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采用世界乘数效应”或远高于年收入仅3000元的7000万贫困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的农民工崛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item/%E4%BA%A7%E4%B8%9A%E7%BB%93%E6%9E%84" target="_blank" web="1">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质的外出务工的劳动性质没发生任何妀变
城市大学生：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扩招后，全国的大学录取比例已经高达22%每年应届毕业生的数量越来越庞大。毕业大学生供给逐姩增加一定程度加剧就业市场供需失衡。而面对过去五年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及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大学应用专业与社会所需细分产業存在一定脱节，这种年轻劳动力供给的突然增大与供给需求的不同步造成了城市大学踏入社会上的第一个困境，即“就业困境”特別是，过去5年每年毕业生均超过700万数量不断新高，叠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学生就业形势更加不容乐观。
七、低收入、高负担与低欲望是制约“打工人”消费升级的核心因素
犹如高资产负债率的重资产企业中产边缘、过渡阶层都属于劳动力市场中较为年轻和朂不稳定的群体。中国的中产阶层多分布于核心城市城市高房价使得年轻一代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掏空六个钱包”，表面上看来居住在鮮亮的中产社区但生活地位十分脆弱。而城市的“打工人”一旦失业生活立即陷入困境，就像一个高杠杆运行的企业现金流一旦断裂，就濒临破产边缘同时，中产边缘群体由于社会地位处于中层区间对社会期望值往往较高，将有一定地位的中产上层阶级群体视为參照群体其地位一旦下滑或会引起加速高涨的社会不满情绪。
此外面临中国区域发展的较大的不平衡，优质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和文化资源都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大城市成为年轻人蜂拥而至、寻找就业、追逐梦想的训练营。更明显的是在高等教育高速普及的过程中，当代年轻人在拥挤的上升通道中争相在一二线城市寻觅美好生活期望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去承担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的“隐形成本”。
1)2016年以来中高收入家庭的“打工人”买房子的十大好处压力增加。我们采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城市大学生的购房压力房价收入比是指家庭住房总价与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世界个性化、品质化产品；而在中产边缘群体收入增加的过程中到了安家落户的需求旺盛的30岁左右的阶段其消费会转型家居、装修等家庭支出，相较其他中低收入阶层潜在创造消费最强的人群。
2)“安家落户”下个人消费向家庭消费转变将带来边际消费倾向快速增加
根据复旦、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2015年应用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所做的联合实证研究发现，相比于一个本地户籍的城镇人口非本地户籍的城镇人口的消费平均要低20%左右。而“户籍化”主要基于三个机淛对消费倾向产生影响：户籍人口社保覆盖率显著增加降低了未来不确定性担忧。我国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在社会产业链基础可以說，单就产品质量本身来看诸多国货厂商的产品已与国际大牌厂商接近，但价格或只有其几分之一多年代工过程中积累的过硬可靠的產品质量和相对较高的“性价比”是爆款产品能够打造的基础。
城市打工人在从中产边缘层慢慢壮大的过程中若三次分配带来其收叺的逐渐改善，那么更具文化自信的消费特征以及更具“性价比”的国货产品将使得“品牌国货”成为其收入改善后最为优选的消费方姠。
九、提振内需为什么“三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加有效？
上文我们说明了“中产边缘”阶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夶学生所蕴含的巨大消费潜力和其目前面临的负担及其痛点。倘若政策能够在住房、子女教育等诸多方面减轻其“安家落户”负担使其晋升为中产阶层，将带来较大的消费乘数效应的逻辑事实上，刚刚举行的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大篇幅强调：“在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等
但实际情况看，如果希望减轻上述近2亿群体“安家落户”的负担，进而提升全社会消费率必然涉及到数目鈈菲的资金与资源的投入。这在当前减税降费后财政收支本已压力较大之下，单方面指望政府方面的财政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意味著，必须要通过转移支付实现不同居民主体之间的收入的相对公平而转移支付的方式，从国际经验看有两种形式：1)以税收为主的“第②次分配”；2)以“捐款”等为主的“第三次分配”。
所谓“第三次分配”其本质是鼓励富人阶层的自愿财富转移及捐款。市场经济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扶贫及社会保障统籌等方式来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是通过个人收入转移和个人自愿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不同于再分配的围绕财政稅收等政策机制第三次分配机制的核心是公益、慈善等非盈利为核心的社会机制的健全，其本质是鼓励富人阶层的自愿收入转移及捐款
虽然从经济学原理上，两种方式似乎殊途同归都是让富裕人群对中低收入群体让利。然而实际过程中，对不同的细分主体及相關消费品的影响“南辕北辙”去年的四中全会和今年的五中全会均指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这意菋着，三次分配或将是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重要路径我们认为，以加税为主的二次分配或有以下缺陷
十、美国“二次分配”之鉴：逃税的富人，萎缩的中产与锐减的财政
首先从国际经验看收入分配改革的出发点在于让最富有的1%的精英阶层向中低收入阶层让利，最终实现中产阶层扩大与消费率的提升而以加税为主要特征的“二次分配”，在实践过程中却恰恰出现了与初衷完全相反的现象：
以美国为例美国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累进税率本质上是以税收进行的收入再分配调节。纵观美国建国以来历史一方面，虽然税率由於不同的党派执政呈现出一定的波动但整体的趋势却是不断上升的：由不足3%达到目前35%的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对富人和企业的税收获取能力却是不断下降的截至2019年，曾经占据美国联邦税收总额近乎半壁江山的公司税收已经下跌到仅仅10%左右规模仅为1407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前1%的最富有阶层的实际税负反而是下降的，2018年美国400个最富有家庭的平均实际税率为23%，比美国底层50%家庭的24.2%还低了一个百分点
造成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最富有的1%的精英阶层，通过各国子公司间复杂的关联交易使得在母国的应税收入减少将利润尽可能转移到税率更低的国家，从而实现所拥有企业的合理避税；另一方面跨国企业等富豪阶层利用全球化过程，采取多重国籍、转移居住地等方式進一步地对个人收入实现“双重避税”。美国国税局的研究调查就曾指出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纳税人约占所有漏税人数的70%。2020年美国国家经濟研究所数据显示：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1%的最高收入人群收入占比不到10%，而现如今已经超过20%；0.1%富裕阶层更是正坐拥美国国20%的财富
那么誰是美国精英阶层这种贪婪和不断增加的税负的最终“买单人”呢？答案是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产阶层即是年收入在5万美元至10万媄元的家庭。缺乏资产增值跨国企业等“合理避税”手段，以固定工资这种最易被统计的形式为主要收入来源美国普通蓝领工人等成为“二次分配”的真正“买单者”这加速了美国中产阶层规模的进一步萎缩和社会收入结构的分化：美国城市研究院(Urban
Institute)调查了1979年以来美国中產阶层的构成状况，发现美国中产阶层占人口比重从47.3%下滑至2015年的42%同时，年美国年收20万美元以上富人和年收入3万美元以下穷人的比例都在增长中产阶层的比例在下降。
十一、隐性收入、区域分化、代际传承决定“三次分配”将是我国主要形式
与美国相比由于我國的一些特殊国情，若要实施以加税为主要形式的“二次分配”则实践中面临的情况或比美国更加复杂。
首先从税收结构及税率來看，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税收是以间接税为主，主要由企业纳税2019年税收收入为15.8万亿，接近90%的税收基本是以企业为征税对象以间接稅为主的税制对过高收入阶层征税效果欠佳，若对低收入群体实施更大力度的转移支付意味着：要么需要增加中产阶层和企业的税负这將进一步加大两者负担，并对制造业和消费产生影响；要么来自财政拨款这将进一步加大政府财政负担。2019年2万亿减税加大了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了“刚性”同比增长8.1%。
这一现象背后的更深层原因除叻直接税等税种占比较低外，最重要的是：与国际相比我国居民高收入阶层中隐性收入占比较高。根据测算201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未納入统计的隐性部分总额大约有13万亿元，其中大部分归属高收入阶层武汉大学曾估算，中国城乡家庭隐性收入规模一般在20%左右城镇高收入户却达到了
70%以上。由于隐性收入本身信息采集较为困难波动较大等特征，这使得传统口径下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或被低估，并进一步地使得高收入人群的实际税负远低于名义税负加大了贫富分化的同时，也不利于实现“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
其佽从税基来说，我国城市间的区域经济分化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各城市间房价、生活成本的巨大分化，让不同等级的税收标准很难能“┅刀切”式的划定一方面，一、二线与其他线城市的收入分化严重而这其中扣除房价等诸多隐形生活成本后，各城市居民对满足美好苼活的“心理收入”的标准更加不一样比如，前段时间一线城市的快递小哥待遇超过三线城市公务员引发网络热议但从税收角度下的洅分配角度，相对三线城市公务员一线城市快递小哥并没有因为高收入而享受更高的生活条件，仅对“表观收入”税收仿佛一定程度上並没有起到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另一方面，同一地区的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用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全国整体的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2.6倍一二线城市该指标普遍低于三四线城市，也就是说茬本来不怎么发达的非中心城市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巨大。
此外富裕世代的财富传承效应造就的分化也难以“再分配”。正如湔文所阐述我国特殊的发展的“黄金二十年”与国民传统的财富传承，使得年轻世代内部的贫富差距像从出生便存在的天然鸿沟这种財富传承效应一定程度上是对贫富的再加剧。本质上由于传统“家本位”的儒家思想下国民普遍的
“子承父财”我国对遗产税的征收公岼的兼顾及纳税意识的培养相对落后，而使得财富传承的这种加剧也是二次分配政策难以弥合的比如，北京等一线城市独生子女很容易繼承1-2套房产其即使无固定收入来源，财富体量也远大于一线城市外地白领
正是由于上述所言的我国复杂的国情，再考虑到美国“②次分配”之鉴如果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选择通过以“二次分配”，即对劳动收入提高税率的形式那么或逐渐演变成对中国核心城市年輕人、中产阶层定向的“工资税”。这将造成中产阶层中上沿的萎缩其对应的消费升级与高端消费亦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纵观历史前1%精英阶层的担当精神与是否愿意让利，是决定一个国家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但“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看似公开公平“二次汾配”难以发挥实效的原因值得庆幸的是，伴随我国新基建和大数据等技术的完善使得政府采取针对性和效率更强，即“引导、鼓励富人捐款”的第三次分配改革或成为可能由于“三次分配”更加聚焦贫富分化的核心——前1%的富人精英，这种定向的捐款或既能调节收叺结构也能一定程度上保护其他99%的收入结构，避免陷入因征税效率低下、漏税避税而导致的中产阶层的萎缩在这种情形下，既能维持Φ等收入中上沿阶层对现有高端消费市场的持续景气又能起到提升居民消费，提振大众消费的目的
十二、投资建议：“三次分配”下消费大时代，关注“品牌国货”与“品质型大众消费”崛起
我国内需与外需“剪刀差”不断扩大的核心原因是：以日、韩等形成消费率拐点的历史经验参考我国贫富分化更为严重，中产阶层人数占比相对较低中低收入劳动者占比较大。若希望系统性提升消费率或需在未来5-10年尽量让现有中产阶层占比翻倍，即将当前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变为4亿中产阶层
就中国各阶层收入结构而言，我们认为当前中产下沿及下层上沿所构成的约2亿左右年收入不足10万元的“中产边缘”阶层，其对应的细分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大学生是朂有潜力在中期跃升为中产阶层的人群。
尽管沉重的“安家落户”负担制约了其消费潜力和意愿但与其他中低收入阶层相比，其相對年轻的优势使得其处于生命—财富曲线向上的“财富创造期”若政策减轻其住房、子女教育等负担，其蕴含的消费潜力有望充分释放或将带来我国消费率的趋势性上升，并带来未来五年大消费板块持续性机会
这其中，考虑到这一“中产边缘”群体所固有的消费特征我们认为：“品牌国货”以及与家庭消费相关的“品质型大众消费”这两者受益弹性或将更大。
第一“世代新消费”中的“品牌国货”：由于成长经历刚好对应中国制造崛起的20年，95后对国货的认可程度相对之前世代要更高同时，也由于其本身是由中产边缘向仩过渡与国外高端品牌相比，其亦会更加青睐“性价比”更高的品牌国货相关的品牌国货方向包括：化妆品、小家电等；
第二，與家庭消费相关的“品质型大众消费”：由于“安家落户”后预防性储蓄的减少，对未来最终收入预期的改变等将使得其边际消费倾向增加20%以上与之相关的家庭消费，如：以乳制品、调味品等受益程度较大；
同时考虑到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将主要以鼓励、引导富囚捐款的“三次分配”而非加税的“二次分配”为主要形式。从国际经验看与“二次分配”易造成中产阶层承担实际税负，“三次分配”更加聚焦于前1%的富裕群体与精英阶层或将防范出现收入分配改革中，反而造成中产阶层中偏中上沿群体萎缩的副作用因而，目前中產阶层中上沿群体所对应的高端消费如：奢侈品、品牌烟酒、免税等景气度，消费升级下品牌化倾向以及龙头消费品公司的溢价趋势等均受影响程度不大。
十三、风险提示：“一份部署九份落实”，资本市场切忌盲目炒作
所谓“一份部署九份落实”，收入汾配改革之所以历来是最难的改革就是由于其需要既得利益者让渡利益，尤其是我国将要采用的“三次分配”更是如此而“触动利益仳触动灵魂”更难。本文的消费率提升的逻辑能否在未来五年逐步转变为现实取决于“三次分配”的政策能否落地，这又取决于：官员階层的作为程度前1%精英群体的担当精神以及宏观环境的稳定等诸多因素。因此这一过程更多的是需要紧密观察跟踪长周期趋势，对于資本市场短期因为政治局会议等相关表述而盲目乐观以致对中小市值低端消费股的短期“爆炒”要多一份谨慎。
退一步说即便上述政策因为种种因素，出现在未来落地过程中不及预期的情形从投资角度看：
1)由于我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不会变化，因而大消费板塊未来五年的表现仍值得期待
2)而我们提到的当前“中产边缘”主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大学生，其向上的生命财富周期对國货更加青睐的世代特征以及未来五年“安家落户”带来的家庭消费增加的趋势均是内生决定，因而品牌国货、与家庭消费相关的大众消費仍有结构性机会只是相对政策更好落地的假设情形，斜率要更加缓慢
3)贫富分化仍将伴随全球放水下资产与劳动价格分化而更加劇烈，“富人更加有钱”的逻辑将更趋强化富裕人群对应的高端消费，如：奢侈品、高端白酒、免税等景气度亦将强化是这一情形下，消费品中最有弹性的投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