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着，她走在了前面，风风火火向前赶。我觉得这很有趣。不过我仍然担心：我们一起走开了，头儿知道了会不会发火？小冷说：“你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上班么，”小冷笑着，“你以为他真的关心协会什么的？”
“他才不关心这个哩，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自传’。他想快些把这本书出版，像首长一样呢。”
这并不出意料，但我还是有点儿吃惊：“他写了多久？”
我们走进了一个极为肮脏破乱的小巷。我以前也曾到过这样的巷子，这儿住了一些捡垃圾的人、掏粪工人或外地人临时搭起的窝棚。不过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红瓦青砖盖起的矮小屋子还是很规则地连成一片，中间是一道道窄胡同。如今它们被这座城市里铺天盖地的烟尘给弄得又脏又黑，成了一个颜色。这些小房子不知存在了多久，直到走进了内部才会突然感悟：这儿才是整座城市的心脏！而平时看到的宽敞马路、高大楼房，包括那些临街店面，只是这座城市的外壳，是它华而不实的包装。它的真正内核，它的瓤和内脏，正是这样的小房子和小胡同。成千上万的望不到边的小房子啊，就组成了这座城市最主要的部分。那些城里老户、市民，通常就是居住在这样的一片小屋子里。
我给糊糊涂涂领进了门。就像在那个平原上见过的村庄一样，小房子室内要大大低于室外。我刚把脚探进黑洞洞的屋子，里面立刻应了一声：
我费力地适应着屋里灰暗的光线，看清了一男一女两个老人，一个坐在床上，一个坐在小得不能再小的方桌跟前。男的站起来，老太太还蜷在床上。
老人慌忙地倒茶。他们两个大约都有七十岁左右，由于屋子太小，他们显得很高大。我觉得自己的头差不多都要碰到屋顶了。整个屋子除了一个灶台、一个小方桌、一张床，几乎就剩不下什么空间了。后来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灰色的布帘，小冷把它撩一下，让我看到里面还有一间。不过那间更是小得可怜。那儿仅能容下一张小床和一个小凳子。小凳子边上放了一个长条木板，木板上方是一面小镜子、一些化妆用品。这大概是小冷偶尔回来过夜时住的。可是后来我又发现小床上堆放着一些男孩用的东西。我明白了：这里如今成了弟弟的寝室。小冷解释说，她若回来，弟弟就在外屋的小方桌下搭一张行军床。她说别看这儿睡得挤，比起左邻右舍，还算宽敞的哪。
屋里有一股南瓜汤味，混合在一种酸酸的气息中。我不由得蹙了蹙鼻子。小冷说：“你闻到那种酸味了吗？”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城里老户一年里有多半年吃‘酥菜’。”
我觉得她在说“酥菜”的“酥”字时，使用了很重的卷舌音。这听起来就格外诱人。你会觉得那是一种秘不示人的菜肴。她快手快脚把我引到屋外小方桌旁的一个瓷坛跟前。打开坛盖，我立刻闻到了一股又酸又辣、甜丝丝的味道。她用筷子在里面捣弄了一下，床上的老太太发出了一声叹息。老头子说：
我觉得这个“叉”字也用得有趣。小冷告诉我：做“酥菜”是她的一个拿手活，有时候还要做给黄科长吃呢。
小冷把我引到她的屋里才小声说，她让我来主要是看一幅画的。说着就在床下的一个小柜子里翻来覆去地找，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两个老人凑过来，又退到了一边。
她妈“噢噢”两声，看了看老头子。老头子咳嗽着，到自己的床头下面拖出了一个扁扁的小箱子，又抱到里屋的小床上。小冷不耐烦地吭一声：“真是的！”
一家人那种神秘样子让我觉得遇到了非同一般的、绝对重大的事情。她打开扁扁的小箱，原来里面是一个捆扎起来的塑料袋。塑料袋打开，让我闻到一股浓浓的樟脑球味儿。解到最后一层才露出了一小卷黄纸。大概就是它了。
那是一幅古画，上面画了几只虾。小冷的手颤抖着，点着虾：
我明白了。我明白小冷为什么急着让我到这儿来。她认为我可以辨别真伪。我问是否真的？
“八成儿是，”她说，“你知道，这事儿不能让外人知道。你让最可靠的朋友来看一看好不好？有人出好几十万要买它，可有人半道出来砸锅，说这是一幅假画。要是假画，一万块俺也出手。要是真的，那就大发了。俺弟弟也出去找明白人，我让他老老实实等着，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你说是吧老师儿？”
我没有吭声。我想到了阳子，答应让朋友来看看。不过我觉得有点纳闷的是：他们究竟从哪儿搞来这样一幅画？后来我终于忍不住问了。小冷白我一眼：“这你就莫管了，我弟弟那一伙嘛，他们也花了不少钱……”
我答应要帮一下小冷，事后却有些后悔。因为我觉得阳子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这一类事。还有，我也不愿找那么多麻烦，而只想按时上下班，做点分内的工作。一句话，让我找阳子他们去鉴别一幅关系到“几十万”的古画，这就多少有点玄了。还有，这事儿也许阳子做不了，弄不好还要惊动另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恰恰是我长期以来就一直回避的人。我这次归来几乎是悄悄的，有人以为我还在东部海边那儿呢。
想不到小冷一次又一次催促。看得出，这幅画对她一家有多么重要。尽管黄科长不愿在他的四合院里看到小冷的斜眼弟弟，可我发现他至少又来过三次。他的到来显然与鉴别古画的事有关。小冷差不多都要恳求我了。
我笑了笑，告诉他终于又“上班”了，然后把事情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阳子说：“你原来是有事情要求我呀，要不你会一直藏着哪。”
我向他解释：“我只想安静一段，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有班可上，只有我一个人失业了。”
小冷像展示一件圣物似的，再一次把门闩上，只让我和阳子看那幅画。阳子反反复复研究，对着光亮看，又拿到暗处瞄，只差没用鼻子去嗅了。最后他拍拍手说：“我认为是真的。不过我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我们这儿，这种事儿只有一个人能搞得通。”
我知道他在说谁。我故意把话题岔开。可是小冷听得分明，开始一声连一声追问：
我坐在了椅子上。是啊，聂老。那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年就亲手做过很多假画。当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已经洗手不干了。他曾经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画家，现在一幅画也不作了。我几年前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他，真是眼界大开。那位朋友是一位杂志编辑，他的爱人叫滨，一个非常美丽的少妇——聂老每个星期都要到滨那儿，直着眼看她半天，然后再回去。这个老人倔犟得很，谁的话也不听，只有滨说什么他听什么。他还许诺要为滨作一幅大画，这话说过有五六年了，却一直没有动笔。那时候由于我成了滨一家的客人，所以聂老对我还算客气。不过眼下我可不愿为小冷的几只虾去找那个孤僻老头，更不想去见滨。我只想安静一会儿，只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安顿自己。我太疲倦了。
接下去是小冷的百般缠磨。她一定要我把这幅画送到聂老跟前。
“求你了，不行吗？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就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了。行不行啊？”
我无言以对。我不愿成为任何人的恩人，只想安安静静的。但后来我终于妥协了。我伸出手说：
小冷不由自主地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但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先问明白了，等找到了聂老，他同意做了，我再把画给你。”
这个精明谨慎的小冷，这一刻兴奋得两颊都红了。我能理解她。
可是我却迟迟没有找滨。我知道这事儿只有滨才做得到。
这一天我正在犹豫是否去找滨，那个久闻其名的“静思庵主”突然来了。
我从窗户上看得清楚：他中等个子，脸黄黄的，颧骨有点高，模样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得多。他的眼角耷拉着，显出一副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神气。暖融融的天气，他竟然还戴了一副白手套，这时正不急不慢地摘下。整个人看上去很有派头。他梳理了一个与脸型和年龄十分不协调的大背头，这使我觉得有点别扭。
黄科长在我们之间做了介绍。静思庵主平静地握着我的手：
黄科长一手搭在我的肩头，一手搭在静思庵主的肩头，却在说给我一个人听：
“怎么样，名不虚传吧？庵主年龄不大，却让我由衷地钦佩。他择友甚严哪。”
静思庵主鼻子“吭吭”两声，不知是自责的声音还是谦虚的声音。
我们三个一块儿到黄科长的办公室。庵主坐在最大的一张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身板挺得笔直，不苟言笑。我发觉由于内在的紧张，他的嘴唇绷得很紧。黄科长在一边介绍说：“庵主很忙啊，他很少有时间走出来。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学识才叫渊博，懂得医学、植物学、书法、雕刻、手相学。是吧庵主？”
庵主皱皱眉头，轻轻地“哼”了一声，未置可否。停了一会儿黄科长又问庵主：
庵主点点头，呷了一口茶，食指和中指轻轻地敲击桌面，若有所思。
黄科长又谈起了我的经历，什么辞职呀，地质学院毕业呀，到东部开拓新的事业呀，回城后又加入了他的协会呀，说个没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我发现庵主的脸上渐渐有了笑意。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步，看着墙上一幅又一幅画，好像从来没有看过似的。他偶尔伸出指头点划一下，说一句：“用墨很好。”再不就是：“闲章盖得不是地方。”“这里应该压一方印啊！”
最后一句刚刚出口，黄科长一步跳过去：“有光，不能这样说！这是有讲头的啊！”
黄科长一急就忘了叫“庵主”，而是直呼其名。这使我知道他叫“有光”。
庵主背着手，微微把脸转过：“没什么，业余时间搞搞根雕、写几幅字而已。”
我发现庵主少言寡语，却并非是腹富口俭的人，他大概在生人面前天生有一种拘束感。与他谈熟了，他的话就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少了。我们俩坐到了一块儿交谈起来。黄科长偶尔插一句，一会儿就伏到案上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庵主一会儿问我认识这个吗？认识那个吗？他说的名字只有一二位听说过，但我一概摇头：认识那么多人，这就与黄科长所说的“择友甚严”相抵牾了。原来这个庵主热衷于交往名流，朋友多得让人吃惊。我渐渐发现这是一个古怪的人。我还发现一个秘密——这也是他与黄科长过从甚密的原因了——他可以替黄科长搞来很多所谓的“名人字画”，同时还是黄科长的热心读者，能适时送去激烈赞誉。他问我：
一句话把我镇住了。我从来没听谁叫黄科长为“黄老”。我愣怔了一下才明白：“没有，还没来得及拜读。”
“庵主帮我一字一字订正过。当然了，回头老宁是要看的，我还要请他斧正……”
庵主接着背了一段“自传”。我惊讶地发现：他嘴里的这一段文字竟是如此畅美。
庵主离开时紧紧握住我的手，眼睛闪着动人的光彩：“我们从今天起就算是朋友了。很好。相见恨晚。请多加关照。再会！”
他说的都是书上的客套话，但因为热情烤人，又足以弥补那种刻板和不足。我把他送到门外。我的后面，黄科长和小冷却及时地站住了，大概他们有意让我和庵主增加一些接触。
庵主再一次握着我的手：“我很重视你。我们将尽快见面。要知道——”说到这里他抬眼望着熙熙攘攘的巷子：“‘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啊！”
这一句并非是对我说的，而仅仅是他自己的一句喟叹。叹过之后，他就头也不回地径直走去。
我一直望着他的背影。他那梳理齐整的背头不知什么时候给搞乱了，但头颅却一直用力昂着……
当年我想在东部办一份杂志，通过滨的爱人联系了一家已经办得不耐烦的刊物。我们想用“过户”的方式把它弄到那儿去。就这样，我与滨结识了。
第一次见她让我好一阵吃惊。我得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她长得大大的，极其完美。闪着光泽的*肌肤、一对水灵灵的忽闪不停的眼睛，都让人一时无语。你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座干燥酷热的城市里，竟然还会有这样水汽充盈的生物。接下去我还发现，她的性格比她的形象更有魅力。那真是爽朗热情，温和宽厚。她和爱人水乳交融，两人形影不离，嘘寒问暖；他们竟然能当着别人的面亲吻，却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模仿洋人。他们俩并排坐在那儿，大多数时间两手相牵；有时他们彼此忙里偷闲地、匆匆地看一眼，留下一个幸福的、不易察觉的微笑。总之她落落大方，一切都做得那么自然。她只是使人仰慕或爱恋。当然，她对任何男性都会有吸引力；不过对她只可以尊重而不可以亵渎。作为一个真正的好女人，我想滨的一生都不会有通常的那些男女麻烦，而只会像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摆在那儿，让人产生一种心甘情愿的景仰。
我后来还曾在一个杂志社举办的酒会上见过她。在那种热闹场合，她好像比平时更加出众，简直是仪态万方。她有一刻由于要应酬一边的朋友把爱人给忽略了——突然想起来时就急急地找到，然后挽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刚刚结识的一些女友旁边一一介绍。
就是这样一位姑娘，却让一位八十多岁的老画家缠住了。我每当看到那个长着一缕白须、拄着一根拐杖颤颤巍巍踩着碎石路而来的老人，就有点不忍。滨总是眉开眼笑、一蹦三跳地扑过去，小心地扶住了老人。那时老人就把拐杖提离了地面，一下挽住了滨的胳膊，一只手还紧紧握着她的手，拍打抚摸：
就这样，她搀扶着聂老到屋里坐下，目中再无他人。聂老看着她，她也看着聂老，两个人手扯手坐在那里。这种注视至少要花去二十分钟。这之后聂老才提起拐杖，咳嗽着，弓着腰站起：
她的爱人也站起来，只把客人送到门口。聂老由滨搀着，送上很远的一段路。
这个世界上大概没人否认：一个人在生活中能够有规律地作息，这既是健康的条件，又是健康的标志。如按时上下班，按时休息，一日三餐，定时与家人散步、与孩子一块儿玩耍等等。如果有可能，最好让美梦也适时而至。从容、和谐、健康，这一切才是人们真正求之不得的东西。可惜这一切在四十多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我毫不沾边。这也是我与梅子的差异。梅子，还有她的一家，简直很难有一种什么外力能够打乱他们的生活节奏。谈到我与梅子的不同时，岳父和岳母只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有事业心。
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自己的苦笑。我好长时间都在琢磨这句话。后来我在台历上写了这样一句：一般而言，事业心并不能使一个女性变得更为美丽，除非她是一个殉道者。
我写下来也就忘了，压根儿记不住当时为什么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大约是梅子随手翻阅台历看到了吧，有一天散步她突然问我：
我怎么也没有记起在台历上写过的那句话。我认真地解释了一番。她接上问：某某是吧？
我回答：都是。可能都是吧。后者我见过照片，那是一个执拗的、十分温厚而端庄的女性，很美丽。我想她的美有一多半是来自那种殉道精神。这种美应该是不容侵犯的……
过了很久，我还能想起她那天奇怪的神情，后来终于恍然大悟：我记起了在台历上写下的话。我笑了。梅子那一天与我讨论，说那些一心扑在平凡而又不可缺少的岗位上的人，那算不算“殉道”呢？她进一步解释，说自己就是一个被固定在这样的岗位上的人，这辈子大概也不可能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了。我说是啊，在有些特殊的年头里，人们到处寻找轰轰烈烈的事情，以便成为一个英雄。他们巴不得在路上遭遇受惊的马车或歹徒抢劫，实在不行就是碰到一个草垛着火也好。他们就盼着有这么一个机会挺身而出。可惜怎么也碰不到。结果有人太急切了，做梦都想参与这些恶性事件和不幸事件，成了精神病患者；有的竟然亲手点燃了老百姓的草垛，然后再一头一头往火里撞……
梅子打断我的话：“这不是开玩笑，我是跟你认真讨论的——我是说，有些女同志，她们兢兢业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不为名不为利……她们在你眼里是不配被称为‘美丽’的。”
我吭吭哧哧：“这样……当然了，这样的女同志很多，我很尊敬她们。不过也有那么一些女同志就不是那样……”
“那是另一回事。有些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扎扎实实工作，把希望寄托在歪门邪道上。她们只会见风使舵，只会讨好……”
“这样的人哪里都有，这种人我们太熟悉了。有的女人是这样，有的男人也是这样。如果他（她）遇到一个好色的上司，腰带也就形同虚设……”
梅子盯我一眼。我马上为自己的刻薄而后悔。不过说心里话，那样的男男女女可真不少啊。每个时代的败类都是由这一类人构成的。我们不光不能指望这样的人当一个好妻子好丈夫，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样的人会生出一个健康的儿子。
讨论是务虚，按时上班才是务实。当我在街巷上来去匆匆时，梅子也就高兴了。她问：
“看，你现在简直比我都抓紧时间了。你的工作真有那么忙吗？”
我每天出门很早。本来有二三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那个小四合院，可我往往要走上一个小时。随着人流往前摇晃，有说不出的惬意。有时候随便什么东西就可以把我吸引住，让我在那里停留片刻。我常常一抬头发觉自己走错了方位，然后再赶紧折回。好在我出来得早，还不至于耽搁很久。如今街巷上摆摊的人越来越多，也不知从哪儿涌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商品。
我在一个摊位上站定，因为这儿有个满脸横肉的人正在摆弄一大堆望远镜。大大小小的望远镜，单筒的，双筒的，带支架的。有的小如拇指，有的则像门大炮。这么多望远镜究竟要做什么用？我拿起一个试一试，怎么调弄还是两眼昏花。这些看起来十分精巧但却不怎么中用的玩艺儿大部分是从海外弄来的。这年头啊，不要说别的，单是望远镜就这么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我问卖主：
我感到惊讶。我问那些人买望远镜做什么用？他斜楞着眼，好像觉得我提出了一个真正愚蠢的问题。他不回答。但我自己琢磨出来了。我记起在剧场看演出时，很多人都带着望远镜。我明白了。
刚离开他的摊子我又记起：有一次我们所在的一个街道派出所逮到了一个家伙，从他那里搜出了很多望远镜。这家伙用望远镜在中午和晚上窥视别人的寝室。我吸了一口冷气。但愿这些买望远镜的人不要学他。
烤地瓜的炉子支在街道两旁，煤烟混合着熟地瓜香喷喷的味道，妙极了。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人在吃烤地瓜啊。梅子最喜欢吃，我就不太喜欢。人的味觉真是不同啊。书摊更多，每个书摊跟前我都要停留四五分钟。书籍无论如何对我还是有吸引力的。尽管我无数次地失望，也还是在书摊跟前徘徊。我发现所有的书都印得花花绿绿，几乎半数以上的封面都印了一个光膀子的女人：即便是高雅的名著，封面上也少不了一个裸妇。这些书摊不仅摆在地上，而且还发展到空中——每个书摊上方都拉了几条塑料绳，上面悬着一串串彩色的封面、招贴、卡片和杂志等。要串书摊，就要在那些*的图画下面钻来钻去。记忆当中，不久前，大约是一年以前吧，街道上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男人或女人，也没有这么嘈杂。正看杂志，一种奇特的声音顺着北风飘来，那是一种非常刺激的音乐。
我走过去，直钻到了密密的人群中才看清，有三五个流浪汉给围在当中：其中一个老者半跪在那儿，他的一条腿有毛病；老人在吹一个小唢呐。其余的人有的在拉二胡、敲木板，有的专心击打一枚铜铃，有的正弹奏一个杆子很长的叫不上名字的琴。音乐节奏感很强，却不怎么合调。他们或低头锁目，或瞪着大眼不顾一切地演奏。看得出那个老者已忘记了一切，全身都随着音乐的节拍摇摆、颤抖，腮帮鼓得很大。他的旁边堆了一块白布，四角用石块压住。人群中不断有人往白布上扔一点纸币或硬币。
这个场面何等熟悉。记得在国外街头，那些流浪者当中就有好多这样的人，他们是街头艺术家，也是乞讨者。他们的身边有一个向上仰起的礼帽，等着你掏出一点点钱币投进去。
再往前走，又有一些类似的流浪汉：单独的、成帮成群的，许多人竟然都操着一个乐器。他们面色古怪，比一般市民的脸色要红，只不过鼻子两侧多了一点污垢而已。衣衫不整，可是潇洒自如。我记得平原和山区那些匆匆赶路的流浪汉也有这样一副神气。不过他们手里大多没有一件乐器。看来流浪汉要取得进城的资格，最好先学会一两样乐器。这就是一座城市里崭新的流浪风气。
城市的风气一时一变，要追逐是很难的。比如说前一段，这儿的流氓时兴用刮胡刀割女人的裤子。他们技艺之高超，令人瞠目：利利落落地把一条新裤子割开，受害者却毫无察觉。她们从公共汽车或商店里走出，觉得凉风习习，一摸才知道裤子破了。风气往往是模仿的结果，它与时代精神并无关系。这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没有标点的语言、稀奇古怪的诗、闭着眼睛唱歌的歌手、骑着摩托狂奔的少年、如痴如醉的字画贩子和足球迷一样，都是模仿的产物。
想到字画贩子我就一阵紧张。近来小冷一提起那几只虾就要皱眉。有一次她在我耳旁说：“知道吗？再不赶紧出手要出大事了！”我问怎么了？她说那个斜眼弟弟的朋友中有个不三不四的家伙走漏了风声，有人正逼他把这幅画交出来，还说是“老大”等用。
“老大就是‘鳗鱼’，他是那一帮的头儿，说一不二。我弟弟不知道朋友中有一个鳗鱼的耳目，这下可好了，我爸我妈吓得哀求孩子，说快把画交出去算了。最后鳗鱼也会给一点钱，那不过是做做样子。你以为他会给好多钱吗？连一万块也不会给。他们吓唬我弟弟：再不交出来，老大就要‘数点’了。”
“‘数点’就是给你写下一个日子、一段时间。比如说给你一天时间、两天时间，十二小时或二十四小时，这全要看他们高兴怎样。他们会告诉你：‘过了一点’、‘过了两点’。你说急人不急人？”
我明白了。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叫“鳗鱼”的人！我说：“那不过是一些社会渣滓，那个‘鳗鱼’我以前听说过，好像还在一个人那儿见过。他看上去倒不怎么凶。我记得这人矮个子，黄瘦，像是缺少营养似的……”
她不断催促我快找聂老，说这幅画只要经过了鉴别，是真的，那就赶紧出手了。东西不在手里谁也不怕。我在这段时间看着这个鼻梁尖尖、眼睛圆圆的女人，觉得她也像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儿。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小冷，就是静思庵主也不像我原来以为的那样老实和怯懦，甚至也不是一个话语迟滞的人。我好几次见他悄悄走入四合院，走入小冷的耳房里，两个人咕哝半天。小冷见瞒不了我，就把我叫到一起商量了。原来他们合计的仍然是那幅画的事。小冷说：“有光认识很多字画贩子。”
我说：“那些人很多，他们平常就在路边上摆摊；当然，最好的货色他们都不带到那里去。”
静思庵主点点头：“他们在那里寻买主和卖主。他们当中就有大贩子的侦察兵。一旦有了大生意，觉得有油水，再约个地点给你真家伙看。他们跟走私的连成一个网。像小冷这幅画，如果是真品，就非得跟大贩子打上交道不可。”说到这儿他又摇头，“路边上那些家伙，靠不住的。”
小冷不停地叹息。我第一次见她愁成这样。我故意说：“算了吧，就为了几只虾。”
小冷不理我了。她只和庵主说话。有光说起话来细声细气。我发现他在她面前真是一副柔软的心肠。我想这个家伙在追逐女人方面可能还是个好手呢。
他们小声说着，我在一旁翻书。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小冷抹起了眼睛。男人啊，在女人面前千万不要过分温柔。我走出了屋子。
这天小冷和静思庵主正在屋里，突然黄科长走出了办公室，一出门就大声喊了几句。小冷立刻跑出，然后随他进屋去了。
有光一个人待得不耐烦，就到我这儿来了。他随便翻看桌上的材料，说：“黄老这个人哪，哪里都好，就是心眼太窄了一点。”
“谁跟小冷说话时间长了，他都不高兴。连我都信不过。其实我是什么人他还不知道吗？”
“他什么都不瞒我。有一次和一个什么女人沾了边，结果被西郊的人‘数点’了。”
有光瞪起了眼睛：“这你还不知道吗？就是城西的一帮家伙。那才叫厉害，动不动就甩刀子。谁得罪了仇人，就暗暗使钱买通他们。前几个月一千块钱一砖头，如今什么都涨价了，听说要三千块钱一砖头呢。”
有光不好意思，搓搓脸：“这叫以毒攻毒。就像眼前小冷遇到的麻烦一样，那些家伙都是一帮一帮的，你要顶住那一帮，必须去找另一帮。我倒不熟悉他们，‘老猫’熟悉。‘老猫’这个家伙也是一个主儿，他那一帮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
接着他告诉我：老猫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是他的好朋友。不过他一般不去惊动老猫。遇到了大事情才拉他出来应急，真管用。
有光得意地笑着。他又一次邀请我有时间到家里去坐坐，说有几个朋友想认识我——我一听慌不迭地摆手：“可别那样，我这人最怕和很多人在一起。”
庵主也摆手：“你放心就是了。我这个人嘛，可能黄老也对你说了，择友甚严。我从来不和乱七八糟的人交往，你去了就知道了。”
不出所料，阳子很快就找到了我工作的地方。他进了这个小院之后，差不多没有打听，直接就奔我的屋子。
他肯定是从小冷那儿知道的。我一声不吭看着他，发现他脸色暗淡，人更瘦了。他低着声音说：又听到有人谈庄周了。我屏住呼吸听着，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谈谈而已，没有什么可靠的新消息。“我认出了你／因为看到了你留在路上的足迹／你已经离去／仓皇逃逸的时候／你的脚践踏着我的心房／我的心就好像一条平坦的大道／一直把你送走／永无转来的希望……”
阳子看我一眼。屋里的空气都凝住了。阳子站起来：“我知道你想躲开所有的人，想自己安静一会儿。可是……”
我一声不吭。我心里明白，我只是不希望有人来打扰。当我再次投身这座熙熙攘攘的城市，就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我只愿与这座城市相随相依，只想被它裹挟和牵引。当睡梦般的安逸笼罩了我，我才会暂时忘却。嘈杂的市声已不能进入我的内心，它只能触动我的耳膜。而在这个偏僻街巷的四合院里，我只用万分之一的感知力就可以去应付它。窄窄的耳房，世界的角落。它的厚壳之坚硬，足以隔开那些锋利的尖刺。我现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听不到“可是”，我躲进了一个角落里，我每天都在上班。
令我恐惧的只是埋在胸间的什么，那是一颗种子，或紧紧藏起的一根弦。那儿害怕被震颤，那儿动不动就要渗出一层……我感到一阵战栗。
那是海滨平原，那儿有一棵巨大的李子树。李子树下有一个小茅屋。就在那个小茅屋里，我开始长大。我的旁边有满头银发的外祖母和等待丈夫归来的母亲。我就是从那棵大李子树下启程的。父亲从大山里归来了，但这不是什么吉兆。他归来不久外祖母就没有了，接着最可怕的日子来临了。我不得不告别大李子树和小茅屋，告别母亲……一步一步走到了南山。我在莽莽大山里一个人流浪，经历了无数的故事。我就从那时起养成了流浪汉的性格，连最好的朋友也是流浪汉。也许就因为长期生活在那些大山的皱褶里吧，我从很早开始熟悉土地和岩石，迷恋与之有关的一切。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自然地理学家的传记，它吸引我像读小说、读一段段美丽传说那样，读了一本又一本类似的书。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许多年之后，一直到我幸运地考入了一所地质学院。我不知血液里流淌着什么，长期以来，我总要压抑奔走的渴念和需要——也许只有地质学才会满足这些莫名的欲望吧。
今天我想，肯定就是埋藏在血液中的这些东西，促使我当年选择了地质学。
我的父亲，还有祖父和外祖父，他们尽管各自经历不同，可是都有着南南北北奔走、半生跋涉的历史。作为他们的后代，可能每当面对着一种选择时，他的取舍就会不由自主地与整个家族的传统暗中吻合了。记得每次暑假期间返回故地，我都能够用另一种眼光去回视走过的山岭和平原，能够从地质学的角度去描述它们了。这使我得到了另一种满足，获得了难以言说的幸福。我甚至在父亲当年忍受煎熬的那一座座大山里搭起帐篷，独自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我模仿书上所描述的那些地质英雄们，背着背囊打着裹腿，翻山越岭，饥渴疲惫然而兴奋异常。我甚至在入学第一个年头就知道了那个叫李希霍芬的人，他在我眼里简直化为了一个美丽传说。
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受到地质学的强烈吸引，最初在阿尔卑斯山进行自己的研究，后来又去客尔巴阡山。他第一个提出白云岩是珊瑚形成物。他随一个探险队去了东亚，又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住就是六年。他一直对火山岩和金矿两者关系的性质感到有趣——而我奔波的那个山区就有全国最大的金矿。我那时随处都效仿李希霍芬，不用说这有多么可笑。李同时还是一个极好的新闻记者，他报道了加利福尼亚的黄金财富。是一种伟大抱负使他来到了中国。他在中国旅行，研究地质构造和地形，准备写一个大部头。后来这部著作差不多占用了他一生的时间，直到逝世还没有完成。这部杰作的第一卷谈中亚山脉的构造及其移动对居民的影响，认为华北的广大沉积物就是大风从草原吹来的尘埃。第二卷研究华北，第三卷研究华南……
大概在整个地质学院中，只有我能够准确周详地叙述李希霍芬的故事。同时使我入迷的还有屈原，我会一口气背诵出他一多半的华丽诗章。入学第二年，我无须古典文学教授的指导就可以磕磕巴巴动手翻译楚辞。不管我做得有多么蹩脚，那种热情和机智还是让很多人感到了惊讶。再后来我又迷上了苏轼，以及后来的泰戈尔和叶芝。我差不多同时熟悉了艾略特和希门内斯的名字。
我开始寻找更新的诗人。我对诗的兴趣与对地质学和自然地理的兴趣几乎是平行的，它们是心中的两粒种子，一块儿焐热，一起发芽。
那时我刚刚二十多岁。人生旅程多像一条淙淙流淌的大河，只一闪就进入崭新的莽野。我最终背叛了心爱的地质学，可非常奇怪的是从未后悔。我渐渐明白自己更为致命的、也是最终的选择，只是做一个真正的“流浪汉”。我发现第一流的流浪汉不仅是身体的流浪，而且还有心灵的流浪。地质学能够满足我的前者却不能满足我的后者。我的心灵需要不停地周游。我可以让它飞到虚无缥缈的世界，让它在神界或幽暗之地徜徉驻留——而严格刻板的地质学却做不到这一点。
如今回想起来，我对地质学还是有一种无法遏止的爱。必须承认：我爱过它，爱过李希霍芬的伟大事业。可是我更爱屈原家族的事业。在这个队伍中，我既想做一个端庄稳固的老派人物，又想扎入最为激进的现代之河。我一度像黄口小儿一样喜欢谈论虚无和潜意识、文本和语言哲学、符号学；喜欢谈论解构主义以及搅在一块儿的稀奇古怪的一坨。我那会儿甚至觉得一个当代吟者就是手持扑克牌的顽童，不必拒绝那些复杂的、让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玩法。最后你会告别简单程式进入桥牌赛事，再由桥牌转向围棋或国际象棋。它们的玩法大同小异。只要你长了一双狡灵的眼睛和缜密的头脑，以及那种冰冷如铁的心情，就可以成功。
可是弄来弄去我还是烦了。有一天当我察觉到某种危险，身心被另一种俗腻堵塞沾染了时，就赶紧逃开了。我像过去一样踏入了一往情深的山区和平原。自此，我又重新让脚板去挨近岩石和土地，让眼睛去捕捉河流和山脉，倾听清风呼啸。野地小鸟的啁啾之声再次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愉快。这是一种康复治疗。
原来肉体的流浪和心灵的流浪有着微妙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我背叛了地质学，就像背叛了大学期间的那个恋人一样——埋怨她又怀念她。夜深人静时，当游动的思绪转到她那一头油亮的、末梢泛黄的柔发上时，就恨不得在茫茫夜色里一伸手揪住昨天，让一切再重新开始。往昔的梦想，少年的雄心，一切都伴随着夜气涌来了。你沉醉，忘情，你这个可怕的、从平原和山区流浪而来的鲁莽小子，一不小心错过了多少机会。
一切就是这样，它们不可思议地纠缠一起。流浪，流浪，难以停止又不可遏制。时间过得多快啊，只一晃就四十多岁了，可是进入那所地质学院之前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平原、山区、滨海小城以及后来——所有想竭力忘却的可憎可爱的经历，都会于一瞬间罗列胸前，压得人无法呼吸。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恨一两个人、爱一两个人，就进入了双鬓斑白的中年。尽管我总想以一副成熟的、火热的心肠，把那一系列糊涂而有趣的事情——比如说辞职、经营，以及为一份心爱的杂志付出的可怕劳动、心灵和肉体上的全部损伤一一从头来一番总结和诉说，但最终还是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老天，这期间我重新获得、又再一次失去了那么多朋友。这一切究竟由谁来负责？误解、诽谤、嫉妒，以及各种各样的追逐、出于恐怖的提防、黑夜里的摸索、对往事的追究和臆想……就是这一切让我如同处于密密蛛网的缠裹之中，一刻也不得安宁、不得解脱。
可是我知道所有的都该结束了。我明白心灵不是肉体，对它而言辽阔的平原和深邃的大山也难以躲藏。最安逸之地竟是这座喧嚣的城郭。有时我甚至想：单纯的梅子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她的存在好像就是一道启示：走进了平凡也就走进了至境；走入了喧嚣也就走入了宁静。
谁也想不到有这样一些角落：一个小四合院，莫名其妙的“人才交流中心”，像水蛭一样吸附在它庞大躯体上的“营养协会”；想不到黄科长和小冷，他们日夜劳碌的“事业”，以及他那本谁也不需要的“自传”、他和朋友们煞有介事的勤奋工作。
这里原来是如此有趣，这里对我不仅颇为新鲜，而且还有探险般的快乐……
可惜往昔的朋友终于没有放过我。阳子一次次到我的办公室来，偶尔还要领一两个人。黄科长开始注意到了，露出不悦的神色。小冷察觉了我的不安。大概因为阳子的缘故吧，她对他们的态度总算是友好的。
静思庵主是我们这里的常客，我们彼此了解得越来越多。我发现这是一个浅薄的好人。他大多数时间都在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做一些令人发笑的事情，对黄科长忠诚得可怕。
有一次庵主说：“我这个人平生追求的只是一个‘雅’字。”
小冷在一旁反问：“那你怎么不结领带呀？怎么不印些名片呀？”
“在西郊，就是他的老家，他有一座小草房子，现在没人住。他一有空闲就领一些朋友回去待几天。他给那个小草屋取名‘静思庵’，还常常躲在庵里写字画画儿，落款都是‘静思庵’。”
“静思庵主和黄科长是忘年交，他们好像一个人似的。有一段吃住都不分哩。黄科长也到‘静思庵’住过，还给它题过很多字。庵主这个人不坏，长了你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好人。”
不过他留那个大背头，以及那副奇怪神气，无论如何也让我喜欢不起来。当然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勤奋的、助人为乐的人。我知道他与黄科长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那本自传、养生学和书法绘画等。他们常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有一次我到黄科长办公室，静思庵主也在，他见了我就把桌子上的一份材料挪到一本杂志下面。可是黄科长立刻把杂志挪开说：“宁同志又不是外人，他是我们协会的人，看看不妨。”
原来那沓纸的题目是：“保持年轻貌美的五千年秘方”。
黄科长说：“这不过是写着玩玩。如果首长喜欢，就给他提供个参考，也可以作为我将来出版‘自传’的附录部分。”
接下去的谈话就大多集中在营养保健方面。这时我突然想到这儿毕竟是一个“营养协会”，我们谈的是正事。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在这方面果然具有渊博的知识。我想自己这辈子也没法达到他们的境界。他们交谈时互相补充，观点一致，态度和蔼，偶尔也会有小小的争执。比如说他们议论起“佛跳墙”——刚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则见闻录或一幅画的题目，后来才知道是一道名菜。据说它营养超群，强精效果极佳，所用材料都是一些海珍和中药——干贝、鲍鱼、海参、鱼翅和鸡鸭之类。关于这些材料怎样制作简直要花费一个晚上才能记个大概，程序复杂，繁琐到不可思议。可是他们二人竟然可以叙说得纤毫不乱。最后的争执源于有光补充的几句话。他说：
“当一切都放在小碗中，加上盐和胡椒蒸好后，最好再放两片金华火腿，那样营养和味道就会平添二成。”
静思庵主搓着手，只不搭腔。这样停了约有十几分钟，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微笑着继续讨论了。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具有强心效果的燕窝、可以增进食欲的皮蛋粥。说起燕窝的做法，黄科长常常要说“取一人份”如何如何。我问“一人份”是什么意思？有光解释“一人份”花了好长时间，最后黄科长都不耐烦了，伸出胖胖的小手摆动着。那时我才发现：他戴了一个明晃晃的玉石戒指。
就是这一天，黄科长把抄得整整齐齐的一沓稿子移到我面前说：“这就是我的‘自传’了，改来改去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交出版社之前，希望你能看一遍。”
一句说完，屋里静得很。一抬头看到了黄科长冷冷的脸色。他的眼睛紧紧注视我手中的稿子，鼻子里“吭”了一声。
“你先带回吧。手要勤，看到有毛病的地方就用笔画一道。”
有光在一旁说：“不碍事，不碍事，你按黄老的意思做就是。”
我仍然不太明白。我把稿子抱回了办公室。静思庵主紧随进来，发出了郑重的约请，说他的很多朋友都想认识我。不知怎么，我觉得这次真是没法拒绝了。
“走吧走吧，他们都是好人，都很想见见你，好多人知道你呢。”
我被静思庵主领到了城里的家，而非西郊那处“静思庵”。这是一套公寓房，一共两间，有小小的厨房和门厅改做的客厅。他爱人不在，大概他招待朋友的时候故意把她支开了。我们先到，一会儿就陆续有人来了，不长的时间小客厅里就坐满了七八位。我马上发现，这些人的神气都多少有些怪里怪气的。有的目光尖利看着前面——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才发现他在注视茶几上的一只杯子。有人似乎心不在焉，可又专注得很；还有人明明是对你说话，可目光非要执拗地盯住一旁不可；有的人口吃；有的人说起话来大仰着脸，像在背诵书本。不过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至少酷爱一两门学问。有的像静思庵主一样爱书法，爱绘画，爱雕刻，爱文房四宝；有的是收藏家，竟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专心收藏火柴盒，据说已将各种各样的火柴盒装满了四大木箱；还有的在收集各种各样的酒瓶——桌上摆的那个方方的酒瓶正是他今天要取走的；有一个瘦瘦的眼睛下方有一颗黑痣的人面色冷峻，一直不语，最后在有光的一再催促下才算开口——他伸出手指了我一下，嗓音艰涩：“你应该读一下《史记》。”
他的目光让我害怕。我看看静思庵主，看看旁边的人。旁边的人正和静思庵主说着什么。
大家开始喝酒，分头交谈。我觉得他们似乎是各说各的，互不相扰。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然异口同声骂起了教授。不是骂某一位教授，而是骂所有的教授。他们共同的观点就是：那些人都是白吃饭的家伙。我有点不能同意，但又不想惹恼他们，尽可能把握说话的分寸：
我不再讲话，一直挨到这次聚会结束。我像逃避瘟疫一样逃开了有光的家。有光出来送我，我说：
第二天上班时，黄科长笑吟吟的：“听说你们昨晚的聚会不错呀？”
“你该经常和他们探讨一些问题，多一些来往，这会有大收益的。”
我很快回到了自己那间耳房，把门合上。我想闭上眼睛安歇一会儿，可是小冷又追进门来。她说：“老师儿，你可不能扔下我的事情不管哪。找到那个老画家了吗？”
还没等我回答，黄科长又进来了。小冷马上笑着转了话题。黄科长看看小冷，目光有些警觉。小冷一出门黄科长就问：
“唔，抓紧时间吧，”他挠挠头，“这部‘自传’一般人是不能看的。你知道看的人多了，会有盗版之类的问题，那样正式出版也就没有多少意思了。”
我看看摆在旁边的那沓书稿：“它不过有四五万字吧？要出版恐怕太薄。”
“有的只写了个大概，我要让助手把它扩展一下，搞成二三十万字。”
“不大，不算大；主要的精神都有了。你看看就知道。你知道著书一事不易啊，要千锤百炼。”
从他的话中我才知道，原来不仅是静思庵主，还有他身边的一伙朋友也都看过了。据说他们提了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些建设性意见。
这天下午，静思庵主和他的几个好友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跺脚，一会儿拍桌子，激动起来口沫横飞。那个建议我读一遍《史记》的人紧紧攥住我的手：
“多么好啊，多么重要啊。我们终于认识了……这是一个‘沙龙’。”
一直到下班的时间，他们还是迟迟不肯离去。黄科长和小冷让大家都不要走，就在这里吃晚饭。庵主带头喊着：“那当然！”
庵主手搭我的肩膀，让我留下。我借口家里有事情，坚持要走——出门时听见黄科长在身后说：
后来上班就不得安宁了。阳子和其他朋友偶然一顾，可静思庵主那一伙却要频频出入。有时找我，有时只和黄科长神聊。我这儿如果剩下一点时间就要被小冷占去。她还是挂记那几只“虾”，神情沮丧。据她说，她的弟弟已经非常危险了，而静思庵主好像对这事儿漠不关心。“实在不行就要求黄科长了：那时候什么事情都糟了。”我烦得要命。后来我不得不对黄科长提出：我已经没法正常工作了，特别是没法看你的自传了。这里连起码的安静都没有。
黄科长沉思不语。我知道对方最挂念的不是我的那份安静，而是其他。我提出来：能否在上班时间禁止那些无关紧要的来访者呢？黄科长想了想，点头又摇头。他说：“静思庵主会不高兴的。这样吧，我们商量商量看。”
两天后，黄科长对我说：“你带上我的自传到‘静思庵’去躲几天怎么样？”
我想着那个远在西郊的小草屋。它给我一种神秘感。我说：“我可以在那里集中时间工作。不过我有个条件……”
“就是别再让人打扰我，并替我保密。我真的要躲藏一段。”
他笑过之后又添一句：“不过对有光可不能保密，他是庵主嘛，是他的‘静思庵’嘛。”
这天回家我对梅子说：“领导安排我到一个地方去搞研究，可能要待些天再回来。那个地方很安静。”
梅子听说是领导的安排，也就欣然同意。我开始准备洗漱用具和随身携带的东西。屋子的角落就放着我出差的背囊。那个帆布背囊提在手里有一种热乎乎的灼热感。我明白：我的背囊在这个角落沉睡的时间可真够长的了。多么好的背囊啊。我把它提在手里，觉得它激动得微微颤抖……
“这要看工作进度了。也许要拖一段时间。不过我会经常回来的，反正就在西郊。”
第二天我还没走，庵主和他的一两个朋友竟追到我家里来了。他见面就说：“我们到你办公室找了，才知道你没有上班。”
他们很随便地坐在长沙发上，跷着二郎腿，自己倒水添茶……
我用眼睛示意：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一旁的朋友。庵主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忙说：“那当然，那当然，你不要担心，我会守口如瓶。”
我正担心他这些话朋友们能不能听懂，庵主已在连连摆摆手：“咳，你太不了解我们了！”
我一直觉得：人面向不同的方位会有不同的感觉。这也许因人而异，比如对我来说，西边总是有一种苍茫无定感。这种感觉的缘由不得而知。平常所说的“上西天”、“西天取经”等等，也都给人这种苍凉神秘的感受。难道这些说法仅仅与我的感受在暗中产生了吻合吗？还有，我记得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大李子树和小茅屋的西边就是一座又一座沙丘链，是丛林。再往西是芦青河。跨过芦青河就要进入苍苍茫茫的一片了。在那儿，滦河和芦青河由于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易道，形成了辫形河流，组合起复杂多变的一个水系网络。一片沼泽之上，一望无际的蒲苇蕴含了难以穷尽的秘密。那儿有一处又一处沙堡岛，它们是在一次次海浪和沙岸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些与陆地相对隔绝的沙洲，同样被密密的芦苇所包裹……
眼下我去的地方就是这座蜂巢一样的城市的西郊。我把背囊装得满满的，带上了各种各样旅行用的东西，比如小铁锅子和米袋等等。
我知道背囊重一点总是好的。这既是一个旅行常识，也是自己的一种习惯——只要一离家就把背囊装满。我驮着一个大背囊多么可笑。可我觉得这种沉重靠在脊背上有一种非常踏实的感觉。这些年里我就是背着它，蹽开两条长腿走来走去的。对于我的长路，梅子和岳父一家早已习惯了。他们无可奈何，只说我是一个“野蹄子”、“野脚”。平日里我跟梅子讲了很多父亲的故事：他从南到北的跋涉、他与那个海边小城的故事、他与争夺海港的几次激烈战斗的关系；他还是几次有名战事的组织者。当然，他后来遭受了厄运。可是这一切不幸绝不能归结于他的奔走和流浪。如果没有这些经历，他或许会成为一个更加不幸的人——平庸的、默默无闻的人。而父亲在那一周遭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么多人至今都在怀念他……
“静思庵”地处西郊的一个小村，本来是极为安静的，后来由于城市不断扩张，已经把这个村庄拥在其中了。好在四周仍能看到原来的轮廓，原有的街巷和低矮的房屋大部分保持完好。街道上尽管有些热闹了，但仍然时不时让人想起原野上的那些淳朴小村。所谓“静思庵”就是这片低矮茅屋中的一座。这些年来不少茅屋都换上瓦顶，但这一座还保留着原来的面貌，茅顶已被雨水染得发黑。一个小小的院落，院门的粗木条被雨水洗白了。院内有一棵可爱的石榴，树下是一片春草。
看得出庵主已经很久没有回来了。室内倒还洁净，只有小小的三间。最大的一间在西面，里面有一张小桌，两把藤椅，一个小小的书架。有光喜欢的那些蹩脚书法和绘画整整悬了一墙。“静思庵”三个大字刻在一块棕色木板上，挂在茅屋正中。中间是最小的一间，放了几只没有上漆的白木凳，权作会客室。最东边的一间又小又脏，油腻腻的，里面有一个小灶，这是庵主和朋友自炊的地方。炊间摆了大小一溜瓦罐和瓷坛，逐一掀开盖子看看，里面有绿豆、豇豆、米面和干菜之类。我心中一阵感激：庵主是一个多么会生活的有心人！在这里住上一辈子大概也不会烦腻，浓浓的村野气让人沉醉。自从踏进庵内的那一刻，我的心就静下来了。
我成了暂时的“静思庵主”。我在宽敞的西间待了一会儿，又走到院子里。由于围了一个小院，这里什么嘈杂都没有，只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个空无一人的小茅屋怎么没人光顾？比如说那些流浪汉，那些善于在夜间搞点什么的人，为什么不打它的主意呢？肯定是村里有人经管。因为我发现床上的被子好像按时晒过。这说明有人在料理这儿的一切。院子里还有一个手扳压水井。有了水，一切也就方便了。我按了按，发现压水井的手柄并不沉重，只几下，清清的水流就涌出来，然后顺着一个小水道往前，流入了靠近院墙的小花圃和石榴树下。
我在心里羡慕有光：从闹市乘车到这儿不过一个多小时，位置再好也没有了。这是一个闹中取静的佳处，在这里，一个人可以读书，可以沉入幽思遐想。
我觉得自己长时间以来的奔波、到处的行走，除了那种说不清的原因以外，再就是要躲避一种喧闹和纷乱，一种可怕的磨损和追逐。躲避，没完没了的躲避，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那个平原的小茅屋只是我的人生驿站。
我在想乖巧的“静思庵主”怎样拥有了这个地方。这里可能是他的祖居地，他在这里出生，尔后走进闹市。
我的出生地是东部半岛，是靠近大海的那片海滩，是芦青河流经的那片泻湖平原。
那座茅屋的来历令人心酸。那是我的母亲和外祖母、我们一家人躲避苦难的一个去处。
很早以前我们家还在那座海滨小城，父亲和母亲、外祖母，全家人一起居住在外祖父那个有着玉兰花的府邸。是一场连一场的战争把这个美丽的住所生生毁掉了。父亲三十多岁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了这个小城，那是因为海滨丛林地带活跃着那支有名的队伍，他们与外祖父来往密切。外祖父从二十多岁起就是有名的叛经离道者，是全城第一个走出深宅大院的少爷。外祖母原是他们院里的一个使女，当年与外祖父双双出逃。两人一去十几年，当再次回到这座小城时，外祖父已经成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大宅院里再也没有了那个用拐杖捣地的老爷，没有了他当年望向儿子的愤愤的目光。最后的日子里老爷没有等来儿子，他认为正是这个不肖之子毁了他的一切：他的希望、他的基业。他曾经把一切都寄托在聪慧的儿子身上，可想不到这小子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疯癫。他最恨的是那个使女，是那个小妖精使儿子痴迷。他最后对儿子仅存一丝希冀：待其上了年纪，心中的火焰渐渐平息的时候，或许会顾恋一下这万贯家财，持续这一代又一代积攒起来的巨大资产和声望吧。
世上真的会有一个人忍心抛弃这一切吗？这个大宅，这儿盛开的玉兰花——它们真的会对一个男人没有一点吸引力吗？
老爷想得不对。因为外祖父离去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外祖母。是这座压抑的小城让他厌弃，而远方，大海另一面吹来的风，还有湛蓝的天空和白云，都一齐在诱惑他。于是，那天深夜，一艘白色客轮载着心气高远的外祖父和娇小美丽的妻子远航了。
要不是后来外祖父突然决定要返回海滨小城，那么一切都该是另一个样子。外祖母没有半点怨言，尽管她心中盛满了恐惧。她还记得老爷那双鹰一样的眼睛、那“咚咚”捣地的拐杖。她特别忘不了的是老太太手里那柄雕花捶布槌：恶狠狠扬起，只一下就把她的头打破了。她头上一生都留下了一个大大的伤疤。她险些为此送命。她有一头浓密滑润的乌发，是这秀发遮去了那个疤痕。她伏在男人怀里轻轻泣哭，外祖父的大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两人一声不吭。
他们究竟为什么回到小城，没有一个人知道。我问过妈妈，妈妈也说不明白。反正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座宅院已经没有了原来的主人。老爷和太太相继去世，他们病入膏肓时还在念叨自己的儿子。
外祖父回来的那年正好是玉兰开花的时节。妈妈曾告诉我：“你外祖父永远也忘不掉那个春天……”
妈妈还说：老爷至死也没有原谅他的儿媳。他觉得自己的全部怨恨和苦楚都来自这个不祥的女人。“你外祖母觉得应该对自己的公爹尽一份孝心，可惜这种机会再也没有了。以前你外祖母千方百计讨好老爷，任何儿媳都不会像她那么孝顺。可怕的老爷呀，那个迟早要撒手的老宅主人哪，玉兰花庇护了一辈子的倔犟老人，知情后就是不肯饶过她。他让她跪在瓦片上，让她死……这些都像梦一样过去了，可就是忘不掉。说说你外祖父回到小城以后的事儿吧——他刚刚回来就有许多生人找上门来，港上的人，山里的人。这些人都打着求医的幌子，其实到底要做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求医者络绎不绝。后来这些人当中就有了你的父亲。他一开始是到海港，后来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成了你的父亲。他与你外祖父一整天都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有时也免不了要发生一点争执。是外祖父介绍你父亲与那个港长成了朋友。当然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当时我不知道你父亲他们在打什么主意，也不知道他们商量的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更不知道你父亲是队伍上的人。那时候队伍活动的范围很大，要根据战事的变化周旋。有好长时间队伍过得很苦，头儿换了好几次，你父亲是最后才参与领导这支队伍的。不过他在那儿待的时间不长，后来离开了，又做起了‘生意人’。他从来没有赚过钱。他当时正和你的外祖父合伙搞一笔‘大生意’，城里人都这么认为。可是直到如今也没人明白这笔‘大生意’是什么。大概也就是因为这笔‘大生意’，他们一前一后都遭了暗算……”
母亲的话说来说去，大致就是这些。其中那些细小的情节让我难以忘记。记得有一天我在茅屋的旮旯儿里发现了一个木箱，打开木箱，里边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有红硬木的手串子，半截琴弦；再不就是几枚黑白围棋子、一个残破的八音盒子……我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外祖父遗留下来的。有一次我还翻出了一个发霉的破旧礼帽，礼帽上有一个洞眼。我觉得很好奇，就戴着礼帽悄悄转到外祖母和妈妈身边。谁知道外祖母一看到这礼帽，脸色立刻阴沉下来。妈妈抖着声音说：
我不明白，仍然戴着那顶礼帽。我的目光在问：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妈妈把礼帽一把摘下。她看着，厌恶地放到了一边。后来外祖母不知什么时候就把它取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发现那顶奇怪的礼帽。但我那时相信它一定有什么故事。
我长大了，可我偶尔还要记起那个带洞眼的礼帽。有一天我就大着胆子问起来。外祖母长长叹息，只不回答。
“那是一个交通员戴的。那个交通员就来往于山区和这个小城。他一开始也是你外祖父的病人。当然了，是那种特殊的病人。他的年龄要比你父亲小得多，当时还只是一个小伙子。他的真实身份是交通员，是上边派下来的。他有个特别的本事，能够在山里和海滩上飞跑，跑起来就像兔子一样快，人们就给他起个了外号，叫‘飞脚’。人们说所有能这样飞跑的人，脚心里都长了一撮毛发，奔跑时，这一撮毛发就直立起来，脚不沾地。”
“其实那不过是传说。在他洗脚时你外祖母偷偷看过，说根本没长什么毛发。你外祖父没有儿子，有一阵把他看成了亲生儿子，与他一块儿喝酒，给他最好的东西吃。这就引起了你父亲的不快。当然他的不快还有很复杂的原因——你父亲从第一眼看到飞脚就不痛快。他不信任他。为这个你父亲跟你外祖父闹翻了，拍起了桌子。那是翁婿两人不和的种子。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好好长谈过。只是由于他们共同做的那笔‘大生意’的缘故，才仍然要时不时地走到一块儿。不过他们谈话的时间大大缩短了。那时我们的婚期也指定了，若不是婚事提前，很可能就因为你父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给吹掉。一切都要感谢你外祖母，是她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了你父亲，尽管她后来由于你外祖父的死，也对你父亲有了误解和怨恨。但那时她偏向着我们。是她亲手选择了你父亲这个人，让他做了自己女儿的丈夫。
“你父亲有时候一离开就是很久，我们全家要一块儿苦苦等待。你外祖父差不多和你父亲坐不到一块儿去了，他们一见面就吵。这样久了，我对他们争吵的原因也越来越清楚了。因为那时有了几次不顺利的战事，你父亲和外祖父都格外懊恼。他们私下里在争论一个事情，那就是怎样看待飞脚。现在看你父亲是对的，可当时你外祖父拼命维护那个人。他把飞脚叫‘好小子’。可是你父亲已经注意了那个‘好小子’许久了，盯过梢，也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有一天夜里，你父亲正在和外祖父谈事情，突然听到了屋后有踩碎瓦片的声音。你父亲跑出去，什么也没看到。你外祖父就说他大惊小怪，说那不过是一个野物。接下去的日子你父亲更加惶惶不安，深夜就伏在宅院的玉兰树下。
“有一天宅子里响了一枪，全家人都跑出来了。我看见你父亲从外面走进来，脸色发冷。他的枪筒还没有凉，另一只手里就提着一只打了洞眼的礼帽。你外祖父盯着那只礼帽说：‘这只礼帽有点熟。’你父亲说：‘你不是说有野物吗？这只野物戴帽子呢。’我们都明白他是指飞脚。外祖父拿起礼帽看来看去，将信将疑。后来他又说戴这种礼帽的人很多。不过打那以后，飞脚再也没有来过我们的宅院。本来事情已经很明白了，可惜你外祖父太固执也太麻痹了。可能他们之间还保持着别人不知道的什么联系吧，反正后来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结局了。”
“一切都像在眼前一样。我说的是你外祖父遇难的那一天。那天他一大早骑着我们家的大红马走了。回来时太阳还没落山。大概就在这个时辰他骑着马走进了西郊的那片小松林里。他在那里中了埋伏。红马先跑回来，叫着，引着你父亲、引着全家跑出庭院。大家都跟上沾满鲜血的红马跑，跑，一口气跑到了出事地点。当时你外祖父还有一口气，我们把他扶到马背上驮回来。
“从那以后这座宅院里再也没有他了，你父亲就成了这座宅院的主人。当时不知道在你外祖父去世的那些年里，我们后来的避难所——海滩杂树林子里的小茅屋已经落成了。
“说到小茅屋，那要感谢神灵呢。在你外祖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里曾发生过一件大事。尽管这事儿在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可日后大家才明白：这是神灵有意为我们一家人安排下的。就是这事儿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原来老爷在世时，我们家里收留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由老爷一手抚养起来。他差不多像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过他毕竟不是亲生的孩子。那孤儿实际上成了这个宅院里最可靠的男佣。他对主人忠心耿耿，坚信一切都是主人给的，生是主家的人，死是主家的鬼。他一辈子都没考虑成家立业的事儿，从来没跟主人提过这个。主人也没有为他安排婚事。后来老爷去世了，你外祖父接管了这个宅院，就给了男佣一大笔钱，告诉他：人都该有自己的一份日子。那个男佣哭了，跪在地上不起来。他说这辈子都是老爷家的人，怎么也不愿离开。不知费了多少口舌，你外祖父好不容易才让他走了。谁想到他日后仍旧没有婚娶，只用去那笔钱的一小部分到远远的海滩上买了一片林子，搭了一座茅屋，剩下的钱就装在瓦罐里埋了起来。每年秋天，他都把林子里结下的第一批果子送到宅院里来。他对你外祖父说：有一天世道乱了时，要躲避也该有个地方呀。他说自己搭了一座茅屋。当时他的话谁也没有在意。
“谁知后来世事越变越大，你父亲从一个英雄变成了一个罪人，被自己人抓走了。我们做梦也想不到会家破人亡……”
接下去的故事我已经非常熟悉，那就是妈妈和外祖母被人逐出了那座大院，她们只带了两只木箱，坐在一辆马车上逃出了海滨小城——一直向北，穿过大片荒芜的土地，来到海边的杂树林子里，那里正有一个忠诚的老人和他的茅屋在等待着我们一家。
很久之后，当父亲从南山监禁地放回，他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头扑到小城去寻找那座大院——可惜那里早已换了主人。他给逐出来，像个疯子一样到处打听，最后总算踉踉跄跄赶到了海滩上。他寻到的是一个早已准备好的柴窝。
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那两个男人的冲突——外祖父直到去世之前仍然与父亲有着深深的隔阂。我问妈妈这仅仅是因为飞脚的事吗？母亲点头又摇头。她说他们两个人的争执越来越厉害，但起因可不完全是飞脚。他们彼此都发觉：这么多年来双方都在维护着不同的原则。就是说，他们的争执其实发源于一个很深的根源。“有一段你外祖父曾经跟我说过一句气话，我并不认为他从心里是那样认定的。可是渐渐的，那句话又让我觉得是一句很认真的话。”我问妈妈那是一句什么话？妈妈叹气：
“你外祖父认为，你的父亲从那座城市到这座城市，从山里到平原，辛辛苦苦玩命地折腾，那并不表明他对自己的事业有多么忠诚；他那样，完全是因为骨子里有一种流浪汉的习气——那是一种‘嗜好’。”
妈妈讲到这里笑了，一直笑出了眼泪。我想妈妈一定是在怀念死去的父亲。妈妈说：“你外祖父说得多么轻松啊，他说那只是一种‘嗜好’。你爸爸出生入死，身上到处是伤，有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那仅仅是一种‘嗜好’吗？你外祖父太不公平了。”
妈妈接着告诉：外祖父有一段时间甚至很认真地研究了父亲的由来，他在找他们那一族人的踪迹。“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查祖宗三代’。一个人对自己的女婿尚且这样，多么不可思议呀。你外祖父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连多少天不愿出门。他查了一摞又一摞书籍，最后竟然告诉我说：你爸爸他们这一拨人实际上是一支游牧民族的后裔。你看，他把你爸的不安分与这个勾连起来——‘他们是连在另一根血脉上，那些人大多姓淳于，与我们不同。’你的外祖父甚至还勾画了那个游牧民族的‘南进图表’，说当年他们就是从贝加尔湖一带，从更远的外兴安岭穿过大片山脉，跨过还没有陆沉的老铁海峡，最后在登州海角落脚的。他说这个游牧民族擅长骑射、种桑、养蚕。后来是因为黄帝和炎帝的东进，才不得不缩回老铁海峡以北。不过这个游牧民族至少有一部分人至今还留在登州海角，改姓‘淳于’，在那里繁衍了后代。他说你父亲就是这些人的后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长了一双极不安分的脚，这辈子都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走、走。‘那可是一种血脉里的东西！’你外祖父这样说。我对这些话将信将疑。因为你外祖父是个有学问的人，如果不是偏见，不是走火入魔了，他大概是不会弄错的。”
妈妈最后这些话一辈子都深印在我的心里。我不得不一再地注视“淳于”两个字，不得不感受自己的血液里流动着什么：一种到处奔走的欲望。
我把黄科长的自传带到了静思庵，几次打开又几次封好，后来只得强迫自己去读。不用看就知道，这会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东西。想一下吧，一个人仅仅是出于模仿首长而涂抹的一堆文字，又能是怎样的货色？
我首先看的是第一部分：《我的放牧生涯》。因为它写了我熟悉的那个平原上的生活，所以也算有点趣味。不过我很快发现满纸的记叙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又要让人骂出声来——也许把它们扔到臭水沟里更合适一点。它从传主*岁记起，一直记到十一岁的所谓“参加战斗”之后。一个七八岁的放猪娃，在那片野地里怎样游玩、打斗，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他甚至将怎样骑马一样骑在一头大种猪背上、怎样用枝条抽打种猪在田野里奔跑、怎样使种猪去*那些较小的猪，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详细记载了各色不同品种的猪，它们的饮食特点、放牧当中应注意的事项等等，并因颇具知识性而让人略略吃惊。我有时不由得要想：这个人的记忆力为何如此之好？他怎样获取了这类繁琐的知识以至于终生不忘？还有，他为什么对这些始终保有一种极大的兴味？比如他记载了小时候与一头双耳遮脸的大猪的友谊、那头大猪对他非同一般的依恋和亲昵——只需打一声口哨，大猪就能迅速跑来与之玩耍。它几乎能明白他的全部心思。他与之规定了奇怪的暗号。更有趣的是这一节写得富有文采，而且使用了半文半白的文字来描述整个过程、他本人沉浸其中的放牧之乐。
令人称奇的是，他并不仅仅把当年的这一切看成是一种童趣，而是与后来的战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说当年赶着猪群在灌木丛中奔跑，把那些妄图逃到别处去的桀骜不驯的猪崽追回来时，无形中就锻炼出一身强健的体魄、一种飞快奔跑的技能。他描写那些刚刚长成几个月的猪崽：“浑身横肉，肌肤铮亮，四蹄如飞，聪明伶俐，性情刁钻”。而那时他就是与这些小狡猾斗智斗勇，说自己“跑起来快得简直是脚不沾地。而且由于田野上大半都是海绵样的松土，这就有利于双腿肌肉和韧带的成长发育，以至于后来在激烈的战斗生活中，在逃避敌人的追赶时，可以不歇气地一蹿十里，甩掉死亡的威胁”。还说，“由于经常观看猪崽*，所以可以见怪不怪，在日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对‘性开放’一类事情泰然处之，并不视为大逆不道”。“放牧者尚有****，男女围在一起吃野果、玩篝火，深夜不归，其乐融融。那时从没发生过怀孕流产等恶性事件，此乃足以说明村风淳朴，乡民憨厚”。写到这里他笔锋一转：“怀念当年共同放牧之村姑，不由得泪水潸潸”。“当年那些异性伙伴一个个真正如花似玉，只可惜她们当时都少不更事”。
写到这里传主不由得洋洋得意和自吹自擂，说自己“打小就喜欢革命故事，少男少女坐到一起，身穿破衣，露皮露肉，却能围坐一起听革命故事”——因为听得入迷，结果“醒过神来，却见猪崽四散奔逃。丢一只猪崽就要遭东家一顿毒打。万恶的地主血口喷人，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这时候他就“将伙伴们召集起来，分兵三路寻找猪崽”。
《我的放牧生涯》以他被父母送到另一个村子里，师从一位老中医、立志一生为穷人解除病痛作结尾。
不知怎么，我在读这些东西的同时，总觉得一旁有父亲那双愤愤的目光。
想起外祖父的“血脉”说，我有点相信了。对于淳于一族就尤其是这样。我曾长时间沉迷于家族的历史。我似乎自觉不自觉地想对外祖父的话给予证实。我一次又一次到那个所谓的游牧民族的第一个聚居点——登州海角去。那儿地处东部平原，当年那个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土范围就包括了整个南部山区、海滨小城以及大片冲积平原。最早的兴盛时期，他们的力量越过了西部的黄河，并且成功地与黄河中下游的土著结成了联盟，使之成为阻挡炎帝黄帝东进的第一道屏障。他们南部的势力达到了胶州湾，西南越过泰山山脉，直抵莱芜。当时这个游牧之国的牧业、渔业和冶炼术都极为发达，成为海内最强悍的一支力量。
齐国的建立使他们开始衰落。游牧民族与齐国相安无事的年代极短。后来他们不得不向东部沿海萎缩，一直退到了最早的聚居地：登州海角。他们在这里稍事喘息，立住了脚跟，同时已经在考虑大迁徙了。他们的计划是跨越老铁海峡，重返故园。
整个的迁徙史就是一部血泪史。最后当然仍会有一小部分人在海角存留下来——这些人一开始在沿海村庄里居住，渐渐散布到整个半岛地区。也许是一种血缘的力量吧，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初，这一支人竟然重新汇集到了海角，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小小的城市——思琳城。
就是这个思琳城，在后来大放异彩，历史上被称为“百花齐放之城”。当时稷下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像荀子、驺衍等，几乎无一例外地到思琳城讲学。当时的登州海角竟成为中国北方的宗教中心和学术中心，成为一些文化人物的聚居地。稷下学派的代表人物淳于髡就出生在思琳城，由此可考思琳城正是淳于家族的祖居地。此地后来还出现了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半人半仙的徐巿（福）。
当年秦始皇在咸阳焚书坑儒，为避秦祸，普天之下最著名的学士都一路东行，最后汇集到了思琳城。徐巿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已。这些人借口寻找长生不老药，以稍稍遮掩蓄谋已久的另一场大迁徙。淳于家族的人个个能言善辩，谈起治国之道恣意汪洋。他们学问渊博，而且刚直不阿，一代又一代视死如归，用男儿之血书写了淳于家族的历史。
在思琳城古城，至今还流传着淳于家族的故事。除了淳于髡之外，还有另一些著名人物，如后来在咸阳溅血身亡的大博士淳于越。只要沉浸于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有一条鲜红的血线隐约贯穿。我不知道当年的思琳城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只知道在今天的平原上，仍然还流传着一首有名的歌谣，这歌谣连几岁的娃娃都会唱。他们鼻涕满脸，摇头晃脑，扎着一只朝天小辫，笑嘻嘻地唱道：
娃娃们不知歌谣具体指了什么，几乎是懵懵懂懂地唱出了一段不灭的历史。他们所说的“西边”就是登州海角，它处于一个小小都城的西郊；那么思琳城的“琅琅读书声”又来自何方？就来自那些从普天之下汇集到这里的学人和辩士，其中包括著名的稷下学派，更包括整个淳于家族。
当年我曾经认真考察过当地的“曲”姓，发现曲氏家族也属于登州海角的原居民。随着民国初年的移民潮，登州海角大批农商涌到关外，他们家族的最后一批才随同离开了登州海角。曲姓走得稍早，大约在清朝嘉庆年间来到了关外；所以曲姓传人常在自己的自传里特别注上“徐乡人”三字。“徐乡”其实就是思琳城的别称。登州海角至今还流传着“曲”姓的由来：当徐巿那一帮士子以采集长生不老药为名成功地逃离秦祸时，旷古罕见的一场大屠杀就开始了。不论老幼，只要姓淳于、姓徐，格杀勿论。淳于和徐氏家族就悄悄改姓为“屈”。“屈”与“曲”同音，以此表示整个家族所蒙受的巨大冤屈。所以我们也可以认定：曲和淳于同属于一个大家族，他们都来自百花齐放之城，在未来的岁月中带着共同的光荣和哀伤走在一起。这就是我在当年模糊不清的一个认识，一种结论。
我在小茅屋里竟然忘记了时间，不知多久，一抬头发现静思庵里已经漆黑如墨。打开窗子看了看，这才发现天空阴得浓黑浓黑。
我开始准备晚餐。外面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这雷声越来越近。长长的闪电在空中颤抖，巨大的雷鸣像要把这个小屋轰塌一样。瓢泼大雨倾倒而下，哗哗的雨声和雷鸣交织一起，可怕极了。我把窗户关紧。一阵孤单。我想点上蜡烛，可到处找不着火柴。灶里的火也熄灭了。后来我好不容易借着电光找到火柴，把蜡烛点上。摇曳的烛光下，静思庵一片昏暗。
我第一次来到西郊，竟遇到了这样一场大雷雨。这豪雨和巨雷啊，已经许久未曾遇到。
一个人在这静思庵，在这漆黑一团的夜色里，一次次想到了梅子和小宁。
我牵挂他们。我还想起了在这漆黑的雷雨之夜，那些流浪者，那些在山坳和莽原上奔波挣扎的人。我特别在想那个黄昏从茅屋旁离开的庄周——他破衣烂衫，脖子上还挂着一把锡壶……
阵阵痛楚在心底泛开。我悄声喊出了他的名字……这个夜晚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难言的亏欠。
他在这个夜晚是否会有一个遮风蔽雨之地，是否能找到一个草庵？
一道道闪电不时把屋子照得亮如白昼，巨大的轰鸣像开山的炮声。啊，开山的炮声——父亲落难之后的监禁地就是那一架架大山，他们一群罪孽深重的人日夜不停地用锤子开凿、用炸药轰击。锤子曾把他的手打得血肉模糊。
不知该怎样感悟自己的命运。当我十几岁时不得不被迫离开茅屋时，一路向南走，走，竟然一直走到了囚禁父亲的大山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许多年后，当我成了一个地质工作者时，那片大山直接就成了我的叩问对象……无话可说，惟有感叹。
记忆当中有过这样一个狂暴的夜晚吗？是的，好像有过。那摇撼了小茅屋的大雷雨之夜啊。我闭上了眼睛。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异国人，一个奇怪的、我曾深深为之迷惑的人。
1892年9月，刚刚大学毕业的瓦雷里随着全家到了热那亚。10月7日，一个像眼前一样的暴风雨之夜，他突然为一种清心寡欲的思绪所左右，于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决定从此放弃愚劣的激情和诗歌创作，转而埋头于孤独的思索，从此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
我久久地想着那个人，倾听着雷声。我在想那个暴风雨之夜所给予的启示；还有，他准备放弃的那种“愚劣的激情”——它到底是什么？
大约是第五天，静思庵主来到了庵中。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变得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像一位驾到的王子。
我不知他指了什么。我只是点点头。庵主手里提着一点东西，让我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他把东西放在一旁，然后就在庵内走来走去，像在检点居所里是否少了什么东西似的。乍看起来庵主多少有点小气，后来才明白：他在非常欣喜的时刻才有这副模样。他为这个居所能够安排这样一个用场而感到高兴。当然，他的高兴主要是为了黄科长，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协会的雇员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光这次是黄科长派来督工的，因为他一会儿就要翻一下桌上的东西。
有光翻了一会儿，竟趴在那儿看了起来。他一直看了有十几分钟，一动不动。他抬起头自语：“不知看了多少遍，越看越喜欢。”他感叹，瞥瞥我：
“我最佩服黄老了，真是娓娓道来……你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他的文采……如果……”
“一篇一个味儿。我最反对有人将这篇代替那篇，说哪一篇最好。其实它们都是不可取代的嘛。”
我笑了。庵主问我一个人待在这儿是不是有些孤单？如果孤单了，最好看一些图片或是出去走走。“你喜欢看图片吗？”
“各种各样的图片。现在好看的图片可多了。黄科长那儿就有很多。”
“黄科长除了写自传、回忆过去的生活、研究营养学，剩下的时间就是研究《*》和《*》，还写了好几篇论文呢。”
我想这容易理解。我说：“可是他不该让小冷抄那些东西，一个姑娘家会难堪的。”
庵主笑了，时不时用眼角瞅我。他不紧不慢像拉家常：“……小冷有时也骂黄老，恨他，跺着脚咒他快死。可她心里还是尊敬黄老的。你知道他们在一块儿久了。黄老这个人哪，对小冷也算不错。就是有时候脾气来了，往死里整她……”
“黄科长有一段失眠。这大半是秋天，一到了秋天黄老就睡不着觉。他不睡也不让小冷睡，一夜一夜让小冷给他按摩。按好了就舒坦得叫唤，按不好就一个耳光甩过去。小冷被打哭了，哭过了还得给他按。再不就让小冷给他读书。小冷念错一句话，他就用脚踹她，一踹一个仰八叉。小冷挽起裤脚给我看过，满腿都是被黄老拧的伤。你想想，有的人一老，邪病就多起来了。”
庵主歪歪下巴：“这是不好的一面，还有好的一面呢。”
“他这个人疼起小冷来也让人感动。高兴了一天到晚问寒问暖。小冷洗衣服，他就伸手试试水凉不凉，凉一点他就添热水。还说：‘好孩儿，别凉坏了小手儿。’小冷出去买菜脸冻红了，他就说：‘哎呀好孩儿，可疼煞我了，以后天冷不吃菜也中。’小冷平时想起这些就感动得流泪。还有，老人有很多钱，他的钱一分也不给外地的儿子，都给了小冷。小冷想吃什么老人就买什么。有一天小冷一口气吃了二十多支冰糕，黄老说：‘那是你胃火大啊，使劲吃，去去胃火……’”
庵主说到这儿叹息一声：“人哪，都是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不能求全责备。像黄老这样的人，是个老资格了，一辈子意志再坚强，也难免沾染上一些不好的毛病。”
“有时候不够注意，常常给年轻人讲一些不好的经验。”
有光接着告诉，他常常领一帮朋友去拜访黄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