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伤痕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重发多年前写的一篇关于父亲在抗战中遭遇的文字，可以说是我的家族的抗战记忆吧，以为纪念。
父亲的伤痕
——原题《男人的伤痕（续）》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许多年前去山东开会，期间主办者安排了一次威海之行，刘公岛是必访的目标之一。由此，有了我后来写下的《谒刘公岛记》。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那片夏日的热烈的阳光下，在熙攘的游人和嘈杂的叫卖声中，百年前的历史狂涛无声而汹涌地向我袭来，将我淹没时，那种绝望的、孤凄的、悲愤的、痛入骨髓的寒意。其时其地，我第一次领悟到，作为男人，在许多时候是不得不死的。即如当年的丁汝昌，兵败国破，力战亦不可得，尽管伊东佑亨的劝降书写得情挚意切，但是，他除了自戕还能做什么？实在是只能“有死而已”！
战争的创痛，男人总是会感受更痛切更直接一点——因为必然的责任和将有或已有的经历。
直视战争的创伤，从破碎的山河到一个活生生的战士身体上的伤痕，我们会有、该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人，生长于和平年代，如无意外的变故，似乎也将终老于太平环境，除了极少数参与了边防战役的人，大概这辈子身上都再不可能留下战争施加的创痕了。而小于我们的人身上是否会有战争的创伤，还在未定的未来，也非我们今天可以逆睹预料的。所以，想亲见战争在人身体上留下的真实的残酷印记，就只有向上一辈的人中寻找。比如，在我父亲身上——在他的右后颈，就留有这样的一块战争留下的伤痕。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那是在现代史上中国以尸山血海的代价首次换得反侵略胜利的那场战争留下的印记，那是一处枪伤，是一次凶残卑鄙的暗杀的罪证。
四川北路→汉口路→河南路→爱多亚路→西藏南路→霞飞路→重庆南路→蒲石路；
蒲石路→重庆北路→金陵路……
由这些街道名称串起的这样两条路线，这几年，我已经在不同版本的地图上仔细地反复看过许多遍了。如果是上海人，或许会看出这好像是该市闹市区里连接两个地点之间的不同的两条路线——一来一去，先由东向西，然后折返，由西向东。如果是老上海，就可以知道这两条路线的行动范围还是在当年的租界区内，凭着这一点，还有那些洋式的名称，还可以断定，这两条路线产生的时间，应当在1949年以前——事实上，准确地说，这两条路线存在的时间是1940年8月17日的早晨9时许至午后二时至三时之间。
之所以要说这“好像”是连接两个地点之间的路线，是因为，那条由西向东折返的路线，并未能够回到当初来时的起点。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刻，发生了重大的意外，遏止了折返线的原方向返回。此后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完全被强扭向了另外的方向。
中止了这个时空原本的延续的，是一声枪响。
而这一声枪响和这未完成的折返路线，与我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本该更早、更牢、更清晰地占有我的记忆的。
1940年8月17日早晨，当时上海《新闻报》的一位正值盛年的记者，悄然离开了位于外滩附近的报馆，沿着上述的西行的路线谨慎潜行，目的地是在静安区的长乐路43弄8号他的家。这位记者，就是我的父亲。其时他正在做的，只不过是在正常年代里一个职业男人常会做的最普通的一件事情——离开忙碌了许多时日的工作，回家去尽一点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的一点责任。但这件平常普通的事情，在当时对于他，却是一件有性命之虞的极为危险的事情。原因只是两个充满血腥的字：战争。
战火——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火，这场在硝烟散尽的许多年后被一些西方史学家、军事家认为对日本而言是晚了几年而对中国来说是早了几年的战火，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的一再忍让和日本的步步进逼之中，终于在1937年的7月7日野蛮而残暴地熊熊燃起，凶焰蔓张，由北平而上海、南京、太原、武汉……侵掠之处，燹火遍地，血水成河。于是从那一天起，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一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便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慷慨悲烈地展开。
我的父亲，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位新闻记者，也就此在这个古老民族救亡图存的浴血苦战中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艰难、最为危险，也最为重要的一段生命历程。
在那个时候，他是否已经预见到了针对他的那次凶残卑劣的暗杀？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对于父亲的这处枪伤创痕的印象，主要来自两个时期，一是幼年记忆，一是1984年末。当时父亲颈后突然生痈，病势险急，经住院手术才得转危为安。那段时间我在医院陪侍，清创换药时多在旁边，也会把目光再度投注到旁边这处特别的旧创上。
父亲绝对地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出生之年，即是戊戌六君子殉难之时。由此起，他所亲闻、亲见、亲历的国家民族之痛无疑在他的生命中占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自然也被他本能、自觉地希图赋予下一代的生命。听父亲给我和长我两岁的姐姐讲《岳传》，几乎是我幼年记忆中有关父亲的全部内容，对于那场战争的最初了解，虽然在记忆中已无可查证，但最合理也是惟一的判断，自然是来自父亲。而幼年的我对于那处伤疤的记忆，也必定属于有关那场战争的一部分。
但是那时我们当然根本不懂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件，因为它的艰危凶险、它的惊心动魄、它的悲烈慷慨，都根本不是髫龄儿童所能够想像、体味并进而理解的。
但是这并不是使我们不能够正常地真正认识它的主要原因。孩子是会从不懂事的年龄成长到能够懂事的年龄的。从儿童到少年，在家庭和学校的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教育之下，我们应当能够开始看到这一历史事实的真相和它所包容的意义。然而这样的“开始”却迟迟没有开始。这是因为另有一种比它要强大、沉重得多的东西，像一片铅云无情地又无孔不入地弥漫开来，碾压过来。
我至今还记得1957年夏的某一天，我和姐姐正在院子里玩。同院的孩子突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脸上带着异样的笑，对我们说，嗨，你爸爸是右派！而我和姐姐则立刻不相信地、毫不犹豫、气愤地回击：去你的！许多年后，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心中犹觉骇然——其时的我不过才五岁，在那样的一个懵懂的年纪，囿于家庭的管教，又是连院门都不能出，那么我又是经由什么信息渠道、又是如何知道了“右派”不是好人的呢？
那片铅云带来的压力就是这样如一点一滴的雨滴作用在我们身上的。
它腐蚀掉的并不仅仅是历史—－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家庭的乃至父亲本人的，更为可怕的是，由于它的无所不在的威压对于每个身处其中的人的切身的利益的破坏，还将逼使某些更为重要的东西也因之发生改变，如，最基本的社会道义与人性。
然而，这还不是我全部的解读。
许多年以后，其时那种全民族、全社会的疯狂已经终结，父亲的“右派”问题也已经改正，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一天，我二姐的儿子，一个也喜欢军事的大男孩高兴地告诉我，前不久他在军事博物馆抗战馆看到了一张当年父亲与新四军军长项英的合影。那是当年作为上海市民众慰问团团长的父亲率团赴第三战区慰劳国共双方抗战将士时的留影，我也曾在父亲保留的旧照片中见过这张照片。外甥说，为照片配写的说明文字并没有写出父亲的名字，他便找到展馆的工作人员，向他们说明了这个细节。
不过我想，这个细节展览主办者未必不知道，但即便知道也未必就能够决定添注父亲的名字——或是不被许可或是认为无此必要。并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级”展陈中某人的名字是否出现，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用一种很滥的但最流行的说法叫“政策性很强”，目前的既成模式必定是已经经过了极为审慎的政策性斟酌的成果，岂能轻易增删改动？
一段时间后，我带女儿去了军事博物馆，在抗战馆里看到了那张照片。果然如我所料想的，照片的说明并未更换。我只是给女儿和这张照片留下了一张合影。
当年父亲被枪击的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这个创伤最令他感到痛苦的时候并不是被狙杀和施行疗治的时候，也不会想到，它带来的困惑会延续如此长的时间。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1938年夏上海沦陷后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日本与英美等西方各国之间尚未正式宣战，其侵略势力还不能公然进入上海的租界，当时陷于日寇统治包围中的上海租界因此还能暂时维持表面的“正常秩序”，所以被称为“孤岛”。
虽然被称为“孤岛”，但租界内各种力量之间的明争暗斗却是更为凶险复杂。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重庆方面国民政府派遣的锄奸特工，汪伪政权豢养的敌特杀手，使这片往日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变成了各种敌对势力绞杀的战场，波谲云诡，危机四伏。车水马龙的通道街衢，怡情娱乐的舞厅影院，宴客消闲的饭馆茶肆……随时都可能成为枪弹横飞鲜血四溅的凶地。
因为敌伪仍可以通过包括非法武力手段在内的种种伎俩对租界内的抗日爱国力量进行种种迫害，迫于情势，当时租界内的许多中国报馆为了自身的生存，也为了坚持爱国抗日宣传，都请了洋人来做报馆的老板或负责人，在法律上做成一种中立国媒体的身份，以与日伪周旋。父亲任职的《新闻报》也挂了美商太平洋公司的招牌，请美商包克任总经理，又请原报纸的老板美国人福开森任董事长。虽然如此，但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些报纸依然心存忌惮，强迫租界当局实行所谓的“新闻检查”制度，控制报纸的报道内容，凡涉及抗日的概不准刊发，甚至就连“汉奸”这样的词都不准出现。
在父亲所写的自传《报人生涯》中，记述了其时发生的一件事。某晚，活动于“孤岛”内的一个汉奸在看戏时被狙杀，报馆想把这则大快人心的消息刊发出去，却苦于因“新闻检查”的限制无法揭示其汉奸身份。父亲想了想便问了解现场情况的同事，当时演的是一出什么戏？当得知上演的恰巧是《击鼓骂曹》时，父亲灵机一动说，有办法了！可以在拟稿时这样写：正当台上弥衡击鼓大骂“奸贼”之时，台下枪声骤起，某某被枪击身亡……这样就避开了“新闻检查”禁用的“汉奸”一词，而借助戏文暗示了被杀者的汉奸身份。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周旋坚持也是极为艰险的。到了1939年，英法已与德国开战，日本也开始策动太平洋战争，日伪在上海租界内迫害爱国人士的活动便愈加肆无忌惮，对坚持&爱国抗日立场的中国报人的迫害更由捣乱、破坏、恫吓转为穷凶极恶的绑架、暗杀，报馆遭炸弹袭击和报人被暗杀的事件已时有发生。
1939年6月，汪伪政权向依然坚守在孤岛内的各报编辑发出恐吓信，有的还附有子弹，警告他们，如不从速改变抗日态度，即以“国法”缺席判处死刑！敌伪的凶残疯狂并没有吓倒爱国抗日的中国报人，《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在收到这样一封恐吓信后，即在其《夜光杯》专栏里发表了《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一文，公开反击敌特的死亡威胁。
爱国报人的不屈与坚持，必然招致敌伪政权进一步的凶残迫害。1940年7月2日，伪《中华日报》赫然刊出了一份&“国府通缉令”：南京汪伪政府7月1日对在上海租界内的各方抗日人士发出“通缉”——
蒋伯诚林庚侯等八十三名
国府命令通缉
潜身租界献媚独夫罪恶昭著
着令军警缉拿严治以戢凶顽
（中央社南京一日电）国民政府令&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全国民众同心协力，向和平反共建国之光明前途□□□□，以期救民族于水火，奠国本于苞桑。乃有国家蟊贼，民族败类，潜身上海租界，献媚独夫，或卖身共匪，为其鹰犬，施其鬼蜮；或假藉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或组织公司，以买凶杀人为营业，和平反共建国之得力人员，屡被狙伺，赍志毕命。□□及此，□□□□，其种种危害人民，贻害国家之罪状，□□罄竹难书，宜先将首恶，付诸重典。乃有蒋伯诚……诸匪徒，皆穷凶极恶，罪状显著，着军警□□一体通缉，□法严治，以戢凶顽。
代理主席汪兆铭
行政院长汪兆铭
这份由汪精卫亲自签署的通缉令，通缉了83人——上面的“通缉”正文中“蒋伯诚”之后的省略号略去的就是这些名字，其中34人是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超过40%。在当时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所谓的“通缉”当然不是“全国抓捕”的意思，而是处死，毫无疑义，这份“通缉令”就是一纸“死亡名单”，而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
年轻的时候，曾经看到过父亲保留的从当年的伪中央日报上剪下的这份“通缉令”。那张小小的发黄的纸片，如一片枯黄的败叶，虽然隔着数十年的时空变迁，但它漫射出的历史硝烟的气息，仍能令人感受到某种令人心悸的寒意，感受到当年它所饱含的凶残险恶的杀机。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却没能够找到这片小小的剪报，只是在父亲撰写的一本小册子《报海杂忆》中找到了印有这片剪报的图片。我推测，大概这张剪报随书稿交到出版社后没有退回。书上影印的剪报的图，因为小且模糊，有的字实在很难认清，无法全部连缀还原——不过还是能够读出绝大部分内容，如上文。
这一纸“通缉令”是一页活的历史。当我们看到这些真正的“国家蟊贼，民族败类”居然可以反诬爱国抗敌者为“国家蟊贼，民族败类”时，我们就能真切地体会到卖国者的反动和无耻能够达到何种常人无法想像的地步，同时也可以理解，任何人一旦选择了这样的与民族、国家、人民为敌的立场，就是踏上了一条走向死亡的不归之路，只能向着伤天害理、倒行逆施、丧心病狂、穷凶极恶的深渊无可选择地步步堕落。
从“通缉令”所开列的被通缉者的“罪行”分类来看，可以得知其时在“孤岛”内坚持抗敌斗争的至少有三类人，一，中共组织的抗敌志士，即所谓“卖身共匪，为其鹰犬，施其鬼蜮”者；二，真正的国民政府也即重庆当局派遣的锄奸杀手，即“或组织公司，以买凶杀人为营业，和平反共建国之得力人员，屡被狙伺，赍志毕命”所指（其首领即消息眉题标出的“蒋伯诚”，其人为蒋介石心腹，领陆军中将衔，专责对上海敌伪的打击行动，后在一次敌伪的抓捕行动中适发脑溢血，不能行动，遂被俘，直至日本投降后方获自由）；三，就是像父亲这样的坚持抗日爱国之志并施行于其新闻活动的爱国报人，即“假藉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所昭示。
这份“死亡名单”的这样一种人员构成，促使我去思考一个问题。
当时中共的地下组织和重庆当局的特工在“孤岛”的活动，多是决绝的以暗杀为主要手段的特别军事行动，其实际的对日伪势力的打击和震慑作用不言而喻，日伪方面以凶残的暗杀行动镇压报复，是势所必然。但是，日伪方面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新闻记者为何也如此忌惮痛恨，并单单将其与抗敌杀手等同视之，必欲置之死地呢？
因为主客观的种种原因，我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当时的相关报纸查阅那里面有多少宣传爱国抗战的内容，就是在父亲的自传中也没能找到有关资料。只有这纸“通缉令”开列的“罪状”——“或假藉第三国人名义，经营报馆，终日造谣煽动破坏”，可作为笼统概言的反证。不过，这个出自敌伪之口的“终日造谣煽动破坏”，已经足够了。而且，我想，更主要的还不只是这已被压抑的一时的声音，更在于这些中国新闻记者从来都坚持的爱国抗日立场和以之指导的抗敌职业行动，以及一直以来他们的声音和行动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产生和还必将在未来产生的影响。敌人因此惮恨已久，并且已经绝不能再忍受这种惮恨延续下去。
作为中国的新闻记者，在中华民族遭受仇敌疯狂侵略，面临亡国灭种巨大危难的时刻，能够赢得仇敌如此丧心病狂的忌惮、痛恨和迫害，这是他们的无尚光荣和骄傲。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但是，这样的光荣和骄傲并没有成为历史的必然。在1949年以后主流政治的漠然目光下，它们甚至没有资格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它们曾经是铁的事实存在。
而这样的“不存在”，不仅主导着“主流政治”，更铺展开去，在各种不同的力量作用之下，在全社会乃至家庭、亲人之间冲荡、浸润、切割……流波所向，弗远无界，无孔不入，而我，虽为木讷蒙童，亦渐能感到那种“时代潮流”的威势。
在父亲成为“右派”之后两年，我进入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开始了我的不长的学生生涯。第一实验小学是在我家附近最好的一所小学，之前，长我两岁的姐姐也曾报考过这所学校，但未被录取，便就近上了离家更近的炭儿胡同小学。原本，父亲并没有想让我报考第一实验小学的打算。因为我从小木讷，尤不会讨人喜欢，正与较为乖巧的姐姐成为对照。所以，我想在父亲的考虑中，既然乖巧的女儿考不上实验一小，那么木讷的儿子也不必再试，就打算让我也步姐姐的后尘，上炭儿胡同小学。
但事情却发生了转机。当时我家隔壁就是一个幼儿园。一向不把孩子送出去上幼儿园的父亲，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或是当时母亲身体不好？）却在我临上学的前一年送我进了那家幼儿园。或许是因为我虽然处世木讷但智商并无问题甚至或还有点小聪明，所以颇得幼儿园的老师的喜欢。到我要上学的时候，一位姓杨的老师特别问我，家里打算让我上哪所学校？我就告诉了她。后来事情就有了变化，到了报考的时候，母亲就带我去考了实验一小，并且考上了。被录取后，母亲让我写一封信感谢杨老师。母亲告诉我，是杨老师为我上学的事专门到家里和她谈了一次，大意是说如果不让我去考实验一小很可惜，于是母亲又同父亲商议，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可惜我那时对其间的利害好歹全然懵懂无知，只是按照母亲教的写完了那封信，但心中却是全然不晓感恩，至今还记得不仅不懂人事且识字无几的我将杨老师的姓写成了“羊”，经母亲教正才写对。
因为学校好，所以当时在实验一小就读的学生中不乏今日人们所说的“官二代”、“太子党”，当时称干部子弟，如高我几年级的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彭真的儿子傅洋及与我同年级的彭真的儿子傅亮。实事求是地讲，当日中共非今日中共，其官员子弟尚未有今日同类肆无忌惮的跋扈张狂。
记得入学后不久，一天课间与两位同学玩耍闲聊，不知怎的说到了父母，其中一位颇骄傲地说，我爸爸是党员。另一位也同样骄傲地接口说，我爸爸也是党员。第一次听到“党员”这个词的我，一片茫然之外，不由生出好奇与羡慕：这个“党员”是什么？何以如此令人自豪？
那天回到家，怀着好奇和一点小小的希望，我悄悄地问母亲：爸爸是党员吗？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母亲脸上的惊恐与尴尬，她慌乱地制止了我，说了半句让我摸不着头脑的话，“还党员呢……”。不过本就木讷的我对此也再没有多想，继续懵懂。
但主流政治的力量是由不得任何人“懵懂”的，哪怕是孩子。所幸的是，我的小学学校生涯却基本并未受到这种政治流波的影响。唯一的相关记忆是，学校当时也有一位姓李的老师被划为“右派”，一日课后，这位李老师不知为何被一些高年级的男生围住“理论”什么——或已是此后&“文革”中“文攻”的雏形，最后是教导主任来劝走了学生。而在事件将近结束时恰好路过的我，没太听清、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当然也丝毫没有觉得这样的事情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只有纯然的旁观感受而已。
今日想来，我的小学校园生活还能基本处于这种相对比较平和、正常的状态，原因有几方面。一是从我上小学的1959年到毕业的1965年，恰是两次重大的社会动荡——“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之间的相对稳定期，其间没有遍及全社会的重大政治运动，处于这一时间段一头一尾的两次重大政治运动——由庐山会议引发的“反右倾”运动和“四清”运动，波及范围尚不至“上穷碧落下黄泉”，是因为其所针对的对象、范畴有所特指，并未铺展到“广大革命群众”。印象中当年有关政治的种种，是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亚非拉美人民的相应斗争还有学习雷锋，等等。当然，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根本的关于阶级斗争及对于党与领袖的忠诚的教育是无处不在一直要作用到所有人的潜意识里的。
但是有关联的威压还是从学校之外别的方面来了。比如，上学放学路上，会没来由地被一些孩子——或男或女或大或小——欺负，或三五成群地远远地嘲笑，或是从旁经过撞一下推一把踢一脚，当时很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又没有得罪他们。
与此相对应的，是感受中的父亲的苛严、坏脾气，那时的我们被严禁出院子，不准和外面“野孩子”玩儿，时不时因为某种原因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的事遭受责罚，比如，小时候很盼望已经成人的哥哥姐姐来家里，他们来的时候一般都在周末，记得有一次周末跑出院子到胡同里去等姐姐来，就被父亲打了一顿。父亲的肉体惩戒方法是，用一把“象牙尺子”打手心。后来长大了才知道，这把“象牙尺子”实际上是一只象牙镇纸。
许多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孩童时期的父亲，是和长我十几岁的哥哥、姐姐们孩童时期的父亲，大不一样的。他们那个时候，虽然山河破碎，战祸频仍，父亲不但要尽一个民族、国家的男人的责任，还要担负养活妻儿、父母，甚至弟妹的男人的责任，辗转于多变险恶的政局，辛劳于竞争激烈的职场，挈妇将雏，颠沛流离，拼生冒死，危困艰险备尝之……但是，那时的父亲依然有一个完整的、正常社会状态下的家。而在1949年以后，至少是在1957年以后，父亲便已经不再拥有，或说逐渐失去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正常社会状态下的家。在哥哥姐姐的童年，父亲保护并保有着自己虽然困顿于灾厄然而依然完整的家，且依凭以与肆虐的流血政治搏战；而在我们的童年，父亲却根本无力抗衡不流血的战争对于自己家庭的分裂掌控。这应当就是父亲当时的坏脾气、似乎没有道理的“苛严”的由来。
来自社会政治的压迫固然可怕，然而来自家人的不理解、曲解甚而敌意，显然更有杀伤力，特别是在以家庭为最基本元素和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不过，在1940年的夏天，父亲是不可能预见到十几年之后的国家政治导致的家庭变故的。所以在那个多变、危险的夏天，父亲的行事，依然是循着历史与文化所授予他的原则和动力。
在中国这样一个极讲“气节”的国度，有句著名的古语：忠孝不能两全。话虽然是说不能“两”全，但侧重则全在“忠”上，实际的意思乃是为了“忠”不得不牺牲“孝”。《千字文》里说，“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竭力”与“尽命”的区别，正体现了两者关系的孰轻孰重。在许多情况下，的确理应如此。因此我们崇敬、颂扬在国与家的利益的矛盾冲突中，以后者作为前者的牺牲的人们。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也往往忽略了另一种现实，那就是，忠孝两全则更为难得。相较而言，像父亲这样全家陷于仇敌魔爪控制之下的以笔为枪的战斗，较之暂时摆脱了家庭牵累、投身前线的将士在枪林弹雨中的拼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要更为艰难。
要想清楚这样一点道理，在一个有着一向强调群体利益而忽于对于个体权益的尊重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甚至，更主要的是，这似乎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能够引起人们对它的“想”——思辨分析。即如我的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竟然已经是在父亲去世多年以后了！
正因为如此，在1940年8月17日，事件发生的当天父亲做出的一个欲于这种两难中求两全的决定，便成为这一惊险事件生成的原因之一。
1940年夏日的“孤岛”，因局势的日见恶化，除一些汉奸报纸外，各报馆的记者有的已不住在家中，而搬入报馆暂住，以防不测。因为报馆一般都门紧锁严，楼坚墙固，还有门房看守，外面又不时有巡捕巡查，虽然多不过是做做样子，但总是比民居私宅要安全一些。至于外出采访自然更要格外小心。7月2日汪伪政府的“通缉令”发布后，为生命安全计，父亲不得不也搬到报馆住宿。
这样住到了8月中旬，对于家人的牵挂，使得在这种近乎“幽居”状态下“静”了一个半月的父亲，禁不住又欲“静中求动”。因为其时中风瘫痪多年的祖父病情反复，而只有三岁的二哥又得了伤寒，而母亲素来身体病弱……这一切使得已经一个半月没有回家的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冒险回家一趟。
父亲要冒的这个“险”，是一种严重的确然的事实存在。
从父亲的相关著述中，我辑录出了就在他“幽居”报馆的这一个多月内发生的诸多相关事实，弹飞血溅，触目惊心——
就在报纸刊布汪伪&“通缉令”的7月2日下午，大美广播电台有消息称，被“通缉”的83人中已有一人被狙击；7月中旬，敌特向《申报》报馆投掷手榴弹两枚，致一名印刷工人和一位路人死亡，数人受伤；7月19日傍晚，《大美晚报》经理张似旭在南京路一饭店就餐时，为数名敌特乱枪射杀；7月21日傍晚，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乘人力车回家，在其住宅附近同样遭数名敌特枪杀；约在7月底8月初，父亲的同事、新闻报编辑倪澜深夜间下班回家，途中遭敌特绑架（被百般折磨数月后释放，不久即辞世）……
而8月中旬，父亲已经接到来自不同渠道的较为可靠的消息证实，敌特已准备对他下手。
尽管如此，父亲还是走上了那条最终没有能够回到起点的折返线。
虽然决定冒险回家，但是父亲从来不是一个莽撞行事的人。
在获知自己已被列入敌伪的“通缉”名单后，他曾同同仁、朋友探讨过如何避免被刺及遇狙杀又应当如何尽力设法逃脱。父亲的主张是，外出最好结伴而行，互为监护，且决不可乘汽车、黄包车，以保持行动的自由；如遇刺，也决不能采用装死等等下策，只能尽可能奔逃。此后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办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8月17日，父亲作出回家决定的同时，他的一位姓沈的同事也欲回家，且两人的路线有大部分同路，于是父亲与他约定，两人各走马路一边，互为监视对方身后是否有可疑人员跟踪，遇有情况，即以手势告警。
当日早饭后，父亲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路顺利而平安。
静安区长乐路43弄8号。
我的母亲柔弱多病，在那样艰危的情势下，一方面要撑持一个上有老下有小又频遭病患袭扰的家庭的日常生活，一方面又要牵挂身处险局中的父亲，其精神和肉体上的惊惧、担忧、紧张、疲惫，可想而知。父亲突然安然归来，令母亲喜出望外。
对于家庭的强烈的责任感和情感牵挂，因眼见家人安好而暂时得以稍解，长久的的积郁、紧张，因亲情的抚慰而得到缓释。在责任与情感的重压暂缓的同时，父亲的机敏与警觉、他的一直绷紧的神经，也同时自然地松弛了。
尽管因为家人安好心中大觉宽慰而心情松弛，但父亲也还未完全放松警觉。吃过午饭，小歇片刻后，父亲便动身回报馆。他脱下来时穿的西装，换上了一件白绸布长衫，走出了家门。特别要说的是，当时他手中还拿了一本书，一本德文书——在被迫“幽居”报馆期间，一向不甘于无所事事的父亲，请了一位德国女士来报馆教自己学习德语。这本或随手或特意带在身边的书，正体现了当时父亲心境的放松和疏忽。
这是一种无可苛责的疏忽。父亲到底不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在许多年后，当对于人生、人性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我为这个被我解读出的父亲疏忽的原因而感动——父亲当年走出家门的时候，心境一定是处于短暂的宁和、踏实中的。
我有一个在常人看来既怪且坏的毛病——走路看书。其实那只是因为我的眼睛总有一种“饥饿感”。我不知道这是否可归为遗传，因为父亲即是如此。而在67年前的那个炎夏的午后，父亲正是手捧着一本书，走上了那条折返线的回程。
一书在手的父亲，&立刻回复了他的文人本色，他的精神旋即为书神所掳去。
虽然时空不可倒转，虽然事件已经过去了67年，甚至距父亲辞世也已经有12个春秋，但是，作为儿子，我还是想对着67年前的历史，对着历史中的父亲的背影，发一声迟到的痛呼——
父亲，身后有狗！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这个凶险瞬间的情景，已经在我的想象中被演绎过无数次，并且，奇怪的是，每次它都是以凶手的视角再现。
沪上夏日午后，街上行人稀少，只有灼热而耀眼的阳光和时断时续的蝉鸣，成为视听的主宰。视野里，是一个男人的背影，头微俯，身着的白绸布长衫在夏日的阳光里泛着耀眼的光。男人的背影渐近渐大，一只持枪的手，从视界的右下突入，然后，凶焰突现，枪声骤响，鲜血飞溅！！！
曾不只一次听父亲讲起当时情景。
父亲说，中枪的那一瞬间并没有感到有多疼痛，只是觉得有点热辣辣的，像是被人掴了一掌。所以父亲的第一反应是认为是某位熟人在同他开玩笑。待到用手一摸，却见满手鲜血！父亲素来机敏，处事果决，反应极快，一瞥之间，已知事态危急，立即拔腿狂奔，并做“之”字形机动。身后歹徒紧追不舍，又连发几枪，但却再没有打中。
父亲疾奔至萨坡塞路，又北折至蒲石路，方见法捕房一华人巡捕慢慢走来。父亲责其行动何迟？彼亦实话实说：我一个月只拿一二十块钱，犯不着赔上性命，然后陪父亲到附近的生生助产医院看伤。之后，母亲闻警赶来，惊骇已极，父亲忍痛笑慰母亲称伤势无大碍，后巡捕房的法籍巡捕及侦探也赶到，现将父亲送入也在附近的南洋医院，经X光透视探明子弹位置，后又用汽车转送入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进行手术取出子弹。
据父亲的记述，事后发现那件长衫的后领部位不仅浸透了鲜血还满是被火药熏黑的痕迹，&这说明凶手开枪的距离极近，必然抱定了一击必杀的凶残图谋。
但是父亲却居然奇迹般从这次穷凶极恶的狙杀中逃脱！！！
凶手在开枪时，距离极近，可为什么对准的不是一击必杀的脑部而是颈部？为什么不是一气连发数枪，在打了第一枪之后却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如此近的距离子弹却为何竟然没有洞穿父亲的颈部？依我所了解的一点关于武器的常识，如果子弹洞穿，那么父亲的气管和颈动脉必将遭到严重伤害，后果不堪设想。子弹射入的位置也极为“精确”——若稍偏左，则会击中颈椎；若稍偏右，会击穿颈动脉；若再稍向前深入，则会击破气管……以上的假设若有一种发生，父亲必然当场殒命，但事实竟然是，这样的“假如”居然一个都没有发生！
父亲入院经手术取出子弹的次日，当时把父亲送入医院的法国巡捕到医院探望父亲，父亲即向他提出关于这一枪的种种疑问。广慈医院是一家教会办的医院，病房的墙上挂有圣母像。巡捕闻此一问，拿起那枚从父亲颈中取出的弹头，看了又看，然后手指墙上的圣母像说，这是天保佑。
据我手头现在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在上海“孤岛”内中国爱国报人遭敌伪刺杀者有十位，其中只有两人侥幸逃生。除父亲外，《申报》编辑委员瞿绍伊1938年6月17日在其家中被闯入的特务袭击，奔逃中臀部中弹，忍痛继续逃亡，乃得幸免。然而瞿的伤势远不如父亲的凶险，所以那位无法以常理解释的法国巡捕才会对父亲的脱厄以天意释之。
感谢上苍！
父亲虽然侥天之幸在暗杀的枪口下逃得性命，但是他的生命依然处于危险之中，敌特对于爱国报人的杀戮行动仍在继续。在父亲被刺后两天的下午，《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程振章遭日伪特务刺杀，被紧急送入父亲所住医院楼下病房，至晚，楼下忽响起一片哭声——程终因伤重不治身亡。次日，有消息灵通的朋友来探望父亲，告知敌特此次暗杀失手，犹不肯罢休，近日或将对父亲再有行动，医院已不安全，须从速避离上海。后适有一做神父的亲戚来看望，父亲灵机一动，立作决断，当即借了那亲戚的神父衣袍穿上，在一位美国同行的帮助下，潜出医院，登上海轮前往香港，又转道陆路至重庆，终于彻底摆脱汪伪敌特魔爪。
父亲被刺逃生之事，多家报纸都有报道，亦为当时社会所关注。父亲到重庆后，因之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其间蒋问父亲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虽然当时正处于生活无着的窘境，但父亲仍答以并无需要。由此，父亲带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尽管在战乱年代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父亲得到了上天特别的垂怜眷顾，但是此后，在和平时代的茫茫尘世，他几乎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爱国行动，却并没有得到这个社会的政治认同，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进而也就自然而然地与一切昔是而今非的历史片段一样，被全社会所忽视、无视乃至强做别解。这个“全社会”的概念应当涵盖从执政党与所谓参政党，到政府及相关组织、工作单位，乃至家人。而导致父亲陷于如此窘境的、或者说某种要将父亲陷于这种窘境的力量所能借用生发的，乃是父亲被刺的原因。
1987年，父亲记述自己前半生（出生至1949年）经历的《报人生涯》一书付梓。书中对此次被刺事件的记述中有一段剖解当时心境的文字——
“……第二天以后，痛稍减，不过热度依然未退。我静静地卧在床上，觉得精神上颇为安心。在我未被打枪以前，我记得曾收到震潮（我的大哥，笔者注）从重庆寄来的一封信，信上劝我及早离开上海，省得有人怀疑。我们天天在上海，出生入死，在没有任何方面的援助与支持之下，无声无嗅地、也无任何报酬地为祖国艰苦万分地工作，而犹给人如此怀疑，也无法使用什么方法来为自己辩明。现在好了，是非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这一枪诚然是危险和痛苦的，然而却代替我向全中国人民、向我的散居在各地的亲戚朋友师长，证明我并没有把中国人民的应有的立场抛掉。至于以后有人进一步来研究，我的被刺到底是为了效忠于蒋介石或共产党，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在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跟地下党员直接有所联系，我本人在那时也没有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和立场，虽然冒险往第三战区慰劳，不过那时我实在去得很勉强，而且在进行慰劳的时候，对国民党的部队和对党的部队新四军在形式上是并重的，要说是为了党受刺是缺乏根据的；但是不是为了效忠于蒋介石或国民党而被刺呢？我在那时虽为国民党党员，不过从不参加任何国民党的会议，从海外归来后，反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公开暴露身份，国民党人非常痛恨我，诬我为共产党，要把受刺的原因强加在效忠于国民党身上，国民党也定然不会承认。到底为什么打我，只有敌伪知道。在我自己方面讲，我是为了祖国的抗战而受到敌伪的痛恨与狙击，那是一定的，我的想法如此。”
在47年之后追忆往事，父亲依然对于这个“原因”不能释怀，正如这段文字所针对的解释方向，这个“原因”，应当有两个。
一是当下原因，即文中我大哥给父亲去信提到的“省得有人怀疑”。这是因为当时上海的局势十分复杂，敌伪势力猖獗，形势险恶，战乱之中又消息交通阻隔，意志稍有游移，行事稍有不慎，或失操守，或陷奸谋，或消息误传，都可致众口铄金，万劫不复。即如前面汪伪所发通缉令中开列的林庚侯及陈彬实，据我在网上查得的资料显示，此后却都成为汉奸。又如刘海粟，当年先从沪上走避南洋，后又被日本人用军机接回，在上海举办画展，有日本军政要人到场祝贺，等等，虽不欲指其为汉奸，然终是节操有污，是拿不到阳光下来说的事情。由此更可见出当年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罢演之难能可贵。因为上海时局情势如此，所以，既有汪伪通缉令公告于前，又有敌特夺命狙杀追逼于后，父亲尽管险些丢掉性命，却认为有此一枪足可证明自身的清白。
而第二个原因，虽然写在此处，但我以为这个问题的产生却是在1949年以后或是1957年以后，或者说其真正成为问题当在这一时间限定之后。因为至少在1957年以后，这个原因被解释为，是因为国民党蒋介石而被刺——我就曾听我的姐姐这样对我解释过。不无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解说，恰恰与当年汪伪政府发布的通缉令中所加“罪名”——“献媚独夫”完全一样。只是，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个“独夫”却是当时国内、国际公认——也包括中共承认（至少在明面上，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条件之一）——的抗战的中国政府的领袖。
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社会的的主流政治里，同样的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同样的流血牺牲，却是有着高下等级甚至是否之别的。有数以万计的当年为着民族生存国家独立喋血捐躯者，在其血肉之躯殉难于国殇之后，其灵魂还要遭受尘世的政治谋杀，甚至在那场被冠以最最“革命”名义的史无前例的全民族大癫狂中，被掘坟刨尸、锉骨扬灰。
这也是父亲在事隔47年、“反右斗争”过去30年后回顾往事时，对这一“原因”特别要再加解释的原因，我想，是出于一种心有不甘或者还心有余悸的心境。
在父亲被刺一年前，前文所述以《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的自供》一文公开反击敌特死亡威胁的《大美晚报》副刊编辑朱惺公，已被敌伪特务刺杀，其《自供》一文一语成谶，竟成绝笔！在父亲的书中，节录了朱惺公文章的片段，正可与父亲的这段自辩文字互为参看，其文字慷慨悲烈，今日读来犹令人动容——
“……如孤岛四周仍有国法者，则又何容小丑跳梁，狐鼠横行，暗无天日，一至于此耶？在此乌烟瘴气之地，风雨如晦之期，乃忽有所谓‘国法’者颁临，而此‘国法’又复对无辜之人而施者，是其‘事’奇，‘法’奇，而执行之官无署，油印之函滥投，此种绑票式之‘判决书’，则又奇之又奇矣……余之英灵必将彪炳于云霄之上，而与日月争光，照遍全中国任何黑暗阴霾之面，而追寻文文山、李若水之魂魄……余之头颅能得为无情之子弹所贯，头颅乃不得谓之无价，头颅有价，死何憾乎？”
这样热血激荡的文字、这样殉身报国的人物，在中国的新闻史上不能留有一笔，在中国抗战史上不能占有一地，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2004年下半年，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播出的一个关于揭露抗战期间汪伪政权罪行的专题片中，我看到了对于当年汪伪敌特杀害在上海孤岛内坚持以笔抗敌的新闻工作者的历史的表述。在例举的被杀害、刺杀的那些爱国记者的名单中，就有父亲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对于当年在上海为了抗战献身的新闻工作者的介绍，而此时距父亲遇刺已经近65年，距他去世也已经将近10年。
就在那一刻，我脑中突然闪出一个词：“英雄”。
尽管父亲是位名人，他的传奇式的报人生涯及在新闻教育方面的成就，在外人看来多少都带有不寻常的色彩，但是作为子女，在我眼中他依然是个有着再普通不过的喜怒哀乐的常人，也有着他的种种局限与不足。从他54岁时将我送到人世，到他1995年辞世，我与他共度43年的人生，从来不曾将“英雄”这两个字与他联系起来。但在那一刻，这两个字却如骤至的电闪雷殛，灼痛了我的心。
父亲是英雄吗？当然是。
所有在那血雨腥风的八年乃至十数年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献身的人们，无论何党何派、何阶级何阶层、何职分何身份、著名或无名，都是我中华民族的英雄！！！！！！！！
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听到关于“正视历史”的呼吁。当然，那主要是对别人讲的，对至今犹在竭力篡改侵华历史的日本人讲的。然而那些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呼吁乃至警告，在我看来，却有种令人悲哀的讽刺意味在内。在如此理直气壮地教训日本人要“正视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正视历史”也同样是我们需要直面的严肃问题？我们首先应该自省，我们自己是否也“正视”了历史？如果我们自己就不能、甚至也从来就不曾、不敢、不愿“正视历史”，而且直到今天还是如此，那么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去大言不惭地要求日本人“正视历史”？
就是对于这种“正视历史”的说辞本身，我也颇抱怀疑。在这样的说法里，历史只是一个完全被动的存在，似乎它的如何，完全要取决于我们对它如何“视”。实际上，历史并不需要依任何人的什么“视”而存在，而有意义，相反，倒是作为血写的事实的历史自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在冷冷地看着人们如何在它面前表演，如何为了自己的需要，用着各种不同的颜料、画具和手法，将它涂抹得面目全非。只是正如鲁迅先生的名言所说，“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在渗透着鲜血的历史的目光的透视下，种种貌似正当、崇高、大公无私的谎言，都将无所遁形地被逼出其原形的自私、虚伪、褊狭和愚蠢。
当然，还有比这个“正视历史”更重要、更本质的问题，这就是人性被扭曲乃至抹煞的问题。
1966年春，距离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癫狂暴发只有几个月，正在读初中一年级的我，在一次完成政治课的作业时，谈到了对于自己家庭出身问题的认识，具体是何题目、如何谈的，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段话至今仍记得非常清楚——“……妈妈对我们说，爸爸是冤枉的，就是要模糊我们的阶级观点……”那份作业，大概因为写得真诚而“深刻”，被政治老师选中，让我在下一节类似讲评的课上，作为例文在班上宣读。那应当是记忆中第一次当众披露自己的家庭出身，剖解自己的心灵，有不安，有痛楚，但更多的是所谓“觉悟”后的绝然，一种要求进步的渴望。那种政治思想追求，简单而纯净，但是却隐含着致命的缺欠。
在当年，出身于地、富、反、坏、右等黑&类家庭的未成年人，有一个特定的统称：可教育子女。这是一个很边缘化的定义，仅仅表述了一种可能——某些“准异类”未成年人经过某种教育成为“无产阶级”、“人民”营垒中一分子的可能。而这种教育，就是取代了人性的“阶级斗争”教育。对于这些所谓“可教育子女”的教育，根本要点有二，一，警示、告知、说服这些“异类”子女相信，他们的父母是“阶级敌人”，是人民的敌人——最终也应当是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自己不想成为人民的敌人的话。二，是党培养你们，是人民养育着你们，与你们的反动父母无关。这后一点说辞非常重要，必须要用这种正义而宏大、却也最容易被利用、强奸的空洞概念，去割断、取代具体实在的骨肉亲情的维系。
表面上看起来这种对于所谓“出身不好”的异类的子女，基于阶级斗争的思想教育所倡导和要求的“划清界限”，同传统文化中的“大义灭亲”，似乎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其本质区别在于，“大义灭亲”这种政治品格，也仍然是以家庭亲情道德规范为基础的，而前者则不然。
所谓“大义灭亲”者，是有“亲”在先，是有父慈子孝的道德和亲情的牢固深厚的血缘和情感的道德维系在先，也即先教子以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成其为人，之后，在此基础之上才可能建立更高于这一道德亲情的“大义”。因此，所谓的“大义灭亲”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事情，实际上是一种先杀自己然后再杀亲人的至为惨烈的事情。
而所谓的“划清界限”，则是先以简单、教条、抽象的阶级斗争、阶级性的说法取代了更为复杂、更为广泛、更为基本具体直接的人性、亲情的教育，抽掉了对孩子的最基本的作为人的基本品性的教育，注重灌输对某种政治理论和对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的绝对忠诚。这样的“教育”教出来的“划清界限”，抹煞了最根本的人性，质言之，可谓之“畜牲教育”。在这一点上，非独对于所谓“可教育子女”，全社会的教育乃至对国民的思想“改造”都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随处发见几十年的这种非人性教育所遗留下的无穷后患。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但却一直被我几乎完全忽视了的人物，这就是刺杀父亲的凶手。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从来不曾想到过要去探究一下有关他的任何情况，他的姓名、身份、经历、罪愆及最终的下场……作为儿子，对于一个杀父仇人居然表现得如此麻木，这正常吗？从人性、从伦常道德、从中国教化的传统来看，这当然很不正常，但是从其时社会否定人性的政治环境、宣传和教育的导向看，这又很正常。
在那个奉“亲不亲阶级分”为一切人际关系最高准则的年代，什么都是由组织决定的，包括个人的思想。
那么，既然有并非在某党领导下的抗敌行动可以被忽略或做别解于前，又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昭著于后，还有什么理由、什么人会去追究当年刺杀他的是哪一只手？这样的事情当然不是组织应当关心也是组织来不及关心的事。既然组织上不过问，那么自然也不应当有其他人可以过问，而且也根本就想不起来去过问。这些不应当、也想不起过问的人里面，也包括我。
正常吗？这是正常表象下的不正常；是“正常”的政治形态下的人性的不正常。
近二十年来，因为生存、生活的种种事务无法真正去对这个问题着手追索究竟。但我确也时时会想到这个凶手，去推测关于他的种种，特别是他的下场。
或是他的叛国助敌、残害同胞的罪行在当年就已经被清算——随着抗战胜利后，国府还都，周佛海等一批汉奸被惩治，他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或是又被国民党收编，转而成为旋即爆发的内战中消灭中共的反动力量的一员，然后死于战火，或逃过了枪林弹雨，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运动中终于被揭挖出来镇压？又或是眼见倭寇已近日暮穷途，自知罪愆深重，便就此逃亡，隐姓埋名，改头换面，由此竟然得以牢牢瞒住了这一段罪恶历史，终老于太平年代？……还会有种种“或许”，而最可能的“或许”，则是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有关这个家伙的任何资料、线索都已经永远找不到了，而且很可能，这么多年过去，其劣迹斑斑的生命旅途也早已走到了尽头。但是无论我为此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儿子，我永久欠着父亲一场仇恨——对于杀父仇人的仇恨。
说到“仇恨”，我又想到了个人对于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畅行中国几十年的癫狂意识形态的体认。
我个人以为，所谓“阶级斗争学说”，是为社会科学研究之一种，有其道理，然而也有限。特别是对于复杂的人性及人类文化现象来说，这种理论未免褊狭浅薄偏激，根本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以阐释一切人类社会现象。很多时候，仅只有其理论上的自洽，而在远远超出其理论复杂程度的社会现实中，并不能得到证实甚而得到的只是证反。即如所谓“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最大公无私”，进而由此可以推导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会更加“大公无私”等等，实际上仅只是一种理论存在而已。
当年侵华日军中以凶暴残忍恶名昭著的56师团，其人员构成大部分为九州等地的矿工，大产业工人，绝对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些“最先进”、“最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却是中国人民最凶残的敌人。而在几十年间，全面封杀中国正面战场抗日血战的史实，这种做法的用心，除了出自一党之私之外，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任何“大公无私”的理由可以借用来解释。
而正如商品经济要靠市场“需要”才能生存一样，这种将“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意识形态，是依靠“对立”、“仇恨”来维持其生存的。商品经济在没有市场需要的时候就要想方设法去制造“需要”，引诱人们去消费种种实际上他们并不一定需要的“需要”；而极端化的“阶级斗争”论，这种靠“对立”、“仇恨”生存的嗜血怪兽，在社会现实中并不存在对立、仇恨或虽有但并不足满足其嗜血欲望的时候，就必须要去强行制造“对立”和“仇恨”，以维持其嗜血的生存。拿枪的“阶级敌人”被消灭了，就要搜寻“不拿枪”的阶级敌人；阶级对立面的敌人暂时消亡或消失了，就要在自己营垒中寻找甚至“制造”新的“阶级敌人”，以供其斗争机制的嗜血欲望和发展动力需求……这一点，翻翻所谓的中国革命史就会清楚，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起，这个革命队伍内部从来就不缺少血腥的自相残杀，加上其领袖个人在文化性格上又是一种“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斗争狂人、破坏巨匠，更使得这种以“斗争哲学”为根本的政治将其嗜血的本性发展到癫狂的极致……其结果，便是使得这个五千年来一向以“和”为文化根本的民族陷于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劫难。
那是手指粗细近乎圆形的一个伤疤，其边际并不很清晰，没有凹凸起伏的变化，只是颜色上较四周皮肤稍浅。可以看出与周边的正常肌肤有异的是，从其中心呈辐射状布列的数道细密的皱褶。
“动手术的那个晚上，我颈部觉得剧痛，比子弹打进时还要痛得多，虽然伤口已用纱布包扎好，血水还是汩汩流出，殷然染在白色的被单上，在晦暗的灯光之下，犹显然可见。是夜，我终宵未能成眠，马路上行人的脚步声以及附近自来水厂的水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天明，我忍痛轻轻翻身的时候，在被单上有颈部血水流及之处，已有不少蚂蚁闻腥而来，攒聚着吮吸……”
在父亲的自传中，对于被刺杀后的那个病榻之夜，有如上的文字描述。
作为以抢新闻为职业的记者，又生于战乱年代，奔波历险中，父亲的多数文字成文极速，尝一夜撰发万余字电文，是我此生仅见的为文从不打草稿的写作者，其行文多简洁，不事或少有具体摹状。但这段文字却写得令人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将那段历史的艰险创痛，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如今父亲辞世已经十一年，那片创痕也随着他的遗体的火化，灰飞烟灭，其生理和物理上的存在已经寂灭。但是它在我的记忆和心灵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它是我心灵的一处创痕，更是一只警醒的眼睛，它的目光，透过我的双眼，审视历史和现实，不但将永远冷冷地注视着东海彼岸的种种鼓噪异动，也将时时检省我们的民族良知。
附：相关资料，来自上海市政府网站。
上海“孤岛”期间日伪敌特迫害、刺杀爱国报人事件
6月17日《申报》编辑委员瞿绍伊被刺受伤，被迫离沪转至后方。
8月30日《大美晚报》中文版副刊编辑朱惺公被日伪特务杀害。
9月上海新闻界举行追悼朱惺公大会。《大美晚报》出版悼念特辑。
3月　日伪特务向《中美日报》投掷手榴弹，未爆炸。
7月1日　大光通讯社社长邵虚白遭日伪特务杀害。
7月2日　汪伪政权下令通缉上海83名抗日爱国人士，其中34人为新闻界人士。同时下令驱逐7名外国新闻记者出境。
7月19日　大美晚报社经理张似旭被日伪特务刺杀身亡。
8月17日　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闻报》采访部副主任顾执中遭受日伪特务枪击受伤。顾执中被迫赴香港。民治新专暂时停办。
8月19日　《大美晚报》国际版编辑陈振章被日伪特务刺杀身亡。陈长期从事国际新闻编辑工作，揭露德、意、日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2月3日《申报》编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上海特派员金华亭遭日伪特务刺杀身亡。
4月28日《大晚报》营业部主任闻天声被刺。
同日《华美晚报》负责人朱作同被刺身亡。
6月23日《大美晚报》经理李骏英被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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