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节延华&&&长篇小说《绿颜色》（18——24章）
樊江川在木排上对叶楠的拥抱，捅破了他与叶楠之间的那层薄如蝉翼的窗纸，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的定位在了他期待了半年多的高度。第二天傍晚，依然没有从极端亢奋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的他，收到了叶楠的来信。
他想到过，叶楠昨天晚上回去一定会给他写信。他还想到，叶楠这封信一定会写得很长。甚至他还想到，叶楠会在信上对他昨天晚上的行为进行埋怨以至指责，最后一定会表示谅解。这些，只有一点他想对了，叶楠是在昨天晚上回去后写的信，但信不仅不长，甚至作为一封信都有些勉强，仅是个便条而已，并对昨天晚上在木排上发生的事情，只字未提。
“小樊：由于一个特殊的原因，我们需要暂时中断一段时间的联系。别问为什么，以后我会告诉你。”
这就是叶楠信上的全部内容。樊江川一下子头都大了。这种结果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得到的。但是信的落款又给他了极大的安慰：“我爱你。小楠。”
“我爱你”三个字，胜过了千言万语。这样，就排除了因昨晚自己在江边做错了什么，而让叶楠生气的可能。
可叶楠为什么会突然提出暂时中断联系呢？叶楠说是“特殊的原因”，当天晚上分的手，当天晚上写的信，中间根本没有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特殊原因”的时间呀？叶楠还说“别问为什么”。她越是不让问，他也就越是放心不下。不能当面去问叶楠，就只能自己问自己。可自己问自己，最终是问不出个什么结果的。千思不得其解的樊江川，情绪仿佛于瞬间从云彩眼里跌进了万丈深谷。
没有任何办法，只有被动而又焦急地等待。好在有叶楠写的“我爱你”三个字的有力支撑，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坚持到叶楠说的“以后”的出现。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等待的时间，要比他最初预想的长得多。
叶楠说的“特殊的原因”，就是周建国的存在。周建国在她的生活里并非是突然间出现的，只是她在与樊江川的交往中一直想回避，而直到樊江川最终把她拥抱在怀里说出“我爱你”时，她便明白，在这个问题是不能再这样消极地回避下去了。
二十三岁的叶楠，和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姑娘一样，渴望爱情，甚至渴望与异性的亲密接触。从读高中开始，到后来参军、上大学，叶楠就经常能感到周围不断有男性投来的火辣辣的目光，可她从来没有动过心，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年龄还小，在这个问题上还不那么敏感，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有周建国的存在。四年前，妈妈已经确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当时她并没有想得太多。妈妈一直把周建国看得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重，在她老人家眼里，只有自己的女儿才能配得上周建国，反过来说，也只有周建国才能配得上自己的这个大女儿。
沈琪并不知道，叶楠本人个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叶楠的眼里，特别是樊江川在生活中出现以后，她觉得自己的这位“建哥”，作为一位大哥哥是活生生的，若是把他放在爱人的位置，她觉得他就像是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或是一幅没有血脉的壁画，可敬可信赖，但无法亲近。而与樊江川半年时间的交往，情景却大不相同，让她经常处在激情荡漾之中，不能自制，难以自拔。
从一开始，樊江川就是主动的，主动地接近自己，主动地拉近两人的关系。但她呢，好像也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位置，她不由自主地次次主动去迎合，主动地创造两人在一起的条件，甚至是给他以鼓励。这样做的结果，是给自己的身心带来了一次次的愉悦，和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的体验。她常常在工作之余，反正一有空闲了，就能想到樊江川，一想到樊江川，便能想到他们在一起那些愉快的交谈和开心的时光，这在周建国身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樊江川写给她的每首诗，她都读过无数遍，而每读一次，她都激情澎湃。她也想过，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现木排上拥抱的情景，她甚至觉得这情景来得太晚了一点。可一当出现了这样的情景，她还是用极大的毅力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以便给自己留有处理周建国这一关系的时间。
叶楠还想过，是不是先把她和周建国的关系告诉樊江川。如果一直瞒着他，自己好像是一个脚踩两只船的角色。两人之间那层窗户纸没有捅破之前，她感到还没有必要。当出现了木排上的拥抱之后，她又觉得当务之急已不是把自己与周建国的关系告诉樊江川的问题了，而是首先要把她和樊江川的关系告诉妈妈和周建国。
当晚上回去以后，她最终下了决心，要正式给妈妈谈一次，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全部告诉她，所以才匆忙给樊江川写了那封短信。又怕樊江川不明就里而误会，再产生别的想法，最后她又很慎重的写下了“我爱你”三个字。
写下这三个字后，叶楠沉思了许久。她非常明白这三个字在自己心里以至整个生命中的份量。把这三个字送给樊江川，不仅是对他爱情呼唤的一声回应，也不仅是她对两个人关系的一次表白，更不是仅仅为了稳定樊江川因为一段时间见不到她，而可能产生波动的情绪。给樊江川写下这三个字，便标志着她单纯的少女时代已经结束，而作为女人，她的新的生命阶段从此展开。
沈琪还是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连着好几天叶楠都没有找到和妈妈单独相处的时间，接着她们科又接了几个病号，她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好好想一想，该给妈妈如何去说。
转眼都快过去一个月了。叶楠真的担心让樊江川等得太久，心里着急起来。这一天，她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定要和妈妈谈了。
晚饭时，叶楠问妈妈晚上没有时间，沈琪说晚饭后又要去开党委会。叶楠一听，没再把话说下去。沈琪看看她，问：“怎么？有什么事吗？”
叶楠停下手中的筷子，说：“有事也等你开完会回来再说吧。”
沈柳这时边往碗里夹菜边说：“姐，你什么时候把你那个牛皮大王给叫来，或者还带我去他们那里，我要看看他是怎样用菜刀打乒乓球的。”
叶楠斜了沈柳一眼，沈柳立即把话打住了。可这引起了沈琪的兴趣，问沈柳：“不好好学习，关心其什么牛皮大王来了？”
沈柳知道自己在妈妈面前说漏了嘴，只好低着头一个劲地往嘴里扒饭。沈琪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样子说：“吃慢点不行吗？就不怕噎着！现在高考都已经恢复了，往后上大学不会再有推荐之说，全要靠分数说话，来不得得半点虚的。”说到这里，她又盯着了叶楠，“楠楠，吃了饭，你哪也不要去，监督沈柳学习。”
沈柳立即把嘴巴噘了起来，显然是对妈妈说的“监督”两个字的抗议。
吃过饭，妈妈放下碗筷就走了，叶楠把餐桌和厨房收拾好，便郑重其事的向沈柳提出警告，说：“这次原谅你了，你以后再这样，我就再不带你去任何地方了。”
沈柳一向崇拜叶楠这个大姐，说：“我知道自己错了，不是马上改了吗？大姐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在妈妈面前，再给我的嘴巴加道岗，添把锁。”看叶楠脸色好像不再生她的气了，又说：“大姐，我发现你最近瘦了好多。”
叶楠听她这么说，问道：“是吗？我怎么没有发现？”
沈柳肯定地说：“真的，一点也不骗你。不信你好好照照镜子嘛。”
叶楠根本不当回事，说：“照什么镜子？我天天照镜子。姐就算是瘦了，这有什么不好吗？”
沈柳一副大人的口气说：“那要看怎么个瘦法，为什么会瘦了？如果是有了心病，那就不一定是好事了。”
叶楠听出她话中有话，斥责起她来：“一个黄毛丫头，懂得的还不少！我会有什么心病？”
沈柳根本没把姐姐的斥责当回事，这时反而转移了话题，说：“大姐，从那天你带我小樊哥哥他们部队以后，我发觉自己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觉得他这个人吧，虽然有时显得牛皮烘烘，但整体上来看，还是挺招人喜欢的。”
叶楠听他讲樊江川的好话，不禁也来了情绪，问：“是吗？你也会从整体上去看一个人了？”
沈柳接下去又说：“那当然。我现在发现他还很有才气。特别是，他写给你的诗，真不错。像那几句，‘有多少想你的时候，我并不敢太多的想你，怕我想你的情绪，嫩嫩的，嫩嫩的，就长出了花白的胡须’。多形象呵。还有，‘不敢想你的时候呵，我把你的美丽，一点一滴融进诗里。然后，把自己陶醉成弱智，傻傻地舞动起双臂’。我看到这，一个男孩子的傻样，马上在眼前活了起来。”
沈柳兴致勃勃地一直说着，没有太留意叶楠的脸色上的变化。叶楠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怒不可遏地吼道：“你！你！太过分了！竟敢偷看我的信！”
看大姐突然发起这么大的火，沈柳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慌忙解释说：“我哪是偷看你的信呀？！是你今天摊开放在桌子上，我无意中看到的。”
叶楠追问道：“那，你告诉我，妈妈会不会也看到了？”
沈柳想想，说：“我是放学回来在书房里桌子上看到的，那时妈妈还没有回来。还是我看了后给你装回信封里的。不久妈妈你就回来了。”说到这里，她抬头瞄了大姐一眼，说，“按理，你还应该感谢我哩。”
听她这么说，叶楠也没什么话好说了。沈柳也觉得很扫兴，悄无声息地回自己房间做功课去了。
本来心绪就不佳，被沈柳这么一闹，叶楠更是心烦意乱起来。她先洗了个澡，情绪稍稍平静了一些，一个人坐在书房等妈妈回来。可是，想来想去，她又犹豫了。要是把事情全部抖开，妈妈坚决反对怎么办？这是很有可能的。自己有那个胆量去和妈妈据理力争吗？如果妈妈一句话把她的路给封死，根本不给她任何申辩和解释的余地怎么办？这也是很有可能的。自己有那个胆量和她抗争到底吗？想到这里，叶楠觉得自己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好和妈妈摊牌的准备，更不具备不具备和妈妈摊牌的能力。
叶楠接着往下想：如果换个角度，先做周建国的工作，会怎么样呢？先走这一步，显然比先做妈妈的工作，容易得多。她了解周建国。周建国从参加红卫兵运动开始，就把政治生命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到了部队这所大学校、这座大熔炉里，更是如鱼得水，早已经把自己修炼得炉火纯青，几乎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这恰恰正是妈妈看好他的最重要的原因。想想看，他只比樊江川早入伍两年，年龄也只大了三岁，周建国已经在副团职的位置上干了快一年了，而樊江川还仅是个排长。据叶楠了解，像樊江川这样的职历这样的职务，在部队是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像周建国这样并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入伍还没满九年，职务就升了到副团，是非常少见的，或许在全军也属凤毛麟角。除了不断地追求进步，其他任何东西，在周建国那里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和她的婚姻。
几年前，叶楠或许并不很明白，但现在她已经很清楚了，当初周建国对妈妈指定他们两人的婚事之所以没有任何异议，主要原因不在叶楠，而是因为这是妈妈的意思。在婚姻这个问题上，只要是妈妈的意思，他就一定要同意，至于对方是不是叶楠，对周建成国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妈妈绝不会像她这么认为的。妈妈不止一次的给她灌输这样的道理：“不是我偏爱自己的孩子，像咱们家建国，我看了，也没有几个女孩子能配得上他的。话反过来说，像楠楠你，我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除了建国，我同样没有发现，有哪个男孩子能给我当这个女婿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妈妈从来没有问过叶楠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正像人们常说的，“鞋合不合穿，只有脚才知道”。当了周建国四年的未婚妻，正处在鲜花般年华的叶楠，爱情的世界里，却仍然是茫茫然一片空白。这一点，除了她自己，别人不可能了解，甚至不可能相信，更不可能理解。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樊江川出现了。
樊江川的出现仅是个偶然。正是这个看似偶然的因素，几乎是乘虚而入地闯进了叶楠的情感空间，用军事术语来说，樊江川这真可称之为“兵不血刃，势如破竹”。当然，这与樊江川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密不可分。如果把叶楠比作一堆干柴，樊江川比作火把，两人一旦发生碰撞，其结果便毫无疑问地便会出现烈焰腾空的奇观。而叶楠一当被樊江川引领着从爱情的荒漠中走出来时，一个从少女时代就对爱情产生的幻想，全部变成了现实，连那些随时都会涌现出的焦灼的渴望和痛苦的思念，也都统统化作了一种美妙的回忆和幸福的体验。
不必讳言，叶楠也会常常把樊江川和周建国放在一起比较。但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与妈妈相反。用妈妈的话讲，“建国这个孩子，不光有抱负，胸有大志，而且还有良心，知道知恩图报”。然而周建国在妈妈眼中的这些长处、优点，例如他的胸怀大志，例如他的知恩图报，在叶楠心目中，却全没有了分量，要不就是离爱情太远，风马牛不相及，要不就是与爱情背道而驰，非此即彼，水火难容。
叶楠想，只要她先提出解除婚约，而解除婚约对周建国的政治生命不产生任何消极的影响，周建国十有八九会同意。现在难就难在，所谓的婚约，就是妈妈四年前的一句话。现在要解除所谓的婚约，就是要妈妈收回她四年前的那句话。这又谈何容易呀。就算周建国同意解除，他最终还是会听妈妈的。妈妈要是不发话，他也不敢说解除就解除了。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
叶楠非常清楚，到目前为止，在三姐妹中，也许因为是老大，妈妈最看重最放心的就是自己。从小到大，叶楠没有让妈妈为她多操一点心。特别是参军以后，叶楠没有给妈妈惹过一桩事，她的入党、提干，上大学，从来没有让妈妈费过神，好像该得到的全都水到渠成，一切顺理成章的全有了。这些都给沈琪以极大的安慰。但是作为母亲，同时也作为女人，沈琪知道一个长大了的、长相十分出众、方方面面又都非常优越的女孩子，下一步面临的就是如何平安地渡过青春期，如何迈好恋爱婚姻这一步，这关系到往后一生的命运和幸福。这一步走不好，出了什么岔子，前功尽弃，过去的一切都付诸东流。所以，四年前，她在叶楠刚刚十九岁，在周建国和叶楠都还没有恋爱对象的时候，便把他们的关系给确定了下来，让他们谁也不要再有另外的想法了。沈琪一直认为，她的这决定来得非常英明。四年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关系一直是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而且叶楠大学毕业又如她所愿，顺利地分回了905医院，每天在她眼皮子底下生活、工作，从此，在叶楠身上，再没有让她这个当妈妈的不放心的东西了。往后就是希望叶楠和周建国都在各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再不断地进步，并找个适当的时机，帮他们把婚事给办了。
妈妈的这些心思，叶楠再清楚不过了，也正是她太清楚妈妈的这些心思，现在她更觉得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放弃樊江川？樊江川是她真正的初恋，是她的真爱，放弃他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爱情，而且从此一辈子，都将会在没有爱情的日子里生活，那是无法想象的。放弃周建国？就等于伤害了妈妈，这也是她所不愿看到的。
极端无奈之下的叶楠，不禁恨起了自己，也恨起了樊江川。恨自己为什么这么笨，那个化解神经病人跳楼危机和处理覃国喜杀人矛盾的叶楠哪里去了？怎么一到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却变得这么束手无策？她恨樊江川的是，你为什么出现得这么晚？如果你早四年来到我的身边，现在不是什么事也没有了？
想到樊江川，叶楠又不禁心中“咯噔”一下子。已经一个月了，自己再没有给樊江川一点消息，不知该把他急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应该把这一切都先告诉樊江川。她相信樊江川的智慧，一定能够帮助自己走出困境。可是，仔细想想，把矛盾推给樊江川，同样没有用。樊江川再聪明，也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他主动退出。就是他提出来，她也不会同意，而且等于是节外生枝。二是，两人一起和妈妈摊牌。这又等于让樊江川没有结婚就先得罪了岳母娘，往后和妈妈的关系更是无法修补。还包括周建国。将来不做夫妻，兄妹还是要做的。她不愿在两个男人的心中，为并不存在的情敌的关系，而蒙上永远消不去阴影，结下永远都解不开的疙瘩。
该想到的招，叶楠全都想到了，没有一个可行的。思前想后，只有一个结论：妈妈就是横在她面前的一条没有桥的河，一堵没有尽头的墙，一道高密度火力配置的堑壕，躲是躲不开的，绕也是绕不过去的。别无选择，只有横下一条心，直接告诉她，自己爱樊江川。而且这句话就在今晚对妈妈说出来。长痛不如短痛，晚痛不如早痛。
决心已下，叶楠反而觉得浑身轻松了下来。趁妈妈还没有回来，她把樊江川写给她的几首诗，都拿出来又看了一遍。而后想，不管今晚和妈妈谈的效果如何，不管和妈妈发生多大的冲突，明天一定给樊江川消息。不管是什么样的消息。
沈琪今天回来的不算太晚，她是踩着医院广播里的熄灯号进的家门。叶楠看到妈妈今天晚好像情绪不是很好，没有急于开口说事。沈琪一声没吭，洗漱完后来到书房。母女俩坐在一起时，没等叶楠说话，妈妈黑着脸先向她问起了周建国的情况：“建国多少天没有来信了？”
平时，周建国一周来一封信，误差在两天以内，长期如此。又因信的内容，每一封都没什么大的变化，叶楠也就不当回事了。可今天经妈妈一问，她想了一下，好像是最近这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叶楠这才觉出有些反常，加上看到妈妈严肃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只好如实地说：“有十多天了吧。”
叶楠说罢，盯住妈妈的眼睛，希望能从中找出答案来。沈琪没有看叶楠，半天没有说话。后来叶楠大着胆子问道：“妈，出了什么事吗？”
沈琪叹了口气，说：“唉！建国那里不光是出事了，而是出大事了！”接着便给叶楠把情况简单地叙述了一遍，差一点没把叶楠给吓晕过去。
沈琪最后告诉叶楠说：“别愣着了，今天晚上早点休息，准备明天就动身去建国他们部队，我已经叫人去给你订了火车票，明天下午的。假，我也给你请好了，明天上午你到科里给主任打个招呼，看工作上还有什么交待的，走前都交待好。记住，你这次去是建国未婚妻的身份，院里给你出个证明，你明天走之前我交给你。”说到这里，沈琪站了起来，“说得好听一点，叫隔离审查，实际上建国已经被他们抓起来关了十天了。建国是我一手托着长大的，他是个什么人，我比谁都清楚，这件事绝不是他干的！你到了后一定找他们首长，表明我们的观点。”
妈妈说罢，转身回自己房里休息去了，剩叶楠一个人呆在书房里，久久没有动弹。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叶楠措手不及，原准备和妈妈谈关于解除婚约事，现在是想都不敢想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晚九点多了，沈琪刚开完会，正要离开办公室时电话铃响了。总机开始告诉她有长途，并报了部队代号，是周建国部队的。起初她以为是周建国打来的，可又细想，建国以前从来没有用军线打过长途电话，今天又是这么晚了，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电话接通以后，才知道不是周建国。对方先自报了家门，他是建国在军宣传处当干事时的老处长。老处长先是热情地和她寒暄了一阵子，说从周建国那里不仅早就听说过她，而且她对周建国的养育之恩，他也非常熟悉并十分敬佩等等，然后才把要说的事情说出来：周建国年初下到军部直属通信团代职副政委。十天前，该团一名女干部在宿舍被强奸未遂而遭杀害。这位女干部今年准备报考地方大学，经常请周建国辅导功课，两人接触比较频繁，出事后，保卫部门便把周建国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对其采取了隔离审查措施。
老处长电话里对沈琪说，周建国现在虽然不在自己手下工作了，但毕竟是老部下，出事了，心里很难过，就找机会去看了周建国。两人见面中，周建国托他打的这个电话，目的有二，一是叫沈妈妈相信，这事绝不是他周建国所为；二是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相信组织上一定会还给他一个清白。最后，老处长向沈琪建议，尽快亲自到他们部队来一趟，万一她工作走不开，叫家里来个人也行。不需要做太多的工作，有家属来了，无形中就会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一种压力，促使他们加大办案的力度，早日查个水落石出，也好把周建国从中解脱出来。
老处长在电话里还再三地说，周建国在他手下工作了三年，两次被评为军机关优秀干部，一次荣立三等功，人才难得，现在有了高等学府深造的文凭，又是他们军最年轻的团职干部，决不能因为这种不可预知的突发事件和完全没有证据的莫须有罪名，而毁了一个优秀年轻干部的政治前途，等等。
这个电话，对沈琪来说如五雷轰顶，假如搁在别人身上，很可能会惊惶失措，甚至会被击倒。沈琪到底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三十年的军旅生涯，早就练就出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的性格。放下电话，她当即做出让叶楠赶往周建国所在部队的决定，并立即通知公务班订一张明天北上的火车票；给分管二外科的副院长打电话，替叶楠请了十天的假；给政治处主任打电话，叫他开一张叶楠以未婚妻的身份去探亲的证明，明天上午一上班就交给她。全都处理妥了，她才回家把事情告诉叶楠。
沈琪心中还有一个想法，暂时没有在叶楠面前明说。她想好了，这件事的最终结果，真的如自己把握的那样，周建国是被冤枉的，年内就让他们正式结婚。国家一直没有新的婚姻法颁布，老百姓对结婚年龄的说法还是“男二十女十八”，但部队早就提倡晚婚晚育，规定年轻干部的结婚年龄为二十五岁，但照顾到部队男方一般情况下年龄偏大，又补充一条，男女双方加起来五十岁。按这个规定周建国和叶楠早两年前就符合结婚条件了。
这件事正好提醒了沈琪。周建国已经二十九岁，叶楠也满了二十三岁，沈琪是医生，又是过来人，她知道，到了这个年龄段，从生理上讲，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是最需要异性的时候。压抑的太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没有好处。更何况他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异性的诱惑随处都有，即使周建国这次是被冤枉的，但谁能保证他以后不在这类问题上栽跟头？即便周建国不犯这样的错误，那谁又保证叶楠永远不犯这样的错误？
女儿虽然就在身边生活、工作，但当妈妈的也不可能时时刻刻地跟着她呀？中国有句俗话，叫姑娘大了不可留。还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假如他们早把婚事办了，在人们的眼中，周建国不再是一个钻石王老王，而且家中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说不定，人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不会怀疑到周建国头上。多深刻的教训啊。虽然来的晚了一点，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也算是周建国没白被冤枉一场，也算大家没有白为他担惊受怕一回。
让周建国和叶楠年内正式结婚的打算，沈琪暂时先没有在叶楠面前提起，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觉得这件事情过去后再提也不晚。再说，她当了这么多年的院长，她明白想问题不能不留有余地。退一万步讲，如果这次周建国在这件事情中说不清楚，或者确是其所为呢？一个人生理上的需要和思想品质，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可以划等号的。一个快三十岁的大男人，既不是六根清净的和尚，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生理上的需要使他产生了一时的冲动，甚至失去理智，采取过激的行为，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没有这种可能啊！
想到这一点，沈琪不禁感到一种恐惧传遍全身。但很多事情不能因为害怕就可以不去想，事情总是要想到最坏的一种可能，朝最好的一种方向去努力。假如出现了这种“万一”，那就不仅永远也不需要再考虑他们结婚的问题了，而且周建国的小命都不可能保得住。想到这里，沈琪的心都像被电击了似地不住地发抖。
正因为还有这样的考虑，在送叶楠走时，沈琪一遍又一遍地交待她，到了建国他们部队以后，不管是什么情况，都一定要立即打电话回来。如果白天打不通，就晚上打，再晚她都等着。只要接通医院总机，就能找到她，不管她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
其实，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叶楠承受的打击绝不会小于妈妈。如果真的像妈妈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周建国绝对是被冤枉的，最终什么事也没有，但经过了这场风波，受到了一次这么大的伤害，她还能向他提出解除婚约吗？相反，妈妈却可能提出，让他们马上结婚，她还想再像以往那样采取拖一拖的办法，也肯定是不灵了。这就等于宣判了她和樊江川爱情的死刑。自己今后一辈子都过一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也就认命了，可怎么对得起樊江川？她又不是不知道樊江川是多么地爱她，难道由于自己的原因，让自己也深爱着的人一辈子生活在失恋的痛苦和阴影之中？如果周建国真的在这件事情洗不清呢？她和妈妈虽然没有交流，想法一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真是周建国一时犯了糊涂，做下了强奸不成而杀人灭口的事情，其结果将更是不堪设想。周建国的下场肯定是处以极刑，这样的结局，叫她如何能承受得了？她尽管和周建国之间没有爱情，并不等于没有亲情。虽然不是一母同胞，可二十多年培养起来的兄妹之情，怎么能割舍得了？
常言说，长兄如父。从她一出生，就得到了周建国亲哥哥般的保护与关爱，可以说是点点滴滴都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特别是爸爸去世以后，周建国更成为了这个家庭里的唯一男人，他的存在不论是对妈妈还是对她们三姐妹，都起到了精神上的顶梁柱的作用。就在给爸爸办丧事的那几天，全家人悲痛欲绝，妈妈更是卧床不起，什么事也管不了，两个妹妹都还小，只知道哭着要爸爸。叶楠虽然是个大人了，但除了整天以泪洗面，一个女孩子家也顶不了太多作用，里里外外全靠周建国操持。医院治丧办公室里，凡需要家属出面的事，一切都由周建国代表。在举行遗体告别的时候，妈妈几次当场晕倒。来吊唁的人很多，妈妈要和所有的人握手，表示感谢。当时，周建国一只胳膊使劲架着妈妈，另一只手托着妈妈的手腕，才能让妈妈免强完成和人们握手的动作。医院里的人，了解的，知道他是爸爸妈妈的养子，叫周建国，不了解的，还以为他是爸爸妈妈的长子，甚至有人喊他时都叫他叶建国。现在突然出了这样的事，要是万一他就这么匆匆的而且是很不光彩地走了，在全家人的心中，和天塌了有什么不同？！
叶楠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上路的，也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转了两次火车三次汽车，经过了三天三夜的长途颠簸，赶到了周建国所在的大西北的一所军营。至于路上所受的苦，与心灵上所受的折磨相比，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
叶楠到部队的时间是下午。因为她穿着军装，又没有带太多的行李，便毫无阻挡地直接找到了军政治部。政治部值班室的人看了她的介绍信，打电话到楼上，一位姓李的副主任立即下楼接待了她，并告诉她，周建国刚刚解除隔离审查，接着便马上叫人去喊周建国跑步到值班室来。
叶楠一听周建国已经被解除隔离，心中那一块千斤重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很快周建国就来了。当她一眼看到他时，没等周建国反应过来，她叫了声“建哥”，便扑到周建国的怀里翻江倒海般地放声大哭起来，仿佛要把几天来憋在心里所有的担惊受怕，所有受到的折磨和委屈，全要通过眼泪倾倒出来，令在场的所有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一直等她哭够了，哭累了，周建国才把她扶到沙发上坐下。
自从四年前爸爸去世的时候，周建国探了一次家，中间只短暂的回去过一次，距今也已两年多了。两年多不见，加上可能是十多天的隔离审查，她发觉他比她想象的要瘦了许多，并显出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苍老，不禁眼泪又流了出来，边流泪边问：“建哥，你怎么了？到底怎么了？把全家人都快给吓死了！”
周建国刚被解除隔离审查，根本没有想到叶楠会来，一见面又被她这么一哭，变成了一个木头人似的，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才好了，甚至连句安慰她的话都不会说了。一旁的李副主任，这时对身边的值班员说：“你打个电话，告诉招待所张所长，在小招待所开一间最好的房间。”然后又对周建国说：“小周哇，小叶同志刚到，路上一定很辛苦，你先领她到招待所休息，话嘛，以后慢慢再说。晚饭我到招待所来给小叶同志接风。”
晚上这顿饭，规格很高。叶楠原以为就是政治部副主任来，没想到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全都到了。其实这也不是特意安排的，本来叶楠就是突然来的，首长们并不知道，一般来说，家属来队探亲这样的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向军首长报告。但因为首长们的家属子女都在一百多公里以外的省城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军部没有安什么家，平时都在招待所就餐，这样，到开饭时间了，很容易就碰在一起了。
军长向李副主任问明情况后，说：“既然是周建国的小对像来了，又是当兵的，那就合一块吃呗，还开两桌干吗？你说呢老吴？”
吴政委马上表示同意，说：“好哇。我说刚才怎么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女孩子，不像是咱们军的人，原来是周建国的对像。”说到这里，他对着一旁站着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说，“你们政治部在周建国这件事情上的失误，太不应该了。好在是现在破了案，抓到了真正的凶手，要不然，你们会真把一个好干部给白白毁了。好了，教训以后总结，今天这顿饭，我和军长算是替你们做家属的善后工作了，说难听点，是给你们擦屁股。”吴政委说到里，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现在咱们这个保卫处呀，叫我看也就相当于农村生产队治保主任的水平，太小儿科了。就凭周建国在家有这么年轻漂亮的对象，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事怎么说也不应该首先就怀疑到他的头上。再退一步讲，怀疑就怀疑呗，又匆匆忙忙的没有经过军党委的集体研究就把人给关起来了，一关就是十天。现在人家对像打上门了，咱总不能不给人家一个说得过去的交待吧？”
听着政委的话，主任、副主任不住的点头。等政委把话说完，李副主任和秘书处长赶紧重新安排，把已经坐下的叶楠和周建国，又叫到了首长用餐的小餐厅。首长进来时，李副主任先向首长们介绍了叶楠，然后向叶楠依次介绍军长、政委、主任。军长握住叶楠的手久久不松，笑着给大家说：“这南方的水土就是养人，在咱们军，你就是挖地三尺，恐怕也找不出一个像人家小叶同志这么水灵的女孩子。”说罢，硬要拉叶楠坐在他的旁边，吴政委跟着坐在了叶楠的另一边。其他人按职务大小分两边坐下。这些人都是老机关了，不用人叫，谁都知道自己该坐在哪张凳子上。
坐下后，吴政委问叶楠：“小叶同志，听说你爸爸妈妈都是哈尔滨人？”叶楠点了点头，吴政委接着说：“那你可就是我正宗的小同乡了。今天晚上我可要多敬你几杯老乡酒。”
听政委提到妈妈，叶楠突然想起一件事，马上对坐在餐桌对面的周建国说：“糟糕，出发时妈妈交待我，到了后先给她打个电话，叫我给忘了。”
一直还没有和叶
说上话的军长，立即说：“打电话？小事。你要打哪里？打给谁？”
叶楠回答说：“打到905医院，找我妈妈，哦，找沈院长。”
军长指着门口的一部电话机，随即告诉李副主任：“老李，你就用这部电话，告诉一号台，说我找G战区905医院沈院长。接通后再回过来。”李副主任马上离座，去拿起了电话。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在你的下级面前，职务再低你也是他的领导，想怎么使唤他就怎么使唤他。你一点也不用给他客气，客气多了，适得其反，他会慢慢地就不把你当领导了。而遇到了你的真正的领导，你职务再高也还是他的一个群众，那别人想怎么使唤你就怎么使唤你。这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老是想不通，工作还能干得好？！军政治部副主任也是正师职干部了，但在军长、政委面前，用南方人的话讲，充其量也就是个马仔的角色。不要以为在这种角色的转换过程中，精神上会很痛苦，心理上会很受压抑，其实不然。对很多人来说，这中间充满了诱惑和乐趣。能让你在比你大的领导面前去低三下四，那就是给了你人生中的机会；能在下级面前吆五喝六，那是让你去体会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最大满足的那种滋味。除非你不想升也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干了。想升，想干，就要学会这种不断地转换角色的本领，而职务越高的人，这种本领也就要求越高，到了团或者师，基本上都应该能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
李副主任放下电话走回到自己原来的座位，可屁股还没有在凳子上放稳当，那边电话就响了，马上又用小跑的速度过去拿起电话：“喂，你是沈院长吗？我是——”
没等他说下去，军长听得不耐烦了，说：“老李，别罗嗦了！叫小叶同志接！”叶楠急忙走过去，从李副主任手中接过话筒，没说两句，便又哽咽起来。餐厅里的气氛也随之急转直下，刚才那种热烈、祥和一扫而光。
等叶楠打完电话回到座位上，军长站起来，拿起了酒杯，说：“老吴哇，我看你们的老乡酒等会再喝，咱们第一杯还是喝一个给小叶同志的接风酒吧。”
大家都站了起来。军长一只手举着自己的杯子，一只手拿起叶楠面前的杯子，递到她的手中。叶楠接过来，却说：“对不起，军长，我不会喝酒。”
军长慈祥地对她笑了笑，说：“小叶呀，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叫我军长了，叫声老叔叔吧。你不会喝没关系，你就拿杯子给老叔叔碰一下，就算老叔我的心意尽到了。”说着把两个杯子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听了军长这句话，叶楠心里热呼呼的，其他人也都把杯子伸到叶楠的面前，和她碰了杯，桌上的气氛又开始活跃起来。
重新坐下以后，军长对着酒杯发起了感慨，说：“小叶呀，老叔今天给你交个底吧。这酒可是个好东西呀。我当了四十年的兵，别的爱好没有，就是爱酒。军人嘛，和酒特别有缘。不是有一句古诗很有名吗？‘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就是军人的胸怀和豪气！不过，平时我一个人可是从来不喝酒的。今天你这一来，我的酒兴浓了。同志们，为给小叶同志接风，大家一起来把这第二杯酒干了！”这次他不仅给叶楠碰了杯，在桌上挨个都碰了一下。
碰到秘书处马处长跟前时，只听马处长说：“首长，您喝完，我就随意了。”
军长把眼一瞪，唬起脸说：“你这个小马同志，胆子也真不小啊，本军长敬酒你也敢不喝？！”
马处长笑脸相迎，说：“首长，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是您敬酒我不喝，而是这酒太贵。一瓶是八块钱，我这个正团职干部，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十瓶，平均下来，一天也就是三两酒的钱，我哪里敢喝呀。还是省下来让您老人家多喝一口吧。”
军长不太相信似的，用目光扫了一下大家，问：“真的吗？茅台酒有这么贵？”在座的纷纷点头，但军长仍是不依不饶，说：“你小子别给我找借口！今天是欢迎我这位大侄女从山清水秀的南方，来到咱们这黄沙漫漫的西北军营，能喝的都给我放开喝，除了我这位大侄女，谁也不许搞特殊，更不能打埋伏。”这时他又专对着周建国说，“周建国，你是咱们军的大才子，今天又让我见到了小叶同志，郎才女貌，郎才女貌呀！你也给老子喝了！”
军长这么一鼓动，酒桌上的气温越升越高了。接下去吴政委又和叶楠连喝了两杯老乡酒，当然，叶楠只是“表示表示”。政委放下酒杯，说：“军长刚才说的对，这酒确实是与军人有缘。古代打仗，没有咱们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说，出征时，喝酒！用大碗喝。凯旋时，还是喝酒！捧着坛子喝。小叶同志呀，这样吧，今天大家是欢迎你，按理你也该回敬大家一杯。你既然不会喝酒，那我就代表你来敬大家吧，谁叫我们是老乡呢。”
政委说罢站起来，也和大家都一一碰了杯，坐下以后，他接着说：“小叶呀，你是第一次到西北吧？我提醒你，可别轻视了我们驻守的这个地方哟。论风光没有你们南方美丽，可是，论文化的积淀，那可要你刮目相看了。唐诗中有名的边塞诗，大部分都出自我们脚下这片大漠。刚才军长背了一句诗，我也记得有一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里说的无定河，就在我们军部东北方向，不到五十公里的地方。不知为什么，那么多写军人生活的古诗，我特别喜爱这一句。现在通信、交通都发达了，当然不会再有诗里说的那种情况，丈夫在边关战死多年，早已变成了一堆白骨，家中妻子却一无所知，还每天夜里都出现在她的梦中。但诗中表现的古代军人家庭、爱情的这种悲剧，仍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惊心动魄啊。可以这么说，古今中外，能给军人做妻子的，都是了不起的。小叶同志，你既是军人，又是军人的未婚妻，不是更应该得到人们的尊敬吗？！”
政委说到在里，望着政治部主任，提醒说：“哎，老赵，还有老李，你们也都别闲着哇，敬酒敬酒！”又是新的一轮的“叮叮当当”的碰杯声。
说起酒和军人的缘分，让叶楠想起了那次为覃国喜的事去他们团，把医院程政委喝得当场倒下。不论是南方的部队还是北方的部队，也不论是团一级的领导还是眼前这身边的军一级的首长，对酒的感觉竟然那么地如出一辙。今天所不同的是，军长和政委谈起酒和诗来，竟然有那么多的话可讲，而且一个个好像都那么的博学，这太让叶楠太感到意外了。她不禁对军长和政委，肃然起敬起来。特别是政委背的那句诗，她以前也是读过的，但从没有用心去认真理解过，今天经政委一分析，她真的感到一种震撼。但她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和军长、政委去谈什么诗，甚至她没有任何的心情去主动和别人说过一句话。虽然大家把她推到酒桌上的核心位置，她只能礼貌地表示接受，尽量做到不丢面子不失礼，可她不会因此而飘飘然，更不会忽略或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
别人可以把她的态度理解为一个女孩子的矜持或羞怯，也可猜想她还在为周建国的事情而伤心。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别人怎么想她，她无需去做任何的理会。她也注意到以她的未婚夫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建哥”，在酒桌上的表现一直比较低调。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他可能平时在首长面前就表现得比较谨慎，今天酒桌上又最年轻，职务也最低；也可能是他刚刚被解除隔离审查，尚未能从一场噩梦中完全苏醒过来。他也多次主动站起身，并离开座位分别到几位首长身边敬酒。敬酒时说着一句同样的话：“谢谢首长。”叶楠不明白他这句“谢谢”的意思。是谢谢首长喝了你敬的酒还是谢谢首长这么热情的招待你的未婚妻？是谢谢首长多年对你的教育、栽培还是谢谢首长这次终于还你了一个清白？
看着周建国，叶楠她脑海里几次出现樊江川的影子，都是一闪而过。她所处的位置不容许她太多的分心和走神，军长和政委随时都会向她敬酒给她夹菜和她说话。还有一点让叶楠没想到的是，一个多小时的吃饭喝酒过程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起关于最近发生在周建国身上的这件事。好像她千里迢迢地跑过来，就是像所有的部队家属一样，来队看一看，探探亲。当然，她也能感觉到，在酒桌上首长们把她当成贵宾来待，心是真诚的。他们说的话，目的都是为了想叫她高兴。为此，她确实很受感动。
首长们临分手时，还一边叫叶楠多住几天，好好到附近玩一玩，还一边再三交待李副主任，叶楠在的这些天，一定要保证吃好、住好，出去参观时，车辆也要保障好，等等。
由于连续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当晚叶楠早早地就睡下了，直到第二天清晨，广播里的起床号声才把她从睡梦中唤醒，醒来后她顿觉精神好多了。
叶楠洗漱过后，一个人在军部大院里随意地走了走。部队在出早操，“一二三——四”的口令声此起彼伏。她发现，这里和南方的军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营房是一样的建筑风格，营区处处是一样的红花绿草，一样的大树成荫。立秋已过，树叶已经开始由绿转黄，偶尔有一片、两片，被风吹落下来，慢慢地飘过她的眼前，最后停在了她的脚边。
她不经意地用目光打量了一下，同时又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了丝丝的凉意。触景生情，她突然想起了远在千万里之外的樊江川，想起几个月前他们刚认识时，她从他借给她的那本《复活》中曾看到过的一句诗。诗是用毛笔书写在一张小纸片上，夹在书中间的，就只有一句：“我从路边捡起一片落叶，送给过路的姑娘。姑娘啊，看看吧，这就是青春的下场。”她知道，书是樊江川从《寒阳日报》借来的，上面还盖有报社图书室的蓝印，但这句诗是别人留下来的，还是樊江川夹里面的，包括这句诗的出处，她都不得而知。反正肯定和自己没有关系。她并没有问过樊江川，还书给他时，那张纸条仍原封不动地夹在书里。不过，书虽然还了，那句诗，却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不知是否天意，这个时候，却让她想了这句本不属于自己，但此刻却让自己无端地生出几多伤感的诗来，她仿佛还看到了樊江川眼中常透露出的纯真却又带有几分狡黠的目光和脸上常浮现的诙谐却并不含有恶意的坏笑。
早饭时，周建国来了，告诉叶楠小招待所为他们准备好了早餐。叶楠问他：“别的机关干部家里来了人，都在小招待所就餐吗？”
周建国想都不用想，回答说：“那怎么可能呢！都是在机关干部饭堂吃饭。”
叶楠马上不容商量地说：“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也去你们饭堂吃吧。”
周建国想了想，点了点头，然后和招待所的人打了声招呼，便把叶楠带到了机关饭堂。正是开饭时间，饭堂里人很多，叶楠的出现，让不少人眼前一亮。与周建国熟悉的，都上前打了个招呼，不熟悉的人在交头接耳的相互打听。叶楠对此似乎是司空见惯，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跟在周建国后面，打稀饭，端馒头，找座位，一切都轻车熟路。
用过早餐他们回到招待所，周建国告诉她说，首长已经把车派好了，问她最想去哪里玩。叶楠坐那里半天没有吭声，不说去也不说不去。周建国见她没有要出去的打算，只好说：“你要是觉得累，下午再出去玩也行，我去让司机把车开回去。”
叶楠仍然没有吭声。等周建国再回来时，叶楠终于开口说：“建哥，你应该明白，我这次来的目的，不是观光旅游。”她的声音不高，口气也很柔和，但能听得出她对这样的安排，并不满意。
周建国若无其事地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现在不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嘛。”
不知是真的不明白，还是明白了也不说，叶楠又问：“发生了什么变化？”
周建国有点愕然，说：“你昨天一来不是都看到了吗？第一，我是自由的，隔离审查解除了。第二，军长、政委都请我们吃了饭了，说明什么事都没有了。”
叶楠好像并不觉得周建国的两条理由有多么大的说服力，说：“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军长、政委请吃了顿饭就能说明什么事都没有了？”
周建国立刻表现出一脸的虔诚，说：“哎哟，楠楠，你可千万别把昨天晚上那顿饭不当回事。军长、政委是什么级别？别说我这个小萝卜头了，就连我们李副主任也包括在内，要和军长、政委在一起吃顿饭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昨天是两位首长同时出席。”
看到周建国完全一副受崇若惊的样子，叶楠更不高兴了。不过她没有把不高兴表现在脸上，说：“但是，吃饭时没有人告诉我，你这次到底是出了什么事。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别人不讲，你也不讲，我好像还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周建国似乎明白了叶楠的意思，马上说：“对不起，楠楠，这是我的不对。一是想到你路途上辛苦了，先不给你说这些，让你好好休息休息；二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解脱了，这件事给不给你讲，什么时候给你讲，都不重要了。既然你这么说了，我现在就把事情经过向你介绍一下吧。”
接着，周建国简单地陈述了他所知道的事情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十五天前，也就是9月16日。上午，军直通信团，排以上干部集中在该团小礼堂听报告。报告即将结束时，突然军保卫处来人上台宣布，在通信团代职副政委的周建国，与前一天夜间十一点钟，在该团发生的一起女干部被杀事件有关。当时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周建国，像当头被人打了一棒，完全懵了。连头一天晚上是哪一位干部被害这件事情本身，他都还不知道。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他便被人当即给戴上了手铐，然后又被带到了军看守所。
到了看守所，从审讯他的人的口中，他才弄清楚，被害的是本团有线通信连长话分队的分队长，名字叫褚秀莲。不是他干的，不管别人怎么审，他也不会承认，这是肯定的。但是别人问他案发当天晚上，他在什么位置。他回答说他一直在宿舍看书。别人又问他证明人，他回答不上来了。因为他是来通信团代职的，时间也不长，加上他从来不爱交际，熟悉的人不多，一到晚上下了班，他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宿舍，看书或写材料，找不到什么人为自己作证明。
办案人员接着又问了他诸如认不认识被害人，怎么认识的，有过什么交往和接触。他一一回答说，认识被害人。是在半年前，他刚到通信团的时候。一天上午上班的时间，被害人到他办公室找他。之前他们不认识。被害人当时道貌岸然先自我介绍了单位和姓名，然后告诉他，她准备今年底转业，明年参加地方的高考，但是自己基础不是很好。听说他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入伍后又读过四年大学，希望他在百忙中给她辅导辅导政治、语文等方面的功课。他被对方求知的精神所感动，当即便答应了她的要求。由于双方都有工作，两人便约定每周六的晚上，被害人把一周学习中遇到的难题集中在一起，他帮助给予辅导。辅导的地点，大部分在他的办公室，偶尔也去过被害人所在的连队，但他从没有到过被害人的宿舍，他也没有叫被害人到过自己的宿舍。而且，他根本就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知道被害人的宿舍在什么位置。往下，办案人还问他，在给被害人辅导功课的过程中，两人有没有涉及到男女之间感情方面的话题，有没有过肢体方面的接触。他回答：绝对没有。
类似这样的谈话，开始几天，反复了好几次。后来也就没有人再来问过他了。直到叶楠到的前一天下午，有人通知他，这是一场误会，并当即解除对他的审查，他可以回军里了。并告诉他，“9·15”凶杀案已经侦破，真正凶手是有线连炊事班一名副班长。
周建国叙述得尽管很简单，叶楠还是听明白了。不过，这样的被误会，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中间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或背后有没有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周建国是否真的一点没有去想过，或者想也想过了，但不愿轻易地自己给自己点破？
周建国参军离开家时，叶楠才满十二岁。以后他们仅是在爸爸去世时见过一次。这算是第二次。这些年，虽然一直在通信，但千篇一律的信，传达过来的信息量，微乎其微，叶楠对他的了解，仅是要据他工作岗位的经常变化和职务的不断提升，而做出的一种判断。这很大程度上又受着妈妈的影响。
用“时势造英雄”来形容入伍后的周建国，是比较准确的。在“活学活用”的时期，由于他的优秀表现，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他迈过了入党、提干、调到军政治部机关这三道人生十分重要的门坎。这三道门坎，有一道过不去，整个人生就会改写。到了军机关半年多以后，发生了林彪事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顿然风云突变。“个人崇拜”成了罪大恶极的代名词。为了避免“上当受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股学习革命理论和读书看报的热潮。期间，内部曾传达过毛主席要一位战功卓著的老将军读五遍《红楼梦》的佳话。比起大多数同期入伍的战友，周建国有一定的文化理论基础，他认清了形势，顺应着潮流，把文化上的优势，转化为“继续革命”强大动力，并利用自己在军机关工作的有利条件，阅读和钻研了大量的理论书籍，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如果说参军使他完成了人生第一次的重大转折，那么后来这一时期的相对集中时间和精力的读书学习，完成了他的第二次转变。在钻研、学习理论的过程中，他写出了一篇大标题为“偷天换日形左实右”，副题为“剖析‘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攥党夺权的理论基础”的学习体会文章。（批判林彪的头几年，中央规定所有公开宣传不准点名，一律用“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代替。）
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本来，这只是他为参加军政治部集体学习、讨论而写的个人发言稿。他的这个发言，当时在本单位领导和同事中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关注。过后，他斗胆把稿子寄给了红极一时、被称为党中央喉舌的《XX》杂志。连他自己做梦也不会想到，他这篇文章中关于林彪是“形左而实右”的观点，与当时中央一位理论权威不谋而合。文章经过这位大理论家的“斧正”后，不久便正式发表了。发表时的署名是：“XXXX部队&
周建国”。
《XX》杂志什么时候创刊，可能很多人说不清楚，但他们这个军从来就没有一个人的哪怕是火柴盒大的文章在上面发表过，谁都会知道。因此，便可想而知，周建国的文章发表以后将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影响！说他是军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的明星，一点都不过分。接着，他在宣传处分管的所有工作，全被免去，专职负责军党委中心组的理论学习，并在一年多后作为工农兵学员被送进大学里深造。
文章发表前后，周建国给家里的信中，只字未提。还是叶志明偶然在杂志上发现后，拿回家又给沈琪看。沈琪马上写信问他，那个周建国是不是他。周建国回信时说，是。沈琪喜不自胜，写信去埋怨他说，你这孩子，这么大的喜事，也不告诉一声，让爸爸妈妈和几个妹妹们高兴高兴。周建国回信说，这是我工作中的份内之事，我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在妈妈和妹妹们面前表现出任何的炫耀。
周建国的这个态度，甚至比这件事情本身，还让沈琪感到受用。年纪轻轻，遇事就这么能沉得住气，面对成功，面对荣誉，谦虚谨慎，坐怀不乱，始终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让平时从来不太喜欢发表议论的叶志明，在沈琪面前不无感慨地说，我看到了这孩子身上有一种成就大事的气象。
从把《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到在《XX》杂志上发表文章，周建国完成了一次人生过程中的质的飞跃。这不仅是指他的政治前途更加光明和平坦，重要的是从思想认识的角度来衡量，他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几年前那个狂热、盲从的红卫兵领袖的形象，已经和他毫无关系。接下来四年的大学生活，让他有机会更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他的理论修养又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毕业后回到军里这几年，凡是部队有了新的重大政治教育课题，首先由他在军党委中心组作一次宣讲，然后给军部司、政、后三大部门的机关干部作一次大会辅导。不论是连续两三天的分专题的详细宣讲，还是两三个小时的提纲式的辅导，他都可以做到不查资料，不翻书本，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把本是枯燥的理论学习课，讲得生动深刻，风趣幽默，引人入胜。让那些平时一到要听政治课就喊头疼、一到礼堂听报告就打呼噜的机关干部，个个改掉了老毛病。
可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讲台上的周建国和真实生活中的周建国，像换了个人似的，完全不是一码事。
生活中的周建国，用部队里常能听到的一句套话讲，叫“活泼不足，严肃有余”，讲起课来那种激情奔放甚至是眉飞色舞的神态，到了台下却荡然无存。他不好交际，不善言辞，加上他长相出老，看不出一丝的才华横溢和风流倜傥。用部队机关干部口头流传的“三没有”来形容他，再恰当不过了。
所谓“三没有”，即，“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情调”。“没有朋友”，就是他与任何人之间，都只存在上级、下级或同事的关系，他的身边没有形影不离、无话不谈的知己，甚至连部队普遍存在的老乡观念，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一丝一毫。
他有同乡。当初一起从寒阳入伍，在军里上上下下，有近千人，提了干部留下的也有好几十个。他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太多来往。说起来，也就是同一个车皮拉到部队的，仅此而已。他也有战友。这里说的战友，不是那种在枪林弹雨中共过生与死的战友，而是从同一个连或同一个营、同一个团走出来的叫得出对方姓名的人。一个操场站过队，一栋房子里上过班，一个窗口打过饭。仅此而已。
在同乡或战友中间，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朋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爱好”。所谓“没有爱好”，不仅是指他没有抽烟、喝酒、打牌这些属于不良的嗜好。连部队常见的“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一些健康的业余文化活动，他也一概没有兴趣。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和学习是他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
还有个“没有”，是“没有情调”。也与他的没有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试想，工作之余，谁愿意和一个没有任何爱好、枯燥乏味，并且把抽烟喝酒视为低级趣味、把打牌下棋视为浪费生命、把在球场上奔跑视为头脑简单的这么个人呆在一起？恐怕多处一分钟都会是一种受罪，还有什么情调可言？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的一座山，为什么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因为看景的人的站立点不同。作为他的领导和上级，无一例外，都没有把周建国的“三没有”当作他的短处和缺点。想想也是，站在领导的角度，欣赏和重用周建国这样的干部，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如果站在非领导的位置上呢？说法可就多了。
理解他的人，会说，周建国啊，是个读书人，虽然不太合群，但也不会搞阴谋诡计。你可以不喜欢他，但也没必要踩活他，敬而远之就是了。也有不理解他的人，说他这个人太清高，目中无人，没有群众基础，早晚得倒霉。更有人因为他太受领导器重而存恶念：周建国怎么还不出事呀？怎么还不搞男女关系呀？
据说周建国生活中还有个与众不同的习惯与动作，就是不管见了谁，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的首长，凡职务比自己高，或和自己差不多平级的，先叫声“首长好”，同时敬个标准的军礼。甚至不分场合，连饭堂、厕所，这些条令上规定不可以敬礼的地方，他也改不了，出了不少洋相。有时碰到陌生的面孔，拿不准对方是什么职务，他也是误大不误小，先敬个礼，叫声“首长好”，然后才说话。
公正地讲，周建国即使真的是这样，也不算什么缺点，而是一种有礼貌的表现。但有的人却说他太虚伪，虚伪得太离谱。于是乎，便有一个关于他的段子，在军部流传甚广。说一天中午，他从宿舍出来，脚刚迈出门，憋足劲叫了声“首长好”，同时，还“叭”地敬了个礼。有人看到了，觉得纳闷：没有看到他门口有什么人呐，他这是给谁敬礼呀？仔细想想，对了，刚才有只耗子从他面前跑过去了。
还有人这样调侃，说，当你误入绝境，站到了悬崖边。这时你身后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这个时候推你一把，你立马会跌入万丈深渊。肯定这个人就你的敌人，或者他本质上就是个坏人。这个人如果这个时候拉你一把，你立马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肯定这个人就是你的朋友，即使不是你的朋友起码他是一个好人。但是，这个时候走过来的这个人，看到你和没看到你一个样，既没推你也没拉你，脸上毫无表情地转身走了。这个人，你想想他会是谁？哎呀，还想什么呀，周建国呀！除了周建国，谁还能做得出来呀！
别人背后怎么看他，怎么议论他，周建国应该是不可能知道。想想看，他没有朋友，谁会把人家讲的他的坏话，去告诉他呢？那不成了挑拨是非了吗？不过，看周建国一惯的我行我素的样子，好像对这些，他也并不屑于知道。问题是现在他与件凶杀案牵连在了一起，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之所以出现在他的身上，与平时人们对他的印象和那些有损于他形象的议论，有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构不构成保卫部门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潜在原因，那他就不应该一点都不知道了。即便是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也不应该一点都不去思考思考了。连那些原本喜欢不负责的议论他的人，在这桩人命关天的事件面前，都没谁再敢胡说八道，你这个当事人，难道真的就是一尊泥儿捏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庙里的泥胎吗？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他这个问题上，是保卫部门错了。但是军保卫处也并非完全如吴政委在昨天晚饭前，对政治部两位领导批评的那样，是生产队治保主任的水平。他们之所以把周建国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基于两个他们掌握的重要情况。一是半年来，周建国与被害人以辅导功课为由，确有过多次单独接触的事实；二是他们在被害人的日记中，发现多处与辅导功课无关的记录。如：“他太有才了，令我不是佩服，而是崇拜。”“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汗味。那是男人身才有的汗味，让我精神无法集中。今天晚上学的什么，我全记不得了。”“他为什么快三十岁了还不结婚？他有女朋友吗？”“我今天特意把军装换成了一套连衣裙，还第一次用了姐姐送给我的法国香水。见面后，终于让他多看了我一眼。他还说了一句，你今天穿的可真漂亮。我听了开心死了。”等等。不下有十处之多。
仅凭这两点，先把你周建国给隔离了，好像并不是说不过去。即使后来案破了，真正的犯罪分子给抓住了，保卫部门也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前因后果，全部向他以及与本案无关的所有人面前抖落出来，更不会把被害人的日记，拿给他以及与本案无关的任何人看。这是行内规矩，也是保卫工作的原则。
盛情难却。在李副主任的劝说下，叶楠下午由周建国陪着，开车去了一趟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在土特产市场给妈妈买了一件獭皮的坎肩，给沈柳买了一条貂皮围巾。加起来近二十块钱。等叶楠付了钱以后，周建国仿佛才突然想起来，这钱应该由他来付。这好像不太符合沈琪和叶楠对周建国的印象，因为她们一直认为周建国是个很细心很周到的人。也许是这次受的打击太大，整个人，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反应迟钝了许多。
好在叶楠对这样的事，从来是一点也不在乎，说：“别争了，你付我付还不是一样。再说，我已经付过了。”
周建国觉得很不好意思，他还是又掏钱给人家，加了两条围巾，说：“一条给二妹，一条给你。”
叶楠说：“都是当兵的，哪用得着。”
周建国坚持要买，说：“当兵的女孩子，总也有个不穿军装的时候嘛。”
叶楠也就没再说什么了，但心里想：“真难得。他竟然还记得我是个女孩子。”接下去，周建国提议再带她去逛几个地方，叶楠却毫无兴致，也打不起精神，周建国没有勉强，他们只好早早地回来了。
回到军部后，叶楠开始盘算着回寒阳的事了。周建国说：“才来一天就想着回去，你叫我怎么在首长面前交待呀？”
叶楠感到莫名其妙，说：“我回不回去，什么时候回去，和你们首长没有什么关系。”
周建国说：“怎么没关系？有关系。你这次一来，连首长们看我的眼神，和我说话的口气，都不同了。”
从这句话里，可以听出，有些人把周建国说成是“才子加笨蛋”和从不顾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目空一切，等等，并不准确。他完全有他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目标和重点。
周建国把首长对他的态度，一点一滴，连细节都看得这么重，令叶楠听了心中很不舒服，再一次触及到了她心头尚未完全解开的那个结。
叶楠旧题重提，问他：“建哥，你说，这么大的一个事，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
周建国回答得干脆利落：“你不是都看到了吗？没事了。”
叶楠还是有点忧心忡忡，又问：“不能轻而易举地说有事就有事，说没有事就没事吧？今天抓明天放，别说是个现役团级干部，就是对大街上一个讨饭的，也不能这么随意吧？总得有人给个正式的说法才是呀？”
周建国坦率地回答，说：“说法？有哇。领导给我看过了，正式的一个结论，盖了政治部的章的。”
叶楠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那你去给找人要过来，我要看看。”
周建国似有难处，可拗不过叶楠态度坚决，只好到政治部秘书处把原件拿了过来。叶楠不看还好，一看脸色马上变得难看起来。这是一份红头的打印文件，标题是《关于解除对周建国同志隔离审查的决定》，落款是“第XX军政治部”，原文这样写的：
“经过调查，军政治部副团职理论研究室主任周建国同志，与发生在军直通信团‘9·15凶杀案’没有关系，即日起解除对该同志的隔离审查。希望该同志不背包袱，接受教训，并在今后工作中，与女同接触时，注意方式方法和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
叶楠拿着这张纸的手，有点发抖，说话的声调都变了：“建哥，这样的结论，你能够接受吗？”
周建国又从叶楠手中把那张纸拿过来，再仔细看了一遍，好像仍然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这让叶楠更加失望。她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建哥呀，这份《决定》中的措辞，你是真的没有看出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周建国这时表情显得有点窘迫，说：“楠楠，你想那么多干吗？不就是组织上出面说句话，证明这事和我没有关系，没事了，就行了呗。”
叶楠尽量地压抑着心中的不快，也尽量地把话说得委婉一些：“建哥，我才来了一天，你给我说过数不清多少遍的没事了，没事了，可是，就这么个《决定》，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嘛！”
周建国低着头，一言不发，叶楠把那张纸又从他手里要过来，指着上面说：“建哥，你看这上面，让我不能接受的第一点是，上面没有一句向当事人，也就是向你，表示赔礼道歉的意思。把一个事实证明没有过错的人，公开场合实施逮捕，并关押了十天之久，身心受到多大的伤害？《决定》里不该表示一点歉意吗？第二，上面还说‘希望该同志’，‘不背包袱，接受教训’，这不是完全说翻了吗？应该接受教训的不是没有过错
‘该同志’，而应该是他们。第三，我认为最不能接受的是最后那一句，什么‘并在今后工作中，与女同接触时，注意方式方法和检点自己的言谈举止’。这不是明摆着说你在以前的工作中，与女同志接触时，没有注意方式方法，言谈举止不检点吗？这样一个《决定》，如果你也能接受，那不就等于你承认了，自己以前在男女关系方面存在有问题？”
周建国耐心地解释说：“楠楠，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也不是没有想到，但我和你的理解有所不同。组织与个人，上级与下级，不存在道歉这一说，也不存在接不接受的问题，我所能做的只有两个字：服从。至于《决定》中所提的‘希望，’一是部队政治机关行文的惯例，二是组织上给一个提醒，也可以从正面理解为是对我的爱护，没有什么不好。正像我们平时每个人每天都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并非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违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对我们今后行为的一种鞭策，一种约束。”
叶楠没有想到周建国竟会这样理解问题，突然把说话的声音提高了许多，说：“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我问你，你们这里还是不是共产党的部队？还有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话一出口，叶楠自己也被吓了一跳。她可是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口气和“建哥”说过话呀。
周建国望着涨得满面通红的叶楠，嗫嚅地问：“那按你的意思怎么办？”
叶楠这时尽量把语速放慢，音调压低，但听得出，她坚持的立场和观点一点也没有退让的意思：“第一，这个《决定》要重新写，把‘希望’后面的全部去掉。第二，当初在什么场合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的，还要在什么场合宣布这个解除审查的《决定》。为‘该同志’恢复名誉，消除对你产生的不良影响。”
周建国听罢，朝她摆着手，断然说：“你说的这个，不行。绝对不行。这样和组织上叫板，让领导们为难，其结果，只会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过去十几年的一切努力，也将随之前功尽弃，化为乌有。这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叶楠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建哥，你只想到前途，前途，难道除了前途，就没有别的了吗？你的做人的尊严呢？”
周建国一时好像是被叶楠问得哑口无言了，低下头，半天没有出声。叶楠意识到自己的话是不是说得太重了，便尽量地把语气放缓和一些，说：“对不起，建哥，不是我故意地要为难你。你应该知道，从小时候起，我就以有你这样一位大哥哥而自豪，信任你，依赖你，甚至是崇拜你，把你当作智慧和力量的化身，认为在你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你的身边，作为小妹妹，我就有了最安全的保障。爸爸妈妈那里，你也应该知道，他们一直以你为骄傲，特别是你参军后的表现和不断地进步，更是让他们引以为荣。你还应该想得到，你这次出事，对妈妈的打击有多大！妈妈他们那代人，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他们最不缺少的就是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可是，当她得知你出事的消息后，表现出的震惊和痛苦，我只在爸爸去世时才看到过。就这样，在送我来之前，她还一再地对我说，她绝对认为你是被冤枉的。她这是出于一位母亲对自己儿子的最深的了解和最大的信任。事实证明，她的感觉的确是对的，这让我们大家都心安了。”
叶楠说到这里，周建国抬起了头，等他一接触到叶楠那火辣辣的目光，马上又把头低了下去。
叶楠摇了摇头，接着说：“建哥，说老实话，自从你参军以后，我们几乎很少见面，我对你的最直接的印象，大多还保留在十年前的认识。十年来，你努力工作，追求进步，一直很忙，忙得就是给我写信，也都是只言片语。年轻人追求进步，我想这本身没有错，但这次，我虽然才来了一天，但觉得你的变化太大了，大到让我感到陌生，陌生得让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失落和失望。这仅仅是因为你进步了，长大了、成熟了吗？如果是这样，所谓的进步有什么意义？我宁可永远也不要进步，不要长大，不要成熟。建哥，恕我直言，当一个人进步到在一般的事非面前都麻木不仁，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都可以不去在乎，我真的在怀疑，他还会是我当年的那位大哥哥吗？”
叶楠一口气把憋在胸口里的话全讲了出来，全身轻松了许多，心里感觉舒服了许多。而周建国一直低着头，认真地听着，叶楠讲完以后，他像似又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把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在闪烁，说：“楠楠，真对不起。让你感到陌生，甚至是失望，我很不情愿，心里也很不好受，但这又并非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
说到这里，周建国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让叶楠一下子心软了起来。他接着说：
“楠楠，十年来，我们虽然都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工作、学习，但正像你说的，很少见面，也很少交流。这里面首先是我个人的原因，总想到自己家里的人，心什么时候都是相通的，少说多干，干好了，爸爸妈妈还有你，一定会为我高兴的。我们确实是都在长大，都在成熟，而且谁也无法去拒绝这种长大与成熟。正因为我们没有一起相处的机会，没有去做更多的思想方面的交流，都对对方了解不够，更缺乏理解，相互间的陌生感也就是必然的了。另外，客观上讲，这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我们党，我们的军队，政治生活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时又是突如其来，让人感到手足无措，甚至是惊心动魄。又因为我们各自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不同，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不同，变幻的政治风云对我们的冲击也不同，思想认识上受到的考验与磨练也不同。有了这么多的不同，其结果是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当然就会出现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就说你刚才提到的做人的尊严吧，现在，也请你恕我直言，什么是做人的尊严？谁去做是非的评判？世界上有没有统一而公正的标准？水至清则无鱼。即使像你前面说的，我们争到了事非的公断，也要到了那个所谓的尊严，但如果代价是失去组织的信任，丧失自己的政治前途，要到了那些，又有何用？！因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绝不仅仅是我，不可能做得到超然物外，更做不到超凡脱俗。”
周建国的这番话仿佛早已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且话里透着坦诚和真情，令叶楠不能不为之所动。可是当听到他最后讲到的关于尊严的时候，尽管他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叶楠仍然不敢苟同，更无法接受。但是因为她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想到，会和她的这位“建哥”之间出现这样的分歧，思想准备显然不足。
而此时的周建国，仿佛不再顾及叶楠的感受与反应，整个的思维像一辆发动了的汽车，朝着自己预定好的路线直驶而去，说出的话，也如同决了口的堤坝，洪水倾泄般一发而不可收：
“其实，中国的社会，从来是地位决定尊卑。试想，一个乞丐向你伸出乞讨之手的时候，你能从他的目光里寻找到一丝一毫的尊严吗？天子脚下，万民齐呼万岁万万岁，你能从他们弯曲的双膝和脊梁上，看到一丝一毫的尊严吗？杨白劳被黄世仁逼债去喝卤水，你能说他是为了丧失的尊严吗？韩信拜帅之前曾受过跨下之辱，你能说他从此就再没有了尊严吗？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描述的，那些腿上带着牛屎的农协会员，要到地主小姐的象牙床上滚一滚，你能说他们是因为讨回了尊严吗？解放了，昔日横行乡里、鱼肉乡亲的恶霸，连同他们的子孙，都成了专政对象，狗崽子，谁还记得他们也应该有所谓的做人的尊严吗？”
周建国一改前面嗫嚅的形象，恢复到了给部队做辅导报告时口若悬河、舌如利剑的风采。他说得很快，令叶楠听都听不及，更别说去思考他的话正确与否了。只听他继续往下说：
“同样，中国的历史，从来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远的不说，就讲我们党内吧，曾经的共和国主席少奇同志，曾经的‘谁能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老总，曾经一把菜刀闹革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贺老总，等等，一日变成阶下之囚，威风何在？尊严何在？还有，曾经为亿万人民每天祝愿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彪，我们曾经拥戴过的所谓的林副统帅，与其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相比，有没有尊严，对他来讲还有何意义？曾经骄横一时、不可一世，整日做着女皇梦的江青，蹲进大牢后，如果还去想向人们讨回她的尊严，岂不滑天之大稽、笑掉人间之大牙？
“至于中国的官场，从来是等级森严，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封建专制社会，皇帝的地位和权力至高无上，所有的人只能跪着和他说话。皇帝早朝，朝庭上下，文武百官满地滚、遍地爬，场面何等地壮观。如果某一天，有一个跪着的人，突然向皇上提出，他不要跪了，因为跪着让他太没有了尊严。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脑袋搬家。其实，这样的傻瓜是没有的。既然步入了官场他们就一定会知道，有的是讨回自己尊严的机会，因为他们回过头去，便又会有人向他跪着说话。这样就出现了一道自上而下的一级级往下传的十分奇特的风景，最后剩下的就是那些长跪不起的平头百姓了。老百姓怎么办？千方百计地往官路上挤呗。可是，当多大的官才叫官呢？那就一级一级的往上使劲呗，有力地出力，有钱的出钱。这样又出现了一道自下而上的一级一级往上走的同样也十分奇特的风景。一边是自上而下，一边是自下而上，两道逆向流动的风景，构成了一幅极为生动的波澜壮阔的中国几千年官场的全景式图画。
“现在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情形当然是很大的不同了。为了保证革命事业的成功，全党需要高度的统一，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一铁的纪律，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影响，一夜之间就不存在了？这可能吗？谁又会相信呢？叫你立正就不能稍息，叫你打狗就不能撵鸡，因为他是领导，你还需要去问个为什么吗？这与铁的纪律中的下级服从上级是一回事吗？说你有了问题你就是有了问题，说你没有问题了那你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他代表的是组织，你还要去争个是非曲直吗？这与铁的纪律中的个人服从组织有共同之处吗？可是，你想螳臂当车吗？你想用胳膊去拧过大腿吗？那就和向皇上说跪着有失尊严的人一样幼稚、天真、可笑、可悲。”
叶楠不明白，自己刚才只谈到了有关“尊严”的问题，何以引起周建国如此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听得她一会儿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一会儿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可周建国就像一扇关闭太久的闸门，一当批开，便滔滔不绝，一发而不可收。
“下面说说我自己吧。我当了快十一年兵了，我懂得，作一名军人，价值应该在战场上体现。可是，离开了战场的军人，他的价值又如何去体现？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不用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不幸的也正是不能在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一个军人的真正价值。离开了战场的军人，便身不由己地把自己置身在了官场之中，这并非是大多数人的初衷，也不是大多数人的心甘情愿。时代决定了你别无选择。妈妈当年坚决要把我往部队送，开始我还不是很愿意，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妈妈的英明，让我躲过了一场灭顶之灾。当初和我一起成立造反总部的同学中，在我参军走后，有七个人在武斗中丧生，有五个人人终生残废，有十个当过大小头目的，至今还在‘说清楚’中一直说不清楚。而我，你都知道的，因为穿上了军装，政治命运，与他们截然不同。
“从到部队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应该去追求进步，也知道怎样去追求进步。这种进步的具体体现就是入党、提干。而从这些不断获取的进步中，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也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但后来林彪事件的出现，对我简直是种迎头痛击。记得我刚从连队副指导员位置上调到军宣传处不久，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了，一个月后，中央的文件才正式传达到我们这一级干部。当时我整个的感觉就是天塌地陷天崩地裂，所有美好的向往，神圣的追求，瞬间全部被摧毁，一切都成了欺骗、谎言和阴谋。当我和很多人一样，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后，好像发觉自己，一夜之间完成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在宣传处我是负责教育的，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我要一个字不漏的全部看上一遍，特别是头版头条和每天放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要反复阅读认真思考，努力从中发现和领会来自上面新的精神、新的动向、新的提法，并运用到实际工作去。这些，都深得领导们的赞赏，使我又从中找回了原来那种感觉。
“从此，在政治上，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幼稚，在生活中也努力地去告别单纯。同期入伍的战友当中，提干，我是连里的第一个；当连级干部，我是团里的第一个；当营职干部，我是师里的第一个；当团职干部，我又是军里的第一个。然而，我知道，出头之鸟，最容易被击中。于是我把在连队当战士时学过的诸如伪装、隐蔽、迂回接近目标、低姿匍匐前进等单兵战术动作，贯穿到我平时的一言一行；我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形高于众，人必毁之’，等等这些前人总结出的真理，和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放在一起，作为自己的警示录、座右铭。时时谦虚谨慎，事事埋头苦干，处处夹着尾巴，步步如履薄冰。做到了这些仍然不够，在人前人后，我还要把自己彻头彻尾地伪装起来，像个怪物似的外面只露出一双眼睛和两只耳朵，人多的地方我不去，嘴杂的时候我不说，别人都喜欢的东西我不取。把这些又都做到了，还是不够，有时还要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甚至你对外部世界的感觉，都给遮掩起来。有些对你不利的话，你听到了，你要让别人感觉到你没有听到；有些对你不好的事，你看到了，你也要让别人感觉到，你并没有看到；有些，对你有了伤害的人，你知道了，你也要让人感觉到你什么也不知道。这叫韬光养晦，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能把以上这些全部做到，需要毅力，需要胸怀，需要修炼，需要克制，克制情绪，克制欲望，包括生理上的。这是一种境界，是那种‘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智若愚’式的境界。但是，要做到以上说的这一切，要真正达到以上说的这种境界，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也不是一年两能实现的，需要一辈子的坚持和一生一世不懈的努力。
“就说这次发生的事情，在隔离审查这十天里，我认真做了自我反省，不要说我没有过错，也不要说我不应该总结教训。我的过错和教训就是，以上我说的那些，我还远远没有做到位，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去对一个毫无关系的人，作什么学习辅导。我这不是在你面前表白什么，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她当成一个女人，更没有考虑过她是不是还有几分姿色。我只是觉得在年轻人当中，还能够这样地去喜欢学习热爱读书，难能可贵。于是，我心一软就答应了她的要求。结果招来了这场大祸。在大祸临头之际，我不停地自己给自己打气，自己鼓励自己，并为自己制定出了‘两要两不要’和‘三个相信一个准备’的对应原则。‘两要两不要’是，要积极配合专案组的工作，不要和调查人员之间发生对抗；要稳定情绪，认真反省，不要怨天忧人，悲观丧气。‘三个相信’是，相信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相信党组织，不会冤枉每一个好同志；相信事实真相，最终会大白于天下。‘一个准备’是，做好三月、半年，甚至一年的思想准备。我明白，案子不破，真凶没抓住，我就解脱不了。让我欣慰和庆幸的是，案子这么快就给破了。解除隔离审查之前，我就考虑到了，这件事情对我今后的工作和发展，肯定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提前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三个一定、四个不变和五个牢记’的行为准则。
“‘三个一定’，一是一定不背包袱，就当这件事不曾发过一样，宰相肚里能撑船，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二是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虽然这件事自己没有过错，但足以让自己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在耳边警钟常鸣，提醒自己在今后的工作和与人交往中，更加谨慎小心，和自己无关的人和事，不参与、不议论，洁身自好，远离是非；三是一定要感谢领导和组织，因为最终还是领导和组织，还了自己一个清白，而且，以后自己的进步仍然要依靠领导，依靠组织。‘四个不变’是，工作态度不变，工作方法不变，工作作风不变，工作标准不变。‘五个牢记’，一是牢记自己一贯的做人处事原则，不要因这件事情而否定以前长期坚持的正确做法，得意不张狂，失意不失志；二是牢记毛主席关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教导，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际行动，让领导和组织上看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和高风亮节，让坏事变好事，化被动为主动；三是牢记人们同情弱者的习惯，以一个忍气吞声的受害者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绝不可得理不饶人，到处游说申冤诉苦，那样会适得其反，让人小看；四是牢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古训，一日三省吾身，让自己始终有一种危机感、忧患意识，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五是牢记入伍十年，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仅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离实现人生的远大目标，还遥远得很，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还会不断有大风大浪、千沟万壑，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迎接，去面对，去创造明天新的辉煌，去争取明天更大的胜利！”
周建国说到这里，嘎然而止。此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疲倦感，反倒是兴奋得两眼放光。叶楠听得先是枯燥无味，继而是目瞪口呆，最后竟久久难以缓过神来。
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如此地长篇大论，逻辑思维清晰，叙述层次分明，足可见周建国到底非等闲之辈；如此地滔滔不绝，时而峰回路转，时而水银泻地，一气呵成，又可见其语言表达能力也非一日之功。这恰恰印证了那句在周建国他们政治部流传已久的带有调侃意思的话：“要想表现好，理研室里写初稿。”
周建国从当宣传处干事，到当理论研究室的主任，起草或参与起草了无数军里的重大材料和首长讲话，早练就了妙笔成花、出口成章的本领。如果把他对叶楠的这番内心剖白，整理成文字，完全是篇主题鲜明、深入浅出、有理有据、感人至深的好文章。
可惜这么好一篇文章，读者只一个人也只限叶楠一个人。周建国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如此详尽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正面的、反面的，包括他的智慧、才气、深刻、博学、虚伪、势利，以至光明与阴暗、美好与丑陋，统统地，毫无顾及、毫无隐瞒地，向除了叶楠之外的任何一个人和盘托出。
用周建国本人之口，向叶楠描述的周建国，应该是最真实的周建国。如果把这个真实的周建国，与身边领导和同事眼中的周建国放在一起做个比较，会发现二者有吻合与重叠之处，但远不是一回事。别人认识周建国，就如同是瞎子摸象、管中窥豹，得出的结论，作为局部，那是真实的，作为整体，那是不真实的。这么说，除了周建国自己，是不是也只有叶楠眼中才是一个完整的周建国？
其实也不尽然。叶楠仅听他这么一次自我的表白，还没有达到对他了解的程度。别人怎么评价他的，叶楠无从知道，他平时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是否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叶楠也是一无所知。
也许是叶楠置身的环境和面对的世界，与周建国反差太大，距离太远，以至周建国的长篇大论，叶楠过后细心琢磨，简直有点心惊肉跳，甚至惊心动魄。但不管如何，叶楠总还是看到了周建国的另一面，而且是与自己以前印象以及想象中的完全不同的另一面。其中有一个最强烈的感觉是，看似入伍后一帆风顺的周建国，活得比别人更加不容易。忙碌、辛苦，都不算什么，整天得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在不同的对象面前去做不同的表现，该有多累呀？！
这个时候的叶楠，对她的这位“建哥”，说不上到底是因此而更加了解了，还是因此而更加陌生了，或者是由于更加了解了，才更加陌生了。总之，这次谈话以后，叶楠没有再提关于重新修改《决定》这件事了。是她被周建国所陈述的理由说服了？还是被周建国所阐述的理论征服了？或者是，或者不是，或者是中有不是，或者不是中有是，反正叶楠只字没提了。
第三天早饭后，叶楠确认自己这次来的任务已经告一段落，还是决定要回寒阳了。就在昨天她刚提出来，引起了两人的一次长谈，这次又提，周建国没再讲别的，只小心翼翼地说了句：“眼看国庆节就到了，能不能等过了节再走？”
叶楠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国庆节就国庆节呗，在哪里不都是一样过。”听她这么说，周建国欲言又止，一副心情沉重的样子，这让叶楠突然想起来，国庆节，不也是周建国的生日吗？她怎么会给忘记了？以前每年这时候，妈妈都要提醒她给周建国写信的。叶楠无意伤害周建国的感情，赶紧说：“对了，建哥，今天晚饭，我陪你一块提前庆祝你的生日，明天再动身走，好不好？”
周建国立即眉开眼笑，露出了难得一见的表情。他爽快地说：“那好吧。我去先给领导报告一声。”
这事还非要给领导去报告，如果在昨天，叶楠会感到不可思议，今天她已是见怪不怪了。
她望着周建国远去的背影，一下子又想起了樊江川。本来她急
着要回去，樊江川是重要原因之一。
想起樊江川，叶楠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楚。她不由自主地又把他和周建国放在一起比较。可是，再怎么比较，她也很难分出这两个男人之间的高下与优劣。因为在她看来，他们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除却职务的高低、年龄的大小、以及长相、个头、脾气、性格等一些能够一目了然和天生的一些条件外，在别的很多方面，是没有可比性的。要比较，也就只能凭感觉去发现他们的差异了。
叶楠感觉周建国就像一座山峰。一眼望去，只见古木参天、悬崖陡峭。参天的古木林里，野藤密布，玄机四伏，神秘莫测；陡峭的悬崖上，怪石嶙峋，耸立云端，高不可攀。驻足其侧，只可举目仰视，或敬而远之。
叶楠感觉樊江川就像一片草地。一眼望去，只见碧草红花，含绿滴翠。草叶上摇曳着透明的露珠，花丛中洒满了灿烂的阳光。潺潺溪水映出蓝蓝的天，小鸟在耳边愉快地歌唱。置身其内，会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或许，这就是叶楠对周建国和樊江川的最真实的感觉。
晚饭，叶楠和周建国又被安排在了首长吃饭的小饭堂。因为正赶上军党委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除了前天晚上那顿饭的原班人马外，又多了三位，副军长，副政委和参谋长。座位安排依然是叶楠坐在军长政委之间，其他人按职务大小向两边依次排开。这就是周建国向领导报告的结果。当周建国来叫叶楠时所流露出的难以克制的受崇若惊的兴奋，让叶楠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好在，有了这两天的接触和了解，叶楠已经有所习惯，见怪不怪了。
正像前次吃过饭以后周建国对叶楠说的，和军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一起吃顿饭，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不仅是一种荣誉和待遇，更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机会，不说是千载难逢吧，也是三年两载都不一定轮得上的好事，他能不特别看重和珍惜吗？但他也明白，前次是偶然碰上的，是首长对自己所受的委屈的一种安慰，而这次给叶楠饯行，是首长们事前的安排，意义更是不同。当然，这次是首长们给叶楠面子。可给叶楠面子也就是给他面子。
这让周建国又多琢磨出了一个道理：爱人和家庭，对有远大抱负的人并不都意味着包袱和拖累，反而是一个人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不结婚，往往带来的是诸多负面的影响。之前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但他想，什么时候结婚，要听妈妈和叶楠的，再说，一旦结了婚，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工作，所以妈妈不提出来，他就不会主动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找一个漂亮、有气质、有身份、有地位的爱人，等于给自己前进道路上，增加了新的优势和资源。叶楠，虽然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她毕竟和大多数军人妻子的农民、工人身份不同，加上她个人素质出类拔萃，完全可以成为他事业上的一双有力的翅膀，帮助他今后飞得更高更远。过去人们把一心在家操持家务、相夫教子的好妻子，称为“贤内助”，其实“贤内助”的作用远没有“强内助”的大。“贤内助”固然可以解除家庭的后顾之忧，让你安心工作，去奔前程，但“强内助”是可以对你的工作和前程产生直接的积极的影响。这次叶楠只来了两三天，而且还只是未婚妻的身份，但首长们，包括战友们，个个都因她而高看他周建国两眼，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真是心想事成。周建国刚刚想到在叶楠走之前，应该和她正式商量一下结婚的事情，但一时还没有想到该如何向她开口，怕说得不恰当了，会引起尴尬或惹叶楠不高兴。可到了酒桌上，没想到又是首长们帮了他的大忙。酒过三巡后，叶楠出于礼貌，主动端起酒杯说要敬大家一杯，感谢首长们对她三天来的热情款待。
军长一听高兴地说：“行！这杯酒我先喝，不过喝了以后，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说罢一饮而尽，然后问叶楠：“告诉我，什么时候让你老叔我喝你们的结婚喜酒呀？”
叶楠没有想到军长这个时候会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顿时羞得满面通红。一旁的吴政委隔着桌子马上接着问周建国：“小周同志，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周建国立即起立，回答说：“报告首长，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