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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是天生的马凡氏综合症，爷爷奶奶爸爸都正常，我有...
叔叔是天生的马凡氏综合症，爷爷奶奶爸爸都...
病情描述（发病时间、主要症状、症状变化等）：叔叔是天生的马凡氏综合症，爷爷奶奶爸爸都正常，我有携带这种基因可能吗？叔叔是天生的马凡氏综合症，爷爷奶奶爸爸都正常，我有携带这种基因可能吗？父亲、叔叔和那个时代的人 　　　　　　程怡 　　　　　　　　暑假呆在家里，翻看《沈从文全集》书信部分的21卷。这一卷的第一张沈从文的照片，是我叔叔程应铨照的，那是1965年。那时我还没见过叔叔，只知道叔叔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筑系教书，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儿子叫小老虎，还有一个比我小两岁的女儿叫小妹。家里有小老虎哥哥小时候的照片，是和奶奶在一起照的，比叔叔更象奶奶，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儿。照片当然是叔叔照的。我后来见过叔叔的女儿，但从未见过这个哥哥。　　　　这一卷中有反右以后沈公公给爸爸的第一封信。沈公公的信一开始就说：“一小时前，王逊[1]到我家中来，谈到你，才知道你们还在学校工作，十分放心，十分高兴！孩子们想必都已长大了。几年来总想到你们，可不知道如何通信。我和兆和今年春天由江西回北京时，路过上海，住了三四天，想打听你们消息，问陈蕴珍[2]，她也不知道。先一时听王逊说及，使我回想到在昆明大家生活的种种。廿多年来，社会变化好大！可是古人说的‘衣惟求新，人惟求旧’，我们过了六十年岁的人，总还是带有一点古典感情，或者说是保守落后感情，为着一些老朋友工作和健康，常常系念。”读到这段文字，我突然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　　　　我爸爸是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但57年以后都断了往来。记得60年代初，周游[3]伯伯到上海来开会，辗转托了很多人，甚至他在上海市委统战部的老战友，才找到了当时已经成了“摘帽右派”的爸爸。爸爸当天晚上被周伯伯留在和平饭店，和周伯伯住在一起，回来说暖气太热，话说得太多，睡不着。据说周伯伯一看见爸爸就大叫：“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样找你！” 70年代初，我还在东北插队，途径北京的时候，在一个叫做“水碓子”的工人新村式的房子里，看到了周伯伯，文革中他受了很多苦，但一听说我是程应鏐的女儿，依然谈笑风生，谈我爸爸和四舅舅年轻时的故事，他们当时都是抗战前燕京大学的同学。我很喜欢爸爸的这个老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尽管当时他家里什么都没有，但还是让我留下来一起吃饭，我记得有煮玉米和辣椒炒的泡豇豆，我吃得很香。　　　　也是那一次过北京，我还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堆满了书稿的小屋里，看到了沈公公。爸爸以前老说沈公公是一个多么多么有趣的人：比如56年到我们家，让我们四个孩子一字儿排开，然后掏出他从北京带来的酸梅糕，掰成小块儿搿到我们张开的嘴里，然后数“一、二、三”，让我们用力抿一下，“有趣呀！流金，我真喜欢看这些小家伙的表情！”我记得那天是小舅舅带我去的。我的小舅舅李宗津是个油画家，他抗战结束后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美术，和沈公公是非常熟的。那天我们在东堂子胡同吃饭，沈婆婆就在门边搭建的只能容半个身位的小“厨房”里给我们做了一大锅红菜汤，我们站着喝汤，但都觉得那汤比莫斯科餐厅的红菜汤还好喝。30多年过去了，沈公公、沈婆婆和小舅舅都已作古，我却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一顿难忘的午餐。那天下午沈公公还带我去逛了故宫。小舅舅一听说沈公公要亲自带我去故宫，为我讲解，就也要一起去。我还记得沈公公为我们讲解时表情是多么有趣！　　　　在这封长信的倒数第二段，沈公公写道：“流金，国家发展十分伟大，个人实在渺小，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盼望你健康依旧，情绪依旧，趁年龄盛茂，把一切精力用到国家有利工作上去！……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机会谈谈，或有机会作一回十天半月旅行，就真好！因为我还希望从我们谈话中，会能使你感到高兴，并能得到一点鼓舞。”我不知道爸爸当年接到沈公公这封信时的心情是怎样的，而我今天把这些文字输入电脑时，必须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保证眼前的屏幕不被泪水模糊。　　　　这封信有一段短短的附言，那是关于我叔叔的：　　　　“听说应铨离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爱人已和我们一个最熟的人结了婚。他的工作怎么样？生活情形怎么样？如还在京，告他什么时候来我家谈谈如何？一到礼拜天，家里小将和他们女朋友一回来，即相当热闹。我们还是什么玩都不大会，只坐下来听古典音乐，似乎倒和‘老悲’、‘老柴’、‘老莫’挺熟悉要好！”　　　　爸爸是肯定不知这“三老”为何人的。我爸爸出身于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程氏一门清代颇出了几位人物，其中就有一位是监造颐和园的。我叔叔当年受到林徽因与梁思成的赏识，据说也是因为他在城市规划与建筑思想上，很有艺术眼光。而我爸爸学的是中国古代史，尽管读的是燕京大学这样的洋学堂，对西方艺术却完全外行。我第一次听说有个指挥叫托斯卡尼尼，就是在和叔叔聊天的时候，但叔叔对摄影艺术的兴趣似乎更大些。　　　　1966年春节，我去江西老家看奶奶，结果奶奶却中了风，姑姑把奶奶从老家接回南昌治病的时候，叔叔和爸爸都赶到了南昌。半个月以后，奶奶去世了，叔叔和爸爸一起回到了上海。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叔叔。叔叔在我们家住了几天，有一天我们家还来了一位高高的漂亮的年轻女士，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叔叔的学生，上海人，叔叔的女朋友。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听到爸爸和叔叔在书房谈话，爸爸跟叔叔说，应该多为人家女孩子着想，她那么年轻，和你在一起会有很大的压力，你们还是保持友谊吧。叔叔好象对爸爸的这种道德训诫毫不在意。他不象爸爸那么严肃、沉默寡言，他成天嘻嘻哈哈的，袜子的后跟破了，妈妈为他补袜子，他就跟我们说：“老生四十五，衣破无人补。”他把我和弟弟带上街，我们的物质欲第一次得到了令人喜出望外的满足。我一生穿过的唯一的一双网球鞋，就是叔叔给我买的。我和弟弟最难以忍受的就是叔叔要在南京路、汉口路的照相器材店停留很久。叔叔见我们两个不高兴，就带我们去国际饭店附近的“凯歌”买起士林咖啡糖，那种糖的包装很特别，白纸上印有蓝色的地球仪。糖很贵，爸爸总是半斤半斤地买，每次至多给我们一人两粒，可这回叔叔给我们买了很多，他要让我们吃个够。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有点儿犯嘀咕，我们对叔叔提出了这么多要求，回家会不会挨骂？我对叔叔说，爸爸不许我们跟人家要东西，今天我说不定要挨骂的，叔叔说：“不会不会！我怎么是‘人家’呢？你爸爸是我的哥哥啊。”回家以后，爸爸果然没有责备我们。叔叔还买了很多小国光苹果，每顿饭后总会拿出小刀给大家削苹果，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的，绝不会从中间断开，这样的技术不要说爸爸没有，就连妈妈也没有。　　　　叔叔在上海不能多呆，因为他还要回清华去上课。他划成右派以后，工资没有降，还是照样教书，据说他的罪名是反对当时北京市的“旧城改造规划”。这么大的事情本来轮不到他这样一位年轻教师说话，但他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手。他居然嘻嘻哈哈地跟爸爸说：“我戴帽子是因为他们说我反彭真。”1966年，我上初一，已经知道彭真是谁了，他当时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就是真理啊。　　　　叔叔并不永远嘻嘻哈哈，比如谈到小老虎哥哥的时候。他说林洙58年跟他离婚时说，他只有两件事是让林洙感觉好的，一是1956年作为中国建筑家代表团的成员出访波兰等东欧国家，那时林洙作为年轻的建筑家的妻子觉得很风光；还有一件就是叔叔译了一本很好的书，得了不少稿费。林洙还说，如果叔叔能在两年之内解决问题，那么他们还有复婚的可能。叔叔说：“她不许孩子来找我，三年困难时期，小老虎吃不饱，我就把馒头切成片，放在暖气片上，孩子放了学就偷偷上我的宿舍拿馒头片吃，如果让她知道了，孩子就会挨打……”　　　　叔叔说他把偷偷跑来看他的孩子带出去吃饭，林洙就说他要把孩子带坏，妈妈问怎么会这样，叔叔说，因为他让儿子喝了啤酒。妈妈说，不该让孩子喝酒。爸爸在这样的时候，总是不说话的。现在想来，我叔叔真是挺难的，自己孩子的母亲嫁给了自己的老师，大家都在一个系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而想见自己的儿女，却见不到。我现在还保存着叔叔当年给我和弟弟照的照片，那时候我们对着叔叔笑得那么开心，叔叔在想什么呢？他的一儿一女和我们差不多大。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我们亲眼看到父母受苦、受辱。那时，我们家族中的大人，除了在国外的，几乎无人能够幸免于难。据说，叔叔的境遇算是好的。逍遥派。除了摄影和建筑之外，他还喜欢打网球和游泳。我小舅舅的儿子他们去清华游泳池游泳，常常看到我的叔叔，而且他们都知道叔叔游得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象他这样一个成天满不在乎的“乐天派”会自杀，会在日投水自杀,死在结了冰的清华游泳池里！据说当时迟群他们带着工宣队进高校“清队”，每个老师都要叫去交代，“要写出来。人人都得这样做”。我叔叔被他们找去谈了一次话，就自杀了。69年初，清华通知爸爸说叔叔“畏罪自杀”。爸爸整晚默默地坐着，看着窗外，冬天的夜很黑，外面风很大，爸爸只说了一句：“他真是不负责任！”我后来才明白，爸爸这句话是为叔叔的两个孩子说的。那时候，我已经快要下乡了，小老虎哥哥也差不多吧？　　　　1974年，从春天到秋天，我一直在北京，小舅舅那时动了直肠癌手术，舅妈和表哥轮着去积水潭医院照顾舅舅，爸爸收到舅妈的信，当晚就带我赶到火车站，给我买了张从福州经过上海去北京的火车票，让我去帮忙。有一天，我在天津大学建筑系教书的大表姐到北大燕东园舅舅家找我，说她从清华来，在那儿看到了小妹，她希望我也能去看看叔叔的女儿。燕东园到清华西南院儿并不远，我却是犹豫再三才一路找过去的。人们给我的似乎都是冷眼，因为我要找的人是林洙。梁思成去世后，林洙和她的母亲、女儿住在西南院那所著名的平房里。但不是全部，一半房子被收回了，这是林洙亲口告诉我的。　　　　我叔叔的女儿和我差不多高，我想这是我家的遗传，我的身高是1米70，姐姐比我还要高一点。我还是按照从前叔叔的叫法叫她小妹。她当时在北京的工厂工作，有一只手风琴，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会儿琴，她把相册拿给我看，我在那儿看到了小老虎哥哥，我记得他当时插队在大寨，照片上有大名鼎鼎的陈永贵，我的这位哥哥象是坐在地上的，黑瘦、漂亮，和我爸爸年轻时的照片象极了。他那时还在大寨，小妹说他不怎么说话。　　　　几年后，我哥哥和弟弟都去看过小妹，她也管他们叫哥哥。但他们都没有在那儿见过小老虎。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小舅舅就到上海来了，我们家那时极为拥挤，我晚上就在爸爸妈妈房里打地铺，我的小屋就让小舅舅住。不久，“逃难”到苏州亲戚家的沈公公也到上海来看爸爸，我家小小的两间房当时真可以说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了――巴金、王辛笛、许杰先生都来看过沈公公，小舅舅还给许杰先生画像，记得也给沈公公画了一张铅笔画像。舅舅一直住到十月“四人帮”垮台之后。　　　　沈公公来的时候应该是夏天，因为有一天他让我陪他去武康路巴金先生的寓所，两位老人谈天的时候，巴老伯请我吃当时四毛钱一块的冰砖，对角切的一半儿，放在一个玻璃小碟子里。那一天，巴老伯还送了我几本俄国小说。《别尔金小说集》、《父与子》、《当代英雄》，我珍藏至今。当时他和沈公公坐在楼下走廊里聊天，完全不象是历尽劫难的文人在一起诉苦，而是彼此间莫逆于心的亲切。我回家和爸爸谈起我的感受，爸爸说：“君子不忧不惧。”我第一次知道这话是孔子说的，说得真好！我喜欢。后来我写过一篇回忆沈公公的文章，就以这句话作为题目。　　　　一天，不知是怎么开的头，沈公公和小舅舅谈到了林徽因。小舅舅是个艺术家，对林徽因一直非常崇拜，谈到当年在清华园参与国徽设计，小舅舅对林徽因的鉴赏力与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国徽上的“小天安门”是高庄的创意，据说林徽因先生一看到这一稿就把自己原先的“大天安门”方案否定了，说这样的空间感反而使天安门更显得宏伟壮观，并极力向周恩来推荐高庄的创意。小舅舅曾被徐悲鸿称作中国人像画家第一人，他给林徽因画的油画像原来一直挂在梁家的客厅里，据说林洙和梁思成结婚以后取下了那张画像，梁思成的女儿因而给了林洙一个耳光，并拂袖而去。此事从清华一直传到北大。沈公公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公公说：“林洙就是爱钱。”这样的批评应该是沈公公说得很重的话了。因为他亲口告诉我范曾怎么说他“爱钱”，文革时历史博物馆批斗他时怎么做一个大大的“孔方兄”套在他的脖子上！他对这样的污蔑是很生气的。　　　　林洙是抗战时爸爸在昆明天祥中学教过的学生。抗战结束，战时为盟军当翻译的叔叔从缅甸回来，爸爸把他介绍给林洙一家，当时叔叔和他们一起搭车回上海，爸爸要叔叔路上照顾林家。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非常赏识叔叔，后来就把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林洙嫁给了叔叔。叔叔去清华工作时，林洙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是进清华建筑系（当时叫营建系）当了系秘书。我最近看林洙写的书，说是反右以后因为程应铨的牵累她从系秘书的职位上下来，进了资料室，这当然是事实，但却不是一个完整的事实。　　　　1980年，爸爸去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叔叔的朋友，当时清华建筑系的负责人吴良镛先生，带着叔叔的两个孩子去看了爸爸。在吴良镛先生看来，不管怎么说，他们是叔叔的血脉，是我们程家人。我不太明白爸爸为什么不再和他们联系，但我知道，见到我的两个堂房兄妹后，爸爸很难过。他想些什么我们无从知道，也不好问。只知道当时他们都没有上大学，而我和弟弟都已考上了华东师大。爸爸后来在病中多次对我们说，你们两个同年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最高兴的事情。　　　　有一回，哥哥回来说，小老虎在北京某国家机关开车。他和小老虎碰巧坐上了同一列火车，两个人彼此对视了几眼就知道对方是兄弟。尽管那之前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哥哥六三年去北京上大学时，已经看不到叔叔的儿子了。哥哥说，那种由于血缘而产生的感应实在很奇特。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象是学生物的人说的话。在我看来，他们一下子就能辨识对方，是因为叔叔和爸爸长得实在是象。　　　　99年春天，叔叔中学时代的同学、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突然寄了一张剪报给我。当时妈妈去美国还没有回来。我记得那是清华的校刊，校刊上有一位当年负责南京秦淮河景区规划的清华老校友写的纪念叔叔的文章。大意是说：五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念的不是城市规划专业，只是旁听了叔叔当时讲授的这门课程。后来他到山西工作。八十年代秦淮河工程在全国征求规划负责人的时候，他竟然入选了。清华校庆的时候，他徘徊在自己曾经学习过的地方，想到年轻时因为对叔叔的课感兴趣而常常去叔叔家聊天的情景。他说叔叔当时身体不好，不太出门，喜欢的就是书和经常趴在膝头的儿子小虎。他说他只知道叔叔后来划了右派，并在文革中含冤死去。在文章的结尾他说，程先生的儿子小虎应该已经很大了，他一定继承父业，生活得很好吧！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心里很痛。如果没有反右，小老虎哥哥会在自己父亲的书房里长大；如果没有文革，他也应该在他母亲的后夫――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养育下长大。但已经发生的一切是不能如果的……　　　　前年整理爸爸的文集，读到爸爸写的几首与叔叔有关的旧体诗。手足情深，令人泣下。叔叔最后读到的应是下面这首：　　　　简应铨　　　　岁末怀吾季，芸芸谁独醒？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　　　　除夕风兼雨，孤灯暗复明，梦回惊岁换，不尽古今情。　　　　　　　　“有身成大辱，何人问死生！”我叔叔在他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时候代人受过。并承受了别人很难承受的屈辱。据说清华建筑系的有关领导在林洙嫁给梁思成之前曾经问过叔叔有没有与林洙复婚的可能，叔叔毫不迟疑地说：“没有！”文革前夕，那位漂亮的上海姑娘曾被要求与程应铨断绝往来，如若不然，毕业分配就会有问题。后来听说那女孩去了云贵高原。这些直接伤害我叔叔的人里，有很多曾经是他的老师、同学、朋友。那个时代在多少人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创痛我们无法计算，它扭曲了多少人的灵魂也无从统计，但生活毕竟是进行着的，有情有义的人，无情无义的人，或者介乎有情无情、有义无义之间的各色人等，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了过来。然后，有的人会写写回忆录，然后，大家都会老死……人性的弱点往往呈现在人的自我表白中，林洙倘若不在“回忆”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一次让我的叔叔受辱，我又何必写下这些文字？　　　　　　　　　　--------------------------------------------------------------------------------　　　　[1] 王逊：40年代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后任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教授。57年划为右派。已故。　　　　[2] 陈蕴珍：巴金夫人萧珊。我母亲西南联大的同学。已故。　　　　[3]周游：文革前北京市委委员，曾任北京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党组书记。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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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转得好。　　　　林洙作为梁思成的遗孀，在保存梁公史料、整理和出版梁公著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益后人，值得称许。但是，她写的回忆是“一家之言”，阅读时不妨保持适度的距离，多找些别人写的、其他角度的资料来看，或许能够读到更全面真实的人物和历史。　　　　对于程应铨先生，林洙应当问心有愧。她最近的书上还在指责他，这是不公正的。　　　　对于逝去的“那个时代”的人和事，所谓“说不清楚”的还有很多，兼听则明，多思后断，这应是读书读史所取的态度。
　　程怡是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这里应该有她的学生和同事吧。再转一篇她写的回忆文章。　　　　　　老 房 子 　　
　　程怡　　　　　　爸爸是在家里静静地去世的。在这所房子里，他生活了近三十三年。在他坎坷的一生中，这是住得最长久的一处了。我小时候，觉得搬家就象游戏一样寻常、好玩。　　　　搬来这幢小楼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卡车到门前的时候，围观的孩子堆里有人小声说：又搬来一家右派。“又”这个字眼儿我记得很清楚。它把我们和邻家的孩子们隔开了。我很小就学会不喜欢人了，但我喜欢这房子，喜欢朝南的宽宽的台阶，喜欢阶下那个小小的、用矮篱笆围起来的花园，我和弟弟童年的很多快乐都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在台阶上玩“造房子”，在自己划好的白线格子里，把一块小石头从一个格子踢进另一个格子，不能踩线，不能出格。有时候我们把房间当助跑区，冲出房间在台阶上起跳，比谁跳得远。先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家在院子里养了一小片草皮，我总能蹦出草皮，膝盖上沾不少黄泥巴，而弟弟不肯用力跳，他跳到草皮当中就仰面躺下，伸着两条又黑又细的腿晒太阳。妈妈说他贫血得厉害，老给他服铁剂。春天下雨的时候，草地上有一种极小的蛙，我们捉了好多放在脸盆里，看它们在清水里游泳；夏天，午饭以后，我们总被命令躺下午睡。台阶被太阳晒得冒烟，我们眼睁睁地听着院子里树上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叫，有时候光着脚溜下火烫的台阶，一会儿就能逮回几只知了，甚至把它们烤熟了洒几粒盐，有滋有味地嚼。现在的孩子，不再玩我们玩过的游戏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当时哪怕是在最兴奋、最无法无天的时候，都不敢大声尖叫。我们总有一只耳朵竖着，只要一听到楼上爸爸的脚步声，小小的心居然也能体会到那一分沉重。爸爸老在书房里写啊写，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写一本书，叫「南北朝史话」，但这本书的出版是在十八年以后。爸爸那时候抽好多烟，还吸烟斗，推开书房的门，那一缕缕浅蓝色的烟雾就会从门缝里飘出来，好闻极了。冬天，很冷的时候，他会穿上他的大棉袍子，戴上他的大围巾。那样的袍子和围巾我们在电影「青春之歌」里见过。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爸爸真的参加过&一二·九&，当过敢死队员，不过他当时并没有穿这样的袍子，燕京大学的学生是不穿中式长袍的。妈妈老生病住医院。哥哥上高中，姐姐上初中，简直不和我们在一起。　　　　爸爸工作的时候，是不许我们进书房的。但有时候，觉察到我在他的门边探头探脑，他就会放下手里的线装书，招呼我进去。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所以每回我都忙不迭地爬到他的膝上去，他那件袍子的面子是绸的，又凉又滑，用手摸摸或是把脸在上面蹭蹭，可真舒服。那种时候，爸爸常常教我背一首古诗──带点儿板烟味儿，带点儿线装书味儿。但我小时候念过的大多数诗却是在夏天的晚上，在宽台阶上乘凉的时候跟爸爸学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依稀记得，念陆游的这首诗，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已经困极了，还不肯回屋子睡觉，趴在爸爸的膝盖上，爸爸摇着大蒲扇，满天的星斗都朦朦胧胧的，突然，爸爸那江西乡音很重的深沉的声音使我睁开了眼睛，我不知道那奇特的吟啸中有什么，但我一下子记住了这首诗。三十多年以后，当美国人Hoffman问我学中国古典文学是否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时，我心中即刻浮现了宽台阶上的夏夜，那星空、那诗和爸爸的声音。只是，Hoffman夫妇来访的时候，爸爸已经有大半年说不了话了。姐姐功课很好，但没有考上高中，于是去了新疆。走以前，在台阶的东侧，紧挨着先前那家种的那棵木香，她栽了一株淡黄色的蔷薇；哥哥比她早一年离开家，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从小喜欢种点儿什么养点儿什么。我们搬来这所房子以后，他在楼下的窗户边掘地，掘出了一棵葡萄根。在草皮的西南角儿，原先的房主人种了两棵无花果，但都蛀了，也不知道哥哥怎么倒腾了一下，无花果又结果了，葡萄也上了架挂了果。但这却给我和弟弟带来了苦恼和屈辱。常常不等果子成熟，周围的孩子就会来洗劫。篱笆倒了，花也被踩得乱七八糟。如果我们干涉，他们就会用绿葡萄扔我们，拿弹弓打我们家的玻璃，爸爸开窗户教训他们，窗下就会爆发一片喊声：“老右派，小右派，老右派生小右派。”我们哭，爸爸就笑着抚慰我们。　　　　只有台阶东侧的花障是我们的。黄的蔷薇和白的木香，在初夏时盛开，下午的宽台阶上，常常撒满了洁白的花瓣儿。做完功课，我喜欢坐在台阶上，细心地拣那些花瓣，叠成一叠，闻闻它的幽香，再将它们撒到阶下的绿草地上……到了下雨天，我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敞开的落地长窗边上，听着那淅淅沥沥的雨点儿，滴滴答答落在花丛中和葡萄叶儿上。我想不出来，童年时，除了这台阶，我还在什么地方这么长久地坐过。　　　　七九年以后，楼下的房子重新归还我们，那时候，我已经进大学念书了。木香从文革起就不再开花，黄蔷薇被文革中住在楼下的不知哪一家挖掉了，因为它不能吃，那家喜欢种丝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台阶下每年春天都会钻出几树芭蕉，其中总有一树长得特别高，叶子伸展到楼上的窗台边。残夏，雨打芭蕉，那声音很孤寂。爸爸生病前的几年，住楼上，很少与我们交谈，我长大以后，对爸爸的书房就不再有兴趣。有时候，我还跟爸爸念诗，不念杜甫，也不念陆游，而是念阮籍的咏怀诗。“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我都活到了念这种诗的心境，爸爸当然就已经老了。　　　　再回到童年吧。当时我们的东邻，住着个青年音乐家，被迫辍学，据说是因为崇拜贝多芬，那时他十八岁。为了洗清所谓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他去建筑工地推小车时伤了手腕，钢琴家是当不成了。他的头发花白的老父亲，从北方某音乐之城把自己的钢琴给儿子托运来，于是，又高又瘦的他便整天整天地坐在琴凳上。那时而激昂热烈、时而温柔忧悒的琴声，穿过台阶东侧的花障，落在日影斑驳的台阶上，然后，又袅袅地上升，回旋，向着令人神往的澄彻明净的天空……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音乐就是老房子冷清清的台阶，是宁谧的夏日的午后，是抚慰人心的宽容的微笑，是爸爸教我念的那些诗。我也曾离乡背井，也有过痛苦揪心、感到明天和今天一样毫无指望的时刻，那种时候想到我的家，想到这所老房子，从很远的记忆中，总会有那么一段熟悉的旋律飘啊、飘啊、飘过来，深深浅浅，落在那永恒的台阶上……　　　　六五年秋天，我上初一了。由于当时强调的&阶级路线&，我连重点中学的考场也没资格进去，就进了我家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开学前一天晚上，下大雨，雨点砸在宽台阶上，腾起一阵阵铅白色的雾。忽然，琴声响了，随着风声、雨声一道叩击着我的心灵。不可能！因为音乐家已经到北方某音乐学院去了。我还问过他去干什么，他说上学；我问他上几年级，他说一年级。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马上也要上一年级了，不过是初中一年级。然而此刻，我真的听到了《悲怆》的主旋律。俄国人的《悲怆》。我第一次听邻居弹这支曲子的时候，正好在跟爸爸念李义山的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当时在心里融合了这音乐和诗，感到自己正费力地和一种珍贵的东西告别。孩子也许不会有这种理解力，不该有这样的惆怅，但我，是在老房子后院的宽台阶上孤独地长大的……　　　　很多年以后，爸爸告诉我，反右时我只有四岁多，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很严肃地问爸爸：“人家都说你是坏人，你是吗？”爸爸说当时简直要落泪。我记事太早，所以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和其他孩子是平等的，直到我十四岁，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成群结队，来了那么多戴红袖标的人，家被一遍又一遍地抄查。宽台阶上满是散乱的书籍和纸片。沈从文先生送给爸爸的老黄色的大盘子被砸成了碎片，因为那上面盘着两条赭色的龙。有孩子伸手拣那磁片，但更多的孩子只是静悄悄地围观，他们的眼里是探究，是迷乱，是担心，似乎都预感到这一场灾难会迅速地蔓延到我们这个小区域的每家每户。我倒真有点幸灾乐祸了──以后你们骂我们，我们也可以回骂你们了。可怜，这就是苦难使我第一次感到的平等? 翻箱倒柜是最令人难堪的。虽然我和弟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认为最可能丢脸的东西──妈妈的两双高跟鞋──“转移”到一条臭水沟的污泥里去了，却仍然不得不看着他们在台阶上当众打开我们家唯一的那口大樟木箱：首先是爸爸的那件袍子，其次是妈妈的几件旧旗袍，然后是我们全家的几件破旧的毛衣。也不知是谁，抖开了爸爸的旧汗衫，小孩子们忍不住咧嘴笑了，几个正在翻爸爸的书籍和抽屉的大学生，表情也莫可名状。弟弟咬着嘴唇瞠视着被兜底翻了过来的大箱子；而我，则透过那件旧汗衫肩背上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看到了老房子的台阶，看到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就这样，我告别了我的少年时代。这告别仪式，今天想来，却是饶有兴味的。几年以后，我和还不满十五岁的弟弟一起去了北大荒。先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音乐学院的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是反右以后发配去了北大荒的。据说，他们家有两架钢琴，楼下那间大房子里，放的是一台三角钢琴。邻家的孩子们因为这一点，老是谈起那家右派。我不知道三角钢琴怎么搬到北大荒去，还想了很久，真傻！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盛行过这么一说：“把被‘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夺回来。”对别人来说，被夺走的是文革这十余年，可对我来说，远不止这些。更何况有些东西是不能夺去了又夺回来的。爸爸一九七九年获得了“改正”，我和弟弟在这一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楼下的房子归还我们家的时候，好象已经是80年了。爸爸身兼数职，拼命工作，直到82年春天，发现他得了鼻咽癌，我和弟弟每天轮班儿去医院陪他，才有了跟他聊聊天的时间。那时爸爸常说：“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两个双双考上大学，即使我只有五年好活，你们也都大学毕业了。”五年以后，爸爸再次病倒，不是癌症复发，而是远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文革中，他挂过几十斤重的铁牌子，颈椎受了严重的外伤，渐渐地，骨赘突入椎管压迫了神经。腿不能动了，手不能动了，喉反射越来越差；由于无法吞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在辗转病榻的七年当中，我始终陪着他，还有妈妈，还有这老房子窗外那冬夏不易的绿色。只是宽台阶不复存在了，爸爸生病以后，我们把它改建成了一个澡房。爸爸的生命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奈，我的护理也越来越艰难。最后一次给他换鼻饲管，从六月十七日一直到十八日，怎么也插不进去。我连着两夜不能入眠，心都痛了。爸爸被折腾得很苦，居然还对我笑，逗我。请了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助手来，仍插不进。大夫说，如此只能去医院做造瘘手术。六月十九日，我总也忘不了这个日子。凌晨，我刚睡下就醒了。给爸爸翻身以后，我又拿起了胃管，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真有上帝，但这一刻，我相信他正看着我。我轻轻地试插，终于，进去了！爸爸仍对我笑笑，我高兴得热泪盈眶。虽然，三天里我只断断续续睡了三个半小时，此刻却兴奋得睡不着了，干脆打扫房间，收拾三天来凌乱不堪的屋子。　　　　这一天，太阳很好。八点多钟，有人敲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中国女人，一个外国男人。女的说：“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里，想进来看看，行吗？”她介绍了她的先生Hoffman。我当时心里正快乐，当然请他们进来随便看看。我从来没见过这所房子的前主人，但他们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上楼以后，我突然想问问她姓什么。她说：“我姓于，叫于上，我的父亲叫于仲海。”我在东北插队时，我的一个叔公曾教过我几天声乐，“于仲海”正是他崇拜的一位声乐教授。于仲海的经历，于仲海的教授方法，哪些哪些人受过于仲海的调教，常常挂在他的嘴边。真没想到，于仲海和我们住过同一所老房子。我问于上记不记得我那位叔公，她说当然记得，还说要给他写信，　　“当年他对我父亲很好。”于上的态度非常真，我就和她聊了起来。六十年代初，哈尔滨成立了一个艺术学院，我的叔公任音乐系主任。“哈艺”的教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大荒，当时文艺界有很多右派被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有人说“哈艺”是右派分子的保护伞，“哈艺”就此撤销，部分并入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我有个堂叔当时也从中央乐团下放到那儿教声乐，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于上倒记得。后来，他们坐在我屋子里喝茶，我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多。Hoffman很惊讶我有那么多书，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教书，教中国古典文学。“那是什么？”他问。“主要是诗。”我的英文只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诗？我也写诗，但在美国，我得干别的工作才能生活。”我告诉他，我的工作就是给学生讲古代的诗。“古代的？”他的眉毛一跳，终于说出了“李白”二字。我和他的太太都笑了，难为他知道“李白”。　　　　于上和我同年，排行也是老三，她十七岁考入哈尔滨歌剧院当演奏员。我告诉她我十七岁去东北插队。于上后来去沈阳音乐学院进修，我从小崇拜的东邻音乐家，还做过她的老师；而音乐家的母亲，于上说：“就跟我妈妈一样善良可亲。”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被一位工友无故追打，正是那位音乐家的母亲保护了我，斥退了那位工友。于上的哥哥和我的哥哥文革中都坐过五年牢，她的嫂子是清华建筑系某名教授的女儿。我叔叔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教授，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后来改嫁了梁思成。我叔叔和于上提到的那位教授是很好的朋友。于上还有一位姑姑和姑夫在北京农业大学教书（后来我哥哥告诉我，那对夫妇都是他的老师，而于上的哥哥是他的小学同学）。谈着谈着，我们就象是认识了一辈子似的，气氛越来越亲切。“呀！这世界真是小啊。”她大笑。我也有同感：“是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有许多人，我们都认识，说来和这老房子还都有点儿关系。于上告诉我，她是八四年去美国的。当时她爸爸全身瘫痪，“就象你爸爸现在这样，成天躺着，但头脑很清楚。”八五年，她爸爸去世了，“她老为此自责。八八年，她的妈妈死在国外。”我妈妈，你妈妈，杨妈妈（那位音乐家的妈妈）……她们都是那种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瘦瘦小小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却把全部生命和爱，献给了丈夫和儿女，于上说：“老一辈的中国知识女性造就了我们，“她很动情，还想说什么，一摆手，却没再继续。我想我能体会她对父母的感情，特别是在她重归故里的时刻。她说她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只有六岁，她的弟弟是反右那年生在这所房子里的。她后来住过很多房子，去过很多地方，“真奇怪啊，只要梦到家，总是这所房子；如果是恶梦，这房子就变得破破烂烂，哭醒了，就总想回来看看。”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当年她的床放在屋子的哪一边，钢琴放在哪一边。“魂牵梦萦啊，真的！这次我先生来中国讨论‘罪犯和人权问题’，我就下决心回来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心愿呢！”她说这地方真和梦里的一样破败了。本来她已不想再进屋，但她的丈夫说服她敲了我家的门，结果呢，她冲动地抱住我说，她现在更相信这房子里有一种神秘的奇妙的非常精神化的东西在延续。我不太习惯这样亲密的表达方式，故意冷静地淡淡地说：“这房子马上就要拆了，真的！”我分明看到她脸上立刻表现出遗憾和不解，心里居然有一种恶狠狠的痛快的感觉。　　　　Hoffman一直在和我妈妈聊天，看我父亲的照片，听我妈妈用英文讲一些关于这所房子的人与事，因为他不会说中文。后来，他坚持要妻子充当翻译，因为他想跟我聊聊，而我无法用英文谈我想谈的问题。Hoffman是学哲学的，听说我喜欢维特根斯坦的书，他很开心。他说他研究过梁漱溟，我马上说：“梁漱溟很傻。”他困惑了。于上终于让他明白我所说的“傻”具有无可理喻的天真的意思，于是Hoffman断言：“梁象我们美国人。”我说那可不一样，梁漱溟是地道的儒家。“儒家？”于上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说了半天，Hoffman还是不懂。这当儿我开始做英文造句，决心“诲人不倦”了。我举例说，儒家认为好皇帝要“让人家讲话”，那么，坏皇帝就不让人家讲话，每个人都有讲话的权利，让你有权利的，就是好皇帝等等。Hoffman不愧是专家，他一听懂我的话就说：“权利不是让你有才有的。”于是我们都笑起来。他说，美国人现在到中国来的多了，但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于上说，美国人就知道怎么make money。我说，现在到中国来的大多是商人，我从来不认为商人有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但将来中美间的交往层次会越来越高，那时候，就会有更多高层次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那时候，你就会更理解你的妻子，也会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古典文学专业、喜欢我收入微薄的教师职业了。”我对Hoffman说。他说，他觉得我所有的选择都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我说不完全是。他坚持说完全是。我忽然也冲动起来，不太礼貌地说：“你不懂！”于上强调了“你不懂”三个字，Hoffman突然很激动地说了很多，并且不容他的妻子打断他。我大概明白了他想要说的，并且有点儿喜欢这位美国人了。他说他并不认为美国人只懂得赚钱，譬如此刻，他就在我和他妻子怀旧、谈话等“现象”中，了解到一些渗入我们生命和血液的中国文化精神等等。“还有您的那些非常美丽的故事，”他认真地对妈妈说。　　　　他们突兀的来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我实在没有东西请他们吃，否则，谈话还会继续下去。告别的时候，我们已是朋友。人世间有些奇特的缘分──我和于上，我们父母的生命的延续，在这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一天，聚合在这所住过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老房子里。我们这两家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与我们两代人有关的历史，从他们来访之后，就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然而当我终于提笔写这老房子的时候，爸爸已去世了，他没有活到八月一日他和妈妈的金婚纪念日。七月二十五日晚，他安祥地在家中辞世。前两天，我收到于上寄自美国的信，信上的第一句话是：问你的父母好！我突然觉得，爸爸并没有离去。这房子拆也罢，不拆也罢，爸爸总和我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失掉这一精神的家园，不会！　　
　　//林洙倘若不在“回忆”自己与梁思成的爱情时再一次让我的叔叔受辱，我又何必写下这些文字？//　　
　　可是，可是林洙的书里有梁思成写给她的信，那真是绝好的表白。　　　　“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
梁思成说出了这样的句子，他和林徽因，他和林洙到底如何，谁又能看懂，又何必看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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