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检查出是食道癌手术费用,早期的,准备尽快的手术的治疗,请问食道癌手术费用早期动完手术后效果怎么样?

想念母亲----与脑胶质瘤的5年抗争(转载) - 阮一峰的网络日志
想念母亲----与脑胶质瘤的5年抗争(转载)
全文转载一篇上的文章,写得很好。中秋就要到了,但愿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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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母亲----与脑胶质瘤的5年抗争
作者:levimn
  妈妈离开我们有半年了,经常在梦里看见妈妈,也每天都在想念妈妈。
  但我们是如此健忘,慢慢地,很多细节就会忘记。写下这些文字,当作一个记录。
  这5年中我想我肯定有些事情做的不对,留下不少遗憾,但我想说,我们需要学习的事情还有很多,但在当时,我们已经努力去做了。
  死亡并不可怕,并且有时候死亡是痛苦的解脱。
  2002年底,妈妈在工作岗位上突然晕倒,去湖南娄底中心医院检查是颈椎间盘突出。是年51岁。
  2003年上半年开始发作癫痫,去长沙湘雅医院检查,核磁共振显示脑部右额叶、颞叶占位性病变,病灶没有明显边界,因为核磁的大夫是父亲的一个学生的亲戚,所以核磁诊断书虽然没有下结论是脑胶质瘤,但大夫私下告诉我们据他的经验,几乎可以肯定是脑胶质瘤。这毫无疑问对于全家人是个巨大的打击,特别是对于父亲。
  我们一开始是进的湘雅医院神经外科病房,主治的大夫没有下结论,只是说脑部有阴影,并且病灶不集中,期间多次询问是否年少时生吃过水产什么的,他们怀疑是寄生虫。在得到否定回答之后。他们尝试了腰穿。几天后得到化验结果,但是还是无法确诊。在神外住院期间,没有确诊,但是却在每天用药,每天几百元的据说是消炎的药水吊瓶。
  后来转到神内病房,神内由于是高干病房,所以医生态度和服务都好一些。
  令人非常不能理解的是,神内居然又做了一次腰穿,我当时质问他们为什么刚刚在神外做过,为什么又要做,他们的回答是神外的做的不好,数据不准确。对于这个回答,我非常无语......而且,都是一个医院,很多的检查手段几乎都重来了一遍,核磁、血常规、肝功能、腰穿......而他们的理由要么是原先结果不准确,要么就是他们无法得到原来的病历数据。这是在同一所医院啊,湖南最好的医院,并且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北协和,南湘雅"......
  当时,是2003年5月非典肆虐的时候。医院住院环境气氛非常紧张,我是在北京工作,回去陪床期间每天被当成犯罪嫌疑人一样被问来问去。父亲在得知母亲的病情之后一直情绪非常紧张和激动,他自己本身也有高血压,而且在我记忆中高大得像大山一样的父亲每次母亲不在跟前的时候就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常常泪流不止。反倒是母亲,因为只有偶尔发生(一两个月一次)癫痫症状,其他都还蛮正常,每天下午,我们一起在医院附近散散步,一直都还好。我们一直没有对母亲太隐瞒病情,只是没有把医院怀疑的脑胶质瘤这个情况告诉她,这个医学的名词我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当然病情的严重性我们有些隐瞒,但她后来一直知道自己脑袋里有肿瘤。
  后来院方说要做活体检查,就是切片检查。而手术,他们一直没怎么提,大概的意思是因为没有明显的病灶边界,外科手术没什么意义。在家人的商议之后,我们觉得在这里再做这些没有大的意义,我们决定出院,一是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对院方不是很信任,我打算等非典情况好一些,接母亲去北京的天坛医院检查,二是母亲当时病症并不严重,我们觉得还有时间做别的选择。
  就这样我们在湘雅医院住院一个月,2003年4月-5月,没有确诊,也没有给出治疗方案。好像是4次核磁共振,其他每天的不知道是针对什么的药水、各种检查化验,花费30000元左右。
  2003年5月回北京之后,我带着片子去了天坛医院,为了得到更多的意见,我分别挂了好几个专家号,神内的300元的专家会诊,我没得到什么有意义的信息,神外的张建国医生建议手术,他说应该就是脑胶质瘤,但明确告诉我因为病灶的不集中和无明显边界,只能切除极小一部分,手术效果不会好。和父亲及家人沟通后,他们说如果手术效果不好、那就没有必要做,因为还要承担手术的风险。颅脑手术是很危险的。
  后来6月份的时候张大夫还打来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安排病人去住院手术。据我所知,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床位是十分紧张的,之所以张大夫还打电话来问,我估计一方面是大夫比较负责,另一方面是当时非典的影响,医院生意真的是十分清淡。
  天坛医院和华山医院是国内脑神经的权威,既然他们这样说了,那就说明手术真的不合适。后来我又让一个在念博士的同学帮忙查阅国外这方面的资料,得到的结果也是,脑胶质瘤目前国际上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无非是传统的治疗肿瘤手段,手术、放疗、化疗,但由于颅脑的生理特殊性,这些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并不能令人满意。手术切除虽然现在发展到显微镜的程度,但是实际上胶质瘤细胞和正常脑组织常常是混合在一起、像棉絮一样,不像身体其他部位那样相对来说可操作性更好,放疗也对脑组织影响非常大,化疗药物很难在颅脑内达到一定的药物浓度。
  西医的手段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我把目光转向了中医。
  我和家人一直都挺接受中医,以往父亲有些病也是中医医好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中成药在对脑肿瘤方面并没有专门有效的药物,在传统中医中,认为人体的功能主要是五脏六腑、经络完成的,也有可能是古代医学条件的限制,所以,脑并不是一个被关注的器官。针对常规肿瘤,到是有些效果还不错的药物,经过了解之后,我选择了东北的王振国系列抗肿瘤药物作为主要的药物,虽然不是完全针对脑肿瘤的,但是也有一定的疗效。
  其实选择这个药,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很多药物号称什么肿瘤靶向治疗,什么治愈百分之多少多少,我在咨询这个药物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说,只是说中药在不同的人身上,由于各人体质差异,会有不同的效果,如果对路的话,就能对肿瘤细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建议尝试一个疗程。
  二是我姐姐的婆婆的单位有个同事几年前患上脑肿瘤,当时在上海的医院确诊之后医生说没有办法治疗,并且当时病症已经非常严重。回来之后打听到一个偏方,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煮水喝,他每天大碗的喝,发现慢慢开始好转,一年之后去复查核磁共振,发现病灶真的有变小。后来我在网上查到,这两味草药确实有抗肿瘤的效果,而王振国系列药物中正有一种注射液就是用白花蛇舌草为原料生产的,注射液当然比汤药药物含量更高。
  就这样,我隔几个月就从北京买药邮寄回湖南,每个月花费大概是2000多元,一个针剂,一个片剂。
  一直到05年中,一直在持续服用这系列药物,期间多次去复查核磁共振,发现病灶没有扩大,算是稳定。
  癫痫大概一两个月发作一次,持续抽搐10-30秒钟,醒转后头晕一两天。偶尔晕倒。视力、听力、记忆力、注意力有所下降。其他情况还比较正常。
  哦,忘记说了,自从03年在湘雅之后,一直在服用卡马西平,每天2-4粒的量,抗癫痫药物不能随便停,如果病情有缓解,可以慢慢减量。但绝对不能突然停药,也不要随便换药。
  但是05年12月份,我在重庆出差,突然接到家里电话,说妈妈发病晕倒,醒转之后,思维逻辑有些混乱,说话前后矛盾,而且好像是经常眼前看到本来没有的东西,比如把洗衣机说成是火炉。
  去复查核磁,发现病灶扩大......
  后来我才知道,05年中的时候,因为妈妈的病情看上去有好转,比以前话也多起来,而且癫痫发作次数也少了;并且,那个针剂每天都打四针,非常痛苦,口服的药物吃了之后胃口也有点不好。下半年就减少了服药,甚至有连续几个月没有用药......
  我一直在想,这一定是我的疏忽,可能病情有了好转,大家就有点放松了。
  而且我妈妈一直是十分要强的人,在对待自己的病上,好像也比较看的开,从发现得病一直到妈妈去世,她从来没有喊过疼,从来没有哼过一声,有时用手摸自己的额头,问她也只是说头有些晕,我想在去世前这一两年,这病其实一定是很痛苦的。
  接到电话之后,我马上回家,把父母接到了北京,隔日我们就去了天坛医院,当天看病的医生我已经忘记了名字,反正不是我挂号的大夫,因为排到我们的时候,那个大夫临时有事走了,就由这个当时也在坐诊的主任医生看的病。他说,从前后持续的片子看,病灶确实放大了,而且如果要治疗的话,只有手术,并且手术效果会比以前手术更差,手术成功的话也就是几个月,顶多一年的存活期......连续几天,我带着片子去了301、宣武,这两家医院在神经方面也是很权威的,又去了广安门医院、西苑中医院,都是很好的中医院。非常遗憾,我们没有听到什么让人有希望的回答......
  在北京的半个月时间,妈妈开始大小便失禁,这件事对于这么要强的妈妈来说,我想肯定有些打击。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某些听起来很恐怖的病学名词并不会有太大感觉,而对自身一些简单功能的丧失可能心理上更不能接受。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姐姐还没回来,要给她留点菜,其实,当时我们在北京,我姐姐在湖南。这种时候,我们其实心里更加难受。真的,我们不怕听起来以后会有多可怕,我们只希望眼前能看到健健康康的、正常的一个人。
  其实就是当时这样的身体状况,妈妈就一直不再有过了。
  带着一些药,我们回了老家,这一年春节,一家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好像心里都有个问号,明年的春节不知道妈妈还在不在......
  从这开始,爸爸就几乎没睡过好觉,爸爸本来就心重,现在更加是日夜担心,伺候病人的每件事都亲历亲为。
  就这样,从06年春节后开始,妈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发展到昏睡、不能走路的情况,有时候吞咽都很成问题,喂药都很困难,几个月的卧床,腿部还生了褥疮。到6月的时候情况最差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北京继续寻找药物,但都没什么结果。后来我在网上看了CCTV健康之路知道了304医院,我带着片子去了,那里的教授非常好,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情况,他们的介入式化疗确实有一定效果,但考虑到我妈妈的情况,星形胶质瘤2-3级,病灶太分散,他说手术情况很难说,其实说法和天坛的也大体差不多。手术的意义不是太大,因为存活期也不会有多长,手术风险很大,让我们家人决定是否手术,但如果要手术的话,就要马上,不能再拖。那几个月我连续去了两次,每次把新的片子带去去,大夫说确实在加速发展,手术的意义越来越小。大夫安慰我说:孩子,你们已经尽力了,但是科学还只发展到这地步。  
  有人说,病急乱投医,真的是这样,像我们从来不信神鬼的,妈妈病情加重以后,爸爸拿生辰八字去找人看,大仙说,55岁是我妈妈的坎,大灾,如果能扛过去,就会好起来,并且要好10年。
  而06年的公历7月,农历5月,就是妈妈的55岁生日。
  农历5月18日,是妈妈的生日,而在妈妈28岁生日的当天,妈妈生下了我,这一直是我的骄傲,我和妈妈是一天的生日。
  这一年的农历5月18日,妈妈在昏睡中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
  父亲在这段时间,和舅舅一起,匆忙准备了后事需要的东西......
  我记得是这一年的公历7月,那天和朋友去收房子,年前买的期房这天拿钥匙,中午在小区附近的面馆吃饭,接到爸爸打来电话,说妈妈今天非常清醒,吃饭很好,还说了话,气色也很好。
  当时听到电话,我哭了出来。觉得好像是很久的阴雨天,突然看到了阳光一样。
  我不知道是大仙的预言要应验了,还是一直服用的草药开始见效,但是真的,从这天开始,妈妈在慢慢地恢复,我经常能接到爸爸的电话,说今天又好了一点,又好了一点......
  到年底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妈妈还能简单地和我对话了。
  2007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到了乡下老家过年,老家修了新房子,在老家盖房一直是妈妈的心愿。妈妈年轻时在乡下劳作,一直想在老家有栋房子。
  一家人聚在一起,孩子们在屋里打闹,妈妈心情也好了很多,精神也很好,偶尔说几句话。大家都很高兴。
  有几个细节我一直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晚上,妈妈脑子特别清楚,和我们说了好多话,我问她还记得去年去了北京不,她说不记得了,基本上过去一年内发生的事情她不记得了。但是之前几十年的事情都还清楚地记得了。爸爸问她还记得他的生日不,她说记得,是正月27,问她还记得今年老爸是多少岁生日了,她说应该是上60了,我们那儿说59就是上60。其实爸爸是马上就要60岁生日。真的是脑子好像空白了一年一样。
  爸爸的生日头天早上大家都出门去采购东西了,就我和妈妈在家,我弄好早餐放在餐桌,把妈妈扶到桌前坐下,有人来找我有事,我和妈妈说您吃着,我出去一下,妈妈说你去吧,我会吃完的。半小时回来后,妈妈真的吃的很干净,并且把碗筷都收好了。
  头天晚上睡觉前,我们在客厅准备第二天用的东西,妈妈还站起来很有中气地对我们说,这些鱼肉要收起来,小心猫来吃,东西都要收好,大家笑着说,会收好的,会收到的,您放心去睡觉吧。呵呵
  爸爸生日当天客人走了之后,家人都在客厅闲话,妈妈坐在能看见厨房的位置。她突然叫了我大姐的名字,说灶上的水开了,我姐当时就流下了眼泪,她说妈妈已经好久没有叫过她名字了......
  这样,妈妈的身体持续在好转,夏天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爸爸说还和妈妈一起去剪头发,妈妈走的好快的,都不要搀。
  但是,07年的夏天过去之后,妈妈的病情又开始加重,经常发烧。。。这年的中秋节我回去看她,她身体瘦了很多,眼神很散,看上去就是病入膏肓的样子。不过每天吃饭还好,三顿都能正常。
  我做医生的堂哥告诉我,肿瘤患者晚期,发烧是很正常的症状,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
  日中午,我接到大姐和爸爸的电话,说妈妈凌晨的时候开始发烧昏迷,早上口吐白沫,瞳孔放大。而且这天早上,我舅舅没有接到任何消息,突然跑过来看自己的妹妹。大夫看过之后说,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主张送医院急救,爸爸和舅舅说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立即往家赶。
  27日早上3点的时候我赶到家,昏迷中的妈妈看不到我,但流下一滴眼泪。
  妈妈在昏迷中,一直艰难的呼吸。
  爸爸说,都回来了就好。爸爸说,不要太难过,我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了。
  27日中午1点,我们用车子把妈妈送回了乡下老家,在20多分钟车程的车上,我搂着昏迷中的妈妈,听着她艰难的呼吸声,我止不住的泪水往下淌。当年妈妈健健康康地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家乡,去爸爸单位生活,今天,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回到了老家。
  到家之后,迎接的堂嫂说抬我妈妈下车的时候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气......
  我把妈妈送到卧室,忍不住到河边痛哭了一场。
  两个小时以后,我的妈妈,再也不用忍受病痛的折磨,悄无声息的,离开了我们......
  在我们那里,老人在自己的老家去世,才是儿女的福气。在外边去世的人都不能从正门进家。我们当然是不管这些,但妈妈一定是知道并且相信这些老规矩的,所以,前一天脑死亡之后的硬撑,到家后那一声长长的叹息......大概是一生要强的她最后的努力和坚持......
  那天晚上,爸爸坐卧在妈妈睡过的被窝,我和姐姐姐夫围在床前,听爸爸告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妈妈的事情,妈妈辛劳、善良、要强的一生。
  姐夫说,昏迷前的一天,平时妈妈都对来往的人视而不见,但那天注视着他笑。。。
  爸爸还说,昏迷前的一个晚上,睡觉前,妈妈看了看房间四周,看了看天花板,拉着爸爸的手,妈妈已经很久不大能说话了,她含着笑长久的注视着爸爸......这大概是妈妈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和不舍吧。
  我转头望向窗外,黑夜苍茫,北风呜咽......
三天前,柯文哲医师在今年Ted Taipei的演讲《生死的智慧》,放上了Youtube。
今天,我参观了第九届上海双年展。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环保志愿者的《斑头雁守护日记》,很受感染。
2010年,芬兰艺术家Mikko Kuorinki做了一件独特的艺术品。本站已经通过实名认证,所有内容由邹征云大夫本人发表
食道癌早期手术后可以吃些什么
状态:就诊前
希望提供的帮助:
我爸属于食道癌早期,开刀后,到现在有半个月了,我想问下可以吃什么,医生说只能喝汤,我爸天天喝汤跟白米粥想吃点其他的,我百度查了下说可以吃流食,我想问下,具体可以吃些什么?谢谢。
所就诊医院科室:
姜堰中医院 不清楚
治疗情况:
医院科室:
姜堰中医院
治疗过程:食道癌开刀
可以进食一些稀饭、烂面条、蒸蛋试试
状态:就诊前
鱼虾鸡肉,这些能吃吗?
刚刚术后,嚼碎后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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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名称:食道癌吻合口瘘&&
希望得到的帮助:希望医生能给出更好的办法,救救我可怜,老爸
病情描述:三月前吃饭感觉梗,后检查中分化食道癌(中段),行弓下吻合。术后8天做造影显示吻合口瘘
疾病名称:食道癌食道癌&&
希望得到的帮助:请问这种病如果手术,是不是微创,。
病情描述:胃镜检查结果为食道癌,具体叫做食管中分化鳞状细胞癌
疾病名称:食管癌&&
希望得到的帮助:根据他这状况,说明转移还是晚期?我们如何帮助病人,希望主任给予好的建议
病情描述:病人年龄较大,不适合手术,只是做了胃造瘘,流食,一年时间了日渐消瘦,最近有咳嗽,无其他不适,昨天吐了一点血
投诉类型:
投诉说明:(200个汉字以内)
邹征云大夫的信息
生物标志指导下恶性肿瘤个体化综合治疗(个体化疗、个体化生物化疗、个体化生物放化疗等);高效免疫活性细...
邹征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美国休斯顿医学中心及法国巴黎Paul Brousse 医院高访学者,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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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综合科可通话专家
武汉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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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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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推荐医院的种种不妥行为_觅尔_天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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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的种种不妥行为 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 病历多处被院方篡改    公益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    (记者:庄严 摄像:贡存、景延)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一位北京大学的医学教授,因为种种蹊跷的原因,最后竟然死在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    死者就是照片上这位女士,她叫熊卓为,是北京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关于脂蛋白的研究,获得了2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这位研究成果丰硕的北大医学教授,可能从来不会想到,她的生命竟然因为许多人为原因终结在北大第一医院,而这里正是她生前从事研究和工作的地方。    北大医学教授离奇死亡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想起了我太太当时死亡的那种惨景,就是像五雷轰顶那种感觉。”    王建国,熊卓为的丈夫,他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据他回忆,2005年12月,熊卓为正在申请第三个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因长期伏案工作,她有些腰疼,到北大第一医院拍片之后发现腰椎出现轻度滑脱,北大第一医院的骨科主任李淳德诊断需要尽快手术。    王建国:“他(李淳德)跟她讲四天就可以下床,一下就可以恢复,他(李淳德)说没有问题。”    王建国回忆,住院后的第二天一早,骨科主任李淳德就给熊卓为做了骨科手术。不过手术后,熊卓为并没有像医生说的那样很快恢复,病情反而突然严重起来。    王建国:“她就扶着这个床边就走,大概还只走了一分钟左右,‘哗’的一下就上来了,就说建国,我不行了,然后就倒在这个地下。”    1月31日,手术后的第7天,北大第一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    王建国:“我一直跪在抢救室的门口,我在那求上帝,我一直都是在求,我已经当时没有一滴眼泪。”    妻子只不过是做了一个小小的骨科手术,怎么就会意外死亡了,妻子的离去,让王建国悲痛难抑。    王建国:“因为我们也没有小孩,一直我们都在,一起相依为命20来年,我太太在的时候,她叫我爹,我叫他娘,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当时她死的时候,我给她写的挽联,我都讲,我说你,你是妻、是母、是女儿、是亲人、是宝贝。”    但是一位朋友的话,让王建国的悲痛变成了无比震惊。这位朋友叫胡盛寿,他是王建国妻子熊卓为的同学,现任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在熊卓为陷入昏迷的最后阶段,心急如焚的王建国找来了胡盛寿参与抢救,这位国内知名的心脑血管专家在北大第一医院的手术室里见证了熊卓为生命中最后的时刻。    王建国:“他出来就告诉我,他说建国她(熊卓为)说没有救了,他说太晚了,他说救得太晚,他说没有救了,他说有几道关卡,他说任何一道如果堵住了都不会死,都不会死掉。”  在校学生无证行医导致死亡事故    这真是让人非常非常惋惜,熊卓为教授去世的时候只有49岁,这个年龄正是一个学者最黄金的时期,如果她还在世,一定可以在医学领域取得更多的成果,造福更多的患者。    但悲痛中的王建国教授却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自己的妻子离开了这个世界?他难以理解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胜诉所说的几道关卡,道道失控的含义。他也不敢相信,自己的妻子作为北大的医学教授,就在北大第一医院工作,而北大第一医院怎么会不尽心尽力?随后的调查,不仅让他震惊,更让他愤怒。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断了三根肋骨,心脏也破了,肝脏也破了,我在病历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就差一点就晕倒在这个地方。”    对于熊卓为的死亡,北大第一医院的结论是,手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而王建国在妻子的病历记录上看到,妻子的肋骨折断了,心脏、肝脏竟然全都破了。    王建国:“肝脏破成什么程度?肝脏破成一个三厘米宽八厘米宽的一个口子。”    熊卓为只是做了一个骨科手术,为什么肋骨断了,心脏破了,肝脏也破了呢?从手术记录中,王建国发现,是医生在抢救的时候按压造成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抢救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地一个粗暴的一个抢救,然后造成肋骨胸骨骨折,然后刺破心包,刺破心脏,同时又造成肝脏破裂,最终还是由于肝脏破裂大出血无法止血而放弃抢救。”    王建国:“三厘米宽、八厘米长是个什么口子你可以想象得到,那样冒血那时候人还有救吗?”    熊桌为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死亡的呢?王建国和律师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件让他们难以置信的事。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凡是病历当中出现的医生和护士我们都去上网去查他的资质,这样我们发现,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是没有资质的。”    记者在熊卓为的病历记录上看到,负责观察,诊疗,抢救的主治医生叫段鸿洲、于峥嵘和肖建涛,最后的死亡证明,也是于峥嵘开的。而王建国告诉记者,这三个人,竟然都是没有行医资格的北大医学院的在校学生。记者随后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记者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北大第一医院是全国知名的好医院,其技术水准和规范管理一直是国内医院的榜样,这样公然违法而且置患者权益于不顾的行为,怎么可能发生在这里呢,更何况,病人还是本医院的一位知名教授?    王建国:“这种大医院,这是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怎么可以出,出这种ABC,这是犯的一种最低级最ABC的一种错误,你去想,一个人的生命去交给一个没有资质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好比我把我自己交给街上一个人要他给我开刀是一样的,随时都可能损失生命。”    王建国告诉记者,对于于峥嵘等三名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行医的事实,北大第一医院并没有否认,但是院方强调,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栓塞,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为了搞清妻子的死因,王建国在妻子刚去世不久,就从北大第一医院复印了病历,当他准备和北大第一医院对簿公堂的时候,他发现病历当中多处都被修改了。妻子的肋骨断了三根,这一点竟然在病历中消失了,而且院方还把熊卓为当初自己走着进医院的情况改写成了坐轮椅入院。    王建国:“我们有很多人一起,包括她的学生还有同事,提着袋子说说笑笑走到医院去,她这个诬蔑说,我太太是坐着轮椅推过去的,还威胁她的学生,要学生和他们的职员造假,说她是坐轮椅去的。”    王建国和律师统计,病历中被修改的地方不下10处。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恶意的一个篡改病历,这是医生做的手术记录,他是把一度滑脱改为二度滑脱,而且修改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    王建国发现,病历中多处修改涉及专业医疗知识,他们反复请多名医学界的朋友帮助分析查找,才得以发现其中的玄机。    诉讼代理人卓小勤:“那么为什么要改这个,如果是一度滑脱是没有手术适应症也就不应该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认为,是医生认为就是术后发现出了问题了,怕担责任,就试图把术前诊断由一度改为二度。”    术后第六天,熊卓为陷入昏迷,抢救过程中,北大第一医院从她的体内取出了血栓,,王建国当时就在现场,他看到取出的血栓是白色的,但是后来北大第一医院所出具的血栓化验单上写的却是红色血栓。    王建国:“说她是红色血栓,因为没有抗凝导致的血栓,一般来说它是混合血栓,如果是红色血栓的话,那就说你即使不抗凝也没有问题。”    王建国发现,北大医院试图摆脱责任的这张血栓化验单,在时间上根本不成立。    王建国:“因为我的太太是1月31号凌晨取的血栓,它的化验单是1月29号。”    在被修改的面目全非的病历中,王建国他们发现了很多前后矛盾的疑点,比如,死者的死亡时间竟然有三个。临时医嘱单上记录, 1月31号的上午3点30分,尸体处理一次,显示病人已经死亡,但是在死亡志里边记录的则是上午4点50分,抢救无效呼吸心跳停止,而在证明熊卓为死亡的心电图上,心跳呼吸停止的时间则是6点53分。    王建国:“这叫什么事,这都是奇闻了,这么好的医院,你怎么会高出这种事来。”    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给病人看病,病人死亡后,修改病历,这样的情况发生三级甲等医院,听起来确实像奇闻。    王建国认为,这些没有行医资格的学生缺少从医经验,在许多环节上处置不当,人为事故层出不穷,院方为了隐瞒真相,不得不事后修改病历。    比如说熊卓为是一位高血凝患者,手术过程中容易引发血栓,术后需要服用抗凝药物加以预防,但王建国发现,北大第一医院的学生医生们并没有给熊桌为采取任何抗凝措施。    北大教授熊卓为丈夫王建国:“(手术后)两天内,我的太太这个脚就开始胀,这个底脚就开始疼,如果按照现在看,她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发生血凝,她是栓在(神)静脉血栓了,已经在,已经在脚上了,但是当时我们问这个医生,他说这个那个伤口神经痛。”    王建国回忆,做完手术后的第三天,熊卓为腿部肿胀的厉害。    王建国:“他们不仅仅没有给她检测,还给她吃大量的大止痛药,这个止痛药可以掩盖,掩盖这个血栓疼痛的这个表征,栓了还不知道疼。”    手术后的第五天,熊卓为开始呼吸困难,当天不得不吸氧六小时。    王建国:“后来才知道,这时候已经血栓已经很严重了,它说不一定已经跑到肺里边这些地方来了,因为她呼吸不畅,那肺肯定受到影响,但他们还是没采取措施。”    2008年年底,律师的一个偶然发现,让王建国发现了妻子死亡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北大医院麻醉科主任公开发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忽略抗凝导致死亡的严重性,作者引用的这起死亡事故的主人公,碰巧就是熊卓为。    王建国:“这篇文章里边清清楚楚地讲了,她的肺栓塞的发生,讲的这是高危病人,容易发生肺栓塞,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抗凝的措施,第二他这个里面也证明了一点,这个肺,两个肺动脉并没有完全栓死,只栓了一个,另外一个还可以流通,那时候抢救是可以抢救得了的,如果当时不把心脏按破,不把肝脏按破,把那个肺栓一取掉她根本不会死。”    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院长胡盛寿参与了熊卓为最后的抢救,王建国在妻子去世后,和胡盛寿通了一个电话,把胡盛寿对于妻子死亡原因的判断录在了手机上。    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胡盛寿:“这个整个给她做完手术以后,术后的处理常规有问题,他没有给她抗凝治疗,明明一个高凝状态,做骨科手术长期卧床,不给她吃抗凝药,这是直接导致她肺栓塞形成的原因,抢救的过程当中,又使用非医疗人员进行抢救,导致抢救失败。”    日,在熊卓为死亡3年7个月之后,北京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作出了判决,北大第一医院的诊疗跟熊卓为的死亡有因果关系。拿到判决书后,王建国号啕大哭。妻子离世后,他一边忙着处理后事,搜集证据,一边来往于北京和妻子在新加坡的家,安抚年事已高的岳母。对于妻子离奇的死亡内情,至今他都不敢告诉老人。    王建国:“她现在的骨灰还放在这个上面,我不敢去埋,我把它放在八宝山,我做一个梦,她说她要回来,我就给她从八宝山把她接回来了,有的一些时间没做梦,我就去磕头,去求她。”  北大医院无证行医屡伤人命    没有医师资格的学生非法行医,由于经验不足导致了医疗事故层出不穷,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全国知名的北大第一医院,这确实令人震惊。    是的,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熊卓为教授在北大第一医院所遭遇的这一切,并不是个例,北京一位律师就告诉我们,他手里就有3起案子都涉及非法行医和修改病历,被告方都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我在代理这些案子前,我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在北大医院,这么大的国家的医院会出现这么严重非法行医的行为。”    孙万军,北京市律师协会的秘书长,他告诉记者,他代理的3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已经结案,一个案子中涉及北大第一医院8个医生无证行医,另外一个案子,涉及北大第一医院12个医生无证行医,最近他刚接手的一个新案子,非法行医情况更加严重。    孙万军:“我竟然发现有34个医生没有证,给同一个病人来看病,能想象到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吗?”    照片上的女孩叫刘莉,2006年11月,19岁的刘莉因牙龈出血,拉肚子呕吐,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四天后,刘莉死亡。    刘莉母亲周凤英:“越来越血抽不出来,人越来越弱,越来越白,脸上有青春痘,慢慢地都看不见了,变白了。”    刘莉的母亲周女士回忆,刘莉入院后,病情迅速恶化,但是对于他的情况,医生们似乎并没有十分重视。    周凤英:“孩子都跑步的速度了,这心速,你怎么还不着急,我说我一问那大夫,一问那护士,他告诉我正常,我们24小时监护呢。”    尸检报告显示,刘莉的死因是血栓性血小板减少症。法院调查发现,在四天的治疗中,医生错误地诊断了病情,而当时给刘莉诊治的10名医生,竟然有8名没有医师资格。    周凤英:“我真的很想把她抚养成人,看着她幸福,我说我老了也有个依靠,我说你说你怎么走了,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照片上的男士叫王磊,2007年4月,王磊因感冒到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室求诊,三天后,王磊死亡。王磊的妻子刘女士回忆,入院的当天,医生在给王磊输液后,他就出现了抽搐症状。    王磊妻子:“输上这个药就开始哆嗦就难受,在这种情况下我找了他们医生找了四次,就在那坐着都不带动的。”    医生开的药物是一种抗菌素拜服乐,刘女士仔细看了一下药物说明书,发现丈夫的症状跟说明书中描述的的过敏不良反应非常相似。    王磊妻子:“我就跟他讲一下,我说他用这个药可能有一定的问题,这个医生陈夏欢,把手插着这个兜,完了靠在那个桌子上就一副那种傲视一切,结果他们给他推走以后,打了强镇静剂。”    在整理交费清单时,刘女士发现,王磊从入院到死亡只有50个小时,医生竟然开出了54支强镇静剂,综合其他用药量高达47730毫升,相当于47公斤的水。而且从后来的遗嘱中,刘女士看到,其实在第二天巡诊的时候,就有医生已经注意到了王磊对药物的不良反映,并留了医嘱。    王磊妻子:“我们看到他病历上记录说是,患者发作抽搐就是停用(拜弗乐),完了输(普森),这不是写得很清楚了吗?第三天陈夏欢,他又给开了,输完这个药就开始高烧了。”    刘女士查询以后发现,对王磊诊治的医生护士中,有12人没有执业资格。主治医生陈夏欢,竟然是北大医学院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学生。    王磊妻子:“我没有想到就是国家的三甲医院能够出现这种问题,红帽子下开黑店。”    孙律师告诉我们,他代理的北大医院的这几起医疗纠纷案子,调查取证都极为艰难,病人的病历被大量修改。    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万军:“这个病情本来不发烧改成发烧了,这些用药本来是零点用的药,改到四点改到七点,数量也是不一样了。”    王磊妻子:“我们这个案件就在审理过程当中,整个看,它的所有的全部都重新做了,整个改了一遍。”    记者:“有没有做过统计,修改过多少处?”  记者亲历北大医院非法行医    以前我们听说过黑诊所里的非法行医,但是发生在公立医院,尤其是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全国都有名的三级甲等医院,确实让人想不到。    我们的记者多次要求采访北大第一医院,都被拒绝了。那么非法行医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存在呢?我们的记者以患者的身份前往北大第一医院进行了暗访。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不会,绝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处方权。”    北大医院办公室拒绝了我们的采访,不过对于见习医生开处方的情况,医院办公室的龙主任表示绝无此事。    记者:“实习医生您确定不会开方子,不会参与诊疗活动。”    北大医院办公室主任:“肯定不会。”    这位龙主任表示,按照北大第一医院的规定,见习医生都是跟着上级医生观摩学习,绝对不会独立看病。事实是不是这样?记者随后以患者身份在北大医院急诊挂了一个外科号。    医生简单问了一下病情之后,给记者开了一些消炎药。记者注意到,这位在门诊看病的医生名字叫做刘希高。那么刘希高是不是已经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医生呢?记者在卫生部公布的执业注册医师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系统里面没有任何关于刘希高的注册信息。    记者:“您现在在这里工作?”    北大第一医院急诊医生刘希高:“我在这里读博,在北大医院读搏,还在博士阶段,毕也不一定留下来。”    记者:“还没毕业,哪年毕业?”    刘希高:“还有两三年。”    记者得知,按照执业医师法的规定,医生必须要取得执业注册资格才能行医。而急诊科通常接诊的是急重病人,所以对的医生要求更高,一般要求在临床工作5年以上才可以到急诊科看病。而刘希高只是一名差三年才毕业的在校博士生,为什么就可以来急诊科给病人看病呢?    刘希高:“平时在病房里,只是3个月的急诊,急诊结束了就回病房了,培养模式就是让你当住院医,这是给你的待遇。”    刘希高说,只要考入北大医院研究生,就可以享受住院医待遇,每月1000多元工资,医院管吃住,更重要的是,可以直接参与临床实践。    记者:“回病房还有机会接触临床?”    刘希高:“对阿,每天都要放病人,上手术,每天都有手术,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医院,上课就是周末。”    记者:“你做过多少手术了?”    刘希高:“我做过小的,阑尾炎什么。”    记者注意到,急诊办公室的桌子上有一张值班医生表,记者随后把相关医生名字输入卫生部执业医生查询系统进行了查询,发现除了刘希高以外,李少雷,周怡君,也同样没有任何注册信息。记者随后来到了熊卓为曾经动手术的北大第一医院骨科。在值班医生名字里面,记者意外地的看到了于峥嵘的名字。他正是当初给熊卓为看病的在校学生。我们了解到,按照刑法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住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于峥嵘非法行医早已经法院认定,不过记者从值班护士那里了解到,于峥嵘似乎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现在他已经是北大医院骨科的主治大夫,这一周跟随主任到泰国学习去了。    记者:“你们说的是于峥嵘大夫是吧。”    北大医院骨科护士:“对,他现在是我们科的大夫了,就是主治大夫。”    护士告诉我们,现在住院处的主力医生,有不少就是在校的学生。在医生值班室,我们遇到了一位正准备上手术台给病人做手术的北大医学院的学生。    记者:“刚才那小伙子考执业资格证吗?”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他应该是明年就可以考。”    记者:“但他今年就已经在做临床的工作了。”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    记者:“医院允许这么做?”    北大医院骨科实习生:“对,在这儿实际上可以,就是收收门诊过来的住院病人,看病历,开遗嘱,上手术。”    半小时观察:谁来保护我们的看病权?    看到我们记者的暗访,尤其是最后看到那位还没有考取医师资格的学生正在准备去做手术,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是很担心那位躺在手术台的患者。    今天,我也特意上了一下北大第一医学院的官方网站,北大第一医院创建于1915年,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国立医院,网站自称该院学科齐全,综合诊疗水平高,承担着北京全市6万多人的公费医疗,以及占北京八分之一的干部保健任务。就诊患者中,有1/3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患者。北大第一医院自称其医院文化是厚德尚道,但国家的法律法规清清楚楚,没有职业资格不得行医,我不明白像北大第一医院这样历史悠久、国内外知名的医疗机构为何敢公然违法,而且在事故屡屡发生之后依然不改?国家和北京市的卫生监管部门为何在这里失控?这样一家知名的医院都不遵守国家法律、不尊重患者生命权利,不仅让人震惊,更让人寒心,全国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医院在草菅人命?我们期待尽快得到答案,究竟谁在保护我们的看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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