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患抑郁症跳楼 事前母亲曾说“你咋不去死”|母亲|气话|跳楼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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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患抑郁症跳楼 事前母亲曾说“你咋不去死”
&&& □记者 李岚
　　阅读提示
　　昨天上午，家住中原区的小谢告诉母亲，要到驾校去学开车。半个小时后，他进入陇海路与秦岭路交叉口西侧一栋12层高的大楼，从9楼西侧女卫生间的窗口跳下。据小谢的母亲讲，2005年，小谢高考失利后精神受到很大刺激，患上了抑郁症，至今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
　　◎小伙子 ◎可惜了 ◎才26岁
　　小时候，他是院里有名的好孩子，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父亲去世后，母亲天天逼着他学习，希望能出人头地
　　高考失利后，他整天闷在家里唉声叹气，患上抑郁症
　　26岁的他，至今没有工作，没有女朋友
　　前天，在家里不吃躺了一天后，昨天一大早出门就出事了
　　楼上突然坠下一个人
　　昨天上午9时30分，位于陇海路与秦岭路交叉口西侧一栋12层高的大楼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人。
　　大楼物业部的一名负责人介绍，因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没有人看清此人是从哪一层掉下来的。
　　不到3分钟时间，120医护人员就赶到了现场。经医生检查，男子坠楼时，头部先着地，颅骨碎裂，已死亡。
　　110民警赶到后，及时在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记者发现，男子坠楼的地方，位于大楼西侧。由于事发时，只有四楼和九楼的女卫生间窗户开着，民警怀疑，男子很可能是从这两处敞开的窗户上坠楼的。
　　死者是谁？为何坠楼？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上午10时10分，建设路派出所的刑侦民警在检查死者身上的物品时，从其左侧裤兜中翻出10元钱，右侧裤兜内翻出了一部手机，与死者的亲戚取得了联系。
　　10时20分，民警上楼排查，发现九楼女厕的窗户上，有明显脚印，无打斗痕迹。民警由此初步判断，男子是从9楼窗口跳楼自杀的。
　　上午11时，一位头发花白的大妈，神色慌张地赶到现场。看到地上白布蒙盖的男子，大妈顿时瘫坐在地上，抱着死去的男子号啕大哭。
　　据大妈讲，死者是她的儿子，小谢，今年26岁，家住中原区。
　　好孩子高考失利后患上抑郁症
　　小谢的母亲说，她是一名教师，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小谢是大院里有名的好孩子，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
　　2001年，小谢的父亲去世，当时小谢上初中。为了把小谢培养成材，她天天逼着孩子学习，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
　　2005年6月，小谢因高考失利，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整天闷在家里唉声叹气，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我发现他精神异常，就带他到医院治疗，说是抑郁症，并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住过几次院。”小谢母亲说，从毕业到现在，儿子近8年的时间里，虽找过很多工作，都是干不了几天。别人给他介绍了许多女朋友，但一个也没谈成。
　　两年前，小谢突然提出想学开车，母亲当即出钱给孩子报了驾校，但两年了，也没考过关。
　　近段时间，小谢不知受了什么刺激，总是躲在家里不出门。前天，小谢在床上躺了一天，母亲中午和晚上做的饭，他都一口未尝，这让母亲既焦急又恼火。
　　“当时我说了一句气话‘你咋不去死呀’！没想到今天就报应到了我身上。”小谢母亲说。
　　“我好后悔呀，一不该逼孩子学习考大学，二不该拿狠话骂他！”小谢的母亲边哭边责怪自己。
　　“平时他出门，我会骑车跟在后面，今天一大意，就让他一个人出门了。”小谢的母亲说， “孩子早饭也没吃，说是要到驾校学开车。没想到，离开家半小时，就出事了”。
　　给孩子轻松的环境，别逼孩子
　　“小谢从小失去了父爱，母亲又给了他难以承受的学习压力，却没有减压空间，导致其精神崩溃。”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孔德荣说，精神压力过大，性格内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和苛刻的人，最容易患上抑郁症。孔德荣提醒家长，不要逼迫孩子，也不要对孩子期望过高，只有给孩子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和生活环境，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A线索提供 宋女士 稿酬 100元 新闻热线 96211
　　认识抑郁症
　　孔德荣说，目前自杀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所占的比例最大。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4大疾患。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性疾病，可由各种原因引起，轻度患者，一般表面上很难看出来，所以，也很难引起家人和周围同事的注意。抑郁症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严重者可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
　　程度较轻的患者感到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凡事缺乏兴趣，“高兴不起来”；程度重的可悲观绝望，有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之感，患者常诉说“活着没有意思”。
　　抑郁症是一种病 八成可治愈
　　南京脑科医院抑郁症病区主任姚志剑说，抑郁症绝对不是网友所说的“精神癌症”，而只是一次“心灵的感冒”，千万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如果坚持规范治疗，60%-80%的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是由于大脑的内分泌出现问题，大脑的神经传导出现问题导致的，所以是疾病就需要治疗，需要服药。
　　崔永元
　　也曾抑郁过
　　崔永元在做客央视《艺术人生》时，直言不讳地谈到自己得了抑郁症，而且是重度抑郁症。“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得了这种病，希望你不要歧视他，然后鼓励他去看医生”。像韩国的李恩珠，我国香港的张国荣，还有好多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因抑郁症自杀的。
　　易患抑郁症
　　2005年9月，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陕西省的72万抑郁病人竟然近半数都是学生，其中初中生占16%，高中生占18%，大学生占24%。2005年6月，北京市卫生局公布了北京地区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15岁以上市民中，约有60万人患过或正患有抑郁症，其中大学生不少于10万人。
(原标题：母亲一句气话“你咋不去死呀”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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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亲戚家有个人曾经来我家做客时，和我外婆聊天，没过多久，这个人生气地对我外婆说：“谁都别想比我过得好！”不知是一时的激动还是真实的想法。不过再联系这个人平时的行为，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例如，在别人开心的时候总是非要去掺合，弄得大家都不开心；在别人面前指指点点，看到a开心就说a的闲话，看到b开心又说b的糗事，最终仍旧不欢而散。事实上这并没有使自己获得什么，对这样的人该“报以同情的目光”吗？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呢？
你这个问题就好像在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精神一样。你让别人如何回答？人性？思维？成长环境？去他大爷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如果非要给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上帝需要这些人让你显的更大度，让你心态变更好。其它的没了……
正常 谁都想当no1 但是必须通过自己努力，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出发点不能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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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患抑郁症18年：那种痛苦说不出 绝望想死
01:35| 发布者: | 查看: 479| 评论: 0
杨思明。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岁的石浩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像个正常人一样。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被抑郁症打回村庄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日，北京安定医院。饭厅里，两名郁友正在跳舞，边上一名抑郁患者一直默默落泪。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数字令人惊心：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在2020年跃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仅次于冠心病。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公开资料中，有关症状的描述为“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身体功能差，影响劳动力”。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答案都是“不知道”。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他和剥洋葱说。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和剥洋葱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杨思明。小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23岁，家境优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学读书。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大学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小颖的父亲慌了手脚，每天不止看一位医生。做心理测试、看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小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小颖一天吃数十粒西药，再喝30多包药草混成的中药。家人甚至让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就是想吐，一吃东西就吐。”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极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还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去年9月，躁郁症复发，石浩砸了两个手机，和警察对峙，在医院里闹跳楼，他被父亲送进了安定医院，双手双脚用绷带紧紧捆绑着，嘴上还不闲着，想找人对峙开骂。出院后，他服用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会主动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9年间，石浩换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郁症发作而中断。他不再是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的骄傲。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即使去年杨思明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和剥洋葱说。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运城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事实上，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遗憾的是，中国的数据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年间的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你脑子被驴踢了吧”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讳莫如深、谈之色变。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同行的记者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来拍温室大棚里做农活儿的”。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杨思明。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级不该有的深深褶皱。2016年春节，石浩被催婚了。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捱过。小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她和剥洋葱说。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