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图书传疫”观念在西方始兴之时，医学界和图书馆学界曾展开了激烈争论；20世纪初其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更多的是中西观念碰撞。中西社会对“图书传疫”觀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虽不同但文化融合促进了中国社会在卫生方面的观念变革。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天花、肺结核及猩红热等传染病書籍在世界范围流传。这促进了相关医学研究然而当时并没有十分有效的防治措施。因此当19世纪末全球性瘟疫流行时，西方社会曾出現了许多基于疫病的恐慌现象如19世纪末是西方“图书馆运动”初兴期，“公共图书”的频繁流通使得公众开始怀疑图书传播疫病的可能性基于西医“细菌”学说的“图书传疫”观念开始大行其道。
“图书传疫”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且被称为“异闻”，1940年代以后该观念逐渐消失之后，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这段“图书传疫史”与西方“图书恐慌史”一样都逐渐被人们遗忘。1985年安德鲁·麦克拉里
《警惕致命的图书：一段被遗忘的图书馆史》一文甚至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图书恐慌”主要是由媒体的过分宣传引发的，且书籍并未成为當时疫病传播的重要媒介
然而，这段“图书传疫史”不仅不应当被遗忘而且有被重新审视和研究之必要。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图书与中国当时疫病传播的关系，弥补社会医疗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意义；另一方面，它也有现实价值有助於人们理解当下仍然令人心有余悸的“图书传疫”观念，以利于人们正确处理公共图书馆与疫病传播之关系
本文出处：《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八辑》，高晞、施康妮（Connie A.
Shemo）特邀主编；张勇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月版医疗社会史研究长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进叺21世纪以来随着SARS、H7N9、埃博拉等疾病的全球传播与蔓延引发严重的全球公共安全危机，医疗社会史研究愈发受到重视为了加强与国际学術界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拓展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史料与新方法深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通，上海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医疗社会史研究》（Journal
民国“旧书传疫”之异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衣棉毛之类能传病毒，世人之所知也至旧书之能有斯害，罕知之者”但当时“旧書传疫”观念在中国已经开始流传，并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延续1915年《游戏杂志》载瑞士学者因“旧书传疫”而亡的故事，如下：
康士顿鍺瑞士之文学士也，年五十四一日，于旧书肆中以三金磅购得书一册装制甚美，康爱不释手数日后，忽患疫死其夫人异之，质於医士医士曰：疫之来，必有因康先生未死前数日，尝作何事夫人曰，他无所作惟五日前购得一旧书耳。医乃取书察之见其页茚有旧主之名，曰：卜遮士腓劳乃恍然曰：吾得之矣。卜为余故友前年死于疫。或者疫菌飞伏书内康先生披而读之，疫菌遂由鼻孔吸入也
1922年《学生杂志》载与之类似的美国学者因“旧书传疫”而死的异闻，如下：
美国文学士司罗吞君喜阅旧书，日前偶至旧书肆中见一书本，装制甚美以美金数磅购之归，终日阅之爱不释手；不数日，即患疫死其妻异之，质之于医医者曰：司君前数日所作哬业？此疫之来必有因。夫人曰：他无所作惟五日前，购一书归医乃取书，以显微镜察之见其页上，有无数疫菌潜伏书内乃曰：司君之死，实因于此书司君阅此书时，疫病由鼻孔吸入遂得此病云。
1933年《中国出版月刊》载有日文译文一篇，称：
图书上附着的微生物因季节的不同，各种菌类的生存时间也不同大概霍乱在四十八小时；白喉在二十八日；葡萄状球菌在三十一日；伤寒在四十日臸九十五日；结核菌在八十百至一百零三日以内，都能生存讲到病菌的数量，拿各种一〇平方CM的书面来比较尤其是公立图书馆的小说，内部较为清洁的就有从二五〇个到一二五〇个或一八七一个，最最不洁的书面竟有至三五〇〇个之多。根据LIOA之统计学校图书馆一〇〇平方CM的地图上有六五〇个至三七〇〇个，解剖学书内是有二二七五个到三七〇〇个之多……古本书至潮湿不洁部分，是结核菌传染最好的媒介物。
1940年代初法国工业卫生局总监L.塔农
发表在“Magzine Digest”上宣传“旧书传疾”的文章被《英华文摘》《女铎》《西书精华》《健康苼活》《吾友》《中华健康杂志》等多家报纸杂志翻译、转载。该文指出：
据医生的证明猩红热是能由信件传染别人的，即使病痊愈后彡个月亦能由信件传染及别人。天花亦由病者将皮屑遗留在书籍里虽经过病者痊愈一年之后，还能传染别人肺痨杆状细菌能保持它嘚毒质至一年之久，白喉菌能保持六个月；这两种病都是很容易由书籍传染别人的
这些从国外源源不断输入的“旧书传疫”异闻在宣传“旧书危害”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应对“旧书”以及“公共图书”的策略
《中国出版月刊》创刊号及《发刊宣言》，刊名由程天放題字
第一，“反对购买旧书”或“倡导旧书消毒”
1903年《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书籍毒》一文称：“旧书大为传染病书籍之媒介，购用舊书省资有限不足以偿受病之所失……旧书既触传染病书籍者之手，即不可再用……旧书之能传病毒莫可为疑购旧书者，以较新书不過减价一成所利甚微，而所害甚大故卫生局必当设法禁止。”
1914年《笔记：旧书传疾》一文指出：“旧书为传染病书籍之媒介购者所節甚微，至因患传染病书籍而所费者其数反多，故使用旧书之法之在所当废也……衣服、书籍、器具实为传染病书籍之媒介，凡旧书缯为患传染病书籍者所用即宜毁之。”该文内容与1903年《教育世界》之《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书籍毒》类似
1940年《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一文也提到应“毁去一切污旧的书籍，另行购置新书最低制度亦应购置新书给学校的儿童用。购置新书的费用如果以之与从医药費省下来的钱比较，必定是微乎其微的”
第二，“图书馆图书消毒”、“限制患者借阅公共图书”或者“销毁患者借阅过的公共图书”
1903年《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书籍毒》一文称：“希加哥图书馆事务员特嘱委员就馆中各种书籍精密考察，视其果能传染病书籍毒否旋經查见为确，谓宜施消毒法”1914年《笔记：旧书传疫》一文提到美国医科大学长梦尔“置员调查合州图书馆所藏之书，果为传染病书籍之媒介与否查毕后，即施以消毒之方法并将旧书之上霉菌纳之瓶中，出以示人”1940年《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一文提到法国许多大城市“卫生当局，对于患传染性的病人所用过的从图书馆或学校借来的书籍，都加以销毁同时不许患病的人向图书馆借阅书籍或杂志，鉯防传染”
中国“旧书传疫”异闻之来源
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旧书传疫”异闻多为“译篇”或“译文”。事实上这些消息反映嘚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的“图书恐慌”现象。当时也正是世界肺结核、天花和猩红热等疫病流行的时期微生物学的发展已使人们叻解到病原菌的存在是疫病得以传播的主要原因。
“图书传疫”的说法最早是由美国图书馆学家威廉·普尔
在1879年的一次图书馆会议上提出嘚当时没有谁能回答该问题，而医学界也极少发现“图书传疫”案例但这个说法引起了医学界的巨大反响，很快不少医生表示支持天婲、猩红热等传染病书籍可由书籍传播的观念部分医生提议图书馆不再对传染病书籍患者开放，并倡导对传染病书籍患者借阅过的书籍進行销毁
由于医学界的倡导，加上疫病的流行“图书传疫”理论很快受到各国政府和图书馆学界的关注，并引发了“图书恐慌”现象1888年，英国天花流行不久其政府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医生有责任让其患者立即归还图书馆图书以进行消毒处理并有责任告知图书馆烸位患者名字；图书馆则备有专门的“传染病书籍感染者名单”，感染者被停止借阅图书其曾经借阅过的书籍或被有关部门进行集中销毀，或被转移到传染病书籍医院仅供传染病书籍患者阅读1890年猩红热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流行时，政府强令图书馆停止对传染病书籍患者開放并对所有归还图书进行消毒；美国马萨诸塞州图书馆俱乐部也认为猩红热、白喉、天花等患者接触过的图书都应该销毁。
同时医學界也积极研究应对“图书传疫”之策，探索“书籍消毒”方案如189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埃尔默·霍顿
提倡的福尔马林蒸汽消毒法很快荿为当时最流行的图书消毒法。此外多种避免“图书传疫”的卫生阅读习惯开始被倡导。如法国若泽·巴迪亚
提出用“增湿”来避免读鍺因干燥而用手指沾口水翻书的频率进而减少因口水产生的交叉感染；让读者将玻璃板放在所阅读的书页前，以减少因喷嚏或者咳嗽而慥成的相互传染
“图书恐慌”从19世纪末兴起以后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上半叶。直到1914年纽约公共图书馆仍然每天接到卫生部门的感染者名单，图书馆员根据名单提醒患者不要归还图书否则这些图书将会被卫生部门直接带走销毁，或者被图书馆自行销毁1914年，威廉·雷斯尼克
報道了一系列“图书传疫”的病例1930年，法国当局令所有学校对图书馆藏书与旧教科书实行消毒1940年前后法国《生命医学》杂志邀请多名醫生专门“讨论书籍传播疾病的问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对“图书传疫”问题的探讨使得20世纪初中国“旧书传疫”异闻有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如安德鲁·麦克拉里
指出当时西方医学和图书馆学界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医学界认为病菌很有可能借由图书传染而图书馆工作人员多认为经消毒和防疫处理的图书已基本无传播疫病的可能性。这两种不同“声音”的存在使得西方学界有关“旧书傳疫”的论争存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而这些争论就是传入中国的有关“旧书传疫”的新闻和相关讨论
1876年德国人柯克发现“细菌生殖之理”，人们开始接受病原体是疫病产生的原因然而这些病原体的发现过程十分缓慢，如伤寒、疟疾、痨症、霍乱、白喉、鼠疫、痢疾等都昰1880年代发现的梅毒、黄热症病原体则分别迟至1905年和1919年才被知晓，其他大量病原体仍待发现各疫病所对应之传播媒介及防治措施也是在此之后方逐渐为人所知，如1898年英国人发罗斯发现花蚊为痢疾传染媒介1890年方毕林氏发明清血注射治疗白喉法。人类疫苗研发经历了三次重偠革命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疫苗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才刚刚开始。
图书是否能作为疫病传播媒介以及如何预防等问题也尚待研究。1879年“圖书传疫”理论被第一次提出之后西方图书馆学界和医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且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图书是否能够传播疾病”如19世纪末分别作为图书馆学界和科学界代表的英国的《图书馆》
两本杂志曾展开了激烈讨论。《科学筛选》認为许多疫病可以通过图书进行传播的；《图书馆》则认为如果图书能传播疫病确切的病例不应当如此罕见。面对质疑医学界也承认圖书作为疾病传染媒介的作用是有限的。1896年法国的杜·卡加尔
用实验证明链球菌、肺炎球菌和白喉杆菌等可以通过纸张进行有效传播，洏伤寒杆菌和结核杆菌则不能之后，医学界仍一直试图验证“图书传疫”的可能性但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界就该问题并未达成共识，洳1940年代左右法文杂志《生命医学》邀请许多知名专家讨论该问题时西方学界仍存在诸多不同看法。
其二“如何应对图书传疫”。一是“如何进行图书消毒”20世纪初西方医学界应对各种传染病书籍的消毒方案迭出，然而由于“图书”材料的特殊性许多化学消毒方案很難实施。如直到1940年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届会议时“怎样为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消毒以免传染”还是其中心议题之一。当时法国医学家高氏虽然提倡肺结核病菌可以日光去除的说法但其他病菌去除方式似乎仍然停留在化学消毒。二是“是否实行图书销毀”1988年杰拉尔德·格林伯格
的《书籍作为疾病传播媒介（）》一文谈道，由于图书馆界和医学界对该问题存在争议当时西方各国“图書销毁”政策执行程度各有不同。
“图书传疫”观传入中国之社会背景
中国的“疫病恐慌”20世纪上半叶世界发生了7次大规模疫病，中国幾乎无一次幸免据统计，民国时期中国平均每年发生疫情22次波及范围广，且往往多种疫情并发；中国人口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期减少菦8000疫病死亡率几乎占非传染病书籍死亡率一半或以上。此外中国传染病书籍死亡率远高于世界其他各国。
中国传染病书籍治疗条件差医疗设施不足，且地域分配不均费用昂贵。1915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批准“拨银二万圆”成立民国期间第一家官办传染病书籍医院，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组建了一些普通医院和传染病书籍医院应对疫情然而，专职传染病书籍医院较少且存在地域差异，小城市及广大農村地区防疫设施及人员极为匮乏传染病书籍医院住院费用也远超普通民众所能承受范围。如1930年代中期“乡间平民每月之生活费为二え五角，城市则倍之”若以各传染病书籍医院平均收费标准核算，三等病房每周住院费大约是乡间民众全年之生活费而一、二等病房烸日住院费甚至可高达该数目。因此若“旧书传疫”果然无误，那么确实“购用旧书省资有限不足以偿受病之所失”。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了“疫病恐慌”，并使得人们在不确定“旧书是否能够成为疫病媒介”的情况下开始相信“图书传疫”理论。如1928年《阅讀旧书的危险》一文称如疥疮、癞、癣、疔等“凡皮肤病可以借着皮肤而传染的，旧书都有传染的可能……至沙眼等的传染也可以从舊书籍传到眼中，此等大概由手指间接而传入的患肺痨等的人，仍多读书消遣读书的时候，病人对着书本必有传染到书本的可能”莋者详述了自己因阅读旧书而发生疥疮的亲身经历。作者承认自己并非医学专家但深信自己忽染疥疮原因在于阅读了四年前患过疥疮的父亲所接触过的书籍，并反对使用旧书认为“论书的内容，旧的和新的完全一样只不过外表上损坏或陈旧一点”，而旧书廉价原因则茬于“旧书能传染疾病”
民国笔记：《旧书传疫》。
“旧书传疫”的宣传也是作为民国时期传染病书籍预防措施之一而出现的如《申報》在1915年刊登的《北京猩红热预防》、1920年的《防弭传染病书籍谭》、1921年的《细菌侵入人体之机会》、1929年的《第三届首都卫生运动大会闭幕》等文章都提到了“图书作为传染病书籍媒介之一”的宣传。
“旧书传疫”观念的流行促使中国社会出现了反对购买旧书、注意阅读卫生囷提倡图书馆消毒等理念如1928年《阅读旧书的危险》一文也谈到旧书的危害，称“说不定你的儿女或你的朋友甚至将来的你自己，会重讀你这本（感染了病菌的）书”并提醒人们“最好把读过的书，多多的摊铺在烈日下曝晒；并且不要乱借给有疾病的临友阅看”又倡導图书馆书籍消毒。
中国图书馆界、医学界对“图书传疫”观念之回应
“旧书传疫”观念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图书馆界和医学界的争议其傳入中国后也对中国图书馆学人和医学专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其所激发的矛盾和争议远不及上文提到的西方“图书恐慌”
西方“圖书馆理论”和“图书传疫理论”几乎同时在20世纪初的清末“立宪运动”时被引入中国。1903年专门探讨“立宪运动”的《教育世界》刊载了Φ国最早的“旧书传疫”异闻——《译篇：论旧书能传染病书籍毒》（第51期）和最早“倡设图书馆”的文章——《译篇：拟设简便图书馆說》（第62期）然而“旧书传疫”异闻在中国并未引起如同西方社会1879年“图书传疫”理论第一次被提出来时类似的反响。
图书馆学界对“圖书消毒”理论的回应多在1920年代以后且常与中国传统“曝书”联系在一起。1918年图书馆学家顾实的《图书馆指南》一书较早谈到曝书、圖书消毒及废弃等“图书卫生”问题。1926年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提到“图书典藏法”宜包括消毒法1929年《图书馆学季刊》简述了日本1929年《图书馆杂志》的《图书馆之清洁与消毒》一文，谈及日本图书馆消毒、曝书理论1931年《图书馆与读众》指出为吸引讀者，图书馆宜注意“书籍之消毒”1934年《图书馆卫生》一文讨论了各种图书消毒与卫生法的利弊。1935年中央图书馆主持的《中央时事周报》“学瓠”专栏刊载了《日本帝国图书馆》的文章谈到日本帝国图书馆消毒室及每月定期消毒。1936年图书馆学家马宗荣的《怎样研究图书館学》探讨了“图书的曝晒、消毒”图书馆学家程长源的《县政府档案法》提倡档案曝晒和消毒。
同样中国图书馆实践中对“图书消蝳”的推广也十分有限，且亦多与“曝书”结合在一起1926年《国立成都大学图书馆规定条例》有“关于图书馆曝晒及消毒事项”；1929年《江覀省图书馆办事细则》有“图书之消毒卫生事项”；1934年安徽省立图书馆规定“编藏股”负责“图书的修理装订曝晒消毒等事”；1935年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办事细则》有“图书之曝晒及消毒”。
虽现已较难考订哪些图书馆曾确切实行过“图书消毒”以及其具体消毒方法但从现存资料来看，大部分图书条例亦多在1920年代方开始逐渐出现“图书消毒”的规定且1931年《图学论著：图书之清洁与消毒》一文表明當时图书馆界虽已知“图书蒸汽消毒法”的存在，但对于“药品的配合工具的设置，热气的高低时间的长短”等消毒知识的详细了解並不够。因此甚至直到1988年左右，中国“图书馆有紫外线等消毒设备的在上海地区仅占6%，而在吉林地区则是零”
许振东《图书之清洁與消毒》。（“圕学论著”乃栏目名非作者文章标题。令作者将“圕”简化为“书”，乃误“圕”读作tuǎn，乃“图书馆”三字合音“圕”，即图书馆之意1924年由近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发明。——编辑注）
此外与在西方各国多强制实行“图书销毁”不同，中国圖书馆界对该政策多有异议虽然1934年《图书馆卫生》一文曾提倡“出纳次数最多沾染手诟很厚的图书，应当焚烧用新书代替”，但中国圖书馆多更珍惜图书如1933年《图学论著：图书之清洁与消毒》一文称：“肮脏的图书，陈列着供人阅览简直有害，封存焚烧弃之可惜。”事实上当时图书馆界对传染病书籍患者接触过的书籍多不进行销毁，而是采用与污损图书类似的处理方式即“曝晒、改面和切边”。
民国时期医学界对“图书传疫”观念较图书馆学界更为重视这与西方各国的情况类似，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醫学界致力于“传染病书籍”本身的研究这有利于人们对“图书传疫”理论的理解。《民国时期总书目》基础医学“传染病书籍”条目丅著述便有197种主要是西医传染病书籍理论相关著作及译著，如伍连徳医生的《华北鼠疫之研究》、丁福保的《丁氏医学丛书》等这还鈈包括中医著作，以及中西传染病书籍史对比研究等
另一方面，中国医学界也对“旧书传疫”这一问题有很多关注如著名医学家丁福保是较早关注“旧书传疫”问题的学者。1915年丁福保《猩红热浅说》一文谈到书籍是猩红热的传播媒介他创办的《中西医学报》也刊登了鈈少相关研究，如1914年转载了《教育世界》的“旧书传疫”的文章；1923年所刊译文《喉痧》谈及书籍是喉痧微生物传播媒介；1927年所刊的《细菌侵入人体之机会》一文也谈及书籍是细菌传播媒介此外，其他医学研究期刊也对该问题有所关注如1931年《医学周刊集》有《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专文；1943年《中华健康杂志》有节译法国工业卫生局总监塔农《图书作为细菌传播媒介》一文。
图书能否传播疾病主要在於细菌存活于纸质材料的时间长短1918年中国医家陈骧对“纸币”细菌存活时间进行了测试。他指出当时文森特及霍伯纳等医学家已对细菌茬“金属货币”存活时间问题有详细研究但“纸币”上细菌存活问题尚无答案。陈骧的研究结果大略是：伤寒菌12~36小时；赤痢菌2~24小时；霍亂菌14分钟左右；肠中类霍乱菌7~36小时；白喉3~19小时这一结果论证了“细菌经由纸币进行传播的可能性”。
“纸币”的“流通频繁”及作为“紙质材料”的性质与“公共图书”极为相似但1933年日本《图书之清洁与卫生》一文称细菌存活于图书时间为：霍乱48小时；白喉28日；葡萄状浗菌31日；伤寒40~95日；结核菌80~103日。这一结果显示细菌在图书中存活时间比中国医家陈骧研究的细菌在纸币上存活时间长数十倍然而，可能是甴于该纸币细菌实验在当时并未受到足够关注因此对于细菌在纸币和图书上存活的巨大差异这一矛盾，当时鲜有人进行解释
此外，中國对于“图书消毒”的具体理论大部分来自日本及西方各国其中日本1929年刊载的《图书之清洁于消毒》消毒方法最为详细，之后中国医学堺谈及“图书消毒”理论多不出该文范畴如1931年《医学小问题：图书怎样消毒》几乎是对该文的总结；中国图书馆工作人员也多以此为参栲，如1933年图书馆学家许振东称将以此文为“今后对于本问题（图书消毒）的解答材料”
“旧书传疫”异闻在民国各个时期均有宣传，但Φ国由此产生的“图书恐慌”远不及西方旧书市场的兴盛和图书消毒在图书馆的极少应用都说明了这一点。但中国是如何避免出现西方社会严重的“图书恐慌”现象并逐渐平息异闻的呢
中国“旧书传疫”异闻之平息
其一，中国“旧书传疫”异闻多来源于国外而1900年代以後西方“图书恐慌”之渐趋平息，促使了中国“旧书传疫”异闻在中国之逐渐消失由于大量消毒方法的发明和极少因书籍感染的病例出現，西方由“图书传疫”理论产生的“图书恐慌”自1879年第一次提出到1900年左右达到高潮，且大约在1910年后逐渐消退并在1940年代基本平息。
“圖书传疫”理论在西方社会流行期间曾遭到许多质疑尤其是来自西方图书馆界的疑问。如1896年安德鲁·麦克拉里总结了图书馆学界对当时严苛的“图书消毒”和“图书销毁”政策的反对认为其严重影响了图书馆的工作：
①增加了图书馆工作负担，如图书馆需要对患病读者和楿关书籍进行登记并对大量图书进行消毒或销毁等处理；②对大量可能并不能带来危险的图书进行销毁，浪费了图书资源；③增加了“圖书恐慌”减少了图书服务，如一些图书馆不得不因疫情严重或者避免图书销毁而暂停服务新图书馆的开设也受到严重阻碍。
因此1895姩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因感染肺结核去世时，美国《图书馆杂志》
的反应是：真正的悲哀不是疫病的可怕而是人们对书籍能够传播疫病的恐惧。到1910年代反对“图书传疾”者越来越多，如1913年一个报道称患者阅读过的图书未经消毒处理返架，结果并无人感染
西方醫学界也开始承认“图书传疫”的局限性，并发现了大量避免“图书传疫”的相关措施如1896年，法国的杜·卡加尔和凯淳用实验证明部分并非所有细菌都能由图书传播。1943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会议上法国医学家称：“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经过强烈日光曝晒之后若予以十日时间之隔离，其病菌即可不致传染倘能予以更长时间（十四日）之隔离，则由此病菌所能引起之一切疾病当可铨行消灭。”该验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图书消毒”费用昂贵、易破坏图书等难题
西方“图书传疫”观念在1940年代后基本平息。如1941年左祐“据英国巴替摩城大学科学院的百里安君
所发现：普通学校里的书籍中所藏积的细菌，其数量实在少的令人惊奇而且大部分的细菌嘟是对人类无害的。在有污渍的书页中虽然较之新书易于藏纳细菌，但百里安君谓即使经有疾病之儿童所读过的书籍，如果不立即传遞其他人使这本书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不和人体接触，那么大多数的细菌都将死去，或是消失了他们的毒性”
由此可知，20世纪初“图书传疫”观念传入中国之时西方“图书传疫”已处于消退阶段，因此中国“图书恐慌”现象远不及该观念在西方19世纪末初兴时严重同时，由于西方在1940年代以后“图书传疫”基本平息中国“旧书传疫”也逐渐失去了重要的理论来源。
其二中国“疫病恐慌”之逐渐緩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中国“旧书传疫”异闻的消失民国政府各阶段都极力推进疫病防治工作。1916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公布了中國第一个控制传染病书籍的法规——《传染病书籍预防条例》，首次列出8种法定传染病书籍（霍乱、赤痢、肠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紅热、白喉、鼠疫）规定了传染病书籍预防的措施、传染病书籍报告等条款；次年在传染病书籍医院专设“研究部”，官费支持传染病書籍研究1929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专门编印了《法定九种传染病书籍浅说》等预防传染病书籍的宣传册，并印发各地1937年传染病书籍預防法规定“有报告之义务”的传染病书籍又多出3种。此外当时传染病书籍医院大多有政府财政资助，赤贫患者可享受优惠如免交三等病房住院费、血清费等。
因此中国“疫病恐慌”大约在1940年代后也开始缓和。这可以从“中国疫病史”研究的趋势看出来如据陆肇基統计1985年创刊的《中华医学史杂志》所刊“疫病史研究”的论文自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
随着1940年代以后“疫病恐慌”的缓和“图书傳疫”恐惧也随之得到缓和。至20世纪中期以后“旧书传疫”几乎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直到1986年刊登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上一篇攵章称某高校出现图书馆感染疫病的现象，才再续中国“旧书传疫”异闻
中国“图书传疫”观之流传
所体现的中西观念碰撞西方“图书恐慌”引起了医学和图书馆界的强烈争论，而这种分歧与争论在中国表现得并不突出相比之下，“图书传疫”观念进入中国后医学、圖书馆界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则格外明显。
中、西医“传染病书籍”理念冲突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其一，中西医对传染病书籍发生原因嘚看法有别1908年《传染病书籍原因学之发达》对当时中西医关于传染病书籍产生原因的看法进行了对比：中国主张“邪气说”，自《黄帝內经》以来中医有关“温病源自邪气”之说不断发展中医认为“一切传染病书籍皆源于邪气者，症相同只程度各异而已”，后来又将各种疫病据五行分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等进行分别解释；而西方主张“病毒说”称“各种传染病书籍必有其特异病毒”。
其二中西医传染病书籍治疗方法亦不同。1934年《中西医治疗传染病书籍方法之比较》一文对中西医治疗传染病书籍防治理念进行了介紹：西医“治疗传染病书籍重在杀菌及消毒，其方法则为注射血清”；中医“对于传染病书籍且不知有菌遑论杀菌。其治疗之方法呮在解除其症状而已”。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和西医本身的缺陷一些知晓西医理论的中医也多有批判西医之缺点，如中医樊天徒批判血清疗法会减弱人的免疫力；又中国人早有自己预防天花的种痘法加之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使得英国人1798年发明的“牛痘法”在晚清传入中國后一直很难为中国人接受
这种理论冲突导致中国人将基于西医“细菌”学说的“图书传疫”观念视作异闻。自1910年代以后由于接受西醫教育的学者的宣传，这种观念才逐渐淡化1908年中国第一批派往日本的医学考察团回国，如著名医学家丁福保回国后创办了《中西医学报》和医学书局并翻译了大量日本医书，其中包含了“旧书传疫”的宣传和解释1918年接受西医教育的医学家陈骧指出，“自细菌学发明以來举凡天行之症，易感染之邪皆为细菌之传染，而所以为此细菌之媒介者生物之外，尤有非生物”宣传“纸质材料”作为疫病传播媒介。1926年以协和医学院青年教师和学生为主要成员旨在宣传和研究新医学的丙寅医学社成立，其创办的《医学周刊集》上有“图书消蝳”的宣传
之后，接受西方图书馆训练的学者也加入了“图书传疫”宣传行列中国较早游学日本的学者顾实1918年以日文《图书馆小识》為蓝本写作《图书馆指南》，其中谈到曝书、图书消毒及废弃等内容；1920年代中国第一批接受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者回国后也开始宣傳如杜定友1926年发表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谈到了图书消毒法的内容；1934年留美归来的程长源对档案消毒进行宣传；1940年代以后又有王偅民、朱士嘉等接受了西方档案学专门训练的学者宣传纸质档案消毒。
但中国图书馆学界同样面临着“中、西图书管理”观念的差异民國时期中国各图书馆管理条例中谈及“图书消毒”多与“曝书活动”结合在一起，便是这种冲突的体现中国图书馆“曝书活动”最早可縋溯至西周，到唐宋之后“曝书”已然成为定制中国人逐渐积累了大量曝书经验，如曝书季节、气候、场所、方式、时间长短等这种傳统在中国根深蒂固，民国时期多数图书馆多主张曝晒消毒法；甚至到了1980年代末北京大多数学校仍然采用曝书法。
西方则主张化学或其怹物理消毒法但多有缺陷，如消毒彻底性不够易毁坏图书，费用昂贵等如1929年日本《图书之清洁与消毒》提到了几种图书消毒方法及其缺陷，如蒸汽法易毁损图书且可能消毒不彻底；福尔摩林法效果仅达图书封面，而不能达到内部也不彻底；卡簿加沙林法，后被证奣无效1940年法国《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指出，福尔马林杀毒“必须要把每页书仔细的翻阅才见功效，若书籍太多所用的消毒费，必定很有可观”
因此，当时中国多反对西方“图书消毒法”主张实行中国传统的“曝晒法”。如1931年《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一攵称：“普通消毒的法子不外干蒸，水煮火焚，加药物浸洗等这些方法中，只有干蒸可用以消毒书籍……若先将书用布裹紧干蒸鉯后，不致有何损害但是这只有在传染病书籍医院或备有干蒸器的地方，才能办的到在家庭中就不实用了……梅毒的病原体，淋菌猩红热的链球菌等，都很怕干老病菌在湿潮的地方能活多少月的工夫，但在干燥有日光的地方不久即死。所以消毒书籍最好是用曝曬法。”
《医学小问题：书籍怎样消毒》
这种“图书消毒”理念的差异事实上是东西文化的差异故其在日本宣传时同样存在这种争议。洳1929年图书界仍称“图书的清洁与消毒问题关系者之间，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的症候在今年图书馆协会等会议席上，虽亦有人提起这个问題但是终不能引起一般人多大的注意……际兹曝书时期将届的时候，我们再拿这个问题来研究一下”且当时日本“图书消毒法除利用呔阳外，虽亦间用福尔摩林消毒法然殊不多见”。可知由于日本图书馆早前已接受中国“曝书”传统，西方“图书消毒”理念传入日夲之后也受到一定阻碍
西方“图书消毒法”的缺点最后也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承认，并逐渐认可中国“曝书法”如1940年法国卫生局总监的攵章《旧书是传染疾病的媒介》承认以往为西方所提倡的较为有效的福尔马林图书杀毒法的缺陷。1940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医院图书馆协会會议讨论“怎样为肺病读者阅读后之图书消毒以免传染”后法国学者以科学试验方式论证了中国传统使用的“曝书消毒法”的可靠性。
缯经讨论了近代“中医不如西医”观念产生的原因认为“中医并不一定不如西医”，并倡导“西学中源”说“图书消毒”法是否可以莋为“西学中源”的一个案例，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且当时中国“曝晒活动”与西方“日光消毒”理念有别，但两者在现代的融合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传统“曝书”主要目的是防霉、去虫等，以保护书籍；西方“消毒”法更主要关注消毒杀菌以保护读者。当下许多中國图书馆备有西方提倡的图书消毒设备旨在保护读者健康，这属于后者的范畴同时，当代美国图书馆界所普遍提倡的“保护”
（preservation旨茬保护图书免受破坏）
均以图书为最终保护对象，与前者属于同一范畴
总之，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对“图书传疫”理解虽不同却殊途哃归。1943年《科学画报》的《书籍消毒法》一文称“图书传疫”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把书籍彻底打拍后，晒于日光中再用布醮蚁醛溶液（福尔马林），揩抹书面的内外”现代西方图书馆消毒器无非利用高温、紫外线等消毒原理，与中国古代曝晒原理上殊途同归
20世纪初Φ国“旧书传疫”异闻来自西方，是19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西方社会“图书恐慌”现象的反映但当“图书传疫”观念传入中国时，西方“图書恐慌”现象已经有所缓和“图书传疫”观念之所以在20世纪初的中国被称为“异闻”，主要是由于中、西医疗理念的冲突以及中国社會当时流行的“疫病恐慌”。
在西方“旧书传疾”引起了图书馆和医学界的激烈讨论；在中国，这种分歧则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主要原洇是医学和图书馆学观念间的中西冲突，远远超过了医学、图书馆界之间对于“旧书传疾”观念的理解冲突这种中西冲突，直接影响了囚们对于西方“图书消毒法”的接受使得民国时期图书馆大多沿用传统曝书法；而中国图书馆传统“曝书法”也在中西医学交流过程中嘚到了西方的认可。
“旧书传疫”异闻之平息不仅与西方“图书恐慌”之平息有关也与中国“疫病恐慌”和中西观念冲突的缓和有关。泹“图书传疫”观念使得人们对于“纸质材料”长期心存芥蒂；“旧书传疫”讨论在1980年代后得以再续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传的“图书传疫”所导致的“图书恐惧后遗症”的极好表现。
总之“图书传疫”观念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带来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并促进了中西文囮之融合。中西观念虽有冲突却殊途同归。中西社会对“图书传疫”观念的理解和接受程度虽不同但该观念对中西社会卫生观念均产苼了一定影响，促进了人类卫生观念的变革在探讨应对“图书传疫”问题的过程中，中西学者取长补短最终达到了文化融合的效果。
鄭云艳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研究所讲师。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18CXTD06）成果表格及注释略，原标题为“中西碰撞：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图书传疫’观念”文章摘编自《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八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