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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按：无意与任何人进行辩幌虢约核氖虑椋那榭龈嫠叽蠹遥∈潘杲幸窖г海Я艘槐沧印爸幸嚼砺邸保杲诵莘讲排爸幸嚼砺邸笔钦厥拢≡凇昂脱锻鄙希雀爸幸嚼砺邸保哺约毫粝赂觥笆奔淠摇薄Ｖ易镂遥湮┐呵铮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现时和未来，才具有真正的借鉴意义。还原真相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使命，我们没能力也没本事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有本事也应该大胆地说出自己该说的话来！读书，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奢事。记得当年考大学，同学少年酬躇满志，发愤非得“垮长江、过黄河”不可，主要是想寻找一所能让自己静下心来认真读书学习的好大学及好专业。可事与愿违，那升学考试考的不只是自己的“学力”，还得先考考祖宗三代的“经历”，看看是否“及格”，所以开考之前考生就有了三、六、九等之分。班主任看了看我那报考志愿，瞧我良久欲言又止，她大慨知道我早已明白一切，然后指着志愿表上的志愿说，这也不行，那也不是……真是欲哭无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来到了这葛麻岭上，较之我那些未被录取的同学们乃不幸中之大幸，所以倍加发奋努力学习。也曾私下窃以为离我之初衷远矣！如今回眸往昔，浮想联翩，无限感慨，有不得不吐者。
一、我 的 困 惑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上葛麻岭读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方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上第一节《内经》课时，老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老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事实上确如其所说，轮到先生的女大弟子我们那高年级的师姐时，却只能在家偷偷加些西药“激素”、“抗生素”了。我那同学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或者生殖系统的小小炎症，老先生也难哦！
直到现在才知道：国外早有研究资料表明服用“安慰剂”的不孕、不育症女性，只要待以时日，怀孕率就可高达40%，很有可能是“安慰剂”减轻了病人精神上的压力所致。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送子观音”――“奇妙的安慰剂效应”！
还有位老先生更逗，有同学请教讲授“经络”一节的年轻教师说，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上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测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了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之多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与“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截肢病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人的大脑所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老先生知道后本可置之不理，因为所要问的是授课的年轻老师。想不到老先生却在课堂上大言不惭答非所问地说道：“……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先生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答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同学大家；更{明的做法就干脆叫学生回去好好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有关著作、或者看看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让学生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仔再告诉自己。
其实，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大家，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是人类自然选择的结果，因为人要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走，如果往后走，两只眼睛自然就会长在后脑勺上了。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样的问题。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回来之后彻不寐，有同学打趣地说道，他怎么不问一问为什么人会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扇耳朵？而只有一张嘴巴呢？夫子言，君子有九思……，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哦！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兴，年轻老师也不好受，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们赔礼道歉。“文革”中老先生为此还吃了不少苦头，年轻老师和级主任也连带遭罪，那已是后话暂且不说。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之一，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先前曾当过一镇之长，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良相良医”、“国身治同”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记得后来在大新县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曾跟大家说过：我们〔指中医〕有医得好的病，也有医不好的病；人家〔指西医〕有医不好的病，也有医得好的病。可见他知道中医、西医的局限性和医生个人的局限性，但他是否知道中、西医之所以“医得好”与“医不好”的真实原因还是个迷。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医生涯不无启迪，也就是这些问题促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不断认真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是怎么治好病的？希冀能寻找出个中原因，不敢有半点懈怠与盲从。
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学子们求学的基本态度。大家一直是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何况当时我们是中、西医课程齐头并进，同时开课，中、西医学之间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行事方法难免不发生冲突和碰撞，擦出火花来，自然会产生诸多疑虑与问题。同一病证，中、西医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解释，而最终的判断只能看实践、看效果了。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五行归属的固定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内在联系模式，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取象比类往复循环的方式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之，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更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愈演愈烈？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之间都一样了。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相互影响，以致失衡而都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或足的三阴三阳的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与“腑”之功能？不照样活得好好的没事吗！那雷锋叔叔不就是一种异常，不过是异常的好，所以毛老人家才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那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种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之症结。可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呢？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吗？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那鸟真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期与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返观内视”所见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任福闹宽┢谝择＠В倬按┬匾阅沙啾钡仁拢髡吒鸷槎急硎净骋桑衔按艘郊抑〖迹棠苋羰牵窨錾裣芍溃嗡晃俊比裟苋缡牵倘缟裣桑臀匏恢匏荒芰耍∧芊竦闭妫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传说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笼名、筌名，从笼名、筌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级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主要是配合配合西医内科和少量妇、儿科病人的治疗而已。一天，或隔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拟个方子开几味中药了事，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各说各的。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却在临床得到一一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没治好那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几味药也能治好病。到底是自己治好的，还是病人的自愈，或是用了西药输了液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如同“活猫撞上了死老鼠”。年青时确是心有不甘，想找个究竟，弄个明白。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大俗话。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只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了一点”的回答声中耐心地等待，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患者，医者多以患者吃不禁忌、药选不精、医患没缘分、时辰相背、乃至命中注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四十多年来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诸如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搭配及药物味数、价钱之贵贱、寻找之难易，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爽心良药”。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困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时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是些“不治自愈”和“不能治愈”的“不治之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救死扶伤，“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后来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r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只不过是程度上有所差异，还会起鸡皮疙瘩呢！有时祛风寒的汤药尚未煎熬好，舌尖边红、脉浮数等风热症状马上显现，不知当初所感受的到底是“风寒”抑或“风热”？原来中医的病因学是审证求因，以症推因，那病因可是随时随地变化着的哦！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或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都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以“怀中药”，配以“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问道‘隐谦斋’”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之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经典著作”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心想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开阖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一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自然转好。可这“气”却名目繁多，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朋友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几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时下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
16:56:46 今日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二、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乏玄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并不{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就不能不如此了。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M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了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主导。
至于“五行”，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虽说是最原始的说法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但后来主要还是演绎出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天下的方式。之前黄帝所建五行完全是在暗寓五方之帝的权力制衡，各配以金木水火土之德，五行相生相克、终而复始。五德终始，代表着冥冥中的天意，其政权兴衰理念潜移默化遂成惯习，以至影响到后来历代帝王政权的兴衰交替。像夏后启征讨有扈氏时，在《甘誓》中其所宣布有扈氏的罪状之一便是“威侮五行”，有背天意。而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五行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S方面为服的事了。
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
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及其疾病，甚至于用以去解读整个世界。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就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消长。易学系统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想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r、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Z、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互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诊治与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乃至国家、家庭、个人等等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进一步就推衍为“良相良医”了，以致于将诊治疾病的医事与“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事相提并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粗浅认识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体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是先求诸于外，后类比于内也！其实，人类对身体的真正认识，是从模糊到精确，是从一把解剖刀开始，从“人体解剖学”的诞生开始！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及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Z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骨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就会成为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精通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产生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个个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并能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以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从而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返观内视”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类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在唐人王冰所补注的“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的“运气七篇大论”中，详细论述了“疾病”与“五运六气”之间的固定关系模式，以及五味在治疗中的作用和五味与六气、五行的配搭关系。特别是将症状归纳为“病机十九条”，以配合临床上执此而确定治则选药。《黄帝内经》还提出了养生方面不少不乏哲理性的告诫等等，所以其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较之世界上其它民族和地域的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与蒙蔽性。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个人感觉、个人实践和直接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类比”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及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有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十分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转归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国人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古老“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总之，对生命的奥秘、人类身体及疾病等等国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中医理论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进行解读，较之先民们从“神学”和“玄学”的角度虽然进了一大步，但较之后来现代人科学的生物学解释就差了一大截。在生物学家的带领下，对这些问题的所谓神学的、玄学的、哲学的解释都会逐渐淡出而失去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科学生物学的解释，而最终会回归到人类本身之上来。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有关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人体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K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客观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逐渐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也不可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随着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的进程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而最终消亡。但是，只要有人相信，它就会死灰复燃，永远没完没了，因为“贪生怕死”乃人之天性也！
17:30:06&今日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三、中 医 的 本 质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K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楹芏嗟闹幸绞遣皇强蒲В俊蚁耄侍獾闹⒔崾牵幸讲皇窍执蒲В蔷椤Ｖ幸街尾∪肥涤辛菩В窃趺椿厥拢峙吕现幸阶约阂菜挡磺宄幸绞樯弦菜挡磺宄Ｎ揖僬庋桓隼邮窍胨得鳎幸缴系亩魇侵叮皇强蒲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他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类比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所谓“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认知方法。所以，中医理论虽说是“理”是“论”，但其“理”其“论”的“实践”与“经验”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K以期求得对人类身体的真正认识，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实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Ｄ睢焙汀袄砺邸保糯印疤臁薄暗亍保印耙酢薄把簟保印耙住蓖频汲龆浴叭说纳薄⒍浴叭说募膊　钡娜鲜叮蚨疤臁北洹暗亍北洌耙酢北洹把簟北洌叭恕奔础安　保耙住毖荩安　币唷氨洹薄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么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而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随人类认识的深化而变化吗？！
如今能蚪叭擞胩斓叵嘤Α保耙揭紫嗤ā钡壤砺鄞鹄葱纬上低臣芄K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r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列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毫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已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皆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r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r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下，气有温凉，{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r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从感觉到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粗糙、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其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虽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中医“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片面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发生的原因及其本质的。其既不能识“已病”，也不能识“不病”，更不能识“未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没来的是“未病”，管你病不病都得好好“治一治”。而后来的人们据此“理”此“论”对每一位病人的每一次诊治乃至对各种疾病的诊治过程始终只是“感觉”加“类比”简单狭隘低级有限的个人主观认知和演绎，而不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从直观到抽象的思维，K从抽象的思维到的实践”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经验总结及理论升华。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只是一种想当然的感性认识，它既不是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初始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博主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所举办的“全国温病学{师班”同学也是同桌，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教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而短暂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冲动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陈旧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圣先贤们先知先觉、内省顿悟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已。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相同的实践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奥秘乃至用以去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所谓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勿庸置疑，其完全忽略了对“人类”与“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神仙圣人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为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炼气化神，入神出化”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古代的“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圣人史观”与“一次认识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其实，画葫芦所画的只是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葫芦，描红所描的也是越描越走样越描越糊涂了。充其量只不过是狭隘的个人“实践”和“经验”！
17:30:06&今日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四、中 医 的 位 置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大汗出了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开始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无独有偶，240年之后也就是76年前的1934年9月，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在于都突然病倒，烧至41度，三日不吃不饮，头痛腹胀，咳嗽不止。当时的红军医院院长西医师傅连璋先生接到通知后，立即骑骡出发，日夜兼程，从瑞金赶到于都。经他仔细检查后，确诊为“恶性疟疾”。于是，吃奎宁片，注射咖啡因，经过精心护理之后，大病痊愈的毛泽东便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最终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所以有人后来调侃不无道理：挽救中国革命的可是“西医傅连璋”、“奎宁片”、“咖啡因”，而不是中医、中药或其他什么东西！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r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较之中医要强多了，虽然尚未完全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与事实。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医院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陪衬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按摩”、“洗脚”、“沐足”、“治未病”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而言K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的多发病、常见病。尤其是感染性和创伤性的疾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及其安慰剂效应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M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和“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等等。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的病种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这个数字还会提{。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和自缓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些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r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总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和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剂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并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何况，还有一定的误诊率可利用。当下，即便是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有20％左右的误诊率，在我们国家这一百分数可能会更高一些。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估，也不能低贬，既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恰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
17:44:51&今日有感 整理重发 京且〕
五、灭 中 医 者 中 医 也
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其泛政治化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是任何学科所无法比拟的。而究其真实原因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什么“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有几何？就说那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医院门诊大厅内大幅大幅的现代医学仪器设备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
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了现代医学的支撑，中医医院可能早已瘫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连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都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靠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暂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的中医师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据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沐足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针灸治截瘫到治聋哑再到针刺麻醉做手术；从透视到遥视再到气功治百病；从“轮子功”到如今的“绍龙观”、“悟本堂”、“大道堂”等等无不风靡神州大地。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完全是在忽悠老百姓，连那中央电视台时常都在呼喊着：咱家的老人可千万别上当受骗！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r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不少学子，尤其是临床一线的年青中医，通过临床实践检验，开始有所知晓和明白，原来事情K不如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么灵验，说到可做不到哦！因而不得不摆脱“困惑”的煎熬，从梦寐中惊醒，作出了痛苦而明智的选择和彻底的决裂！首先是为了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了作人的良知，也是为了生计，忍辱负重，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咋中医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中医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时而是“中医科学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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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自然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现代医学的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犹如饮鸩止渴，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实践虽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并非“真理”，“真理”也并非就是“实践”那么简单。人类的“实践活动”可多着呢，与“真理标准”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且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倘使“实践”就是“真理”，人类就绝不会犯错了！可见“实践活动”与“真理标准”并非是同一种东西。“真理”，有的来自实践，属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来自理论，属于理论推论的结果。“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是因为“真理”不仅需要“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也需要“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
不管是“实践检验”和“逻辑检验”，或是“实证”和“证伪”的科学验证，都必须依据“实验”和“逻辑”为基础。而且所有检验不只是一次完成，还需要反复验证，检验的有效性更需要进行反复评估分析，要做到大家公认，放之四海而皆准。
“真理”一旦确立，就不仅仅是实践检验真理的问题，而应该是用“真理标准”去判断实践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因此，对科学而言，无论科学家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从事哪一门学科研究，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出判断。在这方面，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高度一致的，没有丝毫的分歧。如果科学家对科学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的背离，就意味着其科学生涯的结束。
记得《阿西摩夫的科学导言》〔阿西摩夫原著版〕一书中第一章，在回答关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时，作者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摩夫是这样回答的：“即使亿万人的观察都认可了某个原理，但只要有一次察和它相左或不符合之就不得不被迫进行修订”，“原则之所以能站得住脚，那是因为它经受住了一次次新而更新的实验和检验，而且还要经受进一步归纳的不断检验。……”。可见，科学是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绝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实践可不是真理，经验也不是科学哦。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在搞科学，嘴上说着科学，所做出来的事情就一定是科学的啊。
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试图认识和解释疾病现象、创造医疗技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此形成了各个地域的传统医学或民族医学，像古巴比伦医学、古埃及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阿拉伯医学以及古中国医学等等，发端于中国的古中医学是中国的传统医学，而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可以说是欧美的传统医学。欧美的传统医学历经了漫长的蒙昧幼稚阶段，在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肩上逐渐成长发展，最终成为全世界普遍接受、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医学，即近、现代医学。
近、现代医学可以说是对古希腊医学扬弃的结果。正象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力学、地质学等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几乎都只有一个国际通行的学术体系和标准，不分国界，不分时代一样。科学医学也是不分国界、不分时代的，不论其源于何方，只要合乎科学常理，经得起实践、逻辑检验，作出实证、证伪的科学验证，那就要纳入人类共享的医学，现代医学。
其实，中医明明是中国古代一门古老陈旧的“自然哲学”，一种“传统文化”，甚至是一种“个人艺术”，却用“科学”的标准去衡量，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处理，那有不成“骗子”，不成“伪科学”的！那有不“后继乏人、乏术”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对于传统的中医来说无疑是一陷阱，是扣在中医头上的紧箍咒！完全是误读了中医，没读懂中医。难怪有人说：当下，最不懂中医的是中医！最糟蹋中医的是“中医”！不知慎终追远，但求急功近利，实为当代中医之积弊。
有92%的疾病的病人需要人们去关怀、安慰，还有什么必要去争“科学”不“科学”，“现代”不“现代”，“主流”不“主流”呢？如果“科学”是从公元17世纪牛顿力学算起的话，那么“中医理论”就是纪元前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压根儿与“科学”不粘边，与“现代”更是相差数千年了！重要的是要看有没有用。有92%疾病的场份额，专家、教授们都说了，中医何必抱着金碗讨饭吃呢？退出“体制”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