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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愚昧懦弱之人
　　有志于启蒙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一颗邓晓芒的心，还要有一张王朔的嘴”。
被愚昧懦弱之人
　　启蒙是非常艰难的，孔儒学说的“阴阳辩证思维方法、世卿世禄、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为尊者讳 为圣者隐、亲亲相隐、君子不器、算命看风水”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中国人已经做到了日用而不知。人们在这些观念的指引下，处在一种稀里糊涂、模模糊糊的中庸状态。打破这些观念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市场化才行。现在启蒙，我认为不仅时机尚早，而且方法也不对。
　　县一级的社会是中国最广大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孔儒推崇的礼法在起作用，只要有后台就可以为所欲为。可怕的是多数人都认可这种行为，大不了说一句“没办法，人家县里有人！”更可怕的是多数人都想变成这样的人，恨不得自己的亲戚朋友有个当官的为自己撑腰，让自己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高人一等是为了什么？为了在他的小圈子里“说了算”，“说了算”是什么？“说了算”就是一种权力崇拜。
　　受到孔儒学说影响的人，特别是从农村出来的务工者是非常精明的，他们很会钻空子，而且是利用你的情感钻空子；特别是在购买他们的东西或者服务的时候，一旦你把他当做老乡看待的时候，他必定会利用你的好感骗你，而且他们的心态是“骗了你，还得感谢我，还得认为我实在！”。在孔儒学说的熏陶下，个人情感已经成为了骗取利益的工具，久而久之，中国人就会变成一种视情感为工具的动物，从而变得麻木不仁了！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多数是孔儒弟子。
　　孔儒学说培养出来的人只相信或者恐惧强硬的手段，如果试图和他们讲理，一般人会失败，谁都不好使，即便是笛卡尔、康德再世也不行；他们的策略是：先装可怜，如果你不信这一套，他们就再用阴阳辩证思维大法说你如何不道德，不道德就是不讲天理，不讲天理的人就成了人神共愤的人了，事情到了这一步怎么办？
　　这个时候，任何人的愤怒和仇恨都会被激发出来，语言上的、肢体上的暴力就会全数登场，暴力结束之后，一切都平静了，他们也不装了、阴阳辩证大法也不好使了，自己也解气了。人们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切照旧！奇怪的是所有参与到事件中的人都不会进行反思，即便是反思，也是一种为自己的言行进行道德辩护的反思，使用的思维方法还是阴阳辩证大法，没有一点理性的影子，下一次碰到事情时，还是要走这么个过程。
　　面对这种现状，知识分子用文明语词写成的学术论文能起到多大作用？超过1000字的逻辑严密的论文，对底层的人来说就是一部天书；对其他知识分子来说是废话，他们认为自己的逻辑比你还强、比你懂得还多；对官员来说就是屁话，他们认为那些逻辑严密有价值的论文，只不过是自己的下属生产的，一些可用可不用的垃圾产品，真正有用的还是孔儒那一套。
　　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逻辑水平，还停留在朦朦胧胧地看懂金庸武侠小说的水平上，停留在看甄嬛传、康熙大帝、抗战片、中国好声音的水平上。用文明的、理性的、学术的方式去启蒙他们实在是太难了。除非一次一次的切肤之痛，还得有人去引导，人们才会对权利有所认知，有所醒悟。这是不是有点太悲观了点？呵呵。
　　根据这种现状来看，中国的权利启蒙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不过我个人认为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可以做：
　　1、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使得绝大多数家庭的财产来源方式，由原来的单位分配供应、务农所得变成工商行为所得，或者称为交换所得。让人们在知识产权交换、技术交换、脑力劳动产品交换、劳动力交换中获得自己应得的财富，在交换的过程中体会权利的概念和意义。
　　2、从小学阶段开设逻辑启蒙课程，让孩子明白权利和道德之间的区别。理性和感性的区别。
　　3、文明语词对中国民众没有多大作用，学术论文明显比不上个人博客，个人博客明显比不上微博中的几句话，因此，有志于启蒙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一颗邓晓芒的心，还要有一张王朔的嘴”。
西边的太阳
　　天理就是潜规则？！潜规则不是见不得光吗？潜规则不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人欲吗？邓晓芒真是匪夷所思啊！
儒家固然有“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的强迫症，不也有“致良知，知行合一”的自由人吗？匪夷所思的邓晓芒不喜欢中学的腐儒，那么只能称喜欢西学的他为腐西了。
　　人的自由权利即不来自民主革命时期宣称的来自于上帝，也不来自于自然，因为自然的价值是中立的，而是来自于对诸如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种族灭绝，奴隶制以及宗教裁判所和柬埔寨种族灭绝等恶行的反思模式来自于经验，特别是不义的经验。权利是人类得享安全的唯一保障。
　　　　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是错误的，～～～
　　自由创造意味着事物从无到有和从有到无的精神能力，而不是自然创造，自然世界是自由创造的第一步，人的自由与这个先验创世的原初自由有关，并且创世不可能一次完善，完善的世界就是死亡了的自由，创世也不可能不留有痕迹，人的先验意识就与之相关，因此自然世界与人的先验意识相符合，人先天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创造自己的世界才是可能的，就是说，自由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地超然和创造才能够完成自身的存在，这也是人的使命。
　　所以，人的自由为自然立法地，自由化的地立法天，自由化的天立法世界，世界道法自由不断完善的过程。
　　人为自然立法的观念是错误的，人类只能发现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创造新的物质存在形式不等于为自然立法，比如宇宙、太阳系等运动规律，人类是不可能干预得了的。但人为社会立法当然是真实的事件，但并不能保证件件具有科学的性质，科学就是实验与实证的事件。社会科学实证有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实践问题，一旦超出它的时间与空间则是谬误。
　　因此，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工具，它更是人性自由的张扬和人生的探索精神。
　　马主义打击限制剥夺个人创造财富的机会、能力与自由，然而，这种创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力量，它哪里有科学可言，哪有什么讲人性自由与张扬可称道。资本论是一种完全的反对科学技术的理论，也被误称之为科学理论，邓先生在所谓“科学”与“技术”二个词汇玩概念游戏，并不能成为第三次启蒙的支点。仍然是旧壶装新酒的把戏。但这只旧壶已破不能装水了。有关传统与西学的分别的基点至今没有人能够分清楚，传统主要是属于社会道德的领域即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伦理道德，西学传入的主要是社会政治经济的规则。所谓启蒙主要是社会学知识分子和精英的说词，至于次数，更是如此。如果讲对于中国社会的改变方式途径早已不只是文字形式传感器的启蒙，中国每年有近亿人次出国的身临其境感受同样也会改变思想意识观念及其社会行为方式。（陈才天）
　　世界第三波民主浪潮始于里斯本电台的《高山之歌》
　　( 08:03:31)
　　当日零点25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广播电台《高山之歌》（grand1ola vila Morena)时，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以难以置信地于不知不觉中开始了，播放这支曲子，是在给里斯本及周边的军队发出执行军事政变计划的信号，而这一计划有领导武装部队运动的青年军官们精心制定的。这一政变计划得到了有效而又成功的实施，只遭遇到安全警察部队的轻微抵抗，军队占领了关键部位，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早上晚些时候，群众涌入街道，为士兵为欢呼喝彩，并把康乃馨插在士兵的枪管之中。临近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向葡萄牙的军方领导人投降。次日，他飞离葡萄牙开始了流亡生活。就这样，产生于1926年一场类似军事政变的独裁者终于垮台了——这个独裁政权由一名叫安东尼奥·萨拉查的严厉文官通过秘密勾结军队而统治葡萄牙长达35年之久。
　　但是当时葡萄牙的实际情形与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情景差不多，极右翼的法西斯到民主派温和派共产主义五花八门。工人农民罢工示威，占领商店企业和媒体。极为混乱。
　　1975年温和派赢得了大选，但是政权与俄国二月革命时期的克伦斯基一样领导的政权摇摇欲坠，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二月革命一样，发生了右翼的克尼洛夫阴谋事件，而在1975年3月的葡萄牙却发生了斯皮诺拉领导的右翼未遂政变，1974年基辛格在会见葡萄牙民主社会党领导人兼临时政府外交部长马里奥·苏亚雷斯，基辛格严厉指责了苏亚雷斯和其他温和派没有采取断然措施阻止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派的独裁。
　　“你就是一位克伦斯基，我相信您的诚意，但您太天真了。”
　　基辛格对苏亚雷斯说。
　　“我当然不想成为克伦斯基。”苏亚雷斯回答道。
　　“克伦斯基同样也不这样想。”基辛格回答道。
　　事实上葡萄也不等同于俄国。在葡萄牙，“克伦斯基”获得了胜利，苏亚雷斯接下来担任首相。后来又成了总统。而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名叫安东尼奥·拉马洛·伊恩斯这位关键时刻动用训练有素的部队来制造自己期望的的政治结果的人物，却是一位同情民主的沉默寡言的上校，日，他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极端左翼的企图，从而确保了民主在葡萄牙的未来。
　　整个葡萄牙康乃馨革命死亡人数不到8人。
　　说白了邓晓芒所谓的辩证法，无非就是混淆质的无限与量的无限，混淆创造与生产，混淆自由的背反性因果与自然的同一性因果，这样他就可以把主体不可转移的良心自由交给了即没有道德基础又没有生命基础的概念（客体自由），这种有眼无珠的东西作为启蒙的旗帜，它不是自欺就是欺人。
　　有关言论自由的判例
　　 对于言论自由使《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得以稳固下来的是1983年一个《好色客》杂志为一个堪培利开胃酒做推广，把美国极右翼团体全国道德多数派组织领袖杰瑞·福尔维尔牧师虚拟描写他第一次性事是酒后与母亲乱伦，广告标题是“杰瑞·福尔维尔谈他的第一次。”底端用极小的字体写到：“戏仿之作，请勿当真。”福尔维尔随即将《好色客》杂志告上了法庭，陪审团以戏仿不必当真为由，驳回了福尔维尔诽谤罪指控，但杂志必须赔偿福尔维尔精神损失费10万美元，《好色客》杂志不服判决，上诉后，联邦第四巡回法院宣布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最后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拿出1919年霍姆斯大法官在艾布拉姆斯诉美国案中的异议意见：“如果我们想确立一种思想是否真理，就应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接受检验。”要求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要保持宽容的态度，不仅包括乔治华盛顿在世时被画成驴，还包括“乱伦”的福尔维尔。
　　托克维尔在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说到：
人民主权与新闻自由相辅相成，审查权与普选权却势不两立。
　　1940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致信哈代说道：道德自由，教育自由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如果新闻自由遭到完全挑战，那么所有这些都会失败。
　　而在1965年沃尔特·李普曼则认为：没有批评和可靠·明智的报道，政府就不能执政。、
　　当有人到一个国家发现那里的报纸只言好事时，那他就能确定好人被关进了监狱。
爱德·特纳日在回应有人批评电视直播萨达姆·侯赛因的节目：假如我们在二战时期有了电视媒体这些技术，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多那休访谈秀》看到爱娃·布劳恩（希特勒的情妇），在《面对媒体》节目上看到希特勒。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否则我们会被绞死在各处。
　　本杰明·富兰克林，签署《独立宣言》之际，日。
　　遏制独裁常常要冒风险，而对独裁听之任之则风险十足。
　　撒切尔日接受BBC电视节目访谈，福兰克群岛战争时期，事实上这次战争导致阿根廷军政府垮台，
　　而军政府期间有大约7000阿根廷人因政治原因失踪遇害。
不流血无以废除独裁专制，任何曾在独裁下生存的人都知道；尽管民主并不完美，但也值得为之一战，并且我相信也值得为之一死。
　　我们做出选择的基础不是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只是独裁专制的罪恶——民主制度的优越可能会令人怀疑，
　　但独裁专制的罪恶确是肯定的。这不仅仅因为独裁者会滥用权力，而且是因为独裁者纵使慈善有加，也会剥夺他人的职责，因此会剥夺他人的人权和义务。
　　卡尔·波普尔爵士论民主日
　　如果十九世纪是个人主义的世纪。。。。。。那么可以期待本世纪（20世纪）将是集体主义的世纪，因此也是国家的世纪。
贝托尼·墨索里尼1932年《政治与与社会的法西斯教条》
独裁者骄横傲慢，却处于政党机器的掌控之下，只能向前不能后退，他必须让自己的猎狗先嗅过血腥，
　　然后带它们打猎，否则他们会像昔日的亚克托安那样，最终被猎狗们咬死，所以他们外强中干。
　　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日对美国广播讲话。
　　一旦大家有了高效政府，也就有了独裁政府。
　　哈里·s·杜鲁门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极权政权共同的缺陷是不能真正理解我们民主的本质。他们误把反对当不忠，误把骚动当作拒绝政策，误把几个委员会当一个国家。他们把个人讲话错误判断为政策。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日。
　　绝对权力和绝对信念具有相似性：两者都要求绝对服从，都准备尝试不可能之事，都在解决问题上倾向于简单化——剪断绳结而不是解开绳结，两者都把妥协视为屈服。因此，绝对信念同绝对权力一样，是绝对腐败的。
　　埃里克·霍菲日《纽约时报杂志》
要为美国赢得新的自由，就得把美国自由的力量组织起来，在我们这一代，没有任何担子比这沉重。
　　唯一的自由在于人民对政府的关注。
自由从来不是来自政府，而是往往来自其人民。自由的历史是反抗的历史，自由的历史是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而不是增加政府权力的历史。
自由不是靠浮泛的宣传人的权利，自由在于把宣言化为明确的行动。
只有自由的民族，才能怀抱目标和荣誉走向共同的终点，才能为人类的利益放弃自己狭隘的利益。
我们不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卫士，那么就眼睁睁的看着自由消失。
　　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1919年任职美国总统期间的言论
　　有些事情比流血更可怕，奴役便是其中之一。
　　帕德里克·皮尔斯《即将来临的革命》1913年
　　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
　　《圣经，利未己》第二十五章第十节
　　而公元前44年西塞罗在《论义务》中说道：
　　受到镇压又重新获得的自由，较之未经风险的自由，牙齿更锋利。
　　没有思想自由，就谈不上智慧；没有言论自由，就谈不上公众自由。
　　本杰明·富兰克林《新英格兰报》日。
　　那些为了暂时的安全而放弃基本自由的人即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全。
　　本杰明·富兰克林日
　　司法不独立于行政和立法，则无自由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权力的本质就是贪吃，她伸出臂膀，随时毁灭自由的思想，言论和写作。
把专断的权力扼杀在萌芽之中，是唯一能够保护所有人自由的原则。
　　约翰·亚当斯1775年
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
　　毛泽东言论日
　　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那些宣称热爱自由，却反对煽动的人，正如要庄稼却不耕种土地，要下雨却不要打雷闪电。他们要海洋却不要海浪的咆哮，这样的斗争可能是精神的，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但必须是斗争。没有斗争，权势不会后退半步，这在以前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弗雷德里曼·道格拉斯1857年纽约州卡南代瓜市演讲。日
　　放弃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权利，人性的权利甚至还有职责。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年
　　人类自由是人类统治的唯一真正的基础。
　　尤利西斯·格兰特将军对田纳西州孟菲斯市民的演讲1863年
　　为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必须进行，民众自由的事业绝不能屈服于一次甚至一百次的失败
　　林肯致H·阿斯伯利的信日
　　每当有人为奴隶制度辩护时，我都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把奴隶制施加在他的身上。
　　林肯马里兰巴尔的摩市的演讲日
　　纵使可以乘风破浪或扬帆远航，
　　纵使可以占有土地或拥有生命，
　　但若失去自由，这些还有何作用？
　　拉夫儿·瓦尔多·爱默生1867年
　　阿克顿认为：自由不是达到更高政治目的的手段，自由本身就是最高的的政治目的。这点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目的性质是一样的。
　　而富兰克林·D·罗斯福则认为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至上。
　　马克吐温认为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是可敬的，为别人的自由而战又是另一种更崇高的境界。
　　自由是追求幸福的手段。
　　自由的目的是自由，自由遇到的麻烦只能用自由来解决。
　　没有自由就谈不上公正。
　　自由与垄断不能共存。
　　自由把政府的旧形式改为共和政体。
　　马克吐温说得好：正是凭借上帝的仁慈，我们的国家有了三件难以名状的宝贵事物：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再就是小心不要碰这两样东西。
　　人的心灵，作为意识是以感性事物为对象，作为意向是以想象为对象，作为意志是以目的为对象。这些形态都是以自然因果必然性为原则，即自然的心灵结构。人的心灵只有提高到精神，以精神的自由为原则，即自由的心灵结构，人才能得到内在形而上的良心满足。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说，自由就是良心的真纯的自身，它至高无上，永远是主体，不存在客体自由和必然性自由或者消极自由。因此，所谓康德的改变意识结构，以人为中心，是以人的自由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自然为中心，也就是启蒙或者恢复上帝回到人的自身，即人与自由上帝同在。上帝与人即不是造物主与被造物之间的自由因果关系。也不是生产者与被生产者之间的自然因果关系。所以，脱离形而上学就意味着人与禽兽、善与恶没有绝对区分，一切都是相对的即辩证法的同一。
　　我记得李泽厚曾回答过“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问题。在这里我不妨提出“走邓晓芒之路还是走李泽厚之路”的问题。我的自问自答是，走邓晓芒之路，我们将踏上坦途；走李泽厚之路，我们将再陷泥潭。
　　西方盟国在二战中的胜利，事实上导致了第二波民主化。它还在政治的思想环境领域引发了一场甚至更为普遍和持久的变革。多数国家的人民开始接受——如果不是实施的话——民主话语和民主观念。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已经形成。即使是在行为上明显表现出反民主倾向的那些人。通常也会运用民主价值来粉饰他们的行为。旗帜鲜明地反对作为一种理念的民主，这几乎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公开讨论中销声匿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1951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没人提出任何反对民主的原则，这在世界历史上还尚属首次。虽然现实中的政治家或政治理论家常常会把反民主的脏水与责难引向他人，但是，他们却会对其所主张以及所捍卫的制度中的民主要素，一致地加以强调。”
　　当国家官僚机器停滞僵化，而社会经济不平等又日益严重加剧时，意识形态比如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啊的号召力也就渐趋下降。特别是官僚资本和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结合的墨西哥使黑社会组织猖獗，某大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社会不公的加剧都导致人们对其一党专政失去信心。
　　对于苏联和一些威权国家的震惊全球的严重践踏人权的问题，有的是和解，因为时代太久远，但各种纪念和受难者纪念碑树立起来了，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对少数几个人进行了即决判决，在1990年以前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只有希腊一个国家才有一大批威权官员遭到了真正的审判和惩罚。现在茉莉花革命一直在战争中进行，正是因为政教不分离造成的恶果，这种情况只能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战争相比了。
　　选举是民主制度运行的方式，在1975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浪潮中，它们还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府的一种形式。他们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手段，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威权统治者冒险举行选举的主要原因是：发现无法进行镇压或者镇压效果不大，反对派也发现过于激进也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就是统治者因为效绩越来越低，与民众期待相差甚远，于是冒险举行自由选举，以求更多的合法性。
　　最有戏剧效果的是1989年3月，70多年来苏联人民第一次举行自由投票选举他们国家的议会成员。尽管苏联当时掌控着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结果令人非常震惊：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们包括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基辅，利沃夫和明斯克的市委书记，几个地区的党委书记，至少还有两位高级将领，以及还有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的其他重要成员淘汰出局。
　　在1989年6月波兰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一场完全预料之外的，横扫千军的胜利，在上议院100个议席中他们获得了99个席位，在下议院161个席位中他们赢得了160个席位，但是在高级政府35个等额选举的高级职位选举中，有33个没有获得选举最低要求的50%的选票，这多少有点令政府和团结工会的支持者感到惊讶。但他们都接受了这个选举的现实。
　　赫尔辛基议定书由欧洲和北美三十五个国家政府首脑于1975年8月签署，把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列为十大原则之一。
　　促进中欧的民主进程。特别是东德公民通过赫尔辛基协议中西德也就是联邦德国与匈牙利商量让东德到匈牙利旅游的东德公民迁移到西德，加速了东德的垮台。戈尔巴乔夫否认了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合法性，也加速了东欧的民主化进程。
　　，像波兰和匈牙利在改革过程中第一就是怎样将一党领导条文从宪法中删除，接着再谈别的。1989年波兰军官游说议会军人不得参加任何党派。 匈牙利大概在八十年代改革的过程中得到西德不少援助，于是主动承担起东德公民通过匈牙利迁徙到西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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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民主浪潮和中东的民主浪潮有个滚雪球的趋势，就是民主变革雪球越滚越大，大家都在思考：“我为什么不，人家能成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就不成？”“人家作恶，我为什么要帮人家作恶，这符合良善的标准吗？”于是那些不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孤立，其实只要有普选，很多事情就可以得到改善，这是普遍的事实。
　　富可敌国的人跟绝大多数生活不稳定的社会人群谈精神只能导致一种社会变革运动。
　　从民主革命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就开始确立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至上，尽管因为民族性强度有点细小的差别，但人权原则不变，本着联合国人权宪章的精神即可。
　　我认为启蒙者首先是要具有精神面孔的人，而不是相反。否则打着自由旗帜走向自由反面或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历史犯罪或悖论都将重演。
　　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性自由是在精神意义上的还是唯动物意义上的自由，这关系到以人的精神原则为本还是以人的动物性原则为本，即人自身的自由与自然谁是第一性的哲学问题。因为毕竟有善恶良知的人与动物完全不同，其绝不可以同一性的辩证。
　　恢复高考也使国家强力机构的正规化现代化得到保障，至少这些人知道机会平等的意义，现在正是这批人兴起的时刻，与地方的情况有些相反，现在的启蒙在于提出社会多元主义，比如联邦政府，自由民主社会。
春天的兔子
　　其实，所谓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启蒙，是典型的政治实用主义。这场讨论从清算极左路线开始，并没有建立起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和理念。况且，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具有庸俗唯物主义的痕迹，严重颠覆了科学理念的先导作用。记得那时候高中政治老师经常举只有通过亲口尝一尝才能得知西瓜味道的例子来论证这一命题（现状想想这简直太可笑了）。随着邓小平地位的稳固，他就不允许再继续解放思想了。六四事件过后重点从镰刀斧锤中提拔领导干部，一度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立即被边缘化了——可用而不可信！以后虽然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直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中，工农兵学员、大老粗仍然占很大比例。你不妨仔细观察和分析一下省以上高级干部的原始学历，相当多的只不过是初高中学历，甚至上海这样国际大都市的一号人物也是如此，985、211院校里工农兵学员党政的也不在少数，这些人中的多数是不学无术靠吃政治饭的。如果让这些人代表先进文化的先进方向，那简直太可笑了！为啥吃喝风愈演愈烈啊，看看这些人的出身就知道了。这些人出了吃喝玩乐生理需求以外，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大悲哀：有钱的没文化，有文化的没有钱。
春天的兔子
　　市场经济必然靠利益推动，改革开放应当靠理念引领。所谓顶层设计首先应该是理念（自由平等博爱）的设计，但改革的设计者或领导者们，已经让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陷入了利益的沼泽。毫无节制的利益的纷争必然会一次次地摧毁社会的道德底线。现在当局提出的一些所谓的精神（雷锋精神、奥运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基本上都是些言不由衷的政治口号，与现代文明社会所需的价值观念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比如四德工程里的孝德简直就是愚昧和专制——父慈子孝君慧臣忠——孝是手段，忠才是目的。把“常回家看看”这样的道德律令写进法律简直就是笑话。所以必须从改革教科书开始进行思想启蒙运动。欧洲从十四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和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先后几百年的时间才奠定了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日本的成功得力于战后美国占领军帮助完成的政治体制改革，让日本迅速脱亚入欧，很快进入现代社会。
　　值得深思。
　　如果法律与传统差距很小，最好是坚持传统立法，这样人们就在熟悉的人文环境中生活，至于对特殊人群比如公务员教师等公职，美国政府特地有《官员道德法》提高要求约束这些公职人员。
　　成为宪法限制并不是说法律不可超越传统，而是即便超越这些传统传统也得到尊重，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的话来说习俗不是不可改变，而是需要一系列的程序渐进完成，如果法律实施违宪则传统可做法律的底线，坚守住传统底线新法律的惩戒也不能过严。我国也签署了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经济文化权利公约，并成为全国人大的立法，但在我国法律中这种文化权利的价值并没有得到起码的尊重和体现，所以很多法律也是违宪的相互冲突的，没有达到平衡，需要违宪审查。
　　学政治在英美，从二十世纪人类极权主义导致的灾难来看，英国和美国人说政治绝对不能交由哲学家之手，政治学需要的是经验智慧审慎和坚毅，要符合现实的安排，而不是哲学家追求的永恒自然的正当。像美国非常著名的当代法哲学家德沃金和民主学者科恩都没有什么理论可以形成司法行为限制宪法的条件之一，而罗尔斯主义构造却成为美国司法行为中限制美国宪法的条件之一，说明罗尔斯确实顺应了西方六十年代以来民权运动的要求。这也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人权宣言之下出台和签署的经济文化权利的背景。
　　自由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从美国民主党一直能够重振美国经济和在二战中领导全球打败法西斯并建立联合国来看，自由主义是一种好东西。因为美国民主党就是自由主义政党。Kant的东西排除经验的那种所谓的绝对自由意志恰恰是非常不牢靠的。
笛卡尔的“我思”开始了一个新的思路：我思作为判断的出发点，可以是知识的（笛卡尔）经验的（洛克）和情感（卢梭）一种自由观，知识的在科技上有创新思维，经验的在国家管理上牢靠稳定，情感和知识一样是非常危险的，这就是德国知识性的，法国情感性的危险所在，虽然卢梭（自由即权利）和康德都强调人的权利和自主立法，认为没有经过自己同意的立法无疑于奴隶契约，卢梭认为人不可能接受这种奴隶契约，他说：“放弃自己的权利等于放弃自己作为一个人，等于交出自己的人权和责任。”因此人权是他进行契约的前提，联系到卢梭说良心是人神圣的本能，放弃人权就是放弃自己的良心，从而放弃生存，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宣言就是人权公民权利宣言，失去人权是革命的起因，康德认为这种奴隶主立法会随着统治者的统治消失而消失，但是康德的自由即义务完全排斥经验，搞纯而又纯的绝对自主立法，却被纳粹希特勒利用，希特勒煽起德意志人民是纯而又纯的欧罗巴人上帝之子，几乎是全体德国人同意将犹太人彻底消灭干净，继而又扫荡屠杀俄罗斯人，是人类空前的灾难。所以经验主义传统用伯克的话说是一个民族的宝库和银行是完全有道理的。也是当今基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统治当今主流世界，意味着承认各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多元化
西边的太阳
　　李泽厚：“总起来说，我同意那位书评者的看法，我追求的世界哲学是孔夫子加Kant，在根本理论上既不赞同社群主义也不赞同自由主义。”（回应桑德尔及其他/data/71265-3.html）。总起来说，我认为长沙人李泽厚老先生是个一直在哲学思考的人。
而也不怎么年轻的长沙人邓晓芒先生，给人的感觉总是一位停留在中学时代才华横溢的学生骄子。
　　承认并确立普世价值还需要各方面的诸多努力和配合，绝非说教就可以达到的。
　　在哲学上，如果人生而自由，并且还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是正确的，那么动物生而自然，自然有低级动物和高级动物，这也是正确的。可见精神的原则是自由，唯物的原则是自然。自由与自然谁是第一性的问题。就是人与动物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哲学的首要问题。不难看出邓晓芒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和不讲学理是一伙的。
　　晓芒教授的话一语惊醒我这样一个梦中人，希望以后能够多看到邓老师的话。中国需要邓老师这样的哲学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理念是错误的。
　　人性自由在这里还不存在第三次启蒙，只存在第三次恢复。并且还是倒逼的恢复，因此你邓晓芒完全没有理由以启蒙者自居，把前两次恢复的人性安在姓马的头上。你千万不要说自由它姓马，如果启蒙x=马，那么x就意味着死亡。
　　所以，西方人相信，人要是看到自由就不能存活。邓小平对自由也有较好的理解：不论姓资还是姓社，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同样是姓邓，自由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所以普京总统特地召集1300名记者新闻会，说俄罗斯将抛弃共产主义建设者的法典并回到俄罗斯最传统的价值上，他们自己都对自己有最深刻的变革并且俄罗斯法哲学抛弃自己原来的大陆法系，采用普通法系，建立陪审团制度，说白了就是政治上自由平等，法治系统有本民族的边界，如果政治制度沿袭封建传统，法制系统全部照搬国外，使整个民族从政治到社会生活都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那简直是反动透顶，而且残酷血腥。
　　为什么现在过分强调理性会招致专制主义，因为那些统治者说你看我们这些管理者统治者学历最高，当然理性都在我们这，所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那些人也很聪明，同时强调民族文化得到尊重，以防统治者鄙视自己的国民，当然理性是民主的前提不假，但没有民族性，国民也同样是不安全的。所以当列宁说主张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法律相分离的思想······是一种反动的思想，------《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1915年，因此伯林说的很透彻：在世界强悍的民族中，英国人遵循他们自己的传统，德国人为发展自己的传统而战斗，俄国人即切断自己民族的传统，也切断别的民族的传统，结果常常是流血，不幸的蔓延，以及在许多文化中受到高度评价的同时也互相冲突的那些东西的毁灭。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元论者，在马克思看来平等和自由不能冲突，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平等的自由，没有不平等的自由，自由只能从属于平等，而自由和平等恰恰是冲突的，用伯林的话说有些价值是永远处于抗衡之中的。
天香豆混混草
　　邓先生么没搞懂马克思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
　　其次，天理（我谓之自然逻辑）确实存在，但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言的那个“天理”；邓先生也没弄懂（人类的）理性是后天构筑起来的，以及理性与天理之间的关系。
天香豆混混草
　　马克思对人类思想有贡献，但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科学。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
　　在精神之外启蒙自由之光等同于盲人说梦，与光明无关。哲学论坛不允许谈政治的哲学也是你的自由和启蒙。
　　在精神之外启蒙自由之光等同于盲人说梦，与光明无关。哲学论坛不允许谈政治的哲学也是你的自由和启蒙。
　　邓先生有些观点，恐怕很多人都不敢苟同，现在如果拿理性说事，恐怕只会加强政府专断的权力，联合国人权宣言下的公民经济与文化权利公约就是对各民族传统的尊重，这个我国也通过人大立法，至于亲亲相隐，也是正确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以及我国的文革就是因为缺乏这一点才导致人类的一场灾难，就是父子夫妻互相揭发，家庭作为一种隐私保护的最后堡垒被蹂躏和毁灭。邓先生难道要重演文革的历史悲剧就是启蒙，
历史学家阿克顿认为在反对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的斗争中，欧洲最反动的组织神圣同盟为了专制主义的利益牺牲民族性，而穆勒在《代议制政府》里则认为民族性：“一般来说，”穆勒（密尔）先生说，“它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政府的界限大体上必须与它的民族界限相一致。”
人文思想的自由探索和独立所结出的成果，虽然不是立法机构里表决通过的法律，在美国却能限制国家的宪法，美国的宪法之所以稳定，其中之一的原因是修宪特别难，要修改宪法，除联邦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各院三分之二议员通过提出修宪法案外，还必须征得美国各州议会的四分之三议员的赞同和通过，或经各州四分之三之国民大会之批准，可见修宪之难，说明真正掌握时代脉搏的学人对社会进步有着深刻的影响。罗尔斯根据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的民权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哲学基础提出挑战，写出了《正义论》一书--------有点马克思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平等的自由思想，而罗尔斯主义结构是罗尔斯在其1993年《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具体的宗教，文化等方面去思考在不同文明中他的正义理论的有效性：人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大家信不同的宗教，但是各中人类文明都具有一些共同的部分，这些大家都会赞同的就是重叠共识，他认为这种共识的可能在于人的公共理性能力。罗尔斯进而得出结论：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模式行事，但是在政治方面，一个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促进公正的自由民主制度，都可以成为大家努力的目标，由于美国至今是移民大国，所以从一百多年前霍姆斯奠定的尊重传统和经验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夯实，这成为美国当今在司法活动中有一定影响的宪法限制之一,。罗尔斯这些主张体现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保障司法现实状况，属于典型的实用主义（基调是现实主义）哲学体系反映。
　　一旦人们把马克思当着重点推崇的时候，并不是启蒙，而是一种历史灾难的重现。因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多元主义社会是民主的核心内容，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的主张。
　　都不让说话了，还启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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