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写在前面：&br&&br&1、承蒙错爱，得了1600+赞。我不是哪位大V，俗人一个罢了。平日里无甚产出，点赞内容也无甚营养。粉我于诸位鲜有裨益，怕是还污染了时间轴233，故而自行匿了。&br&&br&2、请注意，本答案的观点与相关国家的具体国情相联系，不可粗暴套用在中国或其他国家上。&br&&br&3、一时兴起仓促下笔，文辞颇为粗糙，逻辑也不严谨，却也懒得改了。如有错误欢迎指正，有不同意见也欢迎提出；惟请不要相互攻击，以免歪楼。&br&&br&（以下纯属废话）&br&&br&&b&一、呵呵&/b&&br&&br&在知乎，经济学上的左右两派，很喜欢用拉美互相打脸。&br&&br&左翼说：拉美经济不行都是因为自由放任搞垮本国工业，导致收入差距极大、阶级矛盾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br&右翼说：拉美经济不行都是因为福利政策搞垮本国财政，导致民众极为懒惰、经济秩序紊乱，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br&&br&双方就“拉美经济困境”这一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彼此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拉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重要共识——如果有知乎联播的话，估计就是这么报道的。&br&&br&然后就是左右两派相互打脸。左翼拉起日韩台的奋斗史，怒斥右翼一顿；右翼扯上澳新加的发家路，批判左翼一番。如此往复，脸打得不亦乐乎；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站队，左倾的怒斥右狗，右倾的批判粉红。反正站队不上税，出口恶气谁不乐意呢？&br&&img src=&/159de467ea8f5ce86e40f0fbfde3d792_b.jpg& data-rawwidth=&774& data-rawheight=&51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74& data-original=&/159de467ea8f5ce86e40f0fbfde3d792_r.jpg&&&br&&br&这时候，必然有自诩“理客中”的站出来讲：左翼的人生经验有点道理，右翼的姿势水平也相当高；所以我们要“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相互结合、取长补短。这样就一定能走出一条符合拉美洲情的发展路线……大家说吼不吼阿？&br&&br&好了，热闹看完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大家都散了吧。&br&&br&你问拉美人怎么办？&br&&br&拉美人，地球正对面，管我X事？！&br&&br&（以上纯属废话）&br&&br&&b&二、左&/b&翼&br&&br&回正题。&br&&br&知乎上大多数左翼，经济学上的观点都是“工业党”，而不是单纯的福利政策推行者。我们也不必急于讨论福利政策，只要看拉美的工业化问题就好了。&br&&br&那么，用“工业党”思维解决拉美困境的问题在哪里？&br&&br&在拉美谈工业化……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有这种想法的，都太naive。&br&&img src=&/c9c1ca93e4db_b.jpg& data-rawwidth=&580& data-rawheight=&39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80& data-original=&/c9c1ca93e4db_r.jpg&&&br&&br&国人对于工业化的认识，大多等同于“改革开放三十年”。好像大家只要勒紧裤腰带埋头苦干，就可以从纺纱织布究极进化到高铁火箭……结论就是拉美人太懒，还是国人勤快，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自豪感瞬间爆棚。&br&&br&只记得祖先传授给你的美德，把祖先遗传下来的智商都扔到地球对面去了？&br&&br&&b&1、人口太少：&/b&&br&&br&我朝自诞生那就是四万万人，手牵手围起来不知道能不能绕上拉美几圈；黑河腾冲线一砍，大半国土又差不多成无人区了。请记住，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地方不像我大天朝，能在一小块地方挤着那么多人。&br&&img src=&/4fcbaa836ae9ca0e2d99_b.jpg& data-rawwidth=&690& data-rawheight=&48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90& data-original=&/4fcbaa836ae9ca0e2d99_r.jpg&&&br&&br&拉美的人口请自己算算，什么叫“地广人稀”懂吗？一般小国，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口集聚程度都是没法和中国比的。大天朝密集恐惧症般的人口就是能在同等条件下比你拉美创造出更低的成本，日韩同理。更何况东亚地区各国之间也能形成互补的产业链，相互之间还能密切合作；巴西倒是有不少人，可它能与其他拉美国家形成一个地区性的产业链吗？劳力规模、市场规模、集聚效应、产业链构成，什么都能碾上拉美好几遍，你让拉美搞哪门子出口导向工业化来和中日韩争食。&br&&br&然而不要认为有了密集的人口就一定能搞出花样来。比方说印尼这种地理破碎得一塌糊涂的就得矮上个头，花样作死小能手印度也请不要拿出来和我天朝相提并论。其他星球我不晓得，但在蓝星上，没点成规模且密集的人口你还真搞不出什么像样的工业化。&br&当然某些小岛国/地区是例外。人家人口密集但规模不能算大，可人家有地理优势嘛。&br&&img src=&/5c8daf4a53e0abc8d640_b.png& data-rawwidth=&320& data-rawheight=&460&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20&&&br&&br&&b&2、资源太多：&/b&&br&&br&为什么我们能搞工业化？因为地主家也没余粮啊。&br&以前课本上还说我大天朝是“地大物博”，现在呢？中国的资源就人均而言是不富裕的，不富裕就只能劳心劳力，这叫命。&br&&br&拉美呢？拉美那资源丰富的。智利躺在铜矿上，委内瑞拉躺在石油上，阿根廷躺在肥沃的大地上，巴西整个国家就躺在一个大宝库上……&br&&br&当然躺在宝库上不直接意味着你就不能主动劳心劳力了——&br&&br&——但是！&br&&br&你资源多，人力成本却高，请问哪来的傻子不问你买原材料倒来买工业品？当资本家都是来做慈善的吗？人运了你的原材料去天朝加工，算上运费都比问你买工业品划算，谁来问你买？&br&那你说我用政策，我工业品出口退税进口加税、原材料出口加税。行啊！原材料出不去税收大减，出口补贴加大支出不说，人天朝也搞出口补贴啊，请问你优势在哪里？财政平衡在哪里？&br&你说我学韩国，借外债来融资发展。好啊！金融危机了怎么办？&br&到最后你还是不得不卖资源为工业融资，资本家也还是只买你的原材料不买你的加工品。为什么？没有竞争力啊。&br&……&br&这些东西庇隆早干过了，结果呢？留下一大把债务不说，还把国家搞得混乱不堪，硬生生把阿根廷从一个发展中的发达国家建设成一个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现在眼看着又被搞同样一套的基什内尔夫妇整得直向不怎么发达的发展中国家飞驰而去。&br&&img src=&/cd6edb3688_b.jpg& data-rawwidth=&533& data-rawheight=&68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33& data-original=&/cd6edb3688_r.jpg&&&blockquote&如果我为阿根廷而死，请记住：阿根廷，别为我哭泣。——艾薇塔·庇隆&/blockquote&&br&这就叫资源诅咒，也是命。&br&&br&&b&3、国际环境：&/b&&br&&br&别的不说，光国有化就足够把整个西方世界全得罪一下了。&br&南美就是美帝后院，一个左翼政权怎么可能在美帝后院长时间生存下去——&br&——当然总有人能化不可能为可能&br&&img src=&/7de767eb4e4a_b.jpg& data-rawwidth=&450& data-rawheight=&37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50& data-original=&/7de767eb4e4a_r.jpg&&&blockquote&美国会在黑人当总统，世界上有一位拉美裔教皇的时候来跟我们谈判。——菲德尔·卡斯特罗&/blockquote&（以上或为谣言，笑笑就好。=ω=）&br&&br&&b&4、小结：&/b&&br&&br&左翼在经济方面的设想总是很美好的，然而现实往往十分残酷。对，你当然可以说那些曾经在拉美主政的左翼领袖都是sb，他们没能贯彻真正的左翼经济思想blablabla……但这都与现实无关。&br&&br&现实就是左翼的经济政策与拉美的现实几乎是天生相矛盾的。拉美的现实使得其在工业方面的生产成本相对偏高，在高端无法与基础雄厚的西方列强相提并论，在中低端又难以抵挡中国等国家/地区的低成本优势。让这样的国家发展工业，那几乎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至于其他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等等……很抱歉，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讨论这些争议很大的问题，就能够发现众多拉美国家在工业方面真的可以说毫无竞争力。&br&&br&当然也不是所有拉美国家都是如此，比方说墨西哥的人口稠密度，以及紧靠美帝的地理位置，已经令其显现出一定的潜力；但在整个二战后漫长的历史阶段，拉美都不具有任何优势，能让它发展出欧美或者如今的中国这样的工业水平。况且对于很多拉美国家来讲，未来恐怕还是如此。&br&&br&因此拉美人当然看上去懒啦：反正勤快也做不出什么结果来，不好好享受生活干什么？也因此拉美左翼当然要大肆开出福利支票啦：本来就没法把经济搞活，不开空头支票怎么上位？&br&&img src=&/baff1ef86ff9da2e4fa1d1e68dc6dd63_b.jpg& data-rawwidth=&477& data-rawheight=&59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77& data-original=&/baff1ef86ff9da2e4fa1d1e68dc6dd63_r.jpg&&&blockquote&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路易十五&/blockquote&（或曰为蓬巴杜夫人所言，且原意与此句不同。）&br&&br&“工业党”，请安息。&br&&br&&b&三、右&/b&翼&br&&br&按照剧本，我们应该来把右翼批判一番。&br&&br&首先来看看拉美国家实施经济自由化可能会导致的一些国内问题。&br&&br&&b&1、经济中短期内的剧烈波动：&/b&&br&&br&这点其实无须多言。所谓的市场化与自由化，首先针对的就是要素价格的扭曲。无论是“休克疗法”的一步到位，还是天朝所谓“价格双轨制”逐步并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经济的剧烈起伏。&br&而这种剧烈的经济波动往往会造成两个主要的经济后果：于国内，物价与失业率双双大幅攀升；于国际，外国资本将快速撤离并造成本币的急剧贬值。物价及失业率的快速攀升，会迅速引发民众的不安以及不满，并大幅地消耗当局的政治资本；而外国资本的恐慌性撤离以及本币的快速贬值也会沉重打击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令经济前景和财政状况雪上加霜。&br&&br&尤其对于一个民选政府，这样的局面是很难持续下去的，因为快速消耗的政治资本会向当局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作出改变。&br&&br&方案一：选择与国内拥有雄厚政治资本的利益集团进行合作。&br&这样的政权往往实施快速而激进的私有化措施，以求将其他利益集团绑架在当局的战车之上。毫无疑问，这样的激进举措势必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并缔造出足以影响当局决策的资本寡头。它或许能在短期内为政权的运作提供支撑，却也将政权的未来与寡头紧紧捆绑。&br&这样的政权是没有未来的，因为它无法将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核心举措进行到底。毕竟，无论是价格机制的改革还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都只是市场化与自由化的基础；构建公平的司法制度、高效的行政体系、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才是市场化与自由化的核心。政治资本的快速消耗，使得当局没有足够的筹码来赢得实施进一步改革的权力；与寡头的密切合作，反倒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障碍，乃至彻底沦为寡头的傀儡。&br&这种状态最为优秀的结果便是今日的俄罗斯——继叶利钦之后，普大帝利用强力的政治手腕弹压国内各方寡头势力，在前苏联的废墟之上建立起一座新的空中楼阁。然而它的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普京不在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将再度成为国内各方势力的角斗场；届时无论鹿死谁手，俄罗斯民众都不会是胜利者。&br&&img src=&/e9b75e7cdc83a361dcb6_b.jpg& data-rawwidth=&560& data-rawheight=&42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60& data-original=&/e9b75e7cdc83a361dcb6_r.jpg&&&blockquote&俄将提升军事能力，坚决不允许“伸着湿乎乎鼻子”的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弗拉基米尔·普京&/blockquote&&br&方案二：寻求国外势力的支持。&br&这与前一方案大同小异，只是合作对象由国内利益集团转换为外国势力。方案一的弊端它都有，而且还会额外引发严重的民族主义冲突，毕竟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结果。更何况，外国势力在政治交易中的要价往往更为隐秘且高昂，给当局带来的风险也非常之大——万一哪天人家就撤走了对当局的支持呢？&br&&br&方案三：转移矛盾，夺取政治资本。&br&马岛战争，孤注一掷。撒切尔夫人是如何教阿根廷军政府做人的？结果还用讨论么？&br&&img src=&/9ba6a2d90e3c642e0a491_b.png& data-rawwidth=&580& data-rawheight=&80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80& data-original=&/9ba6a2d90e3c642e0a491_r.png&&&blockquote&我们战斗是为了告诉世人发动侵略是件划不来的事，不能允许强盗带着赃物侥幸逃脱。——玛格丽特·撒切尔&/blockquote&&br&方案四：在改革走向上妥协&br&逆转自由化与市场化走向，乃至用福利政策收买选民。&br&前者请问你还要不要改革了？后者请问你的财政受得了吗？&br&&br&这些，就是右翼政权所不得不面对的残酷国内现实。&br&&br&&b&2、抱大腿：&/b&&br&&br&国内前景焦头烂额，那么就应该想想是不是能找个外援来。&br&&br&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三个同样是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国家。卖资源，基本就是他们的主业。&br&加拿大由于地理原因，还保留了不少的工业基础；而澳新两家，想必各位还是很了解是个什么状态的。澳大利亚的矿产品，新西兰的农产品，都占到两国出口总额的半壁江山。他们在发展历程中也曾试验过一定程度的工业化，当然很快就飘散在风中了。&br&无他，资源诅咒尔。&br&&br&同样是资源诅咒，为什么这三家就能顺风顺水呢？这就是抱大腿的功夫了。这三家都是前英国殖民地，以前长期抱着日不落的大腿；二战后英法殖民体系解体，三家都抱上了美帝的大腿。反正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左腿换到右腿简直无缝对接。所以，右翼的自由市场，说到底也就是抱大腿。而这条大腿，二战后毫无疑问就是美帝。&br&&img src=&/d4ae05990ecb1a29f8f2e2ad_b.jpg& data-rawwidth=&400& data-rawheight=&266&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400&&&br&&br&可拉美本身就不在英国殖民框架下，其原宗主国是同样烂泥扶不上墙的伊比利亚两牙，本就不能提供他们任何在国际贸易地位上的帮助。在二战后殖民体系解体以及世界贸易体系的重构中，美帝的重心也几乎全都在冷战前线上，欧陆又百废待兴，皆无暇顾及拉美的经济与贸易。拉美自身又兴起了一波波革命浪潮和反美情绪，更进一步拉大了与美帝的心理距离。&br&在这样的现实下，抱美帝大腿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且不论美帝是否愿意施以援手，如何说服国内的反对派接受与美帝的合作都可以说是mission impossible。&br&&br&可见外援也没有绝对的指望。&br&&br&&b&3、非民主的道路：&/b&&br&&br&于是我们看到，要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当局本身需要异常雄厚的政治资本、高超的政治手腕、良好的国际环境、以及一些运气成分。显然一个民选政府几乎是无法长期维持这样的状态。那么只有采取非民主的方式了。是的，我又要抬出毁誉参半的皮诺切特了。&br&&br&事实上在皮诺切特的任期内，智利经济并没有十分亮眼的表现，相反还出现了数次剧烈的波动。看来所谓的“休克疗法”休克的次数有点多。左翼对其政绩最主要的诟病之处可能在于82年前后的一次急剧衰退——那时的人均GDP出现了10%的倒退，失业率甚至冲高至30%。然而自由化政策的辩护者很快指出，这正是由于智利当局在汇率政策上坚持固定汇率制，使得本币被高估抑制了出口，才造成了国际收支的大幅失衡；在逐步放开了汇率波动后，智利就逐步恢复了外贸平衡，并走上了稳健的发展道路。当然，皮诺切特的批评者还指出了智利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而这也是由其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且这样的状态直到今天都没能得到有效的改变。&br&&br&对于智利在皮诺切特时期的经济表现究竟如何我不做过多评价，但在皮诺切特下台之时，他确实已经为智利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随后的历届智利政府，无论左翼政权还是右翼政权，在经济政策上都选择了萧规曹随，并没有做出多大的改动。直到今天，智利依然是拉美最为自由开放的经济体。&br&但是在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影响下，很多人都将所谓的“智利经济奇迹”归因于铜价的一路飙升。因此我们很难确定皮诺切特下台之后，这样的自由化体制究竟对于智利有多大益处。&br&不过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一系列冲击，包括超级周期的终结，却让我们得以观察到智利经济在大潮退去后的表现——在大宗商品价格近乎腰斩，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日益陷入内外交困境地的同时，智利经济却表现出相当的弹性。这样的情况并不让人惊讶，只需比较一下拉美各国的负债水平就可以了——良好的财政纪律、可持续的债务状况，正是自由化给智利带来的最明显的成果。&br&&br&好了，吹捧完皮诺切特，让我们看看这样的成果究竟是如何建立的。&br&以下截选自百度百科内容：&br&&br&&blockquote&日，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以身殉职。&br&政变后，成立军人执政委员会，皮诺切特担任主席，并于次年6月成为国家元首，年底当选为总统，并晋升至大元帅。&br&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和宵禁，终止实施宪法，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限制集会与新闻自由，并对持不同政见者严加镇压。&br&1980年颁布新宪法，规定皮诺切特执政到1988年，届时举行公民投票，如获得多数支持，可继续执政到1997年；如得不到多数支持，则于1989年12月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br&组建特别警察部队，专门从事被称为“肮脏战争”的镇压行动。对前政府的残余支持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军政权立即取缔了所有左翼政党。对被视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则采用暴力镇压，一些公开反对政府的人士也遭到迫害。而协助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的24名将军，在政变成功之后的4年内，有19人突然死亡或失踪。军政府中的空军代表古斯塔沃·雷·古斯曼曾多次表示反对皮诺切特扩充个人权势，并表示出对皮诺切特政策的不满，因此遭到了皮诺切特的报复，日，他被逐出军政府。&br&皮诺切特掌权期间，有约1.35万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车带走并遭到监禁。有5000人最后被关在圣地亚哥的两座大足球体育馆。在国家体育馆中，死亡取代足球成为公众表演。士兵巡视露天座位区，押着戴头套的告密者指认“颠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进更衣室，而包厢则被改装成临时酷刑室。数百人被处死。死尸开始出现在主要公路边，或浮尸于污浊的市区运河。&br&在智利的外籍居民和移民也遭到皮诺切特的镇压，80余名西班牙移民被杀害，加拿大修女遭到酷刑，倾向于阿连德的瑞士等国国民被暗杀。一些异议人士被捕后遭严刑拷打致死，被用直升机运到太平洋上空抛下去，从此消失无踪。&br&严刑拷打也是军政府镇压异己的常用手段。成千上万的智利人因此出逃国外。2004年，”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大约有35,000人声称遭到了军政权的酷刑折磨。其中有28,000份证词被认为是合法的。该报告同时认为，超过半数的逮捕行动发生于军人执政后数月内（大约有18,000人称他们是在1973年9月至12月间遭到拘禁的）。&br&1976年9月，智利形势引起了国际关注。前智利驻美国大使，阿连德政府内阁成员奥兰多·勒特里尔在华盛顿特区遭汽车炸弹袭击身亡。而在此之前2年，前任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也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遇刺身亡。前总统爱德华多·弗雷·蒙塔尔瓦在1976年宣布反对军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但6年后弗雷在一次常规手术后神秘死亡。有人推测他死于政府之手。&br&皮诺切特当政17年间遇难人士的具体数目至今不详。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报告认为，有2095人遇害，1102人失踪。还有统计数据显示有13万人遭到逮捕，6.5万名政治犯失踪，上万人流亡国外。&/blockquote&&br&是的，这样的成果正是以无数鲜血为代价所建立的。激进的自由化必然伴随着民众的不满与反抗，而手握绝对权力的皮诺切特选择了最为残忍的方式来赢得推行政策所需的政治资本。我个人没有兴趣去评价这种方式是否“值得”，但我相信大部分拉美民众并不愿意接受同样的命运。&br&&img src=&/09fee1c6879e89cccc3c73e3_b.jpg& data-rawwidth=&800& data-rawheight=&1047&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800& data-original=&/09fee1c6879e89cccc3c73e3_r.jpg&&&blockquote&如果没有我的允许，这个国家的一片叶子也不能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blockquote&&br&&b&4、小结&/b&&br&&br&右翼的经济政策，至少在原理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它也是拉美诸国最为成功的案例——当然这是矮子里面拔高子，若是对比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智利也不过尔尔。&br&然而智利的案例也不见得是可以轻易复制并推广的：皮诺切特对内的铁腕政策、以及对外的长袖善舞，为其改革赢得了足够的时间与资本。可同样的手法，即便在当年拉美数个右翼独裁政权中也仅此一家，在冷战后的今天更是很难再重新上演；对于民选的右翼政权来说，获得同样的政治资本亦可谓难上加难。&br&再进一步说，随着美帝自身日益孤立化，其干涉他国的意愿与能力也在日益减弱。一个日益孤立的美帝是否还甘愿被抱大腿，作为大腿又能起多大作用，也并不是一个乐观的局面。如果再考虑到拉美诸国仍然残存的反美政治传统，又会进一步给右翼政权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br&&br&&b&四、总结：&/b&&br&&br&巴西，甚至可以说拉美的现实，对于中国来讲确实没有多大参考价值，因为我们走的正是他们走不了的出口导向工业化道路。&br&&br&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参考意义，那么我认为有如下几点：&br&1、财政纪律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而是我们应当避免在这个发展阶段不必要的额外支出——对，我指的就是过度的福利。&br&2、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随着中国经济利益向海外的日益延伸，势必有那么些好为人师者企图将我们的人生经验单方面灌输给他国——对，这指的就是有点一厢情愿的某些工业党。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国情差异，并明白各国就应该根据自身国情需要，摸索出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像美苏那样肆无忌惮地在海外推行自身体制的毛病，我们绝不能再犯。&br&3、所谓经济政策，它首先是政策，其次才是经济。因此，即便西方经济学能把经济自由化吹得天花乱坠，如果主政者无法争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去彻底地推行，那它本身也不过是一场空谈。而推行政策所需政治资本的获取途径，往往又是不那么光彩，且过程中的风险很大。所以，与其yy一个自由的经济体会如何辉煌，倒不如考虑一下怎么以尽可能低的代价来获取政治资本。&br&4、对于中国没有意义，不代表对于中国的某些资源省份没有意义。近两年来，有些曾经在大宗商品狂潮中走上巅峰的资源省份，被瞬间抛落至谷底。这些省份，有些由于交通环境、人力成本等原因，也不适合发展东部沿海省份的工业化形式。它们就像是拉美国家那样，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资源诅咒。也许这些省份，能够从南美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为自身谋求更为良好的发展道路。&br&&br&那么巴西人、南美人怎么办？&br&&br&我开篇时就已经说了。。关我X事？！
〇、写在前面： 1、承蒙错爱，得了1600+赞。我不是哪位大V，俗人一个罢了。平日里无甚产出，点赞内容也无甚营养。粉我于诸位鲜有裨益，怕是还污染了时间轴233，故而自行匿了。 2、请注意，本答案的观点与相关国家的具体国情相联系，不可粗暴套用在中国或其…
我先讲个故事。&br&&br&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看围棋直播。有一次，双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我爸和我说的。棋逢对手，悬念一直留到了最后，黑棋贴目不足，微弱劣势输了这盘。后来，我爸再和我说起这盘棋的时候，黑棋从一开始就是有问题的——“这里过于自信”、“那里过于保守”，总之许多关键的地方，尤其是原先看来极有创造力的地方，现在都有了问题。&br&&br&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的爸爸是关西棋院的业余六段，至少在判断上没有问题。这种转变其实反映了我们认识事物的一个特点：知道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影响我们对过程的认识。心理学上称之为hindsight bias，在历史学的讨论中，我们常常说这是“&b&倒放历史&/b&”的问题。&br&&br&考虑一个例子。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发生过很多大事，其中一件就是英国教会渐次脱离罗马教廷，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然而，当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一世继位之后，一改她的父亲和前任的政策，努力“拨乱反正”，力图让英国教会回到罗马的怀抱。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玛丽去世之后，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一直到今天英国教会都是独立于梵蒂冈的。在知道了最终的结果之后，我们很难认为玛丽的“拨乱反正”是成功的。事实上，由于她的继承者伊丽莎白一世的空前成就，以及她们二人之间经久的敌意，玛丽留给后世的形象就只能非常糟糕了——“血腥玛丽”比“玛丽一世”更加为人所知。然而，近年来历史学家在仔细爬梳玛丽朝史料之后，才渐渐得出了比较公允的看法。玛丽并不是在把一种落后的宗教强加给大步向前的英国人民，她的反正运动有相当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了相当的支持——事实上，在当时的西欧世界中是成功的。这其中的一本书是：Eamon Duffy, &i&Fires of Faith: Catholic England under Mary Tudor&/i&.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br&从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后见之明”会让我们带有一种成见，以某种固有的判断来梳理历史事实——这种判断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这进而会引出一个问题，就是对历史现象&b&选择性的漠视&/b&。&br&&br&我们换一个中国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唐帝国在黄巢之乱之后渐次瓦解了，最终在907年被朱梁所取代。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来梳理唐代的政治、社会史，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之后就已经雄风不再了。因之，当我们考察九世纪的进程的时候，我们会首先看到藩镇割据、牛李党争、宦官专权等等现象。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就会忽略许多同样重要的现象：中央或宫廷主导的新的政治文化的扩展，清流文人群体的兴起，文官政治向地方藩镇的渗透，等等（见&a href=&///?target=http%3A//www.zggds./005/001/071-1.htm&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陆扬讲演：唐帝国的瓦解及遗产――一个老问题的新思考&i class=&icon-external&&&/i&&/a&，2010）。事实上，九世纪的唐帝国依然充满活力，她的瓦解事实上有某种“突然性”（同上，另见Nicolas Tackett, &i&The Destruction of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 Center, 2014）。换而言之，对结果已然的认知会让我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一些现象上，忽略另一些在当时世界中看来同样重要的事件或过程。&br&&br&但有的时候，还可以更糟。我们或许会因之犯下&b&时代错置&/b&的错误。&br&&br&我们把焦点切换到中东。我们知道今天的穆斯林庶几分为两大派，逊尼派与什叶派，什叶派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先知把大业传给了他的族人、女婿阿里，之后继承权又会传给先知的亲外孙、阿里的儿子侯赛因，侯赛因和他的族人在公元680年被残忍的杀死了，在后来的记忆中，这标志着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决裂。因为我们知道八世纪以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分野，同时又因为宗教历史书写固有的一些特点，我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很多观念在七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根深蒂固了。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在685年的时候，阿里的另一个儿子al-Hanafiyya就被推举为领袖。他并不是先知的外孙，是阿里和另一个女人生的。但是没有关系。当时的阿拉伯社会还保有许多父系、部落制下的观念，是阿里的儿子就好。这和后来什叶派界定的观念就有很大的不同。要透过后来教派分离之后形成的史料，追索许多早期的观念，实在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Jonathan Berkey如是说——见&i&The Formation of Islam.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he Near East 600-1800&/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03 （另见： Hugh Kennedy, &i&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s&/i&. London: Pearson, 2004; S. Frederick Starr, &i&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br&&br&观念的变化总是很微妙的，后段的观念认为之前一定就有了，有时就会出纰漏。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b&人物的脸谱化&/b&或平面化。我们知道一个人后来的选择或成就，我们就认为他或她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这样的人，他或她的经历都被解释为向那个目标迈进。我们经常看到三国爱好者笔下的曹操或司马懿生下来就是篡位积极分子，仿佛整个人生都在为篡位做准备。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哲学史人物的梳理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会注意到的是维特根斯坦后来对自己早期作品的批评。于是我们认为存在两个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和《哲学研究》的维特根斯坦，而这之间，他的思想都可以发放在从“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脉络下看。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我们对“前期”与“转变期”的理解，很大意义上成了“后期”的投射，我们关注一个“坏”的、“带有形而上学残余”的维特根斯坦如何变“好”了、“彻底克服形而上学”的维特根斯坦，这使我们对他的作品产生了许多的误读。事实上，分割前后维特根斯坦的取径本身就有问题，学界不断修正的过程，我们可以读Rupert Read & Matthew A. Lavery, eds., &i&Beyond The Tractatus Wars: The New Wittgenstein Debate&/i&. London: Routledge, 2011，也可以参考Oskari Kuusela & Marie McGinn, eds., &i&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tgenstein&/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中的有关章节。&br&&br&更进一步说，除了关乎史实的错误以外，常常，我们还会把历史纳入宏大叙事的框架，以一种&b&目的论&/b&的角度来看待历史——仿佛历史就是在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奋勇前进。于是，许多观念——民族国家、进步等等——会融合在一起，把历史组织成一个特定的样子。&br&&br&Christopher Wickham说，许多许多代杰出的历史学家都习惯把早期中世纪看做现代欧洲形成的时期。所以他们写了很多的书，题目就可以看出这种倾向，比如“法国的诞生”之类的。他们觉得，法国既然现在是一个民族国家，其萌芽一定是在很久的以前就种下了。于是他们会不断的上溯，到加洛林时期甚至墨洛温时期。事实上，在Wickham看来，我们并没有材料因而也没有理由认为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就已经在西欧普遍存在了，一个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发展的过程是不存在的。彼时，也许，在拜占庭存在着某种较强的“国族认同”，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任何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因而，历史学家也就倾向于将之忽略了——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选择性漠视的问题。（Christopher Wickham, &i&The Inheritance of Rome: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400 to 1000&/i&. London: Penguin, 2009, pp.4-6.另见Christopher Wickham, &i&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br&&br&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观念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倒放历史、选择性的漠视、人物平面化脸谱化、宏大叙事、目的论的历史观，以及因之而产生时代错置，等等。家族相似似乎是一个有用的标签。&br&&br&&br&我自己进入历史系已经有两年多了——如果旁听的时间也算的话。对于新生而言，如果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是一种基本训练，被反复强调。然而，在具体问题的拿捏上，又会非常困难。史学家也经常陷入分歧，以上介绍的观点也都只是一家之言。毕竟，作为历史的学习者，我们势必已经知道结果了，我们不可能不把结果纳入我们的思考，而我们的解释，最终也必须与结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我们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是一些彼此无关的事件的大杂烩。幸而，近年来，许多优秀的作品做了许多尝试，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我无法对他们的学术取径、观察与结论做出判断，但我认为他们在叙事上都有某种突破。&br&&br&上引Wickham (2009) 是一本带给人很多震撼与感动的书。他在讲述400到1000年的欧洲史的时候，努力避免对任何宏大的过程的描述。每一章，他都以一个当时的场景、事件为开始。初读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感到一种冲击——如罗马世界的暴力，甚至会感到很难理解这件事的本末——如七世纪地方教会的改选。但是他随即告诉我们，这恰恰提醒我们，当时的世界、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与今天，甚至与之前之后的世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些事情，就他所呈现给我们的样子而言，期间又有许多史料累层叠加的因素。并没有一种无形的宏大的力量把这些时间缀连在一起，呈现一幅连贯的画面——只有对它们有了就其所是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归纳出一些一般特点，就如全书在结论中做的那样。&br&&br&一本更加容易读的书是Stephen R.Platt, &i&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i&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9——中文本《天国之秋》也早已出版。我们不缺少对太平天国的讲述，从金田起义到南京陷落。但我们习惯于一种已有的叙事模式，即使史景迁、罗尔纲有时也不能例外：起初他们是有活力的，后来，他们腐败了堕落了，他们最终灭亡了。但这本书不是这样讲的。全书的开篇，我们被放在了1852年的香港，和西方观察者一起，和他们一样从传闻中一点点了解这场变革的进程。这般，我们和西方传教士一起，认识了洪仁玕，渐次了解了他的思想，与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追随着他的视角，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天国在江河日下，石达开的出走、南京的奢靡，这些都被一笔带过——对洪仁玕来说，这真的不那么重要，这些都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看到了一个蒸蒸日上的视野。同时，追随当时各种西方报纸的视角，我们又渐次看到了我们的“天国”正随着当时世界的许多世界而脉动，这些事件、这些变故、以及这之后的许多观念，我们又感受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对于整个事件与世界的认识，而对于这一切洪仁玕却对之全然无知的。无须讨论必然与偶然的问题，在这些不断切换的当时人的视角中，在诗一般的结语中，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在发生变化。&br&&br&要之，我想题主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有许多观念，我们习以为常，却可以给我们以系统的误导。或许，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日常的阅读中，对于任何过于流畅的过程或进程，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至于一种更好的对历史的梳理、解释或叙事，或许倒没有一定之规了，但至少，作者对历史的复杂性与厚度有了经久而痛苦的思考与反刍。这里前后提到的一次演讲与十种书，就一并推荐给大家——事实上，这是我对 &a data-hash=&8e5fd509c903b2f0aca75& href=&///people/8e5fd509c903b2f0aca75&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editable=&true& data-title=&@藥師& data-hovercard=&p$b$8e5fd509c903b2f0aca75&&@藥師&/a& 的“2014的十本书”的邀请的拖了许久许久 的 答卷。
我先讲个故事。 小时候，我爸爸会带我看围棋直播。有一次，双方下得都很好，黑棋尤其“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我爸和我说的。棋逢对手，悬念一直留到了最后，黑棋贴目不足，微弱劣势输了这盘。后来，我爸再和我说起这盘棋的时候，黑棋从一开始就是有…
&p&近年来，“民国之后无大师”“民国教育神话”吹成了一个又一个泡沫，然而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具体从以下十点分析：&/p&&br&&p&第一，民国的基础教育惨不忍睹。&strong&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strong&（《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992年12月印，194页）。国粉津津乐道的西康军阀刘文辉的名言“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则是一个谣言，详细的辟谣文可以在网上查到。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的老百姓来说，“大师”云云不过是畸形社会中的空中楼阁。&/p&&br&&p&第二，所谓“民国大师”基本全为文科、社科人才，而极少数的几个理工科人才都是美国培养的。这里并不是在探讨文理孰优孰劣，而是在当时山河飘摇，家国不宁的社会现状，几个能带来真正生产力直接推动的人才要比一些空谈风花雪月诗词曲赋的人对社会贡献大得多。这么说吧，&strong&一个袁隆平顶一火车“民国大师”&/strong&。我是文科生，轻喷。&/p&&br&&p&第三，纵向比较来看，新中国现当代学者学术成果早已超越“民国大师”。首先必须要说明一点，知识发展都是相继而行的，新中国学者研究成果超越民国学者是理所应当的事情，&strong&必须要感谢民国文人学者对于各个学科的基础性贡献&/strong&，非要把民国学者与现代学者比较，“扛着机关枪的兰博和力能扛鼎的项羽”谁更厉害一样无聊。但是为了堵住某些不学无术的“文史小清新”嘴，我还是简单说说，民国学者大多一个人涉及n个领域，而现代学者往往一个人只做一个课题，但开的很深。这样整体学术就进步了，但很少有跨界的，因为&strong&学术进步后没有人有那精力，&/strong&对于某些胡搅蛮缠的人来说，不跨界就是专家，就成不了大师了。譬如说陈寅恪的魏晋研究被当代阎步克，田余庆完败，唐史黄永年完败之，甲骨文就别提了，民国学者加起来认出的甲骨文不如裘锡圭一根毛。再说清史，在网上被骂成狗的阎崇年老先生学术成果也超过民国的孟森、萧一山，这二人不会满语，阎崇年可是能读得懂老满文档的人。再说一遍哈，时代不同，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strong&任何“民国之后无大师”或者“民国学者就是群渣”的说法都是偏激的。&/strong&&/p&&br&&p&第四，横向比较来看，“民国大师”在世界范围内也很少能拿得出手的。如日本京都学派认为民国学术一塌糊涂，只有顾颉刚到了他们那个级别。伯希和说，中国只有三个世界级学者，陈垣、冯友兰、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页）。我相信，这三个人里如果不是冯友兰出现在了高中课本上，那些个一口一个“民国大师”的“文史小清新”一个也不认识。就连钱穆也说民国学术是衰世，惨不忍睹。而在当代，李学勤、秦晖、裘锡圭、阎步克他们都称得上是世界级文科学者。&/p&&br&&p&第五，新中国那些文人被禁止吹牛，这点真的很重要。看这十几年管的松了点，是不是各种“国学大师”“历史良心”之类的又泛滥了些。&/p&&br&&p&第六，现在不少关注“民国大师”的人群中，关心的不是他们的学术成果、思想境界，而是他们的&strong&逸闻趣事&/strong&，譬如王国维的小辫子，辜鸿铭喜欢小脚妹，金岳霖给梁思成戴绿帽之类的，跟关注当下娱乐八卦如出一辙。&strong&现在真的没有大师了吗？不，现在没有的只是供那些“文史小清新”的谈资。&/strong&&/p&&p&第七，现代资本运作。许多民国大师的炒作不过是背后都有书商资本看不见的手。再譬如前一阵的电影《黄金时代》，&strong&萧红萧军取这两个笔名本意是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他二人本是革命青年，但资本主义商业需要他们是文艺青年。他们想本颠覆的“黑暗时代”，却成了商业资本与市场要求他们必须生活在的 “黄金时代”&/strong&。切格瓦拉永远活在衬衫上，“小小红军”永远活在“民国范儿”中，“民国大师”也永远活在当代图书的腰封里。&/p&&img src=&/cde61cadcbdefdaffe35ec2_b.jpg& data-rawwidth=&622& data-rawheight=&800&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622& data-original=&/cde61cadcbdefdaffe35ec2_r.jpg&&&br&&br&&p&第八，在那些张口闭口“民国之后无大师”的人群中，恕我直言，他们的水平完全无法理解大师们的学术成就，若是能理解或有浅显的研究，便根本不会忽视新中国之后取得的种种进步。&strong&他们所要的，只是一种自我标榜，只是通过这一种无病呻吟与感慨叹世来达到标榜自己的目的。俗称，装逼。&/strong&&/p&&br&&p&第九，网络上“民国粉”的泛滥是一种大环境。就像我在前几天这篇文章中分析的一样&a href=&///?target=http%3A//mp./s%3F__biz%3DMjM5NzE2NTY0Ng%3D%3D%26mid%3Didx%3D1%26sn%3Db78bf79f6ca5bd3b85f482%23rd&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时评】妻不如妾，妾不如偷&i class=&icon-external&&&/i&&/a&——越得不到的东西也就觉得越好，自己在潜意识中也会不断的美化这种“得不到的东西”。现在许多“文艺小清新”“历史小清新”看到了现在社会的种种黑暗与不公，于是便让人无法理解的把一种自由民主公平繁荣富强大师多的理想社会嫁接到了曾经的民国，完全罔顾史实，完全抛弃了理性思考。&strong&就像某些领导喜欢沉浸在“新闻联播”式的大同社会中，有些网民也乐于生活在“完美民国”的童话世界里。&/strong&&/p&&br&&p&第十，有个好徒弟很重要。譬如现在被捧成神的陈寅恪，首先陈老先生的确牛逼，再一个跟他的好几个弟子都已经在历史界出人头地有关系，身后有人照应就是不一样。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郭沫若老先生，生前办学校办科学院，为新中国科学劳心劳力，文革时候回护同事，丝毫不考虑自己的事情，然后钱穆大弟子发文攻击他，钱穆后面稳坐钓鱼台一言不发，郭沫若就得一篇一篇在报纸上发文章回击，看着心疼。到现在呢，谁敢说郭沫若一句好话？&/p&&br&&p&-------分割线-------&/p&&p&&strong&以上正经说理部分结束，开启狂暴吐槽模式，高能预警，非战斗人员请迅速撤离。&/strong&&/p&&br&&p&尼玛！老子忍这种话很久了好吗！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半吊子没读过几本书，张口一个民国风骨，闭口一个再无大师，我就想问一句，“大师”不“大师”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是读得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啊还是读得懂闻一多的《楚辞集注》啊，你是读得懂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啊还是读得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啊，你是读得懂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还是读得懂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啊，啊？啊？&/p&&br&&p&别说这个，就这些人，连最入门的比如说《人间词话》《国史大纲》《万历十五年》这些书就没看过，看了点易中天品三国于丹鸡汤论语关注了点微博上带历史两个字的账号收罗了点地摊史料就以为自己站在中国文化品味的巅峰了，带一个金丝眼镜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一半忧郁一半哀伤的感慨一句：“崖山之后无华夏啊，明亡之后无中国啊，民国之后无大师啊，世间何日重斯文啊。”一瞬间感觉有纷纷白雪落在肩头莫非是上天为我感动了一看原来是风吹下来的头皮屑。&/p&&br&&p&装逼伤身体好嘛。&/p&&br&&p&许多“知识分子”骂新中国，认为他们的地位在新中国下降了，许多“文史小清新”也都信以为然为之抱屈。不对！告诉你们，&strong&新中国不是文化人的地位下降了，而是劳动人民的地位提升了！&/strong&有一些酸腐文人——请注意我说的啊，是有一些，一些人民的文化艺术大师还是不少的——就开始不满意了：我在旧社会就算不是主子，但至少也是主子身边的人，怎么现在跟这群泥腿子平起平坐了？不开心不开心，我要特权！知识分子要有特权！结合一下现在我们都能看见的某些人的言论，是不是这样——&strong&“刑不上记者，法不管律师。造谣传谣没责任，党的特权归公知。”&/strong&这类人大多都有三个特点，第一自命清高，第二满腹牢骚，第三干不了事实。有时候这三个特点加载在一起会产生毁灭性的的后果，说明朝亡于言官这话虽说有点夸张但多少还是有其道理的。实事求是的讲，新中国成立后，理工科人才待遇相当之好，若都说“知识分子”受迫害我认为是不妥的。&/p&&br&&p&有一点必须明确，&strong&我们现在的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strong&？我们看到的文章是文人写的，我们看到的书籍是文人出的，我们看到的讲坛是文人讲的，我们接受的观点是文人传播的，然后好多人就入戏太深了，以为自己也是个文人知识分子了，他们叫屈也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一室友，父母都是农民，身体棒也挺阳光，自从关注了点微博上什么“民国揭秘”“历史真相”之类的营销账号之后，慢慢看问题就开始愤世嫉俗了，不管是寝室卧谈会还是出去吃饭k歌什么的，有机会没机会他都要感慨两句，什么“人心不古”啊“我们的国家没有独立的思想”啊，还一脸严肃的跟我谈，“GCD这样打压文人学者，我们前途真是一片黯淡啊”……别，您受累，我可不是什么文人学者，我将来注定搬砖的命，我操心的是工头会不会克扣我工资，看您将来努把力说不准能成个公知，您好好操心这事吧小弟恕不奉陪。&/p&&br&&p&我都替你捉急哎【长者脸&/p&&br&&p&有人说，我们能看到的历史是统治者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新闻是统治者想让我们看到的。&strong&这话我只同意一半，我想说，我们能看到的历史还有一半是写史人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能看到的新闻还有一半是新闻人想让我们看到的。&/strong&就像秦始皇，焚书坑儒被人花式骂了两千年，无道暴君这个帽子是摘不掉的，本朝太祖让文科知识分子下乡劳动劳动，现在也差不多要挖出来鞭尸了。也不是说这个是对，比较一下历朝历代我们能看到的史料里是为坑里的长平四十万赵国降卒叫屈的多还是为坑里的三百个儒生叫屈的多？是为殉葬的数千工匠宫女叫屈的多还是为坑里的三百个儒生叫屈的多？是为长城下尸体填了城墙的几万劳工叫屈的多还是为坑里的三百个儒生叫屈的多？再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医生收红包的报道，经常被各大媒体大书特书，并冠以“医德沦丧”之类的帽子。可是，你见过哪个媒体报道过记者出去采访也是收红包的？尤其是政府会议这样的，去一些企业就算没有红包土特产也不会少拿。前一阵爆出二十一世纪网敲诈勒索上市公司，这是触犯了法律被抓起来了，这才是冰山一角。&strong&可见掌握舆论霸权有多么可怕。&/strong&&/p&&br&&p&二十四部文人史，几家曾为百姓言？&/p&&br&&p&再说某些国粉与“文史小清新”，一提民国就是一口一个黄金十年，文化繁荣昌盛，中华正统。正正正，正你妹啊。一天到晚看着新鸳鸯蝴蝶派觉哇塞民国风骨，生活小布尔乔亚哎。自己照照镜子，追查一下祖宗三代之前在民国什么成分啊？你以为是轻徭薄赋田园风光轻轻松松活到60岁看儿孙满堂是吧？你以为在田里干着路上走着车上坐着不会被拉壮丁是吧？你以为你能是西南联大学生老师可以跟着政府一起转移啊到了地方多少还管你口吃的啊？你以为你呆在首都看着国军连续二十二个会战“大捷”就不会当亡国奴是吧？你以为遇上了水旱黄汤大灾国民政府管你啊？都特马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一个个梦回民国的有几个能保证自己能在那活到30岁啊？有几个认为自己能长成才子佳人啊？你要是为这个粉民国，那我还粉大清呢，你民国哪个“大师”没受我大清皇恩浩荡？多少学子是我大清派出去了？张爱玲不也是我大清勋旧家人？黄金十年是尼玛国民政府管的好啊？上层社会好自由啊，上层社会自由繁荣跟你有毛关系啊？国民政府重视知识分子啊是吧。他除了知识分子他还有神马啊？要靠一堆洋博士部长出国讨饭是不是吧？他没了这些知识分子他有神马撑门面的啊？到那个年代你会不会是知识分子让国民政府供着你啊？你在民国能保证自己受到的教育可以教会你把数从0数到10吗？黄金十年是上层社会的黄金十年，是普通民众的黄土十年，你那一口一个民国叫的比亲爹还亲穿越回去你以为你能在哪个阶层啊？&/p&&br&&p&有国粉梗着脖子跟我说：“穿越到1948年，老子就是亿万富翁！”&/p&&br&&p&我竟无言以对。&/p&&br&&p&&strong&对于某些国粉和文史小清新来说，他们要的不是“粉民”而是“反共”&/strong&，我来斗胆分析一下他们的心理：&/p&&br&&p&胡适这种人一定要当成典型，尤其是“民主在蒋先生这里是多和少，在毛先生那里是有和无”这句话一定要大书特书，什么？你说这是造谣？一派胡言，就算是造谣难道这句话不对么……吴宓也是极好的，活活被GCD迫害死了，什么，你问他研究的是什么？明史啊。啊，你说那是吴晗？管他呢，反正被G党迫害的都是大师……梁漱溟也是不错的，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据理力争，完全可以当做黑tg的炮弹，可恨他竟然在日记里骂蒋公不抗日，后来出的回忆录还指责蒋公是内战罪人，这种叛徒就算了……冯友兰本是不错的，可惜入了梁效……咦，洋大人伯希和说了，陈垣是三大世界级学者之一，这个可以用来装逼，一转身又发现陈垣竟然写过一篇文章：天下学问宗韶山，我乃主席学生。可恶，这种人竟然也投靠共匪了……鲁迅先生的文章用来抨击时局本是好的，只可惜他当年骂的是国民党……柳亚子也投共了……郭沫若这种人渣……闻一多李公朴……可恶！哪壶不开提哪壶！&/p&&br&&p&有句话我说了很多遍，现在还要再说一遍：&/p&&br&&p&粉民国不服粉你妹&/p&&br&&p&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平台，这篇文章昨天推送了&/p&&p&&a href=&///?target=http%3A///r/mHUEHDvEVGYrrX9-9yCK& class=&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span class=&invisible&&http://&/span&&span class=&visible&&/r/mHUEHDv&/span&&span class=&invisible&&EVGYrrX9-9yCK&/span&&span class=&ellipsis&&&/span&&i class=&icon-external&&&/i&&/a& (二维码自动识别)&/p&
近年来，“民国之后无大师”“民国教育神话”吹成了一个又一个泡沫，然而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具体从以下十点分析： 第一，民国的基础教育惨不忍睹。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
今日（15日）更新。有人问我为什么跑题，回答，不跑题的话，这个回答能有这么多赞吗？毕竟我只是一个物理系毕业的人，历史文化都是 &a data-hash=&4da9ef85a1& href=&///people/4da9ef85a1&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tip=&p$b$4da9ef85a1& data-hovercard=&p$b$4da9ef85a1&&@刘九逸&/a& 老师教的。再说作为生活在一个文明系统中的人，过于贬损其他文明系统，也是固步自封的标准。所以我更多的是列举不同。另外，也有人说宗教也有劝人向善的作用，我没有否认。其实第四点也说明了。至于宗教也可以进步之类的，其实宗教优劣是并非来自于教义本身，而是神职人员。有教义解释权的人，可以通过阐述神的旨意来改造现实。基督教地区进步，就在于神职人员面对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妥协。伊斯兰教，其中有影响的几个宗教法国家（沙特伊朗），对世界作出的表率并不好&i&。&/i&至于拿裹小脚和杀女婴等负面文化反问的我的，我回答的是，这并非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历史可以发展出它们，也可以消灭掉。城乡对于生女孩态度的差异，恰好可以说明，其实外部条件可以轻易改变这种文化的。&br&&br&&b&因为我们生活在另一种文明体系中。&/b&&br&&br&1.我喜欢祖先崇拜，历史崇拜的民族。至少大家还能够敬畏历史，“&b&人相食，我们要上史书的&/b&”。而且历史是不断演变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崇拜，我们可以同时学习敌对阵营的人物。刘备和曹操，我既可以欣赏刘备的“以人为本”“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也能欣赏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而教义是僵死的。对于宗教，我们只能活在自己教派的理论体系中。你听说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互相学习吗？&br&&br&2.我喜欢&b&“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b&的务实态度。&br&&br&3.我喜欢灭佛的后周世宗皇帝，他全心为民，“&u&你们不要因为毁坏了佛像而产生怀疑，佛用做好事的道理来感化人，如果立志做好人，就是信奉佛了，那些铜像不是佛！！我听说佛总是使别人得到利益，即使是自己的头和眼也可以施舍给别人，如果朕的身体可以救济百姓，朕也不会顾惜”&/u&&br&我讨厌梁武帝，为了宗教折腾人民，为了自己的信仰多次出家寺庙，然后大臣们花费亿万钱去赎回，这样信仰的代价是谁来承担？&br&&br&4.约束人行为的应该是发自内心的道德律，而不是对报应（神灵惩罚）的害怕。机械的由教义来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导致&b&嫂溺叔不援&/b&的道德困境。&a href=&///?target=http%3A//.cn/world//content_.htm&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沙特女子学校禁止男子救援人员进入 致学生死亡&i class=&icon-external&&&/i&&/a&
还有泰国信佛，菲律宾信天主教导致不能打胎（包括强奸）引发的社会问题。&u&中国也有部分人（拜狗教徒）在人收到狗任何伤害的时候都为狗辩护（譬如狗咬人被击毙的时候质疑为什么不用麻醉枪）。&/u&&br&5.中国人对于神灵的态度是平等理性的，西游记中的神灵都是有血有肉有私心有错误的，神灵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既然神灵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那么神灵的话也就不是玉律金科。我们可以去质疑去分析甚至去反对，&u&适逢天旱，济南的各界百姓请张宗昌参加祈雨仪式。张宗昌虽然不信这一套，但还是要装装样子。于是，让人在龙王庙设坛念经，他将亲自去祷告。民间听闻，皆大欢喜。到了祈雨那天，张宗昌果然来到龙王庙，他既不上香，也不祷告，在百姓关注的目光下，径直走到了龙王塑像前。张宗昌上去就给了龙王一巴掌，大声骂道：“日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东老百姓好苦啊！”骂完了，登上小汽车扬长而去。&/u&&u&第二天，万里晴空，仍然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张宗昌大怒，命令炮兵团在千佛山下摆开十九尊山炮，实弹向天空袭击。谁知，天上飘来乌云。张此举，不过是泄愤而已。不料，炮弹发射到天空后不久，大雨忽然从天而降。百姓喜极而泣。当时报纸刊发新闻，前所未闻的求雨术。&/u&
而在某些宗教，譬如大红龙神教，遭遇了苦难责任在于大红龙，享受了幸福是全能神的恩赐。神灵是万万没有错的，更别说质疑。不能质疑神灵，那么人们就必须听从于神职人员，相比之下，西门豹开始我们就有把神职人员扔河里的好传统。&br&&br&&br&6. 而且自古以来，都有杰出的知识分子跳出来做斗士。范缜，韩愈等等。知识分子的精神与道统是以天地、生民、往世（历史）、万世（未来）为指导的。只要有道统在，宗教势力只能被约束在宗教范畴，而不会干涉世俗。就说天吧，虽说我们古代也说天命，天子。但是却有“天何言哉?四时生焉,万物兴焉”。什么意思呢？我们信天，更相信天其实是规律、是法则，这样的法条就存在于历史轮回当中，而不是有一个《天经》告诉你天的旨意到底是什么。&br&&br&综上，我更喜欢本土文化，讨厌宗教统治世界。
今日（15日）更新。有人问我为什么跑题，回答，不跑题的话，这个回答能有这么多赞吗？毕竟我只是一个物理系毕业的人，历史文化都是
老师教的。再说作为生活在一个文明系统中的人，过于贬损其他文明系统，也是固步自封的标准。所以我更多的是列举不…
&p&&strong&转载：“复旦投毒案二审”代理词&/strong&&/p&&br&&p&&strong&欲盖弥彰反误卿卿性命&/strong&&/p&&p&&strong&回头是岸何叹朝闻夕死&/strong&&/p&&p&&strong&——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二审代理词&/strong&&/p&&br&&p&&strong&尊敬的合议庭成员：&/strong&&/p&&br&&p&日，备受社会关注、发生在复旦大学校园的林森浩投毒故意杀人案二审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庭审长达近13小时之久。上海刘春雷律师事务所刘春雷律师、叶萍律师作为被害人父母的诉讼代理人全程参与庭审。现结合全案证据材料、二审庭审情况、及林森浩辩护人庭后在其微博等自媒体及其他新闻媒体上发表的辩护观点及意见，诉讼代理人发表如下意见。&/p&&br&&p&&strong&第一章 疑与惑&/strong&&/p&&br&&p&&strong&★关于毒物&/strong&&/p&&br&&p&&strong&【我方观点】毒物是二甲基亚硝胺，毋容置疑！！&/strong&&/p&&br&&p&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称：&strong&司鉴科研所鉴定中心&/strong&）在黄洋饮用水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详见司鉴中心（2013）毒验字第111号《检验报告书》】。&/p&&br&&p&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称：&strong&上海公安物鉴中心&/strong&）在被林森浩投毒的饮水机内的水样、饮水机上水桶的封口处、黄洋使用过的水杯及黄洋的尿液中，均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p&&br&&p&林森浩个人的供述和辩解均表明毒物确为二甲基亚硝胺。侦查阶段、一审庭审时，林森浩的数次供述均将所投毒物指向二甲基亚硝胺，且供述稳定，可信度较高。&/p&&br&&p&相关证人证言均把毒物指向二甲基亚硝胺。&/p&&br&&p&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称：&strong&上海司鉴中心&/strong&）出具的《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沪司鉴中心[2013]病鉴字第1号】（以下称：&strong&《法医鉴定意见》&/strong&）指出：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p&&br&&p&&strong&以上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林森浩所投毒物为二甲基亚硝胺。此结论千真万确，毋容置疑！&/strong&&/p&&br&&p&&strong&【辩方观点】毒物查不清。&/strong&&/p&&br&&p&&strong&[辩方理由1]&/strong&国外二甲基亚硝胺生产厂家，以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生产方法生产出的才是高质量的二甲基亚硝胺；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以下称：&strong&天津化研所&/strong&）的孙国建按照教科书生产不出二甲基亚硝胺，或即便能生产，也只能生产出劣质的二甲基亚硝胺。&/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首先，天津化研所研发人员孙国建、销售人员张淑珍均证实，其生产和销售的有毒化合物是二甲基亚硝胺。其次，生产企业面对无关人员询问时，会以生产方法是商业秘密为由而无可奉告。再次，教科书记载的是经本领域专家验证过的知识，孙某作为有经验的研发人员，完全有能力根据教科书将二甲基亚硝胺生产出来。&/p&&p&总之，无论天津化研所生产二甲基亚硝胺的工艺是否达国际先进水平，其生产、销售二甲基亚硝胺是否符合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规定，都不能以此来否认涉案毒物确系二甲基亚硝胺。&/p&&br&&p&&strong&[辩方理由2]&/strong&林森浩所投二甲基亚硝胺的购入价远低于进口产品价格，进而否认毒物为二甲基亚硝胺。&/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一方面，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主导，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供小于求时价格上涨，不能仅凭货物价格高低来判断货物属性。另一方面，检测的对照样本系进口产品，涉案二甲基亚硝胺系国内库存产品，前者价格远高于后者价格实属正常。况且，以进口的二甲基亚硝胺为比对样品，在涉案相关物证中亦检测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p&&br&&p&&strong&[辩方理由3]&/strong&涉案毒物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实验室的存放条件不符合正品规定的存储条件，存放温度、生产时间、开盖使用后的时间均可导致其变质。&/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虽然二甲基亚硝胺有一定的挥发性，但盛装涉案毒物的容器有内外盖密封，且一直装于避光的纸盒内，几乎未挥发也未变性变质。&/p&&br&&p&&strong&[辩方理由4]&/strong&如果该化学试剂是二甲基亚硝胺，根据官方数据，大鼠经口半数致死量为37毫克每千克，而林实验中用50毫克每千克，大鼠致死量远不到50%，并因此否认该化学试剂是二甲基亚硝胺。&/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因为半数致死量只是一个相对值，由于动物存在较大个体差异，不同个体对某种毒物的耐受性也存在很大差异。换言之，不同的动物个体，或将存在死於远低於半数致死量的剂量，有些却能在远高於半数致死量的剂量下生存。&/p&&br&&p&&strong&[辩方理由5]&/strong&饮水机中二甲基亚硝胺浓度很低，按照侦查实验，饮水机里的数量为1100毫升，倒入50毫升二甲基亚硝胺，按照37毫克每千克半数致死量，根据黄洋的体重65公斤，致死量为2.405克。据辩方的实验，一人喝一口水的量应为16.83毫升左右，黄洋喝一口吐出一半，结合黄洋喝下的水量，黄洋喝入的毒物量为0.366克。远不到半数致死量2.405克，且相差很远。计算公式：50毫升除以1150毫升（1100毫升水+50毫升二甲基亚硝胺），再乘以8.415（半口16.83/2)，黄洋喝下的二甲基亚硝胺为0.366克。&/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此种计算方法缺少物理学常识，更不可能得出科学结论。据侦查实验，当时水桶内约有两厘米左右的水，约1100毫升。诉讼代理人特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网站上检索到一专利申请文件（见附图1），以说明饮水机水槽的工作原理&strong&[1]&/strong&：&/p&&img src=&/e08d3fd5c333b20ec92dbb9b6729351e_b.jpg& data-rawwidth=&300& data-rawheight=&339&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300&&&br&&br&&p&一般饮水机上部为饮水桶，下部为饮水机，二者接触部分为饮水机内部水槽 6、水阀 7、活动浮漂 8、固定安装座 9、封堵杆 10。当水槽6的水满后，浮力作用推动活动浮漂8向上运动，水阀7被动向上，使饮水桶出水口被封住。当饮水机的出水口出水时，水槽内水位降低，活动浮漂向下运动，水阀7被动向下，使饮水桶的水注入水槽6内，如此往复。水槽6内的水是满的，处于平衡状态。因二甲基亚硝胺的密度为1.0048克/毫升&strong&[2]&/strong&，略高于水，经过一夜的沉淀，饮水机下段的浓度应相对更高。&/p&&br&&p&林森浩推开水桶倒入二甲基亚硝胺的动作，会使饮水机水阀打开，进而使水桶内的水注入水槽内；水桶复位后，由于水槽内的水已经超量，水阀必然处于关闭状态，水槽内的水不可能从水槽内向饮水桶内回流。因此，辩方计算的二甲基亚硝胺的浓度为：50毫升/1150毫升是不符合物理常识的，据此推论出的二甲基亚硝胺的摄入量也是错误的。&/p&&br&&p&若辩护人坚持黄洋所饮入的水仅仅一小口，但仅仅一小口水即产生如此严重的中毒后果，更能反证出水中二甲基亚硝胺的浓度之高，这既与二甲基亚硝胺的物理性质相符合，也与饮水机的工作原理相契合。&/p&&br&&p&&strong&另：半数致死量只是根据大鼠实验定义的量，并没有对人体的实验数据。以大鼠半数致死量推算出人体半数致死量为3克左右，仅仅是医学或者化学领域常用的推导方法。医学实践证明，鼠类个体虽较人类微小，但其对毒物的耐受力远超人类，二甲基亚硝胺对人类致死量的相对值应远远低于鼠类。&/strong&&/p&&br&&p&&strong&[辩方理由6]&/strong&司鉴科研所鉴定中心和上海公安物鉴定中心对黄洋同一批尿液检测结果完全不一样，检材系黄洋的同学朋友提取，并非公安机关提取，且辗转多人之手，转移过程可能存在污染。&/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由于司鉴科研所鉴定中心和上海公安物鉴中心鉴定时，采用不同的设备和方法，对同一检材得出不同检测结果实属正常。检测方法不同造成鉴定结果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可通过其他证据印证，并且有足够证据可以剔除出不能反映事实的鉴定结果。&/p&&p&送检过程也没有问题。当时该案尚未作为刑事案件立案，提取检材、送检仅为追查病因，并且取样送检人员均为复旦大学医学硕士和博士，确保检材不被污染是他们作为医学生的基本技能。&/p&&br&&p&&strong&[辩方理由7]&/strong& 因为二甲基亚硝胺微量元素广泛存在，如果检测限足够低，都是能检测出的，而所有鉴定报告均未提供其检测限是多少。辩方提供的美国国家环保局、加州环保局以及许多学术论文，均表明：微量二甲基亚硝胺广泛存在于人类周围，包括自来水，血液，尿液、香烟烟雾等。因此，即便检测出有微量元素，并无意义，因为可能就是人体本身所存在的。故辩方认为，必须对黄洋的血液、尿液、肝脏内可能存在的二甲基亚硝胺做定量分析。&/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 该理由不成立。因为被林森浩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水已不复原样存在，客观上已无法用定量检测来还原或再现黄洋饮入水中二甲基亚硝胺的真实浓度，故对检材中二甲基亚硝胺做定量分析毫无意义。&/p&&br&&p&首先，取自涉案饮水机内的水样因饮水机、饮水桶曾被清洗而稀释；饮水桶封口处及黄洋使用过的水杯上残留的二甲基亚硝胺因时过几天后被挥发，故即便对该等检材所做出的定量分析结果，已不能真实反应林森浩所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真实浓度。&/p&&br&&p&其次，黄洋尿液、血液中是否检出二甲基亚硝胺，以及检出二甲基亚硝胺的浓度如何，更不能真实反应出黄洋饮入水中二甲基亚硝胺的浓度。有生理卫生常识的人都知道，尿液系人体新陈代谢的排泄物。据朱圣陶所著《二甲基亚硝胺的体内代谢》，黄洋摄入二甲基亚硝胺若经尿液排出，将历经以下复杂的生理过程：二甲基亚硝胺先经肠胃吸收进入血液，再随血液流经肝脏，因二甲基亚硝胺极易在肝脏中快速分解，其代谢率远远大于排泄率，故只有在二甲基亚硝胺达超高剂量时，代谢率才会升高，才可能经泌尿系统排出并在尿液中检出二甲基亚硝胺成分。据此可推定：1、黄洋饮入水中的二甲基亚硝胺已达超高的浓度；2、即便对黄洋尿液中二甲基亚硝胺定量分析得出的结果，也不精准计算出黄洋饮入水中的二甲基亚硝胺浓度。&/p&&br&&p&第三，二甲基亚硝胺系罕见毒物，致死量并无精确数据，届时又该以何标准评判？&/p&&br&&p&&strong&★关于投毒量&/strong&&/p&&br&&p&&strong&【我方观点】林森浩投入二甲基亚硝胺的数量在50毫升以上。&/strong&&/p&&br&&p&任何一起投毒案件，要精确查清所投毒物的量几乎都不可能。虽然林森浩对二甲基亚硝胺的量前后有不同描述，但侦查实验确定的量比较客观。侦查实验的录像显示，林森浩所有行为均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不存在侦查人员暗示、威胁、打骂的情形。辩方关于侦查实验受办案人员暗示的说法不能成立。&/p&&br&&p&林森浩二审庭时的变供不能成立。&/p&&p&林森浩二审庭审时辩称：“二甲基亚硝胺的含量从瓶底往上约为1/5到1/4”。侦查阶段、移送起诉阶段及一审中，林森浩对于倒入的二甲基亚硝胺的量均做出较为一致的供述，稳定性高；到了二审阶段才出现“1/5到1/4”的供述，又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及其它证据佐证，这一变供不应采信。&/p&&br&&p&林森浩二审庭时辩称：“未将注射器针筒内的约2毫升左右的二甲基亚硝胺注射到饮水机内”。侦查阶段、移送起诉阶段（含亲笔供述）及一审中，林森浩均承认曾将注射器针筒内的约2毫升左右的二甲基亚硝胺注射到饮水机内，稳定性高，可信性强。而二审庭审的变供没有任何证据支撑，其中所述细节也经不起推敲，不应被采信。&/p&&br&&p&&strong&★关于死因&/strong&&/p&&br&&p&&strong&【我方观点】黄洋死于二甲基亚硝胺中毒。&/strong&&/p&&br&&p&《鉴定意见》指出：黄洋符合“二甲基亚硝胺”中毒致急性肝坏死引起急性肝功能衰竭，继发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p&&br&&p&&strong&胡志强法医关于黄洋死于爆发性乙肝结论，系其主观臆断、毫无&/strong&&strong&科学&/strong&&strong&根据。&/strong&&/p&&p&1、据离黄洋过世前最近的体检报告（系2013年2月黄洋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检，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所做），黄洋肝功能等各项检测结果都非常良好，未患有乙型肝炎。&/p&&p&2、黄洋住院期间，就其血液中是否存在肝炎病毒的各项检测结果如附图2、3所示：&/p&&img src=&/48e16da90a55e1cfa398768abcfa1790_b.jpg& data-rawwidth=&550& data-rawheight=&24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0& data-original=&/48e16da90a55e1cfa398768abcfa1790_r.jpg&&&br&&p&附图2&/p&&img src=&/c8fadb18efed2a34b0a8_b.jpg& data-rawwidth=&477& data-rawheight=&535&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77& data-original=&/c8fadb18efed2a34b0a8_r.jpg&&&br&&p&附图3&/p&&br&&p&据以上检查结果可知：&/p&&p&1）黄洋入院后，针对各种肝炎病毒所做的检测结果均显示：HBsAg始终为阴性，且数据指标十分平稳。以医学界公认的临床诊断标准，HBsAg阴性可以确诊出黄洋未患有乙肝，更不可能诊断出黄洋患有爆发性乙肝。&/p&&br&&p&2）日、7日、8日、13日的检测报告中，HBsAb、HBeAb、HBcAb为阳性，则证明黄洋生前免疫功能良好，或因生前注射过乙肝疫苗、或因治疗输血而获得了乙肝相关抗体。该等抗体在黄洋肝脏遭受剧毒物质损害时，曾对黄洋肝脏进行顽强保护，否则黄洋也很难与死神殊死抗争长达十六天。&/p&&br&&p&3）黄洋入院后，中山医院ICU曾联合该院肝外科、内科、血液科、消化科等科室，及华山医院传染科、华东医院血液科的知名专家，就黄洋急性肝衰竭的病因进行全面会诊。日中山医院消化科张顺财教授、血液科王志梅教授会诊时，关注到黄洋4月6日血液检测报告中“HBsAb上升、HBeAb、HBcAb呈阳性”，他们的会诊意见：“不排斥爆发性乙肝引起肝衰竭。但由于患者已输入血小板，需再次送检鉴别。需关注中毒检测报告”，已记入黄洋病历并受到黄洋主治医生的重视。&strong&鉴于黄洋4月6日的血液检查报告中，乙肝病毒核心抗体IgM、乙肝病毒前S1抗原均为阴性，&/strong&为进一步确定能否排斥爆发性乙肝导致肝衰竭，&strong&4月8日&/strong&，再次对黄洋血液进行全面检查，除复查乙肝病毒核心抗体IgM、乙肝病毒前S1抗原等项目外，还特别增加检测乙肝病毒DNA的复制情况。&strong&4月8日的检测报告显示：黄洋血液中的乙肝病毒核心抗体IgM、乙肝病毒前S1抗原均仍为阴性；且乙肝病毒DNA低于检测下限，何来爆发性乙肝？&/strong&&/p&&br&&p&&strong&【辩方观点】多因一果。&/strong&&/p&&br&&p&&strong&[辩方理由1]&/strong&黄洋喝入的毒物，即便是二甲基亚硝胺，其一口喝入的量，远不到致死量。于是得出有其他因素介入，或者有其他因素导致黄洋死亡。&/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如前所述，此处不再赘述。&/p&&br&&p&&strong&[辩方理由2]&/strong&黄洋曾感染过乙肝病毒，且黄洋有脂肪肝，相对正常人的肝会脆弱些。此外，辩方还认为黄洋可能在中毒前喝过酒。根据资料，酒会和毒物，药物一起结合，引发或者导致急性肝衰竭。&/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首先，辩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洋生前患有乙肝、脂肪肝，以及黄洋发病前曾饮酒；其次，根据黄洋同学证实：&strong&黄洋&/strong&&strong&一直酷爱运动，身体健康，曾多次参加义务献血&/strong&。再次，据黄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检结果，黄洋肝功等各项检测指标良好，未患有乙型肝炎。&/p&&br&&p&&strong&[辩方理由3]&/strong&黄洋治疗中使用了大量对肝有损伤的药物，可能会结合毒物或者酒引发急性肝衰竭。&/p&&p&&strong&[我方反驳]&/strong&该理由不成立。林森浩的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明确表明，黄洋是在日早晨喝了含有二甲基亚硝胺的水后开始不舒服，入院即检测出急重的肝损伤。黄洋病例显示，其使用的药物都是保肝护肝的常规药物，不可能造成严重的肝损伤。&/p&&br&&p&&strong&第二章 新与旧&/strong&&/p&&br&&p&&strong&★“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质证制度&/strong&&/p&&br&&p&&strong&【辩方观点】胡志强的意见对本案有决定性意义，应当重新鉴定。&/strong&&/p&&p&&strong&【我方观点】胡志强的意见不应被采信，更不能以其作为重新鉴定的理由。&/strong&&/p&&br&&p&“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近似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但又不同于专家证人制度。专家证人既能提出质证性意见，也可以提出独立的意见或论点。而有专门知识的人只能协助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进行质疑，解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能力不足的问题。《刑事诉讼法》未将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列入法定证据种类，表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意见不具有独立证据地位，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使用，仅在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上用于增强法官的内心确信，是对鉴定意见作出判断的辅助材料。&/p&&br&&p&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制度是针对自然人专家设立的制度，法人不可能是专家，因此法人不能对鉴定意见提出质证意见，更不能立论。&/p&&br&&p&本案中，辩方提供的《法医学书证审查意见书》（以下称：&strong&《审查意见》&/strong&）是以北京云智科鉴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称：&strong&云智中心&/strong&）名义出具的，其形式、内容无法律依据，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而&strong&云智中心经营范围为：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市场调查；技术咨询；（未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strong&&strong&[3]&/strong&，根本无司法鉴定意见咨询的服务项目。&/p&&br&&p&有专门知识的人应当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对案件中的鉴定意见的专业问题发表意见，而不能对鉴定程序问题发表意见。否则，将与设立“有专门知识的人”制度的初衷相违背。&/p&&br&&p&本案中，胡志强出庭质证时数次不顾审判长、检察院、诉讼代理人和辩方的询问，低头翻阅教科书，其专业性如何体现？胡志强在《审查意见》中及当庭均对本案的鉴定程序提出质疑，超出其专业领域，让人怀疑其中立性。&/p&&br&&p&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质证，应当恪守科学、客观的专业态度，只能忠于自己掌握的知识，而不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本案二审庭审中和事后接受采访时，胡志强均承认从其委托人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以下称：&strong&大邦所&/strong&）&strong&[4]&/strong&拿到费用，实质上胡志强是通过云智中心从大邦所取酬。暂不论这种收费是否合法，至少胡志强不通过其所在的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以下称：&strong&华夏中心&/strong&）收费，去找一家没有鉴定资质的云智中心取费，令人费解。&/p&&br&&p&辩护人都不认可胡志强的关于“黄洋死于爆发性乙肝导致急性肝功能衰竭死亡”的意见。&/p&&br&&p&针对胡志强关于“中山医院非肝病专科医院，其检验乙肝病毒DNA时，检材已超过6小时，检验结果没有效力”的说法纯属信口开河。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虽非肝病专科医院，但其对血液中肝炎病毒的各项检测是完全符合医疗检验程序的。&/p&&br&&p&&strong&故，胡志强在本案中的意见不客观、不科学，不应被采信，更不能以其作为重新鉴定的理由。&/strong&&/p&&br&&p&&strong&★关于质谱图&/strong&&/p&&br&&p&&strong&【辩方观点】检方应当提供质谱图。&/strong&&/p&&p&&strong&【我方观点】检方不必提供质谱图。&/strong&&/p&&br&&p&1）无任何法律法规规定检方必须提供质谱图。&/p&&p&2）根据上海市的刑事司法审判实践，所有鉴定意见均未提供质谱图。&/p&&p&3）通过综合判断，已经能够得出准确结论。&/p&&p&4）鉴于本案社会关注高，公开透明程度极大，我们相信：公诉人已经看过质谱图，且质谱图没有问题；只是担心本案的示范效应而没有提供。因为假如开此先河，今后大家纷纷效仿，这不仅会增加司法成本，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司法鉴定的混乱。&/p&&br&&p&&strong&★关于鉴定机构&/strong&&/p&&br&&p&&strong&【辩方观点】&/strong&对鉴定机构设置和鉴定程序有异议。理由是：上海市人身伤害专家委员会（以下称&strong&上海人伤委&/strong&）的成立是依据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strong&《刑事诉讼法（1996）》&/strong&】第120条&strong&[5]&/strong&，但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strong&《刑事诉讼法（2012）》&/strong&】对第120条修改，上海人伤委失去法律依据；并且，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33条&strong&[6]&/strong&的规定，只有司法鉴定主管机关（司法局）和鉴定行业协会才可以组织多个鉴定机构的专家进行鉴定。上海司鉴中心只是一个鉴定机构，非上面两者。司法局无权授权其他组织来行使该权利。&/p&&p&&strong&【我方观点】&/strong&上海人伤委系根据《刑事诉讼法（1996年）》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结合上海市的实际情况、经上海市司法鉴定工作委员会批准而成立的，程序合法。虽然《刑事诉讼法（2012）》第120条进行修改，但并不能说明上海人伤委的设立是违法的。众所周知，任何法律修改后，都有适用和适应的过程，不能机械的要求法律施行的当天就要求所有依照之前法律设立的机构立即停止活动，人为造成管理职能的真空地带。何况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该问题已有明确回复。&/p&&br&&p&&strong&第三章 灵与肉&/strong&&/p&&br&&p&&strong&★关于愚人节的玩笑&/strong&&/p&&br&&p&后文将详细论述林森浩的犯罪故意及动机。对于如此明显的故意杀人行为，“愚人节的玩笑说”简直不值一辩。虽然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典型案例对社会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南京“彭宇案”&strong&[7]&/strong&就是前车。本案中，若如此明显的投毒杀人行为都可轻描淡写成愚人节的玩笑，那么社会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p&&br&&p&&strong&★关于故意杀人&/strong&&/p&&br&&p&故意或过失、直接故意或间接故意等属于主观方面的范畴，在畏罪心理、侥幸心理的驱使下，犯罪嫌疑人往往将其内心封闭，以逃避打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结合客观行为去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真实想法。&/p&&p&林森浩作为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又曾参与用二甲基亚硝胺进行实验和研究，并且还就二甲基亚硝胺致大鼠肝纤维化发表数篇论文，对二甲基亚硝胺化学特性和医学损伤后果是非常了解的。林森浩明知二甲基亚硝胺是剧毒化学试剂，仍故意将至少超过致死量十余倍的二甲基亚硝投入饮水机中，并希望黄洋饮下；在黄洋饮用中毒后，林森浩因“害怕”一走了之；在黄洋中毒进入重症监护室抢救过程中，林森浩始终没有明示或暗示黄洋中毒为何物，无丝毫挽救黄洋生命的念头。这些都足以表明林森浩是想致黄洋于死地，属于刑法上的故意杀人。&/p&&br&&p&&strong&★关于动机&/strong&&/p&&br&&p&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如附图4所示：&/p&&img src=&/189a44a3f0cff781b0fa30f_b.jpg& data-rawwidth=&441& data-rawheight=&34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41& data-original=&/189a44a3f0cff781b0fa30f_r.jpg&&&br&&p&附图4&/p&&br&&p&犯罪动机是指刺激、促使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犯罪行为所要达到的结果。犯罪目的不同，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不同，因而导致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同，并最终影响定罪量刑；而犯罪动机只是诱发犯罪的因素能够印证犯罪目的，但对定罪基本无影响，或可影响量刑。&strong&一句话，即便不能准确把握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也不影响定罪。&/strong&&/p&&br&&p&&strong&关于林森浩的投毒目的：&/strong&显然是想致黄洋于死地（前文已述，此不再赘述）。&/p&&br&&p&&strong&关于林森浩的杀人动机。&/strong&&/p&&p&高校学生之间的谋杀案，无外乎是由于观点不同争吵、互相看不惯、生活琐事、男女情变、争夺男女朋友等而累积起的怨恨，极少是由于深仇大恨。马家爵案&strong&[8]&/strong&、郭力维杀人案&strong&[9]&/strong&都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对于黄洋案，查证的事实已表明，林森浩对黄洋的一些行为及处世方式看不惯，逐步累积起了怨恨。从林森浩与黄洋删除QQ好友、同处一室却不饮同一桶水等细节，便可窥见双方隔阂逐渐加深。因林森浩的性格缺陷很难化解和黄洋的隔阂，当隔阂转化为怨恨，甚至达到超饱和状态时，黄洋的一句玩笑话，便引爆了林森浩的杀机。&/p&&br&&p&&strong&第四章 情与法&/strong&&/p&&br&&p&&strong&★关于死刑制度&/strong&&/p&&br&&p&&strong&不能简单地将死刑理解为“血亲复仇”。&/strong&&/p&&p&原始的同态复仇（或血亲复仇）是死刑产生的本源。在原始社会，当某一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受到外来的凌辱、伤害时，均被视为对本氏族或部落的侵犯，全体成员便对侵犯者所属的氏族或部落进行集体复仇，这就是血亲复仇。然而，这种血亲复仇并不等于死刑。死刑作为刑罚之一，是随国家、阶级的出现而出现的，不是血亲复仇的结果。在阶级和国家出现之后，死刑不是作为血亲复仇的另一种方式存在，而是国家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秩序而出现的一种刑罚手段。&/p&&br&&p&&strong&世界上并未全部废除死刑。&/strong&&/p&&p&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中，不仅有中国保留死刑，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等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仍保留死刑。纵然废除死刑是趋势，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刑事政策是“少杀、慎杀”，而不是不杀，对于那些罪行极其严重，手段极其残忍的犯罪行为，仍然要执行死刑 &strong&[10]&/strong&。死刑制度之所以并未在世界范围内全部废除，仍然有其积极的意义。&/p&&br&&p&&strong&一般预防、特殊预防。&/strong&&/p&&p&我国刑罚具有一般预防、特殊预防之功能。除对被告人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处以极刑，以阻止再犯的可能性，还可给危险分子、不稳定分子等可能实施犯罪的人以震慑。尽管我国刑法关于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有越来越少的趋势，但对于那些关系国家安危、人身安全等方面的犯罪，仍然保留死刑。&/p&&br&&p&&strong&引领价值、维护秩序。&/strong&&/p&&p&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一词的基本含义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伯尔曼曾讲：“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若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人们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保护，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生命权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尊重和敬畏生命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对穷凶极恶的歹徒依法予以严惩，正是对被害人乃至所有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法律的尊重。如果将对罪大恶极的歹徒依法处以极刑与歹徒的杀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都是残忍、不人性的，那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颠覆，也是对法律的践踏，或将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p&&br&&p&&strong&★黄洋家族的伤痛及损失无法弥补&/strong&&/p&&br&&p&&strong&黄洋的优秀有目共睹。&/strong&&/p&&p&黄洋自幼虽然家境贫寒，但心态阳光、性格开朗，不仅孝敬长辈，还热心公益。中学毕业时，他曾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医学院。本科期间，他曾分赴安徽颍上和西藏墨脱支教；因表现出色，被保送直升本校研究生。2013年，黄洋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本校博士研究生。黄洋的的优秀赢得了老师、同学及校友们的一致好评，从其中毒入院及不治身亡后，老师、同学及校友们对他及家人的关注和关心也足以见得。&/p&&br&&p&&strong&黄洋系父辈家族三代单传的独子。&/strong&&/p&&p&黄洋系父辈家族三代单传的独子，被害时年仅28岁。他寒窗苦读二十余载，尚未鲲鹏展翅，便已饮恨九泉。他不幸惨遭毒害，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为他遭此厄运而痛心，更不要说其父母和亲人。黄洋曾是父母及家族的骄傲和希望，他的英年早逝给父母和家族都造成了永远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p&&br&&p&&strong&奶奶惊闻噩耗病故，外公因此命悬一线。&/strong&&/p&&p&黄洋的奶奶年过九旬，经常会连儿子都不认得，但却清楚记得爱孙黄洋的名字，她常常省吃俭用为爱孙积攒压岁钱。惊闻黄洋被害的噩耗后，老人万念俱灰、悲痛欲绝，甚至以绝食的方式追随爱孙而去，至死也未能瞑目。黄洋的外公获悉外孙被毒害后，突发脑梗住院，医院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