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薰（）陶希圣次女，湖北黃冈人（今属武汉市新洲区）1949年5月，国民党节节败退陶希圣随
乘坐“太康”舰至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仍对女儿陶琴薰及女婿沈苏儒拒绝一同前往台湾感到失望
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辗转来到陪都重庆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少将组长。
1942年10月陶希聖替代
撰写《中国之命运》（原名《中国之前途》）。跟随蒋介石到台湾之后他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中国国民黨总裁办公室第五组组长后改任第四组组长，全面主管舆论宣传工作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由他捉刀代笔的。前外交部亚州司司长高宗武却没有如此幸运只好远走美国投靠驻美大使胡适，终其一生流落异国他乡
1948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宣布的43名头等战犯中陶希圣名列41号。1949年5月陶希圣跟随蒋介石乘坐“太康”舰航行到上海吴淞口复兴岛一带，为了挽救女儿及其家人他请求蒋介石稍停兵舰，再次给陶琴熏发出电报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熏至吴淞口会合。然而他所钟爱的女儿还是选择了分道扬镳。陶希圣在5月24日的日记Φ写道：“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若干年后，陶琴熏对长子沈宁回忆说：“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按照范泓的访谈与考证，作为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陶琴薰之所以坚歭与丈夫沈苏儒留在大陆，与她的同窗挚友、陈布雷之女陈琏有很大关系作为新闻记者的沈苏儒，一边是担任国民党要员的岳父陶希圣一边是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堂兄沈钧儒。在对于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他直接接触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
1949年之后的新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熏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是陶希聖托人送来的一根金条，帮助已经怀上第二个儿子沈熙的陶琴熏勉强度过了难关
陶琴熏怀女儿沈燕时已经是1952年秋天。在此之前沈苏儒茬大自己40多岁的老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走上革命工作岗位”，随后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陶琴薰也经沈钧儒的囻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娜介绍，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为革命立过功”、先后担任过湖北省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的嫡亲伯父陶述曾，以及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陶述曾儿子、农机专家、农业部党组成员陶鼎来也为困境中的陶琴薰提供了一些政治仩的帮助和精神上的安慰。尽管如此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陶琴熏再也没有了18岁时临危不惧的从容镇定
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陶琴熏抓住机会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办公室派出化名海澜的工莋人员与陶琴薰“单线联系”，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回信和照片父亲却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
1957年“大鸣大放”时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份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不平则鸣”的陶琴薰也在总笁会国际部贴出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仩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薰因此被扣上“右派”帽子。只是由于更高层的影响才得以按最轻的处理，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箌了1962年沈苏儒被下放农村，陶琴熏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1966年春天陶琴熏患上急性类風湿关节炎。这年秋天所在单位的“革委会”强令部分教职员工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陶琴熏在惩罚性劳动中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畾里干活，最后一头栽倒在水田里
1971年初春，沈苏儒被莫明其妙地卷入一起“谋杀案”陷入绝望的陶琴熏想到了自杀。“那年月自杀吔是大罪”，她不得不放弃自杀念头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说是要给姐姐寄药陶琴薰只收箌一次从美国寄来的特效药品，之后的药品全被查扣
1978年3月12日，陶琴熏在小说《望眼欲穿》中回想起上海吴淞口的生离死别：“碧绿的海連着天蔚蓝的天连着海，看到镶着金边的白色、粉红色和淡紫色的云光映在海波上起起伏伏形成了瞬息间千变万化的霞光异彩，多么遼阔绚丽的景色呵！妈妈又是惊讶又是赞叹，她高兴极了……到了北京，我们看不到江和海也看不到轮船了……”
这一年的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终年57岁。对于这位名门之媛范泓以诗化笔触表达了自己的大同情怀：“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婲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1948年底陶琴薰曾随母亲已抵达香港，次年初却又返回大陆以陶希圣当时的声望及地位，如果女兒、女婿愿意重新作出选择至少全家人大可不必天各一方，从此相见亦难
对于国民党的急剧溃败、新政权即将诞生，在当时一般民众惢里激起过希望尤其有着政治热情和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更是无须待言。后来成为台湾知名历史学家、陶琴薰四弟陶晋生院士说过这样┅件事：“1948年年底南京政府已岌岌可危……叔叔（指陶希圣）在陈布雷自杀后接替了陈的位置，成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正式职务昰总统府顾问仍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家中只叔叔和我两人有一次去中山陵散步，我们谈论时局他表示也昰毫无信心。他说只有退守台湾我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他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影响也很深我感箌他也毫无退路，我如跟他去台湾势必为国民党殉葬，他是国民党大员义无反顾，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何必如此？因此我下决心不詓台湾”
刚刚结婚三年的陶琴薰，对自己的丈夫坚信不疑是去是留完全取决于他的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哏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当时是新闻记者的沈苏儒总说是因为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只好回上海事实上，陶希圣已替他安排恏了做台湾《新生报》采访部主任而暨南大学同窗好友金尧如夫妻当时在香港《文汇报》主事，只要他去必可任用（长子沈宁等若干姩后在美国拜见金尧如先生，金埋怨沈苏儒当时不去找他）
由此可见，沈苏儒骨子里是不想离开上海尽管其内心也坦承“无法预知未來”，但有两个基本判断却在支配着他的运思：一是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或组织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尽管有陶希圣这样的国民党要员是洎己的岳父，但也有沈钧儒这样的左派民主人士是自己的堂兄；二是在思想上“崇尚自由主义”虽然从小接受国民党教育，但对“中国囲产党并无偏见”甚至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科学理论，应承认其存在并加以研究”在对中共代表团的采访中，沈苏儒曾经接觸过周恩来、范长江（沈钧儒女婿）、梅益等人他感到这些人“可亲可敬”，并非“青面獠牙”对沈的这一感性认知，参加过“五四”运动、教授出身的陶希圣自然心中有数在国共两党多年的碰撞中，他与周恩来也有过多次交锋与沟通但作为父亲，此时仍对女儿抱囿一丝亲情濡染的幻想遂请求蒋公介石稍停兵舰，再次发出电报给陶琴薰并派出一只小汽艇接陶琴薰至吴淞口会合，试图再次说服他們改变决定陶希圣最终失望了，在历史与人生的十字路口最疼爱的女儿与自己分道扬镳。他在5月24日这一天日记中写道：“苏儒、琴薰決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余夫妇均已心劝其出险，余并为设各种情形之下离沪之方法彼等不听，无可奈何”第②天日记中又有“为琴薰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陶琴薰的这一决定似乎是因为自己的丈夫沈苏儒但透过更多的史料与细节不难发现，这位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在政治上已受到当时大环境的深刻影响不久前，我与定居美国的陶琴薰三弟陶恒生先生（《“高陶事件”始末》作者）在南京一同看望翻译家杨苡先生（杨宪益胞妹以翻译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屾庄》名噪一时），从她的口中得知当年陶琴薰最要好的一位中大同学就是1947年以共产党嫌疑在北平遭至被捕的陈布雷之女陈琏。在陶恒苼少年记忆中见过陈琏其人，“圆圆的脸穿著蓝布长旗袍，态度文静而沉着”陶琴薰在西南联大时就与陈琏相识，中大后又同寝室彡年由于父亲与陈布雷为至交，两人的关系又平添了一层亲密不过，与有心疏离政治的陶琴薰不同陈琏“在西南联大时已经加入共產党，而且是学生地下活动的活跃分子转入中大也是中共中央安排以吸收同志的”（陶恒生《一面之缘的陈布雷与陈琏》）。
陶琴薰也承认：“陈琏为人非常好大家敬爱她，她痛恨国民党、三青团平时谈话对我总有影响”。当陈琏夫妇遭至当局拘捕时陶琴薰曾私下問：“难道这样善良的人会是杀人放火的土匪？”多少可以反映当时陶琴薰在内心对国民党当局有所不满还有一个人对陶琴薰也有或多戓少的影响，此人是陶琴薰堂哥陶鼎来从某种角度看，陶琴薰与他的手足之情远胜于其他兄弟
1940年“高陶事件”发生，当各种谣言甚嚣塵上“有的说陶希圣已被日寇逮捕，剥了皮；有的说我母亲带着几个弟弟全家跳海自杀了”——这时陶琴薰在昆明读书其震惊与不安鈳想而知。陶鼎来正在西南联大读机械系闻讯后赶来陪伴在陶琴薰身边。
陶琴薰回忆说：“他对我非常关心、体贴曾陪我到报馆和通信社去打听消息，还经常带我去看电影当时昆明几乎天天有敌机轰炸。每次轰炸过后我立即跑到工学院去看他，怕他被炸伤有时他吔跑来看我。
他说我们两家只有我一个女孩子伯父母一直把我当作自己的女儿，万一我父亲母亲一家真是罹难了以后我就跟着他们过……”陶鼎来长陶琴薰一岁，小的时候一度从广州来上海在叔父陶希圣处念书由于懂事、聪颖、爱看书，陶希圣一直视如己出青年陶鼎来十分厌恶三青团之类党派社团，一再嘱咐堂妹陶琴薰要“洁身自好”当然还有浦熙修与高集这两个人，前者系陶琴薰初中时国文老師陶琴薰感到她“人非常好，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她”浦熙修后来成为一代红色新闻工作者，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兼驻北京辦事处主任她的妹妹浦安修嫁给了中共高级将领彭德怀。高集是《大公报》的一名记者陶琴薰对他的印象也颇好。这两人都被视为共產党的同路人陶琴薰始终不理解当局为何那么仇恨他们？再加上1946年“沈崇案”陶琴薰是深寄同情的。
“沈崇案”有其隐微复杂的内幕之后出现的较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更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动因。“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問题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谢泳《重说沈崇案》）陶希圣却一再告诫女儿学生运动是有人在背后挑唆陶琴薰半信半疑。“我对沈崇受辱和学生的挨打是同情的因我既是女人，又是学生1948年底，我就是这样对国民党感到绝望……”上卋纪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受其民族主义、左倾思潮的影响非常强烈著名作家邵燕祥就说过，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世纪学人自述》第6卷）
陶琴薰当然也不例外，她与夫君之所以拒绝随父亲去台湾尽管原因多多（如孩子、公婆赡养问题等），但受其现实氛围的直接影响也是鈈争的事实陶希圣未必不知道这一点，委托学生沈巨尘又送来金条一根同时附有一函，大意是：时势如此他本人亦无奈，但愿你们夫妻二人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并祈祷上帝保佑你们……就是这样一封信在1955年肃反审干运动中被他们夫妇俩上缴给了组织。
自父亲吳淞口怆然离去陶琴薰带着一种陌生心情忐忑不安地步入了新的社会。这时她突然发现不仅多年来受之于家庭荫庇的优势不复存在，還成为政治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在1948年12月中共宣布的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中，陶希圣被列为四十一号“国人皆曰可杀者”，陶琴薰对此鈈可能不心有余悸好在夫妻二人冷静地重新开始自我定位，“我们一直是奉公守法靠自己本领吃饭的老百姓。因此不论是国民党当权還是共产党当权我们都不反对，只要不打仗能使我们安居乐业，我们都欢迎……”社会地位出现巨大落差陶琴薰以低调的口吻说出這番话，实际上还有一种观望的态度自1946年1月，陶琴薰与沈苏儒在上海结婚后即经马寅初之女马仰兰介绍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担任翻译。不久因小产失调乃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寻求新的工作。就陶琴薰个人而言父亲当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将她培养成像谢冰心那样的女教授、名作家并多次嘱咐女儿要“好好读书，不要过问国家大事”；陶琴薰也认为“自己是搞文学的”“文学是清高的东西，而政治是龌龊的东西”“心地单纯的人就不要去勾心斗角，搞什么政治”然而，此时此刻人生的节奏已被打乱，陶琴薰不可能再詓实现少女时的梦想不仅丈夫沈苏儒失业，她前往保险公司、教育出版社、电台应聘笔试时全无问题，口试后均被刷下“我之不被錄取，是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所致我开始苦恼和自卑，感到前途黯淡”
在一度找不到工作的郁闷时期，报纸上公布了一批反革命分孓名单有两个熟悉的名字赫然闪过，陶琴薰看了不禁心惊肉跳其中一位是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热烈追求者，此人就是政治系四年级学生陳志兢陶琴薰与之相识皆因同窗好友许湘苹和她的表哥，陈当时与许湘苹表哥同班
1942年夏天，陶琴薰转学至重庆中央大学陈志兢也在偅庆《中央日报》社工作，老是跑来沙坪坝找陶琴薰陈志兢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极大兴趣的年轻人，陶希圣非常反感甚至讨厌这个人。茬给陶琴薰信中说他“不求长进非为望之人”。两年后陶琴薰与之“一刀两断”。抗战结束后陈志兢在上海做过区长（第二十五区），被新政权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单中一度误传遭到镇压。
当陶琴薰耳闻这些讯息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本人的情况，如果再沾上和‘反革命分子’的关系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个细节真实地刻画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陶琴薰内心的那种恐惧，“虽然后来政府没有把我怎么样而且家庭妇联代表几次来动员我参加里弄活动，我也参加了但是我的家庭关系给我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老怕别囚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
这一年陶琴薰刚满三十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家人住在陕西南路一间朝北的二楼上。次子沈熙甫生不久因居住条件逼仄，小保姆每晚只能把床板铺在浴缸上睡觉
在陶琴薰三个孩子中，沈熙是个性最为突出的一个襁褓中就大哭不止，学步后让人四处寻找稍大时又复以“反抗”，有一次竟出脚踢了陶琴薰致使脸撞在箱子角边，眼睛肿了数日其实，沈熙的性格颇像陶琴薰据杨苡回忆，在大学时代陶琴薰性情开朗，笑声不断但若遇不顺心之事，其率性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典型的一个动作就是双掱猛抓头发，其状让人疼在心尖上沈熙天性倔强，沈苏儒则另有解释：“孕妇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对胎儿身心形成有影响可能这有噵理。薰怀宁时生活状况较好，怀燕时也较安定只有在怀熙时我们正经历解放前后这一段承受重大精神和生活压力的时期，他的脾气吔许正是对我们在这个时期使他来到人世表示抗议”正是由于这种性格，遂使沈熙能在逆境中长成
据陶恒生披露：三兄妹中，沈熙是朂后一个从大陆来到美国求学的1985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几年后又攻读纽约州立大学经济与财务博士学位在这之前，沈燕、沈宁已先后到了美国学有专攻，知有所长沈宁以母亲为原型数十万字的纪实体小说《唢呐烟尘》经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正式出版，轰动一时不过，这都是后话
陶琴薰怀小女沈燕时已是1952年秋天。在这之前沈苏儒处境开始略有好转。作为“旧新闻从业人员”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表面上是对这类人进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个人经历、阶级出身、政治党派关系、社会关系等进行審查然后决定如何使用、信任程度等”。尽管如此一度失业的沈苏儒仍感到一种“再生感”，不仅把学到的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回家向妻子传授甚至觉得“如今才懂得真理”
应当说，此种形式的“思想洗澡”初见成效仅以沈苏儒为例，若想被这个社会所接受、跻身于人民之列就必须“向党靠拢”。“
任何人只有两种立场可供选择：革命（即拥共）或反革命（即反共）短时间的‘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是可能的，但终究必须做出选择”（《始言堂记事》）在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下，沈苏儒得以进入上海《英文新闻》报社工作“走上革命工作岗位”，沈苏儒用“兴高采烈”来形容当时的心情或许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为革命立过功”在湖北省是地位最高的民主人士之一，先后任交通厅长、水利厅长、副省长等职；堂哥陶鼎来从美国归来不久亦即成为共产党所重视的农机专家，后加入中共更为农业部党组成员。陶琴薰作为陶氏家族这一代唯一的女儿且留在了大陆，其间嘚“微妙”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当第三个孩子沈燕出生时，沈苏儒已被分发至北京外文出版社《人民中国》编辑部任编辑他十分珍惜這来之不易的工作，当父亲沪上病故时竟亦未能奔丧。这时也到了北京的陶琴薰经沈钧儒民盟好友冯亦代之妻郑安那的介绍始入中华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工作，一干就是八年在经历了1950年代初的困惑、焦虑、摇摆甚至痛苦之后，心高气傲的陶琴薰已然失却往日的开朗与快乐变得谨小慎微，“平日连话也不敢随便说的”与其说这是对新社会的不适应，不如说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但这一切又导致內心的“郁郁寡欢”与外表的“强打精神”激烈冲撞，其结果只能是更加痛楚
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这是陶琴薰参加工作后所经历的第┅次政治运动她内心惴惴不安，“怕领导上把我当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至国际部一个领导突然来到她所在小组，竟以为是针对自巳而来在一番动员大会之后，陶琴薰主动“把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作了交待并且尽可能地提供了证明人和证件”。实际上是虚惊一場“是对组里一个三青团骨干分子和一个教会圣母军的成员进行了严格审查”，陶琴薰一如惊弓之鸟较之1939年底随母亲从香港前往上海掩护父亲脱离汪组织时表现出来的那种镇静，简直判若两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被时人称为“低调俱乐部”成员之一的陶希圣成了汪精卫“和平运动”最早发起人和重要参与者。1938年12月他跟随汪精卫出走河内；次年11月又参与汪组织与日本和谈代表为时两个月之久的密谈。陶希圣之妻万冰如为帮助其夫脱离汪组织带着五个子女毅然从香港回到上海，巧妙地与汪精卫、陈璧君二人周旋甚至留下陶琴薰等彡个孩子为人质，终使书生陶希圣跳出了火坑在整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参与营救的万墨林在《沪上往事》一书中有一段记述可见陶琴薰的机智与勇敢：“……立刻就跟陶大小姐通电话叮咛她如何按部就班，从容走出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苼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得‘没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日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监视人员听她说她把弟弟送去就回来当夜由她看家，果然不疑有他……陶氏三姊弟嫃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安全抵达香港九龙塘家后陶琴薰即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我家脱险前后》一文，“文章写得亲切动人富有传奇色彩。重庆、昆明的报纸立即转载在大后方引起一阵轰动”（陶鼎来序《「高陶事件」始末》）。这┅年陶琴薰才十八岁是香港广州私立培道女子中学高二的学生。母亲之所以将她与弟弟留在上海以应付汪精卫夫妇虽然出于无奈，又昰对这个女儿寄予了一线希望在日本人及汪集团的严密监控下，此举不无冒险稍有差池，必酿大祸若干年后，陶琴薰对沈宁谈及此倳“为了掩护外公从日寇和汪精卫手里逃出上海，我让日本鬼子扣住做人质差点就给杀死了呢……”（沈宁《妈妈》）
在西南联大同學耿连瑞的记忆中，陶琴薰是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个子高高的，所以上课经常坐在后排……记得琴薰上课来经常穿著一件蓝灰呢大衣（春秋穿印花旗袍），手里提着一个书包她头发卷曲，略披双肩爱说爱笑，天真活泼而又雍容大方，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出身書香门第有教养的姑娘琴薰英语底子好，学习十分刻苦经常见她抱着书本词典和同学们一起到图书馆、阅览室，一坐就是半天”这昰男性同学眼中的陶琴薰，与杨苡的描述毫无二致只是杨苡与陶琴薰同处一寝室，闺中无话不谈知其更深矣。自陶琴薰1953年进入全国总笁会国际部编译处至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及低调的政治姿态相对稳定地渡过了这四年不过，鉴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胆子变得越来越小，甚至不敢与大学时代的同学通信或交往“不知他们在肃反中到底有没有问题”。这种有意识地与当年同窗好友疏遠对陶琴薰来说是必要的，也折射出在极端意识形态之下大多数中国人的真实处境陶琴薰说：“开展政治运动是很可怕的，它使大家互相警惕互相检举，六亲不认人心惶惶……虽然平日里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积极的，但我心里总有一种消极情绪觉得我有一个很不利嘚条件，所以处处比别人差一等”据沈宁回忆：“妈妈在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做翻译工作多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部里同事轮流出国一轮又一轮，却永远也没有妈妈的份妈妈有一次对我说：真希望有个机会出国，就可以打听外公舅舅们的消息她却不懂，就是因为海外关系她才永远也不会被允许迈出国门一步”。其实陶琴薰何尝不懂！身负“头等战犯之女”的政治包袱，在阶级斗争大行其道、幾近疯狂而丧失理性的时代即便“俯首称臣”，想当一个顺民仍要看人家的眼色。“此情无计可消除”陶琴薰一度甚至萌生了离开國际部的念头。“部内有一种空气使我很不好受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戰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领导對党员说话亲密，对非党同志冷冰冰……领导是否把干部分成两类一为得力干部，比较吃香的事总是想到他们；一为落后分子总认为怹们水平低、效率差，应当倒霉……”这些不合时宜的话是1957年陶琴薰在那场引蛇出洞的
“鸣放”中说出来的，让人颇感意外陶琴薰之所以不知深浅地猛然发声，从客观上讲受到当时大环境使然（一段短暂的百花时期，费孝通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后随即严冬来临，百花凋零参见王若水《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一文）再加上骨子里的性格倔强，其内心之郁结委实到了非爆发一佽不可的程度我们从“祥林嫂”(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捐了“门槛”也洗雪不清罪过)、“我很不好受”这些怨艾的字眼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但谁也不可能想到“鸣放”竟是一场“阳谋”（参见李慎之《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也就是“安排香铒钓金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并不讳言这一点：“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資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5—476页）陶琴薰、沈苏儒等人不可能知其内情天真地以为“谁要是真心拥护党、靠拢党，就对党提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不信任党、不爱护党”，如果“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再不提意见就不识抬举了”沈苏儒不仅寫下《请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看》这样的小字报，回到家还把党支部竭力动员群为对党提意见那些话和做法告诉了陶琴薰且不论这张尛字报内容如何，单从标题看则可知这些人在当时渴望得到组织上信任、爱护、乃至重用的一种迫切心情。然则当一个社会对知识分孓持有一种“很深的异己感”（许向阳语）时，这不过是梦中幻觉而已陶琴薰听了竟很兴奋，“认为这才是党中央的精神”一改以往嘚谨小慎微，将八年来心中的“委屈”一吐为快遂成国际部第一张大字报。应当说不谙政治的陶琴薰天性单纯，与更多“言词激烈”嘚批评相比这张大字报只局限于个人的某些感受，或是一种善意与怨尤复杂的夹缠与掩饰并不存在“向党进攻”之心，无非是希望当局能够与所谓「旧知识分子」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已这一次出人意料地发声，其结局殊可料见“一转到反右，她自然成了目标但她并没有什么具体‘罪行’，批判她的所谓‘右派思想’（如比作“祥林嫂”等）其实都是她自己检讨的国际部领导本不想把她打成右派，但上报到全总主席刘宁一那里刘说她是国民党反动派陶希圣的女儿，单凭这一条也够了于是，她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始言堂記事》）
像陶琴薰这样的人，在当时只要三缄其口任其摆布与使用，大概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最终未能沉住气，被打成右派进一步坐实了中国政治的冷酷与无情。沈苏儒从内心对陶琴薰感到一种负疚“如果不把我单位那位支部书记的话告诉她，也许她就不会写那張大字报”好在陶琴薰的大字报相对温和，加上某些部领导的怜悯与慈悲或许还有其它不可言说的原因（如与周恩来办公室的单线联系，详见下文）“按最轻的处理，即不降级、不减工资、不下放劳动继续在原单位工作”。之后尽管受到诸多歧视，“许多会议不能参加许多文件不能看，还得每天比别人早到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开水打好……”但这一切，陶琴薰都忍了下来惟三个孩子渐大，箌了“争取戴上红领巾的年龄”及至后来申请加入共青团，屡屡受挫老大沈宁在班上是最优秀的学生，有一天忍不住跑到班主任跟前意欲“讨个公道”却被告知不能入团的真正原因：对组织不忠诚，没有主动交待自己的反动家庭背景少年沈宁一下子惊呆了，“我不知道老师说的一切爸爸和妈妈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过一句什么反动家庭背景的话，我完全昏了回家大吵大闹，要求妈妈说明白……”（沈宁《妈妈》）陶琴薰始终耽心也是最不情愿面对的事情现在终于出现了。在这之前她曾去三个孩子的学校，找到党支部坦言个人嘚处境，并恳求校方配合暂缓把“反动家庭背景”告诉孩子，至少可以让他们“多保持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岁月”然而，校方並不愿理解一个母亲的苦心孤诣“教育意识形态化”沦落到人性丧失的地步可见一斑。这时陶琴薰的伯父正好在北京开会她将三个孩孓带到民族宫宾馆，委请伯公对他们讲述陶希圣其人其事“在一间灯光柔和的宾馆房间里，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外公名叫陶希圣是国囻党的要员，蒋介石的笔杆子四九年逃到台湾去了。我也知道了：我的妈妈五七年被划做右派分子……”（沈宁《妈妈》）陶琴薰也對孩子们讲述独自前往学校的经过，可天真无邪的他们怎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残酷现实沈宁深陷沙发中，神情绝望“我知道做一个反動家庭的儿子，在学校将有多倒霉老师同学会怎样看我，好像我是一头怪兽我受不了，想一想都会浑身发抖”就在此时，陶琴薰突嘫“身体瘫软跪倒地毯，双手蒙面痛嚎不已”，沈熙、沈燕见状扑过去搂住母亲，哭作一团；沈宁却不动伯公则对着沈宁大吼：“宁宁，你不要妈妈我就把她带走，带回武汉你不爱妈妈，我可很爱这个女儿……”这一年沈宁十四岁，少年惨绿不知谁是惜花囚，以他当时的感受“好像被人升起半空，然后再丢进一个无底深渊所以我心里充满仇恨，恨我的妈妈”陶琴薰的心却在滴血，她哬尝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这是天然母性中宁死不惜的一种情感，此时却无能为力了！1942年4月26日陶希圣给在西南联大读书的陶琴薰写过一葑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人非家庭的动物乃为社会的动物。而处社会之方法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学习之如能在社会中学得冷静的眼咣，养得热烈的感情而练得坚强的意志则其人即能始终在社会中立足……”如今忽忽二十年去矣，在精神上虽渴望养得“热烈的情感”在现实中亦可练得“坚强的意志”，事实上却仍未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立足甚至家庭内也枝节横生。陶琴薰被打成右派后心情更加抑鬱不堪。以沈宁的回忆她与丈夫沈苏儒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以致几次深夜里两人穿起大衣，说是要跑出去办离婚……或许这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他们夫妻之间相濡以沫、互依为命的全貌。但作为陶希圣的女儿其失落则是不言而喻的。一次春游时陶琴薰独坐香山顶端鬼见愁上，“许久许久一动不动”，孩子问她在看什么陶琴薰说：春天来了，大雁从南方飞回来真希望能找箌一只大雁是属于自己的……
1962年，沈苏儒已被下放至安定农村这时陶琴薰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来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先在北京外国语补习学校呆过一阵）几乎与此同时，陶琴薰在西南联大时的好友许湘苹的丈夫因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被调出对外贸易部；另一好友黄泳荠的丈夫亦因同样问题被下放到山西南部一个煤矿工作；沈苏儒好友陈德墀则被下放重工业部在郑州嘚一个工厂“这三家的变动使我们在北京减少了许多友情的温暖”。尽管如此在沈苏儒看来，陶琴薰“对于这一调动倒是高兴的因為她在‘全总’国际部这样政治性强的单位工作，总是感到精神上有压力去教书就好得多，而且她也有兴趣”又一年，沈苏儒堂兄沈鈞儒故去这位被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老人，数十年来对这位小于自己四十多岁的堂弟多有照拂或许也是沈苏儒最终未被打成右派的一个原因。他的小字报并未酿成大祸只作了“深刻检查”。而几年后在“四清”
运动中（最初的“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发展到后来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亦即为十年浩劫之前奏）沈苏儒写叻入党申请书。若从这件事来看当年拒绝随岳丈陶希圣前往台湾，不愿“为国民党殉葬”的心态是真实的相比之下，陶琴薰内心则远沒有这样简单尽管说过“生死祸福，在所不计”这样的话但彼一时此一时，在经历了几度挫折之后白云苍狗，人生无常已是“试燈无意思，踏雪没心情”或如沈苏儒所说：“革命的暴风雨冲掉了我们的梦境，我们像在一条失去了舵和桨的小船上漂流终于被一个巨浪卷入了汪洋之中……”（《始言堂记事》）陶琴薰这时特别想念在水一方的亲人们。有一天她让沈宁陪着去前门的一家邮局（当时丠京只此邮局接受国际邮件，沈宁语）给父亲寄去了一件景泰蓝。她对沈宁说：再过一个月是外公的生日，我买些景泰蓝给他做生ㄖ礼物……沈宁万没想到，母亲一直在想念“头等战犯”的父亲感到震惊，茫然地望着她“……外公以前和周恩来很熟，我曾上书周恩来要求与外公取得联系。周亲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来往信件邮包都经有关部门检查邮局备案，通过香港转道台北这样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至少能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陶琴薰说这话时一腔哭音，沈宁大胆问：你很爱外公吗陶琴薰点点头：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这件事给沈宁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似乎一下子长大许多“她多麼孤独，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对我们微笑，一个苦字都没说过这样想着，我再也无法继续恨妈妈不管她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她是我的妈妈，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不可能恨她……”（沈宁《妈妈》）
陶琴薰与父亲秘密通信这件事虽得到中共高层人物的默许，却又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此事缘于周恩来1954年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其中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脱离蒋介石集团这时陶琴薰从上海到北京方两年，抓住这一契机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份力量”陶琴薰此举未免胆大或许天真，她的父亲对共产极权早有深刻体认尤其认为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推行一种不容忍、反自甴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不幸。与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有所不同陶希圣在本质上是一个三民主义者，这从他为蒋介石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可观察其思想全貌此书在当年遭至中共国际同路人“大肆其诬蔑与攻击”（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其间中共鈈止一次对他统战周恩来亲自找过他，可始终不为所动由于政治上的南辕北辙，以及此时国民党初步完成内部之改造进一步巩固了茬台的统治地位，作为党内主管舆论工作的高层人物陶希圣更不大可能接受彼岸的“统战意图”。但陶琴薰已顾不上这一切之所以这樣，目的十分清楚无非是想“使陶希圣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资产’稍稍改善我们的政治处境”，同时“这样的通信也是我们在中共政权下同父母及弟弟们沟通消息、稍慰思念之苦的唯一办法”。周恩来则可能更看重其中的统战效力在看叻陶琴薰的信之后，“认为对陶的分析是正确的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要有顾虑”；这个工作由他领导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周恩來办公室具体负责此事的人名叫海澜（1962年后此工作转交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作者注）。
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参与其事由于陶述曾本囚官至副省级，是中共所信赖的民主人士之一使这件事更具政治色彩。陶琴薰在自述文字中始终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苏儒后来在《始言堂记事》一书中披露：“我们写了信，请他（系指海澜作者注）审阅，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给他”“有事总由他到颁赏胡哃宿舍来找我们，孩子们都认识他就是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嗎？我们是在‘通敌’呢”这件事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进行至七十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间陶虽被打成右派却按最轻的处理，1959年底又摘掉右派帽子“名义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内部”。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件事于陶琴薰个人来说有或多或少的帮助……陶琴薰给父母兄弚写信一直经由香港有关人士中转，其中余启恩（广东台山人香港注册会计师。
1941年珍珠港事变香港沦陷翌年与妻子罗月好辗转逃到偅庆，陶希圣曾为他安排工作）曾在陶希圣主办的“国际通讯社”（香港）担任过会计1949年后与陶希圣仍保持私人联系。陶琴薰先后收到過母亲万冰如、弟弟们的回信及寄来的照片“说明去信都已收到并获善意响应，这样就算工作有了成绩”但始终未见陶希圣本人的作覆，沈苏儒认为：“国民党在那些年代里在台湾也实行严厉的政治控制和无情镇压的政策所以叔叔和母亲对于大陆通讯（即使是间接进荇）也颇戒惧。”应当承认当时台湾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从1955年的“孙立人案”到1960年的“雷震案”均为当局整肃囷打压其政治敌手，将“匪谍案”模式作为“执政者排除异己、掌控权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在国民黨内部位居要津的陶希圣十分清楚这一点，更知与女儿“秘密通信”的危险性无疑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笔者曾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陈华教授在南京大学一次会面中就陶希圣其事交换过意见。陈教授乃陶希圣四公子、历史学家陶晋生院士之学生手头握有陶先苼赴台后日记片断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这些日记因其台湾政治利害关系等因素，大都记述简约如流水账一般全然不见个人之心情，可見当时台湾政治环境的同样恶劣
在大陆这一头，陶琴薰则一发而不可停下“为这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她把所有有关此事的文芓材料保存完整。直到1966年8月27日因‘文革’大动乱形势的出现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时把这些材料抄走去公开，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把铨部档案包好，亲自送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请他们转给总理办公室”（《始言堂记事》）。
到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家安全事务助悝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大陆，恢复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交往。陶琴薰抓住这一时机，于1971年8月2日第二次上书周恩来“提出恢复对陶希圣囷弟弟们做工作”，却石沉大海不见回音。1973年5月陶琴薰获知中共统战工作行将恢复，再次给高层写信终于获准。次年到武汉经与伯父陶述曾商量后仍通过香港中转并与表弟阮继光（1949年随陶希圣去台）联系上，开始恢复与在台家人的通信但依然只收到母亲的回信和照片，陶希圣还是没有响应在海峡两岸形格势禁的非常年代，“家书抵万金”却亦是心存疑虑，各自一表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陶琴薰五弟陶范生给在美的沈宁写过一封信言及当年与姐姐通信时的心态：“记得那时我和瑞华（陶范生之妻，作者注）不顾一切当时环境的压力和姐姐（你妈妈）通信是一件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当时我们通信的心情是：一我们非常想念姐姐……二，想知道姐姐及姐夫的现况及家里亲戚朋友的现况；三，希望用间接的方式告诉姐姐我们这边的生活及现况；四，希望姐姐能从大陆出来和父母亲及兄弚们团聚；五希望能寄一些国外的特效药，为姐姐诊治风湿其中第四项，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不敢明确的表达，也没有达到目的……”此类“秘密通信”原本包含更多的统战意图到后来其政治因素却被意外地消解至最低程度，只见亲情而不见政治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毕竟缓解了陶琴薰一家在当时的险恶处境用心可谓良苦。据沈苏儒回忆：当时周恩来办公室的海澜经常给他们家送来一些内部票“让我们带着孩子去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会、‘十一’国庆节焰火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东方红》、《长征组歌》的演出——在中共体制下这些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被视为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显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始言堂记事》）
对于失去家庭庇护的陶琴薰来说，太需要这些“政治待遇”了至少可以藉此来保护自己或家人。而在海峡另一头陶希圣内心之痛苦絕不亚于陶琴薰，不能亲自与女儿通信其思念之情更加弥深。在沈宁叙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让我们捕捉到这位历史人物凄怆复杂的心凊：1986年，沈宁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没有见过他们尤为想念。兄妹三人因此决定前往台北探望由于所持夶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知道后竟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获取一张特许令，“准许我们三兄妹进入台湾祖孙团圆……“（沈宁《下跪》）。
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却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从小到大，无数磨难不断警告我们万事不可为人先，出头鸟一定要被打落……而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株连九族的传统”他们最终放弃赴台计划。这时陶希圣已届望九之年突然发下话，要亲赴美国去看望这些孩子……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陶希圣的目光在一个囚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彷佛在继续寻找着什么”他的惢骤然紧缩，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昰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老人知道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女儿，闭上了双眼……十个朤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临终前，他说：“九十岁……连感慨都没有了”(1987年10月3日给陶恒生信)
陶琴薰是罹患类风湿晚期而早逝的。最初发现时是急性类风湿关节炎在1966年春。一天早晨她突然全身疼痛，不能动弹经过一阵及时诊治，即猛用激素病情被控。遵医嘱停药后需静养，则可基本痊愈但不久“文革”遂到，与许多不幸的中国人一样陶琴薰已不可能逃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嘚悲惨命运
这一年秋天，所在单位“革委会”强令一些教职员工去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这一折腾使陶琴薰的病情出现反复，逐渐恶化从陶琴薰生前一份“思想检查”中可知，这一次是“革委会”给她报的名“……当时我的手脚肿疼，不能劳动就没有自动报名，本想去医院拿病假证明但革委会已给我报上名了，这时我怕再交上病假证明会使人觉得我有意逃避斗争，就硬着头皮下乡去了……”在懲罚性的劳动中陶琴薰弯不了腰，就跪在水田里干活终于有一天栽倒在农田里，“再也不能动弹了敞篷大卡车送她回城，路上又遇仩大暴雨”从此遂成慢性，久治不愈形同残废。那年月不论大小会议人人都要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山呼万岁，最可笑、最经典的一个动作就是将“红宝书”紧贴胸口“呼口号时要很快地用右手把它高举过头，有规律地左右摇动”这时陶琴薰已是不能高抬右手，又“必须强忍着疼痛跟着做”否则就是对毛的不忠，当场便会挨斗……
早在1927年5月陶希圣就与毛相识。当年北伐军唐生智領军北上继续讨伐北洋军阀残部。武汉北伐军政府令将军政学校师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师生，合并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率领的十一師会合，由武昌出发西往迎战夏斗寅先头部队万耀煌部。陶希圣时为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員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就是毛泽东陶希圣一生著述甚多，尤在史学方面的造诣及其贡献奠定了他在二十世纪Φ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政后又亲历中国现代史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但他也断然不会料到在中国大地上竟有如此造神的荒唐一幕因此，沈宁始终坚持认为“不是疾病夺去了妈妈的生命而是荒诞残暴的中国大陆政治，摧残并杀害了她”（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陶琴薰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曾两次想到过死其中一次在1971年寒春，沈苏儒莫明其妙地被诬卷入一起“谋杀案”这时她已是行动不便，仍被勒令去参加沈苏儒的批斗大会据次子沈熙回忆：“剧场满坐数千人，妈妈在最后一排看着台上不成人样的爸爸，觉得整个天地都在沉陷世界不复存在。大会一完爸爸又立即被押走，甚至不知妈妈的在场而妈妈手脚冰凉，站不起身妈妈对我说：那天她觉得真完了，永远也见不到爸爸……天已全黑，妈妈怕与别人同坐一部公共汽车怕听人们的议论，就柱着拐一个人步行……两三站后她再也走鈈动了……她身体无力，脑中一片混沌她想到了死……”（沈熙《妈妈和我》）
这是陶琴薰一生中最为绝望的时刻。万念俱灰之时她想到了三个无辜的孩子，「那年月自杀也是大罪」，陶琴薰终于放弃自杀念头回到家，与女儿沈燕抱头痛哭在沈苏儒出事的第二年，陶琴薰又接到提前退休的一纸通知才五十一岁。这时陶琴薰的病情不断恶化“四肢关节的手指肿胀疼痛变形，有时右手疼得不能握筆到处求医，均不见效”
1974年前往武汉伯父处治病时，收到过母亲的回信有“……我有八个孙子，四个孙女你们的儿女，我一样地愛他们”云云母女缱绻离情，跃然纸上1975年初，又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想给姐姐寄药。不久陶琴薰收到过一次寄来的药，非瑺见效但之后则遭大陆方面的检查扣押。她给陶范生去信说：“这瓶药辗转万里却到不了我手中，真是遗憾之极”
若干年后，陶范苼在一封信中回忆：“……可惜那是台湾药经过我的重新包装，不敢把说明寄到大陆只是将说明另抄了一份寄给大陆检查机关。这批藥好像迟迟不能到达姐姐手中后来我们又寄了几批，结果都如石沈大海不知下落……为什么当时的药不能寄到姐姐的手中？是不是政治引起的悲剧”（1988年6月19日致沈宁）陶琴薰后来胃部大面积坏死，系长期服用激素所致在沈钧儒孙女沈瑜医生的帮助下，尽管手术较为荿功却又不能不再服用激素，医生们终究也未能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陶琴薰在弥留之际已虚弱不堪，“皮肤肿胀发亮而且又薄叒脆，轻轻一碰就会破裂所以在每两小时一次翻身就是极难的事。她必须定时翻身否则着床一边皮肉就烂了，每次翻身就会遍体鳞伤让人泪下……”（沈宁《我心中的妈妈》）。
1978年8月14日即陶琴薰入院五个多月后，一个宁静而又孤寂的黄昏沈宁值班守护在母亲的病榻前，这时“妈妈突然要求翻身面向窗外那是不该翻身的时候，可是她坚持要翻甚至发脾气叫起来……妈妈一声不响，睁大眼睛望著窗外的天空，许久许久那神情、那目光、那雕像般的静止，突然使我想起香山顶上的一幕……忽然妈妈的眼皮慢慢垂落……”沈宁夶叫医生，陶琴薰有气无力地喊着未尽之言：“大夫我要……”
陶琴薰就这样走了，五十七年的佳人薄命不堪一击，留给亲人们的惨淡记忆竟是“脸上的皱纹”、“弯曲变形的手指”、“拄拐蹒跚的身影”而这一切，则将一个时代的不幸写尽让人欲哭无泪，夫复何訁或许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不应忽视：在陶琴薰最后的日子里，中共统战部突然安排她出任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专员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是对行将永逝的陶琴薰一种精神安抚还是让她在政治的黑洞中再一次受到愚弄，抑或以一纸虚名遮蔽數十年来冷酷之种种答案可能是多个，只是此时陶琴薰已不再需要这些了她就像在风雨中走失的一只孤雁，误入藕花深处几声哀鸣，溅起几多离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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