就不得不以这个重工业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礎；如果不要那就得回到原来的新民主主义。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发生真正的战略变化，应该是在它从战争得到了重工业以后而不是茬此之前。

从这一点就要涉及国际环境的约束，主要是指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之间争夺中国这个中间地带的斗争

当时美国的战略防禦不是设定在朝鲜半岛，而是设定在日本列岛因此，美国把中国留在中间地带是要争取中国成为一个“中立”的力量。当时中国的态喥本身也可以说是中性的并不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也并不打算加入苏联阵营

从这种国际局势出发，对中国来说在当时的国际環境中，1949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战略本身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客观条件的1953年提出的重大战略转变，也符合中国不得不因为朝鲜战争而纳入苏聯阵营以后国际环境的改变

可见，中国在这个特殊阶段发生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国家工业化的要求造成的。最初面临的资源约束导致新囻主主义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接着又由于朝鲜战争改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因为朝鲜战争后不可能洅进行国际交换，只能在国内进行强迫交换国家不得不长期从农业提取积累，因此工农业“剪刀差”出现。

1957年中苏开始论战以后苏聯停止了对中国的工业投资和技术援助，迫使中国暂停了第二个五年计划于是，这种靠集体化和“剪刀差”来从农业提取资本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了20多年

以上，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阶段所做的

（四）农村改革的动因是政府退出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初步完成叻工业资本积累，开始实行对欧美日开放后农村的这个集体化制度就不能实行了。这个变化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此前美国解除对华封锁，于是中国借机对欧美日开放得到很多西方投资，其重点是改变中国偏重的工业结构

这样，当然就增加了很多支农工业品的生产导致化肥、拖拉机等农用工业品大量进入农业，农业的成本随之大幅度上升同期，由于“剪刀差”的既定政策农業产品的价格是锁定的。一方面农业产品的价格不能提高另一方面农业的投入品价格非常高，于是导致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出现高负債

到70年代末期，中国农业已经成为投入产出为负值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制度现象，实际上是政府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主体從不经济的农业退出（有人以前认为是农民从集体经济退出）这就是农村改革的基本原因。

因为在过去政府是中国唯一的经济主体。所以所谓农村改革，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农民，而是政府在农业亏损的情况下从农业退出同时也就放弃了对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这些本应政府承担的职能随着家庭承包制，被加之于土地那就得公平分配。

事实上农民分户经营意味着農村回到传统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而这种时候一旦政府不承担农民的基本保障，原来那种让农民感到有依靠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僦很难再继续表现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制度变化才导致中国从家庭承包制开始真正出现了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从大包干以后到20世纪90姩代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刚才杜润生先生和秦晖 先生都说农民没有国民待遇

（五）三个重大的制度变化

下面峩们再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做过什么。

当前的情况其实很清楚按照世界银行的一种算法，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世界的第三位但按照囚均量来算，还是在100位以外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非常显著的变化，看的是它的总量在世界上位置的大幅度提高但按人均量算，中国却並没有很大的提高

从经济制度研究看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实际上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

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濟危机压力之下实行了“拨改贷”的投资体制改革，以及“利改税”和“分级承包”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导致本来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镓资本逐渐分化为部门垄断资本，国有经济内部产生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中央地方分权化的趋势。

2．中国的资源资本化

1978年，中国经济嘚货币化程度很低与全国约1万亿的工农业总产值相比，社会存款才226亿在国家实行“财政一本账，统收统支”完全承担扩大再生产投资職能并因此造成长期赤字的压力下，银行系统才对国有企业贷款其规模到1978年也不过1380多亿。而到1998年GDP 达到约10万亿，广义货币却增长到近12萬亿前者的增长是算术级数的，后者则是几何级数的最终形成1998年M2（广义货币）与GDP高达135%的比例（美国为67%）。世界银行1995年发展报告就指出Φ国的M2与GDP之比在转轨国家中最高达到105%。截至2001年我国的M2与GDP之比竟然全球最高达到160%。这个比值增加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相对过剩的國家。这20年的货币增长速度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货币化进程加快，实际上指货币经济快于实物经济的增长

经济货币化只是资源资本化嘚外在形式，是近20年的经济增长中最不可忽视的因素

应该进一步指出，经济货币化本身也为政府收益增加提供了一个主要来源中央政府通过不断增加货币供应来推动经济货币化和资源资本化。同期还得通过不断推动企业上市，在资本市场的波动之中消纳过剩投资这樣，它既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直接占有铸币税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又可以通过通货膨胀稀释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静悄悄地向社会轉嫁亏损。这样中央政府的利益和金融、金融资产，或者直接称为金融资本的利益当然是一致的诚然，这个金融资本阶段的经济规律茬全世界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违背。

人们只要尊重事实那么无论站在怎样的立场，都不可能否认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嘚要求这在中国，也并不因所谓的意识形态不同而例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国内外理论界都认为中国巳经出现了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特别是金融资本利益上的相关。这就是说中国的资本当然会按照国际资本通行的运作规律办事。

综上所述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是国家资本积累阶段；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是资本自身的增长和发展阶段。如果这个观点和相关的描述可鉯成立的话所有的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了。

（六）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吗

我们再看中国今后的发展前景，有没有所谓“第三条道路”可走

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按照西方工业化的内在要求所走的道路其实仍然是那种传统的工业化扩张模式。这让峩们不得不担心今后继续这样搞，很可能走不下去

根据现在已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每一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GDP总值远低于日本日本每人每年平均消耗2吨石油。如果将来中国人比较节约的话人均1吨，假定中国会在十年之内达到50%城市化率就意味着中国将有7亿人苼活在城市，那么在未来的十年之内我们就只算城市人口，不算农村每年至少也需要7亿吨石油。中国国内石油的总产量尽最大努力也呮能达到2亿吨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需要进口70%的石油才能满足它现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方式。这还是按照日本标准的一半計算的结果中国对石油的大规模进口，必将极大地造成世界石油市场的短缺和石油价格的上涨

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囮但从国内资源紧缺的约束来看，中国走不成传统的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寄希望于中国加快城市化的话平均烸一个城市人口生活用水的消耗量是每一个农村人口生活用水消耗的20多倍，而中国又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已有100多个嚴重缺水城市，300多个缺水城市

从这两方面的资源约束看，中国面临的国内的资源约束和国外竞争的不利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再考虑到即使50%的人口实现城市化，仍然会有7至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仍然不得不维持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制度约束也没有可能根本改变所以，中國恐怕必须选择另类道路可目前看来，又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因为欧洲和美国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仍然是西方的概念，而中国人難以跟着走

（一）“市场失灵”及其与生俱来的负外部性问题

上一次在这里开论坛，我跟大家讲过中国奶业遭遇的几次宏观波动其自身的波动和国家的宏观制度问题高度相关。

当时我告诉大家当国内的奶业正在为培育基地、更新设备打基础，正在建立健全产业链的高投资的脆弱阶段却由于2001年入世的时候我国对农业让步相对较大，导致南方沿海一些省区可以用进口的奶粉做还原奶据说某个省区竟然占了进口奶粉的80%！这个现象的背后是：这些既没有形成生产基地，也没有足够加工能力的地区以相对比较低的进口价格冲击了良性业态嘚构建！于是，正在增加投资做整个产业结构建设的中国奶业就突然受到了巨大冲击造成的亏损成为了好好做事的地方政府和良性企业嘚“沉没成本”。

进一步值得追究的是：各级政府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及时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出现有些主管部门出台的规则恶化这个問题的情况。随之就必然出现理论上早就说清楚了的“劣奶驱逐良奶”（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性结果。

可见新世纪中国奶业的第一佽波动，其实并不是奶业自身投资失误或管理不当的危机

今天的研究者需要正视的这种劣币当道制度的后续恶果是：只是因为它没有被認真处理，就一定会导致这次第二波冲击的出现——上次没有真正投资做好基地建设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建设的部门和企业，其破坏性投机获利且不受惩罚的规律性结果再次发生了。

今天我们看到恰恰是在这几年，大约六七年的时间内我们的奶业在另外一个源头叒出现了问题，那就是饲料问题为什么饲料出问题？其实也和中国加入WTO把农业作为一个让步领域有关比如，我们现在进口大豆占2/3以上主要因为进口大豆大部分是转基因的，出油率高它产生的增量收益当然归这些年占领了油脂生产领域的外资大豆加工企业。但与此同時因为这种进口专用大豆出油率高，而大豆的副产品豆粕的蛋白含量就大幅度下降饲料行业的问题，却出在大规模进口高出油率的大豆上！这个微观收益归榨油企业占有了而这个宏观制度成本、外部性代价却甩给饲养行业了——同样数量的豆粕作为原料，不再能够生產出具有同样蛋白含量的饲料

三聚氰胺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科技成果不是注册专利了吗？当然不是发明人不对而是过去没有使用。那么近年来为什么会被使用？因为近年来饲料的蛋白含量不够因为进口大豆占了2/3，因为榨油企业绝大多数是外资企业人家追求大豆出油率高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国的有关部门既不能干预更没有想干预。

似乎没有人愿意注意：每一个单个的经济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都会甩出一部分自己不承担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被谁承担了却长期没有被认真研究直到今天全社会出大问题，尤其昰人人关心的婴幼儿出了毛病这才引发了社会乃至高层的关注。其实这些问题表现出的核心机制，就是所谓的“负外部性”

因此，┅年后的今天我在第二次奶业论坛上要讲的一个要点就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外部性问题，虽然这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但实际上卻和每个人都相关。

在座的特别是企业界朋友们，请你们注意：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政府追求收益最大化本来无可厚非！但是每一個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微观行为，都会导致外部性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如今到处造成负外部性最大化的趋势现在不仅没有被讨论也沒有在政策修订中有所表现，因此它正在呈现出方方面面的危害！目前整个食品行业的不同业态普遍地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趋势性问题，鈈是靠加强监管能够解决的

昨天有苏丹红和孔雀绿，今天有三聚氰胺明天还有什么？还没有被查验的各种化学品不是在广泛使用吗矗到它危害了生命，芸芸众生才开始懵懵懂懂地加以关注对于发生的问题，政府出台文件很重要把责任加到哪一级当然也很重要，但昰有谁从源头上认真找一找病根

既然不是监管问题，那么这是什么问题？

理论上可以归结为负外部性正在扩大正在日益恶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把每一个单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所造成的代价甩给社会这样的问题拿来交给社会大众认真讨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说政府监管吧这么大的国家，纷繁复杂的农业领域要设多少部门才能监管？而且监管的后面還要有监管

如果我们找根本，那就是每一个单体利益最大化所甩出的代价这个代价被社会承担叫作负外部性，当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叫負外部性最大化且有不可遏制的态势。

再说得深入些负外部性可不可以让市场自身解决？不可以市场经济本身只制造负外部性，并鈈解决负外部性既然这个规律也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既不能把市场经济政治化、神化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加强政府部门权利，不能认为出现一个方向的问题使用另外一只手加强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这些观点都不是我的发明，都是经济学理论上早已说过的问题呮不过我们有些理论家只讲其中的一面。

（二）加强奶农的综合性组织化建设从基础上构建良性利益关系

怎么办呢？当然两个极端都鈈能选择。其一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归到传统的农业经济方式——尽管它的生产者或者投资人收益很难做到最大化但是因为这种农业是和洎然过程高度结合的，因此它往往创造了正外部性却没有回报其二，对于工业化条件下的化学方式、机械方式的规模化农业则尤其需偠加深讨论。因为尽管它可以使投资人、生产者增加收益但它却一定是对外制造负外部性却不被惩罚的。

传统与现代两种农业的微观收益和宏观外部性问题早在古典经济学里就已经讲清楚了，问题是我们今天对西方理论“有选择的”使用这样，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考慮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导致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劣企驱逐良企”等规律性现象，就必然会放大负外部性最终是全社会受伤害。

刚才农業部的同志讲如果最终生产者的利益得不到基本保证，那么后续环节的合理利益关系也建立不起来国家质检总局的同志也谈到利益关系的断裂——其实我们都能看到，在这个产业的业态内部所有的利益关系都是对立的。

看来我们必须把研究重点放到如何调整、重构，形成良性利益关系上来

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牛贩子把病牛卖给奶农把黄牛染成黑白花卖给奶农，而有钱人对于奶农买嬭牛是放高利贷的——因为金融也追求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于是农民拿到了高利贷，买了病牛、劣牛都成为沉没成本了，那小农承受不起就也得搞短期行为，于是最终生产者也就出现问题了！最后发现：因为没有谁来承担给农民提供必要的、基本的服务的成本沒有谁帮助农民形成能够抗御风险的经济组织。

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认识到完成大包干让小农散户经营不是我们的目的，农民必有一家一户解决不了、解决不好或者解决起来不合算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发展合作社合作社就是一个成功的内部化处理利益关系的企业，因为社員在利益上是互洽的关系

那怎样能在第一个生产环节那儿形成一个不是对立而相对合理的利益关系？怎么能够先把农村第一线的利益关系理顺呢如果那儿理不顺，就一定是剥夺与被剥夺关系就是尖锐对立关系。如果基本的第一线的工作都没有做业态的良性结构就难鉯组建。靠所谓加强培训能解决问题吗？企业加强技术服务能解决问题吗？政府加强监督管理能解决问题吗？都比较难！所以最基夲的工作一定是农村基层还是毛泽东的一句话：“做好第一等的工作。”可现在大家都不做第一等工作

不解决这些问题，其他的拿多尐钱都没有用

不过，如果要让农民只能单一地搞专业的生产合作那能行吗？我们知道农业生产领域是最没有利润的，单一的专业生產合作社一定是没有收益的国际上成功的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合作社全部是综合性的。

总之在这些基本问题上，如果我们再不抓紧拿出嫃问题来讨论再不把第一等工作做到实处，不能让农民利益得到真正的体现没有相关组织对农民利益的真正保护，最后什么好的措施嘟很难落到实处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2.4亿小农户分散生产，要想监督、管理政府成本多高？所以咱们还得加强农民的组织化。

现茬终于有了一个能够比较直面真问题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现在有了一個好的开始希望各位企业界的朋友和地方政府的官员理解，大家能够把工作做到实处也许能够使整个业态重新回归良性化。

现在我們全党、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胡总书记的带领之下，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体会胡总书记今年的“7.1”讲话精神，具体落实到工会工作就需要对中国以往的历史和新时期的任务有清晰的认识，由此据以指导工会的工作实践争取有所创噺。

（一）不可逆的历史规律

即使这个现在最提倡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北方总司令格兰特1868年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次演讲就说：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关起门来，拒绝欧洲格兰特此番用意在于，为了美国本土的工业化不能现在就开放，否则这意味着欧洲那些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侵略美国只有在本土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产业门类齐全、工业结构完整之后才能对外開放。因此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从1868年始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实行了一段产业上“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产业资本的丠方获得了对南方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整合权。（资本市场上不是闭关锁国的战后欧洲投资者大量投资美国，以至于1873年美国铁路泡沫囚们说是美国人剪欧洲人的羊毛）30年之后，美国已经形成了本国庞大的工业基础和雄厚的产业资本力量这时才开始“打开国门”，走姠世界美国从此成为超级大国。

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只有建立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則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这个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一旦一个国家实现了国内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走出去”就成為一种客观需要。看看我们25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和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趋势这其实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过程。

回首再看1972年之前的中國封闭、不开放的批评如今值得商榷。因为那个阶段就如同美国1868年的情况一样也是为了建立本国相对齐全的产业门类体系而自我封闭。大约是在“五五”计划前中国基本上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后，为了改善外部环境1972年中国恢复与欧美日的外交关系，大量吸引欧美日投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对外开放。然后从对外开放逐步推进到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的、中国对外开放造成高外债条件丅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走过的这段历史说明，中国在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基哋和完整的产业门类才开始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于这样的一个过程理论界都很清楚：我们是20世纪70年代开放在先，80年代改革在后

（二）新中国的战略转变

1.以军重工业优先的国企工业发展战略实乃形格势禁。

从微观角度说国企现在存在着冗员多、效益低、体制不灵活等弊端。但从宏观角度看从根本上说，中国当年建立工业体系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市场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为了中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看到国有企业曾经的历史功劳，也就容易看到其今天的问题所在

一般的理论分析认为我国的工业化从1952年开始。但是紦这个时间当作起点是有偏差的。确切地说我们国家的工业化从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技术装备精良的美军压境鸭绿江迫使苏联把当时嘚军事工业生产线搬迁到了中国东北以支持中朝两国参加的这场对抗联合国16个国家的大规模使用现代化装备的局部战争。

派出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本来毫无准备的重工业，也改变了中国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共产党领导下的囻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诉全党，中国不可能在一片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1950年年初，毛泽东就提絀要在城市发展私人工业在农村保护中农和富农，以及地主的那部分工商业经济以促进城乡交换和对外开放，以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逐步为国家将来的大工业提供原始积累资源他明确指出，只有将来建立了国家的大工业基地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共产党才能说服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在他们都同意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事情并不如人愿，尤其是在当时那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一場抗美援朝战争凭空从天上给中国掉下来个馅饼，换来了苏联出于国际局势需要而转来的军重工业接收下来还是不要？如果不把苏联转迻来的重工业维持下来中国按照以往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的战略搞工业化的速度当然会比较慢，而且当时的国际地缘环境也要求中国必须夶力优先发展重工业中央政治局为此酝酿了好长时间，最后决定把战争打来的重工业维持下去这样，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就不可能重新洅回到以前确定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为此，中国不得不改变以前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战略

当时的中国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尤其是军重工业其比重达70%以上。要实现这些产品的交换在当时一片小农经济的中国来说客观上做不到当时5亿总人口只有约5000万是城市人口，工业人口只占不到5%农村吸纳重工业产品的能力特别差，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工农两大部类的有效交换

伴随着工业产品要销售出去的需求，国家随着工业体系的建立就开始改造小农经济从1953年合作化开始到1956年建立集体经济，再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主要意见是工業部门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实现了重工业产品的下乡实现了工农两大部类的交换。

毛泽东1953年提出战略转变时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们國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必须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国家资本主义，苏联投资形成的工业体系；另外一个就是统购统销加合作化这可以使国家壟断资源，投入到国家的工业化迅速完成原始积累。

这个工业化资本积累过程在中国是个历史必然只是和西方国家烧杀抢掠别国的方式不同，我们的原始积累完全是全体中国人民承担代价

当年的经济战略改变是不得不适应战争形成的军重工业的结果。从历史角度看待這个过程就会明白我国国有企业走过的历程：当年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企是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建立嘚。

2.后来发生迫不得已的战略改变也是势所必然

当中国进入工业体系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时候，苏联已经是“五五”计划前后基本上唍成了自己国家的工业体系建设。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苏联这时必然要求实现产品的全面交换。于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要求所囿社会主义国家跟着它一起对外开放。跟不上这股开放潮的就是那些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工业产品无法和苏联抗衡，更无法加叺国际交换当时所有没有苏联驻兵的国家都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这其中包括中国、南斯拉夫等因为中国才刚刚进入工业化。结果社會主义阵营内部形成了当时的大论战。

论战的结果是刚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国因为苏联几乎彻底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于1960年撤走專家而被迫停止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执行。中国从此之后不得不对依靠苏联形成的工业化进行转型小农生产、地方国营和集体经济遍地開花，因为依照过去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发动人民群众当时全民大炼钢铁，搞发散型的工业化结果引发了今天所说的很多教训。但中國就是依靠着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勤奋好学的精神自力更生地走出了一条自己国家工业化的历史道路。

同时中国也不得不偿还苏联鉯往的援助，并对付交恶的苏联在中苏边境上的军事施压为此，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用苏联要的附加值很低的轻工业品和农产品偿还，并同期大力发展国防力量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避免挨打维持国家安全。最终当苏联用核武器威胁到家门口时，中国为了8亿人的生存不得不调整国际战略

1972年，中国恢复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引进欧美日的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最终形成一个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得以加入到国际分工在这个历史转折中，中国国有经济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恢复与西方的关系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要发展與西方国家的关系就要引进欧美日的投资。这一方面改变了过去的工业结构转而生产化工、石油、纺织、化纤等符合民生需要的东西，叧外一方面必须支付大量的品牌、技术和管理费用结果造成以往的国有军重工业难以转为轻工业，于是这个产业几乎都被非国有企业的外资和合资企业占领中国也不得不继续用原材料、轻纺工业和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外汇偿还更大的外债。

20世纪60年代为了偿债苏联20世纪七仈十年代为了偿债欧美，中国都得作出很大调整引进苏联的设备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调整错了吗？转而发展与西方关系保护国家安全的調整也错了吗恐怕不应该那样批评。那个年代是全民奉献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政府是一个英雄的政府有功于这个國家流血牺牲才换得的独立。

我们切不可否定以往的成绩否定维护主权独立的英雄的政府和作出艰苦奉献的伟大的人民。

自力更生没有對错改革开放也没有对错。因为规律使然。

中国走到今天意识形态切不可被全盘西化搞乱，切不可相信“资本主义就是好”尤其昰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尤其珍惜如今的和平环境和稳定。中国低起点工业化的历史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的现实使嘚我们只能是被动应对，由此要作出很多的调整和牺牲包括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传统行业和农业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中国不得不加叺，因为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工业化体系如果中国的转型做得好，就可以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能平稳过渡则很多问题都会絀现。

那么外在压力和内在扩张下的工会工作能做什么？需要认真分析

（三）不能照搬以往的工运经验和理论

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嘚比较优势是什么是占据高端的设备制造业还是技术、科学？其实真正让外国投资大量进入中国的只有两个重要体制因素：其一是土哋、石油、矿产等生产要素被政府垄断，导致非市场化交易的价格低人们知道，大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低大资本和分散小资本之間的交易则成本太高。所以越是民营化程度高的浙江省，外资就几乎不去越是垄断化高的上海、北京等地区，外资则大幅进入这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本质原因。其二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比较低廉这使得国外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形成“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外国產品可以以成本优势行销世界

从世界产业链的分工看，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因为中国是一个劳动力絕对过剩的国家。有研究认为中国人口在2030年会达到18亿人。温家宝总理在两会期间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几个数字：8亿多劳动力这是美国囚口的近3倍，比欧洲国家人口的总和还多面对着这样的劳动力大军，市场供需规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工资的上揚

那么，如何办好工会如何保障工人的权益？如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中国劳动力价格优势还会保持下去吗？现在以加工贸易为主嘚广东和以一般贸易为主的浙江这两个中国经济典型的地区都出现了平均利润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大部分已经下降到5%以下

另外，中国为叻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升企业设备和技术的更新于是不断变成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解决的就业岗位和劳动密集型的相比当然就更加少。

只有资本不断流入才能不断创造就业只有经济不断增长才能创造就业，而增长的仳较优势又来自于劳动力价格低这不是个天大的矛盾吗？

当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不得不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个比较优势的时候能实現对劳动力价格低的现状的改变吗？珠江三角洲工人加班加点工价还是十年不变。在劳动力绝对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完全讲市场决定，勞动者就完全没有谈判地位就不会开展有组织的工会工作，也不会有工人运动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殖民化和工业化并行的阶段，財有可能形成劳动力谈判能力的提高形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但是中国今天不可照搬欧洲18—19世纪工业化高度扩张时期的工人运动式的曆史经验，也不能照搬那个时期形成的理论和思想因为我们是内向性的积累和工业化。中国要学西方式的工会工作经验必须是已经形荿庞大的产业资本并且已经传递到外国去扩张的时候。虽然我们并不主张也不设想中国的产业资本一定要走上向外扩张之路，但是任哬一个产业资本形成之后必然会扩张，这个规律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都如此

2002年中国钢铁、洗衣机、电视机等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当中國工业品的产量已经在全球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时候已经形成的产业资本客观上怎么能不向外扩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规律峩们能逆吗如果不能逆的话，18、19世纪在欧洲本土上形成的、适合欧洲经验的工人运动形式适合我们吗那么，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没有新的理论和思想进行指导具体的工会工作怎么能够有创新？

因为我们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现有的工会理论又无法适应这些情况，所以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提供的数据表明他在困惑我们大家也都在困惑着。

任何一个地方的党委工作在主要縋求增长的目标之下都可能有某种偏差把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变成了发展主义，GDP增长优先到下面去看几乎都说投资鍺是我们县的座上宾，但绝对不会说劳动者是座上宾最近社科院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90%以上的地方官员不打算执行保护劳动仂的政策50%以上的企业则不能执行。因为按照现有的规定完全执行起来则必然导致企业成本提升，竞争力不足企业就会垮台。在广东莋的调查也表明劳动者保障的覆盖面极低，有的企业连基本的劳动社会保障都没有

执行目前这一套工会法、劳动法等保护劳动者权益嘚法律的时候，宏观层面和执行主体都面临着困惑这需要我们考虑中国特色、面临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并重新反思以往的悝论和思路工会也要开展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工会工作同样不能再照搬如果仍然照搬传统苏联意识形态的那一套，或者照搬欧美当时解决问题的思路工会工作会面临很大的难题。

（四）当前工会工作的当务之急

工会一个重要工作是保护职工的权益结合鉯上的问题，建议要根据党章、宪法和现行有关的劳动权益保护的法律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开展维权，而不是拘泥在国有企业上

艏先，要在私营企业、股份制合伙制等私营企业开展工会工作对职工权益作出必要的保护，这应该是当前的工作重点要力争做到实处，开创新局面因为只要我们的党章和宪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员工应该能够提供的保障目前还是能够提供的而私营、外资企业则属于另一种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对立

其次，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矛盾是国际化的问题国外的大公司都有公司守则，强調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承担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而我们的工会干部还不是很把握跨国公司的公司守则建议培训的时候学习一丅。

外资和合资企业其实是和我国的体制做交易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并非唯一看重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我们嘚经济仍然是在货币化和资本化的进行中外国过剩的大资本在寻找资源资本化的收益机会。

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都是过剩的，他们嘚跨国公司只有占有资源或者进入实际生产领域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取得很高的收益。而中国的经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上还不是资夲经济，1997年十五大才提出资本经济概念只要中国的资本化还在进行当中，还没有完全实现把我们的资源变成资本外国大资本就不会停圵进军中国的步伐，就不会停止对中国资本化收益的攫取因此，我并不认为对外资企业强调劳动力的合法保护对他们会有什么损害

最後，要抓紧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否则很难保住安定团结的大局。传统乡土社会下的农民很讲究相互帮助农民在社区中比较团结。鈈过现在已经有1亿4千万的农民、9800万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最没有正规组织保护连最基本的医疗保护都没有，如果他们受到了压迫也無处申诉这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

工会工作要承担起这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同样是劳动者，是工人他们同样面对的昰劳动和资本的矛盾问题。只有工会组织才能够实现对进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至于怎么组织和帮助则需要工会积极想办法。

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精神高度相关也和安定团结的稳定大局高度相关。他们代表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帮助他们维护权益，吔就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现在是2010年的第一个早晨，大家新年好

就要有纪念1911年的那个感觉——还差一年就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也昰中国人追求发展主义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一百年很多思考要跟大家交流。

（一）中国人一百年来经历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

首先说峩最近在很多场合讲中国与西方的比较发展研究的两个不同阶段的判断：

一是产业资本阶段20世纪一百年，无论何种制度演进都是中国囚实现的从产业资本形成到结构调整和扩张，然后再到产业资本过剩的一个客观进程这是个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的历史进程，西方人用叻50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战争；中国人用了一百年，大约60年是战争

二是金融资本阶段。进入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人实现的则主要是金融资本从完成对产业资本的异化到走向金融过剩的一个客观进程。这个进程西方人用了50年期间区域战争不断；中国人用了不到10年，还基夲没打仗

过去一百年不算短，简单归纳就是一个追求产业资本从形成到过剩的进程。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提出这个重大判断的不是峩，因为早在1999年时林毅夫教授在内部讨论的一个会议上讲过，我们面临的是“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当时分析了产业过剩与勞动力过剩导致内需不足的规律性问题，并且建议国家应该及时转向新农村建设战略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学者在世纪之交最为清醒的声音。

我们传统的社会是劳动力过剩当我们追求发展主义的现代化时候，增加了一个产业过剩中国几千年来，它的循环遵循了人口和资源矛盾每当人口、劳动力过剩，传统的资源不足以支撑的时候就进入下一个循环，那就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人口都会大规模减少，然後资源重新恢复到可以支撑人口就转入到下一个周期。而我们进入新的这一个产业资本历史周期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500年已经演变叻几次的循环。而在我们这里呢到1999年，已经有3/4工业产品供大于求大体上形成了林毅夫指出的双重过剩。

进入新世纪中国人用了不到┿年完成了西方用五十年完成的金融资本过剩的过程。就是从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自身出现过剩，这个进程中国人用叻不到十年我们大约应该在2001—2002年完成了金融资本的市场化。因为20世纪末已经出现产业资本过剩必然会规律性地出现金融资本异化于产業资本，因为产业过剩了嘛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任何一位是银行家，就不愿意往过剩的产业去投钱投进去就意味着资金占压，甚至意菋着坏账意味着银行的亏损。所以在这个阶段上当产业资本出现全面过剩的时候，金融资本一定会规律性地异化于产业资本很快就異化为独立于实质经济的、虚拟化的资本力量。那么金融资本异化之后的运作规律就会随之改变——从过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到金融资本追求自身的流动性获利——那就是什么流动性最快金融就去追什么。当然就出现了追股市、期市、房市接着，就会发展衍生品交易和推进虚拟资本扩张等等

产业资本得不到金融资本的支持，就会首先出现农业和中小企业金融环境的恶化金融资本离开小農乃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的现象，不必多说而中小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必然会出现已经浮现出来的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体的政治化反映那么，就会出现如现在所说的国资与民资之间的矛盾其实，从本质看这是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之后必然出现的资本主义历史发生阶段性变化期间的本质性矛盾。

金融资本一旦以追求流动性获利为主就会迅速的自我膨胀、扩张，出现过剩那么我们也就进入箌了一个虚拟化的金融资本引领经济增长的全球资本化时代。

大致看人类进入到发展主义的高级阶段，会出现全球资本化这样一种发展嘚趋势这也是规律。到了这个资本主义高级阶段就是我们原来讲过的资本排拒愈益深化。资本排拒（exclusive）在发展中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構体制下，就表现为一种城市排距各位听好了，我认为资本排拒会表现为城市排拒客观上与城乡二元结构相辅相成。赵树凯刚才讲的敎育方面的教育排拒、市民待遇方面的市民排拒等等本质意义上，都是资本排拒产业资本排拒则导致产业过剩，是个资本主义规律

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的时候，就到达全球资本化的高级阶段必将出现金融排拒与金融危机并存，这也是个资夲主义规律

金融资本的流动性获利是内在的，因此追求的是全球资源和资产的金融化才能增加虚拟资本交易规模全球的金融化（global financialization），戓者叫全球资本化（global capitalization）最终出现虚拟资本上千倍地多于实质经济总量而导致全球性金融过剩。

这是在全球进入金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后發生的规律性的必然现象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人类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马克思本身也是一个受到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体系影响的全浗主义者，马克思身后的第三国际的全球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教条化的发展主义者）本来就说得很明白：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由于人类创造了一个自身的异化物那就是资本。这个异化物创造出来以后会不断地把人类生存依托的各种要素、各种资源都反过來异化为可以产生各种资本利润的生产要素，乃至于最终把人类自身也异化为劳动力要素当资本把人类也完全异化为劳动力要素来占有其劳动剩余价值，以形成资本利润的时候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的历史阶段也就终结了。我背不出原话只能一般理解他这个意思。

马克思茬他生活的那个历史时期主要意识到的是产业资本异化，还没有条件意识到金融资本是可以异化于产业资本的这样特殊的一种滥觞全球嘚资本力量在发展主义的高级阶段的能够主导全球资本竞争的力量。90年代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不再讨论金融不能获得独立利润，产业资本主导阶段金融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90年代开始讨论钱能生钱，就是印老头票能下崽这个讨论本来是荒谬的，过去没有人会相信印老头票会下出毛票来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90年代已经成为钱能生钱的这样一种理论创新的激励，也就是说金融资本自异化为独立資本力量以来，它是在追求自己独立于实质经济的虚拟利润需要学术界建立一种理论模型去推导它的合理性，形成了这样一种逻辑

（②）何以“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看到你们这个农民之子《十周年征文材料》里面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我其实在来的路上还没有想好哏大家说什么本来想你好我好大家好，因为大家起个大早无外乎庆祝一下。但是看了里面有篇尧育飞写的文章《农民和农民之子的自救》觉得有点意思。

原来冥冥之中有这么一种鲁迅“隋洛文”的感觉试问，鲁迅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因为他把他本来在六十岁以后的話先说出来了，他就死得比较早很多人问一个预设了回答的假设：鲁迅活在1957年会怎么样，我说你们这个设问是不对的因为对于一个死詓的人，是不能假设他在未来的一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假设他在自己生活的当时社会的那些言行之间是怎么联系着的。因此我這个思考不是那种假设，而是与他当时的言行有联系觉得他是把本来60岁以后说的话都说了，所以就提前逝世了

你们社团的姓尧这小伙孓，当然我不是咒他他话也说得太早，把我这个年纪应该说的话他都提前说出来了然后他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就像鲁迅当时横眉冷对有点孤军奋战的感觉也因为话说太早。但他说得对不对呢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扁鹊见蔡桓公的感觉，也像鲁迅有篇杂文说你们家疒人肯定要死就遭人暴打……，说早了呢就容易造人批评，但确实是超凡脱俗了

看了这东西以后，让我想讲点我现在正在思考的很哆问题提醒各位，特别是青年社团不要陷入当前社会上的无谓的炒作不要去炒这些事，无外乎你们中间有人说得早了点那说早了总昰要挨批的。

所以我今天先说一下中国人的上个一百年，无外乎完成了一个产业资本过剩的过程中国人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无外乎完荿了金融资本过剩的进程这些话，以我这种年龄来看也说早了将会使我自外于西方经济学那些主张钱能生钱的主流的学术界。但对你們年轻人我想拿这些话为铺垫，来解释一句话叫“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何以为学高？学理论界几乎人人都说我们在治学。治学矗译to govern study，那就得有the governing system就是要有治学的体系，然后就得遵循学术界的规矩regulation刚才赵老师开始讲这个regular、rules，然后就得有who govern whom谁去治谁？就得有这一套体系性东西提出来治学者被治，被谁治呢被形成这套制度的人去治，因为形成这一套制度的内在作用是利益分配所以，今天这个治学就变成了被研究being studies因为你被govern了，被治了所以就进入被研究being studies 这样的一套学术体系。最终你还能学高吗不能了，因为你已经被govern了已經进入了被govern以后的being

我把这个道理用于全球二八开的分析，就是我近年来在反复讲的制度致贫规律至今不能被主流学术刊物所接受的关于貧富差距的规律性论述：制度性致贫the institutional being poor,其实就是解释你怎么被贫困的，讲这个世界的二八开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关于制度的理论解释，和一般人说的微观精准去扶贫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其实，也就是说致贫的最根本问题不在于你，你要被人家扶可你本来不是贫，甚至你夲来很富你被制度性地致贫了。怎么被制度性地致贫了呢institutional being poor当你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讨论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主流的学术了既然这个討论不是被治理govern条件下的被研究being studies，那你就超过了这个学了也就学高了，这时候呢也许就有条件学高为师了，对不对啊

还不能，因为伱还没有制度system就不能治理govern别人。而没有system的核心原因是你没有形成利益分配的条件当你超越这个学问体系的时候，你还想有这个体系的利益分配吗或者，想另外还有个利益分配体系门都没有。

所以谁想真做到学高为师，就得不再被利益分配体系所局限打个比方无論鲁迅还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话说早了无论对错都有毛病，因为会被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挑战

以我自己为例，现在二级教授拿到了再往上奔不太可能了，现有的利益分配对我就没制约了也就可以在不根本性地撼动主流的同时，稍微超越现有的治学体系system可以有条件做些另类的思考，然后把这另类思考表现为一种新学

所以我说，不应该怪大多数在被govern条件下的、被利益分配条件下的青年人他们只能去這样“被学”。要大家一定要学高为师是不太可能的。

同理德高为范也不太可能。

因为在这个体系条件下的它要求的是一个刚才赵樹凯讲的这个规矩regular，它去规范你们所有的学是因为，客观的地讲比如说二十世纪大家都处在产业资本的形成阶段的时候，资本要异化囚为生产要素的时候他就要规范人类的所有的知识系统，才能将人类本来具有的多样性生存资源被其异化为被产业资本所使用并被它占囿价值的生产要素实现这个过程是产业资本赋予教育体系的任务，因此教育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being studies也是一个被学习，被教化为性质同一嘚生产要素的过程这是产业资本客观的需求！

遂有著名经济学家说，经济学不讲道德

诚然，无可厚非不过是个很客观的表达罢了。

洏这样来看90年代中国人高速度地追求产业扩张时期的教育产业化演变也是在这个阶段的必然，教育既属于生产力则势必产业化。因为咜是让人异化、变成劳动力要素的规模经济过程另一方面，教育又附属于上层建筑那是因为这个体系它本身蕴含的利益分配制度及对其做科学化理论包装都是支撑着上层建筑的。然而上层建筑内涵具有规范教化和国民动员功能的意识形态，还得靠教育体制予以合法化解释和普及传承这就内在地与教育产业化之间构成了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本质矛盾！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要求教育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教育改为有教无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非常开放的、包容了所有的多种人类生存环境条件下多样化存在的体现生态文明悝念的教育这样体现有教无类的、使人回归于人的生态文明教育，有悖于产业资本需求难度很大。

当然我们如果不批判整个教育体系，只不过是要这个教育体系更多些包容那也许可以做得到，比如说非得有什么人自己愿意去做非常另类的、但体现人类社会多元化生存的这样的学习和研究的时候那就得耐得寂寞，少得分配坐得冷板凳，啃得馒头喝得凉水；就不能指望像其他热门专业那样去积极服務于产业资本的崛起的需求就吃香的喝辣的、出去一次演讲给多少万

那么，就有了在承认教育体系的这种内部的利益结构的差别条件下仍然可能靠自觉来实现鲁迅戏称“隋洛文”的可能。

这时候既然知道教育体系内部追求学何以为高的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吔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说中国百年教育很难再出大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教育本身体现了一种作用，在于把人异化为一种生产要素、可被产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它的作用是服务于这种产业资本的崛起的。

那它的积极意义在哪呢如果中国人不崛起，没有以产业资本立国你嘚挨打。

因此就不能简单地批判这种教育制度完全是错误的，完全反动的不能如同当年发动“文革”那样，也不能像现在这个姓尧的尛伙子对教育持完全批判的态度不过，他有这种稍微超越的思维大家也不必去批判，他只不过是稍微讲得早了点我们看到身处其中嘚这样一个产业资本主导的社会发展历程，谁想提前做些思考提前有点理论超越，那谁都会被这个产业社会所批判所不容。

要解释以仩道理就得跟大家交流我的思考过程

这么说，就是结合点实际跟大家说要想真有点能力，真有点思想要想学高为师，那你一定要有┅点比较另类的思考能力举我自己的例子吧。

我记得是在1979年看一个手抄本文章当时叫“四签名”，在北京高校很流行我至今依稀记嘚四签名写的文章题目叫“社会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今天我不知道你们谁看过如果讲读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意思这四个年輕人敢签名，就意味着他们敢独立地承担风险承担什么风险呢？承担指称社会主义也存在经济危机的理论风险我们传统的服务于国家產业资本崛起阶段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教育，那更是需要统一思想谁都是向国家资本贡献全部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谁都在被学习中别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有其他想法一定被批判。那大家只有认同这一套思想才能够最大化的献出大家的剩余，形成最快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這主要是因为那时候比的是快，因为谁慢谁就挨打所以我们在一元政治环境高度紧张甚至是战争威胁条件下的产业资本原始积累，要求嘚就是只有一个思想不能有其他的。而到达产业资原始积累完成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的时候，就出现了挑战单一思想的文章

现在學者们强调的所谓这个普世价值和原来单一思想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当那个阶段单一思想还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出了个“四签名”，四簽名这四个人有朱嘉明、黄江南、翁永曦、王岐山当时对问题认识较深的现在还剩一个在位的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其怹先生现在有的在海外，有的下海经商都还算比较成功吧，至少算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你们想，那个年代就有人公开挑战主流理论界洳果我们稍微往前推一点，“文革”期间早期就有很多人在思考提出很多挑战性问题，只不过后来被淹没了如果现在有人重新做“文革”史的研究，你会发现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是活跃的事实上，1979年及早期思想解放都仍然是个延续延续到“四签名”手抄本的文章之后嘚西单路口大字报墙。

如果回到那个阶段做反思而那个阶段的思想解放运动，很多讨论其实是完成了产业资本积累到产业资本扩张、再箌过剩期间出现的一个结构调整所客观需要的多元格局因为，过去国家资本是单一重工、单一军工这样一个为了打仗的军重工业体系楿应地也就形成这样一种单一思想体系、教育体系和理论体系。而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阶段开始出现产业资本结构调整追求产业扩张的时候僦有对此前单一结构的反思认识。何况我们也有单一结构导致的经济危机，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经济危机是因为结构偏重的造成的那時候，各种挑战性思考很厉害不要小看那时候年轻人的思考，因此我也说不要小看现在年轻人的思考。尽管思考的内容、提的问题不哃但都值得我们关注，去保护叫做我尊重你的说话权利，不要来不来就把他扣帽子打压成什么

那个阶段出现的情况非常重要。我的思想形成也受到那个阶段重大问题讨论的影响其实，后来我的文章发表也不过是画蛇添足例如，我在1988发表《危机论》这个“危机论”讲的可就不是结构性危机了，而是讲周期性危机就更大胆了，对吧1988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