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曾经盛开的白玉兰”
我曾是福州军区卫校65年级的学员，今天看到一篇写学校的文章，心有所动，转载一下，聊以回忆那个年代，说实在的我对学校的历史也不是很清楚，这篇文章写的很详细，谢谢老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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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盛开的白玉兰
一、美丽的校园
军校是令许多青年向往的地方。培养医务人员的军校，不但令人向往，而且让人特别器重，甚至可以说还带有几分神秘和崇敬。
东海之滨，美丽的福州市，就曾经有这么一所军校，它座落于市内西侧，校园依山而建，山高不过百米。山腰以上，植被丰厚，松树颇多。山腰以下，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静。全校占地366亩，建筑面积6.5万平方米，具体地点是：福州鼓楼区梅峰路6号院。
到过福州的人都知道，那里有两种树特别多。一种是榕树，树干粗大，枝叶茂盛，树干上倒垂着无数的气根，如同胡须般随风飘摆，福州别称“榕城”，就是打这儿来的。还有一种是玉兰树，能长十余米高，一人多粗，树冠如炬，阔叶小花，花形细长娇美，香味浓郁醉人，是人见人爱的南方园林优质绿化树种。
据史书记载，玉兰花自唐代起便广为栽植，明代诗人沈周曾做七律《题玉兰》：“翠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帘轻解白霓裳。”中国传统宅院配植中讲究“玉棠春富贵”，其中玉即玉兰花，棠为海棠，春为迎春，富为牡丹，貴为桂花。
玉兰品种很多，但从花的大小来分，只有两种：
先开花后长叶，全国南北很多地区都能种植的大花广玉兰，也叫辛夷。花有淡香，花瓣奇大，一片就能覆盖成人手掌，据说慈禧老佛爷喜欢用它烹制玉兰美容膳食宴。先长叶后开花，只有亚热带地区才能生长的小花玉兰，其花香浓烈长久，是制作玉兰型香精、香料的天然原料，女性更喜欢用别针穿起缀在胸前，既留香又高雅。后一种玉兰，北方没有。
梅峰路6号院的校园里，玉兰树最多。花开时节，风摇树动，“点点白玉如飞雪”，玉兰树冠茂密的叶子里，缀满无数一寸多长的小白花，引得蜂飞蝶舞，路人驻足。如果清晨看花，带着晶莹露珠儿的雪白花瓣，包护着鹅黄花蕊，在翠绿掩映下，一朵朵分外耀眼，一枝枝煞是新鲜。花水添姿，婀娜俊秀，有如天鹅戏水、美人初浴。
上课时间到了，身着军装的年青男女学员，手提统一的皮书包，英姿勃发，队列整齐，从玉兰树下走向教学楼，一片歌声一路花香，也不知是歌声伴随花香，还是花香烘托歌声，那种氛围，既有军旅的刚强又有书卷的雅致，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心灵震撼的奇异美感，让人舒展、让人陶醉、让人神往。
梅峰，顾名思义是长有梅树的山峰，询问过很多人，都说学校周围的几个山头都不叫梅峰，也确实没有梅树。只有不远处有个自然村叫“梅峰村”，梅峰地名因此而得。
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学校这块地皮是梅峰村村民的耕地，因为地势较高，只能种红薯和龙眼树。再高一些的地方，就是墓地了，东一个西一个坟头不少，墓碑刻写什么年代的都有，有的坟建得还挺大。这个地方，离军区后勤部大院、梅峰宾馆很近，对面就是军区修理所，172医院和军区总医院也都相距咫尺，到友邻单位办事很方便，交通也便捷，进市内、去西湖公园和东街口，骑自行车只需十几、二十分钟。
1977年春节过后，学校营建办公室挂牌成立。吴军、杜炳先、阮绍基、李炳生一干人等，在苗山林带领下进驻此地。
老苗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小矮个、圆乎脸、黑面皮，江苏南通人，整天香烟不离手，当到学校政治部副主任就离休了，后来哮喘、老慢支挺重。苗山林一辈子不出名，可他有个出息的儿子，就是去年（55岁）刚当上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苗华。
苗山林能吃苦，有责任心，也有魄力，在山脚一溜破板房里住下后，每天叼着香烟到处转。开始时，领着年轻的助理员与村干部量地皮、数果树，计算、支付赔偿金。那时节，刚出“文革”，还讲政治。军民鱼水、军民一家，解放军征地建院校，那是多大的政治任务，看上梅峰村这片地，梅峰村民高兴还来不及呢，什么钱不钱的！说钱就生分了！说钱全村跟你急！要搁现在，姥姥，经济社会，一切向钱看，不勒你个人仰马翻，不搞出个地王价，咱都不好意思叫梅峰村！客气归客气，老苗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合理将有关款项支付给了地方。
再后来，苗山林与一帮学校工程技术人员没白天没黑夜地泡在工地上，指挥地方工程队数百名工人和几部推土机、挖掘机连轴转，平整土地、敷设管道、修路盖房，一环扣一环，该拍板就拍板，抓完进度又抓质量，除了雨天，没有节假日。
一大片墓地肯定要平掉。推坟平地前，老苗挺慎重，先在报纸上提前发出通告，又叫设计绘图人员画出一套确切的坟墓分布图，以备后人查找。到时限后，又推迟一周才动工，做到了仁至义尽。
有人曾经问老苗，刨了那么多坟包，挖出点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
苗山林狠命地抽了口烟，回敬了一句，“你以为这是西安、咸阳和临潼呐？！”
随即指着营房科参加过施工的助理员说，“问问他们，这片地里清出的寿材残骸和遗骨堆得小山一样，就是没有一件古董和一样值钱的东西”。
三年多时间，精心施工，艰苦拼搏，在一片荒野中，先后建起了办公楼、教学楼、学员宿舍、教职员工家属宿舍、图书馆、礼堂以及配套用房近百幢，修好了一横二纵的校园主路和田径场、操场、手枪射击场等设施。经军区后勤营房部验收、评估，全部合格，达到优质建筑。
1980年9月，全校上下兴高采烈地搬进了新校园。
整个校园规划得十分合理，一看就是有经验的人、从实地出发整体考虑设计的。概括地说，是个“二三”制。
第一个“三”可以叫“三个台阶”，大门及服务社、车队等是第一台阶；与田径场取平的各种设施，如礼堂、教学楼、办公楼、学员队、家属宿舍是第二台阶；学员澡堂、动物房和山后的药厂、印刷场等算第三台阶。这是因山而建，迫不得已。步行上去是有些累，但地势高，空气清新，台风暴雨过后排水通畅，从对面山上看学校，确实是层层叠加、错落有致，有点儿山城的感觉。
第二个“三”可以叫“三个地段”，由一横二纵道路连接并区分，中段是教学、办公区，北段是家属生活区，南段是学员生活区。这样，使校园既是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又是一个各自功能齐全、互不干扰的可以相对封闭的地段。一千几百人在里面学习、工作、生活、娱乐、锻炼，各得其所，无比和谐。
学校道路都是水泥铺设，宽敞笔直平坦。道路两旁、建筑物前后，灌木、绿树成行，尤其是进得学校大门，上坡主路两边石砌陡壁上垂下来的一片片三角梅枝条，长得郁郁葱葱，茂密旺盛，很有生气，就像两幅美丽的彩色招贴画。夏天，绿色的枝叶上你挤我、我挤你地开满无数朵小紫花，分外抢眼，每一朵都好象极力向人们献出妩媚，每一朵都在争抢着为世界增添靓丽的色彩。
教学楼前有一个很大的花坛，里面各种花卉植物有几十种，其中三种花树十分名贵：栀子花树、桂花树和茶花树。
栀子花和桂花的香味是甜甜的，以香诱人。茶花香味淡，但花朵大、色泽艳，以色诱人。医校的茶花不是普通的茶花，是名贵的五彩茶花树，也就是一棵树上能开出五种不同颜色的花朵，并且花期长久，具有一副傲视群花的富贵神态。二十上下，正是女孩子们活泼、浪漫、爱美的时光，课后，护士班的学员们流连在花坛里，摆起各种姿势，在群花之前频频按动快门，留下了数不清的倩影和美好瞬间。
1985年“百万大裁军”，福州军区撤了，学校却没动，反而接收了一墙之隔、被撤编的军区医研所全部房地产。推倒围墙，合二为一，校园面积扩大了，教学用房明显增加。随后若干年，学校又修建了标准游泳池、室外阶梯电影场、灯光篮球场和新宿舍楼，校内建设达到顶峰。
记得有一年，玉兰花开季节。每天凌晨，校园都会出现几十名头戴斗笠、腰拴鱼篓、手执连接铁丝弯钩细长竹竿的男女村民，他们赶在太阳升起前采摘含苞未放的玉兰花。花朵采走了，花香没有了，留下的往往是满地落叶，还有折断的树杈和枝条。
校领导发现后，究其原因，是校务部为创收将玉兰树采花承包给了周围村民，孙敬桓校长当即决定，停止与村民的承包合同，任何人不准再采花卖钱了。
事后听说，孙校长认为，白玉兰是医务工作者的吉祥花，是医学院校的精、气、神。他讲，人们喜欢称医务人员是“白衣天使”，天使是什么？谁见过？那是基督教里杜撰出来、身上长翅膀的外国胖小孩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人身上长翅膀不是怪物是什么？！白玉兰则不同，花看得到，香闻得着，冰清玉洁，素淡高雅，正是医务人员最合适的形容和比喻。军队医务人员就是军中白玉兰。为几个小钱，就把吉祥给卖了，既毁花又灭香，实在不应该，还是要把香花留给教职员工和学员，留给美好的学校校园。
我觉得，老孙确实讲得好，讲得对。
二、如烟历史
说了半天，还没讲这所军校的名字呢。
起名字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中国人最讲究名字，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名不就”嘛！给孩子起名，大人要翻字典；给企业起名，老总要请大师；给单位起名，那当然得领导拍板说了算。
领导机关的思路是经常变化的，中国有句俗话，叫“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的嘴巴”。领导经常变，领导们的思想经常变，这所军校的名字也就随着决策者的思维，不断地更改、演变着。
挖根刨底，这所学校源头应该追溯到哪里？因为以后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了，是从奶奶家算，还是从姥姥家算？至今都还是有争议的问题。
有的说，从南京医校论，可以联系到1949年4月的华东军区医院护校，诞生于战火硝烟，金戈铁马，炮声隆隆，多有“派”；也有的说，讲福州医校就不用东扯葫芦西扯瓢，就从1955年组建的福州军区医护学校论起，不牵强附会、不挂彩带，这所学校就是伴随着我军正规化建设出生、成长起来的。
我认为，还是后一种说法符合事实。因为历史沿革要看事物发展的承前启后，要看编制上的延续和人物的变化，并不是找得越远越光彩、历史越长牌子越硬。如果是这样，一下子硬连到井冈山根据地1928年建的小井红军医院护士训练班岂不是老“牛”了。
对了，近期去了一次井冈山，那个被白军烧毁、屠杀的红军医院，已经被军队某大医院不容分说、理直气壮地“注册”为自己的“前身”了。当然，脸皮如果够厚，咱们也可以按照一些地方“抢注名人故里”、“帝王墓地”的作法，将福州医校追溯到国民革命军黄埔军校医务室、大清国宫廷御医院或扁鹊、孙思邈、李时珍的师带徒教授地。
我看，无聊、庸俗的东西咱们不能干也不必干！
1955年组建的福州军区医护学校，当时是个团级单位，校本部建在福州市西洪路（原空军招待所二所），校二部就在军区总医院内。因为领导们觉得“医护”二字不能准确涵盖医务工作的专业划分，所以1962年10月又改名为福州军区卫生学校。
这所学校本来挺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三八作风就是校训和校风。一批批新学员入校学习，一批批又按时毕业，随即充实到军区所属各个医院和部队的医疗卫生单位，对当时在东南沿海福建前线担负紧张繁重的战备、训练、施工、生产任务的广大指战员的健康、防疫起到积极作用。
可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头脑发热，“左”得好笑。军委规定，军以下作战部队不准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区机关、院校、医院、研究院所则在开展“四大”的范围。卫校学员和部分教职员工听从伟大领袖号召，闻风而动，成立了造反组织，归顺于福建前线部队革命造反委员会旗帜下，在红领章红帽徽之外，还带上了半尺宽的红袖章。每天红歌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开始停课“造反”。
卫校造反派很活跃，也挺能折腾，几乎参加了市里、省里、军区主要的造反活动。抓谭政、围攻龙飞虎、写大字报、搞大辩论大批判会、参加地方武斗，一时名声甚嚣尘上。当时不少福州人都看到过，卫校造反派开着架有机枪的三轮军用摩托，威风凛凛地在马路上狂飙。
日，军区卫校“红字派”造反组织与福州“革造会”和本校“革字派”组织在梅亭发生武斗，展开野战。山头上修建掩体，动用了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等武器，有时枪声密集得如同爆豆子。双方都为“捍卫革命路线”大打出手，你守我攻，持续数日，造成多人伤亡，史称“梅亭事件”。
当时，军区、后勤部和省市领导中很多都吃过卫校造反派的亏，对这些穿军装、扎小辫、气势汹汹的小字辈是又恨又怕，还不敢得罪。听说卫校造反派来了，能溜则溜、能闪则闪，躲过一时算一时，实在躲不了的，只有硬起头皮，听天由命。
日，军委办事组批转下发了《军队院校调整方案》，决定将全军院校裁减82所，保留（合并）43所，砍掉近三分之二。先不说军委办事组砍院校的是非对错，反正福州军区领导们对撤销卫校是心生快意，执行坚决。卫生学校于当年9月撤销，所属人员根据一纸命令，很快被分配遣散到各有关单位。
转眼，林彪垮台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全军院校领导小组《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在这41所院校中，就包括在八大军区、海军、空军和总后成立11所军医学校。
福州军区领导们，对卫校几年前的表现记忆犹新，现在换汤不换药，又要成立军医学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思想还是有所顾虑。军委的指示要执行，军医学校咱得建，但不能让它呆在福州留在身旁，说不定什么时候再叫它蹿出来咬上几口呢？！得让它远远的猫到江西去。
刚好，鹰潭十七分部撤销，房子空置下来，于是，1974年编制等级为正师的福州军区军医学校，在江西鹰潭落了户，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赵德胜、后勤政治部副主任袁先举分别担任校长、政委，到任工作。1975年学校正式招生，学员在军区下属的94、172、175、184和总院等五所医院分散办学。
搞了一段时间，问题挺多。首先是难于形成学校整齐划一的教员队伍，其次不便教学、行政和生活管理，再次是教学质量的提高受到严重制约。同时，1976年“四人帮”覆灭后，全党全军全国对院校教育、院校建设越来越重视，看看别的军区和海、空军、总后都把军医学校建在大城市，交通方便、信息快捷，而自己军区却把军医学校弄在“一条马路没有楼，一个警察看两头；出门就能遇到牛，动物园里两只猴”的鹰潭，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1977年军区报总参批准，军医学校迁往福州办学。随后，在福州市梅峰路征地营建。1980年9月，全校总算拢了堆儿，系数迁入还散发着石灰、木材和油漆香味的新校舍。
回到久别的福州市，对新人那是进了大城市，而对那些老卫校人员，还真有点儿“我胡汉三又回来”的味道。
当年，一进校区，营房科就抓紧组织学员、教员广泛开展绿化美化活动，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大量种植玉兰树，特别是主路两旁，三米一棵，深挖坑、多下肥、勤浇水，全部成活了。第二年春天，不少树条冒出了花骨嘟，花香开始弥漫在校园之中，几年下来，棵棵枝叶舒展，挺拔茁壮，玉兰真正成为了军医学校的标志性树种。
以后的五、六年，是这所学校快速发展、打牢基础的重要时期。学校兼顾学历教育和任职教育，面向部队需要，主要培养临床医学、护理、检验、放射、药剂专业的初、中级医务人员。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要求，从严治校、全力办学。
客观地说，医校的制度、作风、特色、校园文化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学校上下十分团结，大家都憋着一鼓劲，要干好自己的工作。行政管理严格，办事讲究认真，教员跑操、学员队列，一点都不马虎。抓教员备课讲课、教书育人，抓机关为教学服务，抓学员尊师重教，都很有成效。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明显提升，在十几所同类学校中，处于前列。虽然以后还有一定的发展和提高，但这一时期形成的传统和印记，深深地打烙在每一个医校人的行动上和头脑里。
1985年百万大裁军，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合并。1986年6月，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全军院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其中规定要撤销4所军医学校。南京军区对院校定点问题很慎重，但在论证阶段，下面人心惶惶，今天传学校留南京的，明天传还是要留福州的，后天又传没定下来。几乎是一天一个消息，甚至一天几个消息。开始还新鲜，人们愿意东打听西打听，后来麻木了，“天下雨、娘嫁人”，爱咋着咋着，随它去吧！
福建省也跟着裹乱，省里领导和有关部门听说，福州梅峰的医校有可能撤销，也积极到上面活动，想要过去，充实、加强地方的医学教育。据说卫生厅人员还悄悄到校内巡视，规划今后的建设发展，真是踌躇在胸，志在必得。
1987年上半年，命令总算下来了，福州军区军医学校与南京军区军医学校合并，更名为南京军区卫生学校，办学地点定在福州。简而言之，就是军区撤掉了，医校保住了，全校上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夏天，从撤销的南京军医学校运过来部分教学设备，解剖教研室接收了南京医校的百多具教学尸体，使学校这一资源居于福建省首位。干部却只过来五、六十名，其余人员，退休的退休、转业的转业、调离的调离、善后的善后，大部分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基础地----南京。
一年前，学校已接收了被撤销的医研所全部房产，空余房间不少，优先用来安置南京过来的同志。合并后的学校，校长是南京新来的，政委是福州的；训练部长是福州的，政治部主任是南京的，大部分学员队、教研室也配上了南京来的同志，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也许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作风，也许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南京来的胡中青校长与同期先后任过政委的孔繁荣、蔡恒亮都搞得不甚愉快，时常发生摩擦；个别机关干部中，南京、福州也有闹不团结的。只有教研室里，这个问题不明显，大家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共同完成教学任务，关系十分融洽。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是很强的，院校工作又很稳定，南京来的同志大部分不习惯福建的气候，也完全听不懂福建方言，家属要在地方安排比较理想的工作确实难度较大，几年后不少人陆续转业、调动离开了福州。
1993年6月学校再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这是学校最后一个名字了，六年之后，随着中央军委裁军50万的决策，这一名称从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这个建了撤、撤了建的医学教学实体又一次被撤销了。
在93至99年的最后阶段，学校规模达到：设有21个教研室及中心实验室、电化教学中心，教学设施建筑面积20700余平方米，建有42个不同类型的实验室、16个设有闭路电视系统、配有常用电化设备的专用教室和2个语言视听室、3个军事专业教室。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价值4000万元以上，拥有高效液相色谱仪、高速离心机、紫外分光光度计、带摇篮遥控X线机等一批较先进设备。
电化教学中心设备完善，具有独立制作各种电教教材能力，有教学录像片1150部，教学电影120部，教学投影幻灯片27000余张。微机教研室拥有各型计算机86台，开发应用软件53项。图书馆藏书14万余册，年定购中外文期刊700多种。
田径场、各类球场、射击场、游泳池、动物饲养所、医疗仪器修理所、印制厂等训练、教学场所和教学保障机构齐全。
福州总医院为学校教学医院，军区所属医院承担学校的临床实习任务。
学校教员队伍梯次配备，结构合理。有教授、副教授54名，讲师80名，各学科均有学科带头人。张发惠、韦平、曾焕凯、朱善宏、王栋、魏文树、贺全山、龚金瑞、黄金治、林雪怡、顾裕明、姜作舟、黄美玉、黄国诚、马仲华等一批八O前后调入医校的骨干都担任了教研室主任。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都取得了明显成果，其中护理、药理、药剂、物理放射、解剖、检验、内科、病理、政治理论等教研室的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在同类院校中居领先地位，在军内外有较大影响。
1988年以来，先后获优秀教学成果奖全军级8项，院校级69项；科研成果获各级科技进步奖112项；在省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0余篇，其中在国际刊物和会议上发表论文24篇，出版专著62部，被总部表彰为“全军健康教育先进单位”。
学校设6个学员队，1976年以来，共毕业、结业学员15000多名。其中83、84届14名毕业学员参加对越自卫作战，以过硬的技术被誉为“战地护神”，5人立三等功。
1999年6月，中央军委发布全军院校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命令，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撤销。学校“善后办”一直延续到2007年，之后，这所学校真正成为了历史。
四十四年，叫过“福州军区医护学校”、“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福州军区军医学校”、“南京军区卫生学校”、“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五个名字，平均不到9年改一把。全军目前不少院校的经历也是大同小异。我总想，要是美国军事学院，即1802年在纽约哈德逊的西点建立的军校，搁我们这儿，不知道会改多少次。而人家，就是“军事学院”叫着，并以地名惯称“西点军校”（WEST&
看来，知名度高，与不改名字一直叫到底有关，但最关键还是要培养出杰出人才，为国家军事利益做贡献。整天光寻摸如何改个好名字还是不行的！
三、漫侃领导们
伟人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关键是选择校长、教员和决定教育方针。
从鹰潭回福州那会儿，赵德胜是校长。赵校长，河南人，是个老红军，曾在晋察冀边区与白求恩工作过，任过医院院长、军区后勤卫生部副部长、军区总医院副院长。他在学校当校长时，班子里政委、副校长、副政委几乎都打过仗，但红军就他一个，资历老，阅历丰富，是个忠厚长者，大家都尊重他。
老校长特别重视对学校干部和学员开展传统教育，经常讲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勤俭办事业的事例，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故事，还用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阿洛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大家，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可能是长期从事医务工作的关系，赵校长不抽烟、不酗酒、不玩牌、不苟言笑，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是种菜。
校首长两层小楼的前后有几分地，有的家种花草、有的种上树，也有荒着的，赵校长全开出来种上各种时令蔬菜。当年老头已过六十，花白的头发已经秃顶，但身体很壮实。为了给蔬菜施肥，学校不少人都看见他到学校大门旁的窨井里挑稀粪肥。大中午，三十七、八度，太阳烤得人直冒油，老头挑上满满两大桶肥料，足有120多斤，200米一路上坡挑到菜地，好多年青小伙子都看呆了眼，自愧不如。
1981年夏天，老校长的菜地一片兴旺。一天，原本长势很好的几个南瓜不翼而飞，老头挺生气，叫来保卫科长冯国忠，让他“调查、调查”。冯科长是上海人，鬼得很，对领导的“意思”领会得绝对是够“意思”。可是，学校一千大几百号人，好几百户住家，还有周围村民也难逃怀疑，让一般人调查，还真可能“狗咬刺猬----没出下嘴”。
冯国忠与干事王久远一通分析，晚饭没吃，天黑后带上手电直接去了民工们住处的垃圾堆，毫不费力找到削下的南瓜皮，当即把民工叫到垃圾堆询问，在物证面前，不到五分钟水落石出，是民工偷摘的。如此快速地破了“案”，赵校长挺高兴，老冯露了脸。
事后有人问冯国忠，你们是怎么断定此事与民工有关系？老冯抽着香烟，得意地说，“干我们这行关键是思路，你想，学员不会搞这个生南瓜，教职员和干部也不会，外面老乡情况不熟，进来转一阵，不会单为摘两个南瓜，排除这些人后，锁定的对象就只有校内搞建筑的民工了。这时候，南瓜尚未成熟，市上没得卖，但瓜皮已硬了不能吃，只要找到南瓜皮还怕你不认帐？！天黑了去工棚，那是给他们留面子”。
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出二点：第一，保卫科老冯还不是吃干饭的，有点儿真功夫，后来破学校的盗窃案也很有斩获，被提拔到172医院当了政委；第二，赵校长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十分珍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赵校长就最讲“认真”。你想想，对几个南瓜都这么认真，对学校工作的认真程度还用说吗？！
老头儿后来到军区后勤部当了副军职顾问，房子大了、菜地多了，时间也闲了，拼命种地呗，1985年在菜地劳动时，不幸从陡坡摔下，头部碰到水泥地，抢救无效，逝世时66岁。
接下来校长就是李学明。老李之前在31军后勤部当副部长，1982年来学校先当了一段副校长，不久就下了校长命令。李校长，那是个人物，山东人，个不高，很傲气，干什么都喜欢说了算，曾在总院当过副院长、老卫校当过校长，“文化大革命”中没少吃起来造反的学生、干部的苦头，他也是老医务干部，皮定钧、龙飞虎挺欣赏他，在军区卫生口知名度很高。
老李要当校长，听到这个消息，学校有些人心里打鼓。一部分是老卫校当年造过领导反的人，怕老李来了搞“反攻倒算”，穿玻璃小鞋，挨整。再一部分是机关人员，知道李学明要求严，批评人狠，怕日子不好过。后来，倒真没怎么听说他收拾老卫校的谁，但机关加班明显多了，工作标准也高了不少，
老李管学校，那是有一套。其实，军校不管是团级的，还是大军区级的，治校方法、规律都是大同小异，甚至编制等级越高越好搞。李学明来了仅半年，通过狠抓教学法比赛和学员队管理，牵紧了教和学这个“牛鼻子”，学校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了，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学校干部对李校长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
一是他儿子从国外带回个“铁箱子”，老李招呼几个老教员到家里吃饭，上桌一看，七、八盘菜全是生的，刚杀的鱼尾巴还在动呢！这怎么吃？李学明招呼老伴倒上酒，打开“铁箱子”门，一盘进去，按两下按纽，几分钟拿出来，熟了。老李告诉一桌知识分子，这叫“微波炉”，电能转化成微波，东西从里往外熟，高科技，效果好、速度快。那会儿，国内市场还没有这个东西，绝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它，看着变魔术一样，生着进去熟着出来，没有火苗、没有声响、没有油烟，菜熟得来不及吃，这把大家稀罕得不行。平时不怎么喝酒的教研室主任，也看着充满魔力的“微波炉”灌了个满脸通红。饭后，知识分子出来一宣传，许多人以为是“演绎”，是在拍马屁，急的那几个主任、教员差点拉着不相信的人到李校长家里去看究竟。
二是他夫人在外贸系统工作，因经济问题，被隔离审查，期间自缢身亡。校长家出了这么大的事，整个学校传开了，有关的小道消息也不少。老李那段时间很背气，胳膊戴着黑纱，脸庞紧绷着，经常抽闷烟。大家见到他，安慰也不是，问候也不是，总之二个字“别扭”。
过了一段时间，李校长被免职了，副校长孙敬桓升了校长。
孙校长也是老卫校的，山东人，中等个，戴一付眼睛，为人随和，经常都是笑模样。他当校长期间，几乎没看见他发火训人，也未听说过他急躁失态的事情。孙校长对教学规律清楚得很，老卫校时就在训练处干，治校方略烂熟于心。
老孙当校长不久，学校生活区又竣工了几座营职家属单元楼。大家翘首以待，蠢蠢欲动，都想住上新房子。好多单位的领导“盖房子时是好人，分完房子就成了坏蛋”，搞出矛盾一大堆，甚至还有出人命的。孙校长来了“三步走”，首先是教育，讲团结、讲风格、讲境界；接着成立领导、机关、教员代表参加的住房分配委员会，拿出标准条件，合理设计计分和分值；最后对号入座，个别微调。没有开后门的，没有暗箱操作，整个过程很短，公开公正，效果很好。分到的高兴，没分到的服气，没出现一个难缠的，没发生一起闹事的。以后，几幢团职单元楼也竣工了，分配时同样如法炮制，收效也很好。学校分房经验，很快被后勤的其他单位借鉴采用。
八十年代，军队专业技术干部实行技术等级制度不久，调级很不规范，每次调级打破头。上面文件发下来，条条杠杠一大堆，还搞比例，基层单位操作起来矛盾很多，难度很大。老孙十分理解教员、技术员的心情，本着能上则上，能多上不少上的原则，把上级政策精神吃透，用到极致。为个别工作人员的问题，甚至给后勤机关打电话、亲自出马要指标，工作十分人性化。不少同志至今提起这些事，仍然念念不忘，心存感激。
接下来，当校长的还有胡中青、黄永龙、陈永红。老胡当校长搞了个校训“团结、奋进、严谨、求实”，在田径场边上立了八块壁墙，用油漆把这八个字写得超大。
黄永龙当校长后，搞了个校歌，老黄亲自写歌词“峥嵘的岁月，光荣的集体，你像闽江浪涛不尽；神圣的园丁，丰实的桃李，你像鼓山松柏常青。啊，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你的名字辉煌而年轻，数十年艰辛的历程，铸就了一代代精英。听，新世纪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继往开来充满信心，我们严谨求实团结奋进”。
不少人说起这老胡、老黄的成品，最多的评价是“没特点”，太容易淹没在众多小学、中学、大学和军队学校的校训、校歌之中，找不着自己了。我认为，当校长谁不想弄出个动静？！老胡、老黄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总没错，他们只是普通的行政领导，又不是文化人，平就平一点儿，能凑合着用就行呗，不必过于挑剔。
学校1999年宣布撤销，2001年军区却又下命令任命了一位校长，人称“末代校长”李卫平。
中国人都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编制没了，就等于没了坑，萝卜按哪啊？还按在梅峰路6号院。2001年7月硬是把时任十八分部副部长的李卫平，提升为福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正师职校长。
有名无实的校长，主要搞善后。善后有什么干头？群众语言，“善后办，善后办，善完之后就解散，干部往下转，财产全清算，忙前忙后算白干”。老李却不这么看，他琢磨，咱先把正师解决上，善后办当跳板，接茬活动上副军。
没想到，位子没坐热，上面出事了。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长许志强被抓了起来，罪行是受贿、卖官和非法性行为，被判13年。许志强交代罪行时，把李卫平送他20万元买官事抖落出来。上面决定，审查李卫平。
军区联勤部高政委带队，一行人进驻梅峰宾馆，通知李卫平带上生活日用品到宾馆报到。据说，老李还是比较老练，心理素质也可以，没有一下“散了黄”、尿裤子。
来人问：“你是否给许志强送过东西”？
李答：“送过”。
来人感到谈话挺顺利，以为老李要“竹筒倒豆子”。于是接着问：“送的什么”？
李答：“不知道”！
来人吃了一惊，诧异地问：“你送的你会不知道”？
李答：“我送的，但东西不是我的”。
问：“谁的”？
李：“惠安X公司老板XXX的，他和许志强是好朋友，与我也认识，听说我要去南京开会，托我带给许志强的。人家用纸盒、胶带封好，没告诉我是什么，我也不好打开来看，所以并不知道里面装得是什么东西”。
问：“那个老板的姓名、地址、电话”？
李卫平一字一句写得十分清楚，连标点符号都没错。
审查组事后一查，该老板半年前就变卖资产，举家移居澳大利亚了。领导们这才明白李卫平“狡猾狡猾地”，领着大家黑灯瞎火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房间里。
还有什么办法呢？难不成再去澳洲查一把？
干部部长许志强的事，南京军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全军影响也很大，上上下下牵扯进不少人。军区也不想再下劲搞了，看看李卫平交代的事能说得过去，就此打住。据说，工作组回南京前，老李还在“真好味”酒店摆了一桌，以示告别感谢。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2002年7月一纸命令又把李卫平免了职，从下命令到免职，刚好一年。20万啊，好歹落下个正师职待遇。
军队是呆不下去了，转业吧，福建省开始原本打算安排老李到卫生厅任副厅长，听说以上事情后，重新研究，最终改任他去福建医科大学当副书记了。
四、印象深刻的教员
最多时，学校的教员、技术员有二百几十人。这只队伍总体不错，朴实、敬业、听话、自律。领导、机关和学员对教员们反映很好。
衡量教研室的硬标准就是两条：一是讲课好，二是成果多。当时教研室里比较强的是：解剖、护理、药理药剂、放射、病理、内科、政治理论。
解剖教员不容易，天天与死尸打交道，一进教研室的门，就是呛人的福尔吗林味。解剖教研室在林让平、李芳华带领下，出了不少成果。用塑胶灌注法做人体器官标本，教员、技术员暑假不休息，在闷热的房间里，连续精心苦干。标本出来后，只见肺、肝、心脏只剩立体镂空的血管，静脉是兰色、动脉是红色，完整细致得谁看了都得折服。
要说做骨架，更不容易了，尸体弄回来，在教学楼后的山上，生生用大铁锅开煮，将软组织全部煮烂，隔老远就能闻见炖肉味。骨头拾出，经化学处理，用铜丝一块块穿制而成。由于比例、质量等原因，一具尸体做不出一副骨架，二、三具尸体才能穿成一副。那时，解剖教研室煮死尸后的汤水顺山坡倒下，使坡上的茅草长得又粗又壮，根根好象竹竿，叶子绿得发黑。
护理教研室全是一帮女将，打头的是顾志萍主任。顾主任那时五十来岁，较胖，走起路来有些“颠”，快人快语，说话像打机关枪，人称“顾老太”，学校领导和机关人员都让她几分。
护理是学校五大主业之一，也可以说是之首，因为无论从学校承担的任务，还是实际培养的对象，护士都占主要位置。经顾老太太反复努力和学校多次要求，后来还开了高护班，培养大专学历的护理人员。
顾主任有两大绝招。
一个是讲授《护理学》的绪论，用宋丹丹话讲，那水平是“相当”高。上课时，顾主任先问：“当你们出生时，谁第一个用双手接着你们来到人间”？
学员齐声回答：“护士”！
顾主任又问：“当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是谁最后从病床上送走他们的”？
学员又答：“护士”！
顾主任加重语气：“俗话说，人生病后，三分治七分养，所谓‘养’就是护理，护理对康复具有决定意义”。
接下来，她从希波克拉底讲到南丁格尔，从英国创立近代护理专业讲到新中国护理事业的发展，运用大量国内外生动、精彩的事例，把护理工作的神圣、重要、光荣讲得惟妙惟肖、生动感人。
听她讲那堂课，立马让你认为，全世界里只有干护理最有前途，三百六十行只有当护士最有出息，拿医生教授咱都不换，当领导管人事咱都不干。学员们反映，上顾主任的课，就像在大洋行船，一会儿让你进入波底，一会儿又让你冲上浪峰，还没听够就下课了。确实，从课堂气氛、课堂发出的笑声、掌声，都是对她精彩教学的最好回馈。
再一个是活动能力，顾老太也是超强。一年里，她跑外面的时间不少于小半年，日常工作都由副主任黄永惠顶着。顾老太联系范围海了去了，什么福建省医学会、各军医大学护理系，什么解放军总医院护理部、全军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她都熟悉，甚至WHO（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秘书，她也联系密切。她担任着不少学术职务，在学校组织过全军护理专业年会。
护理是技术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教研室当时有三“玉”，郭爱玉、黄美玉、姚满玉，还有老先进吴筱官，个个气质高雅、精明强干，教学能力过硬，走路都带一阵风。无论是“三查七对”、打针输液、人工呼吸，还是隔离消毒、战场救护，“教”和“练”双方都十分严格、规范，下了很大工夫，基础夯得扎实。就拿铺床叠被来说，是女人都会干，但要在几十秒钟里，快速地将雪白的被套、枕套和床单换上，将干净、美观的病床准备好，那绝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刻苦训练、反复揣摩。不少学员为达到标准，取得好成绩，经常加班练习，搞得腰酸背痛，汗水湿透了护士服。在上级多次组织的考核中，学校护理学员们都不负众望，取得了骄人成绩，获得了不少奖状和荣誉。
药理药剂教研室，学校也很重视，配备的教员多，教学资源有意向他们倾斜。石振武是药理教研室主任，大脑袋、胖体格，说话慢、声音重，为人和善，深受大家尊重。
老石比较胖，他有个习惯，晚饭后必得出来散步，慢慢聚成了人气，与他一同散步的，增加了放射教研室主任杭章禄、微生物教研室副主任杜鲁训、军事医学教研室主任卢坚，有时电化教研室的孙伯兴、外科教研室的汤功铭、微生物教研室的汤英龙也参加，但比较固定的还是石、杭、杜、卢4个人。晚饭后，除非下雨，田径场煤渣跑道上，必得看到穿背心、大裤衩的这几位仁兄，边走边聊，一圈一圈转到天黑。这个场面，号称梅峰一景，相信很多医校人不会忘记。
搞药的发展路子比较宽，药理教研室风气正、鼓励上进，教员们也刻苦，知道努力，那时药理教研室已经开始出成果了，涌现出一批潜力较大的科研苗子。
政治教研室也不简单，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政教室好多年编在政治部序列，教学则由训练部安排。那帮弟兄能讲，死的能说活，活的能说蹦。李永根、刘如光、李宁、赵善耀、顿德文、陈朝宗、强秋波每次课堂教学测评，学员都打高分，理论教学在后勤政治部、军区政治部挂上了号。几任政教室主任都得到提升，施金才当了福州总院政治部主任、张炳耀当了十八分部政治部主任，李永根十三分部政委，刘如光第二军医大学副政委，后来的主任胡敏华、李宁、陈朝宗，先后转业福建省地方工作后，都发展不错，得到重用。
政教室从83年就注重教学改革，增设了《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和《医学社会学》课程，受到学员欢迎。他们撰写、出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有的医学院校至今还在使用。
值得一说的，还有电化教学研究室，以后改称“电教中心”。电化教学兴起于二战时的美国，为了在最短时间最快地教会人们使用武器装备，美军采用电影、幻灯讲授技术知识，收到事半功备的效果。
医校七十年代恢复后，就重视电化教学，先后选调了孙伯兴、颜永忠、张亚纬、郑宏等同志，组建起一支精干的电教队伍。电化教学形象、直观、生动，具有可反复使用、授众广泛的特点，但制作电教片尤其是经典电教片却十分不易。要经过编写文稿、编写分镜头剧本、拍摄、剪辑、配音、叠加字幕、审查、修改、定片等许多环节。颜永忠是电教室的多面手，也是干活的主力，他擅长摄像，经常扛着笨重的机器、跑室外、赶场面、抢镜头，编拍出不少优质教学片，学校大会、集体活动也都能看到他操着机器跑前跑后，劳动强度不低。颜永忠当到教保处处长，学校撤编后又任善后办主任，最后转业地方工作。
电教中心真实记录下医校发展变化的每一个脚印，用镜头、荧屏努力为教学服务，是学校现代化教学不可或缺的辅助和保障机构。
在教员队伍里，有三个人特别值得一提。
许景峰，1949年生，河北保定人，原是福州医校药理药剂教研室教员，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药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专业技术2级。国家新药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军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军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军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军区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解放军药学杂志、解放军医学情报杂志、药品不良反应等杂志的编委、编辑、副主编。1993年获全国“医学百名科技之星”称号；1994年获评北京军区优秀科技干部；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国家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7年国家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2002年获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2003年享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一类岗位津贴。主要从事医院药学和新药研究，“八五”以来,
主持完成科研课题16项，所研新药连夏消痞胶囊、尼可地尔、羟乙桂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6项、三等奖5项、四等奖3项；发表论文76篇。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
张发惠，1948年生，福建闽侯人，原是福州医校解剖教研室教员，现任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组成员，专业技术3级，全军解剖与组织胚胎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军医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军区显微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福建省解剖学会理事，《中国临床解剖学杂志》、《解剖与临床》、《中华实用医学杂志》等学术期刊编委。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临床解剖学科研工作，先后发表论文200余篇，曾担任《实用创伤性颈椎病诊疗学》、《显微骨移植的基础与临床》和《实用临床骨缺损修复应用解剖学》的副主编，参加撰写《临床应用解剖学》、《带血管蒂组织瓣移位手术图解》、《医护常用技术操作应用解剖学》、《临床显微科解剖学》和《显微足外科学》等5部专著。获得国家、军队高等级奖6项在内的各类科技进步奖30项。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南京军区“优秀中青年科技英才”，并荣获“九五”医学科技重大贡献奖，1999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李强，1962年生，江苏扬州人，原是福州医校内科教研室教员，现任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专业技术5级。擅长支气管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临床防治和呼吸系统少见病、疑难病的诊治，在介入肺脏病学和肺癌的早期诊断以及综合治疗，尤其在复杂气道病变的处理及呼吸系统的介入诊治方面具有较高造诣。曾作为大陆唯一代表，参加“亚太地区介入肺脏病学会”的筹建。是美国胸科协会、欧洲呼吸病学会、亚太地区呼吸病学会会员；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呼吸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中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肺癌学组委员、上海市医学会内科学会委员、上海市医学会肺科学会委员。担任《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国呼吸和危重监护杂志》、《解放军医学杂志》、《国外医学》呼吸分册、《临床肺科杂志》等编委及《中国内科年鉴》呼吸专业主编。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军队“九五”、“十五”科研基金；上海市科委重点攻关课题；国家“十五”攻关课题等基金资助，累计金额100余万元。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发表论文60余篇，主编出版《呼吸病介入诊疗学》、《实用呼吸内镜学》专著2部。
这三个人，在全军甚至全国都能排得上号。客观地看，许景峰、李强自己确实很发奋，但如果没有调到北京、上海，还在福州小地方憋着干，也许很难有今天的成绩。药理教研室同期的戴诗文、范尚坦、贺全山研究能力也不差，关键是福州条件有限，舞台不够大，成果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做出来，发展受到明显制约。
张发惠那是靠吃苦硬干出来的，身居大城市，有几个人愿意专心致志搞解剖，谁愿意一辈子干解剖？要是老张早早调北京、上海，说不定早改行干别的了。医校与总院隔座山，不管是在山西边还是挪到山东边，天天与死尸打交道，在死人身上做文章，在肉和骨头上搞科研，一步步晋升到技术3级，拿副大军区级的薪金，享受副军职住房、医疗、用车待遇，真是不容易，也真是理所当然。
发惠当年嗓门大，脾气直，不擅长人际关系，为调级、为工作经常受憋屈，早期领导对他也器重不够，他自己倒是“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埋头割死尸，认真搞教学，当教研室主任后也不松懈，成果一点点积累起来，最终成了气候。
对玉兰花，许多人总以为都是白的，我也一直这样看。后来有人告诉我，玉兰花有金黄色的，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在医研所合并过来的住房前，果然发现一棵玉兰树，长满了金黄色的花朵。轻轻摘下一朵，仔细观看，它的花形与白花没有二样，只是花瓣更娇柔，颜色更艳丽，显得富有贵族气质，香气也更加浓郁袭人。再后来，又有人告诉我，玉兰花还有粉红色的，我却一直没有见到。
有时我会想，许景峰、张发惠、李强不就是军中金玉兰吗！
五、难忘学员队
一所学校，学生是当然的主体，教员只是主导，其他人员包括领导都应该是为“教和学”服务的。
在学校工作过的人都有印象，学校真正的节日，是新生报到和开学典礼。这时，你能接触到充满朝气的新面孔，看到所有人员带有喜气的忙碌，感受到火热、生动、向上的氛围，摸到学校动脉快节奏、有力的“博、博”跳动。
等到放假了、毕业了，学员一走，整个学校立马冷清下来，往日火爆的场面没有了，熟悉到习以为常的身影消失了，让人会立刻心生寂寞，频添感慨，难以适从。
福州医校有六个学员队，后来成立了学员大队，但对学员实施直接管理的还是学员队。学员队的编制等级为正营。
年青学员在学校呆几年，他才不管校长、政委是谁呢，教员能记住的也不多，除非长相、打扮或教学上很有特点，机关干部就更不用说了，能让学员记下的微乎其微。但没有几个学员会忘记自己队干的姓名，不知道队干的特征和秉性，有的甚至终身难忘。
队干是学员的第一老师，这话一点不假。事事管、天天见，将队干和学员牢牢地胶合在一起。学员入学，从编班定位、一日生活制度到领书上课、开会活动，全是队干组织落实。尤其是招收初中毕业的地方学员后，队干压力更大，这些学员十五、六岁，从地方中学直接考进军校学习护理专业，年龄小，缺乏独立生活经验，不少没有远离过家门。队干就从剪头发、钉领章、穿衣戴帽手把手地教。有的小学员对部队生活不适应，产生退学思想，队干部耐心做思想工作，像爸爸妈妈一样关心、爱护她们，肯定她们细小的进步，鼓励她们战胜自我，成为一名合格的女兵。
学员队一般编一百几十名学员，多的二百四十多人。“一只羊是放，一群羊也是放”。关键是学员有男有女，又正当青春年少，要保证不出问题，增加了管理难度。军医大专班男性占绝大部分，检验班、放射班、药剂班都是男女不等，护士班则完全是女生。但入学年度不同，很难完全按性别分队管理。
队干部从早晨起床组织学员出操，隔三差五带班听课，队为伙食单位时还要养猪种菜抓伙食，直到晚上学员休息后查铺查哨，可以说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睡在床上，心还扑腾”，没有一刻得清闲。
学校军务科不允许女学员化妆、织毛衣，可小女孩哪有不爱美不喜欢折腾的，规定（龟腚）咱就当它是个“王八屁股”，明着不摸暗里摸。化淡妆的、卷头发的、钩花边的、织毛活的一时成风，队干男的多，休息时不能进女生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时也不方便翻查女生床铺和抽屉。学校下决心，凡有女学员的队，队长、教导员里必须配备一名女性。这一下，问题解决了，女干部进女生宿舍，抬腿就来，抄得抄、查得查，奖得奖、罚得罚，三下五除二，垃圾堆里多出好些写着外国字的瓶瓶罐罐、穿着竹针的毛活儿和线活儿，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打马虎眼，搞“藏污纳垢”了。
军务科抓学员队的行政管理是极为严格的，丝毫不讲情面。军务科长赖维民，责任心极强，学员出发上课，他天天站在马路边，瞪着眼虎起脸，盯着学员列队行进。走路不整齐的、呼声不振奋的、歌声不嘹亮的，立马下令带回重走。走不标准，不能进课堂。
学员对老赖恨得要死，背后发狠说，改日落在咱们手里，他不站完军姿、踢好正步，本小姐绝不给他打针输液，活活看着他打蔫嗝儿屁完蛋！
气归气，眼前还得老老实实服管，只能振作起来，挺直腰板、甩开手臂、扯开嗓子，走好、喊好、唱好。老赖这一手，不但对学员有压力，而且也促使队干们注意抓学员的日常养成和队列。为此，医校学员的军姿、队列动作和礼节礼貌，都提高了一大步，男学员挺拔如松，女学员玉树临风，一点不比野战部队出来的战士差。
学员队里，最较劲的是学校开展文艺、体育比赛。这时，每个队都暗地筹划、加紧准备，以期一鸣冲天，先声夺冠。医校里，还真不缺乏文体人才，唱的、跳的、说的、跑的、射击的、游泳的、打球的一应俱全，这方面好象与老卫校一脉相通、基因遗传。
队与队拔河时，人人鼓劲，喊声振天，加油的、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双方往往势均力敌，相持不下，还有把手腕粗的绳子生生拔断的。
篮球比赛，那更了不得了，男学员穿着号衣上场，潇洒倜傥。赛场周围密密麻麻全是女学员，虽然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粉丝”、“篮球宝贝”一说，但那个气氛傻子都能感受出来。哪个小伙儿上场不使出真功夫、不玩命拼抢，你让他悠着点儿都绷不住。
九十年代中期，学校组建了五十多名学员的女子军乐团，购置了全套军乐乐器，请专业老师精心指导，学员们刻苦练习，大家很快掌握了吹奏要领，合练效果也越来越好。以后，学校庆典、重要集会、大型演出，都能看见她们英姿飒爽的队列吹奏表演，听到她们吹出激昂悠扬的《解放军进行曲》、《歌唱祖国》、《人民军队忠于党》等十多首乐曲。
医校参加全国歌咏比赛、全军体育达标评比、军区文艺调演、地方文体活动，次次露脸，弄回来许多奖杯奖状。学校领导、训练部政治部领导，说起这些，就像夸自家的孩子，聊起来就住不了嘴。
学员基础和专业理论课学完后，要去医院实习。一百多人分散到五省一市（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市）十几家部队医院，有时也在地方医院实习，从高度集中到高度分散，队干们开动脑筋，认真制定实习编组方案。要选好实习组长、成立各实习点党团小组，要注意合理搭配学员、开展纪律教育，要提醒学员带好教科书和笔记、搞好理论复习、准备毕业考试。学员下点后，队干定期巡查实习情况，听取院方带教老师意见，解决发现的问题，仍然忙个不停。
青年学员有很强的上进心、荣誉感，在正确的思想和方法引导下，追求进步、奋发向上，努力学习、勇于实践，涌现出许多先进和典型。历年中，有近千名学员入党，一千四百多名学员受到各级表彰。
医校培养出的学员，广泛分布于五省一市的部队单位，其中，有的担任了行政领导，有的成为医院以及基层卫生队、所的骨干，还有的进入了中南海，成为邓小平、江泽民、李先念、陈云、宋任穷、薄一波、习仲勋等高层领导的保健护士。现在不少转业了，地方许多单位也时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发展快的，已开办公司创出了自己的事业。
玉兰花虽然小，但浓缩往往是精华，它芳香持久，香气沁人肺脾，诱人醉人。用花中的玉兰芳香素制作茶叶、香皂、香囊、香水，与桂花、菊花、牡丹花、茉莉花截然不同，它的香味柔中寓刚、浓中见醇、厚重之中感觉高雅、华贵之间如见清逸。经过玉兰香气的熏染，平俗物品也能身价百倍，别的不说，您看看玉兰茶多少钱一斤就知道了。学员在校风正、管理严的梅峰6号院经过历练、打磨，是不是也像玉兰茶一样，不管走到哪，都会带有一股人见人爱的香味儿呢？！
多少年过去了，风华学员已成父母、已是领导，但聚会中见到以前的老队干，仍然先恭敬行礼后热情问候，紧握的双手久久难分，历经的往事会一件件浮现脑海，一句句溢出舌尖，动情之处，热泪盈眶；激昂之时，把酒高歌。
这时，每一位曾经当过队干的人，都会发自心底地感到：操心受累当队干，值！
六、老卫校人、官二代及夫妻档
哈哈！这可是三个敏感话题。但谁讲医校事都不可能绕过它，不聊这三个题，就会很枯燥，就会没意思。
先说老卫校人。
老卫校首先还是应该肯定的。它从55年诞生，到69年撤销，一共十四年。“文革”66年开始，到卫校69年撤消，不过才三年，其余十一年都是在军委、军区和军区后勤部领导下，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实施教学和管理。
就是在“造反”的三年中，也不是每天都胡来乱搞，也不是学校每个人都参与了批这个抓那个，开枪搞武斗。被今天认为当年卫校造反派倒行逆施干的一些荒唐事，那是谁叫干的？不是领袖同意，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号召的吗？！
“文革”过去已经三十多年了，对这段历史，国内上下都是少提不提，尽量一笔带过，少说为佳。可是，不能严肃正视、深刻分析这段畸形历史的根源、演进和危害，能保证悲剧不再重演吗？
“文革”有许多怪事，比如，造反派抢走解放军部队的枪，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被造反派打伤、打死，抢走武器的；也有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上级不准自卫，睁眼看着人家拿走的；还有说穿了，其实不是真被抢走，是观点相同、暗地支持，半推半就送出去的。当年，福州军区机关里，一蹦老高的“造反派”，不光是年轻的干事、参谋、助理员吧？！有没有大干部？哪几个？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还是能够点出来的。
老百姓能把军队的枪抢走，说出来，索马里海盗都笑了。今天，你到军营抢个试试，保管你还没摸到枪毛，就被打成筛子眼了。按照这个逻辑，现在还有哪个军校的学员敢去抓、斗、侮辱校领导，更不要说军区首长了。
医校回到福州后，为加强教学与管理，陆续调入不少干部，来源主要是三部分：一是各部队和医疗单位的优秀干部，二是新毕业的本科以上学历的学生，三是分散在各地的老卫校教员、机关干部，粗算一下，老卫校回来了大约三、四十位，占学校干部总数的四分之一。他们中，既有校领导、机关干部，也有教员、队干，年龄当时大多在五十上下，经验丰富，来了就能上岗，自然而然成为学校骨干。
八十年代初，开始清理“三种人”，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医校成立了清查办公室，党委领导、副政委挂帅、政治部主抓，人人把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况“讲”清楚。医校还用问吗？！就是以老卫校的一帮哥们姐们为重点了。那一阵挺紧张，材料整了不少，内查外调一直没停，老卫校许多人员心惊胆颤，不知会有何种结局。好在这次清查，对有人揭发认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人和事，处理严格，对一般性问题只要求搞清楚。
学校的老卫校人，个人只讲自己的事，没见互相“咬”，承认参加过批判会、喊过口号，没打过人；到机关要求领导接见、回答问题，没搞打、砸、抢；梅亭武斗没上山头开过枪，就是送水送饭，照顾伤员。怎么样？全是擦边球。
1967年福州梅亭8.20流血事件，影响很大。
事件原委是这样的：新福州大学公社警卫部队与军区卫校革字派接到省革命造反委员会“武卫司令部”命令，组织“护粮队”到城西梅亭粮库拉粮。梅亭被东西两边的山夹着，是军区卫校红字派的据点，梅亭粮库近在咫尺，是个既危险又敏感的地区。革造会一派为确保粮食顺利运出，便在粮库西侧两座小山的山腰设了暗哨，新福大一边，校革字派一边。
革字派共七名武装人员潜伏在离红字派只有四、五百米的山腰上。
当天十时许，卫校红字派武装巡逻队在东面山梁巡查，三名手持“五六”式冲锋枪的人员呈散兵队形从山上下来，显然已发现了革字派的人，他们对来人喊道：“干什么的？赶快走开，要不就开枪了！”而革字派也回喊：“你们不要再往下走，不然，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红字派随即在离革字派的岗哨约一百米处就地卧倒，双方开枪打了起来，弹雨带着哨音一遍遍抽打着山坡。
在另一边山腰潜伏的新福大人员当即决定，“赶快占领山头，掌握制高点，侧应掩护革字派”。但未等他们行动，红字派已有二十多人从右侧迂回过来，新福大被包围了。这时，红字派喊话：“你们必须退下山去，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由于红字派人多势众，新福大只有六个，“好狗不敌赖犬多”，只好先撤。不过，他们没有走远，除一人下山搬兵，其余五人还在半山腰持枪坚持。
卫校革字派处境危急，红字派在火力掩护下，从四面隐蔽包抄过来，子弹打得人抬不起头。革字派只好让一人到粮库报告情况，余下六人继续顽抗。红字派的一个小分队从后面偷袭上来，出其不意地在革字派人的身后大喊：“缴枪不杀！”革字派一伙惊慌失措，终于被红字派缴了武器，当了俘虏。
十一时，革造会的增援部队赶到，双方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枪战，因为红字派控制了制高点，又修筑了工事，所以，尽管革字派人员数倍于红字派，却久攻不下梅亭山头。多日枪声不断，冷弹横飞，两派各被打死4人、重伤多名、轻伤十余名。接着，革造会在福州市主要街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抬棺游行，声讨红字派的罪行，夏天酷热，棺材里的遗体腐败后流出尸液撒在路途中，散发出阵阵恶臭。
后来，中央调查组（其中有8.29派和革字派代表）乘着一辆空军小汽车从正面公路驶入射击区，红字派和革字派还在互相对峙射击，调查组小汽车被机枪子弹击中多处，车上重伤三人，轻伤二人，其中8.29派代表（中三弹）和革字派代表（中一弹）各受伤一人。
梅亭武斗，最后在福州军区的强势干预下，两派代表才谈判停了火。
因为事隔多年，人员变迁，很多细节难以还原，加之众人开枪对射，能讲清是谁发射的哪一发子弹打中人了？关键是学校自己的清查办查自己的人，结果嘛，用现在流行语说“你懂得的”。
倒是机关有一个科长，被原来外省所在单位来信揭发，“文革”抄家弄出不少金子，仓库经他看守黄金丢失不少，清查办谈话时，该同志紧张的不得了，详细叙述整个事件过程，对金饰、金条入库数量提出质疑，并回忆出交接程序和办理的有关手续。组织上让其写成文字材料，寄往来函单位，此事就此了结，没有深究。
八十年代中期，又搞了整党，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这种状态，使医校里背着“政治包袱”的老卫校的一群人，小心谨慎，低调处事，灰溜溜的。但这种压力，也客观地推动他们往一块聚，迫使他们注意将自己负责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训练部长吴思安就是老卫校的，当过教务科长。据说，最早他学得是护理，毕业后那是要当男护士的。后来他没有走专业路子，而是干上了教学行政。老吴绝对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范儿”，最大特点就是敬业、认真。训练工作他管得有条不紊，对教员、队干和机关干部也不错，待人很客气、很真诚，大家对他评价挺高。
吴思安是浙江永康人，有两大嗜好：工作和吸烟。医校机关，每天他到办公室最早，离开办公室最晚。找他就去办公室，除非睡觉、生病，其余什么时间他都在办公室、会议室写啊、看啊、研究问题。我看过他的笔记本，蝇头小字、笔体清秀、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记得满当当的。老吴那个烟抽得也是不得了，一根接一根，不烧到手指头不会丢。抽烟多吃饭少，老吴瘦得一把骨头，有人说，点根火柴，吴部长就能着，你想想他能瘦成啥模样？！吴思安老婆郑翠云在校卫生所当护士，有人说起老吴的工作和身体，她也直摇头，表示没办法，随他去。
老吴现在七十大几了，早已戒了烟，比以前胖了，身体还很健康。
再说官二代。
那会儿还真没这个词，现在“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艺二代”、“穷二代”等等，新词倍出，不一而足。医校人们当时使用的词是“干部子女”或“高干子女”。
福州是军区所在地，各级领导干部比较多，医校迁到福州后，每年都有领导们的子女调入这所学校。军区首长的、总部领导的、军区后勤部首长的、各军师部队的，地方领导的，都有。大部分是老红军、老八路的后代，加在一起也有二十多个。凭心而论，这帮“官二代”还真没有一个很差劲的。
尹健是文化教研室副主任，从事英语教学。他父亲是军区副政委尹明亮，哥哥是现在见天上电视介绍武器装备的海军少将尹卓。尹健的英语，讲得地道，不看他人，光听发音，你肯定以为那就是一个打小出生在英国伦敦皇后区安德里斯第5街区的居民。老尹教英语，备课认真，教案完备。注意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讲语法深入浅出，练发音从慢到快，经常穿插谚语小故事，让学员们在快乐中学习，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
楼小钢在守备部队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军区后勤营房部部长；杨宁干过妇产科军医，她的父母都是老红军，父亲任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校党委让他们俩搭班子带学员二队，杨宁当队长、楼小钢当教导员，两人团结一致，相互支持，一心扑在学员队建设上。几年下来，一个队让他们带成了南京军区先进单位，无论是思想、学习、作风、纪律，还是文体活动、完成任务，样样出色，成为基层建设达标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杨宁被提拔为科研科科长，楼小钢被提拔为组织科科长。
像在校机关或学员队工作的郭丽霞、李晓璇、赖维民、钟天民、孙珑，在教研室工作的曹延、宋屿娜、肖瑞华、李力、高琦、李宁等等，从不以家庭背景自居，坚持低调为人，高调做事，没有“我爸是李刚”这样的事，都为学校发展做出了贡献，有的立功，有的受奖，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好同志。孙珑、宋屿娜还是学校撤编后，最后一批离开的同志，为医校尽到了个人应尽的责任。
最后说的是“夫妻档”。
有亲属关系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倒底好不好？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外资企业里的员工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如果两名员工结婚了，必有一人离开公司。欧美等发达国家里，这种现象也不严重，首先不少女性在家当全职太太不用上班，其次制度管理比较严格，人员录用时，就注意避免这种现象。
医校的“夫妻档”不少，随便数数，不下二、三十对。有校领导、部门领导、教研室领导，也有一般干部和教员，甚至还有职员、工人。后来孩子到了工作年龄，也进了医校，使校里不但是“夫妻档”，还出现了“夫妻档二代”。医校这部分人，表现还都比较好，那么多年，没有让人厌恶的夫妻，也没有遭人反感的父女和母子。
学校当时有的领导一直认为“夫妻档”好，理由是工作安心，相互勉励，也能省房子。比如调入十个教员要十套房，如果十人是五对夫妻，五套不就解决了吗？！学校在分房条件上，也有意向“夫妻档”适当倾斜。所以，学校九十年代后，年轻教员、技术员校内找对象结婚的有若干对。
现在这种现象在地方、在军队驻大中城市的学校、医院、科研单位更趋严重，据说北京、上海有的单位里，具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比比皆是，厉害的，一个人就能连出十几位。新人进到这个单位，也要像《红楼梦》里讲的，刚到应天府任职的贾雨村先找门子要一份“护官符”，赶紧弄清关系网，掌握“护身符”。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压到“老虎尾巴”，踩上“连环雷”。
设想，有这种亲密关系的人分布在相互制约的具体单位，如何能制约得了？在权利部门，如何能避免“近水楼台”？在问责部门，如何能做到究错定罚不讲情面？在行使民主权利时，如何能防止宗亲的庸俗化倾向？恐怕真的很难。
“家族化”、“亲友团”现象值得警惕！
七、治学治校的争论
福建的夏季，总要刮台风。台风一来，天色昏暗、雷劈电闪、风雨交加，高速气流荡涤着寰宇世界，许多树木被吹得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连根拔起、拦腰折断。玉兰树根系发达，主根扎得深、辅根遍四方，树干柔韧性好，枝条、树杈有时被吹折，却很少惨遭倒毁之灾。台风过后，经过风雨洗礼的玉兰，叶子更加苍绿，树干更加挺拔。
医校人绝大多数具有责任感、事业心，在教学和工作中，他们对学校发展、教学深入给予了倾情关注，做了一系列深层次地思考。
1、医校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全校上下争论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研讨的焦点主要围绕：是只培养部队基层单位能留得下、用得上、干得好的医务干部，还是基础知识扎实、具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医学人才。前一种观点认为，上级规定了学校的等级和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只要按照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即可，没有必要自提标准、自设难题，增加麻烦了。
解剖教研室主任林让平等一些教学骨干则认为，任何教育都要以启迪思维、开发智力为终极目标，培养人不能只顾一时，要看长远，不能走读死书、死读书的路子，不抓创造能力、不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不提高动手能力，学校只能产生低层次学生，如同工厂生产残次产品一样。林主任在教学研讨会上多次阐明这一观点，并带头实行教改，增加学员实践课时，鼓励学员自己动手，重视运用讨论法、问答法实施教学，收到了好的效果，学校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予以上报下发。
提起中国的教育，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中国人为什么善于模仿，不善于创造？与中国教育的模式有密切关系。从小就强调死记硬背、就要求“听老师的话”，还怎么创造？如何另僻蹊径？打开学员思路，允许发散思维，尊重学生的探索精神，鼓励学生多做尝试，培养人格健全、充满自信、德智体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中，对社会对国家对军队负责的学员，是军校教改的唯一正确目标。
尽管后来提升了副校长的老林，领着药理教研室的苏开仲等几人，“创造性”地承包药厂搞“开发”，使用新工艺从脱脂麸糠里提取肌醇出售，结果赔了个底儿掉，但他提出的教学观念，还是有效地促进了医校的教改工作。
2、医校教员到底以教为主还是以研为主？福州医校层次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你培养中专、大专人才，人家培养博士、博士后，没得比。你总不能拿福州医校当北京协和医学院吧。
层次低的学校，当教员的门槛也相对低些，九十年代前，好象教员中没有博士、博士后，也没有留学海归的高层次人才，就是硕士和完全制本科毕业生，也如凤毛麟角，确实不多。所以，争论“教”、“研”哪个为主，并不奇怪。
医校教员中有四类：能讲能研的、能讲不能研的、不能讲能研的、不能讲不能研的。第一、第四均属少数，第二、第三居多。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问题。讲课好、讲课多的，没有论文、没有科技成果；而论文多、科研好的，讲课一般化，到评功评奖评职称调整技术级时，矛盾就来了，有的甚至委屈的掉眼泪。
“教”和“研”应该是合格教员必须具有的两种能力，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以研带教、以教促研，教研并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实际中确实往往有缺憾，所以后来总参又设立了“教学成果奖”来弥补光有“科技奖”的不足。医校训练部也多次举办“科研如何立项”、“撰写论文的方法”和外语培训班，提高科研能力较弱人员的素质。而对具有科研优势的教员，注意增加他们的教学工作量，督促他们多参与教学活动，提高施教水平，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
现在，为了赶时髦，许多大学标榜所谓“研究型”，有的医院也出洋相地给自己加上“研究型”的帽子，真不知道这些单位的领导脑袋是不是让驴踢过？！大学养着一堆教授，你不让他“研究”都不成；医院要治病，不“研究”能治好？无非是要搞好选题立项，定妥攻关带头人，组织强干的科研团队，从经费、环境、精神给予大力支持，才能多出成果、出大成果。扎扎实实地解决教研、医研中的问题，比标榜建立“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医院”强得多。
3、临床教员如何不脱离医疗实践？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很强的学科，知识更新快，新技术新业务层出不穷。进入正规化教学活动不久，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有的教员满足照本宣科，完成教学课时。有的将收集的一点新资料、新信息加入教学内容，就算联系实际了。还有的教员等待上级安排外出进修，以提高业务水平。主动一些的，利用课余时间，到教学医院蜻蜓点水般参加一点临床活动。
李学明当校长后，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当务之急，他到上级多次要求，增加附属医院，解决教员和医生“只教不干”和“只干不教”的问题。军区后来果然将二里之遥的172医院划归医校编制序列。
教学医院与附属医院不是一个概念，教学医院是兄弟关系，医院的事情学校管不着，只是将自己的学生放到人家那里教一教；附属医院则是上下级关系，干部统管、令行禁止。一下把这个难题解决了。
172医院许多医生是老牌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手术做得好，工作有经验，经过教学法培训，让他们上讲台很快就能胜任，他们为学员带来许多鲜活、生动的医疗实践经验。医校的内科、外科、中医、放射、护理、病剂、微生物等部分教员则编入172医院相关科室，参与检查、治疗等临床活动，进一步增加了教员们的感性知识，提高了自身的医技水平，积累了教学素材。
看看我军现有的某些高等院校，上校、大校、甚至将军们天天在象牙塔里呆着，严重脱离士兵、脱离装备，也不了解可能的作战对象，没有部队指挥和任职经历，更不要谈作战经验了，只会夸夸其谈、纸上谈兵，能教出什么学生就可想而知了。一旦战争到来，“马谡”的教训能够避免吗？士兵的生命、战争的胜利、国家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得到保障吗？医校较早重视解决的问题，对当今一些军校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4、对学员是否要实行较高淘汰率？教员和队干都是赞成的，学校和机关领导则不甚赞成。
一次教学座谈会上，顾志萍主任曾毫不客气地问学校和机关的领导：“你们说，国家队靠什么拿冠军，中国体育事业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取得飞速发展”？
会场一下静了下来，大家屏弃呼吸，等着听顾老太的高论。
顾主任环视大家一圈，提高声音说，“就是靠一条，行的上，不行的下，没有照顾、没有后门。你看看我们的学员，不够参军标准的来了，学习成绩很差的也来了，这个是军长的女儿，那个是处长的妹妹，几门不及格还要毕业，学员素质怎么提高，怎么培养又红又专的医学人才”？！说得大家都喊好，领导挺灰溜。
下来后，孔德模副校长跟几个人说，“别听顾老太太瞎吵吵，国家队是选拔尖子人才，我们初级医务学校是培养普通劳动者，都淘汰了谁当护士，你们说对吧”？
他指着刚下课列队回宿舍的学员，用浓重的莆田音充满感情地讲：“学员中干部子女不少，有的学习成绩确实不理想，但你们不想想，他们跟着爹妈今天蹲在这个大山沟，明天调到那个大山沟，能有什么好的教育环境？！成绩不好是有原因的，开除容易，一脚踢出门外，将来谁还愿意去基层，谁还愿意带部队？总不能让部队干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吧”！
听顾主任讲的话，有道理；听孔副校长讲的话，同样有道理。看来，不搞淘汰制不行，搞的太厉害，从现行国情看也走不通。这事得慎重，既不能操之过严，也不能失之不用。人家美国西点军校保持20—30%的淘汰率，我们1%以下行不行？！
实际上，后来学校党委也是这样掌握的。
5、学员的时间怎样合理分配？军队要进行队列训练，要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军校当然也少不了这一套，可军校的中心任务是学习、是更好地掌握知识，矛盾的焦点是如何做到两不误，争取更多时间，进行有效学习。
林雪怡、纪礼明、王琪珍、何其玉等教研室领导，一致要求训练部、学员队抓好学员的晨读和晚自习。林主任给大家算了一笔时间帐，一天浪费一个小时，不知不觉，一年就是三百多个小时，二年就是七百多个小时，三年就是上千小时。要少学多少东西？少掌握多少知识。
学校对教研室这方面意见很重视，适当减少了队列训练时间和用于其它方面的时间，加强了学员路途队列训练，才有了前面所说军务科赖科长认真叫板、严格把关的情况。早晨和晚上学员不放任，队干组织、教员到场，按照教学计划进行预习、复习、辅导和互帮互学，学员学习时间明显增加，学习氛围也浓厚了。而军容、内务、卫生、队列仍然保持良好，上级检查，评价很高。
研讨、争论的现实问题还有很多，就不一一例举了。
争论好不好，我认为好。“事越讲越清，理越辩越明”。争论才能看清问题焦点，争论才能把握事物曲直，争论才能避免少走弯路。开国领袖曾经说过“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综观世界发达国家里，什么事不争论？他为什么要搞上院、下院，参议院、众议院？再看司法程序，为什么规定要有律师？都是为了争论，为了多听意见，避免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防止乱拍板。
决策时不广泛听取意见，拍板时不能保证基本正确，依靠“错了，改回来就是了”，搞个基层试点还可以，大事大国真的玩不起！
医校的治学治校争论十分有意义，领导与知识分子平等以待，容许大家敞开思想、发表意见，言辞激烈也能听进去，不排斥不否定，尽量汲取其中合理成分和有用精华，确保教学和学校建设少走弯路。
医校的领导明白，台风虽然使玉兰树摇摆，但大风过后，玉兰树不是更加“挺且直”吗！
八、感慨之言
据说，1985年国际卫生组织工作人员到福州军医学校考察，一进大门就说“BEAUTYFUL（美丽）”！转了一圈后又说“VERY&
BEAUTYFUL（非常美丽）”！听说学校要撤掉，惊讶得耸这肩膀，连问了三个“WHY（为什么）”。
尽管几个洋人走后，八十年代中期学校并没有被撤掉，熬到九十年代末还是被撤掉了。
建成一所院校很不容易，它要靠资金投入、靠时间积累、靠许多人辛勤努力，一般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完全就绪，再要十年才能提升、巩固。
福州医校在办学过程中，得到军区、军区后勤部、福建省有关部门、各相关学会协会和院校的大力支持，学校搬回福州后，七任校长、六任政委，带领全校上下辛勤耕耘，共同努力，创造了光辉业绩，交出了合格答卷。
无庸讳言，学校也发生过一些负面事情，比如盗窃、学员跳楼摔伤、打架、违法性事，最离谱的是一干部诈称知道一笔数额巨大的历史秘密宝藏，跑到领率机关“献宝”。
这些负面的事情，都不算大，是个别人所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和重大影响。多年过去，倒是在医校同志聚会时，往往成为大家酒桌上的谈资、笑料。讲起这些事情，你叙我述的，不但人名清楚，而且事情过程、处理结果都详细之极。
一纸命令，如此完整、如此美丽的医学院校，顷刻就不覆存在。地皮房产交由十八分部XX大队，2001年双方在领导主持下举行简单的交接签字仪式，随后XX大队进驻梅峰路6号院，医校善后办移到大门口原印刷厂办公。
医校所有的教学装备及资料，还有54名干部，由福州总医院接收。所有东西能搬的搬走，能廉价卖的卖掉，只有一百多具尸体一时无法异地存放，仍然还在原解剖教研室地下室福尔吗林的池子里泡着，默默伴随旧校园里的新主人。172医院进入总院编制序列，改为了第二住院部。
医校许多老同志，看到多年积攒、如同珍宝的教学标本、模型和图书资料被随意处理，心痛至极，有的流下了眼泪。
难道我们国家的教育过剩了吗？医学教育已经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医务人员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了吗？为什么不能像第一军医大学那样，完整地交给国家，让它继续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只是因为舍不得梅峰那块地皮吗？
这些问题没有人会关心了，再关心也没用了，因为福州医校毕竟已经撤掉了。
多年后，站在曾经学员和教职员工人声鼎沸的运动场前，看着空旷少人的校园旧址，只见花落无香的玉兰树叶被秋风吹得“沙沙”作响，几片黄叶极不情愿地随风飘摆落下，在地面翻滚远去，我不由信口道出唐代诗人崔颢的一首七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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