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与坚持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扫描下载起点读书客户端
　　一向自诩潇洒，挥一挥衣袖，挥别那昔日的云彩和尘埃。不想留下痕迹，又何必留下痕迹？！
2010年的某一天，吴晓波先生来台发布新书，经朋友的介绍，他来到了我在南港的住所。吴先生着作等身，尤其关心企业的发展，《大败局》一书，述说了企业花开花落、楼起楼塌的沧桑，令人心惊。
个人有幸参与了那个曾经属于台湾的伟大年代，目睹了台湾“经济奇迹”的起落。成功需要太多条件的配合和累积，环环相扣、步步演绎，成败得失往往只是一线之差、一墙之隔。
30多年前，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台湾在搞经济；20多年前，大陆在搞经济，台湾却在“文化革命”。20年的间隔，一些台湾曾经发生的事，在大陆又一一地浮现。经济奇迹，那曾经是台湾的骄傲；骄傲的背后，也曾有不堪回首的辛酸。成功需要很多条件的配合，台湾成功的经验也未必能够复制；但是，失败的因子只要一端，失败的教训绝对值得警惕。由于个人曾经亲身经历了那些成败得失，或许可以为这得来不易的警惕添加一份活生生、血淋淋的批注。
我不想、也不愿自己提笔写我自己。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可以从多种角度去观察；也唯有从多种角度去观察、探究，才会有意义。一向很喜欢苏东坡这个人和他的诗。常常在很多场合引用东坡先生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描述了多角度、多层次观察的差异。尤其之后的两句让人警醒，“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是因为自身的关系太切、关心太过，往往会自我迷失、莫知所以。
在书稿编写的过程中，编者王留全希望我写个序，述说一下这本书出版的缘由和心境。我无以为对，正好手头有席慕蓉一首提名为《诗》的诗，或许可以借此表达一些我心底的感受。
曾经热烈拥抱过我的那个世界
如今匆匆起身向我含糊道别
时日推移应该是渐行渐远
为什么却给我留下了
这样安静而又沉缓的喜悦
重担卸下再无悔恨与挣扎
仿佛才开始看见那个完整的自己
我的心如栗子的果实在暗中
日渐丰腴饱满从来没有
像此刻这般强烈地渴望在石壁上
刻出任何与生命与岁月有关的痕迹
从不想留痕，而如今却留下了深深的刻纹。生命的奇妙，世事的无常，能不令人感伤！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更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世人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容或有一些观点上的差异；最坏的情况总会过去，明天只会更好……
谢谢谷重庆和郭建龙两位作者，耐心地听我细说旧梦、无奈地任我勾勒新愁。谢谢王留全、陶英琪、蒋蕾、黄维益和陶之风，为我校读残稿、编辑浮文，排难解纷、妥善一切。当然更要谢谢吴晓波，没有他，这本书不可能出版问市。
　　政府和市场都是善的，但要合作才能达成善果
郭建龙：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世界各地都充满了争议。钱颖一曾经提到经济学家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看法，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善政府，恶经济人；二是恶政府，善经济人；三是恶政府，恶经济人。在我看来，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第一种看法，即政府是善的而经济人是不好的，这才有了无商不奸的说法。人们也寄希望于政府出手，通过管制来消除经济中的恶。但是钱颖一却认为第三种看法更接近现实，即政府和经济人都存在恶，因此需要对双方进行制衡。对于这样的观点，您认同吗？
戴立宁：对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有着不同的假设。我曾经读过钱颖一先生的文章，他或许是从制衡的角度来剖析问题吧。但是，我并不同意把政府和市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还假设其中至少有一方是“恶”的——甚至双方都是“恶”的。
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又长期在政府机关服务，自身的体验和信念，让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恰恰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善政府，善经济人。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差异无非在于认知和方法，只要勤沟通、多了解，没有不能解开的结。
管理者如果在观念上还是停留在猫捉老鼠、你死我活，两造博弈、零和游戏之上，将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最大的失败。如何化敌为友、荣辱与共，这正是我倡导的“五指理论”的精义所在。
郭建龙：既然您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政府是善意的，只是有时候会因为认知和方法的问题达不到效果，反而破坏了市场，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误区呢？
戴立宁：我讲个发生在台湾地区的实际案例，这个事情存续时间长达58年，是个活生生、血淋淋的教训。多少人身陷囹圄，多少家庭流离失所。我希望未来在中国大陆，大家能够鉴往知来，千万不要再冒然闯入这个误区。
空头支票是不能兑现的支票，泛滥成灾当然会扰乱金融秩序、破坏社会安宁。
为了防范空头支票的泛滥，台湾当局跳了出来，以充满父爱的情怀，独当其任，扮演“讨债人”的角色。结果呢？随着刑罚的加重，空头支票反而越来越多，“空头支票满天飞，法曹案牍积如山”。监狱满坑满谷的都是票据犯——甚至有人被判了300多年；票据犯罪竟然占到了全部刑案的75%……
直到有一天，社会上各个阶层（包括政府和市场）终于醒悟了，原来这是分工出了问题，这件事情应该交给市场去做，而不是政府。让小姆指做大姆指的事，当然会力不从心，一事无成。如何有效地分工，我的“五指理论”要阐明的正是这点。
证券市场的监督需要所有人共同参与
郭建龙：印象中，“五指理论”最早是您针对证券市场提出的，面对一个极端复杂的市场，您又是怎么将“五指理论”贯彻到您的日常管理之中的呢？
戴立宁：是的，“五指理论”最早提出是在我就任（台湾）证管会①主委那一天的庆典上，当时我孤身前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变幻莫测、我又未必认可的证券市场。我有心变革，而我的感觉却像小姆指一样疲弱无力，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一件我颇引以为傲的往事：空头支票刑罚的废除。假如我不能有效动员各方关心、关系证券市场的人士来助我，独木难支，必然会万事蹉跎、一事无成。于是我提出了“五指理论”，我们都是一只手掌上的手指，都希望把事情做好，有志一同，何分你我……
谈到这里，我讲个小故事：
有一年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主题是：证券市场管理。在我之前，日本和新加坡两国证券主管的报告占去了太多时间，轮到我的时候，只剩下十多分钟就到了预定午餐的时间。谁都知道，餐前的演讲要像女孩子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但是，又必须得把最紧要的重点包住。
于是我舍弃了原有的讲稿，花了大约十分钟的时间阐述我关于证券市场管理的理念，谁知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强烈的反响。
大家都知道，“十次车祸九次快”，所以防范车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超速行车。以前为了防范超速，总是安排一位交通警察藏身在阴暗的角落，遇有车子超速，就骑上摩托车追上去给驾车人一张罚单。但是问题来了，车子愈来愈多，而警察限于预算没有办法同步增加，怎么办？聪明的交通管理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选在容易超速道路的明显地段，立起了警告牌，大书“前方有测速照相”。于是，防范超速的主要责任从以往的警察身上转移到了每一位驾车人的身上。
交通管理如此，证券市场管理何尝不然。
郭建龙：台湾的股市曾经和现在的大陆股市一样，也有着不少的问题，您在（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上，又如何纠正这些错误、如何将管理权限下放给大家呢？
戴立宁：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我就任（台湾）证管会主委没有多久，就遇上了上市公司要出年报的时候。（台湾）证管会收到了许多上市公司的报告，说因董事长出差、监察人生病住院之类各式各样的理由，而无法按时出年报。因为我是主管，等到这些报告到我桌上的时候，已经只剩最后几天了。我知道这些理由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但如果不批，由于时间太短，对方也很难将年报补上。你说我是批，还是不批？
我最终选择了全部批准。
但是，在批准的同时，我立即制定了一条规则并马上公布：下一年如果哪家上市公司未按期公布年报，不管什么理由，都将从当天开始停止交易，直到它补交年报后的第三个交易日，才准复盘交易。并且，为了防止公众不知情，我还要求在公司还未停牌之前的几天，由股市利用跑马灯播报尚未提交年报的公司名单，提前对公众进行预警。
这条规则公布之后，管理年报按时公布的责任，从此由（台湾）证管会移转到了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我离开（台湾）证管会已经十多年了，据说之后再没有发生过上市公司敢推迟年报的事。
股市管理者需要的是制定规则，让市场各个参与者按照效率原则各行管理之责，如此而已。
金融业开放趋势不可阻挡
郭建龙：虽然您的“五指理论”、“三把原则”（我知道，台湾媒体更习惯于将“三把原则”叫作“戴立宁原则”）是针对股市提出的，但按照我的理解，实际上，在管理金融业的时候，您已经运用过类似的方法来解决金融问题了。请问：两岸的金融业是否也存在着监管的误区？又如何将您的原则运用到金融领域呢？
戴立宁：两岸中国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样的，政府的官员都是出于父爱般的善意，要为子民分忧解劳；金融业关系重大，尤其不能放任……
由于这样长期的金融压抑，不幸在台湾，爆发了“十信案”、“鸿源案”等一连串金融弊案和闹剧，这同时也助长了地下金融。
内部经济的起飞（内忧）和外部情事的变动（外患），会让原有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日益成长的需求。台湾金融业的开放就是发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迫、不得不如此。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抱残守缺、闭关自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当年的台湾一样：金融业开放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金融封闭的年代，金融管理可以“事缓则圆”，一切不妨慢慢地来；金融一旦开放，金融事故愈慢处理就会愈难处理，损害也会愈来愈大。所以管理者的心态必须调整，从“事缓则圆”到“快刀斩乱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快速有效处理金融事故，事先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自然就必不可免。这就回到了我的“三把原则”和“五指理论”上来了。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于“公开透明原则”和“正当管理规范”的要求，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谈的其实就是我的“三把原则”。
就金融事件的处理而言，我想，大陆完全可以从台湾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郭建龙：对于管理者而言，金融业开放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甚至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他们乐意放手吗？
戴立宁：金融业开放当然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所以政府永远会假借一百个借口，述说金融业不能开放的理由。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明的，内忧加上外患，金融业有必须开放的客观要求，政府的金融管理者也必须学习开放情势下的有效管理。
金融管理者当然不愿意这样的改变。金融管制的年代，金融管理者只要打打电话，了不起请来办公室喝杯咖啡（所谓“道德劝服”），就万事OK了。不过，社会永远不断地在进步，当然不能够容许管理者因为偷懒、因为无知，而妨碍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金融开放，意味着有效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我们庆幸优胜，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处理劣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倒神话就此打住”，对于这种劣败的情形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指教。
郭建龙：和台湾的金融业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大陆金融业存在的危机仍然较少。国有银行的确有呆坏账问题，但经过几次呆坏账剥离，加之银行上市带来的管理改善，这方面的问题也大为好转。这是否意味着大陆的金融问题比台湾的要简单？
戴立宁：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金融管制的年代，管理的工作要简单得多；但是，你相信这样美好的情势能够维持多久呢？金融开放的日子迟早会来临的。《汉书·霍光传》中“曲突徙薪”的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而最近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灾，如果不是将风险刻意隐瞒了20年，不敢正视现实，其灾害何致如此？
台湾地区所遇到的基层金融秩序混乱、地下经济猖獗以及放开后遇到的银行倒闭问题，有一天必然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到时候，台湾金融管理（成功/失败）经验的价值会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
郭建龙：通过两岸之间的往返，你认为大陆和台湾在经济、社会生活上各有什么不同和相同点？我们知道，对于台湾青年，您认为他们应该学习远洋的鲑鱼而不应死守一隅。那么，对于大陆青年，您又有什么忠告？
戴立宁：海峡两岸的同胞，流着同样的血，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有志一同，其实都是想生活得更“好”，只不过是“好”的标准和要求容或有些不同。那是因为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大致也不会超过中国大陆城乡、南北、内陆和沿海间的差异。
走过从前，对于所有的中国人来说，那是苦难的一百年；战乱和流离，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不知不觉地习惯用西方的尺度来衡量自己、来要求自己。中国曾经是“中国”——世界之中，而今沦落为远东——远远的东方，这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如何重新拾回自我和那往日的骄傲，是你是我，是海峡两岸的年轻人，是这一代和下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①1960年9月，中国台湾正式成立证券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管会。—编者注
　　日上午8时，深圳五洲宾馆的大厅装饰得一片大红，迎宾小姐的笑容、全国记者的闪光灯、西装革履的人们，无不暗示着这里将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
证券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在宾馆内，将举行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开钟仪式。创业板已经酝酿十年，从推出伊始就凝聚了中国证监会（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企业、券商和投资人的种种期望。一方面，中国证监会希望将创业板打造成中国版的纳斯达克，成为高科技创业公司融资的平台；另一方面，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国内经济也深受影响，除了政府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外，监管机构也一改拖拖拉拉的毛病，迅速推出了创业板，这个市场于是也被赋予了救市的重任。
那些西装革履的人们来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以及首批上市的企业的领导。随着28家公司的董事长带着心满意足的笑容敲响开市的钟声，酝酿已久的创业板正式出台。庄重的仪式无不提醒着与会的人们：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但是，开市的钟声敲响后，这个市场的表现又是否承受得起人们的期待、担当得起帮助创业企业发展的重任呢？
事实显示，在场的人们过于乐观了。
正是由于承受了过多的期待，创业板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在开市的第一天，创业板28只股票的收盘价比发行价平均上涨了106.23%，平均换手率超过86%，市盈率更是达到了111倍这样不可思议的水平。
换手率高是投机的典型特征，这意味着那些申购股票的人们在拿到股票的当天就抛售了。而市盈率高，则意味着即便人们想投资，这里也不适合，因为回报率太低了。
经济界和媒体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着，这到底是一个有效市场，还是一台圈钱的机器？为什么刚一出台的创业板就呈现出高烧的态势？中国证监会和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们信誓旦旦地表示创业板的推出是健康的、合理的；而一些经济学家却认为创业板已经呈现了博彩的特征，股价的涨跌与公司的实际业绩已经彻底脱钩了。
除了大陆经济学家的质疑声之外，一位台湾来客的声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戴立宁。
“不要轻易把储蓄放到创业板去！”戴立宁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发出了沉重的呼吁。
戴立宁是何许人？凭什么他可以对大陆的证券市场说三道四？
答案是：戴立宁是中国证监会请来的国际顾问。然而这个顾问有点与众不同，居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不讳，一点儿也不顾及自己东家的面子，与国人一团和气的行事原则相比，显得不合时宜。
他的批评在所有的批评声中显得透彻而又尖锐。他认为，创业板一推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投机市场。“当一个市场的平均发行市盈率达到50倍以上的时候，这个市场还能剩下多少投资者呢？”他反问道。更何况创业板第一天交易后市盈率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111倍，这意味着即便上市公司将所有利润都用来分红，股东用来买股票的本金也要在111年后才能收回。对于真正需要投资的人来说，这样的市场已经没有了投资价值。“我们一开始的制度设计可能就是在鼓励投机，而非投资。”
首日超过86%的换手率也说明人们不愿也不敢将股票长时间留在手中，加之投资收益很低，于是整个创业板会沦为投机客哄抬价格、赚取差额的场所，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博傻市场。
那么，这样的市场是如何形成的？戴立宁给出的答案是：“门槛太高，股票太少。”创业板过高的上市门槛导致许多真正有潜力的创业公司无法获得上市资格，能够满足条件的多是一些已经过气的或者有关系、能够做出漂亮财务报表的公司。以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几家互联网公司新浪、搜狐、网易为例，刚上市时，这些公司都没有实现赢利。如果时光能够穿越，当年的这些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即便想在中国的创业板上市，也将由于财务条件限制，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
同时，国内的流动性泛滥，导致过多的钞票追逐少量的股票，抬高了股票的价格。如果要改变这个局面，就必须加深水池，这样即便有炒家兴风作浪，由于水深，他也无法掀起太大的波澜。
总之，与人们呼吁抬高上市门槛、加强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不同，戴立宁反其道而行，大声呼吁降低上市门槛、减弱中国证监会审批职能，让能上市的公司都上市，提供足够的股票供应，加强股市的深度。中国证监会要做的，只是监督上市企业进行充分的披露，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
与国内无数的“事件”一样，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呼吁并没有产生效果，戴立宁的呼吁也没有人听。实际上，他的台湾人身份还使他的呼吁令人觉得有些怪，有人质疑他为什么要跑到大陆来品头论足。
但是，时过一年之后，戴立宁的预言却逐渐成了现实。
创业板推出一年后的日，《广州日报》对创业板一年来的表现进行了盘点。在中国证监会的努力下，创业板上市企业已经从当时的28家发展到一年后的138家（含已过会），不可谓不迅速，但是，这一年来，到底什么人赚钱了，什么人赔钱了？
得出的结论是：赚钱的是公司的大股东、高管、券商、创投公司，赔钱的是中小投资者，有将近七成的中小投资者仍然被套牢着。以上市公司高管为例，为了套现，一年来上市公司高管的离职已经成为常态，此类信息不绝于耳。创业板推出后的短短10个月内已经有24家公司的34位高管离职。离职潮凸显出这些高管们对于公司缺乏信心、急于套现的心情。
更令人尴尬的是，企业一旦在创业板上市，其业绩立即开始大变脸，从上市前的艳阳高照，变成了上市后的秋风秋雨。2010年中期财报期间，所有已公布半年报的A股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44.95%，中小板增长45.24%，而一直被认为成长性最高的创业板仅增长了25.63%。
这一切都令人不得不生疑：当初过会时，这些企业的业绩是真的吗？它们上市的目的是圈钱、投机，还是为了企业发展？
创业板推出4年之后的2013年，人们更是意识到创业板已经彻底沦为了一个炒作型市场。整体市盈率比普通A股高5倍，2013年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只有1.61%，可是，由于创业板盘子小、易炒作，成为市场上各种推手轮番爆炒的目标，股价越来越离谱，没有人能看懂，也没有真正的投资者在内了。
这时再回头看戴立宁当初的预言，才发现原来结果早已在预料之中。或者说，在创业板推出之时，就由于其制度缺陷，一切已经注定了。
戴立宁对于创业板的不同看法让人们重新评价这位台湾来客，让人们不得不审视一下他的身份。
戴立宁，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委员（相当于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在任时对台湾股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台湾的证券市场，有一个与大陆的创业板和美国的纳斯达克功能类似的融资平台——柜台市场，其定位也是帮助科技企业和创业企业筹资，为其提供助推力。从发展上看，柜台市场也的确起到了与纳斯达克在美国科技业中一样的作用。台湾的许多中小型企业最初需要资金时，都是去柜台市场上柜融资，等到企业发展壮大后再去集中交易市场上市。人们评价台湾的柜台市场时，常常将它称为台版纳斯达克（或者台斯达克），认为它起到了科技助推剂的良好效果。
而台湾柜台市场的改造和兴起恰好是在戴立宁的证管会主委任上完成的，这过程贯穿了他的思想。大陆证监会之所以聘用他，也是希望他能够根据台湾经验，对大陆的股市发展提出建议。
　　而他所在的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也是群贤毕至，汇集了世界各处的证券管理者、投资银行人士。除了戴立宁之外，该委员会还包括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香港证监会前副主席史美伦，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曾担任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的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现任以色列中央银行行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常务副总裁的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前高盛公司总裁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等。随着时间的推进，国际顾问委员会还在不断地补充着新鲜的血液，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前主席威廉·唐纳逊（William H.Donaldson）就在两年前加入。
作为中国证监会聘用的顾问，戴立宁在公开场合并没有给东家面子，而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政策存在的问题。对于创业板的批评并非是他第一次批评他的东家——中国证监会。
2008年4月，由于股市大跌，中国证监会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如限制大小非解禁、上调印花税等。戴立宁表示，单一的政策不可能救市，也不希望政府赤膊上阵参与市场的具体运作，他提出“把市场还给市场、把管理交给效率、把信息臻于透明”的“三把原则”（在他掌管台湾证管会时，当地媒体更是称之为“戴立宁原则”），认为政府不应该对股市的上涨下跌出手，而是应当制定、推行规则。对于投资者，政府也不需要保证每个投资者都赢利，而是要告诉他们股市有风险，并引导他们成为合格的投资者。
当年10月，针对市面上要求成立平准基金的呼吁，戴立宁又说，“平准基金实际上是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根本原则”，认为平准基金不仅不会有效，反而会扰乱市场。
除此之外，他的批评似乎还超出了中国证监会的管辖范围。次贷危机后，当人们以美国为例质疑市场、强调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时，戴立宁却认为政府不应该用“有形之手”代替市场的“无形之手”。针对人民币汇率被高估的问题，戴立宁在强调自由汇率的同时，还认为应该尽快建立外汇市场，让企业可以利用市场进行风险对冲以避免外汇风险，而不是强行锁死汇率。
人们普遍认为，对政府财经政策提出批评的大多是独立学者，如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谢国忠等，一旦为官，他们则必须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就会变得保守和不愿改变。但曾经担任过高官的戴立宁非但没有沾染上官僚习气，反而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对自由市场的信任，加上他直言不讳的风格，以及对政府持续不断的针砭，才让接受东方式教育已久的国人觉得他有些异类。
然而，人们又对他知之甚少，甚至连他国际顾问的身份都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才得知的。
日，北京大学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来谈论中国的股市问题，戴立宁也获得了邀请。在会上，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周正庆提到希望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戴立宁站起来客气地表示，对刚才周正庆的提议，他绝大部分都同意，只有极小一部分稍有疑议。他认为，直接金融需要分析各种财务报表，这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披露制度。但当时中国大陆企业的会计、财务都还跟不上，需要一些时日去完善，因此，在此之前他不赞成快速提高直接金融的比例。
戴立宁强调要对不成熟的证券市场存在的风险保持警惕，不赞成把一般大众的储蓄推向高风险市场。针对大陆的股市，他指出股市参与者有三种人，一是政府，二是券商，三是一般大众投资人，而这三种人当时都被套牢了。
所谓政府被套牢，指的就是当时的国有股减持问题，消息一传出，股票市场应声大落，导致政府手中握着股票无法放开。所谓券商被套牢，是由于券商不成熟，为获得投资做出了太多保本保息的承诺，但随着股市的不景气，券商没有赚到钱却承担了过多保本保息的义务，被自己的承诺套牢。所谓投资人被套牢，是由于政府当初一度想把A、B股合流，消息一传出，A股下跌，B股大涨，使得投资B股的外国人赚饱脱身，而将国内的投资人深深地套牢了。
戴立宁的“三个套牢”理论一出，全场哗然。于是他安慰说：“既然都被套牢了，那么现在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以后也不会再坏了，没什么好怕的。”至于如何解套，他表示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时间和他进一步讨论。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个月后，戴立宁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的电话。当时开会时，屠光绍就坐在戴立宁的邻座上，戴立宁不知道这位副主席已经开始留意身边这位台湾来客了。
屠光绍在电话里介绍了中国证监会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初衷和成员，并邀请戴立宁参加。于是，戴立宁成为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的首届委员，并一直续任到现在。
戴立宁担任国际顾问一事当年还在台湾（当时处于民进党***时期）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台湾“陆委会”甚至以刑事责任威胁，试图让他不要接受这个邀请。戴立宁不仅担任过台湾证管会主委，还当过“财政部保险司”司长（相当于大陆的保监会主席）、“金融司”司长（相当于大陆银监会主席）。丰富的任职经历使得有人总是担心和提防着他，这也恰好反映了海峡两岸艰难走过的道路。即便到今天，两岸人民在经济交往中仍然受着各种羁绊和限制，以至于有时候感觉近在咫尺的台湾比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还遥远。
戴立宁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台湾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拥有法学硕士学位，其职业经历主要是在台湾“财政部”。在那里他从基层公务员起步，在25年的时间里，历任“金融司”司长、“保险司”司长、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和“财政部”常务次长，曾经主管过台湾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市场。在当今知识高度分化的世界，在某一金融领域资深的监管人士虽然少，却也谈不上罕见，然而像戴立宁这样横跨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领域的高层监管人士，恐怕为数不多。
在从台湾“财政部”退休后，戴立宁转往华侨银行担任了5年董事长，获得了一定的金融实务经验，而且戴立宁长期在东吴大学等高校教授公司法、金融法、票据法等课程。因此可以说，戴立宁不但在专业上横跨了银行、保险和证券三大领域，在职业上也经历了官员、业者和学者三种角色。
除此以外，戴立宁的履历还有一个很多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台湾市场与大陆市场的相似性。中国大陆的金融监管机构目前聘请了来自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监管高层出任顾问，这些人能力出色、经验丰富，但这些人往往出生、成长于发达国家，除少数人外，大多数人都对不成熟经济体中的金融监管缺乏直观认识。但戴立宁不同，从1969年进入台湾“财政部”工作，至1995年退休，他经历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调整和工业升级等一系列过程。与现在的大陆非常相似，当时的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制度建设跟不上，在经济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戴立宁认为，台湾比大陆先行20年，现在中国大陆所面临的状况与20年前台湾所面临的状况有诸多相似之处。成功的经验固然值得重视，但失败的教训尤为珍贵，台湾所走过的弯路，大陆可以通过借鉴来避免。
举例来说，戴立宁在主管银行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时曾多次面对内部人贷款的问题，其中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因此而引发了严重的挤兑事件，时至今日，大陆的各级金融机构所发现的问题大多都与内部人贷款有关。又如戴立宁在主管台湾证管会时，台湾股市所面临的问题和今日A股市场所面临的非常相似——市盈率高、换手率高、内幕消息和价格操纵层出不穷，再如新台币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这点恐怕今天稍微看点经济新闻的人都会深有感触），当时戴立宁虽不是台湾货币当局的主管，但也作为“财政部”官员参与其中。这些问题都是困扰了台湾经济界几十年的问题，有些问题时至今日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而大陆经济走到今天这步，也饱受这些问题的困扰。
台湾当时面对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具体是一个什么情况？有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主管者最后是如何应对的？这些问题也许直到今天都仍然没有答案，但此书希望通过戴立宁这个内部人的视角，来仔细探究一下台湾在经济政策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为今天的大陆提供一块“它山之石”。
1948年，年少的戴立宁跟随父亲到达了台湾。1994年，身为台湾证管会主委的戴立宁再次踏上了大陆这片土地，成为第一位来大陆参加两岸会议的台湾高官。归去来兮，这位来客几十年的经历也恰好反映了两岸几十年的风云际会，从对抗、敌视，到合作、双赢。一个人的一生，也恰好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因此，本书在介绍戴立宁思想和经历的同时，也介绍了台湾经济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对照两岸的发展，更能意识到两岸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而这一切都要从1938年在江苏出生的那个孩子开始谈起……
　　就读法律专业，却不做法官，只因自认不能承受决定生死那一刹那的沉重。
在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无心插柳进入了财政决策机构。
土地改革、进口替代、出口扩张，前人的努力，一代又一代、一波又一波，为后来的“台湾奇迹”打下了基础。
戴立宁的家乡是江苏阜宁，在那儿，他只度过了出生后的三个月时光，随后就跟随父母去了江苏省宝应县。正是他的家境和父母的社会地位成为决定他性格的第一个因素。
为了寻找诗人余光中所说的那份乡愁，2000年戴立宁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再次踏上了阜宁那片土地。由于他的祖父没有成年的兄弟，伯父也早逝，阜宁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他三代以内的本家，祖宅也早已不知去向。戴立宁回到阜宁只见到了一位远房的亲戚，并带回了一份阜宁戴姓的家谱。他根据亲戚的叙述、父亲的回忆，勾画出了戴家当年在大陆的风貌。
根据家谱所载，江苏阜宁的戴姓族人最早来自于河南民权县，在宋代时由一个叫戴安的人带领，迁到了安徽的休宁县，经历了14代、400余年，再由一位叫戴清的人在明朝初年率领迁至苏州阊门。
阊门与山西的大槐树一样，也是中国有名的移民出发地。相传元末明初，当时群雄并起、割据称王，张士诚据苏州与朱元璋争衡天下。及张士诚兵败被俘，朱元璋为了报复苏州地区的百姓对当地军阀张士诚的拥戴，将苏州百姓集中到阊门再迁往苏北。
戴清率领的戴氏家族也是在这时从阊门迁至盐阜（今盐城和阜宁一带）下庄定居的，戴清也成了阜宁戴氏的第一任始祖。至今，阜宁戴氏已经传了二十多代，成为阜宁的大姓之一，与陈、顾、王、刘并列。
戴立宁的祖父戴寿宝（字仁轩）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日子过得颇为充裕。一直到后来去了台湾，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回忆起当年的家境，仍然用“放眼望去，三十里麦浪看不到别家的地”来形容戴家的家产。
在中国古代，家族的地位变迁往往不是靠一代人来完成的，而是要在祖先打下的基础之上，或者更进一步，或者走向衰败。富家子弟比穷人家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浪荡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因为即便抛却各种各样的裙带关系，他们也更有财力去接受更好的教育。这在戴仁轩的两个儿子身上得到了印证，在他这一代，族人仍然守在阜宁打拼，到了儿子那一代，他们就已经出了阜宁，在全国闯荡了。
戴仁轩和妻子王兰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戴良贵，二儿子叫戴民贵。前者的生辰已不可考，后者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年）的农历九月二十七，他就是戴立宁的父亲。
根据戴立宁回忆父亲的叙述，他的大伯戴良贵年轻有为，在位于上海的国立劳动大学读书，毕业后直接参加了县长考试，后被分配到了陕西某县当县长。本来年纪轻轻当上县长的戴良贵事后必将有一番作为，然而天不遂人愿，27岁时，这个年轻的县长得了肺病死在了任上。戴立宁的祖父戴仁轩有一个弟弟，同样英年早逝使得家脉单传。
戴良贵唯一留下的，是他对弟弟戴民贵的深刻影响，正是他把弟弟带出了阜宁，带到了上海。
戴良贵在国立劳动大学读书的时候，弟弟戴民贵就跟着他就读于国立劳动大学附中。国立劳动大学的前身是名噪一时的上海大学，在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曾经有“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说。
上海大学于1922年由国共两党合作创立，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都参与了筹划工作。成立后，它的校长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校董是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虽然国民党人占据了地位最高的几把交椅，但在学校领导层中却活跃着许多中共党员，比如校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李汉俊、恽代英、任弼时等都曾在学校任教，而它的学生当中也走出了大批后来的中共高官，例如关向应、***、王稼祥、秦邦宪、康生、陈伯达、饶漱石、丁玲等，还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总理李鹏的父亲李硕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更名为国立劳动大学，直到1932年，因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毁而停办。
戴民贵读完国立劳动大学预科后，考取了复旦大学农学系，但是这个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年却并不想学农。当时的苏北农村由于贫富不均，常常起纠纷，因此地主家的孩子往往会选择去念法律，一是为了保护自家的财产，二是因为法律是中国传统官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
戴民贵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北京朝阳大学攻读法律，这个决定既受传统的影响，也是受他兄长的影响。
如今，北京朝阳大学也早已不存在了，然而，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史上，它却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法律界，流传着“南东吴，北朝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两所最好的法律学校。“南东吴”指的是位于苏州的东吴大学（它的法学部分在上海），而“北朝阳”就是戴民贵所上的北京朝阳大学。后来，当东吴大学迁往台湾之后，戴民贵的儿子戴立宁恰好上了东吴大学的法学系，从中依稀可以看到父亲当年的影响。
北京朝阳大学在1949年改建为中国政法大学（并非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于1950年与华北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改革开放后，为继承和发扬北京朝阳大学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朝阳法学研究中心。
到这儿，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戴家几十代人奋斗的历程。从最初因为避乱逃到阜宁的戴氏祖先，到富甲一方但是活动区域局限在阜宁一地的戴仁轩，再到脱离了农业、远离了家乡、开始法官生涯的戴民贵，而戴立宁则为这个家族打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篇章。这个传统的中国家庭依循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后，戴民贵开始了他的法官生涯，在江苏省宝应县担任承审员①也就是当年县一级负责法律审判的官员。在清代的县衙里，辅助县令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是钱粮师爷和刑名师爷，分别负责财政和司法，民国改制后，承担司法工作的官职改成了承审员。
此后，宝应县成为戴民贵的第二家乡，他的妻子胡京英就是宝应县人。关于父母的相识，戴立宁依稀还记得母亲的话，他们是经人介绍而后自由恋爱的，并且相识于戴民贵来到宝应之前。也许恰是因为妻子是宝应县人，戴民贵才得以分配到宝应县工作。
从母亲胡京英的身上，戴立宁又继承了另一脉书香门第的传统。
胡京英的父亲叫胡岫青，曾经是金陵大学国文系的教授。但在戴民贵任宝应县承审员之时，胡岫青已经退休，带着孩子居住在宝应县泛水镇。由于是书香人家，他的几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戴立宁的母亲胡京英从扬州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师范，做过常熟甘露镇的小学校长，直到27岁才与戴民贵结婚并离开学校，成为家庭主妇。
胡京英有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受过高等教育。她的大弟弟胡寿宝是国文系毕业，二弟弟胡寿明毕业于西南联大，学的是政治，而三弟弟胡寿田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医生。妹妹胡钟秀毕业于金陵大学，学的是会计。在上大学之前，妹妹胡钟秀还帮姐姐带过小外甥，也就是小时候的戴立宁。
虽然姐妹俩曾经无所不谈，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革命给社会造成的分裂在这个小小的家庭中也有所反映。特别是后来在姐妹俩之间，胡京英与丈夫戴民贵倾向于国民党，而妹妹胡钟秀组建的家庭则都是共产党员。
也许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同倾向，让他们在后来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戴民贵带着胡京英离开大陆前往台湾，而胡京英的娘家人，包括她的父母、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全都留在了大陆。
不同的选择也让他们后来的命运迥异。当戴家准备前往台湾之时，戴立宁的外祖父胡岫青因为是地主，在解放区被斗致死。
当海峡两岸对抗的阴云逐渐消散，戴立宁从台湾回到大陆时，能够见到的至亲只剩下阿姨胡钟秀了。当年只有六七岁的少年对于阿姨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年轻的姑娘，但眼前的阿姨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阿姨从淮安税务监督局退休，至今仍然健在。
1938年农历九月二十八（公历11月19日），在江苏阜宁的老家里，戴立宁出生了。那一年对于戴家、阜宁乃至全国而言，都是八年抗战中最艰苦、最值得反思的一年，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在戴立宁出生前5个月，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致使黄河一泻千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受灾。在戴立宁出生前一个月，日军刚刚占领了武汉三镇，并向岳阳、长沙一线进军；出生前5天，发生了着名的长沙大火，大火共烧了五天五夜才熄灭，使得一座名城变成了一片废墟。
日军占领武汉后，随着战线的拉长，也开始了休整策略，并开始与中国政府进行接触，试图进行和谈。
然而在接触和休整的策略下，日军却没有停止战略性的轰炸和胁迫。在戴立宁出生三个月后，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全家不得不离开阜宁。此后，一直到垂老的他回家乡归宗之前，戴立宁再也没有回过阜宁老家。他儿时的记忆都发生在宝应县。因此，在宝应县父母家和外祖父家的经历，就形成了少年戴立宁对大陆的整个印象。
另外，外祖父的书香世家也让戴立宁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戴立宁坚持在各个大学做兼职教师，也长期持续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认为最理想的职业是在大学当教授，这些都无不反映出戴立宁受到来自外祖父的影响。
戴立宁一个典型的儿时记忆也是关于外祖父胡岫青的，那时老人家已经从金陵大学退休，在泛水镇开了个私塾，在家教授学生。戴立宁的年龄比其他学生都小，他记得在私塾学写字时，外祖父教他如何用毛笔，手要空、悬腕，才能写出好字；冬天天冷时，砚台中的墨汁都结了冰……
如今他的外祖父已经辞世几十年，他在这个世界中尚留存的，也许只剩下外孙对他的一丝记忆了。
戴立宁儿时的另一个记忆是关于父亲的。大约在四五岁时，有一次他在外面玩耍，突然听人们说要去看大老爷审案子，于是夹杂在人群中来到了县政府，却发现审案的人恰好是自己的父亲。
时间长了，戴立宁发现，父亲有时会在公堂里摆上刑具，产生威慑力。虽然那时已经进入了中华民国，但基层的司法仍然严重依附于行政机构，就连审案的思路都还是古典式的，习惯于刑讯逼供。日后，戴立宁对这种《施公案》式的场景极尽批判，但在年幼时，看到的是法官的威严和罪犯的胆怯，从而产生了骄傲感。
外祖父和父亲的影响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映刻在了少年戴立宁的心中，加上他家境殷实不需要为生计奔波，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拥有着极大的自由，这样他自然会把长辈们当成自己的榜样，并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戴民贵在宝应县当了一段时间的承审员。抗日战争的中期，他调离了民事职务，前往着名的税警总团担任军法官。他的妻子跟随丈夫一同前往，把年少的戴立宁留给外公一家照顾，一直到抗战结束。
国民党的税警总团是一支特殊的军队，最初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时建立的私人军队，主要的目的是征税缉私，宋子文通过美式训练、德式装备将其打造成了一支精锐之师。该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参加过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后来该军队改编为新一军，参加过滇缅战争。到了1945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之一的新一军却在辽沈战场上全军覆没。
然而，戴民贵所在的那部分队伍却并没有前往滇缅战场，而是留在了江苏省境内与日军周旋。当时在江苏境内，存在着日军、汪伪、共产党、国民党等四股势力。抗战胜利后，前两股势力投降，后两股势力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控制了农村地区，并且其势力逐渐向城镇渗透，而国民党占领了城市，势力却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
这时江苏的形势已经影响不到戴民贵了，他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命——前往刚刚光复的台湾。
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割占原属于清政府统治下的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等地，后来辽东半岛由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但台澎地区却从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英、美三国元首举行开罗会议，协议在战后由中国政府收回被日本占领的台澎地区。
日本投降后，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指示日本政府将台澎地区移交给中国政府。日的投降仪式上，已经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陆军一级上将陈仪代表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收台湾岛和澎湖列岛。
虽然当初台湾民众对回到祖国的怀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欢迎民国政府治理台湾，但如何有效地接管政权的确是当务之急。
①承审员：民国时期，在未设审判厅（法院）的各县，设承审员，受县知事管理，审理民刑诉讼案件。—编者注
　　以司法系统为例，作为光复区（不同于大陆地区的收复区，即原沦陷区），台湾的司法系统已经跟随日本的制度50年之久，并且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根据一份资料统计①，1943年，台湾总督府法院的66位判官（法官）中，日本人占了九成，33位检察官则全部是日本人。一旦政权交接，则所有的日本人都必须停职，就连担任日据政府司法高官的中国人（包括台籍）也必须一并停职、永不叙用，当时只有中下层官员没有受到牵连。
为了让台湾司法系统保持运转，不至于出现混乱，从大陆的江浙闽粤地区抽调司法人员前去支援成了政府主要的选择。
戴民贵此时恰好得到机会前往台湾，成为台北市的一名法官。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国民政府的轮调制度，戴民贵前往新竹继续担任法官工作。此时的他并没有带家眷，而是单身一人。他在那儿工作一直持续到“二二八事件”爆发。
到1947年，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没有做好治理台湾的准备。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台湾民众的舆情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从最初的热烈期盼变成了后来的全盘失望。
在日本统治时期，东京当局从经济上对台湾的资源进行榨取，以维持自己的战争需要，但在政治上则给予台湾一定的自由度，除了半数官派的议员之外，另一半议员被允许从民选中产生。日本政府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激怒台湾民众，在发展和掠夺之间寻找平衡。
到日本统治结束之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台湾经济大不如战前，其农业生产总值只有1937年时的49%，工业产值更不到33%。当国民政府接手之后，台湾民众期待本国政府能够快速发展经济，让人民安居乐业。
陈仪政府的表现显然远远背离了台湾人民的期望。
经济上，为了支援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台湾省行政官署把大量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供南京政府支配，并对烟、酒、糖、樟脑等实行严格的官卖制度，不允许民众染指这些行业，同时在台湾发行大量钞票，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当时对于全国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大陆的通货膨胀率甚至比台湾的更高，并在后期出现了法币和金圆券史无前例的恶性通胀事件。但是，台湾的金融环境不同于大陆，在日据时期，台湾银行拥有着相当独立的货币发行权，与大陆的币制是隔离的，一旦独立性遭到破坏，台湾对于通货膨胀的忍耐程度要比大陆低得多。
政治上，台湾本土民众也没有得到好处。陈仪政府主要由从大陆过去的人员组成，且官僚作风极端严重，驻军军纪败坏。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国民党的统治就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不满。于是，在日，当台北的几名警察和查缉员（其职能类似于现在的城管）试图查禁一位当地妇女贩卖的私烟时，台湾爆发了一次全岛性的暴动。这次暴动后来被称为“二二八事件”，是民国政府光复台湾后最大的一次当地居民抗议行动。
在人们惊诧于一次小小的稽查事件会引起全岛骚动时，我们应该看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政治腐败、脱离民众、官僚骄奢这几点已经让民众忍无可忍了，他们的爆发需要的只是一个微小的火星。
这次行动的死难人数已经无法准确地统计了，统计结果有1000人的也有达到上万人的，大部分死难者是被国民政府抓获枪决的当地居民。但是，由于这次事件是台湾当地居民针对外来人员的，因此，国民政府派驻台湾的官员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二二八事件”导致20多位外省籍法官遭到民众殴打，引发了一波外省籍司法人员出走潮。
此次事件爆发时戴民贵仍在新竹做法官，也受到了新竹当地人的围攻，被困在了官署内。更为严峻的是，台湾接受日本统治50年来，在生活中讲闽南话、公文用日语的台湾人颇多，大部分台湾人对于日语的熟悉程度比汉语官话更甚，像戴民贵这样的大陆法官过去，由于只会官话不会闽南语，竟然无法和当地民众交流，当地人一旦起事，连最起码的沟通他都无法做到。
这时，一个通译救了他。所谓通译是当地人，负责法庭上两造和法官间的语言翻译工作。由于戴民贵在新竹的口碑不错，许多人不想看到他受迫害，于是，本来应该支持当地民众的通译放弃了自己的地域立场，转而帮助起戴民贵来，将他藏在了家中，让他躲在榻榻米的下面。
两天后，通译把戴民贵叫了出来，忧心忡忡地说，事情越来越不对了，随着事件的升级，躲在家里也很难保证安全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机场。新竹的机场那时仍然由国民政府的军队控制着，只有到了机场才安全。
通译找来一套和服给戴民贵穿上，甚至让他穿上了日本人的木屐，把他伪装成日本人带到了机场。暴动平定后，戴民贵立即坐飞机回到了大陆，接受了新的任命。后来他又在淮安做了一年多的法官。
戴民贵在台湾的时候，戴立宁和母亲仍然停留在大陆。那时的胡京英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她那时又怀孕了。戴立宁和母亲本应该回宝应县外婆家去，在坐月子时好有人照顾，然而当他们走到扬州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宝应县，只有更大一级的城市扬州还掌握在国民政府手中。戴立宁和母亲被迫停留在了扬州。在扬州，胡京英生下了一个女儿戴立扬。
戴家的6个子女大都以出生地入名，戴立宁生在阜宁，所以叫戴立宁，他的大弟弟和大妹妹生在宝应（古称安宜），于是两人分别叫戴立安和戴立宜，在扬州（维扬），胡京英又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分别叫戴立扬和戴立维。到台湾后，戴立宁最小的妹妹出生在高雄，本来应该叫戴立雄，但戴立宁认为这个名字对于女孩子而言实在不好听，建议改成戴立容，容和雄谐音，又有女子立容立德之意，这个妹妹的名字算是唯一一个没有包含出生地名的。
虽然戴民贵在台湾遇险，但台湾之行却让他念念不忘。一是出于对台湾的喜爱；二是学法律的他对于人性的了解，相信暴动只是人性一时的宣泄，宣泄完毕后人们日常表现的仍然是那醇厚的民风；三是随着内战的进行，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越来越岌岌可危，而台湾会是一个不错的避风港。
到了1947年年底，这个家庭迁往台湾的事儿被提上了日程。
戴民贵参加了当年10月国立政治大学的第三期法官训练班，与他一起受训的包括后来的台湾第四任“检察总长”石明江。一年后，戴民贵毕业，被分配到台湾担任法官。作为这个家庭迁往台湾的先头部队，他先带着大儿子戴立宁去台湾打基础。1948年年中，戴立宁跟随父亲踏上了对他而言全然陌生的岛屿。
对于大陆，这个少年只剩下一些关于外祖父、姨妈的模糊记忆。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恰好处于个性的形成时期，顺应继承了外祖父书香世家的气质，也为他后来的桀骜不驯打下了基础。
胡京英则带着剩下的4个孩子，加上她的公公婆婆，在扬州处理细软，为去台湾作准备。阜宁当时已经解放，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都没想到台湾会成为永久性居住地，以为终究会落叶归根，还有机会回大陆。所以，除了在扬州的动产之外，戴家在阜宁的财产都已经来不及作任何处理了。
据说，阜宁解放后，戴家的宅院还成为政府办公的场所。
1949年元旦，胡京英带上全家，乘坐中联轮船公司的“太平轮”号到了台湾。
“太平轮”是上海到基隆航线上一条着名的客运船，过了不到一个月，日除夕夜，“太平轮”号在年前最后一班的航程中，不幸沉没。
当时上海滩人满为患，人们都在想尽办法搞到一张前往台湾的机票或是船票。当船上的人们正庆祝脱离苦海时，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节山附近，“太平轮”与一艘运煤船相撞沉没，船上满载着社会名流和他们的珠宝金银，近千人死亡，一批中央银行和国民党的档案也随之沉入海底。“太平轮”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泰坦尼克号”。
胡京英一家乘坐的航班恰好是“太平轮”号的倒数第二次航班，如果晚一班，他们也将无法幸免。但这个幸运的家庭不仅安全地抵达台湾，还因为出售了在扬州的财产而有了一点点积蓄，为他们在台湾的生活打下了基础。用这一点积蓄，戴家在后来迁往台北时买了房子出租，用租金补贴点家用。
总的来说，戴民贵的决定以及家庭的从容撤退，使得戴家能够在台湾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使得戴家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没有受太多的苦。可以说，家境殷实也是戴立宁能保持独立个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能够达到怎样的地位，除了客观条件和机遇之外，在主观上则取决于两个要件，一是性格，二是能力。
在大陆的童年生活，有助于他的性格向两方面发展，一是富裕的家境让他做事比较率性，直率的性格会让他闯劲儿十足，迅速上升，但又会让他吃足苦头，无法更上一层楼；二是从书香门第那儿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不盲目崇洋的心态也发端于此。离开宝应后，戴立宁的祖父戴仁轩又取代了外祖父在少年生活中的地位，赋闲在家的老人带着孙儿一起读《幼学琼林》，这样的阅读一直持续到前往台湾。长大一点儿，戴立宁更是迷上了《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即便后来他曾经批判中国式的断案，但中国传统却随着家庭教育深入到了他的脑海中，成了他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在能力上，他继承了父母的头脑，良好的教育铺垫，为他以后接受更正规的教育打下了基础。
但童年时代仅仅是个性和能力形成的开端，至于成熟，还是在他到达台湾之后。
当戴家到达台湾时，这个刚刚告别日据时代的岛屿仍然处于农业社会阶段，属于文化和经济的边缘地带。
日据时期日本所采取的方针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这为台湾经济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下面一段内容出自孙震先生的《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一书，可以反映台湾当时的状况。
日据时代，台湾在日本殖民政策的引导下成为日本所需米、糖的供应地，而自日本输入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日常生活所需。台湾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大致限于农产加工品，其中又以糖业为主。以1939年为例，当年的工业生产总值为5.7亿日元，其中食品工业占66.9%（3.8亿日元），而砂糖又占食品工业的74%（2.8亿日元），约为工业生产的半数。自从17世纪荷据时期和后来的明郑时期，蔗糖即为台湾的主要产业，也是荷、郑政权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光复，蔗糖又成为台湾的主要外汇收入来源，直到民国（20世纪）50年代台湾进入出口扩张时期，劳动密集的工业产品逐渐取代了蔗糖过去之地位。②
光复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治理下，台湾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46年到1948年，台北市零售物价的月平均上涨率逐年升高，至币制改革之前的月，其月均上涨率已经升高到54.5%。
如果将光复4年作为一个时段，则在这4年里，台湾物价共上升6700余倍。
当然，如果把台湾放在更大的背景之中，会发现，台湾的物价相对于动辄贬值上亿倍的大陆仍然只算是“温和上涨”，以至于当时台币相对于大陆的法币和金圆券汇率一直是上升的。从光复时的1台币兑换30法币，上升到日的1台币兑1635法币，在法币改金圆券后的半年时间里，台币兑金圆券从1000兑1迅速上升为1兑2000，最后不得不停止兑换。
日，台湾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每1新台币兑换4万旧台币，试图稳定物价。但突然因为国民党丢了大陆退守台湾，大量的军队和平民涌进，人口大量增加，政府支出庞大，就算是多收苛捐杂税、发爱国债券、实行烟酒公卖，仍然无法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候，没有哪个政府能够遏制开动印钞机的冲动。台湾当局也打破了原有的限额，开始增发货币，从最初规定的货币发行额为2亿新台币，到1952年年初又多发了将近4亿新台币。增发货币造成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这时的通胀虽然比法币时代有所好转，但一年内物价上涨仍然近一倍。
加上“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更增加了岛内恐慌的气氛。
戴家到达台湾时，台湾社会恰好处于剧烈变动的时期，整个社会处于总体贫穷的状态，又经受着戒严时期的僵化。戴立宁回忆说，在上小学时，他是全校唯一一个穿鞋的孩子，以至于到后来为了不显得与众不同，也为了掩饰自己外省人（当时台湾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上海人”）的身份，他只好把鞋子藏起来打赤脚。
戴民贵虽然从大陆带来了一部分资产，也享受着法官的待遇，但是对于一个十口之家来说（只有他一个人上班），生活并不宽裕。为了补贴家用，已经在家相夫教子的胡京英在高雄时也不得不重操旧业，当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师。
但毕竟，这个“移民家庭”并没有饿肚子，戴立宁从来没有为生计所累，也不用为钱财操劳，以至于对钱财问题他一直看得很淡，做事更加由着性子来。
①刘恒，《战后初期台湾司法接收（）：人事、语言与文化的转换》，《台湾史研究》第17卷第4期，2010年12月。
②孙震，《台湾经济自由化的历程》第二章第二节，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
　　这一点可以和后来担任台湾“总统”的***做一个对比。***出生于台南一个世代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佃农和长工，常常四处借债度日。***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有时不得不靠别人的剩菜剩饭果腹。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他内向、强悍、能吃苦的性格，出人头地成为了台湾有名的律师，最后转攻政界，爬上了台湾政坛的顶峰。
但少年时困顿的经历和恐惧已经无法从这个成功者的心中消除，台湾的退休“总统”待遇之高，足够他一生不用担忧生计，但他仍然利用一切机会中饱私囊，以至于东窗事发，身陷锒铛。人们在为他的愚蠢感慨之余，也看到一个人的童年烙印多么不容易消除。
到达台湾后，戴民贵已经晋升为高级法官，有了上级配发的馆舍，戴家全家都住在戴民贵的馆舍之中。按照台湾当局的规定，法官在地方任职必须三年一调，戴立宁的学生生涯就和父亲的南北奔波联系在了一起，每当父亲换地方，他就必须换学校。从新竹到高雄，再到台中，最后定居在台北，有时甚至在一个县（市）内，也经常换学校，比如，他在新竹就换了三个小学。
由于频繁地换学校，戴立宁小学时的成绩并不突出，在高雄上初中后，甚至因为学业不佳留级半年。日据时期，台湾的小学教育普及率已经超过70%，但在1968年之前，其中学教育仍然不属于义务教育，所以初中联考显得格外重要，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差距明显。戴立宁考中学时由于发挥不好，考取了教学条件一般的高雄市立中学，那段时间他恰好热衷于打篮球、下围棋，荒废了学业，被要求留级半年到春季班。这次留级反而促发了少年戴立宁的学习热情，他决定转学到高雄最好的省立中学去，为了准备转学考试，他又花了半年时间。这样，戴立宁一共上了7年中学。
这次的发愤图强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能力，从此以后，他的学习成绩整体上名列前茅。
在台中，他就读的省立台中第一中学颇类似于北京四中或者人大附中，戴立宁当年班上的42个人里，之后几乎有半数曾在大学里开过课。在台湾政界也不乏省立台中第一中学的校友，比如目前台湾“行政院”院长吴敦义也毕业于该校。台湾名人李敖的父亲则在省立台中第一中学教国文。李敖本人也曾就读于省立台中第一中学，比戴立宁高三届，两个性格直率的批评者虽然在求学时代在同一学校读书，却没有太多的交集。李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台湾当局进行批评，戴立宁则作为局内人，自嘲是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认为人总是希望把事情做好，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社会。他不时打破官场规则，遇不平则鸣，并力争使事情真相更加透明，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求学生涯的一帆风顺也让正在个性形成时期的戴立宁变得很强势，并在以后的工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是个能干的下属和充分放权的领导，又是一个能惹事的下属和黑面的领导。这样的强势让很多人不舒服，也造成了他官场生涯的起起落落。
从东吴到台大
1957年，戴立宁高三时，父亲到了台北任职，为了不中断学业，戴立宁住校一年备战即将到来的台湾大专联考。当时的台湾拥有亚洲领先的小学教育水平，然而中学教育就差一些，大学教育的比例则很小。在台湾光复时期，按照曾经当过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内政部”部长的林洋港的估计，完成大学教育的仅有800余人。即便是到了1952年，成功进入大学者也只不过占考生的1/10。
考大学时，父亲戴民贵对他的影响逐渐显现了出来。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法官，却一直为别人的命运而战战兢兢，生怕错判了案件。在巨大的压力下，戴民贵时常深夜还在写判决书，并且一包接一包地抽烟。父亲的敬业与善良使得戴立宁决定子承父业，以法律作为自己的方向，第一志愿报考了当时全台湾最有名的台湾大学，而台大的法律系也是台湾最好的。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8年的台北帝国大学，从属于日本的教育体系。在日本，称为帝国大学的国立大学一共有9所，其中7所在本土，另外两所分别在韩国的汉城（今首尔）和台北。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台北帝国大学，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使其成为台湾最着名的综合性大学。
但这次，心高气傲的戴立宁遭受了一生中另一次重大的挫折。他曾经向父亲保证过一定要拿到台湾大学的文凭，然而到了考试时，却意外失手，他的数学只得了9分（满分100分），光这一科的成绩就已经足以让他的理想破灭了。最后，一所叫东吴大学的私立学校录取了他。
东吴大学曾经在1949年前的中国大陆以法律系闻名于世，与戴立宁父亲毕业的朝阳大学号称“北朝阳，南东吴”，以研究英美法着称，是一所教会大学，由美以美教会进行资助。
东吴大学留在大陆的部分后来成为苏州大学。虽然东吴大学在大陆时名声很大，但它在台湾的支脉却显得“发育不良”。1951年，一群东吴大学的校友试图在台湾恢复母校，但当时他们只能先设立东吴补习学校，不能称大学。一直到195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才获准成立，场地破旧，校舍甚至是借用的，下设法学、会计、政治、经济4个系，并附设了外语文学系。由于只有一个学院，当时的东吴大学实际上还无法称为一所完整的大学，一直到1969年，东吴大学才获准得到完整的大学建制，随后增设了各个院系。
戴立宁考取东吴大学时，是东吴大学的第二届学员，那时的东吴大学在台湾属于中下选择。人们选取学校首先考虑国立学校，次之为省立、市立，最后才会选择私立学校。而在教会学校中，各个教会往往只倾力支持一家，如基督教支持东海大学，天主教支持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原本由美以美教会资助，但基督教各派后来决定共同资助东海大学，而放弃了原本分散的资助，东吴大学就成了教会的“弃儿”，财力拮据。于是，在当时的台湾，有志于法律的青年们第一选择是台大，其次会选择一个叫作法商学院（1961年，法商学院与农学院合并成立中兴大学，2000年，台北大学成立，中兴大学在台北部分的法商学院并入了台北大学）的学校，最后的选择才是东吴大学。
东吴大学的不正规还表现在，由于刚刚复校不久，法律系最初定下的学制是4年，但当戴立宁上到第二年的时候，学校突然认为4年还不足以培养一个合格的英美法学生，于是临时把学制延长到了5年。但是对于已经入学的学生学校给了他们一个选择权，可以选择4年或5年，戴立宁选择了5年。
这样的一所学校也许有千般的不好，却成为了戴立宁锻炼思想和培养能力的熔炉。如果说父亲的影响更多在于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东吴大学期间的英美法教育则为戴立宁提供了一个以后思考问题的基本框架。
在台湾其余的学校，法律专业大多教授大陆法，唯独东吴大学教授的是英美法。大陆法注重的是实名，有点类似于儒家思想：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在法律条文订立前，必须先给出明确的定义，然后再对号入座，条理分明。英美法则更尊重传统形成的惯例，不是那么注重实名和定义，是道家的思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英美法充分应用衡平（Equity）的概念，在判决上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让他们在判案时可以考虑到案子的时空背景，做出合理的判决。
这种比较法学的训练给戴立宁造成了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戴立宁在以后的工作中，不管是研究税法还是研究刑法，遇到情况后喜欢寻找国内外的案例进行对比，并且不大注重大而空的概念，而是有着强烈的对问题追根究底的倾向。
第二，英美法根植于英美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尊重，这暗合了戴立宁的思想。童年和少年时的耳濡目染，使他成为一位非常尊重传统的人。比如，在家庭生活中，他很强调夫妇琴瑟和谐，一生没有与妻子吵过架，也很注重老人与孩子一同生活，他的家庭总是三世同堂。
把这种对于传统的尊重延伸到法律中，则意味着法律条文也必须尊重传统和民间惯例。违反民间惯例的法律只会扭曲社会，而不是治愈社会疾病。比如，台湾社会喜欢用远期支票（本书第二章将详谈），但远期支票会造成一小部分违约，政府为了禁绝这一部分违约，一度立法禁止使用远期支票。但戴立宁认为，使用远期支票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传统，就算再严厉的立法也不可能消灭远期支票，所以应当承认远期支票的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寻找解决之道，否则严苛的法律只会催生出另一个地下市场，衍生出更严重的问题。
在处理金融问题时，戴立宁也强调必须承认民间的借贷需求，再规范它，而不是一味压制。
到了后期，戴立宁的思想继续演进。他相信社会的自发性力量，强调政府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甚至只是社会中5个指头中的小拇指。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法律上，政府都应当遵循社会运营的规律，而不是越俎代庖试图强行改变社会规律。
但他的思想与传统的英美自由主义又有一点区别，传统自由主义带着很浓厚的小政府甚至无政府倾向。从戴立宁后来做的大部分事情来看，他是赞同限制政府权力过大的，这与小政府的主张一致，但同时他又强调政府必须要有足够完善的功能，不是越小越好。比如，在交通强制保险问题上他是赞同政府干预的，因为他相信只有政府才能做好这件事。当一件事出现了外部效应时（比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唯有政府出面才能成事。
第三，由于东吴大学的英美法教育传统，授课老师强调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阅读大量英文判例，并用英语教学。接受这种教育的戴立宁，英文一直不错，这个优势后来帮助他找到了在外资公司的第一份稳定工作，并有助于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能够比别人更加迅速地融入西方人的学习氛围中。
东吴大学虽然办学条件艰苦，生源质量相对较差，但它的师资力量却并不比台大差。虽然它的全职教师队伍相对较弱，但却有着豪华的兼职教师队伍，不仅台大的许多老师在东吴大学兼职，许多知名的法律界人士亦在此兼职。
对戴立宁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叫林纪东，在林纪东的身上，戴立宁学到了另一种思想。
林纪东毕业于朝阳大学，曾经任过三届长达27年的台湾“司法院”大法官，在东吴大学时教授宪法学和刑事政策学。戴立宁曾经在1960年修过刑事政策学这门课程，这门课程的悯刑思想后来成为了戴立宁思考法律问题的指导原则之一。
林纪东强烈反对短期自由刑的主张也被戴立宁所继承，戴立宁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挥，并在后来票据法刑罚修正案时提出了圆满的解决方案。
所谓短期自由刑是指短期内剥夺人自由的刑罚。刑罚的目的就是减少犯罪，但问题是减少谁犯罪。学术上从来有两派思想，一派认为刑罚是为了减少一般大众犯罪，当大众看到犯罪者受到了刑罚，产生恐惧和畏缩，从而不敢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说，刑罚是具恐吓性的。在刑法界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特指这种思想，叫一般预防主义，这种思想是以报复性为基础的。
但是另一派则更注重于思考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一个人没有办法适应社会生活，有不得不犯罪的可能性，比如说贫穷往往跟犯罪有关。所以刑罚应该基于爱来进行，帮助他减少畏惧，更加适应社会生活，从而减少他再犯罪的几率，所以刑法的目的是让犯罪人不再犯罪。这种思想叫作特别预防主义。
特别预防主义又衍生出教育刑思想。教育刑思想认为人犯罪往往是因为他没有受教育，没有生活的技能，所以在行刑的时候应当是教他生活的技能。此前有人认为，既然人性被假定为理性和自由的，那么，人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但人的行为真的是自由的吗？比如像《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生存去偷面包，警察沙威想把所有的违法责任加诸于冉·阿让，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就进入了教育刑思想的基本面。
20世纪以后，刑罚主要的思想是以教育刑为主，反对死刑思潮的兴起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而所谓短期自由刑到底有什么用呢？现实往往是，由于刑期短，无法实施教育，罪犯获得校正的效果很小，学坏的机会反而更多。以在学校为例，什么样的学生不怕记过？答案是已经记过过的学生。同样，最不怕坐牢的是已经坐过牢的人。所以短期自由刑实际是让社会上多了一批不怕坐牢的人，这对社会绝对不是好事。
林纪东以此认为，应当尽量减少使用短期自由刑。
林纪东的这种思想影响了戴立宁。大四（1961年）暑假，戴立宁参加了救国团组织的一个调查活动，作少年犯罪调查。他几乎走访了台湾所有的少年监狱和少年感化所，观察短期自由刑的结果、教育的作用等。
接触社会最底层的人对他的人生还产生了一个意外的影响。后来，他强烈抵制泛道德主义，从不掩饰对穷人、弱势者的同情。加之他相信人的选择是有限的，出生于穷苦人家尤其是犯罪人家的孩子的选择更少之又少。因此，对于那些谋生不易的人，他甚至能够容忍他们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但他对于“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则不能理解。
　　虽然一直接受英美法教育，戴立宁却拒绝承认西方的东西一切都好。越到后期，他越自称自己“很义和团”。当大学毕业，面临着出国还是留在国内的选择时，他的这种倾向就表现得很明显了。
当时戴立宁已经取得了芝加哥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入学许可。这时，与他大学和中学都同班的同学施正义突然告诉他，台湾大学也在招法学硕士，于是他们俩相约一起去报考。施正义的提议改变了戴立宁的方向，他转而开始准备台大的入学考试。然而，他们想进台湾大学并不容易。当时台湾学界也有门阀之风，看不起外校的教育。这种风气以从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来的台大为盛。在戴立宁之前，台大的法律研究所从来没有招过校外来投考的学生。校外的学生不管成绩多优秀，都会被考试制度给刷掉。法律研究所考试分三次，第一次考汉语和英语，第二次考专业科目，第三次则是口试。其中第三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校外的学生在过了前两关之后，往往会在第三关时被以口试不合格的名义刷掉。
戴立宁顺利通过前两关后，来到了“鬼门关”的口试现场。然而，与以往的口试不同的是，他碰到了一位新的法学院院长韩忠谟。
韩忠谟是台湾着名的法学家，那时刚从德国回到台湾，对于德国的刑法思想印象颇深，对教育刑也很感兴趣。在他面试戴立宁时，眼前的青年因为一年前做过少年犯罪调查，对于教育刑问题既有理论上的主张也有调查实践上的经验，令他眼前一亮。这次，灌输戴立宁教育刑思想的林纪东在无形中帮了自己的学生一个大忙，林纪东的理论与韩忠谟的想法很合拍，于是口试变成了探讨，时间不知不觉延长了几倍。曾经令无数人折腰的门阀偏见被戴立宁打破。
最后发挥作用的一个因素是韩忠谟竟然与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相识，作为法律世家的戴立宁又加了一个可靠的砝码。最终韩忠谟打破了门阀之见，决定录取戴立宁。戴立宁成了台大法律研究所录取的第一个非本校学生。此后的两年，台大法律研究所每年从东吴大学招一名研究生，这大概也与戴立宁有关。到了第四年，口试取消，台大开始广开门路，四处的考生都可以公平竞争了。
然而被台大法律研究所录取之后，戴立宁却没有马上入学，而是选择了去服兵役。谁想，服兵役期间的经历却让他彻底放弃了当法官的念头。
服役改变志向
在戴立宁选择法律专业时，对儿子影响颇大的戴民贵虽然赞同，却并非欢欣鼓舞，他甚至提出了一个特别的意见：“读法律我不反对，但是不要做法官——做法官，夜半写判决时，心里的负担太重。”
多年以后，戴立宁出版自己的文集时，仍然记得父亲的这句话。戴立宁回忆起父亲常年吸烟以致吸坏了肺，然而如果没有香烟的陪伴，父亲又如何能够打起精神来面对一个个判决，把活生生的人送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在这里，依法判决是“理”，但心理上的“情”却总是在折磨着他，让他战战兢兢。
但父亲讲这话时，年轻的戴立宁并不能深刻理解。在服兵役时，他碰巧有了理解这话的机遇。
台湾的男青年们都必须服兵役，如果上大学，可以暂缓入伍，但毕业后必须补上。有的人为了逃避兵役，从大学念到研究生，再念到博士，但博士毕业后却仍逃脱不了。
虽然规定服役期是一年，但对于学生而言，把入伍训练甚至学校里军训课的时间也都计算在内，最终剩下的兵役时间就只有8个月。
戴立宁当时也可以选择读完研究生再服兵役。但因为抽签时，他抽中的职位是军法官，被分派到第一军团司令部当军事检察官，驻扎地点在龙岗。当时像他这样的预备役少尉军官，绝大部分都是去当排长，很少能抽到军法官一职。对于学法律的戴立宁而言，军事检察官是个很适合的职位，可以积累实际法律操作经验。如果等上完研究所再服兵役，得重新抽签，他就很难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所以他决定先服兵役。
在地方上，检察官的工作就是在公诉案件中寻找证据，提起公诉。但在军团部，所谓的军事检察官并非只充当提起诉讼的角色，由于人手不够，军事检察官还会根据需要充当军法官（相当于地方上的法官）、军眷辅导（帮助军人家属处理法律问题）以及官方指定辩护人（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必须有辩护人，如果被告不主动聘请，则部队需要为他指定一个辩护人）的角色。
这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东吴大学他接触的多是相对自由的思想，然而当时台湾的军队仍然有着严重的思想管制。当一个青年本身已经在为自由和管制的矛盾而遭受思想煎熬的时候，他还需要根据军法判决别人的生死和刑期，这让他理解到了父亲当年的痛苦。
对他影响最大的案子是一桩军油盗窃案，在该案件中，戴立宁担任军法官。也就是在审理这个案件时，他最终明白了父亲的苦衷，并打消了做法官的念头。
案情本身很简单，由于军队车辆用油是免费的，自然会有人按捺不住揩油的念头，把车中的油偷偷放出来拿去卖掉换点零花钱。
一位士兵因为盗卖军油被发现了，按照军法，该士兵一般要被判刑三年，戴立宁是该案的法官，按照他一贯悯刑的思想，他与领导协商，力争改判成两年，领导居然也被说动了。在他提笔重写判决书的时候，却突然发现，判决书几乎可以不必改写，只要在判决主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处少划一横就可以了。他不禁自问：自己是何许人，凭什么只要原子笔（圆珠笔）轻轻地多划一横，另外一个人就要在监牢里多数365天？
再反思当年父亲的话，他才明白为什么父亲说写判决书时心里的负担太重。再回想起父亲的吸烟与失眠，感受到当别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时的诚惶诚恐，他感到自己也承受不了这种压力。
从此，他开始尽量规避过重的审判责任，但作为最底层的军事检察官，实际上他的选择很有限。一次，部队里出了一次重大刑案。
案子的情况颇具当时的蒋氏独裁特色。一位士官长因为想家而不停发牢骚，还偷听“敌台”（台湾把大陆广播叫敌台，大陆正好相反），副营长知道后把他的收音机没收了。这件事情让这位士官长很不忿，越想越觉得自己窝囊，在一次擦枪的时候，心底的怒火终于冲破了理智的防线，他冲上去把副营长打死，带枪逃走了。
当这位士官长被抓回来的时候，时任军事检察官的戴立宁知道这位士官长已经难逃一死，而自己很可能会被上级指定作为本案的军事检察官。军事检察官的任务是起诉罪犯，并监督执行，也就是说，一旦罪犯被宣判死刑，军事检察官就必须跟到刑场并看着罪犯被打死。
戴立宁打心底里很抵制，决定逃避。他把当月的香烟配给作为贿赂“送给”了一位老检察官，请他自告奋勇去出任该案的军事检察官。他以为自己获得了解脱，却在庆幸的时候，被上级组长找了过去，原因竟然还是这个案子。
当时台湾的军事法庭实行的并非陪审制，而是所谓的参审制——当检察官提起诉讼后，由审判长、法官和一个普通的军官组成参审团，三个人商量着做出判决。组长已经自认了审判长，普通军官也已经到位，这时组长发现临时缺人，找不到法官的人选，就把戴立宁叫了过去，告诉他：“你来当法官吧。”
戴立宁即便再想抵制，也没有合适的借口，他的选择余地很小，不得不接受了任命。
该罪犯不出所料地被判处了死刑，由戴立宁给出了判决书。判决书送到了“国防部”复审，迅速得到了“国防部”的核准，交给罪犯时，他也认可判决书的内容，唯一表示异议的是，判决书中说他“心有不甘，怀恨在心”，而真正的原因却是他那挥之不去的思乡情怀。
这次事涉意识形态的案件让戴立宁更坚定了不当法官的决心，然而，既然在其位，往往就无法逃避其职。除了担任法官和检察官之外，戴立宁在担任被告辩护律师的时候再次遭遇了思想犯。
在一个同属于意识形态的犯罪中，一位士官长因为拒绝接受政治教育而被判刑十年，所谓罪证，只是他发牢骚地说了“****个鬼，反攻是骗人的”，而罪名是“宣扬反攻无望论”。按照规定，犯有十年以上的重刑罪的人必须有辩护律师，如果被告自己没有请律师，则由官方指派。戴立宁担任了他的辩护律师，他认真地准备着辩护词，试图把这个无辜的人救出来，但他的努力全都失败了。那人因为几句话而被判了十年的重刑。因言获罪在1963年的海峡两岸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所谓恐怖的颜色不同罢了。
关于台湾的“白色恐怖”，还可以从戴立宁的父亲戴民贵的一次遭遇中看到。戴民贵在高雄担任庭长（副院长，相当于法院的第二把手）时，一天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人是戴民贵的本家，也是一位国民党败将的弟弟。在1949年的渡江战役中，国民党视江阴为防卫重镇，设重兵把守，其守将便是戴民贵的本家戴戎光。由于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了起义，江阴失守，戴戎光投降。
一天，戴戎光的弟弟来到高雄戴民贵的办公室，由于是远地来的本家，戴民贵邀请他在馆子里吃了顿饭，才将他客气地送走。
过了几天，几个带枪的陌生人在晚间找到了戴民贵，向他询问他曾经接待过谁。在他们的要求下，戴民贵回忆起了这位本家，并表示他只去了办公室，在饭店吃的饭，没有进家。
对方显得很冷漠，似乎也在琢磨着是否应该相信戴民贵的话。这时，一个人突然低声地问另一个：“是否要把他带走？”
对方小声回答：“车上人满了，装不下了。况且他是个法官……”
戴民贵因此逃过了一劫。而他的另一位担任中学校长的戴姓亲戚，则因类似的事情被请上了车，再次回家时已经是十年之后……
受人尊重的法官、校长尚且无法避免这类事情的威胁，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白色恐怖”所带来的恐慌则更难以想象了。
到戴立宁离开军队的时候，这个青年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以后不会从事法官工作。他的思想更显成熟，已经开始思考法律方面更深层次的问题了：罪与非罪、罚与不罚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看似平常的行为会被判以重刑？而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下，这些行为本来没有那么大危害。如果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些因此被判刑的人真的会改过吗，还是变得更加愤世嫉俗？刑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为了证明人生的不确定性？
这些思考在后来戴立宁提出废除票据法刑罚规定时达到了升华，并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免遭牢狱之灾。
与东吴大学相反，台大号称精于大陆法研究。由于德国是采用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因此台大强调德文学习，第一年的新生专攻德文，第二年开始接受用德文教学的课程。戴立宁修的民法、刑法、商法课多使用德文。
英美法强调先有事实后有法律，尊重已经形成的社会传统，如同方法论中的归纳法，强调法律规范是从无数案例中归纳出来的。
大陆法则更偏重演绎，强调法律是由一群先知先觉的专家制定的，更加在意法的理想、目标和概念，首先要把概念澄清，然后再设立法条，最后人们根据法条来规范自己的生活。
戴立宁在台大大陆法的教学中学会了演绎的技巧——从法律的目的出发，来推导结果，检验法律的条文是否能够达到目的——其追根究底的作风大多来自于这段时间的影响。
戴立宁形容自己的台大生涯就是打打篮球、打打斯诺克，显得很轻松，但他的论文《民刑诉讼关于证人法则之比较研究》却得到了好评。论文是在韩忠谟的指导下完成的，审阅这篇论文的则是一个豪华的团队，汇集了后来台湾司法界职位最高的4人：除了后来当上了“司法院”副院长的指导教授韩忠谟之外，口试教授则有后来的“司法院”院长戴炎辉、当时的“司法行政部”部长查良鉴和“最高法院”院长陈朴生。
戴立宁论文的灵感来自于他父亲审理的几件案子。在案件中，由于主要证据是目击证人的口供，因此围绕着口供的真实与否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如果采信口供，嫌疑人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不采信，则无罪释放。巨大的差别让戴立宁感到震惊，于是他决定以“证人”为主题进行研究，讨论证人的证言是否可靠、审讯程序上应该如何利用证人、如何避免证人主观因素导致的差误等。
戴民贵审理过的最着名的案件之一是“穆万森案”，该血案是军统“执行家法”的一次过程。日，位于桃园县八德乡（今台湾八德市）的前军统会计主任叶震一家五口被灭门，只有叶震本人因公外出逃过一劫。
警察随后逮捕了嫌疑人穆万森、秦同余等人。事后，穆万森被媒体丑化为青帮头子、流氓，在刑讯逼供中屈打成招，而秦同余则在逼供过程中被打死。之后，初审穆万森等被判处死刑。
穆万森的遭遇引来了一部分人的同情，1959年，“国大代表”富伯平、“立法委员”梁肃戎和李公权三位律师为被告义务辩护，上诉高院。作为案件的主审法官，戴民贵最后认定穆万森的供词不可信，从而签发了穆万森的无罪判决。
然而，释放后的穆万森后来却在基隆杀死了歌女吕翠华，再次被捕。此次判穆万森死刑的法官依然是戴民贵，命运的无常令戴民贵感慨万千。
　　转入财经界
对于年轻人而言，法律系毕业后最好的前程就是当法官积累经验和人脉，因为当时的律师尚未取得如今的社会地位，况且还需要考执照。但这位通过在台大学习、已经获得了司法界认可的青年学生却不肯做法官，那么毕业的那一天，也就是他失业的那一天。
他试图在企业中找份工作，却发现人们对于研究生学位本身就很敌视，不愿意招一个高学位的下属。
在困顿之时，他在东吴大学求学时培养起的阅读英文案例的能力发挥了作用，耽搁一段时间后，他在一家航空公司——民航空运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 Inc.，CAT）找到了工作。
CAT是最早以台湾为基地的民航公司，也是当时台湾唯一对外做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它的建立和抗战中着名的美国援华“飞虎将军”陈纳德有关。陈纳德曾经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来华参加抗战。抗战结束后，他建立了民用航空运输队，与当时的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并称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但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其余两家航空公司都留在了大陆，只有民航空运队来到了台湾，并改组成民航空运公司。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戴立宁在CAT的工资竟然是普通公务员工资的4倍！台湾公务员是所谓高起薪、低增长的职业。也就是说，在入职时公务员比企业内同等资历的人拿的钱多，但随着年限的增长，公务员的薪水增加不多，到任科长时，工资已经比外部低了。因此许多人先选择做公务员积累人脉，有了足够经验后再跳到公司任职。
而相比已经算高薪的公务员，戴立宁的工资还能是他们的4倍，可见收入不菲。
戴立宁在CAT工作，薪水却是由亚洲航空公司发的。亚洲航空公司本来是CAT的维修部，后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操作下，被单独划分出来改组成了亚洲航空公司，该公司并不负责飞行，而是负责飞机的维修和管理。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行动的飞机均飞往台湾由亚航进行保养和后勤支援。开销由政府埋单大概是CAT付得起高薪的原因之一。
刚刚进入CAT的戴立宁只是个低级职员——机场经理的助理。和他在同一办公室的，有一群属于航空公司核心资源的人，这些人被称为飞行签派员（Operation Dispatcher， OD），负责飞行计划的制定。简单地说，签派员决定飞机的航行计划，比如飞机怎么飞、飞什么航线。飞机飞行得越高，受到的空气阻力就越小，也就越省油，但是飞机在爬升过程中却要消耗大量的油料。因此签派员需要确定航线的高度、飞机在什么地方转弯、转多少度、风向改变时应该怎样应变、出了问题又怎么处理等。一般在飞机起飞后，机长指挥一切，一旦落地，机长的责任就转交给OD了。
OD的重要性决定了只有持有执照的人才可以上岗，而这些人通常都是由资深飞行员转任，因此OD的薪水也很高。
年轻的戴立宁迅速和OD们混熟了，开始学习OD的工作。很快OD们已经可以放心地把工作交给他去做，半年后，快手快脚的戴立宁几乎把其他人的工作包了下来。台湾第一架波音727飞香港的飞行计划，就是由他“代庖”的。
戴立宁在航空公司期间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管理时间。飞行的最大成本是燃油成本，飞机在天上飞的每一分钟都要耗油；其次是人力，空勤人员在空中时的飞行加给一般比在地面上高五六倍，而飞行加给的计算从飞机后轮起飞开始到飞机前轮着陆结束。所以控制成本就意味着控制飞行时间，在做经理助理时，戴立宁的一项工作就是监督飞机的起落时间，假如飞机起飞晚了一分钟，他就要写报告注明哪一架飞机晚点多少、原因是什么。也是从这时开始，他总是注意每一分钟的时间成本。
当他后来成为部门主管甚至掌管证管会和银行的时候，他最注重的就是开会的守时，绝不因为等人而拖延开会时间。他还强调开会的计划性，认为如果开会缺乏计划就会不着边际，有效率的会议程序需要标准化，应该让所有的与会者都能充分发表意见，不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即一定要有结论，并可据以执行。
随着越南战争的深入，美军的飞行次数越来越多，除了飞行员之外，最欠缺的人员就是OD，亚航决定从内部选拔戴立宁去接受培训以获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执照。由于OD大多由资深飞行员转任，对于戴立宁这样没有飞行经历的员工而言，这意味着最高的认可。
但亚航附带了一个条件：一旦接受培训，必须在公司工作8年。
戴立宁最初进入CAT只是找不到法律类工作的权宜之计，他的内心还是希望以后能够回归法律行业。虽然他不想做法官，但这个法律世家的子弟还是想从事法律相关的事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就会放弃亚航工作的高薪。
到底是接受8年的束缚换取更高的工资，还是为了重回法律领域而拒绝？戴立宁犹豫不决。他知道一旦这一步走出去，意味着前8年的法律教育就都浪费了。
当他向同学征求意见时，同学告诉了他一条非常有用的信息。该同学的父亲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