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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
心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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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心理学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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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高觉敷主编；宋月丽等著
【丛编项】：无
【装帧项】：平装 21cm
【出版项】：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91
【ISBN号】：6 /
【原书定价】：￥13.10　
本书共分十个章节：第一章总括了从古代希腊至20世纪初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第二章介绍了社会心理学的建立初期，罗斯与麦独孤的贡献；第三章介绍了奥尔波特的实验社会心理学；第四章对社会心理学中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和综合作了分析；第五章介绍了杜威的机能主义与米德德社会行为主义；第六章是新行为主义德社会学习说；第七章是弗洛伊德德精神分析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第八章介绍了新精神分析的社会心理学；第九章是勒温的传统的社会心理学；最后一章介绍了社会心理学。
·&&18—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家
·&&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
·&&暗示的生理学研究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本能与社会
·&&当代社会心理学和勒温传统
·&&杜威的机能主义
·&&对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的评估
·&&对集体心理的分析
·&&卡尔·荣格和集体无意识
·&&冯特的民族心理学
·&&弗洛姆及其对社会的精神分析
·&&个体说的困难
·&&霍妮的新方向
·&&集体说的困难
·&&集体说与个体说的综合观
·&&孔德的社会心理学
·&&勒温的场论
·&&勒温的团体动力学
·&&罗斯对群众心理的论述
·&&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
·&&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
·&&米勒和多拉德的社会学习理论
·&&群众心理学
·&&生物学家还是社会心理学家
·&&斯金纳的操作强化原理
·&&行为主义条件反射的观点
·&&文明起源的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心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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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家
对人的社会行为的解释墨菲(Gardner Murphy)说过：“十分可怪，人的社会行为的系统研究的历史归属于不直接研究人性的经济学、伦理学、法律及其他学科的历史。”接着指出：“必须记得，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有数以千计的能人考虑社会行为的规律，不管他们自称为政-治经济学家、道德学家、法学家或其他，都一致确认人的社会交往是一个重要课题；而个人的本性则作为一个无关的问题交给另一不同的人去研究，那就是心理学家。”
这里拟评述这个时期若干代表人物的有关人的社会行为的学说如下：
一、边沁()的唯乐说(hedonism)
边沁向被称为功利主义者，他著《道德与立法原理》，开宗明义就说：“大自然把人类置于苦乐两种势力的同制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活动，支配我们怎么做。是非的标准，因果的链条都是由它们的宝座操纵的，它们管理我们的所有行动、言论和思想；我们作出不服从它们指挥的每种努力都反而给它们提供证明和肯定。一个人也许自夸否定它们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始终对它们俯首听命。”
很明显，苦乐在边沁看来，就是决定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势力。行为的目的就在于求乐而避苦。他以为苦乐的程度是可以计量的。苦乐的数值决定于相应感觉的强度、持续的时间、确定的性质、时距的远近，这样就走向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就伦理学讲，人的行为的取舍都能自发地、本能地考虑其后果所可得到的苦乐的净值的多寡，作出适当的决断。就政-治学讲，最好是听之任之，不加干涉，这就是所谓放任政策，从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不言而喻，这个唯乐说与功利主义相结合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是一种资产接济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只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混乱。
二、斯宾塞的进化论和放任主义
斯宾塞()支持了享乐主义与放任主义的理论，并把二者与进化论联系起来。他指出了快乐的活动性有助于生存。痛苦预示着危险与死亡。所以自然要寻找快乐而避免痛苦。但有一些有害的活动如酗酒及其他恶习也是快乐的，这应如何解释呢?他以为这种倒错只是社会上不正常状态的反映。当社会生活由进化原则予以充分调节的时候，那么快乐与生存价值将可复一致了。
斯宾塞又以心理学的理由附和边沁反对社会立法的制裁。他以为国家必须尊重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让每一快乐的追求者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与边沁同属于功利学派。
三、同情、模仿和暗示
人的社会行为的解释尤以同情、模仿、暗示为最通用的原则。同情是人际情绪的感染，属于情，模仿是动作的重复，属于意，暗示是观念的传递，属于知。这三大原则都在不同程度上来源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一位唯乐说的信徒。他在他的《国家财富论》内推进了唯理论和放任说，但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离不开人的同情。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首先指出：“尽管假定人如何自私自利，但人性中显然存在着某些原理，关心别人的命运，帮助他们享受必要的幸福。”
斯密以为同情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是迅速的，接近于反射的反应，例如看见他人被鞭打，自己也胆战心惊。第二种是理智化的，例如遇人有喜则贺之，遇人有丧则吊之。
后来，社会心理学发展了这个同情说，例如麦独孤提倡同情的感染说，以为情绪可以互相传授，而尤以恐惧为最显著。
模仿说的代表人物是塔特(G.Tarde,)，受到了心理学专家墨菲的赞扬，他说：“塔特阐发了模仿律，写出了社会心理学第一部近代的著作。”他是一位法理学家，对龙卜洛梭(Lomlroso)罪犯行为的解释深感不满。他以为犯罪的原因是社会的，不是生物学的，是由于模仿或暗示模仿的结果。犯罪和病态的行为既然如此，正常行为也与模仿有重要的关系。由他看来，在社会上，所有事件都来源于发明或模仿。模仿基本上也是社会现象，一个个体如果有所发明就导致了社会的模仿，发明产生于个体的信仰和欲望。长于创造力者的发明创造使社会上短于此种能力者借模仿加以推广。这就是“发明的创造”说。
塔特很重视这个模仿律。他以为此律之于社会学好似习惯和遗传的法则之于生物学，地心吸力的法则之于天文学，振动的法则之于物理学。
暗示的英文原名为suggestion本为苏格兰学派哲学家布朗(T.Brown,)用以为联想的另一学名。波林(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说，布朗改称联想为suggestion(中译本译为“提示”)，“这个原则似较少不自然的混合的意味，而且听起来，更有近于一种思想导致另一种思想的人所熟悉的过程。”但是从“提示”到暗示却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精神病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功绩，当俟在下章详述。
心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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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诞生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是最早被弗洛伊德所吸引参与精神分析研究的人之一，也是最早公开与弗洛伊德分庭抗礼的人，墨菲说他一开始就显然认为自己是这位大师的年轻的同事而不是弟* *子。他一直在试图扩充和发展弗洛伊德已经加以界说的一个主要命题：补偿过程的性质。当这种扩展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所能接受的程度时，他只好率领自己的追随者退出了弗洛伊德的阵营，另行组建了自己的“个性心理学”。对此弗洛伊德一直耿耿于怀。1937年阿德勒病逝于赴苏格兰阿伯登讲学的途中，弗洛伊德在答复一位对阿德勒的逝世感到巨大悲痛的友人时说：“我不理解您对阿德勒的同情。一个犹太孩子从维也纳的郊区出来而死于阿伯登，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经历，并足以证明他走得太远了。世人对他曾经在对抗精神分析方面所做的贡献，实在给了他足够的奖赏。”
阿德勒以“补偿”为基础展开了自己转向社会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研究，补偿问题在弗洛伊德那里只限于性发育不全的病人，由于补偿的作用，他们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变得比结构上和生理上的因素能够保证的程度更“阳性”或更“阴性”一些。但阿德勒认为，应该把这一缺陷补偿说推广到所有体质上的局限性。他列举出大量的经验性事实，如，假如相应的器官受到损伤，一叶肺或一个肾就会有进行超额工作的倾向；一只眼睛有缺陷，另一只眼睛就会变得更敏锐；“不论什么地方感觉器官达不到正常的适度，就有某种机能过度发达，某种续发的敏锐性倾向。”但在文明人的一切补偿器官中，“主要之点在于中枢神经系统，因为人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主要是一个学习如何对待别人的要求和对付社会需要的问题。”因此尽管在生物学水平上的补偿作用属于动物性，但是人类大部分重要的补偿类型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要在个人适应社会不足的地方取得成功而作出的努力。
阿德勒沿着社会和文化的路线发展了他的个性心理学体系，他认为人的行为不完全是由生物学的本能力量所决定的，社会力量起着更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只有研究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和他对别人的态度，才能够了解他的行为和个性。这种倾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研究，最后形成了阿德勒的社会兴趣理论。他在1930年发表的“个性心理学”一文中说：“儿童所面临的第一个社会情境是他与母亲的关系，这从第一天就开始了。由于母亲的教育职能，首先就唤起了儿童对他人的兴趣，如果她了解如何沿着合作的方向去训练这种兴趣，儿童的一切适宜的和习得的才能将集中于有社会意义的方面。”莫按照阿德勒的解释，社会兴趣是一个人与别人交往时产生感情和发生认同作用的一种潜能，是一种人所固有的社会性动机。社会兴趣本身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如在平时或在困难时刻与别人合作或帮助别人的态度；对别人的思想、情感和经验的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能力等。从这种观点出发，阿德勒认为凡是正常的人所追求的都不单单是个人的优越，而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优越。所以，个人的自卑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生活引起的，或者说是由社会的自卑情结所引起的。阿德勒说：“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才有存在的可能。我们的目标和动作也是一样，它们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们对别人的意义。”
阿德勒社会兴趣理论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08年，他在阐述儿童依恋需求时已隐含了对社会兴趣的思考。1929年他在其《生活的科学》中专为“社会兴趣”列了一章。1931年在《你如何看待生活》中他继续强调了社会兴趣的意义。1933年，阿德勒出版了《社会兴趣：对人类的挑战》一书，社会兴趣理论最终形成，同时，他的个性心理学体系也趋于成熟。心理学史家墨菲说：“阿德勒的心理学在心理学历史中是第一个沿着我们今天应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发展的心理学体系。”他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相对地否定了生物学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积极的贡献。他的这种态度加强了精神分析中已经增长着的对社会科学的兴趣，促进了它的转向，激发了霍妮、沙利文和弗洛姆等人的“社会文化学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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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的生理学研究
暗示是与催眠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催眠状态是古已有之的一种心理现象，就近代说，我们可以从麦斯麦的现象(Mesmerism)说起。
一、从麦斯麦现象到暗示
麦斯麦(F.A.Mesmer)是奥国的医生，他能医治人们精神失常的病。他用一个橡树制的柜子，名之为baquet，柜内装有化学药品和一些铁器，病者围柜而坐，各以手相握或以绳子相连在一起。麦斯麦自以为身有磁气，通磁于柜内，柜被置在一半明半暗的房间内，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麦斯麦以手轮流接触围坐着的每一病者，因而治愈了不少人。这种疗法不能不引起科学界和医学者的注意，于是法国政 * 府组织一个代表团予以审察，询问麦斯麦治病如何奏效。他说不出有什么秘诀，只归因于磁气的灌注。法国科学院无法证明磁气有此奇效，决定禁止他行医。有少数医生运用麦斯麦术治病，受到了正统医学界的排斥，唯埃斯特尔(J.Esdaile)在印度施行麦斯麦术，于1845年，不料竟对病者起了麻醉的作用，积累到一百多个病例，得到了印度医学界的鼓励。
1849年，有一麦斯麦术的医院在英伦设立，后在大不列颠的其他城市也建立起类似的医院。布雷德(J.Braid，约生活于)是一个革新派的医生，不同于人云亦云，他对麦斯麦术进行科学的审察，知道麦斯麦不是弄虚作假的人，他发现的现象是实有其事的，但磁力说是不能使科学家满意的。因此，他于1843年刊行一部著作题名《神经睡眠的理论基础》，放弃了磁力的假定，这个神经睡眠后来改称催眠(hyponotism)，从此肇始了催眠术。
布雷德在催眠术的早期学说就已重视感觉的凝注，或注意的集中。催眠时观念单纯(monoicleism)，因此以暗示为催眠术的要素。他的学说虽有一度为他人所反对，但在他未去世之前，他的著作已为法国阿赞(E.Azam)所赞赏；他在1878年去世后，重心由催眠转移于暗示，使法国的心理治疗者大受影响，逐渐造成了南锡学派与巴黎学派的对立。
二、南锡学派和巴黎学派
南锡学派始于李厄保(A.A.Liebauet.)，但是到了伯恩海姆(H.Bernheim,)才成立为与沙可对立的学派。李厄保原为法国的一个乡村医生。他于1860年用催眠术治病，1864年定居南锡。两年后发表一本书，题名《睡眠及其类似状态》。他对病人很好，病人称之为“慈父”。他治病时用药收费，但于施行催眠时是免费的。他愿为人治病，病也真正治好了。
伯恩海姆是南锡的一个开业医生。他本不相信催眠可以治病，后来因为他治不好一个患坐骨神经疼的女病人，却被李厄保用催眠术治好了，因此，受了李厄保的感化，从而坚信催眠的疗效。此事发生于1882年，也就是沙可的催眠治疗取得了法国科学院认可的同年。
沙可(J.M.Charcot,)于1853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62年被任命为萨尔拍屈里哀医院医生，在那里建立他的著名的精神病诊疗所，致力于研究精神病患者，用催眠术予以治疗，发见了癔病与催眠的关系，认为易受催眠是癔病的特征，被称为萨尔拍屈里哀派或巴黎派。但是伯恩海姆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和李厄保不承认催眠只能施用于癔病患者。他认为正常人也可接受催眠或暗示。关于暗示的机制，他说，可归结于下列公式：就是“反射的观念运动、观念敏感、观念感觉的兴奋性的促进”。例如催眠者暗示患者干什么动作，他就干什么动作了。
但是南锡学派的人人可受暗示的观点却也引起了其他暗示心理学家的异议。薛谛斯(Boris Sidis)说，“较细心的考察发现南锡的权威医生在暗示学说上言过其实，因为依他看来，每一意见都是一种暗示。我说，这不免太牵强；因为这是把整个心理活动都归属于暗示性的一部分。这在实际上是抹煞问题本身的一切线索了。现试问他有什么事实证明就可知，伯恩海姆是缺乏证据的。他举出的例子仅限于那些在清醒时易受暗示的少数人，但不能提供受暗示性是一切人的特征的例证”。
三、薛谛斯协调了两派的争论
薛谛斯虽对南锡学的观点表示怀疑，但关于伯恩海姆所提出的暗示的生理机制则受到薛谛斯的部分肯定，并由他阐述如下：他认为人的神经系统可区分为低级中枢和高级中枢，低级中枢管理反射和自动化活动。一个刺激振奋了某一感觉器官的边缘神经末梢，迅速通过传入神经，引起一神经流。这个神经流刺激了中枢神经节，由传出神经传到腺或肌肉，导致了腺的分泌或肌肉的紧缩或松弛。高级或最高级中枢的机能则为调节或意志控制，在大量的印象、感觉纷纷进入意志的中枢时，这个中枢便立即进行筛选，引起了行动或抑制。例如对某些印象，应该置之不理，某些其他印象，要予以充分的注意，从而决定某些活动应该做，某些活动不应当做。受催眠时，神经系统的高低级中枢互相分裂，因此，高级中枢失去了抑制作用，观念运动、观念感觉的反射活动便从而增加，所以从心理学看来，催眠纯粹是分裂的、解体的器官的、反射的意识。
同时薛谛斯指出，“暗示的”学说在实际上是包括南锡和萨尔拍屈里哀两派观点在内的一个总结。我们同意南锡派，认为暗示是催眠昏迷的强有力的原因，催眠昏迷在实际上是高度的受催状态，或纯粹的反射意识，但是，我们也同意巴黎学派，认为异常的生理状态是催眠的首要条件，而这个异常的变化就在于高低级中枢的解体，控制的意识和反射的意识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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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西方社会心理学思想源远流长，可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那时希腊已由原始民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这种生产关系的剥削制度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经济基础。奴隶主不劳而食，才得有时间从事哲学、科学、文艺的研究。所以恩格斯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也就在这个条件之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有关社会心理的学说。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内，定第一等人物为哲学家、国家的同制者，定第二等人物为武士、保卫国家的军人，而定末等人物为农业劳动者和手工劳动者。他需要多数人为奴隶主服务，主张奴隶主贵族同制国家。这是他理想的政体。这个政-治理想是以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为基础的。
柏拉图指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公正”(正义)国家。这个“公正”国家应该具有智慧、意志和节制三个条件，而体现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不同的人。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是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划分的。这就是把人划分为等级的，一是根据人的本性；二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分工，从而构成了阶级。在他看来，人的灵魂或人性有：理性、意志和情欲，并从而构成品德。例如理性具有智慧，意志发展为勇敢，情欲应受节制，在三者中理性最高，意志其次，情欲最低。人性有了这三种活动，使人类社会产生相应的三个阶级：即求感官的满足和身体的享受者(普通生产者)；求荣誉和成就者(军人)；陶冶理性、追求真理者(同制者)。一个国家有这三种人，也就有了智慧、意志和节制的三种美德或条件，此外还有一项美德或条件，就是“公正”(正义)。因而被安排在力能胜任的岗位上，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从而使社会井然有序。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就算是具备了“公正”的美德。
在这里，第一，柏拉图把人性当作分工的基础，把分工当作划分等级的标准，然后又把各等级间的需要互助作为建立国家的条件，所以社会和国家，混淆无别，但是人们为着生活和互助而集合成的只能是社会而非国家，因为国家是阶级同制的工具。很明显，柏拉图是想用成立社会的需要(理由)来顶替建立国家的必要性，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起源的阶级内容和国家的阶级实质完全不见了；第二，马克思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起源论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命题：“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合群的，要求结成国家；只有到国家阶段，他们才能获得最高的“善业”，过美好的生活，实现自己的本性。
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则以人类所独有的言语机能为基础，人类一般都能择善而从。
亚里士多德认为，社会组织(团体)是自然结合的。它由“二人以上群众所组成”。团体有三种：家庭、村落和城邦(国家)。这三者的组成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基本形式。村落是为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结合组成的社会初级形式。城邦由若干村落组合而成，是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可使人类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亚里士多德认为，凡人必须结合而为城邦，一个无国之民，脱离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人，必是低劣者，一个不归属于城邦的人，不是“鄙夫”，就是超人。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家庭和村落虽是人们过社会生活、追求善业的社团，但只有国家才是使人过“快乐而光荣”生活的最高社团；前者只是使生活成为可能，后者才以实现人的美满生活为目的。人的本性要求过良好生活，国家的目的正是保证人过良好生活。
应该指出，亚里士多德对社会起源问题的看法与柏拉图的看法不同。柏拉图是把国家与社会等同，然后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使人感到国家是人类生活中所必需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是把国家和其他社团分开，说国家是要实现“最高的善”的最高社团，其用意在于说明国家的必要性、中立性，从而掩盖国家的起源和阶级性。此后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们在社会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未离开这两种理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也大有分歧。柏拉图是客观的唯心主义者。他把所谓理性或理念当作外部世界的本原或基础，不知从哪个时候起万物的理念就已经存在于世界某处了。例如桌子的理念不是桌子产生的映象。相反，个别桌子却是桌子理念的一个不完全的影子。列宁驳斥这种学说是哲学史中的神秘主义。
亚里士多德动摇于唯心论和唯物论之间，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不是实物的原因。例如尽管没有苏格拉底的理念，但也无害于苏格拉底的存在。亚里士多德也不理会柏拉图的等级说，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有乐群的倾向。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各色各样的人，这个人知道这一点，那个人知道另一点，合起来就知道一切了。柏拉图以哲学家的同制维护治安，亚里士多德让人民说出各人的利益保持安宁。所以G．W．奥尔波特说：“由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来的每一作家、哲学家或科学家对于人及社会都各采取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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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班图拉(Bandura,A.)1925年生于加拿大北部阿尔伯达省。大学毕业后，班图拉去美国依阿华大学攻读临床心理学，1952年获博士学位。1953年开始，班图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担任过教授和系主任职务，1974年，班图拉被推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会长。
班图拉提出了以认知为基础的社会学习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了替代经验、自我调节以及认知因素的作用，因而不同于米勒与多拉德的理论，事实上，班图拉在后期的著作中为了使读者易于区分他的社会学习理论与米勒与多拉德的社会学习理论，甚至把他的理论易名为“社会认知理论”，尽管理论的内容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班图拉在建设其理论的过程中深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行为主义的影响。行为主义的客观性原则深深影响了班图拉，尽管班图拉强调认知的作用，但认知过程一直被摆在“先行刺激”和“行为后果”的控制下。班图拉也力图以客观的方法研究认知因素。另一影响来自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探索内部心理因素给了班图拉以深刻启示。然而，班图拉认为上述两种理论都有局限性，“行为主义的理论专注于操作而忽视了行为的内部决定因素，而认知论的方法却把自己沉溺于思想中从而脱离了行为。”班图拉则要联合这两种方法于一种理论系统中。“社会学习理论在它的框架内既包含了有机体的内部过程，也包括了与操作关联的决定因素”。
在班图拉的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是他的观察学习理论。此外，他对攻击行为的研究也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占一席之地。下面就对他们这两种理论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一、观察学习理论
在传统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学习一直被认为是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经典条件反射而发生的。传统行为主义者一直认为，学习者必须经历行为的后果，学习才能发生。班图拉则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实际上所有导源于直接经验的学习现象都可在替代的基础上，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而发生。”通过观察学习，人们可以获得大量的行为模式，而不必经过令人生厌的尝试错误的过程。
(一)观察学习的特点
观察学习有三个特点。首先，观察学习并不必然具有外显的反应。班图拉把学习同操作加以区分，认为学习者经由观察可以获得新的反应模式，但并不必然表现出来，因此观察学习也可以叫做“非尝试学习”。其次，观察学习并不依赖直接强化。传统行为主义把强化作为学习的必要条件，而班图拉则认为强化在观察学习中并不是关键因素，没有强化观察学习同样可以发生。再次，认知过程在观察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班图拉认为，在观察学习中，学习者从接触榜样到以后表现榜样的行为中，中间经历了注意、记忆、表象利用等认知过程。后一特点使得班图拉被许多人称为“认知的行为主义者”。
(二)观察学习的过程
1.注意过程班图拉认为“除非注意到且精确地知觉到示范活动的相关方面，否则人们就不能从观察中学到多少东西……选择性注意因而是观察学习过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影响注意过程的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示范活动的特性，如示范活动的可辨别性，是否引人注目、活动的结构是否复杂等。那些较为简单而又十分突出的活动最容易诱发观察学习。示范活动的实用价值也影响着观察者的注意。“人们密切注意那些可导致报酬的示范操作而忽视那些没有明显效果的示范操作”。示范活动对观察者是否“有用”决定着观察者的注意程度。
影响注意过程的第二方面因素来自观察者本身。观察学习中的注意并不是简单地吸收来自感官的信息，而是要对信息进行必要加工以抽取其中的意义结构。因此观察者的认知能力、知觉定势不仅影响着注意的选择和指向，而且影响着从观察中抽取哪些特征和怎样解释这些特征。
2.保持过程如果人不能记住他所观察到的行为，那么他仍不能依靠观察而产生学习。示范者不在眼前时，观察者之所以能复现那种行为，就是因为他依靠保持在记忆中的表象或符号，重新体验示范行为，正因为有了这种能力，才通过观察学习获得了大量的知识。
保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为表象保持，即把行为转换成一系列表象保留在记忆中。这种保持方式对于儿童十分重要，因为儿童的语言符号系统的发展还不十分完善，记忆的方式主要是具体的表象记忆。实际上，成 人的记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这种成分。另一种保持方式是语言符号的保持，即观察者把观察到的行为线索以语言符号的形式保留在记忆中。这种保留方式的特点是可以储存大量信息，也很容易再现或回忆，许多复杂的行为方式都是靠这种方法保留的。人类用以调节行为的认知过程，大部分也都利用这种储存的语言符号，因为符号学习可以利用简化的形式快速而准确地再现大量的行为信息。
3.行为的再造过程观察者凭借表象和语言符号再现示范者的行为，是行为的再造过程。再现一种行为，首先要根据示范者的行为模式来组织自己的反应元素，使其能同动作发生的场合与时机配合起来。动作的再造过程，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
(1)依靠认识组织自己的反应元素阶段。观察者首先要以认知过程对自己的反应作一番选择和组织。观察者本身具有的反应元素越充分，新的反应模式越容易形成。如果观察者缺乏某些反应元素，则行为的再造过程就容易出现困难。
(2)作出反应并依靠讯息反馈检视和纠正自己行为的阶段。通常观察者将观察到的行为第一次表现出来的时候，往往会犯一些错误，这种记忆中行为模式与实际反应的差异构成了下一次反应的线索，依据行为表现的反馈信息，逐步修正自己的行为反应。当观察者接收不到再造行为的正确反馈时，必然影响再造行为的准确度。
4.动机过程“社会学习理论把行为的获得和操作区分开来，因为人们并不表现他们学到所有的东西。”班图拉认为人们可以获得和保持操作示范活动的能力，但却极少甚至从不表现于外。特别是所获得的行为没有实用价值或这种行为为社会所不容时，这种现象更容易产生。
由观察习得的行为操作主要受三方面诱因的影响。一是直接的诱因。当习得的行为能导致获得有价值的结果时，人们有可能操作获得的行为；当获得的行为不能导致有价值的结果，或导致惩罚时，情况则相反。二是替代的诱因。在观察者所获得的各种行为模式中，那些对他人来说能导致报酬或逃避惩罚的行为更有可能出现。三是自我生成的诱因。“行为的个人标准提供了另一个动机源。人们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性反应调节着他们最有可能追求哪一种由观察习得的活动。人们表现那些令他们自我满足的行为，而拒绝那些个人不赞成的行为。”
(三)观察学习的效应
观察学习不同于模仿。模仿仅仅是一种行为的简单模拟。而观察学习则是由示范活动中抽取信息和规则，用以指导以后的活动，因此观察学习对个体的效应不同于模仿的效应。
观察学习的第一个效应是观察者通过观察他人的操作可以获得新的反应模式、认知技能、判断标准、行为规则等。当示范者所展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是观察者所不具备的，而通过观察，观察者可以表现类似模式时，这一效应就更明显的表现出来。
观察学习的第二个效应是可以加强或削弱对以往习得行为的抑制，当看到他人操作以往自己抑制的行为而获得消极后果时，观察者倾向于加强抑制这种行为；当看到他人操作以往自己抑制的行为而没有遭到惩罚时，则削弱自己的控制，增强了反应的可能性。
观察学习的第三个效应是促进或便利了反应的发生。一种已习得的行为由于没有足够的诱发条件很可能不会得以表现。他人类似的行为则可以促进这种行为的产生。例如，看到他人抬头望天空，我们也跟着抬头张望。这种效应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削弱抑制效应。因为这里所说的已习得的，但又没有表现的行为并不是由于抑制，而是诱发条件不充分。
班图拉认为，示范行为不仅能促进类似行为的发生，而且能把观察者的注意吸引到他人所欣赏的特殊的物体上或环境的特殊部分，使得观察者在随后的活动中使用相同的物体，尽管并不必然以相同的方式或出于同样的目的。这是观察学习的第四个效应。
在班图拉的一次研究中，一群儿童观察到示范者用木棒打一个橡皮木偶，在随后其他种类的活动中，这群儿童中的许多人都试图把木棒用于其他用途，另外一群没有看到这类活动的儿童则没有这种现象产生。
观察学习的第五个效应是情绪唤醒效应。看到示范者的情绪反应，观察者倾向于产生同类反应。当情绪的替代唤醒同某些地点、人物或事件连接在一起时，观察者就发展了对这些地点、人物或事件的预期的情绪反应。
班图拉认为这五种效应可以单独发生，也可以同时起作用。例如，一种新的攻击行为在传播的过程中，既可教会他人怎样攻击，又可削弱他人对攻击行为的抑制。当一种行为受到惩罚时，观察者既可习得这种行为，又可以抑制这种行为的操作。
二、班图拉的攻击理论
班图拉不同意米勒与多拉德的挫折—攻击理论。他认为挫折并非必然导致攻击。挫折后的个体既可表现攻击行为，也可以表现为心灰意冷、自杀或奋发图强、克服挫折的行为，这取决于个体已往生活中已习得的对付生活压力的行为模式。
班图拉对攻击行为的起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下列观点。
首先，班图拉认为，当个体有攻击倾向时，任何一种情绪状态的唤醒都可能触发攻击行为。就一般人来看，只有愤怒、恐惧等情绪的唤醒才能触发攻击行为，但班图拉认为，不仅愤怒、恐惧等情绪状态的唤醒有可能触发攻击行为，情欲亢奋、异常欣快等情绪唤醒也有同样的作用。实验证明，在上述各类情绪唤醒状态中，被试皆提高了行为的惩罚性，对他人施以电击的次数明显增加。其次，班图拉认为，情绪唤醒只是便利了攻击行为的发生，并非攻击行为发生的必然条件。由挫折而产生的情绪唤醒对那些经常以攻击的方式对付生活压力的人来说，才是攻击行为的原因，而对其他人来说则未必如此。
第三，情绪状态的唤醒具有诱发攻击行为的可能，反过来，唤醒状态的减弱也有助于减低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而情绪的减弱既可通过攻击的方式，也可通过非攻击的方式。在后一种减弱方式中，认知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班图拉认为，接触或观察到攻击行为只能增加观察者的攻击倾向。米勒和多拉德曾认为替代性地参与攻击活动，可消耗攻击的能量，因而可减少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班图拉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观察到以合法形式示范的暴力行为不仅提高了攻击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而且促进了……人们选择攻击的方法解决冲突。”
个体是怎样习得攻击行为的呢?
在班图拉看来，大多数攻击行为是通过有意或无意的观察而获得的。通过观察他人的攻击活动，个体获得了这种行为的观念，在以后类似的场合中，记忆中攻击行为的表象就成为行动的指导。
影响攻击行为的观察学习的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
家庭影响。家庭成员的攻击行为是影响儿童攻击行为的最主要来源。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中成员之间攻击行为比例较高，或家庭成员中饭社会行为比例较高的家庭为少年犯罪提供示范作用。同时，以孩子为出气筒，把内心的怨愤迁怒于孩子，也给儿童提供了攻击的榜样作用。
区域文化气氛的影响。一个人生活、学习和工作区域的社会风气是影响攻击行为的第二个重要来源，若在某个区域攻击行为被视为保护个人有价值的手段，或一个人的价值与威信由人的武力来决定，那么在这个地区，攻击行为的比例较高就不是件令人奇怪的事了。
信息传播工具的影响。大多数攻击行为通过上述两个渠道对观察者发生影响，然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信息传播工具的革**命，使得各种信息能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传播。这些传播工具给现代儿童提供了观察学习攻击行为的第三个重要来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班图拉从社会学习的角度分析攻击行为的起因和社会习得过程，强调了观察与示范在攻击传播中的作用，其分析是中肯的，对我们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但必须指出，班图拉是用心理的分析取代了攻击行为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的分析，犯了心理学化的错误。
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在现代西方社会心理学中颇具影响，特别是他的观察学习概念被称为继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条件反射之后又一解释学习的有效工具。
班图拉是一个行为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义者”。但班图拉并不囿于行为主义的传统，而是把行为主义的学习原理同认知理论结合起来，以学习原理总括学习和认知，强调了认知因素在行为调节中的作用，这就使得他的理论在行为主义的理论中独具特色。但是正如苏联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指出的：“在这位学者提出的传统学习方式的各种变式中，我们只看到对传统范式的修改，而不是对传统范式的背离。”班图拉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成果，但在他的理论中，认知因素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仍然处在先行刺激和反应结果的钳制之下。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而，认知事件并非作为行为的独立自主的原因起作用。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情绪唤醒特性和它们的发生都处在刺激的强化的控制下。”因此，在班图拉那里，认知过程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下面几章所谈到的团体动力学和社会认知的研究中，认知过程才在社会心理学中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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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与社会
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仍停留在精神病学科中，鲜为心理学家了解之时，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已经开始摆脱襁褓，趋于独立了。1908年，有两本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出版了，一本为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另一本为罗斯的《社会心理学》。此时的弗洛伊德仍在远离社会心理学发源地(美国)千里之外的奥地利埋头于精神分析的治疗，但弗洛伊德通过治疗得出的结论不仅与大洋彼岸的社会心理学原理有重合之处，而且在科学性和详实性上甚至超越了后者。这也许与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有关。
我们知道麦独孤试图在社会心理学中贯彻策动说，这使他格外注重本能概念，可以说本能概念能否自圆其说对于建立社会心理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本能、驱动等问题恰恰又落入弗洛伊德的研究视野，作为一种历史的研究，“台上”的社会心理学和“在野的”精神分析构成了一种对比或竞争，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设想。
麦独孤把人的行为动力归之于本能，并认为本能是一种明显的心理历程，包括心理历程的知、情、意三个方面。麦独孤试图区分人类的本能行为与动物式的机械反射行为，将社会的影响引入本能理论，他试图借助本能行为伴随着的情绪和情操来阐述社会的影响，认为情绪，尤其是情操具有社会意义，构成了社会行为的基础。在此，麦独孤的理论包含着一种矛盾，本能与情操并不是处于同一心理水平，因而阐明情操的社会性并无助于说明本能的社会制约性。无论情操怎样兼有人的社会本性，怎样可以解释社会行为的心理基础，但作为其基础的本能是先天的，具有生物学的内涵。麦独孤的本能概念相当于一种生命冲动或生命活力，显然，这种意义上的本能概念无法说明人类的社会行为，只能把人的社会行为简化为本能行为。
弗洛伊德则缩小了本能问题，只是探讨人类的两种基本本能：爱和攻击性。由于本能问题只涉及了两种特殊的本能，并且是联系心理病人的治疗来探讨本能问题，弗洛伊德便能够深入研究本能作为病源学，行为动因的心理机制，探索本能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一、唯乐原则与现实原则
出于研究心理疾病病因的需要，弗洛伊德首先以人类的性本能为研究对象，探索性能量在病源学方面的作用和行为上的动力诱因，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片面夸大性欲的作用，把人类看作是只知追求快乐，受快乐原则统辖的动物，甚至认为，性本能的满足无需借助于社会环境。如果幻想能满足婴儿的求乐需要，婴儿就无需发展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种看法难免以偏概全，突出一点，不及其余，陷入生物学化和还原论的窠臼。
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以及出于本能理论面临着众多的批评，弗洛伊德开始考虑环境因素和性本能之外的心理结构。在1920年的《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弗洛伊德较明确地提出了现实原则的作用问题。尽管弗洛伊德相信，“心理事件经历的过程是受唯乐原则自动调节的”，《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但他接着指出：“严格地说，唯乐原则支配着心理活动整个过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同上书，第5页。从有机体的自我保存角度来看，“这种唯乐原则从一开始就是收效甚微、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原则。在自我保存本能的影响下，唯实原则取代了唯乐原则。”在弗洛伊德看来，如果婴儿发现自己处于本能需要的状态，如果借助幻想再也不能满足他的真正需要，他就开始转向现实，这一过程的不断重复逐渐教会儿童更好地了解现实，追求可能满足需要的现实变化。因此，在唯乐原则中，存在着现实的影响。这种解释比麦独孤的本能论更加合理，因为有机体在本能的求乐水平上便开始与现实有所联系。弗洛伊德论述了母亲、父亲、家庭环境对婴儿本能满足的影响，并看到了人的自我和超我与伊底(本能)的相互作用，丰富了本能驱力论的社会关系内容。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弗洛伊德仍把唯乐原则当作统辖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认为唯实原则是十分脆弱的，在生活中，唯乐原则经常挫败唯实原则，从总体上给有机体造成损害。事实上，弗洛伊德的唯实原则并未能改变快乐原则的性质，只是在时间上推迟了本能的满足。人们甘愿为了现实而暂时放弃快乐只是出于唯乐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用快乐取代不快乐，用更大的快乐取代较小的快乐。唯乐原则是第一性的，唯实原则是从唯乐原则中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对此，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创始人哈特曼(Hartmann,H.)曾有过精辟的评论。哈特曼把这种派生于快乐原则的，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现实原则称为狭义的现实原则，并认为这种现实原则仍处于快乐序列之外，并没为快乐带来新东西，哈特曼看到，发展精神分析的任务是扩大狭义的现实原则，使之内在地影响快乐原则。
扩大现实的影响必须有相应的心理结构上的依据，如果仅仅把人理解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则不符合这一要求，可见，现实影响问题不单是有机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而且还是一个与心理结构有关的问题。
二、伊底与自我、超我
人类与社会环境的相互影响不单是本能与环境、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相互作用，而且主要是认知和行为水平上相互作用。在此，本能冲动可以具有某种驱动作用，但往往是在人的意识控制下才能实现这一作用。可见，麦独孤把本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能够解释更多，更复杂的行为。
后期的弗洛伊德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详细研究了本能冲动之后，又假设了本能的对立面自我和超我，试图用本能和自我的对立与和解来解释所有心理疾病的原因和人类行为的动因。弗洛伊德将本能的力量归属于伊底，把反映现实，控制行为的力量交给自我，将良心和道德的力量归之于超我，这种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可以容纳某些社会心理的因素。
在弗洛伊德三位一体的人格模式中，最能体现人的本质和主动性的亚结构是自我。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类能够改造环境，使环境为自己服务，并能够控制自己的本能冲动，而不是任其摆布。在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中，自我主要有对内和对外两重使命，面对外部事件时，自我主要通过意识、记忆、逃避、适应或改变外界来完成保护有机体的使命；当面对内部过于强烈的本能冲动时，自我则控制、压抑或推迟本能的满足，像骑手驾驭烈马一样控制本能。表面上看，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仅仅描述了个体人格结构的问题。作为自我对立面的环境和伊底仍是缺少社会关系意义的东西，但是，自我概念的提出为精神分析容纳社会关系提供了主体的依据。自我的根本作用是控制与整合，有了这一作用，人类便有可能吸收环境中的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和学习文化中的价值观，并能够主动与他人交往，也就是说，有自我结构为基础，人类便有能力内化一种与本能力量相反且能约束本能的力量，即父母的形象或社会的道德法则，人类整个社会行为便有了心理结构上的根据。因此，自我概念是连接精神分析个体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桥梁之一，以自我分析为出发点必然能够揭示人格的社会关系含义，使精神分析走向社会心理学。
遗憾的是，虽然弗洛伊德规定了精神分析的这种潜力，却并没走向这一道路，他始终是为了更圆***满地说明本能模式而论述自我的，并不是出于社会心理学的需要而分析自我，唯有在论述人格的另一结构──超我时，他的社会心理学思想才得到了更具体的体现。
根据弗洛伊德的设想，在自我从伊底中分化出来以后，“超我”也随后从自我中分化出来。“超我”是父母形象的内化，它由自我理想和良心所构成。父母赞许的内化构成了自我理想，父母的训斥则构成了良心的起源。显然，“超我”代表着人的高级属性，而获得这一属性的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在此，我们接近了弗洛伊德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的核心。与父母的同化，从父母那里接受社会道德感是一个人由生物个体走向社会个体的过程，即人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形成了社会情感并学会以社会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一原理早已被社会心理学家们发现了。社会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麦独孤就曾从情操和道德的角度论述了社会、家庭对儿童的直接影响。弗洛伊德的深刻在于，他能够从人的生物性出发，剖析道德与本能冲动的相辅相成性，为人的社会化过程提供了一种心理动力学的解释，这种深刻性不仅是一般信守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所难以达到的，而且也是后来以改造他的学说为己任的社会文化派所望尘莫及的。
弗洛伊德不无深刻地推测，超我结构在动力起源上并非肤浅，很可能与伊底共处同一个深层水平。婴儿的伊底冲动必然指向一种对象，性欲的满足总要依托宣泄对象的存在，因此，伊底不再是纯幻想和纯自恋的事情了，而是涉及了人际关系，至少是子女与父母的三边关系。因此，婴儿步入了社会化的过程，对异性双亲的性爱必然导致同性双亲的反感和干涉，婴儿的本能首次遇到了外界的阻碍和压抑。这种压抑引起了婴儿人格结构上的生物学变化，婴儿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情欲，屈服于同性双亲的压力。譬如，小男孩放弃了恋母情结，转而与父亲同化，按照父亲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或接受父亲的道德规范，这一道德规范也就是社会的道德规范。由此可见，超我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动力起源，它是出于压抑本能而产生的，与伊底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唯因如此，它具有很强烈的动力性和严厉性，连自我都经常借助超我来压抑伊底冲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的社会化过程不仅是纯粹的后天学习过程，而且也是有其生物起源和种族起源的过程。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如果我们再次考虑如前所述的超我的起源，我们会发现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的结果，一个是生物本性，另一个是历史本性，即：人类童年期无助和依赖的漫长过程，他的奥狄普司情结的事实”。超我不仅使自我取得了对本能的控制，而且使伊底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使人类的低级和高级属性发生了两极相通。“通过理想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正是由于超我与伊底有着相通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超我的严厉性，近乎残酷的强制力和不可摆脱性，才能理解超我的力量为何大到足以扭曲人的心理，使人患病的程度。
通过研究人类反常的经验和心理的冲突，弗洛伊德深入到社会心理学家难以想象的心理深度；信守实验和统计资料的社会心理学家只能充分研究人际交往，人与社会相互影响的表层心理规律，他们也探讨儿童的道德发展，但大多是研究社会的文化气氛，父母的行为对儿童道德的后天影响，忽视了道德的生物起源及其在心理上的动力作用。弗洛伊德从分析病例入手，通过反常经验探讨了人类在社会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生物与社会性的冲突及其所引起的心灵的痛苦，对于人类社会化的挖掘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社会心理学家，他的方法也许不尽科学，但他的贡献却是无法取代的。
三、本能的升华
在弗洛伊德来看，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由本能引发的，行动的能量只能来自伊底，那么，如何解释人类的各种高级的成就活动呢?低级的本能怎能说明复杂的社会活动?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弗洛伊德提出了心理的防御机制。所谓防御机制是指，某些与道德观念或现实环境相冲突的本能冲动被自我结构所阻拦，以间接满足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自我为了保持人格的完整性，为了兼顾伊底和超我的要求，迫使本能以无害的形式表现出来。防御机制可以说明某些社会行为的深层动机。
升华即是防御机制之一，通过升华作用，社会所禁止的本能冲动以社会认可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个人来说，升华减轻了本能的压力，使原来具有破坏作用的本能冲动转化为追求社会成就的活动。譬如，手淫活动可以升华为演奏乐器和爱好音乐，肛 门性欲可以通过绘画得到升华。在升华过程中，本能在自我的改造下，实现了一种非性欲化的转变，本能的特殊指向性改变了，其固有的动力性却保存下来。现在，本能驱动的行为不是指向性欲的直接满足，而是指向社会目标。因此，从人的本能冲动中，我们可以找到通向社会行为的途径，通过自我的防御机制，本能与社会行为发生了联系。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社会行为。后来，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家哈特曼看到了升华所体现的社会心理学含义，用能量的中性化(energy neutralization)来表示两种能量的改造过程。中性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本能驱力的质的改变，而不单单是像升华那样将本能目的暂时转变成社会可接受的目的。自我可以贮存中性化的能量，使之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中性化的能量距离本能更加遥远。自我拥有的能量不具有本能形态，只是根源上属于本能。哈特曼的这一解释使本能的可塑性变得更大，更接近社会心理学的要求，中性化的本能可以促使人们投身于利他的社会活动，“……中性化在掌握现实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要求可以通过中性化的能量影响唯乐原则。
上述各个方面的分析使我们不难看到，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非不能与社会心理学相沟通。只有纯动物式的生物本能才是与社会生活隔绝的，而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并不这样，弗洛伊德主要是在心理的各种力量冲突中使用本能概念的，他的本能概念来自对心理病人潜意识生活的提炼，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病人的本能生活与动物的本能生活是有质的区别的。第一，动物本能和环境是同一的，环境可直接引发本能行为，也就是说，本能对行为的驱动是机械的；而人类本能则是伊底与自我相互作用的产物，自我组织人类的本能，保证人的适应。动物本能在没有自我的参与下也能达到目的，而人的本能则不能，弗洛伊德有意区分两者，经常把人的本能称为驱力(drive)，以区别于动物本能(instinct)。第二，在自我的参与下，人的本能是通过学习实现的，弗洛伊德强调超我对本能的遏止作用，这种遏止即是人类通过学习来确保本能满足的过程。动物的本能则没有学习过程的参与，是盲目的。
麦独孤和弗洛伊德几乎同时提出了本能学说，前者以社会心理学的名义出现，后者则自称个体心理学。历史却为两者的名实错位平了反。麦独孤的本能论十分抽象，更接近生物学，不能解释社会行为的策动，因此，经不住反本能运动的冲击，他为社会心理学留下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理论核心──本能论，而是依附于本能的情操、正义和利他心理等枝节问题。真正使本能理论在社会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应属弗洛伊德，只有经过艰苦的分析，弗洛伊德才能从生物性最强的本能中找到通向社会心理的途径，因为这一途径十分曲折、迂回，是一般人难以察明的。弗洛伊德以其对个体深层心理的独特分析为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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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心理学和勒温传统
从现在来回顾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三大思想传统对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影响，那就是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勒温传统。
从宏观上看，当代社会心理学虽然可以划分出这三大传统或三种主要范式，但是从“微观”上来考虑，也就是说着眼于具体的研究领域，那么以下几个方面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就研究方法而论，其发展方向仍然是“实验的社会心理学”。许多近几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教科书，都把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产生追溯到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1898)，也便是推崇实验方法在社会心理学中的重要性。萨哈金(W.Sahakian)在他的《社会心理学的历史和体系》(1982)一书中总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时也曾指出：“社会心理学中的研究方法已经转向了实验研究的方向。”但“实验”在这里已不单单指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它还包含着态度、观点和方法.论的意义。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目前社会心理学中所广泛采用的实验已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心理学实验室的实验，从实验地点、选择被试，到实验程序和取材都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是社会心理学家采用较多的一种实验研究方式，这一概念起源于勒温，它以密切联系生活和解决具体的社会心理问题为基本宗旨，是勒温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就研究课题而论，态度变化、人际关系和小团体研究在当代社会心理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态度研究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传统课题，它在30年代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40至50年代却被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从60年代起，主要通过费斯汀格对认知失调的研究，态度，尤其是态度的改变重新引起社会心理学家们的兴趣。人际关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海德心理学理论的发展，而小团体研究则直接反映着勒温的思想和团体动力学的趋势。事实上，所有这些主要研究领域，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勒温的传统及其影响，因为海德和费斯汀格都是勒温团体的主要成员，团体动力学则是由勒温所创立的。
所以不论实验的方法或课题都在勒温的时代有了新的转变。
一、实验社会心理学中的勒温传统
1988年，美国心理学家帕特诺(S.Patnoe)在他的专著《实验社会心理学叙述史》一书的封面上加了一个副标题“勒温传统”。显然，作者把美国当代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主要看作是勒温的思想与方法的发展。勒温坚信以实验和经验的理论为基础，社会心理学就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他与利皮特和怀特等所做的关于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往往被看作是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费斯汀格等人把勒温看作是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开创者。
虽然在勒温之前早已有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1898)，有巴特利特(F.C.Bartlett)的社会记忆研究(1932)，有谢利夫关于规范影响的研究(1936)，有F.H.奥尔波特对社会心理学中实验研究的积极倡导，但是勒温的实验社会心理学观点自有其创新与独到之处。勒温及其学生们所进行的实验多是在较为自然的生活环境中进行的，被实验者往往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实验。复杂的环境变量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整个实验过程都有着系统的观察和记录，并往往与调查、采访等其他研究手段相结合。这也就是“实地研究”所包含的意义，勒温被认为是这一研究方法的首创者。它既表现为一种新的极为适合于社会心理学的实验手段，而且包含着转向或面向实际与应用的意义。此外，从实际到理论，又以理论指导实验是勒温的一项原则，团体气氛的实验研究从根本上说起源于勒温对民主领导之优越性的一种信念，而实验结果也正验证了勒温的理想。“好理论最实际”是勒温的一句名言，它在当代社会心理学界广为流传。上述的诸要点也就是实验社会心理学中勒温传统的基本特征。海德关于人际关系以及认知平衡和归因理论的研究，费斯汀格关于社会比较和认知失调的实验研究，都体现了勒温的这种传统，而目前达奥奇、沙赫特和阿隆森等人的研究，也属于这同一方向。
二、勒温的团体与当代的社会心理学
事实上，我们提出“勒温传统”不仅仅是指勒温自己的心理学思想，它还包括了勒温的同事、学生及其后继者们对他的思想与方法的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当代的团体动力学研究，行动研究，海德、费斯汀格和凯利等人的理论，当代实验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等，都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勒温传统的一部分。
费斯汀格说过，今天95%的社会心理学都是勒温的研究和由他激励的团体动力学研究的继续。他这句话是在1965年说的，但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在勒温的团体中，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海德、费斯汀格、凯利、卡特莱特和赞德等，还有沙赫特、辛格、蒂勃特、阿隆森、达奥奇、扎乔克、R.巴克、K.巴克、佩皮通和达利等人。他们都已成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形成了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庞大的阵容。
海德提出了认知平衡和归因理论，费斯汀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对此我们已有专门论述。卡特莱特和赞德是当代团体动力学的主要发言人，达奥奇提出了具有影响的关于合作与竞争的心理学理论，沙赫特和辛格对情绪、认知与环境等所做的心理学分析已属于经典文献，蒂勃特与凯利一起发展了归因理论，阿隆森发展了认知失调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学说，R.巴克是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奠基者。达利关于“旁观者效应”的实验研究被认为是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促进了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总之在勒温团体的这些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与共同努力下，勒温传统得到了发展与弘扬。
三、勒温创始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
当代社会心理学中的应用方向也是由勒温开创与奠定的，他领导的“食物习惯改变的研究”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1936年，勒温等人创立的“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一直是应用社会心理学发展的支柱与力量。1972年，普罗尚斯基(H.M.Proshansky)在就任该学会主席的讲演中说：“从1936年该学会创立以来，它便一直关心如何把行为科学研究应用于解决当代人的主要社会问题。”
勒温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卡特莱特曾编辑出版了一本勒温的社会心理学论文集，取名为《解决社会冲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知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便是此书的主旨与基调。勒温在书中提到“文化建设”问题，分析了德国与美国民族心理的异同及其结果，讨论了“婚姻冲突的背景”，研究了“如何提高工厂的士气”等一系列的问题。G.W.奥尔波特在为此书写的前言中说：“这本论文集表现了勒温的一种信念，理论的价值必须由实践来检验，任何一种心理活动都必然涉及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起了勒温的团体动力学与行动研究，以现实生活为背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方向是他的社会心理学的突出特征，也是当代应用社会心理学所保持的传统。普罗尚斯基说：“当我们提‘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勒温的这种研究。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对发生真正生活背景中的问题进行研究。”
从1980年开始，“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筹集资金召集专家，编辑出版了《应用社会心理学年鉴》，出版者在每一卷年鉴的封面上都附有这样一段说明：“……继承库尔特·勒温的思想传统(包括他的同事与后继者)，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一直致力于既具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社会实际效益的研究。以此为目的，这个学会承担了这一套新年鉴的编辑工作──介绍与宣传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接触到的社会问题的广泛领域。”从这个年鉴近几年的出版情况来看，应用社会心理学已成为当代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体现了勒温思想与传统的意义和价值。
四、勒温传统突破了两种社会心理学的分界
社会心理学一向被划分为“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通过勒温学派的研究这个划分已不再明显了，从60年代起，尤其是到了80年代，社会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学家的研究领域，或者说两种传统的社会心理学已经取得了综合，社会心理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获得了某种统一。对此爱德华·琼斯在他的“50年来社会心理学的主要发展”(1985)一文中利用下列统计曲线说明了这种事实。
这是对从1908年至1980年在美国出版的社会心理学导论读物和教科书的一个证明，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的划分主要是30年代以前的现象，如果说以后的发展使得两者有了一种整合和统一的话，那么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但在社会心理学中整合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而且整合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为社会心理学指示了发展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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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的机能主义
杜威自从刊行他的《心理学》(1886)和《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1896)，这二篇重要论文后，一直受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注意，对库利和米德都有深刻的影响。著名社会学家埃尔武德(C.A.Ellwood)对他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更大加赞赏，予以高度评价，据他说，杜威认为人的心理生活的根本事实不是感觉而是活生生的个体的行动或协作，而已经成功建立起来的协作则为习惯，而习惯则尤为人性的要素。
杜威以为本能是原始的，习惯是习得的，是原始的不学而能的活动发展的产物。他说：“在个体的生命中，本能是先行呈现的。但是个体初生于世时，原是小孩，小孩是依赖大人而生存的。假使没有具备一定习惯的成 人的存在和帮助，他至多只能活几个小时。小孩还依靠成 人的抚育，供应食住，保护其生命，并得有机会表现有意义的天赋活动的方式”。他接着指出：“总之，天赋活动的意义也不是天赋的，它也是习得的。它有赖于和一种成熟的社会环境发生了交互影响。”
他说：“长时期来，近代心理学在专治感觉，而忽视冲动以后，开始列举并描述各种本能的活动，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当他企图解释个人和社会的复杂生活而直接求助于这些天赋能力时，就不免失之模糊牵强了。……因此，在我们讨论社会的心理因素以前，有必要知道这样的一些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将原始的活动培养成为明确的重要倾向。这就是社会心理学的真谛。可见杜威强调社会条件的影响，这在他论述习惯时就更加明显了。
他说，习惯宜与呼吸、消化的生理机能互相比较。这些机能当然是不学而能的，习惯则是习得的。尽管这个差别甚为重要，但习惯与许多机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尤其是它们都需要“个体和环境的合作”。呼吸需要空气，也需要肺；消化需要食物，也需要胃。看与光线有关，却也与眼睛及视神经有关。走路涉及道路，也涉及两腿。说话要通过空气传送，也要听众接受和口腔活动。现在如果从生物的机能转入数学的“函数”因为“function”一词有两个意义，功能和函数。，就可以说，天赋活动的呼吸消化，习得的活动如说话，诚实都是环境和人的函数。它们完成的工作是以通过机体的构造或习得的倾向为工具，通过环境来实现的。同样的空气在某种条件之下，可以吹绉一池春水，或破坏一所巨大建筑，在另一种条件之下，可以净化血液或传播思想，结果的不同就看空气作用于什么事物之上。
这就是说，人的习惯活动都是机体和环境合作的结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体的本领显然是非愚即妄了。所以杜威又道及了借助工艺的习惯。他说，工艺动用了感觉和运动器官的技巧以及客观的材料。有人说工艺技巧存于个人，不必有外在事物的支持和工具的协助，便不免肤浅可笑了。
杜威以为道德习惯也离不开自然和社会的环境。道德理论家往往以为道德行为发生于真空之中，其实“习惯依赖环境条件的支持，一个社会或一群人的集团常常是伴随道德行为必需的条件。有一个人完成了某些活动，然后唤起了社会的反应，如赞成、不赞成、抗 议、鼓励、附和、反对，不一而足。甚至一个单独的人也可以发生一定的反应，或妒忌，或欣赏，或模仿，情况也颇复杂。中性是不存在的。行动是有他人参加的，与生理历程不同。行动之应为社会的不是伦理学的‘善’；它是可善可恶的，却仍不失为社会的。”
正由于行动不分善恶都有社会的因素，杜威以为改变习惯不能仅靠意志或决心。他说：“我们可以希望消灭战争，工业的公平交易，大家机会的较大的平等。但大量的关于善良意志、道德规律的宣传或爱及平等情操的培养难望有实效的成果。问题是必须改变客观的安排和制度。我们需要改造环境，而不仅在人心工作上徒费心机。不这样想方设法就像要在沙漠上种花，在丛林中开摩托车了。”
杜威的这种关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理论不能不进一步影响埃尔武德的社会心理学或他所称的心理社会学的思想。当埃尔武德评论心理学研究个体的行为而社会学研究团体的行为时，强调指出：“但是我们不能离开他的团体来理解个体，也不能离开构成团体的个体成员的性质来理解团体。因此，心理学和社会学是互相依赖的。个体心理学要向团体生活的研究求援来解释个体的许多行为。它有赖于社会的心理学正犹社会心理学之有赖于它一样的重要”
总之，社会心理学的综合法是与杜威的研究互相联系着的。
心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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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的评估
读了这段引文，可知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思想存在着不容易调和的矛盾。麦独孤在刊行《社会心理学引论》时自知其《引论》缺少社会性，因而借助于《团体心灵》以资补救。奥尔波特的著作不是社会心理学的引论而是道地的社会心理学，再三强调生理机制的重要。所以他给读者的印象，他的社会心理学似乎是一本普通心理学或仅是一本社会心理学引论。为了补救这个缺点，所以他在这段引文中兼及个体社会行为形成的社会因素如姿态、言语以及人们彼此交往、互相学习、教导训诫的社会影响，并求助于种族的历史传统知识和风俗习惯。但以伯纳德(L.L.Bernard)所要求于社会心理学的标准看来，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它对心理社会情境以及集体行为的研究的注意是远远不够的。
据伯纳德的分析，社会心理学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强调了个体神经系统反应社会刺激或作为客观的集体反应情境的行为模式的重要性。另一种把重点放置在心理社会环境的组织，尤其是传统习俗、制度等之上。“这两种极端的代表为奥尔波特和罗斯。”
伯纳德又说：“从心理学进入这个新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常集中注意于个体的特殊行为，从有机方面解释这种行为的神经心理的机制。他企图以神经或符号的历程及其条件反应考察社会交互关系和社会适应的完整的历程。相反，从社会学进入这个领域的社会心理学家则用客观的社会交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带来的一致性看待社会适应的历程。社会学主要讨论团体中的各个单位和成员彼此相关的人们，其次只是附带地论及有关的机体和团体的适应所用以解释的神经心理和符号的过程。”
依据这个分析，奥尔波特《社会心理学》是与罗斯《社会心理学》互相对立的个体观的社会心理学。
但是我们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索。奥尔波特批评社会学家的社会心理学的心理学观点是陈旧的，过了时的，其实他自己的心理学观点也有类似的缺点；他安于原子论的旧观点，不认识全体不等于各部分之和；为了反对团体心灵说，连团体的现实性也给否认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适当地尊重社会学家对社会心理学的贡献。他说：“因为我相信只是在个体之内才可找到各个体间的交互作用所有根本的行为机制和意识。所以我把应用社会学家观点所写成的课本的题材几乎全推迟到最后的一章。”这就不能不使我们重视伯纳德的综合观点了。伯纳德说，我这本书试用较综合的处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方法。“由作者看来，如今似已到了社会心理学‘学派’消退的时候了。整个题材可以系统地加以论述”。伯纳德：前引本。“正因为它是心理学，又是社会科学，可知它的任务是研究个体对社会环境的反应，它的任务恰恰是连接环境(即供应刺激的对象)和机体(即反应的机制)。社会心理学的功能在于论述我们如何控制个体在团体或任何社会环境内的行为以及个体如何控制团体的行为。这就需要兼述刺激的控制(环境的组织)和反应的机制(人格的组织)。忽视前者给我们以心理学，忽视后者给我们以社会学。有了这种或那种忽视，我们就都没有社会心理学了。”
根据这个批评，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就不易名副其实了。但是他对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建立的功绩还是不能埋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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