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有关中国“双循环”战略的讨论十分热烈。房宁先生指出，国际格局的竞争性更为明显，我国发展正面临“制约压制”的外部困境；经历近40年高速发展后，我国已进入经济“平台期”，结构性短板突出，未来15年至30年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高风险期。
他认为，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困扰我们的两大问题，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重新重视“胡焕庸线”线，即“瑷珲-腾冲线”的经济地理与社会地理意义。在他看来，“瑷珲-腾冲线”反映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一条“基本国情线”。他认为，在畅通“双循环”的战略背景下，开发“瑷珲-腾冲”一线将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将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本文原题为《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原载《人民论坛》2022年2月（下），总第731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新发展格局的思考
——兼论开发“瑷珲—腾冲线”的战略意义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新兴大国力量迅速发展，欧美国家经济“新常态”与政治“新民粹”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冲击，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性大流行，世界经济政治多极化体系渐趋成势，世界格局发生着历史性重大变化和变革，而当前国内外形势也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努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中国正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和巨大的风险挑战。
在当前形势下，长期以来推进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面对世界经济发生新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新影响，党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即“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这一思路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经济发展内外“双循环”格局，正在逐步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方向。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性转变，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积极探索，最终构建起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面临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制定了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加入到产业资本全球化进程之中，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获得经济快速发展契机。中国经济凭借自身改革开放和外部经济全球化之利，抓住战略机遇期，获得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发展，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开辟了“MADE IN CHINA”时代。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居世界第一的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
从国际形势与格局看，2008年是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要转折之年。这一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最终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大衰退，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性经济发展长周期。这一波经济长周期发展由产业资本全球化带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解释，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它使“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客观上促成了全球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巨大发展，构建了世界经济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
然而，2008年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再一次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结构性、周期性矛盾充分暴露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逆转，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结构调整期。自2008年世界性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产业资本全球化出现了新动向，国际经济环境明显趋紧。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变化，中国与外部经济体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以互利为主逐渐演化为以竞争为主。这一转变也是从2008年开始的。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促使主要国家之间的战略博弈更加明显深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遏制中国发展逐渐形成共识并开始采取协调性行动，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开始由“有利宽松”转向了“制约压制”。面临
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新挑战，带来了新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席卷全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危机，世界形势更加动荡，增加了中国对外经济、社会、文化交往的困难。可以预见，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外部及周边环境面临的复杂局面仍将持续。
未来十五年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考验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跨越式大发展，经济持续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发展实现了“起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621.4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313071.1亿元，而随着大中小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多，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也从1982年的20.91%提升至2020年的63.89%。
历经持续30余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也已起步。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在工业化“起飞”阶段完成后，依照普遍规律将进入平缓发展的“平台期”，即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时期。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持续减速，标志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取得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以往追求速度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在发展的平衡性、协调度和可持续性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主要表现是国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相对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3年至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60%左右，这一数据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对外出口，而消费占比较低，说明中国经济存在成长结构性的短板。此外，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品质提升的突出问题。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向品质升级的转型远未完成，中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
从制度层面看，中国的体制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体制的优势将力量集中于一处，充分调动资源用于某些特定发展领域，形成“利出一孔”的政策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的集约性和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一种强化体制，这种体制有优势也有短板。根据熵的理论，任何一种资源的开发都是对其他资源的覆盖。在强化和集中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意味着必然忽视甚至舍弃其他方面，任何体制都不可能集中力量解决全部问题。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强化体制可以很快取得一些成效。在国际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快速崛起就是典型范例。“举国体制”这个词就是来自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语汇。工业化早期具有粗放型、模仿型、追随型的形态特征，此时举国体制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以创新驱动为发展动力的状态下追求内涵式增长时，举国体制就需要改进与升级。
在30余年快速发展之后，我国众多技术领域仍然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体制下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短板和缺陷，因此，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
从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历史经验看，工业化、现代化从数量增长到品质转型的时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决定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最终成败。这一时期又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高风险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战略判断，正是针对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中国面临的矛盾和风险。中国如能在未来15年至30年间度过工业化、现代化的高风险期，即可最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到了复杂和困难的局面，必须进行新的探索，形成新的思路与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带动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最终跨越现代化的最后艰难阶段。
通过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发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结构随之发生重大转变，而当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或70%时，会完成社会转型。根据亚洲经验，一方面，凡是那些城市化率超过了65%的国家和地区最终都跨过了现代化最后阶段的风险期，成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方面，当那些城市化率低于60%的国家遇到政治动荡时则陷入了剧烈的社会冲突，严重者则致使已有工业化成果损失殆尽，甚至沦为“失败国家”。因此，65%的城市化率成为我们观察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测试指标。我国正处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关键时期。依照国际经验，我国能否最终成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65%以上的城市化率是重要测试指标。
对于我国城市化率问题要结合本国情况进行认真研判。我国仍保有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户籍制度，这是研判中国城市化率时的重要特殊国情。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8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中国口径的城市化率或城镇化率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我们认为，在中国应使用“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概念，以获得衡量城市化率问题在学术上的一致口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2035年这个时间节点的含义之一，就是届时中国的同等国民待遇的城市化率应达到65%。因此，未来十五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中国东南沿海及这一地区的大城市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这可以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第一波”。通过研究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存在所谓“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即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及水平在一定的历史区间和区域内呈现出一定的共同性和差异性。
2017年春，我们的研究团队沿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长距离徒步考察。在总里程三千余华里的实地考察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共时态”和“历时态”问题。
我们发现，对中国的共时态认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仅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形态中。而事实是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和水平呈现出明显差异，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存在时间上的差异性。
京杭大运河上的南运河、鲁运河迤逦千里，沿线以种植业为主的乡村地区俨然还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风貌。出天津沿大运河一路走到江苏淮安，沿途所见村镇基本没有食宿条件与相应设施，村里无餐厅，乡镇无旅店，餐饮、住宿要到县城才能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村地区的商品率和货币化程度还比较低，也意味着中国仍然存在广大的半自然经济区域。
然而，渡过长江到达杭嘉湖平原等地后，我们可以用“2035年的中国”来形容其发展水平，这里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发展的未来。中国各区域发展呈现出很强的历时态特性，犹如一条“时光隧道”显示出中国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于不同发展阶段之上。发展不均衡性是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波”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进步和社会面貌的历史性改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固有的不平衡格局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实际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是就整体而言的，中国东南沿海及各大中心城市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这些地区大多数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处于相对滞后状态。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中关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情况，这三地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分别达到68.61%、63.22%、70.85%，而西部地区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7.27%。这种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性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充分”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不平衡”造成和加剧的。
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88年《中央要有权威》一文中提出“两个大局”的构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构想就是通过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为解决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许多努力，最主要措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对于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状况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经过多年努力，虽然东北地区、西部地区自身有所发展和提升，但这些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却仍在扩大。201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0.98万亿元、21.75万亿元、20.49万亿元和5.01万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广东一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就约等于西部云南、广西、内蒙古、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八个省（自治区）的总和。
这说明中国区域发展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异。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说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认真深入地探讨和总结“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的成绩以及经验教训。
开发“瑷珲—腾冲线”：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和战略重点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自近代以来一直存在并被关注。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瑷珲—腾冲线”概念，他利用自然环境而非政治区域为单位，科学测算出了当时中国的人口密度，首次揭示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规律。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
中国东西部之间的人口地域分布差异很大，以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和云南省腾冲之间为两点划一条直线，在中国地图上大致呈45度斜线，以此为界，将全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部，这条空间上的虚拟界线就是著名的“瑷珲—腾冲线”。
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和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国情的显著特征之一。总体来看，“瑷珲—腾冲线”划分了东南部地区与西北部地区两大差异地带，这是一条集中反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状态的经济地理分界线，更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历时态的分层线。
“瑷珲—腾冲线”标示这种不均衡性的基本国情，即中国内部的地理、气候、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族的分界线刻画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条件和基本国情，并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情以幅员、人口和自然资源及其分布为最基本内容，“瑷珲—腾冲线”堪称反映当代中国国情的“基本国情线”。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分布不均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规律性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从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为迅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但是“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人口分布规律却依然没有改变。
人口分布的差异产生出以人的活动为核心的数据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例如区域用电数据、运输物流数据、滴滴出行数据、腾讯QQ同时在线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均可标记中国这条人文地理分界线。
作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一波”经济社会发展物质基础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长期以来在“瑷珲—腾冲线”东西两侧形成时空分布的倒置与错配。“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38.12%，以西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1.88%；“瑷珲—腾冲线”以东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0%左右，以西人口则仅有约10%左右。
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居世界之首及世界前列的水能和煤炭资源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分布在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分布在“瑷珲—腾冲线”沿线或以西地区，远离东部地区中经济发达、资源集中消费的地区。
尤其对于中国国民经济以及未来发展极为重要的水能资源的70%分布在西南三省市和西藏自治区，而煤炭资源总体呈现出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的特点，煤炭产区主要集中于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安徽、河南等8个省（自治区），分布极不平衡。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的人口资源和消费市场主要集中于东部或沿海地区，即主要集中于“瑷珲-腾冲线”以东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和消费市场迅速成为中国拥有的两大经济社会资源。中国拥有包含14亿多人口的全球最大且最具潜力的统一市场，还有包含4亿人的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但中国的经济功能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国内需求潜力在不断释放，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增长。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到408017.2亿元，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空前扩大，东部地区创造的GDP和消费总额占全国的一半，而西部地区却仅占20%左右。
与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广阔的幅员相比，“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比较落后。2019年“瑷珲—腾冲线”沿线26市（州、盟）的GDP总值为4849.97亿元，仅占全国GDP总值的4.77%；沿线26市（州、盟）的2019年公共预算收入为4050.76亿元，仅占当年全国公共预算收入的2.13%。
“瑷珲—腾冲线”两侧的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失衡，造成了中国经济布局的严重不均衡性，是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基础性原因。胡焕庸先生曾在20世纪80年代就构想出交集理论、网络节点理论、连横合纵理论等有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分析理论。
正因为如此，从另一角度看，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突破这一瓶颈，实现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向“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地渗透和扩展，在“瑷珲—腾冲线”一带形成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二波”，并以此为基地进一步向西部推进和延伸，进而构建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新格局。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具备了延续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和资源，具备形成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第二波”的基础性、潜在条件。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90年代针对解决沿海与内地贫富差距问题时指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
“瑷珲—腾冲线”北起我国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朝西南45度方向跨越全国版图至西南边境云南省腾冲市，绵延近3700公里，沿线经过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和云南8省（自治区）的26个地级市（州、盟），幅员9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9.72%；沿线区域拥有耕地约1959.32万公顷，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52%；沿线人口近7000万，占全国人口的4.99%。“瑷珲—腾冲线”沿线及以西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我国的水能、煤炭及森林资源集中于此。
“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经济资源，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从自然地理空间的角度来说，相对于我国东南沿海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未来我国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前沿阵地”。“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既有必要又有条件成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区域。
综上所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直面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不平衡”引发并加剧的“不充分”两大问题。“瑷珲—腾冲线”反映出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倒置和错配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的一条“基本国情线”。“瑷珲—腾冲线”两侧人口与资源配置的倒置与错配，是制约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瓶颈。
“双循环”战略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国际循环，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需要关注和重视“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的战略地位。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基本发展战略策略的选择与制定，离不开“瑷珲—腾冲线”所反映的基本条件与国情。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瑷珲—腾冲线”沿线区域是中国未来工业化“第二波”和现代化发展的“新边疆”和“前沿阵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

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演变及反思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而不断深化。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货币投放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不引起物价上涨。从1948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例,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市场货币供应量基本处于一种超量供应状态,但市场物价上涨幅度一直低于货币发行指数,论者认为是由于新的信用货币量占领市场,货币容量不断扩展引起的。这种新的信用货币本身在实质上正反映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同时也表明,货币不仅作为流通媒介参与经济循环,而且作为实际财富的替代,被赋予了资产形式。中国经济货币化始于这种为适应恢复时期的相对市场化的经济过程中。由于市场化,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成为和实物资产一样可以获得等同收益的资产形式。从理论上说,这种地位本身也就标志经济活动日益货币化。用货币价值本身可以衡量经济的各个方面,货币经济成为实物经济的最终替代。1949年至1952年恢复时期,在广大农村地区人民币取代了物物交换,从货币化初级形式交换媒介作用充当了农村地区物物交换的替代。虽然这是一个浅层次过程,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经济货币化向纵深发展。统计数据表明,这三年虽然工农业生产总值只增长了77.5%,而市场现金流量增加了6.05倍,货币供应总量M2增加了23.1倍。值得注意的是后一个数据包含了信贷量。这说明在恢复时期,虽然经济货币化已表现在流通媒介上,但更集中体现为货币作为资产形式的信贷上。这点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现代经济中经济货币化的第二形态较之第一形态,在经济货币化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推动力。当然,经济货币化过程并不等同于货币的盲目发行,恰当地表现为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容的货币需求和替代。如1950年2月市场现实流通量为1949年12月的117.2%,M2为135.5%,物价指数为209.4%,物价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增长率,表明货币已超过经济货币化的容量,为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称的货币发行。中国经济在三年恢复时期,除了信贷支持国营工商业外,并且加强了对私营业务的支持,因而在三年的恢复期保存了市场化的经济模式对货币化的需求,使货币供应和经济货币化同步进行。经济货币化本来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但是,中国从1956年始,逐渐深化的计划经济使经济货币化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也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从一般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商品化程度越高,金融资产的品种和数量便越大,金融资产与社会产值的比率越高,货币化程度越深。分析中国的状况,1953年我国银行资金运用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为15.1%,1956年为19.3%,1978年为33.3%,1989年为47.7%。从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1953年至1956年银行资金运用与工农业生产总值的比率年增长1.4%,而1956年至1978年仅为0.63%。这些数据比较情况说明,1956年至1978年后的计划经济由于采用计划调拨,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速度大为减慢。再比较1978年至1989年的年均1.4%增长率,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严重非货币化,从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956年后出现的财政划拨款制使企业发展所需的实际货币需求量受到控制,一方面使经济货币化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使经济发展受到限制,表现为1956年至1978年经济发展极为缓慢。这种情况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自1958年起国营企业(包括公私合营企业)需要的定额流动资金70%由财政拨给,1959年后国营农场需要的流动资金,统一由财政拨款,1962年后,商业部门改由国家核拨部分自有资金。自有资金是根据当年经济发展状况后计算出来,事实上每年增加甚微,因而使企业发展所需资金来源缺乏,加之扩大的处延式投资中资金沉淀现象普遍存在,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需求受到限制,最终使中国经济货币化道路布满荆棘。与这种状况相适应的是,中国财政存款量占银行存款相当比例,如1970年为46.9%,1978年为40.3%。由于财政存贷是几乎不计息的,因此,货币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进一步为中国经济货币化设置了人为障碍。中国经济货币化现状及展望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明显加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流通领域的不断拓展、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货币投放量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以1985年至1993年为例,年均增长率M0为25.41%,M1为19.95%,M2为24.56%,国民生产总值Y为9.54%,而物价P仅为9%。从这些数据分析来看,1985年以来,中国货币投放增长率几乎以三倍于国民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增长,这表明投放的货币不仅满足增长的国民总产值的需求,而且在经济结构性调整中,投放的大部分货币充当了经济货币化过程中的替代作用。这种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中货币作用加强,经济货币化正朝向纵深发展。根据国内一些学者的评估,1985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增加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同时,合理的货币供给增加略高于2%。从这一情况来看,目前中国货币化已明显高于前几年,表明中国已逐步走向货币经济纵深阶段。中国经济在货币化过程中,由于货币的非市场化因素普遍存在,致使货币并没有完全等同实物资产享有等同的收益率。有关专家估计,中国专业性或政策性银行拥有占资金市场80%以上的资金,而其中按市场原则贷款经营的货币仅在40%左右,低于成熟货币经济的要求。另据1993年《中国经济年鉴》有关数据表明,中国一年期存款利率为9.18%,而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为9.36%,基建贷款几乎等同于存款利率,而粮棉油、外贸出口收购贷款利率又低于存款利率,仅为8.46%,特区、开发区贷款利率更低,仅为2.88%,远远低于存款利率。而一些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美国1991年存贷款利率分别为5.84%和8.46%,德国为7.62%和12.46%,贷款利率都高于存款利率,表明货币作为社会资产的形态,参与了社会收益平均分配,显示出成熟货币经济特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存贷利率差,可以说已经比较顺畅,货币经济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但是,由于相对普遍地存在着呆坏账现象,使相当一部分货币资产并没有获取社会收益。如在经济活动中,固定资产投资任意扩大化等,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对货币资产形态的忽视,由此引发了争贷款而不计利率的现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现象的出现仍归因于中国经济中虽然货币投放量增长高于经济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并没有体现出真实价值,没有参与社会收益的分配,因此,货币投放量的多少,在中国经济中和物价联系并不太紧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还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货币化不太高阶段,离成熟的货币经济尚有一段路要走。当然,中国目前经济货币化状况,比较改革开放前已大为改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经济货币化必将随之加深,使中国经济步入成熟货币经济时代。从目前中国经济中普遍存在的资金紧张情况也可以看,经济货币化中的经济主体已提出了货币经济深化的要求,表明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经济货币化正在向纵深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挠的趋势。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货币市场化必将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