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什么？人是不是一出生就是来受罪的？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就像知道一样，一出生就哇哇哭个不停_百度知道
人生是什么？人是不是一出生就是来受罪的？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就像知道一样，一出生就哇哇哭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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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哭着来的，但却不是来受罪，虽然活着很累，但是纵然你哭或笑着走过，还是得过的，死了，无意识了，或许世上还留存着你的名字
呵呵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学会笑那也只是表示告诉你 他来到了这个世界人的一辈子那么短
不要把世界浪费在想这个问题上只要你有不舍
你有想要的东西那么你就有追求有追求就会有责任给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机会我们就要好好珍惜不为别的
就为了我们还在。文明公民网编辑
江湖四大残局是：七星聚会、蚯蚓降龙、野马操田、千里独行，八大排局是：七星聚会、野马操田、征西、大九连环、带子入朝、火烧连营、炮炸两狼关、小征东。江湖四大残局是：七星聚会、蚯蚓降龙、野马操田、千里独行，八大排局是：七星聚什么是人生？ 我说 人生就是一局棋，有进有退，有赢有败； 人生就是一幅画，山山水水，起伏跌宕，总是有那么多的落差； 人生就是一场梦，到头来终是一场空； 人生就是一壶酒，藏的越久味道越醇厚； 人生就是一杯茶，香郁却不招摇，温和中带着几分幽雅。 人生就是浩瀚的宇宙，让你总是有那么多的期待，那么多的捉摸不透； 人生就是逆流而上的孤舟，你停下就会倒退，前进那就要付出很大的辛劳； 人生就是一颗没有熟透的果子，酸中带着甜，甜里面又透着那个酸，还有那么些的涩涩的味道； 说什么是人生？其实到处都是人生。管你是活的酸，活的甜，活的苦，活的辣，还是活的咸，反正你活着就是在写人生。 说人生就是一门艺术，我们做的无论什么事儿都是在创造艺术，其实也不为过。艺术是什么？无非就是让生命更丰富些的东西，艺术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给人生，给生活加点儿彩儿么？ 人生是什么？什么都是人生，也什么都不算人生。就说：最近我想吃刀削面了，直到今天才吃到，那感觉：满足阿！我可以说，我的人生真的很美啊（呵呵，就这么点儿追求），若明儿个我挨领导批了，我说：阿~郁闷！为什么劳动人民总是受欺压的呢？我的人生简直是笼罩着一片乌云啊！其实，这芝麻粒儿大的事儿也能算人生？呵呵，不算，但人生就是这一点一滴才汇成的，所以说回来，也不能说不算吧。 人生来做什么的？其实哪儿那么多伟大的事儿让你去做啊，空立些个豪言壮志那本身就说明了你不成熟。人生啊，找找你自己心里在意的东西，去珍惜，去保护，去用心感受感受自己周围的细小的东西也就差不多了。有能力了您就尽量改善改善物质生活，没能力的咱也过的心安理得。也别说什么草田茅舍，也别求什么锦缎华服。其实习惯了都一样。 几十块的衣服和几百块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也没感觉多大的不同，而且真正分得出来不同的人其实也不多。 所以说阿，人生就是一个感受的过程。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可能你的人生像杯酒，我的人生像碗茶，还可能有的人的人生就是一瓶矿泉水儿，一样澄清的液体却可能有苦辣甘甜不同。 人 生来为了做什么？说白了，反正世界的发展，物种的延续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地球没了你，没有我还一样转，速度变不了，月球还是围着地球走，地球还是围着太阳跑，小到个人，公司少了一个员工还是要发展（除非公司是你自己开的），国家少了你一个栋梁还会有千万根柱子争相顶上来，一片森林，少了一棵树，即使是千年古树，也看不出来少。你我活过今天，活过明天，再活过那么几十年一样都得回到来时候的地儿。所以我们干嘛来了？感受到了各种滋味也就不枉此生了。 所以我说阿，生活的目标要看得远
朋友，遇到不顺心的事了吧？感慨这么多。现实就是这个样，经历的多了你也就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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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刚出生小孩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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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宝宝才出生十几天,不怎么爱睡觉,一天有没有睡十几个小时.睡觉的时候老发出声来,手脚也动.象是做伸展运动似的,但眼睛都是闭着的,我还以为她都是醒过来,搞得我都没法入睡. 这是什么原因?她一使劲,奶就会吐出来一些.而且一有动静就容易醒.有什么办法让她好好入睡.
感谢医生为我——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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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补充提问
可是那样好象没有在睡觉呀,老动来动去,发出哼哼的声来.我们这里算挺安静的了,应该睡的会比较好.而且每次都要吃完奶才会睡觉,不然不肯睡.而且饱了也要裹一下奶才睡.她的睡眠时间少算正常吗?她拉的屎象稀稀的,象是拉肚子似的,而且肚子里总有风,老响.是不是肚子进风了,才拉的肚子,有时候放个屁也能崩出屎来.有什么办法解决一下.
发表于 14:15:02
时间： 1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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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分析：你好!从你的描述来看,孩子情况是肚子不舒服引起的.大便稀,肚子里老响,都是消化不好引起肠蠕动快的表现.指导意见：可给孩子用食母生,乳酶生,胃蛋白酶口服液等促进消化.如果孩子是吃奶粉的,建议改用专门为腹泻的孩子配制的奶粉（如豆奶粉）喂养孩子.如果孩子是母乳喂养的,建议乳母的饮食以有营养,清淡,易消化为主,不要吃得过于肥腻,也不要吃柑,桔,橙,西瓜,葡萄等生冷之品.如果乳母的胃肠功能也不好,如有腹泻,便秘等,口服常乐康或培菲康调整肠道的菌群平衡,对孩子的恢复是有帮助的.预后护理：除了帮助消化外,可多给孩子做抚触操,以促进消化,安抚情绪,以利于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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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他的哪种现像也是在睡觉.他是一种无意识的运动.正常小孩也会这样子.他容易醒这种情况你就尽量给个安静的环境让他睡.因为他对声.光.动这些刺激都敏.太差的环境不利小孩的生长发育.所以尽量提供优良的环境.请不要开灯睡觉.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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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种情况属于正常,大部分宝宝都是这种情况,这也是在睡觉啊,只是发出一些不自主的声音和动作而已,再说拉肚子也是这个年龄段宝宝的通病,属于消化不良性腹泻,可以给宝宝服用点妈咪爱等消化的药物,再则就是不要让宝宝吃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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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政治学：序言、意识形态与隐形书写 － 杨治宜
关于“意识形态与文...”的内容
——试以巴尔扎克作品的中文译介为例
伊夫·谢弗莱尔（Yves Chevrel）在《异国文本：翻译文学》（Le texte &tranger: la litt&rature
traduite）一文中写道：“为了理解翻译的外国文学被介绍的方式，就应该好好研究附属性文本（序言，告示……），它们往往是意识形态最为彰显之处……”。［1］
&谢氏提醒我们注意到意识形态（尤其是译介作品出版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影响。的确，虽然就作品本身而言，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也能够显示出接受者文化体系的价值取向；但与正文相比，内容提要、出版说明、序言、后记等等“附属性文本”，能够更多地体现出译者或编者直接与读者对话的努力，彰显出翻译的痕迹。尤其是序言，它们被置于正文之前，具有导读的性质，因而较之简短的“内容提要”、正文后面的“跋”等等，更多地体现出对读者的阅读经验进行某种剪裁、引导的图谋。译者提醒读者，作品发生于“彼时”、“彼地”，因此阅读被圈定在了此在；译者（或其他撰序者）假设与读者共享一个大写的“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经由某种意识形态——多数情况下是主流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分享着相似的阅读经验，或至少应该产生这样的幻觉。
&在这种情况下，序言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功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它发挥着双重作用：首先，对于可能与主流意识形态自觉保持一致的读者（甚至往往是手中握有一定审查权力的读者），序言就是译者和出版者的“良民证”，表明他们的政治正确性；其次，对于可能产生不同阅读经验的读者，序言（至少表面上）就是试图塑造他们的先入之见、保证其“正确”解释文本的工具。这两种作用不妨分别称之为“表白”与“引导”。
&然而，译者果真是意识形态的驯服工具吗？读者必然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序言的指导吗？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译者与读者合谋，在序言的幌子下暗渡陈仓、夹带私货呢？
&本文试图考察的就是这样一种翻译的政治学，即序言、意识形态与可能的隐形书写［2］
之间的复杂关系。所引用的文本以巴尔扎克小说中译本、尤其是傅雷译本的序言为主，这种选择主要基于作品与翻译的双重经典地位。但我们当然并非仅就巴尔扎克来说巴尔扎克，而是试图以其为代表，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近百年来中国翻译事业之命运浮沉。
& &一、 翻译的风险
&如果说翻译本身或多或少是译者的私人行为，那么出版则意味着将译者对文本的个人阐释公开化，供匿名的读者再阅读、再阐释，文本的意义因此变得模糊、不明确、千人千面起来。风险就产生于这种扩大化的阐释可能之中。因为“读者”这个集合名词掩盖了其个体的复杂性——概言之，如我们上文所区分的那样：“他”究竟是一般的读者呢，还是敏感的审查者？
&这里所谓“审查者”并不一定指握有公开权力的制度化的检察官，而是包括某类潜在的普通读者，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自觉，往往敏感到作品中与之不合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以之等同于译者本人的政治倾向，从而以各种方式（检举、揭发、大字报……）对译者甚至出版者造成威胁。可以说，这种危险的读者我们并不陌生。
&序言的必要性就出现在这种翻译的私人行为向公众行为的转化之中。显然，如果翻译只是译者的自娱自乐，那么根本就没有撰写序言的必要；当译者认为有义务撰写一篇序言时（或者是在出版者授意下，或另请名家撰序），即便他最大程度地避免个人价值判断，仅仅交待“客观事实”，如作者生平、历史背景、相关评论等等，目的都是为了预防可能产生的误读。凭借着位置醒目的序言，译者也从往往被人忽略的“后台”走上前台，以一种并不一定令所有读者感到愉快的方式，强调了他的身份独立。
&在意识形态敏感度较高的时期，序言的“表白”和“引导”两种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随便举一个例子：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巴尔扎克《农民》（陈占元译）译本序中，声称：虽然巴尔扎克“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使其创作受到限制，但创作本身“明白地指出——或至少也是使他的读者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秩序并不值得拥护，而革命是无法避免的。”（页5）不难发现这段话试图产生两种效果：首先，读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从小说中读出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其次，他们有义务不为作者所左右，应当“深切地感觉到”革命的历史潮流。
&当然，在译者做出如上表白的同时，他也就洗清了自己无条件认同作者的嫌疑。这种谨慎并非没有必要。事实上，虽然翻译与创作相比更加“安全”（这也是49年后许多作家纷纷转向翻译的原因），但其中依然充满风险。我们不妨以傅雷和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为例，以求对这种风险有清晰的认识。
&作为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过的经典作家，巴尔扎克可以说是较为安全的译介对象，这对译者的选择不无影响。例如傅雷，49年之前他翻译的作品有罗曼·罗兰、杜哈曼（George
Duhamel）、莫洛阿（Mourois）、罗素、牛顿等，选择相当宽泛，49年之后则全心致力于巴尔扎克的译介。［3］
其转向的缘由，据其次子傅敏说是“主要考虑到政治问题，当时国内的情况，翻译巴尔扎克最安全，如果不是在这情况之下，他不一定会翻巴尔扎克，但是他翻了，也很喜欢。”［4］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使选择了“正确”的作家，也不一定能够保证翻译的安全。《人间喜剧》洋洋大卷，多达百种，而傅雷仅仅译出其中15种，［5］
之后便决定不再续译，打算将注意力转移到翻译巴氏传记和研究巴尔扎克上来。［6］
个中缘由，据其日致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信中称，是因为“巴尔扎克作品除已译者外，其余大半与吾国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所抵触”；［7］
而即便是对于那些经过慎重选择（或出于译者的良心，或出于明哲保身的生存策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能够翻译出版的巴尔扎克作品，译序的政治功能依然不可或缺。同一封信中，傅氏继续说道：
&迩来文艺翻译困难重重，……而对马列主义毫无掌握，无法运用正确批评之人，缮写译序时，对读者所负责任更大……解放以后，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作译者并蒙党及政府多方照顾，惟雷心长力绌，极少贡献，尤不能以马列主义观点分析作品，为读者做一番消毒工作，为愧（上而下心）无穷耳。（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这里所谓的“消毒工作”，上举陈占元氏《农民》译序堪为典范。至于傅雷本人是如何按此要求操作，下文讨论傅雷译序与时代关系时将有具体涉及。惟这一意识形态话语的强行要求对傅氏造成的精神折磨不可忽视，日他致长子傅聪的信中提到：“《高老头》已改讫，译序也写好寄出。如今写序要有批判，极难下笔。我写了一星期，几乎弄得废寝忘食，紧张得不得了。”［8］
可是，虽然傅雷谨言慎行，还是未能逃脱迫害。1958年傅雷被打为右派，自此直到1962年，期间未能出版一本译著（由于不同意人民文学出版社用笔名出版的建议）；日凌晨，文革刚刚开始不久，在遭受人格与精神的凌辱之后，傅雷夫妇愤而弃世。
&傅雷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翻译家命运的缩影，这个极端的例证清楚表明了翻译可能带来的风险。在惊涛骇浪的政治环境中，译者除谨慎选择翻译对象外，以序言为盾牌表明自己的立场、“划清”与作者的界限，这种做法并不鲜见，甚至是通行的惯例。而在政治局势较为宽松的时期，序言也就相应能够展现出更多地客观性和自由度。因而，通过研究某个作家、某部作品之译本、重译本、重印本、重版本的序言，我们也就不难发现翻译文本中时代环境“动力线”的轨迹。
& &二、 序言与时代
&为说明上述观点，我们以上世纪巴尔扎克的译介为例，观察序言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巴尔扎克作品的译介，根据译者的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49年以前，以语言学家高名凯、左翼诗人穆木天两家译本为主（这一划分并非绝对，因为两位译者的翻译工作虽都在三、四十年代完成，但部分译著的出版延续到50年代前期）；第二时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傅雷合作［9］
，从50年代前期到80年代中期（1984年人民文学版《巴尔扎克全集》第一卷问世），除文革期间出版工作的中断外，“傅雷”成了巴尔扎克的代名词，高、穆两家译本基本绝迹；第三时期是八十年代中期至今，人民文学及安徽文艺出版社再版、重版的傅雷译本并未退出市场，甚至依然占有经典地位，但其他出版社和译者开始介入巴尔扎克中译的行列之中。
&进一步划分，第二时期还应当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傅氏在世时其译著的出版工作，和文革刚刚结束后一段时期内傅雷译本的重版、再版。而傅雷在世时的译介工作，也应当以1958年傅氏被划为右派为标志，分为58年之前和62年之后两期；后期出版的译著序言中，在强大的政治气压作用下意识形态话语的介入相当明显。
&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划分与上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曲线是相当吻合的。这是否仅仅是出于偶然呢？而在每一出版时期，不同作品的译序，即便由不同译者所撰写，也均有某些相似特征，表现出意识形态上的亲缘性。因此，通过解读不同译本的序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时代的精神取向与译者的价值立场。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压力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译序往往更多体现出译者本人的个性色彩，例如高名凯、穆木天两家，从译序即可看出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对待翻译的态度都有所不同：穆木天个人的左翼倾向在译序中有所展露，但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也应用了其他各种思想资源，［10］
并且，译序的篇幅和小说后详细的注解，也足以说明穆氏对翻译活动的重视，和对小说“教化”功能的自觉；而作为语言学者的高名凯，迫于生计迻译巴尔扎克，实非得以，［11］
故其译著或者仅有简短的内容提要，或多数情况下甚至只是“光秃秃的”文本（un texte “nu”）［12］
，似乎译者既无传之万世的雄心，因而也对读者可能采取怎样的阅读态度不甚经意。除对待翻译的态度外，两位译者的某些观点和看法也恰恰相反（如巴尔扎克究竟是现实主义的还是也包含浪漫主义色彩？巴尔扎克对经济因素的重视是其优点还是缺陷？）。这种多元的价值取向本身，正是他们所处时代特有面貌的展现。
&而在政治环境较为严苛、意识形态压力沉重的条件下，不同翻译作品的序言却往往呈现出程式化的雷同面貌。表面上，译者突出了自己的声音，强调与作者的不同；但实际上，通过套用某种惯例和格式，加入“万众一声”的呐喊之中，译者最大限度地隐藏了自己。
&政治气压的振幅在傅雷译序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傅氏向以“艺术批评家”自诩［13］
；49年以前，他为《夏洛外传》（1932）、《恋爱与牺牲》（1935）、《约翰·克里斯朵夫》（1936-41）、《贝多芬传》（1932初译，1942重译）等著作撰写的序言都体现出强烈的个人色彩，并非简单就事论事，而是充满激情，记录着译者个人的思考，抒写其情怀。但在49年之后，傅氏译序风格大变，个人化的感慨几乎不再出现：58年前出版的巴尔扎克译著多无序言，仅为“光秃秃的”文本；只有两部小说带有序言，即《高老头》（重译本；平明出版社1951年）和《贝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其中，一篇用来讨论翻译“神似”的原则，另一篇只是介绍了cousine一词在中西方的不同意义，以及定名为“贝姨”（而非沿用穆氏、高氏所译“从妹”）的理由。而到了58年后，傅雷翻译出版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1978）［14］
、《搅水女人》（1962）、《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1963），只有前述译序亡佚的《高老头》（1963）除外，就都加上了篇幅不短的序言，并且也都在结尾处按照要求进行了“消毒”、“批判”。译者个人的声音，从响亮到沉默，再到通过“加入合唱”而隐藏，我们不难窥见其中的奥妙和苦衷。
&有趣的现象是，傅雷弃世后，虽然其译作由于本身的经典地位而不断得到再版、重版，但附加的序言却随着时代不断变化。文革后，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重印的《高老头》和《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都在1963年原版基础上添加了《出版说明》，读者翻开扉页后就会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赞颂；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对当时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小说的批判价值；作家依旧存在的不足；等等。毫无疑问，添加《出版说明》的做法表明编者感到原有版本或者未经消毒（《高老头》序言亡佚），或者消毒得不够彻底，因此还必须再为读者增设一层“防毒面具”。
&今日，傅译巴尔扎克依旧是坊间常备之保留剧目，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版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1980）、《巴尔扎克全集》（1984-99）中的部分作品、《巴尔扎克选集》系列等等。但它们共同的做法是仅仅采用傅氏译本正文而改换序言。如《选集》系列中所出《贝姨》、《高老头》等单行本，都剥去了原有版本中的序言，另请名家作序。这些新的序言，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其他译者所译巴尔扎克小说的序言，都具备某些共同特点：如意识形态话语比重降低，马恩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不再时刻作为权威被援引；介绍性的客观叙述成分增加；巴尔扎克的身份也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悄悄变为“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因素也逐渐被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序言体现了时代的风向；与具有较大“惰性”的正文相比，它总是容易“过期”，因而必须紧随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嬗变。
& &----------------------
& &［1］ Pr&cis de literature
compar&e, p.66.引用时对原文语序略有调整。
&［2］“隐形书写”也是戴锦华教授一部著作的题目（《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但本文对此词的使用更近于列奥·施特劳斯所谓的“隐微教诲”（esoteric
teaching）。详参注17。
&［3］当然，时期划分并不是绝对的。49年前傅雷也翻译了三部巴尔扎克作品：《亚尔倍·萨伐龙》(1942)、《高老头》(1944)和《欧也妮·葛朗台》(1948)。49年之后除重译、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外，还介绍了梅里美、伏尔泰（傅译为“服尔德”）和丹纳的著作。但总体而言，49年是傅译对象选择的分界线。
&［4］《心如水晶一般透明：傅敏心中的傅雷》（收入《傅雷与他的世界》，金圣华编，三联1996），金圣华采访记录，页77。
&［5］另有1965年译出的《猫儿打球号》，在文革中失散，迄今未能找到。
&［6］参见《傅雷传》，金梅著，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页240。
&［7］见《傅雷传》，页319-321。对这段话的具体说明可见其日致郑效洵先生（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外国文学的编辑）的信，曰：15种外的巴氏作品“或宣扬神秘主义，超凡入定之灵学”，“或虽带有暴露性质，但传奇气息特浓而偏于黑幕小说一流”，“或宗教意味极重而以宣传旧社会的伦理观念、改良主义、人道主义为基调”，等等，“对我国现代读者不仅无益，抑且甚难理解”；“以我国民族传统的伦理观、世界观作衡量”，此类作品不宜再译（《傅雷传》页240）。
&［8］《傅雷家书》（增补本），傅敏辑，三联书店1984年，页345。按：傅雷在1944年12月初译《高老头》后，又于1951年7月和1963年9月两度重译该书。但信中提到的这篇序言在文革中散佚，不见于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高老头》译本。
&［9］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傅雷的合作从54年开始；在此之前，从51到54年，傅译《高老头》、《邦斯舅舅》、《嘉尔曼》（梅里美）、《夏倍上校》都是在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的这些作品均在平明版基础上重印。
&［10］例如《从妹贝德》（商务印书馆1940年）的《译者之言》中，穆木天不仅运用了“布尔乔亚汜”、“阶级”等术语，也使用了当时流行的“力”的概念，称小说人物“每个人都是成为一种‘力’。在小说中，也就是各种的‘力’，在那儿格斗。”（页7）
&［11］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迫关闭，时任燕大国文系助教的高名凯氏因此失业，以家累故，在谋得中法汉学研究所整理甲骨文的职位之余，业余时间翻译巴氏著作，贴补家用（参见《高名凯先生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页46-47）。是以高氏在《杜尔的教士》译序中说：“看到我目前的状况，想到巴尔扎克当年之以债务的压迫而努力写作，我有无限的同情，我有无穷的感慨。然而巴尔扎克总还能够完成他这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我却只能够给他作些翻译介绍的工作，不禁惶愧万状。”（海燕书店1946年；页2）
& &［12］谢弗莱尔语，意即“绝不夹带任何附属话语的文本”（Le
texte &tranger: la litt&rature traduite,p.68.）
&［13］傅雷在法国学习的就是美术史和艺术理论；回国后，给钱钟书的名片上，印的就是Art
Critic（艺术评论家）（参见《傅雷传》页55-56；《傅雷与他的世界》页79）。
&［14］日被定为右派，6月5日为此书撰写《译者序》。但本书直到1978年9月才作为遗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 隐形书写：逃亡与认同
&在戴思杰导演的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1年；根据他本人小说改编）中，有这样一个镜头：马剑铃（刘烨饰）和罗明（陈坤饰）在黑夜的火光映照下，向着远方，向着群山尽处的天涯，用充满憧憬和深情的、恋人般的口吻，喊出了“于絮尔·弥罗埃”的名字。
&戴思杰没有忘记在小说中强调，两位主人公所读的巴尔扎克小说和《约翰·克里斯朵夫》，译者都是傅雷。用叙事者马剑铃的话说：“这本书的译者是一个有名的作家，由于政治原因，无法出版他自己写的书，于是转而毕生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15］
& &不论马剑铃的话是否严谨属实［16］
，我们发现，尽管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缘起中有多少不得已，他又自觉或被迫地通过序言为读者作了多少“消毒”的努力，但在令人窒息的时代，傅雷事实上为读者架设起一座接触巴尔扎克、心灵逃亡的桥梁。故事中马剑铃描述自己阅读《于絮尔·弥罗埃》时的感受说：
&请想象一下一个十九岁的毛头小青年，正朦朦胧胧地处于青春期虚无缥缈的幻境之中，他除了那些哇啦哇啦的革命口号，什么阶级斗争、思想革命、意识形态、突出政治之外，还什么都不太明白。而突然之间，这本小小的书，就像一个擅自闯进家门的人，唤醒了我们对欲望、冲动、激情、爱情的感受，而所有那些东西，对我来说，还始终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第14章，《文字的力量》）
&《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于絮尔·弥罗埃》，《约翰·克里斯朵夫》，傅雷的译笔为青年们开启了广阔、陌生、神秘的世界。这显然正是掌握意识形态话语的统治者所忌讳、所防范的。傅雷未能幸免于迫害，这证明倘若真的处于一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年代，对翻译活动的“客观性”的强调也不足以洗清译者与作者认同的嫌疑。
&那么，译序究竟还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读者们似乎并没有严格地遵循它的指导，从作品中读到的恰恰是不应该读到、更不应该认同的东西；而译者也不能真的指靠它来获得豁免。因此，我们不免猜想，序言中意识形态话语的真正作用，有可能是在政治压力还不到极端严苛，尚且可以出版与主流意识形态略有出入的作品时，为作品掩上的一块头盖。表面上，作品已经消过毒，读者被提前告知何“正确”阅读，译者向审查官信誓旦旦地保证“决不让读者受到误导”；可是，一旦作品出版，书拿在了读者的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展开了私人的交流，那么谁又能保证读者不会被作者催眠、被说服、被诱拐逃向他乡呢？在这一种情况下，译者事实上成为了读者的共谋犯，甚至更坏，是唆使者，他们以序言为幌子，在“意识形态”的眼皮底下策划逃亡。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序言的功用就变得进一步微妙起来，在我们上文提到的“表白”和“引导”之外，或许还应该加上第三种功能：“伪装”。审查官受骗了（或许他也乐意假装成落入圈套？）：译者假装想要读者从故事中读出某种教义、借“彼时彼地”——他者世界的丑恶来彰显“此时此地”——“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可他实际上只不过是想让作品顺利出版，来让大家分享他个人的阅读快感，来跟作者去冒险，去发现“美丽新世界”。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将具有这种“伪装”功能的译序称为“隐形书写”（或“隐微教诲”），它并非向所有读者敞开，而是要求那些有心人，善于思考、善于发现，能够从字缝中读出意义来（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17］ 它“通过公开出版向少数人说话”［18］
，从而，与“引导”功能想要达到的结果——保持读者与作者的距离——恰恰相反，避免了另一种“误读”，保证作者/译者真正想要说的话可以到达其心目中的听众，并得以流传。
&怎样证明“隐形书写”的可能性呢？我们不妨猜测：如果某些译序中意识形态话语与其他部分并不协调，如果撰序者在这些地方流露出某种勉强，如果这种强行介入的话语与读者们习惯的译者风格不相合拍，那么这就是可供有心的读者“读出意义来”的裂缝。傅雷在上述关键性的“58年”之后，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1963）撰写的《译者序》（1961），就是这样一篇序言。
&在长四页有余的序言中，前面主要部分都仅就作品分析其内容及艺术手法；直到第四页最后一个自然段前，傅雷提到作品的历史背景时都一直使用“布尔乔亚”、“社会阶层”等较为中性的词汇。但到了最后一段（页4-5），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转而称“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此外，前文批评巴尔扎克对宗教的态度是：“即使他不愿、也不敢明白指出教会的伪善便是宗教的伪善，作品留给读者的印象终究逃不过这样一个结论。”（页3）但最后一段中，这一温和的批评却变成：巴尔扎克“死抱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妄想”以不可知的神的正义来消弭人的罪恶。
&前后语气轻重相去悬殊，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揣测出几分端倪：倘若要满足“如今写序要有批判”的强制性要求，最后一段是最后的机会了。可是，这些话是真诚的吗？
&序言的最后一句是：“不用说，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除了拥护君主专政以外，这（即对宗教尚存幻想）是我们最需要加以批判的一点。”（页5）这句话的语气暗藏着几分秘密的厌倦；“不用说”三字颇为有趣，它显示出某种共识业已达成：大家都知道巴尔扎克在政治和宗教观念上有“历史局限性”，因此，“不用说”了……译者本人为自己观点的真诚性投下了一道可疑的光线。
&这篇序言并非孤证。事实上，意识形态话语的高度程式化特征就足以令（某些）读者对说话人的真诚与否不无怀疑。而当他们出于以往经验对译者有充分的信任时，这种质疑指向的就往往并非译者的个人品行，而是背后操纵译者的无形压力。敏感体贴的读者不难估计出译者承受的压强，进而产生同情。
&在戴思杰的小说中，马剑铃用抄录在羊皮袄上的《于絮尔·弥罗埃》片断“贿赂”了医生，让他给“小裁缝”作流产手术。故事写道：
&他（医生）一边开始读手抄的小说，或者不如说，他一边做着笔迹的鉴定，一边掏出一盒香烟，递给我一支。他抽着烟匆匆地浏览了一遍。
&“这是傅雷先生的译本，”他喃喃说道，“我认出了他的文笔。他跟你的父亲一样，可怜的人，成了一个阶级敌人。”
&这句话让我激动得哭了。我很想止住我的哭声，但是，我做不到。我像个小孩一样“哇哇大哭”起来。那些眼泪，我相信，不是为小裁缝，也不是为我要完成的使命而流的，而是为了我并不认识的巴尔扎克的译者而落的。这难道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最大奖赏、最大安慰吗？（第42章，《用巴尔扎克找到医生》；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就像欧律克勒阿认出了奥德修斯腿上的伤疤，读者“认出”了译者。基于隐形书写传达的默默的真理（小写的真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不仅为译者、也为读者，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凭证。逃亡与认同，这已经处于政治学的领域了。
&本文的作者并不自认为能够承担起“翻译的政治学”这样一个沉重的标题；然而，之所以使用这个题目，是因为相信从政治学角度考察译介实践是有必要、也有相当意义的。序言只不过为我们提供了方便解读的文本，至于序言背后，翻译的文学场内其他相关文本以及文学事实，如作家作品的出版史、介绍史、阐释史等等，也都可以通过政治学角度，考察它们与整个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
&回到谢弗莱尔。在我们开头引用过的同一文章中，他说道：
&事实上，当涉及到翻译文本时，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文学体系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运作机制或组织机构；相反，是要确立文学体系与其他体系间相互依存的联系，这些关联性甚至可能是从属性的。
&政治就是这样一个掌握着强行介入的话语权力、并足以影响翻译实践的重要领域。这种影响有可能是悲剧性甚至毁灭性的，但并不仅仅如此。翻译，反过来，也可能影响政治。借助“他者”的视角，我们得以超越此在、颠覆“主流”、“到山的那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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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戴思杰著，余中先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十三章，《与四眼的借书交易》，引自新浪读书网（）。
&［16］首先，傅雷并未打算以文学创作存身；其次，他并非在49年以后才致力于翻译事业。傅雷选择闭门译书为业毋宁说与他的个性有关。参见《傅雷传》第18章及《傅雷与他的世界》中有关部分。
& &［17］“Esoteric
teaching”和“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这两个术语如今都打上了列奥·施特劳斯的品牌，但本文对它们的用法与施特劳斯有所不同。施氏所谓“隐微教诲”是指在迫害的压力下形成的一种特别的写作艺术，作者有意将他的真正教诲隐藏在字里行间（参见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2）。这里我们面对的当然不是如此隐秘高深的技巧，甚至译者本人或许也未必有什么微言大义，只不过想让作品出版。不过，就“便利出版”和“文本的真正意义仅向部分读者开放”而言，具有“伪装”功能的译序和“隐微教诲”实质是颇为相似的。
& &［18］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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