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压能力差怎么办！_百度知道
抗压能力差怎么办！
,沟通能力较差怎么办,我自身的心理抗压能力较差,
提问者采纳
都有两面,压力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的,,一言以蔽之,只有你自己真正去尝试一下,你只看看,有所发现,,,,是因为你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不管了。其实还没到你的极限,,为什么抗压能力差,,不过多进行叙述,其实生活中不管什么事啊,也许你也听过很多人说到这个,,人都是被逼出来的,更多的是去想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当你有一个目标时,不行了,但是你做了没有,这也是老生常谈,听听就永远不能有所体会,既然你已经认为自己心理抗压能力差,,,其实这也没有错,,,所以在生活中遇到一些问题就退缩不前了,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去看到事物的阳光面,,,希望有帮助把,关键是看你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去尝试,,重中之重在于心态,自己首先就说,心态和目标,不能在自己承受的范围内,你就不会仅仅去在意遇到的麻烦了,所重要的就是,,文字比较空洞,,上面说的过于理论,,,才能在实践中去感知, 而且,,,,但为什么你却承受不了呢,纯属一孔之见,,有人说,,所以你应该去扩宽它,,
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别人的碎言碎语心理上接受不了,说明自己的承受范围是很窄的,反正的,,这就是心态的作用,
提问者评价
谢谢你的回答，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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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强大的毅力才能成功,一个残疾人自学成为高级工程师的故事……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人生的成功可以说成是一种奋进,com/%BA%AB%D0%A1%C6%BD%B5%C4%BF%D5%BC%E4/blog/item/814e3f603a6d8,每个人都身处百舸争流之中,
工程上水泥混凝土抗压能力不足一般是增加水泥标号、增加钢筋含量、增加骨料、换强度更高的骨料。对应的人的抗压能力差也可以在内部和外部分别找原因予以解决。处方1：凡是问题都要努力自己解决（积极的方式建议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积累）。处方2：离开温暖的家在外闯荡几年，多与人接触在自己所熟悉或者所学的领域树立信心（具体的方式，也是比较管用的可以积极的尝试）。处方3：用疲劳方式麻痹自己并给自己软弱的心上一把锁头（不建议使用容易诱发自闭症）。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的。首先，为什么有的人抗压能力强，有的人弱。如果你小时候父母没有什么事情都给你撑腰，什么事情都帮你出头的话，即使你自己学习成绩很好，你还是会很注意一些小事，怕犯错，压力也就大了，输不起的人就会抗压能力差了。沟通能力的形成，小时候也有很多影响，如果父母是公务员，出去朋友很多，孩子什么事情都敢跟其他大人聊聊了。自然沟通能力就好了。然后，如果自己不断的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如果有了一定的成就，就会觉得自己真的行，就会把一些事情看成小事。自然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沟通能力分3个方面：1你的语言表达能力2你的情商3你的胆量。你可以早读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恋爱增加你的情商，多跑出去闯增加你的胆识。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压力要化解的话，一定要记住不能希望什么付出都有回报，期望线订再80%会好一点，要始终对自己高要求，低回报。
开心一点，注意平时多放松，有的时候多去旅游一下，交一些顿感的朋友实在不行就换个工作外加不要太焦虑，抗压差是城市人的通病，没有关系的，及时和他人沟通、及时派遣就好了……
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办法，多和别人勾通。向人家请教，虚心向别人学习。慢慢就能找到自信。和别人交谈，别人快乐你也快乐呀！
楼主你好。首先我觉得你应该调整好你的心态— 自信很重要！人们都说有了自信成功的一半。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你要相信你自己无论面对什么挫折困难时都能克服它！你要不断地告诉自己“我能行！我可以！”这样的话，那些压力都不会让自己感觉沉重。沟通能力差这个可以改变的，真的。你要多学会大胆的跟别人交谈，跟你的朋友说一些家常事儿慢慢的时间久了 就会在不自觉中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切忌不要觉得自己沟通能力差就不跟人沟通了。这样下去沟通能力更会成为障碍。最重要的还是要相信自己能行的！楼主，加油！
我做销售做了6年了，做的不怎么样，当初也是因为沟通能力差才做销售的，培训参加了不少，客户也接触蛮多的沟通能力就是难上去！
那么亲，我觉得你可以试着跟口才很好的人多接触，同事阿朋友阿，从他们处理工作中和待人处事方面多学习学习。遇到事情要从多方面角度考虑，说话一定要经过大脑思考，觉得怎样表达更好。慢慢来，不要着急，我相信，你可以！
寻找乐观，健谈的搭档，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你就会改变的。不要看心理医生，那只能给自己增加压力，使自己更自卑。
换材料，改结构，改形状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人的抗压能力差这么办！
那就换工作。我看了下面的贴，你说，做销售做了6年了，做的不怎么样，当初也是因为沟通能力差才做销售的，培训参加了不少，客户也接触蛮多的沟通能力就是难上去！一份普通的销售工作做了6年，没什么大的成就，说明你是信心被磨完了。所以我建议你换工作。而且看你的意思是做销售是为了锻炼沟通能力，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以毒攻毒，勇于面对，压的多了，抗压能力自然就强了。沟通能力差就逼自己主动去沟通，时刻提醒自己站在双方的角度看问题。虽然可能有点痛苦，但不是坏事。
对于 抗压能力 这个是没有太多办法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有心灵受过伤，受过挫折，抗压能力才会增强不过不能让这些东西堵住了眼睛，看不到明天的希望，要坚持等你成功的走出一些阴影，人自然就成长了沟通能力要敢于尝试 敢于和别人交流要记住 有些事情做了可能没结果，可能也有收获，何必不尝试一下
我受得挫折太多了，打击太多了基本上心理防线快处于崩溃的边缘！
我已经崩溃过了（忧郁了整整一年），不过走出来了你需要点东西鼓励你吗？女朋友？尝试放松自己，如果觉得自己快崩溃了，买一些励志的书是很必要的例如：卡耐基的 人性的优点
锻炼很重要，没有人天生就很好的。提高自信，加强与人沟通的能力，多交一些欣赏自己、鼓励自己的朋友。
教你最好的一招 什么都不想 静静地享受一天 睡一觉 然后再享受一天 慢慢就放下了 当你发现痛苦时 可能你追求的东西是错误的 我也经历过 但现在好多了 我高二 你呢
多交际（尤其多和乐观的人交往），培养自己乐观情绪，多样的爱好，多样的人生，遇事不要想太多，平常心面对
“草莓族”一词最先流行于台湾，是指一些职场新人看似外表光鲜亮丽，“质地”却绵软无力，遇到压力就抵抗不住，变成一团稀泥。网上也有人归纳出了“草莓族”的特性：独生子女，从小被父母宠爱；从小不缺钱花，抗压能力低，心理承受能力低；一有小挫折或是被说两句就像草莓被碰撞到全身，撞烂了且无法恢复。你可以这样1．倾诉 　　倾诉可取得内心感情与外界刺激的平衡，去灾免病。当遇到不幸、烦恼和不顺心的事之后，切勿忧郁压抑，把心事深埋心底，而应将这些烦恼向你信赖。头脑冷静、善解人意的人倾诉，自言自语也行，对身边的动物讲也行。 　　2．旅游 　　当一个人心理不平衡、有苦恼时，他应到大自然中去。山区或海滨周围的空气中含有较多的阴离子。阴离子是人和动物生存必要的物质。空气中的阴离子越多，人体的器官和组织所得到的氧气就愈充足，新陈代谢机能便盛，神经体液的调节功能增强，有利于促进机体的健康。愈健康，心理就愈容易平静。 　　3．读书 　　读感兴趣书，读使人轻松愉快的书，读时漫不经心，随便翻翻。但抓住一本好书，则会爱不释手，那么，尘世间的一切烦恼都会抛到脑后。 　　4．听音乐 　　音乐是人类足美好的语言。听好歌，听轻松愉快的音乐会使人心旷神怡，沉浸在幸福愉快之中而忘记烦恼。放声唱歌也是一种气度，一中潇洒，一种解脱，一种对长寿的呼唤。 　　5．求雅趣 　　雅趣包括下棋、打牌、绘画、钓鱼等。从事你喜欢的活动时，不平衡的心理自然逐渐得到平衡。“不管面临何等样的目前的烦恼和未来的威胁，一旦画面开始展开，大脑屏幕上便没有它们的立足之地了。它们隐退到阴影黑暗中去了，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工作上面。”伊丽莎白就是通过画画治好了忧郁症。 　　6．做好事 　　做好事，获得快乐，平衡心理。做好事，内心得到安慰，感到踏实；别人做出反应，自己得到鼓励，心情愉快。从自己做起，与人为善，这样才会有朋友。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手，施一份关心给人。仁慈是最好的品质，你不可能去爱每一个人，但你尽可能和每个人友好相处。　　7．忘却 　　忘却也是保待心理平衡的好办法。忘记烦恼、忘记忧愁、忘记苦涩、忘记失意、忘记昨天、忘记自己、忘记他人对你的伤害、忘记朋友对你的背叛、忘记脆弱的情怀。忘记你曾有的羞悔和耻辱…这样你便可乐观豁达起来。人生的道路是曲折坎坷的，对于荣辱、富贵、贫穷、诽谤、嫉妒、酸楚等社会附加物，一笑置之，那么你就得到解脱了，心理就平衡了。忘却有害无益的人和事吧，保持心理的平衡。 　　人生短暂，万事具应想得开，随时随地保持心理平衡，，守平常心，处变不惊，笑口常开，潇洒走一回，自会快快乐乐地过一生
多做一些刺激的事！我以前跟你一样！例如你开快一点摩托车，总之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做的事，学会心理暗示自己，别怕慢慢你就习惯了！总之寻求一些刺激的事分散你的注意力
心理抗压较差，那就是你的心理因素了，保持乐观吧，最好能做到将压力变成动力！沟通能力，那你就经常找人聊天哦，有的没的，你都使劲聊，最好是找那些有助于你沟通能力的人一起聊！
多比赛让自己在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取胜，有压力就深呼吸，主动与人交流，不用怕的，主动，对发生的事有了了解就觉得没什么所以抗压能力就自然提高，面对突发事也就淡定。
在体育运动中得到提升，如打篮球试着逼入绝境然后绝杀或者通过一些创意传球打开局面，还可以旅游和朋友一起，去一些有文化氛围的地方，或者改变自己，主动与人交谈，不要害怕拒绝，迈出第一步你就战胜了自己。最后一招，心理暗示法，在内心大喊我能行，我是最强的。
看心理方面的书
找点困难任务，多受打击就强了
我曾经也是
这个是要通过外部力量帮助的 -----
有家人朋友的鼓励
与同学同事聊合得来的话题会得到快乐
然后就会忘掉痛苦和压力
可以打沙包，唱歌，跑步来发泄
祝你早点克服这个困难
能说出这话的人就一定会改掉毛病
你就想着 笑着是活着 难过着也是活着 前者活的时间更长 你选哪个？
沟通差？没人天生会说话 别人行 你为什么不行 有点信心嘛
多锻炼，多实践
知道自己的缺点就要去改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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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尴尬的二代农民工:哪儿才是家/法治周末迷失在城市的农二代/警惕2012农民工失业潮
来源：中国招工&&作者：卢龙塞&&时间： 17:12:29
中国青年报尴尬的二代农民工:哪儿才是家/法治周末迷失在城市的农二代/警惕2012农民工失业潮
尴尬的第三代农民工：哪儿才是家？
中国青年报&&
编者按：他们，是一群跨入工业文明的庄稼人后代；他们，是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面临边缘化的尴尬群体。在城市，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还找来白眼；回村里，他们已经不会种地，也不想种地。
初中退学“觉悟早”
　　刘金洲，男，23岁，家住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法科村，已经在外打工8年的他用“八年抗战”来形容这些年的经历。
　　虽然岁数不大，但在他所在的刘祠堂的同龄人中，他属于最早一批外出打工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觉悟得比较早”。他自从初二主动退学后就外出务工了，“不爱学习，在学校里调皮捣蛋，耽误自己也影响别人，当时也没怎么想就背着家人不念了，被父亲知道后还被追着打了几顿。”
　　还不到16岁的他孤身一人就去了扬州闯荡，“也没什么目标，就感觉扬州挺漂亮的就去了。”刚到扬州的他人生地不熟，很快就被城市的繁华吸引住了，游走于网吧和迪厅之间，身上带的几百块钱不到一个星期就花完了。身无分文的他在一家超市门口看到招聘送货工的广告，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开始了。但没过两个月就因为老板克扣工资就不干了。“当时看中的是超市包吃包住，吃住问题解决了，但一个月就五六百钱的工资，根本不够花的。”
　　随后在扬州又找了几个工作，但都是匆匆就换了。“那个时候心不定，总想一下子找个赚大钱的，但又没有能力，只好不停地换工作。”
　　工资较高风险大
　　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后，他还是没有找到能让自己稳定下来的工作，无奈之下投靠了在扬州船厂工作的父亲。作为那里的老资格，他父亲没费多大功夫就安排他进船厂了。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船厂工作到现在。
　　船厂的工作相比起其他来工资要高很多，一般的都是两千以上，但风险也很高。“在船厂几乎每天都有人出事故，一点伤不受是不可能的，轻的骨折、断胳臂断腿，直接死的也有。”
　　说着他侧过脸让记者看他的鼻梁，中间部分有明显断裂拼接的痕迹，他解释说这是09年春节前在工地上被倒下的桅杆砸到时受的伤，当时他发现桅杆底下不稳，就提醒附近的人注意，但他没有料到就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几十米高的桅杆就倒了下来，刚要跑开的他一个踉跄就跪倒在地，被桅杆砸个正着。整张脸都杵在地上，鼻梁当场就断裂了，后背也被严重擦破。等到救护车到来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还好医治得及时，现在除了鼻梁上的痕迹外其他已基本恢复了。“我清醒后才知道就在我身后，一个工人被当场压死了，地上都被砸出一个人的坑来。”
　　当问及是什么原因让他愿意接受如此高风险的工作时，他坦言完全是为了钱。“虽然经常出事，但只要你有经验再小心一点的话就没事，我父亲在那里十几年了也就受点轻伤。”据他自己了解，在村里的同龄人中，他现在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基本算是最高的。“很多人一个月就一千多，几百的也有，除了吃点喝点就不剩几个钱了，一辈子也盖不了房子。”
　　谈到房子，他算是比较幸运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父亲一直在船厂工作，为他攒足了盖房子的钱，09年春节的时候基本落成。就在他房子落成后不久，他就和在扬州打工认识的女孩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快2岁了(结婚时女方已怀孕)。
　　在全村人看来，刘金洲算是村里混得比较好的。他自己也坦言虽然经历过很多非常绝望的时刻，但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基本是满意的。
　　跟风打工境遇差
　　比起刘金洲这位早先外出谋生的人来说，后来跟风外出务工的人就显然没那么幸运。
　　曾经跟刘金洲同班的刘健就住在刘金洲家的后面，他比刘金洲小一岁。跟他一起玩的人都叫他“大悲”，在他们看来，他的确遇到了很多悲剧的事。
　　跟刘金洲一样，他也选择了去扬州，第一份工作也是超市送货工，中途也换了好几份工作，但不同的是几年过去了，他辗转到了苏州，现在仍然没有安定下来。“大金洲(他们这样称呼刘金洲)的工作虽然挣钱多，但太玩命了，我不敢去。”
虽然面对危险的工作比较胆小，但他也干出了一件现在都让他觉得很自豪的事。“有一次在车间里的时候，主任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就趁着下班的时候堵在主任回去的路上把他揍了一顿。”讲述这件事时他很兴奋，并且说那个主任该揍。出了一口气的后果就是他连工资都没领就直接跑了。
　　刘健的朋友刘威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有一次刘健在下班后骑摩托车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车的人，因为怕承担责任，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加快油门溜掉，结果那个骑车的爬起来后穷追不舍，他连续闯了两个红绿灯才彻底甩掉他。因为这事回去还害怕了很多天，连摩托车也不敢骑，害怕被人认出来。
　　城市农村边缘化――看不见的城市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很傻很天真’，”刘海亭这样形容当初对城市的幻想，“以为到了城市里只要自己敢拼敢闯就能混个人模人样，结果几年过去了，在城里呆不下去，也没脸回到家里了。”这段话或许道出了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
　　跟很多年轻打工者一样，刘海亭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扬州，他没有透露自己在那边是做什么的，他的朋友刘健也只知道他以前给人拉过货，对他现在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扬州话很难懂，说起来呱呱的。本地人都看不起不说扬州话的人。”刘海亭的普通话很别扭，有浓重的方言，他觉得当地人会因为他的口音嘲笑他。
　　对于扬州的方言刘金洲深有体会，“比鸟语还难懂，我一开始去的时候经常因为听不懂老板说什么被骂，到现在还有很多听不懂。”
　　语言仅仅是第一个关口，挡在他们与当地人之间的隔阂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本来以为到了大城市眼界会开阔点，结果来了两三年，到现在只认识跟我一起工作的几个人，经常加班，根本没有时间出去逛，整天打交道的就是几个外地工友。”他也确实有过几次游玩的经历，但他觉得“玩得很不爽”，“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多想，就感觉别人看我眼光不一样，到那里都觉得有人盯着我，那种眼神让我很不舒服。”
　　在外拼搏多年的刘金洲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不管你怎么打扮，还是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农村人，对你的态度就变了，有时候只有你自己能察觉到。”即使是八年过去了，他在扬州的生活娱乐圈子也只还局限于船厂的几个铁哥们，“上班就封闭在厂里，下班不是叫几个人一起玩就是回去睡觉，跟当地人基本没有什么联系，就算到小卖部买烟也只是用手指下而已。”
　　在平时跟当地人没有交集，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不会选择求救当地人。“厂里经常发生打架斗殴的事情，都是外地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内部解决，报警的话会败坏外地人声誉。如果有当地人的话更不能报警了，警察肯定会偏向当地人。以前厂里就有这样的事情。”刘金洲曾经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好几次打架事件，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有报警。
　　这批农民的后裔已经不像他们父辈那样单纯以挣钱为目的，他们面对身份歧视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以“出来挣钱”为主要目的的只占18.2%，而他们打工的主要动因在于羡慕城市生活、出来锻炼自己。据统计，中国目前有1.5亿外出农民工，其中二代农民工大约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虽然城市化迅速发展，但要消化如此庞大数量的二代农民工确实是对城市的考验。与此同时，在这个大背景下二代农民工的失意在所难免。
　　刘露在苏州的服装厂里包装衣服，她们生产的衣服都是动辄几百几千的名牌服装，每一件都是她们亲手包装的，但是出了厂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因为一件衣服就相当于她们一个月的工资了。“很想试一下自己厂里的衣服，但我连它们被送到哪里都不知道。”
城市农村边缘化――回不去的农村
　　处于城市边缘的他们，默默地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青春，但这座城市给予他们的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因为在他们身后，曾经的家乡已经再也回不去。
　　尽管外面漂泊的生活让刘健满腹牢骚，但他表示即使这样，他也不愿意回到农村。“你看看现在留在农村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老年人，要不就是小孩子，跟我同龄的基本都出去了，我要留下来的话连说上话的人都没有。”当年跟他一起上小学的同学除了一两个继续上大学外，其余的都外出打工了。他们这些年轻的打工者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回来后都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打台球、上网、唱歌。在他们看来，只有跟这个圈子里的人才有共同话题，而其他人都是不了解他们的。
　　穿着光鲜亮丽的他们在一起讨论的都是各种现代化产品，对就在离家不远的庄稼地已经非常陌生了。在他们看来，很难想象自己现在跟父辈一样回到田地里重拾锄头。面对全村整齐划一的田地，刘威甚至都不知道哪一块是他家的。
　　刘金洲的父亲在外打工多年，他自己对于多年没有从事的田间劳作也已经有点陌生了，“我们从小都是没办法才干农活的，现在的家长哪里舍得让孩子下田呢?孩子连韭菜跟稻子都分不清，让他们靠种地生活是不可能的，那肯定饿死了，还不如出去打工。”
　　常年接受城市文化熏陶的他们已经慢慢地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产生了厚重的隔膜，穿着时尚前卫、花钱大手大脚的他们已然成了村里人眼中的“另类”，而村里人将终身束缚在土地上在他们看来也是十足的“思想落后”。
　　除了不会干农活这一实际的限制外，他们也觉得在外打拼那么长时间最后再回到农村“面子上过不去”。“农村跟城市不一样，这里每个人都认识，不像城里人关上门谁都不认识。认识了就会互相比较，看谁混的好，混的好的人人竖大拇指，混的差的就在背后指指点点。你在外面打工十几年，最后还是回来种地，就算人家什么都不说，你自己脸上也挂不住。”刘健十分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这让他很痛苦，他曾经想过跑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但最后还要面对别人的指摘。
　　【调查】第三代农民工已“无家可归”?
　　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已初步演化成了三代农民工群体，而当前三代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已经与新农村建设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尽快化解这些矛盾已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工作。
　　我国农民世代沿袭了2000多年的子承父业的代际转换方式，正在迅速地彻底地改变着。调查报告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三种形式。
　　第一代农民工留不下，只能回到农村去。基本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闲出来农忙回去，农业的生产技能并未丢掉。由于这批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基本上未接受过任何劳动培训，主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他们难以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同接纳，因而对城市的认同感也普遍较差。目前，第一批农民工已基本返乡，虽然他们的年龄已是50~60岁，但目前农村的生产劳动主要还是靠他们在维系支撑。
　　第二代农民工不回去，努力要做城里人。第二代农民工年龄在16~45岁左右的农民工群体，其特点一是年龄结构更年轻。其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仅占16%。二是文化、知识、技能普遍比第一代农民工高。三是所从事的行业、工种已不再局限于建筑业，呈现出多样性。四是离土又离乡。他们基本上是离开学校就常年在外务工经商，农忙时也很难回去，因此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已基本丢掉。五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深刻变化。在城市发展、创业、安居正成为这一代农民工的主流意识，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已远远高于对家乡的认同感。
　　第三代农民工回不去，未来境遇难确定。第三代农民工即第二代农民工带在身边的子女。严格地说他们还不是农民工，但如果户籍等相关制度无重大改革，他们长大后身份仍将是农民工。他们从小就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并接受较为完备的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更趋同于城里人。他们对农村更疏远更陌生，而对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比上两代农民工的认同感更高、更强烈。因此，让他们长大后再回到偏远的农村家乡去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农民工代际转换方式的改变给新农村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空壳村社”日益突出，谁来建设新农村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问题。种田难、收割难、修路难、抗旱难、治安难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显。
　　制度缺乏有效改进，10年后谁来种田的问题已开始逐步显现。目前，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和其他留守家园的老弱病残，他们中许多人年事已高，但仍在田里艰难耕作。而第二代青壮年农民工中，许多人特别是20岁左右的青年农民工基本上已不再回农村老家。据调查，许多地方农户春耕插秧都是老人们自发组织相互帮助完成的，还有一些村社由于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太多，出现了土地部分抛荒的现象。
　　缺乏培训对象，新农村建设培训难的问题已成为现实。近年来，中央和各地都专门安排了每年培训农民的经费和指标，但在落实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困难。按中央精神，培训的主要对象应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因为他们才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现实是农村中青壮年基本上都已外出务工，只有春节才做短暂停留，平时政府部门想找些农村青壮年来培训也显得十分困难。
　　调查报告提出了化解农民工代际转换与新农村建设矛盾思路。
　　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化解十年后谁来种田的矛盾。从近几年土地流转的实践看，农民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一亩土地一年可收入一定的流转费，而接包大户和企业基本上都对土地追加了资金和技术的投入，并对农产品结构进行了调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土地效益和农业发展的后劲。
　　二是建设三支队伍，以化解谁来建设新农村的矛盾。第一支队伍是现存的留守家园的这部分劳动力，国家应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给予重点关注和扶持，给予更多的惠农政策，从而使他们能安下心来参加新农村的建设。第二支队伍是大中专毕业生。政府应每年吸引、接收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去开拓创业、为基层服务。这既能缓解城镇就业的压力，也能为新农村建设输送新生力量。第三支队伍是第二代农民工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民工人才。对这部分人，政府要积极引导、感召他们回到家乡创业发展，带领家乡父老共同致富。
　　三是政府、企事业、工青妇等培训相结合，以化解农民培训难的矛盾。在培训资金使用上，按照谁培训，谁享有的原则划拨培训经费，并实行严格监督、考核、验收，防止层层截留和挪作他用;在培训时间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对留守家园的农民，主要利用农闲时安排培训;对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要抓住春节前后这段时间对他们进行培训;对不回家的农民工，则可委托当地政府组织、企事业等对其培训;在培训内容上，坚持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原则，通过各级切实有效的培训，使农民的素质获得较大的提高，以便尽快适应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要求。(中国信息报
　　【对话】新民工应转为市民
　　人物档案
　　黄延信，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
　　对话背景
　　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新型劳动大军的主体，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他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却很难获得城市认同，他们想融入城市，只是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
　　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有1亿多。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以“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与社会融合政策”为主题举办了研讨会。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参与这次研讨的黄延信。
　　中国青年报：现阶段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出发点和思路是什么?
　黄延信：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乡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而我国的城乡管理体制显然不适应这种快速变革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制度创新滞后。目前，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过2.4亿人，这个群体为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为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农民工问题理应随着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而逐步解决。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必须有大思路、大政策，我们应明确一个理念：要促进融合，防止固化，坚定不移地深化城乡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各项政策，帮助农民工融入所就业的企业、融入所生活的城市、子女融入所在地的学校，一定要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定化、标签化。
　　中国青年报：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及与社会融合的现状如何?
　　黄延信：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城市新增人口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一代，有的虽然出生在农村，但从没有参加过农业生产劳动，初中、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农民工大军;有的则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他们在经济、社会活动等多方面实际上与农村几乎没有直接联系，但就是因为其父辈是农民，没有城市户籍，社会就称他们为新生代农民工，非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人为地把城市常住人口分为不同的等级，是严重不符合社会现实的，是对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新一代群体不断发展壮大，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在个人追求、价值判断、到城里来的目标等各方面都发生很大变化，他们融入城市的要求、愿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又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需要新市民来支撑。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为农民融入城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时机。但是，每年“民工荒”到来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从城市回到农村。从企业、社区和学校来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没有被城市接纳。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的反映。
　　在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应再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一词称呼他们，需要安置就业的可统称为新增劳动者，需要在城市解决各类问题的可统称为城市新增人口，以此在称谓上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
　　中国青年报：如何帮助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具体做法有哪些?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三个融入：融入企业、融入社区、融入学校。
　　所谓融入企业，是指要使和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逐步融入企业。我们要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让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工作环境、竞争机会等。真正要实现融合，关键是引导企业、企业的管理者转变观念，改变以往和农民工是一种单纯雇用关系的心态。要把农民工当作企业的主人，更加关心关注农民工的生活、学习、思想、技能的提高，不能再把农民工和企业对立起来。只有农民工感受到企业的关心、爱护，他们才会有积极性，企业才会有更快的发展。
　　另外也要教育农民工，使其和企业融为一体。农民工也要关心企业发展、创新、产品质量和效益，企业发展了，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了，相应的农民工待遇才能得到改善。
　　融入社区，主要是针对那些没有和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鼓励他们融入社区，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农民工的城市社区服务管理体系。为农民工及其家属提供文化娱乐、物业管理、基础医疗、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到社区的文明。同时，也要引导农民工关心社区建设、发展，维护社区秩序，鼓励他们参与社会管理。
　　融入学校，主要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而言。农民工就业所在地的政府有义务为农民工随迁子女提供教育服务。这里的教育服务不是简单的义务教育。我们调查发现，城市只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义务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农民工子女的需要。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还面临着义务教育阶段以后的后续教育问题，如能不能升初中、能不能升高中、能不能升中专、能不能考大学等问题。
　　中国青年报：近期，民间呼吁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允许随迁子女就地参加考试的呼声很高，您怎么看待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黄延信：要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将来不能再以户口为主，学籍和户籍应逐步分离。教育是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我国实行财政分税制的大制度背景下，农民工只要在一个地方就业，就为所在社区创造了财富，为所在地税收作出了贡献，其家庭成员就有资格享受所在地政府为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决定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是否有权享受公共服务应取决于此，而不是看他的户籍在什么地方。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目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延长到12年。此外，产业发展尤其需要技术工人，所以建议有条件的地方应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教育。
　　中国青年报：解决农民工问题，今后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革?
　　黄延信：促进融合关键是要改革社会管理体制，防止将农民工身份长期固化。改革的方向是，医疗、社保等应与户籍脱钩，而与农民是否在此地就业、纳税，是否有稳定的住房联系起来，这样就能防止将农民工身份固化。防止固化的各项政策中，从目前实际来看，最主要的是改革户籍制度。
　　要促进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农村内部也要加快改革。农村内部的改革主要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通过明晰产权，让农民有退出机制，房子可以进入流通领域，承包经营权可以退出来，这样农民可以拿到进入城市的原始资本，放心到城里来。有些农民来回跑就是因为房子不能处理，经营权的退出机制还不完善。(中国青年报)
迷失在城市的农二代：无学校，便监狱
他们虽然出身农门，但也拥有美好的青春年华。他们希望到城市寻找梦想和希望，却发现现实的残酷和不平等。心理的失衡和制度的缺失，让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00元加一包硬中华香烟，就可以让一个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拎着刀去砍人。
　　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和台州一带，黑恶势力组织这些廉价的新生代农民工为“黑色经济”服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有媒体报道称，这一人群的人数已过亿。
　　与他们的父辈，即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于城市人。他们中大多数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他们渴望拿到“城市身份证”，享有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
　　但由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种种制度限制，他们由“农民”变“市民”的愿望实现起来非常难。
　　“城镇定居的农村居民，在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承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不能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另一方面，他还要省吃俭用，供养在农村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并把挣的钱拿到农村盖注定会空置的房屋。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
　　近日，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3日之内两次亮相公众视野。其在11月12日晚的2011财新峰会上的演讲主题即为“破除城乡要素流动体制障碍”。
　　而在此前的11月10日，他在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存在五大不平衡，首先就是城乡收入消费差别大。
　　在城市中忍受了诸多“不公平”与歧视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以极端的方式―――犯罪，来宣泄内心的不满。
　　丢了理想的他们
　　日，孙理想刑满释放。20岁出头的他，在监狱里曾多次回首自己6年来在城市里的迷失岁月。
　　身为“80后”的孙理想，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农村，家庭条件还可以。初中毕业后，孙理想不想继续上学了，便帮着父亲在家种地。
　　2004年2月，他来到北京海淀区大钟寺市场打工，给一个小肉店的老板干活，每月工资600元。他之后又辗转几个地方，工资没有什么变化。
　　2006年1月，嫌在北京挣钱太少，孙理想返回老家。两个月后，他的朋友王云回家探亲。
　　在一次叙旧的酒桌上，王云告诉他，自己在北京干保安，每月工资1500元，吃住免费。孙理想又想跟随王云一起打工。
　　2006年3月，他们一同来到北京。一星期后，经王云引荐，孙理想如愿当上了保安。
　　孙理想当上保安之后，迷上了上网吧与网友聊天。他谈起上网时异常兴奋：“有时一天两个小时，有时通宵，结交了许多女网友。”
　　孙理想详细罗列了他在北京打工期间的花销账目：平常抽香烟4元一包，每月150元;到外面喝酒吃饭，每月300元左右;每月网费300元左右，最后“剩不下几个钱”。
　　随着上网聊天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孙理想打算买一台电脑，这样随时可以上网聊天。
　　当他把攒钱买电脑的想法告诉王云时，王云说：“咱们广场里有许多屋子，都配有电脑，顺手牵羊弄几台不就行了嘛?我朋友也想整一台，明天正好是周末，许多屋子没人，咱们去顺两台回来就行。”
　　第二天，两人穿着保安服，东转转西溜溜。孙理想发现了目标：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桌上有两台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两人拔下电源将电脑拿走了。
　　他们没有想到，盗窃行为已经全部被监控器拍摄下来。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两人抓获归案。
　　孙理想犯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王云犯盗窃罪，且是主犯，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谈到释放后的出路和未来时，他说：“释放后我哪儿也不去，还要在北京找工作打拼。因为我在北京跌倒，就要在这里爬起来，我要拾起我的创业梦和城市梦。”
　以“80后”“90后”为主力的新生代农民工，孙理想的经历并非个案。
　　段强(化名)，安徽人，17岁，小学文化，涉嫌出售非法制造发票。
　　赵枫(化名)，内蒙古人，16岁，聋哑学校四年级文化，先后盗窃作案两起。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2008年、2009年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做了一项专门调查，2008年的犯罪人数为1591人，2009年犯罪人数为1684人。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刑二庭副庭长尚秀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学历低”是外地未成年当事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有高中以上文化的人很少，最多的是初中学历，辍学的孩子特别多。”
　　有意思的是，2010年11月开始，全国多个地方公布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逐年增加的相关报告。
　　先是江苏省扬州市中院发布了一份以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为主题的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08年度和2009年度，扬州三成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新生代农民工。
　　接着，江西省萍乡市中院对辖区内289件刑事案件的调查分析显示，2008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48%，2009年则上升到52%。
　　同样是2008年和2009年两年内，山东省济南市中院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665件，刑事犯998人，其中，超五成刑事案件是新生代农民工所为，超六成刑事被告人是新生代农民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其中，新生代农民工被告人有74.7%在犯罪前无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
　　“抱团取暖”式的犯罪
　　相比孙理想，14岁的小江(化名)参与的犯罪让办案人员很震惊。
　　小江来自贵州省某贫困县，他是浙江台州警方破获的一起团伙贩毒案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曾任浙江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看守所和禁毒工作，现任浙江台州城警支队支队长的张礼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些地方的黑恶势力，把新生代农民工发展为零散携带毒品者和贩卖者。
　　初中一年级那年过完春节，早已厌学的小江跟着老乡到台州城里“玩”。
　　吃住在网吧的小江很快就把钱花光了，不得已到处找老乡借钱。
　　一个老乡把他带到酒吧，告诉他给这里送一次“货”能赚一两百元。小江同意了，不管怎样，生活费不用愁了。
　　小江甚至没有想过这是否犯法，就跟着几个老乡开始了贩毒生活。
　　小江见不到真正的“老大”，毒贩会把毒品放在指定的地方，然后电话通知小江去取。
　　终于有一次，小江在一家KTV外的绿化带里取毒品的时候，被等候在那里的警察抓获。
　　张礼琦告诉记者，警方将这种每次贩卖毒品数量很小的方式称为“零包”。一个人身上携带不到一克的毒品，一般在0.6到0.7克之间。打击此类犯罪简称为“打零包”。
　　在“打零包”过程中，警方发现一个怪圈：打击力度越重，毒品越紧俏，单位毒品的价格就越高，黑恶势力给贩毒者的提成就越高;提成越高，其他新生代农民工更加踊跃加入，有的还会叫上自己的亲戚、老乡。
　　张礼琦告诉记者，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新生代农民工团伙犯罪现象突出，这非常值得关注。为了更多地牟取暴利，新生代农民工结成团伙犯罪，甚至依附于地方黑恶势力或自发组织起黑恶势力。
　　“某些黑恶势力驱使新生代农民工，把犯罪黑手伸向贩毒犯罪、赌博犯罪、非法集资犯罪、建设工程犯罪等领域。通过实施这些犯罪，牟取暴利，形成庞大的地下黑色经济，为他们的进一步发展打下雄厚的基础。”
　　“时下热议的温州等地的非法集资、高利贷活动，背后能发现不少新生代农民工冲杀在讨债第一线，引发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张礼琦说。
　　黑恶势力可以轻易聚集上百人械斗，新生代农民工充当着打手的角色。
参与械斗的新生代农民工“出场费”低廉。
　　“几年前是50元加一包20元的香烟和一顿饭。这几年‘价格’提高了，变为100元加一包硬中华香烟和一顿饭。也就是说，不到200元，可以让一个年轻人拎着刀去砍人。”张礼琦说。
　　“新生代农民工自觉不自觉地向地方黑恶势力靠近，在东南沿海一带表现明显。他们靠‘黑色经济’养活，慢慢形成了‘江湖规矩’：即使被抓到，也不会轻易供出‘老大’，老大一般也会继续给他们‘发工资’。”张礼琦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张礼琦认为，这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重要特征―――“扎堆取暖”，甚至是一种趋势。
　　犯罪心理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马皑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说，这种聚在一起“抱团取暖”的方式，使他们通过互动甚至共同违法获得相互间的承认和情感支持，结伙本身有如心理上的“强化物”，可以寻求快乐和自我体现。
　　“从心理学上说，12岁到18岁的少年，同辈之间的相互承认、情感交流大于经济上的给予。另外，结成群体强势也是他们消减个体弱势的一个方法。”马皑认为。
　　因此，团伙化犯罪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常见的类型。
　　萍乡市中院的调查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里，人生地不熟，非常容易在自己的圈子里寻找以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
　　无学校 便监狱
　　“出去后，先找个工作，挣点钱，不够的话就向爸妈借点，想自己开个小饭馆。”张雷雷(化名)在铁窗里这样叙述着他并不复杂的过去和充满变数的未来。
　　2010年12月初，张雷雷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6000元，已交付执行。
　　他是前述扬州市中院公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调查结果的一个样本。
　　张雷雷，1988年出生，初中文化，来自安徽蒙城农村，在扬州市务工，因涉嫌盗窃罪于日被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批捕。
　　张雷雷有着农村孩子的朴实、坦诚，略带拘谨。他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认罪。
　　张雷雷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各种现代信息，经历着与父辈不同的成长和生活经历，有着不同于父辈的诉求和精神世界。
　　张雷雷于2010年夏天到扬州一家制鞋厂务工，一个月工资1500元，不管吃住。
　　“我也不是怕累，可我干的活有毒，戴着普通的口罩手套根本不管用，每天熏得人头疼，工厂也不给额外加钱。不到两个月我就不干了。”张雷雷说。
　　“我本想换个地方打工，可钱没挣到，路费、找工作期间的吃饭住宿，钱肯定不够，也不想管家里要。当时我心里非常纠结，让人抓住怎么办?可是最后也不知怎么着还是偷了。”张雷雷回忆道。
　　涉嫌盗窃的张雷雷很快被抓住并被刑事拘留。
　　张雷雷的哥哥已经结婚，分家单过，他的妹妹十几岁就辍学外出打工。
　　父亲也在外打工，但他与父亲交流不多，甚至不知道父亲在何地打工。张雷雷初中辍学后也出来打工，那时他才16岁。
　　据扬州市中院统计，新生代农民工高发型犯罪案件主要包括盗窃、抢劫、聚众斗殴、强奸等，其中侵财型案件所占比例最大。
　　马皑认为，父母陪伴的缺失，会让孩子心理的不安全感增多。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他们容易自卑、没有自信。在与人比较的过程中更敏感，更有自我保护的倾向。
　　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家庭教育的缺失或者缺陷，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张礼琦则呼吁落实好新生代农民工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由于普遍教育程度不高，没有一技之能，让他们在城市中的生存变得艰难。
　　每次听到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被拆除的消息，尚秀云都很心痛。“有总比没有好。没学上了，不就是逼着他们流浪社会吗?”
通过自身能力无法过上城市人一样的生活，其中一部分人开始寻求非法的方式解决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尚秀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我们统计的100名外来未成年犯中，犯盗窃罪的占38%、抢劫罪占35%，侵财类犯罪一直是他们的主要犯罪类型。”
　　“现在如果少建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或者不接纳他们，未来则有可能得多建数所监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如是说。
　　“愿意进入职业高中学习的，免学费。这一点，台州已坚持了数年。通过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进而使他们在择业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和更高的报酬。”张礼琦建议。
　　心理失衡致犯罪
　　一个20岁的外来打工者一夜之间砸碎了北京小月河附近的所有壁灯。警察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回答：“我恨，恨你们城市人活得太自在了。”
　　这是马皑给记者讲的一个案例。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在心理上产生相对剥夺感。
　　马皑认为：“第一代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与仍在农村环境中生活的其他人相比属于上行流动。当他们在城市中有所获回到农村时会体会到优越与尊重，所以他们在城市中更容易接受‘差距’。相对剥夺感小。”
　　新生代农民工很多自小跟父母来到城市，在城市生活长大，尽管被边缘化，但是在身份上，他们不像父母那样明确地把自己定位在家乡，而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看成城里人。
　　但当他们把自己和城市人作比较，很容易发现差距：为什么他们有的我没有?我也付出了，我也有能力得到，但偏偏得不到。“相对剥夺感”的产生造成心理失衡。
　　“心理失衡的他们要排解内心的不满、寻求心理平衡，势必会选择某种方式如情绪或行为表达他们的内心情感。人的任何表达方式都是对环境的应对，其目的在于获得心理、生理上的平衡。”马皑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行为的表达大多是犯罪。
　　迷恋网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又一大特点。团伙作案的案件中，很多当事人就是通过在网吧中上网而结识。这些人平时呆在网吧里，有“活动时”一呼百应，迅速集结。
　　“这个群体迷恋上网，也是内在缺乏自信，外在希望获得别人承认的矛盾的过程。”马皑认为。
　　在网络上与人交往的时候，得到别人的承认越多，甚至被他们所认为的能够代表力量的这些黑恶势力的“邀请”，为他们去打拼，在农二代的心理上会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打群架亦是弱者向强者表达的一种态度，在打群架的过程中，个体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得财、得朋友，得到大家的承认。”马皑向记者分析说。
　　“阳光照在天灵盖上。”一个内蒙的孩子这样写信给尚秀云，表达自己有多幸运。他曾是一起抢劫案件中的被告人。来到北京之后，只上过小学且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在老乡的撺掇下开始走上犯罪的道路。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最终决定对他实行非监禁刑，帮助他学习一技之长，并把他送回老家。
　　如今，这个孩子已经在父母的监护下，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最大程度上挽救孩子，也为了孩子免受监狱里的二次污染，判处非监禁刑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但是对于外地未成年人来说，找到他们的监护人成了难点。”尚秀云所在的海淀区法院启动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帮助行动。
　　然而，更多的司法界人士和学者意识到：司法的救济毕竟是有限的，最根本的还在于制度。
　　长沙市中院的一位法官在一篇论文中说：“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二元的经济社会结构，维持的利益分配机制是向城市居民倾斜。在户籍制度尚未被完全打破的情况下，农民的流动实际上仅仅是空间位置的移动，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身份与角色的转变。”
　　郑风田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打破各种固化的利益，让劳动力自由地按市场需要来流动，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他们能长期稳定地在城市居住和就业。
11月12日晚，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郭树清指出，要建立由政府、民众，包括媒体各方参与的、定期的评估机制;加大力度实施劳动合同法;建设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正视并切实解决社会保障基金的历史缺口;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加快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以民主促进民生，以民生推动民主，形成良性循环。
　　迷失在城市的农二代
　　在默默高悬三年之后，反垄断法首度对国企亮剑，对象是互联网服务商两大巨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殊不料，电信行业从下到上高调反弹，部门利益之争的猜测弥漫.
　　几乎令所有人都颇感意外，互联网服务商两大巨头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正在遭遇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
　　意外源于这一重磅消息很突然地在央视曝光，令相关各方为之错愕;意外也源于媒体依据现行法律计算，若垄断查证属实，两巨头将面临数亿乃至数十亿元的高额罚款;意外更源于反垄断法实施3年多来，针对国内怨声载道的垄断央企，这是第一起反垄断调查。
　　消息公布后，民众、学者兴奋不已，怀惴期待。然而，电信行业强烈反弹，这起备受瞩目的国企反垄断首起调查大案，瞬间形成一个巨大的“场”，各方粉墨登场，各种相左意见高调碰撞，场上热闹非凡。
　　里程碑式的调查
　　11月9日，中央电视台午间节目《新闻30分》，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在接受记者采访。
　　李青透露，发改委已就宽带接入问题，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展开反垄断调查。目前已基本查明电信和联通在互联网接入市场上，共占有2/3以上的市场份额，具有支配地位。
　　若最终查证两家企业利用这一市场支配地位，排挤和限制竞争对手的竞争，两家企业可能面临现行反垄断法规定的“一年度营业额的1%至10%的罚款”。
　　电信一年的互联网收入大约为500亿元，联通一年大约不到300亿元，相对应的，罚额届时将高达数亿乃至数十亿元。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阚凯力介绍，目前中国互联骨干网只有两家，南电信北联通。其他电信网络运营商，如铁通等，或者宽带接入服务商，如长城宽带等，并没有自己的骨干网，必须向电信或联通租用骨干网上的带宽。
　　这就导致在市场上，电信和联通把铁通、歌华等同时向终端消费者提供网络服务的竞争对手，与其他不构成任何竞争关系的客户区别对待。
　　最典型的就是在租用带宽给竞争对手时，价格比较高，约每千兆每月100万元，甚至更高;而其他没有竞争关系的大客户租用同样的带宽，只需要十几万元到四十万元不等的价格。
　　“垄断确实是垄断，骨干网只有两家有，而且在南方和北方各只有一家。”阚凯力说。
　　各大门户网站紧跟着展开的投票结果显示，高达九成以上的民众对此次反垄断调查表示支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法室主任、反垄断法主要起草学者之一王晓晔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听到这一消息后她感到高兴：“这一调查对反垄断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它是反国企垄断的第一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008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以后，虽然社会各界抱有很大的期待，但三年多来，在国内受到民众诸多指责的垄断型国企，却一直没有哪一家受到过反垄断机构的调查，更勿论处罚。尽管民众怨声载道，针对其垄断行为的举报也不断。
　　王晓晔认为，本次针对电信和联通的调查“激活”了这部法律，从此大家知道，在反垄断领域，国企并没有豁免权;让国内外都知道，中国也有反垄断法，并且中国的反垄断机构也在行动。
　　“这次调查会有大的国际影响，表明我们没有在一味地保护国企。而且若真能够依法办事，对国企也有教育意义―――垄断不合法，排除限制竞争要受到处罚。”王晓晔说。
　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也肯定了“首案”的意义。
　　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从产业升级还是社会福利的角度，反垄断在中国非常必要。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上说，反垄断可以维护公平竞争，提高效率。
　　“无论结果如何，发改委的这种姿态还是得民心的。”赵伟说。
　　部门利益之争?
　　就在社会各界都为此欢欣鼓舞、大有宜将剩勇追穷寇、誓把反垄断进行到底的时候，电信行业从上到下地反弹了。
　　最先发声的其实是活跃在微博上的一名电信员工，他在微博上写道：
　　我好想哭啊，我只能装一家的有线电视、用一家的电、使一家的煤气、以别人商量好的价格加两家的油，价格一天天飞涨的时候，没有人说垄断;当有一种业务几家运营商比着提速、比着降价的时候，却有人说，你垄断了!
　　该微博瞬间被转发了7000多条。
　　声音最大也最有影响的其实是直属于信息产业部的《人民邮电报》。
　　11月11日，《人民邮电报》在头版头条对央视报道进行大篇幅驳斥，在这篇题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3000多字的文章里，逐一驳斥了央视对两巨头垄断市场、面临高额罚款的说法，盛赞近年来中国宽带服务的进步，并批评央视报道不公正客观，丢掉了基本的新闻素养。
　　作为回应，央视官方网站中国网络电视台就此事制作专题报道，并专访电信政策专家，对“目前各界众说纷纭”的问题进行解读，专题列举了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的有关文件等证据，并引述专家的介绍称，“电信、联通垄断事实确凿”。
　　两大主流媒体对同一事件如此高调的公开对立，立即引发部门利益之争的猜测。目前主要的猜想集中在广电系统欲进军网络分一杯羹，于是有了此次调查，并借用下属的媒体央视为此造势。
　　人民邮电出版社策划编辑、副编审张兆晋公开在他的微博推测了上述“阴谋”：“反联通、电信网络垄断的背后：这次发改委大张旗鼓，明白人一看即知背后有黑手。需知广电总局欲成立副部级网络公司，并叫国家投巨资未遂，现又传出下届政府改革方案将拆分广电，广电总局将不复存在。知此背景，所谓反垄断的含义自明。”
　　抛开部门之争的猜想，电信行业的不满，其实并非毫无因由。
　　知名评论人五岳散人一语道出了行业的痛楚，其实并不是要消费者对日渐下调的资费感恩戴德，“只是谈到垄断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死在‘两桶油’和中移动前面”。
　　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市场部总经理杜金彪的想法代表了行业的这种心态：“作为通讯人曾经自嘲，同样是国企，对比水电气油日益上涨的价格，只有死拼业绩的通讯行业才会如此‘不识相’的比降价、比提速;如今通讯人依旧自嘲，同样是国企，对比水电气油一家独大的现象，只有竞争激烈的通讯行业才会如此‘被垄断’!”
　　这确实是一种尴尬的痛。
　　有行业炮手之称的阚凯力直言，确实存在垄断，可国资委下属的大型央企哪个不垄断?而且电信行业的竞争比起石油、铁路、电力和金融等行业来说，要充分得多。
　　阚凯力介绍，骨干网垄断涉及电信体制改革的几次拆分重组，其中很重要的因素是要保护国有企业的利益，当时的重组格局就是这么定下来的，南北方各自在领域里形成垄断，这是既成事实。
　　媒体提到，引发此次调查的是去年广东大规模的断网事件，但阚凯力认为，事发一年多前，当时发改委并未表示采取动作，业内也未听闻要有调查，这次的调查是否有背景“还不清楚”。
　　但他直言：“在这样的时机，选择垄断程度最轻的电信业开刀，其中的奥妙耐人寻味。”
　　可期待的和不可幻想的
　　通讯行业喊冤声此起彼伏，有言论指出能够理解这种忿愤不平，因为毕竟“老虎未动，先拍苍蝇”，孰轻孰重，似乎并未分清。
　但一位要求匿名的垄断法专家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国企反垄断选择垄断程度相对轻微的电信行业开刀有其必然性。
　　这位专家指出，反垄断的适用条件与市场竞争的成熟状态相关，当一个行业处于不开放的管制状态时，反垄断法的适用是极其有限的，而一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反映竞争规则的法律适用空间就越大。
　　“所以，从法理上来说，电信被率先拿来开刀也不冤枉。”比如“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其上游、中游、进出口都是管制的，其他竞争者不准入，因为不开放，所以反垄断法根本无法进入。
　　尽管民众对这起国企反垄断大案寄予厚望，更期待发改委落实处罚后继续向其他垄断央企“挺进”，但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律师均对此案处理结果持有担忧甚至不抱乐观希望。
　　“意义很大，但期望不要太高。”赵伟上来一句话就浇了冷水。
　　他认为，国内普遍认为反垄断只是反垄断行为而不是反垄断地位是矛盾的，因为垄断地位必然导致垄断行为。在英国，企业如果市场占有率达到1/4即会被政府强制拆分，但中国反垄断法却未涉及这一消除垄断根源的处理方式。
　　“我们期待这次有好的结果，但想要罚巨款，或者拆分它，很难。”赵伟说。
　　3年来不断向反垄断机构提出反垄断举报和向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的北京律师董正伟甚至坦言，最终结果会不了了之。
　　“这次发改委选择的点没有从终端消费者这边入手，而是在宽带接入上反垄断，很荒唐、很滑稽，在法律实务上也很难行得通。”董正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他告诉记者，自己也曾向发改委举报过电信资费过高的问题，但后者回复称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按照价格法的规定，而非反垄断法的规定。
　　“这次调查，根源是央企之间的恶性竞争，发改委介入进来。而且反垄断法出台3年多了，5年期将有一个法律实施效果评估，如果到时都没有一个像样的案子，三大执法机构会很没有面子。另外，国内对微软垄断的举报也很久了，发改委明确说正在调查，现在这个案子会不会成为以后处理微软的一个样板也很难说。”董正伟表示。
　　王晓晔表示此案会否不了了之也是她的担忧，毕竟一个标杆性的案件如果只有一个灰头土脸的结尾的话，它的意义会大打折扣。
　　但专家仍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阚凯力就认为要增加骨干网运营的牌照，例如向广电、中国移动都发放，让更多的运营商进入，实现充分竞争。
　　前述不具名垄断法专家说，最终是否违反垄断法，是专业性的判断，执法机构与公众的关注点是不同的，所以只期待最后的调查结果能够公开透明，令人信服。
　　就在电信和联通涉嫌垄断案尚且云山雾罩时，一起被称为“首起垄断重罚案”的反垄断案例，毫无征兆地进入了公共视野。
　　据央视《新闻30分》报道，目前，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针对山东两家药厂开出了高额罚单。
　　有评论分析认为，这两则消息或表明，中国反垄断法，在默默高悬了三年之后，终于峰回路转，有高调激活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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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警惕农民工失业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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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2&& 作者：索寒雪&
　“我们最近接触到的企业，都已经不太敢接单了，企业明显在缩减生产。”12月7日，杭州市余杭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炳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余杭是中国家纺和服装加工业加工基地，当地有60%的纺织服装加工业产能依靠外贸出口。欧美经济的低迷，使得今年余杭的外贸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影响。
　　“明年的企业用工量可能会减少。”
陈炳鑫说，减产的企业不得不裁员。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曾导致中国约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而今，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开始出现企业缩减生产、农民工失业的端倪。
　　企业裁员避险
　　“明年，至少有10%的企业要倒闭。”余杭服装协会会长高礼根透露，“现在看，年底和来年年初的情况要比2008年危机时还要严重。大企业抵抗风险能力强，还可以勉强维持，小企业倒闭的情况会比较严重。”
　　按照高礼根的介绍，由于缺少订单，目前企业承担的最大的成本就是人力成本，算上三险，企业每月要为每个工人支付近4000元。一些企业开始采取裁员避险的策略，减少支出，准备过冬。
　　“我们今年一年都处于裁员之中。”
浙江义乌一家纺织工厂老板楼亮告诉记者。楼亮的工厂生产的服装主要销往欧洲和美国，其客户是美国最知名的百货公司，“前几天，美国客户的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表示由于美国经济下滑，他计划明年继续缩减订单量。”楼亮说。
　　事实上，从今年年初至今，楼亮的订单已经减少至原来的60%，“生产线已经关闭了好几条，工人也减少了50%。除了从事初级服装加工工作的农民工数量减少较大外，我们工厂年初还与270个技术工人签约，但是到了年底续约的只有十几个，因为效益不好，要减少人员成本。”
　　在广东，类似的状况同样在上演。广东一家为沃尔玛等企业供应乐器的工厂经理周阳很为难地表示，“不瞒你说，下半年我刚刚关闭了两家工厂。”
　　据周阳介绍，每家工厂有初级劳动工人500人，因此两家工厂关闭后，1000多工人已经回老家了。被解散的工人来自四川、山东和甘肃、广西等地，主要是农民工。“这些工人多数签订的是临时合同。”
　　楼亮和周阳都向记者表示，像他们这样减少生产和关闭工厂的情况比比皆是。小的工厂倒闭、合并已经很常见。
　　一个可以佐证的现象是，一家金行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与2008年年底金融危机的状况类似，企业主已经不愿意在实体经济上再支出，而是用持有现金购买黄金，来保存实力。据他介绍，先裁员后购买黄金的以江浙一带制造型企业居多，“有的企业主会用近千万元的资金购买黄金保值。”
　　由于接近年底，工人们也需要回家过年，所以裁员的企业没有遇到工人们太大的抵触情绪。楼亮告诉记者，“往年我们订单充裕，会给工人双倍工资，要求他们留在工厂过年。”
　　据了解，近期在山东、浙江等地陆续出现了农民工提前返乡过年的消息。铁道部也已经开始安排布置民工返乡的运力。
　　2012用工萧条?
　　“我们最近接触到的企业，都已经不太敢接单了，企业明显在缩减生产。”余杭经济发展局局长陈炳鑫向记者表示，“明年的企业用工量可能会减少。”
　　因为很难确定买家是否能够按期付账，不少工厂采取了保守策略，即减少订单。“由于美国市场萧条，即使面对这一状况，美国买家依旧不肯加价。”楼亮说。此外，据余杭另一家大型服装加工企业主向记者透露，由于人力成本的巨大价差，很多订单已经转移到了孟加拉、越南、印度等国家。“相比中国工人人均每月4000元的成本，越南和孟加拉等国，工人工资只相当于1000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CFLP)12月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降至49，为连续第二个月下滑，并创下2009年3月来最低水平。制造业PMI是一个综合指数，由五个主要扩散指数加权而成。PMI数据高于50，反映制造业活动总体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活动萎缩。
“现在市场不好，明年的状况也不会乐观。”周阳向记者表示，“如果订单持续不好，明年农民工找工作就是一个难题。”
　　历史数据显示，2008年年底我国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大批倒闭的现象,导致 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随后的2009年年初，政府宣布了4万亿救市政策，“所以当时农民工失业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甚至出现了民工荒。”农民问题专家贺雪峰说。
　　不过，“政府的救市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产能过剩和通胀问题，预计明年不会再有大手笔的政策救市状况。”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显示，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家庭年收入约50%。该调查显示，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农民工被裁员或者直接失业，农民工返乡回流对农民家庭的收入影响巨大，其中超过50%的家庭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区域就在珠三角和长三角。
　　而目前来看，此轮经济危机的前景并不明朗，记者采访的多位企业界人士均表示不乐观。机械工业协会则预计，2012年下半年才会出现经济企稳的态势。
　　“遇到经济危机，受害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因为农民工缺少社会保险，失业后没有保险保障，所以收入会下降很多。甚至一些农民会重新返回到贫困状态。”收入分配改革专家李实说，“很多人回到农村，而年轻人则选择在城市游荡，这将带来很多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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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寒了国人的心?――“工闹”不是“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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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农民工”这三个字在国人心中就是“弱势群体”，每次发生什么事情，国人想到的总是企业和雇主欺压“农民工”，对他们进行最大限度的剥削。政府也为了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定出严格的法规，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以前存在的黑心的企业、雇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工资的不良行为进行了制裁，这一类现象可以说是大幅度的减少了。
　　在政策的维护和国人的热情帮助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在不断的提高。可现在，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利用国人的同情和政府的保护，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自己卑劣的目的。这类人的行径就和当初的“医闹”一样让人深恶痛绝，行业内对这类人形象的称为“工闹”。
　　“工闹”多为“打游击、做散工”的农民工小团体，利用政府支持农民工追讨欠薪的政策，一般利用施工单位赶工期或者先以极其优越的条件和施工单位达成用工协议，然后在施工过程中，故意引发事端怠工，破坏工地，开工后漫天要价，拒绝返工，无辜闹事等等，最终迫使用工单位无法忍受，解除合约。可就在这时，这些人就会采取虚开工资表、虚报工作量和工人人数等等花样百出的方式，高价索要赔偿费、误工费、退场费或返乡费等多于其实际劳动所得的报酬。如果施工单位不肯就范，就纠集工人专挑“五一”、“十一”、春节等重大节日前夕引起纠纷，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并威胁若不答应要求，就上街闹事。甚至在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其中的骨干分子还暗中指挥工人去堵塞办公室、封锁施工工地、围追施工单位管理人员、锁大门、“跳楼”、“自杀”等非法行为，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政府部门一般出于‘维稳’的目的，既不管闹事工人本身的违法，也不管劳资双方是否有严格的契约关系，都叫用工单位尽快解决纠纷。在政府的关注、工程进度、企业形象维护以及社会舆论等压力下，最后用工单位大多数都是自认倒霉、破财消灾。政府的“偏袒”、社会的盲目同情已经让“工闹”现象愈演愈烈，在广州、广西、云南、四川等省市已出现多起“工闹”操控的群体事件，给当地和整个中国政府的形象带来了极坏的影响。
　　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工闹”开始采取欺骗或暴力手段招收民工，故意制造工伤事故以达到索取更多的钱财的目的。
　　民工小陈(化名)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之一。小陈只身一人来到云南打工，碰到了一个招工人员，在优厚的许诺下小陈跟着这个招工人员来到了一处工地。只干了两天，小陈就在“工闹”的胁迫下人为的制造了一起工伤事故，“被”电锯锯掉了右手的拇指。然后“工闹”就安排人冒充小陈的亲属向施工方进行巨额索赔。虽然疑点众多，但是在众多“证人”、“证言”的指证下，和相关部门的敦促下，施工单位只能进行了赔付。受伤害最深的小陈只是得到了极少的“封口费”，还要给“工闹”写下已收到全部赔偿的收据。
　　广州的包工头老李(化名)也被这“工闹”给整得有苦难言，就在今年开春他接了一段工程，因为工期非常的紧张，要是再通过劳务公司去找人的话，恐怕人还没招够，工期就到了，那时候就都得喝西北风了，无奈之下的老李只得通过一个不是很熟悉的朋友找到了一帮子老乡来赶工期。因为赶工期，而且那老乡的头头说话也非常好，一口一个没有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完不成一分钱不要什么的，所以老李也就是在开工之前跟和他谈好了价格，而且也没有签订什么协议，毕竟总体的价格也不是很高，老李寻思签与不签也无所谓。就这样，这群人开工了，可还没干几天，他们就开始偷懒，开始不认真工作，甚至还聚众饮酒，喝的昏天暗地的，结果出来的工程质量不合格，而且工期也就剩下短短几周了。就在老李非常气愤的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却开始翻脸不认人，说要是继续开工的话，价格不但要翻倍，还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好处等等一些无理要求，老李不同意，他们就天天闹事，到处去上访，甚至数次还堵住了老李进行敲诈。为了工期，为了信誉的老李无奈之下只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从此之后，老李说就算是一分钱不赚，也不会再用这些“工闹”了!闹上这么几次，他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
“工闹”已然成为了一种“时尚”的职业，只不过这种职业却让“被工闹”的企业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也难言。多说一点，反驳一下，就会被当做是掩饰，就会被口水喷的名誉扫地!而这个时候的“工闹“们说不定还在哪里大吃大喝，庆祝这一单生意的圆满完成呢!可真正损失了钱财，丢失了名誉的企业却是真的无计可施，只能说下以后再也不用这种临时的工人了，就算是工期完不成，也不能再承受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了!
　　“工闹”现象不止在建筑行业发生，在其他行业也呈高发趋势。近期屡禁屡现的工闹现象，归根结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法律却不落实，有关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只一味的要求公司企业出钱来息事宁人的做法，间接的助长了这种不良现象，形成一种不闹没钱、一闹有钱、大闹大钱的氛围。
　　从轰轰烈烈的“医闹”到愈演愈烈的“工闹”，如此任由发展这个社会将要“闹”到何等程度?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弱者”?这个社会的诚信度还剩多少?我们还能再相信谁?表面看来“工闹”伤害的只是用工单位的利益，其实这种现象不但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也严重违背了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如果放任下去，任由不法之人相继效仿，后果将会非常严重。
　　针对工闹现象，政府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严厉打击和制止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和蔓延，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要一味的“求稳”。同时有关企业和单位也要提高警惕，加强劳动用工管理，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共同维护社会稳定。要不然，任由“工闹”现象发展下去的话，不但会寒了国人的心，更是会毁了我们最可爱的人――那些真真正正勤劳质朴的“农民工”的形象，抹灭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
中国青年报尴尬的二代农民工:哪儿才是家/法治周末迷失在城市的农二代/警惕2012农民工失业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