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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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唢呐文章
此文的作者金唢呐写了不少国内大学或科研机构的研究现状（已经在**新药信息中转载，11月1号有新的更新，**的连接：
文笔也是一流，他分析社会现象和问题都非常深刻和独到，由于作者是大学的教授，估计有不短在国外留学经历，对目前现有的学术造假等问题的看法从不同角度破
析，是一篇讲真话的好文章，在主流媒体根本不可能读到，很值得一读。此文已经在国内很多网站转载，点击率很高，题目也很好（人至痞则无敌）。金唢呐的文笔
之好，我相信他一定参入过本科教科书的编写，说不定我们都在读他写的书。
我在网络找到了他写的一个系列文章(原题是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主题是过去几十年国内医药界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我们多数人都不知道中国医药界一些重大事情的真相例如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结晶等的来龙去脉，还有一些在国民党时代很有成就一些科学家，由于政治原因，现在我们已经完全不知道真相了。在此尽力向
大家推荐。一共有10篇，一次发完。文章原文的题目“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我觉得有些刺眼，改成了“中国医学史的一些真相还原”。改变题目没有经过作者
的同意，目的只是不想引起太大的关注而让更多人看到此文。
中国医学史的一些真相还原(原题是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1）：毛**领导我们开发青霉素？
看到芦笛自治区各位网友对医学问题七嘴八舌胡话说个不停嘴，总想和大家一起掺合掺合,痛说我所知道的、鲜为人知的“历史”。可毕竟“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
往，怕得是你（诸位）年幼小志不刚，几次要说我口难张”（典出《红灯记》）。后来看到深圳美工（我不太清楚“他妹妹的”和“憨子”您更喜欢哪一个，想来想
去，大陆都实行称呼职务，所以就这么称呼了）介绍“50年代毛**领导研制青霉素”，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吹牛可以，但怎么也得有个底线吧。拿除了中国人
以外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丢人现眼，实在是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
就好比我们当年插队，我们这个地区来的知青最少，只有十几个人，还有几个女生，真正可以用得上的也就七八条枪。小户人家经常受欺负，但我们也有底线，那就是：骑在我们头上***可以，蹿稀（北方话，拉稀、腹泻的意思）不行！有一次有个***越过了这个底线找茬，我们大闹一场，差点出了人命，最后算是让那些大户也明白点了，从此不敢做的太过分。看到大家越说越离谱，
今天借着点酒劲，也啰唆几句。
先就深圳美工说的“50年代毛**领导研制青霉素”的劣质神话来说几句吧。其实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早在1943年的战争年代，在中华民国防疫处长汤飞凡（导致“我失骄杨君失柳”的那个何键的姑爷）的带领下，研制出了青霉素。不信您小人家就翻翻1943年的英国Nature杂志，那上面有记载。您是搞美工的，可能整日应付索画挂中堂的事情，不知道这个杂志。不过您可以问问您周围搞其他专业的了解一下这个杂志的份量，大概搞自然科学的能在这个杂志上发篇文
章，和您的作品被纽约美术博物馆收藏的感觉差不多。
“40年代汤飞凡领导研制青霉素”这件事的具体情况是：
自1929年弗莱明发现青霉素后，美国在1941年研究出了提纯方法，使青霉素得以临床应用。虽然一系列关于提纯的论文被发表，但具体生产工艺属于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不同菌种青霉素的产量相差悬殊，高产株如稀世珍宝，外人根本无法拿到。加上防疫处简陋的条件，许多人认为生产青霉素压根就是天方夜谭。
在汤飞凡的带领下，防疫处上上下下掀起了寻霉热，全体职工及家属从到晚到处寻找绿毛，找到后拿去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分离，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可是汤飞凡依然十分执著。终于有一天，技工卢锦汉发现自己的皮鞋上有一团绿毛，拿到实验室，从中分离出一株能产生青霉素的菌种。这支从旧皮鞋上分离出来的菌种被用于国
产青霉素的生产，后来汤飞凡从美国、印度等地要到了其他一些菌种，加上国内的一共三十株，比较的结果，还是来自旧皮鞋的那株产量最高。
有了菌株，汤飞凡带领大家进行生产工艺的研制。一个步骤是一段艰辛的故事，一个步骤是一段奋斗的历程，终于生产出每毫升２００－３００单位、每瓶两万单位的国产青霉素。
中央防疫处因此名扬全国，国际上也知道在中国昆明有一个ＮＥＰＢ（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Nature杂志１９４３年专门介绍中央防疫处，文章用惊奇的口吻介绍了青霉素生产车间：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又旧又漏、而且每天用完后都要修理的锅炉；用过的琼脂要回收使用，回收的设备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进行透析；没有商品蛋白栋供应，完全自己制造，胃霉用完了，用从自己养的猪的胃……。
不仅如此，汤飞凡们还生产出天花、鼠疫、霍乱、斑疹、伤寒、狂犬疫苗，达到了国际水准。这些制品不但支援了国内抗战，还供应给东南亚及太平洋对日作战的盟军，为打败法西斯做出巨大的贡献。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2）：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哪些中药
当年鲁老夫子看中国历史，“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然后“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凭着这两个字，鲁迅便成了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按说思想家总该有什么原创的“思想”，或者是系统论证或修正了别人的什么学说，本人才疏学浅，除了“吃人”，还真不知道鲁迅提出过什么原创的东西。
八十年代北京部队大院又出了个王朔，又补充了一句，吃人嘛，吃了就吃了，别***吃完了再装孙子，玩***高尚素食主义那一套。就这么个玩艺，也被一帮同是北京部队大院痞子哥们誉为“鲁迅伟大，王朔也很伟大（冯小刚、姜文语）”。
到了二十一世纪，海外又出了个芦笛，坐在电脑旁，胃疼的横竖吃不下饭去，也从历史书的字缝里看出两个字来：骗人。并发誓要凭一己之力，把这颠倒的历史在颠
倒过来，引起海内外老中青们阵阵喝彩。我在这里也想提醒老芦一句，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认为受到丑化的只是些政治人物，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看的太简单了。
即使是无关紧要的医学史和其他领域的科技史，也依然没有被放过。充斥其中的完全都是些伪劣的宣传材料，就是一扇注水猪肉，甚至是注水鼠肉。这次上网，要说直接原因，还得说是受了河边网友的刺激，他的那篇《中医万万年》居然受到了老芦的赞赏：中规中矩，针针见血！看来，这扇注水鼠肉，还真蒙骗了不少包括河边网友、深圳美工在内的业余华佗们。仅文中河边网友的“中国过去50多年里给国际医药界贡献了两个药：黄连素和青蒿素，都是来自中药时间的积累的启发。”和深圳美工的“改革开放二三十年后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不如天天搞运动的毛时期。”，这些话完全可视作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完全为维护***同志历史地位的伪劣宣传。
首先中药给世界的最大贡献是20世纪初的麻黄碱（又称麻黄素），是人家民国的科学家搞出来的。再有，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不少，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确实不多，但比那个时候还是要强得多。就中药研究成果而言，现在临床正在使用的（不包括正在研究的）中药有效成分单体（不包括单味中药和复方中药）的药品就有灯盏花素、葛根素、丹参酮、三七总苷、红花素、川芎嗪，水飞蓟素、甘草酸、斑蟊素、七叶皂苷、苦参素、秋水仙碱、三尖杉碱、喜树碱、鬼臼毒素、石松杉碱、延胡索乙素、芦丁、川芎嗪、穿心莲内酯、薏苡仁内酯、人参皂苷、熊去氧胆酸、蚯激酶等等、等等，绝不是只有“黄连素和青蒿素”。各位不信的话，我马上把这些药品的生产厂家、售价、规格甚至医生处方时的回扣比例，都可以给你们写出来。绝不是什么“中国过去50多年里给国际医药界贡献了两个药：黄连素和青蒿素”。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国家科研成果很多的话，人们很难说出什么来。因为那时没什么科研题目，所以有几个就特别扎眼。不信在英国的侨胞们可以问问英国佬，
英国有几大发明，我想绝不会像国内同胞说四大发明这么痛快。眼下中国科研的实际情况是，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国际杂志上的科研论文成倍增多，中等水平的成果也不少，学者教授的平均水平也说得过去，缺的是“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大师级的人物。
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在武汉，某日，鬼蛇静、风雷动，天堑的通途上来了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工人师傅，手持大锉刀，个个神情亢奋。通过几个小时的努力，把武汉长江大桥栏杆上苏联专家的名字都给抹去了，武汉三镇人民，一片欢呼雀跃。按说这么个庞然大物再这戳着，抹掉人家的名字，能抹去人家的功劳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完全可以。从此，我们武汉三镇人民都认为这是“中国人民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人类历史上第一座长江大桥”。直到南京长江大桥建成后，在报告文学里看到相同的字眼，才算是醒悟过来。说句实话，看到那篇报告文学，武汉人民心里那个难受啊，跳江的心情都有。前几个月有专家提出要炸掉南桥，又有人出来上纲上线，说是那是***思想的伟大胜利，质量如何如何。其实两座大桥的质量，老芦您还别瞧不起老毛子，谁个劣，谁个不劣，滚滚长江心里最清楚，两岸人民最糊涂。
还回过头来说咱们那“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其实真正在中国医学史（包括其他科学领域）上戳得住的人物，还是几个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包括两弹一星和搞胰岛素合成的专家们，这些人还真有些拿出手的东西。大家可能不爱听，我们49年以后，实际还是在吃那个时候的老本。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3）：麻黄素与陈克恢&
中国人的历史知识的来源很奇怪，过去主要是来自民间艺人的大鼓评书，高雅一点的不过是京剧、梆子、评弹、黄梅戏，艺人们当然是怎么热闹怎么说，听众则以为满村争说的蔡中郎就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后来这活就交给了中宣部和爱国知识分子，根据时代的需要胡乱编造，可悲的是“民是愚氓全在训”，任凭怎么编造都有人
信，以为“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相信这些胡编乱造的就叫做爱国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卖国主义。”（改编自《毛**语录》），不相信这些信口雌黄、要求拿出证据的人就是汉奸、走狗、卖***，就要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典出《毛**语录》）。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过，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其实在中国根本不用，有个三两遍就成。前几天大家争论古人的卫生习惯，沙人网友最后抬出了他的指导教官董教授的名言“古人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最后算是一锤定音。按说凡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知道，除了杨贵妃、西太后以及少数地区的妇女，
如云南的水傣（傣族的一支，自称“鲁傣鲁南”，意为“水的儿子”。居住于云南各地河边，以亲水著称。），中国妇女（尤其是北方）哪里有什么洗澡的习惯。我插队的地方，妇女经常洗澡被认为是想勾引野男人，有破鞋的嫌疑。截至到1975年我离开农村，去过很多农村，发现绝大多数地方的农村在大便后连擦屁股纸
(含报纸、黑纸、白纸等一切纸类)都用不起，只能用石块、土块（我们叫土坷垃）、玉米叶擦屁股，南方农村我也去过，不过换成了芦篾丝或稻草，我还没听说过哪个地方能用的上“纸”（70年代前出生，且到过农村的人可发表不同意见）。怎么忽然就成了“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不过，我坚信，人家大牌教授墨写的谎言，就是能掩盖全民尽知事实。而且信这些弱智谎言的人们，像宣传队、播种机，像吹散的蒲公英，把这些信息传遍黑山白水，苗岭傣宅，“古狗上面留下了它的身影，百度里边留下了它的足迹，雅虎上散发着它
的气息”（改编自红色***歌曲），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再逢人们争论的时候，便可以依此一锤定音。
闲话少说，下面就拣几个我熟悉一点的医学史人物给诸位说说，既然大家对中医中药有兴趣，就先说搞中药的陈克恢吧。
陈克恢（），药理学家。长期致力于中药药理研究，是20世纪国际药理学的一代宗师，也是现代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创始人。他的突出贡献是，首先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并为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开发新药起了典范作用。他还发现解救急性氰化合物中毒的方法，并被沿用至今。
陈克恢出生于上海郊区农村，幼年丧父，5岁时由舅父周寿南（中医）教他读书写字，学习四书五经，10岁时才进入公立学校。1916年中学毕业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庚款），两年后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插班于药学系三年级，于1920年毕业。
因他的舅父是中医，他幼年时常在中药房里读书玩耍，因而对中药感兴趣，去美国时即立志想用科学方法研究中药。他的导师Ｅ．克来莫斯为了满足他研究中药的愿望，在四年级时，给了他从中国进口的肉桂500磅，让他进行桂皮油的研究。他以这项研究完成了学士论文。
陈克恢最著名的研究工作是首先发现麻黄碱的药理作用。他从数百种常用中药中选了麻黄为第一个研究对象。他几周内即从麻黄中分离出左旋麻黄碱。但后来他才通过一篇老文献，知道日本学者早于1887年即已从麻黄中分得此碱，命名为ephedrine。当时只知道它能扩大瞳孔，不知道其他药理作用。他的研究发现麻黄碱使心肌收缩力增强，使血管收缩，支气管舒张，能使离体子宫很快收缩，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滴入眼内引起瞳孔散大。并证明它可以治疗过敏性疾病、枯草热和支气管哮喘，还可用于脊椎麻醉，以防血压下降，口服25-50毫克能克服巴比妥类安眠药引起的余醉（hangover）。
更重要的是，陈克恢还研究了很多结构与麻黄碱类似化合物的药理作用，从而推动了无数交感胺类化合物的合成。这些研究不仅发现了很多新药，也为后来α－及
β－阻断剂的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这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通过结构改造进行优化，开发新药的一个典范，也为研究和开发天然药物开辟了道路。
陈克恢从事药理学事业先后共50余年，发表论文和综述共约350多篇，研究成果为药理学界所共仰。陈克恢曾任美国药理与实验冶疗学会**、美国实验生
物***合会**、国际药理联合会名誉**。美国实验生物***合会为表彰他在科学研究和学会工作中所作的贡献，于1987年将该会新建的会议中心命名为陈克恢会堂。我想，人家美国鬼子的荣誉也不是白给的，总不能凭着拉关系走后门就戳个塑像在那儿吧，咱们不妨将麻黄碱研究和40年以后吹得天花乱坠的青蒿素做个理性的比较：
理论价值：早在公元300年左右，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青蒿截疟”，明代《本草纲目》也有青蒿具有“解暑、截虐、凉血、退虚热之功效”的记
载，青蒿素不过就是从中提出单体就是了；而人家陈老研究的麻黄素的那些作用，有人记载吗？古籍中关于麻黄的记载不过是“解表发汗、利水化湿、宣肺平喘”；
经济效益：疟疾也就是在非洲的荒蛮之地还能看到，连中国人都几十年没有听说过疟疾了，不过是骂人的时候还保留着“发疟子”、“打摆子”的说法，那些唯利是图的欧美制药公司会对这类药会有什么兴趣？会投什么资金去搞开发？哪位是搞这方面研究的，您在美国报个这方面的课题试试，弄不好评委们就会来个“集体槽牙
脱落”。麻黄碱可是连常用的感冒药和滴鼻剂里都有，在座的各位大概这辈子没用过麻黄碱的还真不多；
对今后研究的指导意义：陈老开辟了一条思路：从天然产物中寻找先导化合物，然后通过结构改造进行优化，开发新的临床药物。可以说以后中药的研究都是这么走下来的，青蒿素也是一样：青蒿素本身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今天临床用的是经过结构改造的甲基二氢青蒿素，不也是这个路线吗？
20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我正好在国外，世界各国都在搞“20世纪回顾”之类的调查，其中在采访科学家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你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很多人都选择了青霉素。并不仅仅因为青霉素本身有多么神奇的疗效，而是弗来明开创了一条科研的思路：用真菌（或细菌）产生的代谢物去杀灭和抑制人体体内致病菌的生长繁殖。顺便说一下，青霉素不是什么神秘玩艺，您买了面包不吃，放上几天，长出来的那层绿毛就是青霉，青霉所产生的代谢物就是青霉素。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开发出了无数的抗菌药物（改编自《毛**语录》）。从此，细菌感染对人类的威胁基本上可以控制了。
令人悲哀的是，那些热衷国粹的爱国老中青们，也没有几个人知道陈克恢这位中药研究的先驱。即使专业人员，也不清楚人家的成果对以后中药研究的指导意义。而青蒿素则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相当糊涂的认识，真是比国内搞传销的洗脑还邪乎。
请问河边、深圳美工网友，我们的青蒿素能抵得上人家陈克恢半个世纪前研究成果的百分之一吗？新中国的药学家们有谁达到了人家的高度？说句难听话，用***思想武装起来的科学家们，即使跟在人家陈克恢们后面吃屁，能逮着个热乎的吗？
（太累了，休息几天再写）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4）：简答网友
先说明一下，平时写东西都是八股，写总结是党八股，写论文是洋八股。憋得火烧火燎的，所以上网写东西比较阿随，嘲笑别人调侃自己，有得罪之处还望河边网友海涵。
1、关于50年贡献两个药物：黄连素和青蒿素。
若说笔误，实际上有2处，一个是麻黄素写成了黄连素，一个是100年写成了50年；即使这么改一下，别人还要问，黄连素应该放在哪里啊？
关于青蒿素，我认为准确的表述是：青蒿素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发的唯一一个冲出中国走向非洲的中药单体。
2、关于中药新药。
你所说丹参注射液是有效部位（现在国内将总黄酮、总皂甙、总生物碱都这么叫），而我说的很多都是单体，如川芎嗪，化学结构、疗效都很清楚。另外，还有些
“中药”是外国人开发出来并在临床使用的，如水蛭素（hirudin，心血管手术后用）、斑蝥素（cantharidin）等。再说，很多国内使用的中药单体也不都是你说的为了赚钱，有些确实有很好的疗效。再跟你抬个杠：黄连素一分钱一片（最近有涨价了，涨幅高达50%，涨到了一分五厘，据说有的药店居然卖到了两分钱一片，真黑！），能赚什么钱啊？很多中药没有进入美国市场，并不都是疗效或质量问题，依我看有下面几个因素：
（1）疗效差、质量糙；
（2）不符合美国的审批标准；
（3）美国人根本没兴趣或不信任；
（4）与同类西药相比，并没有特殊的优点。
3、关于民国学人和今人孰优孰劣的问题。
建议以下列2种方式考查：
（1） 计算比例：顶级教授与出国总人数之比；
（2） 计算顶级教授的绝对人数；
顶级教授可以简单限定在诺奖得主、专业学会理事长范围内。当然，这种方法有点扯淡的味道，不过我也想不出来更好的比较方法。就给我的印象而言，我在国外遇到中国出去的学者也不算少，什么专业的都有，好像都是科研匠，像陈省身、吴健雄、杨振宁、李政道那样的一个也没碰到过。其他海外侨胞们可以谈谈你们的经历，河边网友若能介绍一二更好。我是学化学的，像吴宪血糖测定法、黄鸣龙还原法、侯德榜治碱法这些民国期间的科研成果怎么比“修氏理论”要高吧？
关于民国的教育水平，我认为是普及差，但最高水平并不低。原因也很简单，民国基本上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很难全国一盘棋，齐抓共管来干教育普及这些事情。
若现在大陆放上四个野战军闹事，恐怕也别想什么大学扩招、建希望小学。而高水平的科研需要有“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之类的保障，这点中国旧大学一直都在提
倡，各级政府对大学的干扰破坏不多。大学里实行教授治校，教授们爱讲什么讲什么，看什么不顺眼，扯开嗓子骂就是，比本人匿名上网说话还阿随。某些武夫军汉自己也办大学，比如唐继尧办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张学良办了东北大学，连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也办了一所大学——保定的河北大学。我前几天和一个朋友吃饭，说河北大学正在搞评估，弄了个校史简介的小册子，把这段历史也无耻地抹去了。把我和其他几个熟悉这段历史的朋友气得和《智取威虎山》里夹皮沟里的乡亲们似的，人人心里一团火，争着咒骂教育部。以后有时间，我再写个《被糟蹋的中国教育史》系列。
既然说到了曹锟办学，后面附上张鸣教授关于曹锟办学的一篇文章，博自治区众网友一笑。
4、陈克老的学术水平问题
就他那堆专业学会理事长的学术头衔，还不说明问题？美国鬼子能随便给他这堆帽子？如果今天有谁混到了这份上还不得吹上天去。至于科研水平，别说麻黄素，那个时代的其他研究成果现在看起来都很糙，我认为“要用历史的眼光辨证地去看”。人家是系统研究中药作用的第一人，这大概总是公认的吧。要说实验水平，搞生物或生理专业的都知道勒韦（Loewi）蛙心实验吧，那还不是两只蛤蟆就蒙了份诺贝尔奖。具体说就是勒韦1921设计了双蛙心灌流实验，电刺激支配第一个蛙心的迷走神经，第一个蛙心搏动变慢，同时将灌流液由第一个蛙心引入第二个蛙心，结果并未受到电刺激的第二个蛙心搏动也变慢了，从此确立了化学传导学说。
这种实验现在中学生都能做是不是？
这里说明一下，有些科研我们确实做的不错，具有相当的水准。但并没有到我们吹得那个高度，其中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是一个例子。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5）：胰岛素与结晶胰岛素
中国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一般都有两个情结，一个是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情结，一个是诺贝尔情结。
平时我们在一起问到对方学习工作情况的时候，要互问一声“几点？”。意思是你最近发的文章的杂志的影响因子是几点。去年我和我们一个校长一起去北欧一个
“科技竞争力”排名很靠前的国家去做学术访问，动不动就问人家的文章是“几点？”，给对方问的直发懵。虽然他们也有这个概念，不过也就是知道个大概其。当对方把他们发表文章的杂志单行本给我们后，我们准确地报出了各杂志的点数，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2位，把对方惊的目瞪口呆。随后我们的校长告诉人家，今年我们研究室发表文章的最高点数是多少，意思是西方资产阶级有的，我们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我们也有了，我们已经自立于民族之林了。
其实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是跟国内的科研奖励政策有关，这我在本坛旧帖《读后感》里已经说过，不再赘述。另外，国内杂志发表文章、获奖都和拉关系走后门有关，相比较而言，“比点”不失为一种公平的方法。
另一个是诺贝尔情结。我在大会小会上听到过无数次类似的说法：假如我们的医疗手段再先进些，能让沈从文再多活几天…；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人工合成胰岛素…；我们的超导研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日本人小柴昌俊那个成果原本应该是我们的…；最近各媒体又爆出猛料：华人科学家俞君英博士领导麦迪逊大学的科研小组取得突破，从皮肤细胞取得干细胞，有望得诺贝尔奖。前几年林思云说金庸应该获诺奖，其实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
既然上次深圳美工提到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我就说几句。我本人就是搞化学的，比起深圳美工来，对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事情了解更多一些。
人们常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与诺贝尔奖三次擦肩而过，实际上是杨振宁曾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后来以讹传讹，就成了三次（一说是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第一次：***委婉拒绝；
第二次：***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从日开始，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近十天的、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
评选会议”。会议由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主持，生化所、有机所、北大化学系共有60多名相关科学家、科研组织者参会，主要目的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这在世界上不说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
说到杨振宁，我插两句。现在国内总是拿人家“八十二找了个二十八”说事，好像国内老牛吃嫩草的风气都是他给带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老杨有一种感情非常强烈，
也极为正常，就是希望所在国好，母国好，所在国和母国关系好。不像现在一些海外愤青，总撺掇着大陆和美国开仗，并且希望“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典出
毛**语录），实在叫人看不明白。老芦总是说“Common&
Sense”，是不是还应该重建“Common Feeling”？
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未能获奖这一事实，国人很难接受。从1979年起，社会上开始流行多种版本的原因分析：
其一是歧视说：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的委员出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他们对中国人存在偏见，不愿意将这个奖项授予中国。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的评委们，居然也和林思云眼里的马悦然们一个德行；
其二是时间过得太久说：如果胰岛素工作被早点推荐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它应当能拿到这个奖。但***开始了，由于林彪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搞胰岛素的人都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又一次痛失了诺贝尔奖的获奖机会。我们的工作过了十几年之后才推荐，曾经轰动世界的成果已经不再新鲜；此说更是鬼话，胰岛素合成从1966年完成论文到1979年评奖，中间只有13年，这个时间间隔对诺贝尔奖评选而言是很正常的。
看看诺贝尔科学奖，搁上几十年的有的是。因为有些成果（如弗莱明29年发现青霉素），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它的意义所在；
其三是候选人太多说：这种说法流传最为广泛，经常有人在各种报刊和书籍上宣称：在人工合成胰岛素项目上，由于我国推出的候选人过多，所以“诺贝尔科学奖与中国科学家擦肩而过”。其实真实情况是：
盛大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小组讨论和多方面的考虑，各单位的领导把人选确定了下来。每个小组2人：生化所拆合组：邹承鲁、杜雨
苍，生化所B链组：钮经义、龚岳亭，有机所A链组：汪猷、徐杰诚，北大化学系A链组：季爱雪、邢其毅。但8个人太多了，诺贝尔奖评选有个规定，每个单项的获奖人数不多于3人。于是各单位比较核心的人又集中起来开会，从这8个人中进一步选出几名代表。经过多番斟酌，最后每个小组只留了一名代表：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
可4人还是太多，怎么办？虽然有参与者提出“宁要大协作，也不要诺贝尔奖金”，但这种意见遭到了有关领导人的否决。毕竟在百废待兴之际，我国确实需要这样一项国际大奖以鼓舞人心。考虑到联邦德国的H．Zahn教授和美国的P．G．Katsoyannis副教授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此奖有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由国家科委和中科院提名钮经义（-）教授为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决定是这么写的：“推荐钮经义同志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全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
所以“候选人太多说”更是鬼话中的鬼话，扯淡中的扯淡。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30年前的一句电影台词（好像是阿尔巴尼亚的什么电影《海岸风雷》？《宁死不屈》？老帮菜谁还有印象），电影里一个嘎小子怪声怪气的声调：墨索里尼，总是有理，过去有理，现在有理，将来还是有理。
在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生化、生理、药理教材中，凡是涉及到胰岛素的地方都要把人工合成胰岛素提几句，而国外的教科书，我也看到不同版本，好像不大提。和国外的学者们接触，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也承认也不承认，做暧昧状，而且对合成胰岛素的事看的也不是很重，有点拿武大郎不当神仙的感觉。以后我带着学，有意识关注这个事情，也问过一些洋鬼子和中国同行。我和这个课题的负责人邹承鲁（李四光的女婿）有些联系，他40年代毕业于西南联大化学系。后到英国伦敦剑桥大学，师从凯林教授研究生物化学，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邹承鲁参加了中国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在三个小组中负责Ａ链和Ｂ链的拆合。他私下曾对我们说，只要把西南联大那套搬过来，中国科研马上上去。
我和其他的老化学家也有联系，上次我说中国的科研很多都是吃民国的人才老本，就是和这些人接触以后得出的结论。
&& 下面把我知道的事情经过简单说几句。
1963年底，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的的Panayotis G.
Katsoyannis副教授在哈佛大学举行的蛋白质基金科学发布会上宣布他已合成具有胰岛素活性的物质。他还于1964年在伦敦一国际研讨会上宣布了同样的消息。
1963年12月，德国Helmut Zahn实验室在《环境保护报》（Zeitschrift F&r&
Nat&rschung）上发表了一条短讯，宣布自己完成了羊胰岛素的全合成。
日，我国科学家宣布得到“人工胰岛素结晶”。1966年，在***生日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为什么在胰岛素前面要加“结晶”两字？是不是我们底气不足，不敢宣称是自己最早合成了胰岛素？还是有什么其他猫腻？
邹承鲁院士解释是（）：这是因为德国科学家在较早的时候，大概是年，发表了一个简报，说他们已经合成了[胰岛素]。但他们[的产物]没有纯化，没有结晶，所以我们加了'结晶’二字以示区别。而且他们所得产物生物活性很低，只有0.2-1%。
即使天然胰岛素A、B链的拆开、重新合成胰岛素、产物的结晶等重要阶段性成果，在我国的结果发表之前国际杂志上也有相同或类似的报道。A、B链的拆开由
Bailey于1959年在美国《生化杂志》（J.B.C.）上最先发表；重合成由加拿大科学家Dixon和Wardlaw于1960年在Nature杂
志上最先发表；美国科学家C. B.
Anfinsen等人由于1960年发表了一项与天然胰岛素拆、合、重结晶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即核糖核酸酶的二硫键的拆开和重新连接恢复酶活性，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 邹承鲁的解释是（）：
上述这些重要的结果我们在1959年的秋天就得到了，但我们知道德国和英国的研究小组也在进行胰岛素合成的研究，很自然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结果保密。同时由于“大跃进”的缘故，中国所有的学术刊物都被迫停刊，包括当时国内唯一用西文出版的刊物《中国科学》。再说，那个时代当然是不可能在国外发表论文的。
美国学者Katsoyannis一直不承认是最后的胜利者是中国人。他确实承认自己在结晶工作上落后于中国的竞争者，可他同时认为结晶不过是“糕点上的糖
霜”，对于确定产物的身份并不关键。他本来可以做，事实上在1966年[我国的全合成论文发表后]也确实做出来了，但觉得这种工作不过“按菜谱烹饪”，没什么意思，所以他以前不屑做。
我们的解释是（）：Katsoyannis
也的确有资格不服气，其实Zahn同样也可以不服气。因为他们基本上是个人单独研究，而我们动用了全国的力量。他们只是出于个人的科学兴趣，才领导少数几个人，和少数几个人合作进行这项研究。而我们把这项工作当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关心者不但有相关科学家，还有北京、上海的市长，国家科委的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参与工作的研究人员也远远多于他们。他们得担心科研经费问题，而我们有国家为后盾，根本无须考虑相关花销。对于必需的合作，他们主要凭私人交情进行；而我们可以动用而且确实动用了行政命令。聂荣臻甚至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现在还有这种言论，真是恍若隔世）现在诸位可能都清楚了，我们只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而不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其实即使是“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化学家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汪猷、邢其毅、黄鸣龙等国内大牌有机化学家都认为这项工作意义不大。他们说：“我们所合成的胰岛素，只是合成了一种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多肽激素。说它是蛋白质也无不可，但它的合成，并不表示有多少重大意义。应用到的有机化学合成技术，并没有什么新创造，不能认为在合成物质上有什么新的飞跃。其次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只能说是一般的研究工作成果罢了。”
1979年杨振宁、王浩、王应睐三位华人科学家分别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了中国的胰岛素工作。但出乎国人的意料而不出鬼子们的意料，这项工作没能获奖。人工合成胰岛素未能获得诺贝尔奖并非延误，也不是人数太多，更不是歧视（因为搞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其他洋鬼子也没获奖）。依我看真正原因是：水平不够，而且“缺乏原创性”。人工合成胰岛素和现在的基因重组一样，只是一种科学工程，虽然在合成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的改善，但基本的工作原理、基本的技术路线在1953年就已经由美国的维格纳奥德centduVigneand）解决了。这种缺乏原创性的工作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您别说，真正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还真有，而且早就有，不过人们不知道就是了。谁？清末医学进士、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伍连德（Lien-
Wu，-）。目前诺贝尔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公开了部分诺贝尔奖候选人资料。诸位可以查询生理学或医学奖
（）的候选人情况，可以看到宣传材料以外的其他资料怎么说。
1935年，当时在上海全国海港检疫事务管理处工作的伍连德，由当时在广东的W W&
Cadbury教授提名，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侯选人，理由是其在肺鼠疫防治上的杰出成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伍连德受任全权总医官，
深入疫区领导防治，不久即告控制，并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鄙人认为，中国人“第一次提出”某概念并不难，难得是“第一次提出”正确、清晰的概念。不过客观说，提名归提名，离真正获诺奖的水平确实还是差了点。
对于伍连德，大部分中国人，甚至大部分医卫界人士，知名度绝对不如一个二把刀大夫。在我们的记忆中，旧中国只有民生凋敝，瘟疫肆虐，哪可能会发生成功控制疫情，赢得国际尊敬的“奇迹”？更重要的一点是，伍连德后来移居南洋，并没有“毅然放弃优厚条件（如汽车洋房），返回祖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于是，他便被有意无意的“遗忘”了。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6）：纪念伍连德
下面我就介绍几句这位清朝医学进士伍老先生。
&&& 伍连德，字星联
()，祖居广东新宁(今台山县)，日出生于马来西亚1902年伍连德获医学士学位，之后曾在多所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微生物学研究工作，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07年，当时外交大臣施肇基鼎立举荐，伍连德应清政府特别聘请，出任天津北洋医学堂协办。伍连德1915年创
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并任第一任主编。1916年创立中华医学会，并担任头两届书记会长。1921年他积极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建。1926年他创办哈
尔滨医学院(今哈尔滨医科大学)；他先后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学校20余所。
1930年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我中华民国就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任全国海港检疫总管理处处长。看来华侨不仅是“中国***之母”，也是“中国医学之父”。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伍连德移居香港。1946年他回到出生地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直至60年逝世。说句不厚道的实话，如果这位清末医科进士如果职位再高一点，在大陆呆的时间再长一点，肯定也和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一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缉的战犯。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安徽、云南、孟买、旧金山，到土耳其、日本，然后汇聚于东北，于1910年鼠疫大爆发。在不到4个月期间，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伍连德的防疫方案也成为迄今为止对付突发传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在当时疫情严重的局势下，不到４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顺便给诸位说几句，鼠疫在西方叫做“黑死病”，多少动人的故事、感人的传说都跟鼠疫有关系，诸位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介绍几段。伍老的“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就绝对是现代医学的手段，因为土埋尸体会被老鼠啃，老鼠乱窜，鼠疫根本无法控制。
就拿侨胞们熟悉的英国1666年的伦敦大火（The Great Fire
London）来说，这场历史上的伦敦大火发生在350多年以前，几乎把半个伦敦城都给烧没了。我70年代末学英语时候，猛攻《特别英语
（Special&&&&&
English）》（一套四本，书中几个洋鬼子跟咱们自治区一样，整日胡聊乱侃），里面有句“London is burning”,
我们还争论了半天，最后去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甲告诉我们意思是“伦敦很热情”，英语老师乙告诉我们说那是指1666年的伦敦大火的事，并说伦敦大火在伦敦的历史上非常重要，到现在为止，孩子们还在传唱根据伦敦大火编成的儿歌。由于这场大火彻底消灭了鼠疫，被后人称为“先毁灭后挽救伦敦的大火”。
1665年欧洲鼠疫大流行，仅伦敦地区，就死亡六七万人以上。1665年的6月至8月的仅仅3个月内，伦敦的人口就减少了十分之一。到1665年8月，每周死亡达2000人，9月竟达8000人。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市内的富人也携家带口匆匆出逃，剑桥居民纷纷用马车装载着行李，疏散到了乡间。伦敦城有1万余所房屋被遗弃，有的用松木板把门窗钉死，有病人的住房都用红粉笔打上十字标记。人们在极度恐惧之下想出了各种方法：使用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并在其上放置干蛤蟆，或者用尿洗澡，甚至通过医生凝视患者来
“捉住”疾病。当这些都不能奏效时，深受中世纪宗教思想影响的人们，便把瘟疫的原因视为上帝对原罪和不忠的惩罚，结果导致了基督教大忏悔和宗教改革。然而，宗教狂热并没有把人们从鼠疫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日，伦敦布丁巷内一家面包店发生火灾。当时伦敦非常干燥，加上伦敦以木质建筑为主，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整个城市，连烧了三天三夜，第四天
被扑灭，造成4/5市区被毁，包括87间教堂、44家公司以及13000多间民房。而且地窖还烧了几个月的“闷火”。奇特的是，此后人类百战不胜的鼠疫竟然彻底从英国消失了。
还接着说中国的事。
1920年底，大鼠疫卷土重来。伍连德成功地将其彻底控制和消灭在北满。和10年前仅中国境内便死亡6万多人相比，第二次大鼠疫中苏死亡人数不足1万，而且哈尔滨以南几乎未受波及。更重要的是，由于防疫及时，鼠疫的隐患被消除，这一波大鼠疫流行到此终结。东三省防疫成功，使防疫总指挥伍连德名扬四海，挟防疫之功出任在奉天举行的有12个国家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讨会**，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只能屈就副**。会议结束后，清王朝赏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军衔，于紫禁城受摄政王召见、获二等双龙勋章，奉天总督授金奖。沙皇政府封赐二等勋章，法国政府授予荣誉衔。朝廷任命伍连德为民政部卫生司司长，主持创建全国现代化卫生防疫系统。
东北鼠疫防疫结束后，他便开始为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而奔走呼吁，经过十数年努力，1930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正式从洋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在中央政府经费分文没有落实、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只用了1年时间，中国港口卫生检疫便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1937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1932年霍乱大流行中，在伍连德的带领下，海港检疫处承担起大上海300多万人的防疫工作。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全国24个省中，23个
出现霍乱。其中北平病人死亡率最高，接近80%。而在爆发源头的上海，不仅总病例数只有以往流行时的1310，而且病人死亡率为全国最低，仅7.4%。同样是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病人死亡率均为30%。这是继1919年和1926年哈尔滨两次霍乱流行中，伍连德指挥东北防疫总处以数倍低于日本和苏联医院的病
人死亡率而傲视远东后，再一次大幅度领先洋人医院，而且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视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病控制的最出色的行动。伍连德在祖国整整30年辛勤工作，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曾赞誉他：“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1983年由著名的流行病学家J.M.拉斯特(Last)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伍连德是惟一被列入的中国医学专家。
今天，还有哪个中国人记得这位曾经挽救过无数国人生命的医学家？人们津津乐道的，大概就是除了中国人谁也不知道的《修氏理论和它的女主人》（典出报告文学）。
顶不住了，休息5天。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7):瞎子是怎样减少的&
看到人们经常谈到的新旧社会两重天，我觉得这确实是个事实。不过，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差别。在战争年代，凡是需要“全国总动员，齐抓共管”系统工程，无论军阀混战时期的北洋政府还是后来的老蒋，都很难做到。无论想做什么，各路反对派都有本事给你搅黄了，连修铁路山西老阎都要搞窄轨，更何况教育卫生这种事情。
50年代以后很多传染病的控制，我认为与世界进入和平年代、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抗菌药物的发展都有关系。这时候倒是应该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教导，全面地、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而不能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其中国人在传染病学研究领域的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沙眼衣原体。除去吹牛撒谎，在各领域中国人有资格做父亲的很罕见，水稻杂交领域的袁隆平算一个，再就是衣原体之父——汤飞凡。
相比较而言，水稻杂交有些宣传的成分在里面。水稻杂交确实很了不起，对袁隆平我也非常敬佩。不过在这个领域，发达国家不大看的上眼：欧美人不怎么吃大米，
日本人据说也搞杂交，但主要是在味道上下功夫。像在国内大城市卖的那种日本越光米（基本上是一百元一公斤），味道绝佳，但产量极低，这就是他们的科研方向。而袁隆平杂交水稻的最大问题就是口感太差，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今天，国内的销路也不是太好。听搞这方面研究的朋友讲，前几年积压的很厉害，卖不出去，
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而且杂交水稻对解决中国温饱问题到底有几成贡献还很难说。我所在的北方没搞什么杂交水稻，粮食产量照样是翻番。去年我到当年插队的公社（现在叫乡）看了一下，当年我们在的时候，小麦亩产不过3、4百斤，现在对付个6、7百斤很常见。老乡跟我说，那时候也真邪门，地里的庄稼就是不好好长。而且很多盐碱地，当年怎么治理都不行，地表面都是白花花的，联产承包交给农民以后，人家七弄八弄，现在收拾的也都挺好。把清朝那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改一下，放在今天也很适用。
现在瞎子很少见了，街上的很多乞讨的瞎子都是骗钱蒙事的，眼睛比谁都雪亮。说来奇怪，人们对瞎子算命特别信。我们学院有个教师，最近家里总出事，非要找人算命不可。他开出的条件很特别：价钱不论，视力必究。钞票给多少都行，但必须是瞎子，而且是真瞎子，高度近视和独眼龙都不行，说只有这样的人算命才准。我
们看人家挺可怜的，于是众人在耳热酒酣之际拍下胸脯，一定要帮人家这个忙。以后我们上街就开始留心这事，看见有人算命就瞅人家眼睛。时至今日，拉二胡的瞎子倒是遇到几个，算命瞎子还在找。
听老一辈人讲，过去瞎子忒多。由于盲人多，据说民国时期还有一首歌，其中有一句就是“世上残疾千千万，唯有那瞎子先生最可怜”。到底歌曲的名字是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今天也有瞎子，但致盲原因和过去不同：除少数落后地区外，儿童致盲的主要原因都是先天性疾病，**大多是白内障或者糖尿病引起的眼底病变。
而过去致盲的主要原因就是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沙眼。沙眼现在看是不可怕的，但是可是在50年代初，沙眼流行极广。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六分之一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55%，致盲率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所谓十眼九沙。因为找到病源，在世界范围内很快就控制了这种病，使盲人的数量急剧减少。这与汤飞凡的发现有关。
下面就介绍一下“衣原体之父”、在一片“不要脸的臭流氓”唾骂中死去的汤飞凡。
汤飞凡(－) 医学微生物学家。
1914年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1年毕业，获湘雅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北京协和医院。1926年被派往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菌学研究。1929年回国后，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教授、细菌学系主任，1932年后兼任上海雷氏德医学研究院细菌学系主任。1935年任英国国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1937年后，任上海医学院细菌学教授，中央防疫实验处生物制品处长，创建昆明卫生防疫处。
1947年在世界微生物学会第4次大会上当选为常委。按今天的说法，汤飞凡不仅是海归，还是国际知名科学家、外企高级主管、***，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社会精英和既得利益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飞凡历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研究员兼主任。1957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是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全国生物制品委员会主任委员。
汤飞凡毕生从事病毒的研究。30年代和魏曦共同对支原体进行研究，否定了沙眼细菌病因说；40年代组织研制出中国第一批5万单位青霉素，创建青霉素生产车间，并为预防天花、黄热病、鼠疫等疫病做了大量工作。以汤飞凡为代表的一代中国科学家在那个的年代里，曾经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同西方国家比，他们所用的仪器设备非常简陋，条件非常艰苦。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却取得了今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
今天，中国的科研条件已经接近国际水平，无论从人才设备、研究经费还是国际交流上，都是汤飞凡们想都不敢想的。就我们学校而言，已经超过了国际同行们的条件，然而我们就是拿不到那种成果。
汤飞凡科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发现沙眼病原体。
从年三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于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
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彻底推翻了野口的细菌病原说。
50年代和张晓楼等人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沙眼衣原体），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人。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私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一直处于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为汤飞凡的成功而成为热点。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从此沙眼病毒被称为汤氏病毒。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
1958年，美国从一个患性病的妇女子宫颈中分离出沙眼病毒，解决了这种仅在美国每年就有上万人受害的性病病原问题。有了病原体便可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确定了沙眼和鹦鹉热及鼠蹊淋巴肉芽肿的病原体同属于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比细菌小，比病毒大）的一组微生物。
汤氏病毒的发现导致了微生物分类的重大变革，增加了一个衣原体目，沙眼病毒也正式改名为沙眼衣原体。有了病原体可供试验，证明许多简单的方法，如干燥、日晒、热水烫、以及许多常用的消毒药都能有效地消毒，同时还筛选出许多特效药。现在沙眼连医院都不用去，胡同口找个药店，花5毛钱对付一支氯霉素眼药水就得。
凡是干正经事的人，绝没有好下场。
1957年的反右运动，因为他是国民党大员何键的女婿，又是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判为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说他骑在人民头上，冒充大科学家，把沙眼病毒送给外国人、分离方法告诉外国人、出卖国家利益。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把他晚上在实验室做实验污蔑为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群众（或曰暴民）骂汤是不要脸的臭流氓。日晨，汤飞凡倔犟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使他宁愿庄严地死去，也不甘无端的受辱，
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
写到这里真感觉是时过境迁，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典出《毛**诗词》）。现在再有人这么骂，恐怕就是变相的拍马屁了。能够“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那可是地位、财富、能力、健康的象征。除了老婆外，得到的只是尊重和羡慕。我们学院有几个大款、大官、大腕的夫人，家庭状况基本都是“家里红旗不倒，墙外彩旗飘飘”，她们也都心知肚明，一开始还闹闹，现在都很平静，甚至和我们谈起这些事情也不避讳，轻描淡写，口气很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这个阿庆，就是脚野一点。
相反，我们学院有人闹离婚，受双方父母和组织上的委托，我以长者的身份去做女方的思想工作。在说了男方一大堆好处后，我告诉她老公很规矩，从不在外边拈花惹草，没想到女的先是鼻子哼了一下，随后轻蔑地说了句：他哪有那本事，他也配！
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鬼子们却一直没有忘记汤飞凡。1980年6月，中国眼科学会收到国际眼科防治组织(IOAT)的一封短函：因为汤博士在关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鉴定中的杰出贡献，IOAT决定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希望能够得到他的通信地址，以便发出正式邀请，参加1982年第25届国际眼科学大会。可是IOAT不知道，他们准备推荐申报诺贝尔奖的大师，被认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早已不在人世了（据说如果汤飞凡不死，肯定能获诺贝尔奖，因为发现支原体的科学家，已经被授予了诺奖）。
结果这个功劳就被记在汤飞凡的合作者——眼科专家张晓楼的头上，1982年国际眼科学会给汤飞凡的金质奖章，被张偷梁换柱，写上自己名字，颁给自己。结果被汤家遗孀吿（国民党大员何键的女儿）到国际眼科学会，补了一个奖章给汤家，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笑谈。
多说几句。汤飞凡还有个竞争对手是日本的野口英世（中日从来就爱较劲，不仅嫦娥要和月亮女神比，提汤飞凡的时候一定要抻上野口），两人在科学上的造诣不相上下。汤飞凡为中国现代医学教育而归国，为了祖国防疫事业奔走，在抗战中立下卓越功勋。而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国从事研究，死后葬在纽约。
野口英世曾被三度提名诺贝尔医学奖，据说最后一次有机会获奖，却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而宣布取消颁奖。
野口英世的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野口英世在日本受到了极高的尊重，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少年，纷纷从日本各地赶来参观纪念馆，将其作为学习的楷模。野口英世成了日本的国宝，他在纽约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游的圣地。
留日大侠们注意，据说日发行的日元1000元钞票上就印有野口的肖像。
除了发现沙眼衣原体，汤飞凡的最大功绩还在于建设了中国的防疫系统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建立了一支号称汤家军的防疫队伍。在前几年大陆闹SARS的时候，
据说有个老家伙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汤家军还在，肯定不会是这个结局。这个汤家军，就是指汤飞凡在民国期间建立的中国防疫体系，这只队伍不仅仅经历了抗战、内战，而且在历次运动中也经受了考验。
1992年国家邮政局特发纪念邮票一枚，算是“高度评价他对科学和人类作出的贡献”。按说也算落实政策了吧，其实还是不一样。后面我还想谈这个问题，这里
面还有个宣传力度的问题。我也不信中国居然有这般人物，问了几个搞微生物、免疫的，人家头摇得跟不楞鼓似的，要不在那王顾左右而言他。问了几个防疫站的，好像也都不知道。上网古狗一下，也就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几条。究其原因，就是人们对汤飞凡这样的“毕生致力于科学，为国人而生，为国人而死”科学家毫无兴趣。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8
):国民党的《废止旧医案》已全部得到落实&
在中国，无论是医卫界人士还是外行，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国民党妄图扼杀消灭中医（现在民间还有一种说法：消灭中医药是洛克菲勒集团的阴谋）。具体的官方说法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反动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
这话应该说是不假，仅在辛亥***以后，政府们一共有四次“妄图扼杀消灭中医”的举动。
第一次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
规定。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
“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而对这种情况，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委蛇，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 第二次是《管理医士暂行规则》。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
试，而不是由***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 第三次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的“废止旧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旧医派的代表人物。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的四点理由是：
(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
(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
(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
(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
“废止旧医案”提出后，在中医学界引起非常大的振动，大量的中医药人士纷纷抗议游说，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为此以“中医药界奋斗号”一刊发起了对取消旧医药的抗命。在同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二百多个团体，三百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大会，高呼“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等口号，上南京请愿，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民心民声，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除取消旧医药的决定。为了纪念这次抗争的胜利，并希望中医中药能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弘扬光大，中医学界人士将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 第四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卫生界领导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恶名加在中医头上。年间，中央卫生部召开了第一次卫生行政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还邀请了余云岫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医是封建社会产生的封建医”。据说卫生部错误地轻信了汪伪汉奸余云岫的话，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还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对这种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受到***批评，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开了行政撤职处分的先例（部长是***李德全）。但据说这些影响一直挥之不去，阻碍着中国中医药的发展。
要写的东西太多了，先说一下臭名昭著的“废止旧医案”。逐条对照后即可发现，建国以来，在四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下，迄今为止，提案中所有内容都已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而且要比“废止旧医案”走得更远。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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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看看今日铁杆中医的控诉：中医师现今就是具备了开设门诊部的资格，也无法申办，全国已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门诊部，而且，就是准许设置，其硬件及注册资本也会令人望而却步：门诊部必须大于300平方米，注册资本也不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九条规定：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未经批准，不得行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个体行医的医师，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经常监督检查，凡发现有本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的，应当及时注销注册，收回医师执业证书。
怎么看也比“废止旧医案”严格多了。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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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九条规定：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一）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
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二）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二年的；具有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业学历，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满五年的。
其实这条早就开始实行了，而且必须在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培训，民办的还不行。前几年以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办得轰轰烈烈，全国共办了34个分校，许多名老中医都去授课，为我国培养了10万名中医，尽管他们热爱中医，临床效果不比正规中医院校的毕业生差，但多数拿不到行医证。而且由于政策原因，学院已经被迫停办。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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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某省关于对在《执行医师法》颁布前未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无学历中医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中有关人员进行医师资格认定的通知。
根据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文件精神，现就《执业医师法》颁布前未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无学历中医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中有关人员进行医师资格认定问题通知如下：
曾在公立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并转正，但在1985年国家开展职称改革工作前因达到退休年龄退休，离开公立医疗、预防、保健机构，未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中医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可依转正定级认定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截止日，具有25年以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经历的有效证据，年满55岁以上，有丰富、独特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医德高尚，在群众中享有
信誉，从业期间无任何医疗差错或医疗事故，并在日前经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中医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组织的医师资格考试实践技能考试后，符合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条件者，予以认定医师资格。
《执业医师法》限定只有国立的“机构”的工作人员，才可以参加考试取得执业资格。将个体和私营的医生排除在外。比“废止旧医案”严格多了。
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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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铁杆中医们说，这个纲要将中医药学彻底的破坏了，是西医消灭中医药学的重要证据，也是它蔑视中医药学的一块耻辱牌。这个我下次再说。
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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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进行的“深入开展中药材、中药饮片经营与使用专项检查，大力整治报纸杂志的虚假违法药品广告”，主要就是落实“废止旧医案”这一条。
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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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有32所中医药院校。说是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其实没有一所是名副其实的“旧医学校”，所有的中医学院都是中西医学院，现在的课程比例是四六开
（或三七开），也就是西医的课程，如三理一化一剖（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解剖学）西内西外西妇西儿（西医的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占40%，传统中医课程占60%。现在又杀出了中西医结合学院，无非是把比例提高到五五开。用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先生的话说，培养的都是假中医。
至于“当时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贺诚和副部长王斌开设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对这种消灭中医药政策的行为，受到***批评并
被撤职”。这些做法不是在随后几年以后全部都实行了吗？而且还有了个名词：中学西（与此相对应的是“西学中”）。这还有段毛**语录：“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
贺王两人除了措辞过于激烈，具体做法有何区别？
余云岫的后人大概也看出点名堂，开始为老爹（爷）辩解。其子余诞年日在网上发表的题为《余云岫观点的真伪》：“从上世纪视科学实验为
'画蛇添足之举’，将医学科学教育视为胔骨堆中，杀生场上医学’的'旧医’，到现在具备数理化知识，掌握现代医学生物学基础，懂得解剖、生理、微生物学甚至遗传学、免疫学的中医，二者之间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也许这就是被一些人所指责的'西医化’现象。当年余云岫提出在医政管理上要进行登记，要进行资格认定，并非只针对中医而言，现在看来都是现代化国家行政管理上所必须施行的，并提出用医学科学基础理论进行培训，也是鉴于当时我国落后的医学科学现状和落后的医学教育现状，并非所谓要消灭中医的措施，如今也都施行了。”
其孙余忾2000年7月在网上发表了题为《近代杰出的医学家余云岫医师》的文章：“这样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就是因为坚持科学，反对《黄帝内经》所主张的阴阳五行等伪科学而长期被忽略。”“近代我国几乎全面地实行唯物论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中医界还保留了阴阳五行等玄说，而且至今也没有人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这种学说的正确性，好像也不打算这样做。1917年余云岫出版了《灵素商兑》一文，系统地批判了《黄帝内经》一书，震撼了医学界，他高举医学***的旗
帜，驳得中医们无以言对，至今也没有人对他的论点进行过像样的反驳。”“历史上阴阳五行学说风行了两千多年，除了名家、法家和荀子外都被其渗入，儒家从子思、孟子开始也讲起了阴阳五行，成了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祸根。”“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现在我国的哲学界已经没有了阴阳五行的影子，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界也消除了阴阳五行等玄学，只有中医还把它当宝贝，当然还有巫婆神汉、风水先生、算命先生。老百姓把'医、卜、星、相’归为同类。就是因为
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同的。”
中国近、现代被西化的结果，也成了余云岫的后代为其翻案的依据，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卫生行政部门对中医的政策与余云岫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中医药学会的柳秉理先生对此也有分析，其谓：“1958年，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和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为基础，铸成了困扰中医发展长达40年之久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的核心是：既承认中医是科学的，又将中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寄托在西医学术身上。其症结在于：中医既然是科学的，为什么不能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呢？表面上看，***的批示与王斌、贺诚等的观点不同。实际上，后者要求中医人员通过学习西医基础理论，使中医西医化；前者要求西医人员学习一点中医，进而用西医基础理论的标准改造中医。这虽然不算是'朝三幕四’的游戏，但两者却本同而形异，殊途而同归，最终都将使中医的基础理论被彻底丢掉。应当肯定，当初毛是出于对中医的保护。但因为他不懂中医的科学原理，也不懂中、西医的真正区别，所以按照他的指示所办的仍然是余云岫当初想要办的事。”。柳秉理先生的评价和我党对他老人家发动***评价差不多，是“好心办了坏事”。
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对错先放在一边，在《废止旧医案》全面贯彻落实这个问题上，我总也弄不清楚“***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典出毛**语录）”到底在哪？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看乃是中国百姓至今也不愿意接受（或者没弄清楚）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就是消灭旧医。就像调整物价就是涨价，与世界接轨就是西
化，毛**的英明论断“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
一种是***制止战争。”，实际上是在讲“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打, 一种是不打。”。
《废止旧医案》全面贯彻落实的过程大概充分体现了人们常说的“有理、有利、有节”。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9):解放前人均寿命是35岁吗？
这篇原来准备写“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史”，不过既然网友提出了人均寿命变化这个课题，这属于医学统计学的范畴，也算和医学有点关系，我先就这事说几句。
&& 实际上我需要回答的有两个问题：
1、中国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到20年后的70岁是不是真的？
&& 2、如果是真的，原因是什么？
& 类似的问题我还遇到过：
&& 1、60年代的大饥荒死了四千万是不是真的？
&& 2、如果是真的，原因是什么？
本人虽然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但骨子里却很认真。对于各种小道消息，我的态度是不听、不传、不信、不引用。凡是我提出的证据，都是板上钉钉的东西，比如40年代研制青霉素，我用的是Nature杂志的资料；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是人民日报社论和国外学术杂志的论文；伍连德获诺奖提名，是诺奖官方网站的公开资料；衣原体之父的证据我用的是世界眼科学会的金质奖章；全面落实《废止旧医法》的事实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正因为如此，在跟帖中提出有份量的争论并不多。只是和合网友质疑清朝进士伍连德的国籍，我马上出示了诺奖官方网站的公开资料，上面清楚地写着“China”，他又追问推荐者的国籍，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典出《毛**语录》）”。最有趣的是“他妹妹的”网友，我写这个系列主要就是他的
“毛**带领开发青霉素”引出来的，可拙作出来后，他小人家跟没事人一样，没任何反应。我怕人家忙，或者咱比不得老芦，文章进入不了人家的慧眼，特地到他的主贴下面说了这事，到现在也没见有什么反应。而且我观察了一下，他并不忙，招招这个、惹惹那个，是个找茬打架的主，也不知为什么没理我这碴。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说“三年自然灾害”这档子事。
就拿年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来说，我看到的有N个版本的数据。我看其中比较靠谱的还是所谓国家解密档案，而且能相信的只有这个，其余的都是估算。所谓解密档案就是2005年2月、7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1959年至1962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9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这里的数字是：五九年至六二年期间，合计全国饿死3748.8万多人。
据说这是由于自然灾害、苏修逼债和政策失误等综合原因所致。
自然灾害肯定是不错，但问题是能有多大影响。在年三年期间，从甘肃到广西这些闹灾的地方一定会有自然灾害的发生，但中国毕竟不是马尔代夫，绝无任何可能这么大面积、如此严重旱灾同时发生，这与冤死窦娥许下的第二个愿望“六月下雪”的发生概率差不多。
苏修逼债也确实存在，因为这三年期间，我们确实出口了一部分粮食和肉类。例如在山东、甘肃等省出现严重粮荒的1959年，中国派出了以彭德怀为团长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东欧，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乌布利希希望彭德怀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要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使东德人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七十公斤。彭德怀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这次对话后来成了彭德怀百口莫辩的“罪名”：在国外攻击污蔑中国大好形势。这些为满足东德人民和苏联人民“人均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七十公斤”而出口的粮食和肉类，是不是统统算成了苏修逼债，我没看到出口粮食和肉类的具体分类，不敢肯定。
至于政策失误，那绝对存在。除了大跃进瞎折腾，地里粮食没人管，造成经济损失以外，也与户籍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有关系。没有了流浪讨饭，没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剩下的就只有就地等死。“流浪，流浪，整日在关内流浪”（典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虽然曲子悲伤了一些，但这就是为何有统计说，中国历史上大饥荒发生的次数不少，但历朝历代饿死人口的总数都到不了这个数。而且那时候人们确实是老实胆小，地里的粮食打下来以后马上就给收走，老百姓饿死也不敢动。我们老家从1962年以后就没有再饿死过人了，原因是允许人们“抢地”。也就是凡是荒地都可以自己种粮食，包括路边、地头，房前屋后。其他地区怎么个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
关于49年以前的人均寿命，恐怕就永远是个争论的话题了。因为无国家统计数字可利用，所有的数字都是推算。因为老蒋连三大战役都搞不掂，根本没时间去做什么“全国人口普查”。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解放前（49年以前）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不大可能是35岁，我的依据有以下两条：
一是90年代初，广西卫生厅的统计学专家游金生老先生发表了论文《从生命统计史料看解放前我国人口平均寿命》，该论文获广西科协优秀论文二等奖；合作课题
《１９３７－１９８７年广西人口寿命动态分析》获１９９３年中国卫生部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这等于都是国家认可的科研成果，他在论文中提出，解放前我
国人口平均寿命应该是47岁左右，而不是通常所说的35岁。这可不比老芦在网上胡说八道，人家卫生部三等奖可是国家级的成果，按现在的标准可以破格提拔教授，晋升一级工资或获得一次性奖励2万元。
二是1957年，统计学专家李光荫根据北京市的人口死亡登记资料编制了北京城区1950年及1953年生命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官方公开发表的第一个生命表。根据该作者的计算，1950年北京男性平均寿命为53.38岁，女性为50.22岁。这些数字在宣传建国以来伟大成就经常引用，是国家承认的数字。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振奋人心的报道：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与解放前相比，几乎增长了l倍。1935年，南京市人口平均寿命39岁；1949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约35岁；1950年，北京市人口平均寿命为52.1岁；1957年11个省、市、部分地区的人口平均寿命达57岁；1981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
已达68岁；1991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为69岁。
1949年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是多少呢？全国人口平均寿命约35岁，北京稍高些，最多也就是37岁吧。
日，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际上在楼子上原话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了”），虽然现在有人不同意，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过是“换了个体位”，但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是在1949年国庆这大概没什么疑问，尽管当时云贵川、新疆、西藏什么的还没有解放，江姐、小萝卜头们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听到的消息，20年后又住进了***党的监狱。
1949年北京市人口的平均寿命是37岁，1950年就成了52岁！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就换了个体位，一年的时间人均寿命就增长了15岁！可能吗？
这就是我们的医学史！
被糟蹋的中国医学史(10):人均寿命增加与哪些因素有关？
这两天又想了一下，我前边所说“一年内平均寿命增加15岁之不可能”的说法，好像应该再有点理论推导过程或者是提供点事实依据才对。躺在床上横竖睡不着，想了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只是假设了一下：建国以后，党和政府像关闭烟馆妓院一样，悍然不顾嗷嗷待哺的小鬼，一举关闭了阎王殿；喜事见红不见白，只许新娘坐轿，不准坟头冒烟；棺材铺、火葬场、殡仪馆、寿衣店大腹便便的老板们整日无事可做，个个饿得“面目可怜，像个瘪三，干巴巴的几条筋”；而产房生出来的孩子，跟相声里的“二他爸爸”从鱼市买回来的鲜鱼一般“个个活”，好像也难以达到“一年增长15岁”这个数。好在治学严格的和合网友也给出了“一年内人均寿命可能增加两岁”的批语，算是有了些底气。我准备以后发表论文，告诉人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战争年代，我们靠着中医中药，愣是在硝烟弥漫中把人均寿命维持在了世界最高水平。这些造谣“解放前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妖人，矛头是对准传统医学的，“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我这个金猴家族的后人要奋起科学千钧棒，让玉宇澄清万里埃。以后还请和合网友经常对拙文斧正，能过您这一关，再挑剔的编辑我也能对付了。将来发表论文时，将在致谢
（acknowledge）处表示一下。
过去人均寿命短确实是个事实，后来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也是事实，而且我认为这里面既有时代变化的因素，也有一些党和政府的功劳在里面。
通常认为威胁人类平均寿命的主要有三个因素：战争、饥荒和瘟疫。二战以后，世界进入了和平年代，中国尽管又打了3年，还是在1949年以后结束了内战。饥荒和瘟疫都与战争有关，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矛盾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因为战争要死人，大量的劳动力去打仗，“收禾童与姑”，势必会产生“来年日子怎么过”的问题。而且在战争时期一切正常秩序被破坏，也谈不到什么发展生产、构建完善的预防保健体系去控制疾病。至于说内战里面老蒋和老毛谁是谁非，这种政治问题我可不敢瞎说，留给你们这些海外侨胞。我只想说说医疗水平的进步对平均寿命的影响。
对人类寿命影响最大的疾病就是感染性疾病，因为这感染性疾病对婴幼儿的生命威胁特别大。旧版的《沙家浜》里沙老太婆本来有七个儿子，后来王增琪审时度势，给改成四个了（）。
所以原来的唱腔“七个儿有五个短命夭亡”，也相应调整为“四个儿有两个冻饿夭亡”（看来沙奶奶年轻时候就自发地贯彻基本国策了）。“七个儿有五个短命夭
亡”，确实是过去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说起样板戏，我多扯几句，老芦说我比他对样板戏还熟悉，这不对，因为我没有老芦那种“摄像机般的记忆”（典自阿随语录）。如果他说我对某些样板戏比他熟悉，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原因是我曾经登台演过几折《沙家浜》和《红灯记》，而且老版新版都演过（虽然只是小角色），里面的细微变化都知道。比如说老版《沙家浜》只是消灭了“曲线救国”的忠义救***，新版改成了新四军最后还活捉了日本鬼子黑田大佐，所以郭建光的
“奔袭”唱词也由原来的“要消灭胡传葵汉奸匪帮”，改成“要消灭日寇、汉奸匪帮”，等以后有时间我想好好写写这个系列。我年轻时长记忆的时候，能接触到的出版物只有马恩列斯毛鲁，广播里就是八个样板戏，年年听、月月听、天天听，最后都成了铭刻在骨子里，融化在血液中的东西。所以，胡聊乱侃难免把这些东西带出来。我在这里是借钟馗打鬼，真正的钟馗还是这些无产阶级***导师，中国文化***的主将，阿庆嫂、李玉和、郭建光、杨子荣们。
& 我看感染性疾病的控制，主要与下面几个因素有关：
&& 1、新接生法的推广；
&& 2、隔离检疫制度的建立；
&& 3、抗菌药物的问世；
&& 4、疫苗的使用；
&& 5、孕期检查。
这里面3、4项是50年代以后才全世界普遍应用的，跟谁当政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20年全世界的人均寿命都大幅度增加的原因。而第5项孕期检查是B超出现以后的事，跟六、七十年代平均寿命增加关系不大。
如在世界范围内，抗生素临床常规使用就是从50年代初开始的。“疫苗”应用虽然已有200年的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用疫苗才得以迅速发展，在此之前，疫苗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人们将50年代以后称为“疫苗发展的现代时期”，世界各国从这时候才开始在临床上大规模给儿童使用疫苗。像诸位熟悉的引起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病毒1949年才在体外培养成功，1954年才发明了灭活疫苗，而直到1961年Sabin、Ko－prowski和Cox发明了减毒活疫苗才得以临床广泛应用。世界许多国家目前基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我们并不算太早的。说到疫苗，从85年以后进展很慢，值得一说的是最近10年内有可能通过接种疫苗消灭的疾病是疟疾。2004年西班牙阿伦索所进行的疟疾疫苗的研究已发表在医学权威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估计五年内可能会大量投入临床使用。其实，由于发达国家疟疾早已绝迹，所以大多数从事疟疾疫苗研究的都是些公益机构，制药公司商业投入很少。由于受资金限制，疫苗研制工作的进展很慢，否则早就拿下了。这种情况在1999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年，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拿出5000万美元，启动了一个名为“疟疾疫苗行动”，该计划目前共资助了7种疟疾疫苗的研究工作。如果将来疟疾被拿下了，应该感谢微软。
孕期检查避免了很多畸形婴儿的出生，这些畸形儿很多都活不长，有些根本就是死胎。所以，过去县太爷断案里面还有重要一项，就是处理产妇家里和接生婆打官司：产妇击鼓升堂后告接生婆技术粗糙导致新生儿死亡，而接生婆辩解说生下来就是死胎。那时候也没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县太爷的做法就是把死婴拿上来，把胸腔打开、肺叶摘出放入水缸，如果沉下去判接生婆胜，如果漂上来则判定二级医疗事故。道理是胎儿不用肺呼吸，所以肺泡里没空气，所以比重大，沉底。
如果离开母体后用自己的肺呼吸过，则里面有空气，就会漂起来。这种事情竟能流传至今，可见过去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
隔离检疫制度虽然很早就有，但战争年代执行这套制度很困难，尽管如此，在那种条件下，民国的科学家们还是做的不错，在民国期间干了几票让世界刮目相见的事情，还培养了一支“汤家军”。
解放后人均寿命的提高，我看跟政府有直接关系的还是新接生法的推广和普及，这方面政府确实做的不错。就先罗嗦几句新接生法。
在沙奶奶“七个儿有五个短命夭亡”里面，恐怕要摊上一个出生不足7天就过世的婴儿，死亡原因就是现代人很少听说的新生儿破伤风。这也是为什么过去沙奶奶、李奶奶们不少，但一算人均寿命却很低，原因就是只要有新生儿破伤风的存在，有多少老寿星也得给平均下去。新生儿破伤风因常常发生在断脐后4-7日左右，故又称“四六风”、“脐风”、“七日风”等，是由于破伤风梭状杆菌侵入脐部而产生的急性感染性疾病。之所以称“风”，是因为破伤风毒素可引起“抽”（牙关紧
闭和全身肌肉强直性痉挛）。过去很多妇女分娩都是由民间接生婆用老式接生，她们缺乏无菌操作常识，不知道剪刀、布块要高压杀菌，接生时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剪刀剪断脐带（就是老芦说的锈剪刀），或接生婆双手不洁，或出生后不注意脐部的清洁消毒，都可以出现破伤风杆菌感染。妇女死亡率也很高，经常是死于产褥热。
有句俗话形容妇女生孩子是“木盆边上跑马”，其危险性之大可以想见。新接生法早就有，***党在延安举办的“延安妇女生活展览会”有很多宣传延安妇女生活的图片和实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接生法的展览。
民国期间，虽然也办了很多培训新接生员的助产学校，但普及不够。那时候有些职业教育就是办助产学校。如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里有卫生职业学校，包括人和高级助产士学校，生生高级助产士学校等。建国后很多护校、卫校其实就是原来的助产学校。如现在的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学校，就是1934年创建的西京私立助产学校；福建省福清卫生学校就是1912年创建的福清私立惠乐生高级助产士学校，江苏职工医科大学的前身就是建立于1933年的中央助产学校。这些助产学校五、六十年代更名为护士学校，七、八十年代叫卫生学校，现在有些成了医学院（大专或带帽本科），有些正在申请。最典型的就是桂林医学院，其前身是创建于1935年的高级助产士学校，1958年改制为桂林医学专科学校，1987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并更名为桂林医学院。
解放后新接生法普及这项工作进展很快，甚至是神速，我看主要还与我们的宣传方式有关。政府不仅是通过办学校，还用我们拿手的印发通俗读物、街头宣传、举办卫生知识讲座和图片展览、入户宣传等形式，在短时间内就大面积地宣传了旧接生法的危害和新接生法的好处，并改造旧产婆，培训接生员，举办妇幼卫生训练班，积极推广了新接生法，使情况得以迅速改善。而且在这件事上胡来的成分还不多，跟后来的消灭血吸虫不同，基本上是成功的。随着我国城乡新法接生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在加上破伤风类毒素、破伤风抗毒素、青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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