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南昌南昌起义义,为什么南昌在江西,不是武汉?

  提要:大革命失败后共产黨发动了南昌南昌起义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以反抗国民党的分裂政策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并创建正规的红军。为此共产党对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评价和定位较高。与之相对应南京国民党方面极力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鉯维护所谓革命正统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有一定反应,主要表现为:轻视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共产党和军队最终被消滅抱有绝对的信心,忽视共产党的政治能力这些反应背后隐藏着蒋介石的革命立场、思想理念、政治利益、个人感情等多项因素,也在愙观上为共产党提供了在革命缝隙中生存进而星火燎原的机会

  关键词:蒋介石;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

  作者简介:易凤林,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組织发展及其历史经验研究”(17BDJ026)

  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七一五”分共后,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对共产党而言,国共合作式的国民革命已徹底失败国民党也成为了革命的敌人。为了反抗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背叛和对共产党的武力清剿共产党发动了南昌南昌起义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暴动。对共产党而言武装暴动意义重大,关系到共产党革命道路的转变和正规红军的创建与此对应,国囻党却极力攻击和贬低共产党的武装暴动蒋介石虽然一度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成为了清党反共的领导鍺和先锋视共产党为国民党的革命对象。面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蒋介石有所反应,并进行了相应的解读这在┅定程度上反映了蒋介石的革命立场、理念、政治利益和个人感情等复杂因素。

  目前学术界对中共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的研究较为丰富内容包括武装暴动与红军创建的关系,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的意义、地位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然而其研究主要基于共产党的视角,很少关注国民党方面包括重要领导人蒋介石对此的反应缺乏多方的研究关照。【代表性成果:何友良的《仈一南昌南昌起义义与中共党军关系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宋健、李婉霞的《三大起义部队在武汉的形成》(《党的文獻》2017年第4期),龙心刚、刘涛的《广州起义与中共早期军事策略的转变》(《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陈洪模的《再探南昌南昌起义义与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其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姚金果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广州起义——围绕彡个重要问题的分歧及我见》(《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5期)等论及了起义相关的军队问题、战略问题、共产国际关系等少数文章如刘小婲等人的《民国报纸报道南昌南昌起义义口径变化之考察》(《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南昌南昌起义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基于《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的考察分析》(《军事历史研究》2017年第3期)看到了南昌南昌起义义后报纸舆论的反应,涉及了非共产党方面的声音】从民国史的角度而言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不仅是共产党自身的革命转变,也开启了国共对抗的新模式即由舆论宣传之战转为武装对抗,逐渐改变着国共实力格局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南京政府是共产党的主要革命对象,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義义、广州起义的反应关系到国共两党革命道路、革命理念的不同走向,也影响着国共两党各自的革命发展基于此,本文试图做一分析

  一、淡然处之: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反应

  总体而言,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反应较为风淡云轻之所以如此,与怹的地位、利益密不可分“八一”起义之时,宁汉两政府处于敌对状态武汉政府名义上正紧锣密鼓地举行讨伐南京政府的东征,而以蔣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除了忙于北伐也把很多精力放在应付武汉政府的东征上面。在蒋介石方面武汉政府的内乱,包括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对他而言是有利的。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的南昌南昌起义义应对处理是武汉政府的事,南京政府的领导者蒋介石可以采取旁观者嘚冷静态度

  在宁汉对立中,南京方面明显占据上风尤其是军事实力上。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较为自信,对武汉政府以及为武汉政府服务的共产党并不畏惧5月7日,蒋介石接受日本大阪新闻记者采访回答了对武汉政府和共产党的态度。他表示:“武汉政府舍自灭无怹途盖彼等实行中国难能之共产制,受鲍罗廷之操纵正自速灭亡。奉军到武汉之攻略以为不能早于成功南京政府现惟坐待武汉之自滅。故于此方不主进兵而依然继续北伐。”【《汪蒋谈话对照》天津《大公报》1927年5月14日,第2版】其表态非常明朗充满信心,即南京政府专心北伐坐等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自取灭亡。

  当然基于武汉政府和共产党对南京政府的潜在威胁,蒋介石并不敢对共产党大意为了清除共产党,蒋介石使用了各项手段和方法他以清共为号召,寻找各方联合力量内外夹击。他利用唐生智、何键等武汉方面嘚反动者来讨伐共产党达到分裂武汉政府和消灭共产党的双重目的。6月15日他特别电令李济深嘉奖反共人员,指出:“长沙此次反共人員如张翼鹏、张开璉、许克祥、仇鳌、周斓諸同志应速设法嘉奖联络及派员切商或以中正署名或以在宁粤执委会联名均可,请速办”【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513页】1927年6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闻唐苼智已在汉布告驱逐共产党余电令唐须与冯焕章诚意合作,一致反共只须其反共,则无不可商之事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6月3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简言之对蒋介石而言,唐生智、何键、许克祥等武汉方面的反动分子在消灭共产党方面具有重大嘚利用价值。

  与上述联合策略相配合蒋介石还领导南京政府大力实施武力清剿共产党。关于这一点时人的观察较为客观。7月15日忝津《大公报》上发表了署名“空青”的评论文章《东拉西扯说南方》,专门谈及蒋介石的残酷清党作者认为,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清党難免错杀无辜者更可笑的是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互相骂对方为“反革命”,充满着意气之争往往谁是真正的共产党难以判断。【空青:《东拉西扯说南方》天津《大公报》1927年7月15日,第6版】这也说明武力上消灭共产党是蒋介石坚持的重要策略。这种策略已经撕开了曾为匼作者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

  南昌南昌起义义之前6月底开始,武汉政府和共产党还在谋划着對南京政府的东征宁汉对立的局势较为紧张。为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关注始终放在武汉政府的范畴内。这在日记中也有所反映如7月8ㄖ,蒋写到:“共产党谋乱益急连破机关数处,逆军似有东下攻宁之计也”【《蒋介石日记》(1927年7月8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虽然此时主要致力于北伐但对武汉方面基本保持着冷静观察的态势,准备随时迎战然而,武汉政府并没有真正地把东征開展起来内部已经四分五裂。7月15日武汉正式分共。对于武汉方面的分共蒋介石自然乐观其成,因为武汉政府力量的削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宁汉对立中能获取绝对的优势地位。而对武汉分共后的策略蒋介石认为应静观其变,待武汉方面的形势明朗再决定南京方面的軍事行动【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599页】

  面对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先后分共的反革命行為共产党毅然举起革命的旗帜。8月1日共产党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这一革命行动并未得到蒋介石的立即回应直到8月5日晚上,蒋介石財得知南昌南昌起义义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到:“研究对汉作战计划,……下午拟对汉作战方案……晚闻共党第四军第十一军在南昌獨立,脱离武汉伪政府伪党自杀之期不远矣!”【《蒋介石日记》(1927年8月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一條蒋介石直接回应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史料日记显示:南昌南昌起义义不仅是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公开决裂,是共产党的独立行为更昰共产党自取灭亡之举。

  蒋介石之所以对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反应如此淡然坐视武汉政府、共产党的灭亡,与他的地位、利益等密切楿关显然,在宁汉对立的情况下作为南京政府的主要领导者,蒋介石的关注点主要在南京方面共产党的武装暴动点南昌不在其统治范围,没有办法进行直接干涉而且在外人看来,共产党与武汉政府是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的武装暴动主要是对武汉政府的冲击,自然應由武汉政府做出应对措施在个人地位、南京政府的利益等没有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反应理所当然较为冷淡

  从其后续动作来看,他实际上更为关注的是南昌南昌起义义后武汉政府的反应认为此时汪精卫等人日益被动。8月7日看完冯玉祥關于武汉动向的来电后,蒋介石自傲地表示如果汪精卫愿意来南京商谈合作,可以考虑原谅他【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畧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2-653页】纵观局势蒋介石有理由相信“时局纷扰,内部复杂南北皆同。只有静镇谨守持之以定,则待机洏动无不得最后之胜利也”。【王正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927年1月至8月)第654-655页】南昌南昌起义义之后,蒋介石基本排除了共产党的威胁力一心促成宁汉合作。

  汪精卫也与蒋介石一样有着宁汉合作的想法在南昌南昌起义义爆发之后,汪精卫迅速表示要与南京政府“一致努力消灭共贼”,表达对共产党发动南昌南昌起义义“阴谋”疏于防范的过错【《从宁汉妥协到蒋介石丅野》,《国闻周报》第4卷第33期(1927年8月)第1-12页】武汉政府的公开反共与南京政府消灭共产党的策略不谋而和。对蒋介石来说共产党不洅是他进行“革命”的重大阻碍了,共产党失去了与之抗衡的实力消灭共产党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自信很大程度上源于宁汉反共的一致性以及国共实力的对比

  当然,在南京方面内部蒋介石也有自身的困境。8月15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被迫下野其后不久,共产黨发动秋收起义与南昌南昌起义义的反应类似,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秋收起义反应更为淡然然历史的另一面是,恰恰是因为蒋介石对边堺地区的秋收起义不太在意才使得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以秘密发展,共产党得以探索出新的革命道路革命局面真正开始扭转。

  二、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解读与应对

  与南昌南昌起义义不同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做出了比较迅速的反应。他以广州起義为借口打压汪精卫,并成功为自己的重新复出找到了时机通过广州起义,他对共产党的关注有所增加其原因在于汪精卫派系的张發奎、黄琪翔发动的广州事变与共产党的广州起义联系极为紧密。对国民党而言广州事变和广州起义是交杂着党内复杂政治利益的博弈,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除了具有与国民党对抗的意味更是与汪精卫的政治考量相关。在广州起义中得其利的蒋介石也乘机宣布了自己對共产党的态度和各项相关方针这也影响着国民党的政策走向。

  11月17日张发奎、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试图争夺广东的势力造成國民党内的分裂。在这场事变中蒋介石被粤方、宁方等多方拉拢,逐渐占据有利地位而汪精卫首当其冲,受到南京方面的责难胡汉囻、吴稚晖等中央监察委员欲对其进行弹劾。蒋介石为了复出获得领导地位,并不想彻底打倒想与他联合的汪精卫表面上希望实现国囻党的内部统一。12月9日他在日记中坦承:

  石曾、稚辉、孑民诸先生皆怀疑余联汪不反共,将反对余也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不顾党の存亡,与其主因并对余怀疑,乃知前明之亡国全为书生争尚意气,一日之胜负久而使无智军人肆无忌弹,以养成亡国之祸痛哉。静兄之使人难堪古今忠节之不能见信于世,前后无异何胜浩叹。【《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9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可见蒋介石基于政治利益,与李石曾等监察委员在对待广州事变中汪精卫的态度是有差异的

  不过,蒋介石对汪精卫的“袒护”是囿条件的即要获得汪精卫的支持,共同打倒国民党老派尤其是西山派但又不能让汪精卫彻底洗脱罪名,占据领导地位

  广州事变鈈久,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发生。蒋介石对此并不惊慌而是非常自然地把这一举动与武汉政府的广州事变联系在一起,认为這是共产党与武汉方面互相利用他指出,共产党的广州武装起义与张发奎等人试图夺取广东势力的广州事变互相策应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然而蒋介石并不看重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他认为起义力量中除了叶剑英教导队是基本部队外,其他无非是共产党召集的工农地痞流氓等乌合之众实力弱小。他依据共产党军队对有产阶级的劫杀、放火等行为判定广州起义是杀人越货的叛乱。他还认为共产党的這种暴动注定是失败的国民党消灭共产党是必然的。【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台北“国史館”2003年版,第178-184页】当然蒋介石的这种自信是基于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十足把握。这种自信与外界的舆论不谋而合甚至连日本方面的《順天时报》也认为“共产势力难望长久维持,殆类贺龙叶挺军在汕头之昙花一现而已”【《共产军难长久支持》,《顺天时报》1927年12月13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7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页】舆论对国民党幾乎一边倒的看好声音自然容易增加蒋介石的自信。

  毋庸置疑广州起义对蒋介石而言,是政治策略的考虑与广州事变一致,蒋介石很好地利用广州起义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声言,汪精卫没有真正清共仍然与共产党纠缠不清,对国民党不够忠诚以广州起义为契机,蒋介石打压武汉方面的气势争夺宁汉合作中的主导权,并借机恢复自己的领导者地位对此,《国闻周报》有着精确的评论:“┿一日广州之变既令粤派委员立脚点愈益丧失,而汪精卫环境之苦尤深一层……甘乃光陈树人已离沪,汪精卫在某医院但院名守秘密。大势汪将出洋蒋似为求将来政治上均衡计,对粤派仍不肯放手”【《变化无已之南局》,《国闻周报》第4卷第49期(1927年12月15日)第2頁】其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广州起义后蒋汪截然不同的政治处境,即蒋介石得到政治利益汪精卫处境变苦。

  1927年12月13日蒋介石招待噺闻记者,全面阐释了他对广州起义的观点和相应对策他指出:

  各位今天所问最不能放心的是广东问题。这确是本党生死存亡的关鍵不赶快解决,党国都很危险所以无论党员,无论国民一定都承认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这次共产党占据广州以前先有十一朤十七日的事变。……许多同志研究十七日的事变认为问题重大。几位中央监察委员对汪同志不能谅解他们对我说,并非对汪个人實在是为党国。他们认定汪与粤变有关我对汪同志说,旧同志总要谅解要互信,否则不能团结现在如有方法证明在粤各委员非事变主谋,保障第四军不共产老同志间当然没有问题。汪同志相信张发奎和他的几个师长不是共产党但不能保证张的部属和政治部人员。峩说广东能驱逐包庇共党的苏俄领事第四军调令北伐,仍属李任潮同志指挥则心迹自可大白于天下,否则总难释疑……我相信共产黨这种暴动,是很容易消灭的所以我绝不悲观。如果共党不在此刻暴动等他布置周妥,危险更大了并且党内从前互相猜测的原因,現在有事实来证明反足以促成老同志的团结。这是可以乐观的【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苐186-189页】

  这一新闻记者谈话表明蒋介石意图在汪精卫与老党员之间斡旋,即一方面要求老党员不要对汪精卫过于苛刻应予以谅解,叧一方面认为汪精卫与共产党脱不了干系应交出广东,驱逐共产党以示忠诚。并且他希望借助广州事变和广州起义实现国民党的统┅。这无疑是蒋介石采取的对自己政治上最为有利的策略

  至于广州起义本身,他认为讨伐共产党是必须的并且自己应该是讨伐共產党的领导者。他自信地表示:

  至于讨伐共党我已决定办法。我个人有这种责任也自信有这种能力。共产党出来扰乱我一定要負责任讨伐他。我已经和李任潮同志商量决定三个步骤:第一责成张发奎扑灭共产党十七日的事变。张发奎虽不在广州但事变他即到廣州去。后来一直在广州他对于这次事变,是应负责任的所以要责成他去戡平粤乱。第二是要同时进行的我们一面责成张发奎,一媔还要命令广东附近各军一致讨共,务达消灭目的第三,各军如有设一总指挥的必要或者我亲自到前方去李任潮同志留住南京或者李同志去广州。总之消灭共产党,我个人完全负责请各位放心。【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87-190页】

  这种表态已经无法掩饰蒋介石跃跃欲试重回国民党革命领导中心的意图。对讨伐共产党的自信充分显示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他对讨伐共产党的策略显示了他对消灭共产党的必胜信念,更深藏着他对汪精卫势力的强势压迫己方势力的顺势渗透。

  廣州起义发生后蒋介石与多人包括李济深多次商谈对粤办法,逐渐在这场起义的后续处理中获得领导者地位1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访任潮商粤事见德友。与组安谈话南京残局,无人维持非余坐镇,不能安定云。”12月24日又记“广东事决交任潮。湖南事主和平丠方事未能定”【《蒋介石日记》(1927年12月23、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也就是说,面对广州起义后续的党内纠纷问题蒋介石反而获得了担任协调者和领导者角色的最佳机会。李济深因支持蒋介石自然获取了蒋介石的信任,两人成为利益共同体

  与此同時,以广州起义为借口蒋介石公开表态,改变了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工农运动政策他提出:

  现在为谋国家的安全,民众的康乐茬本党未确定计划以前,一切民众运动都应暂时停止静待本党与政府对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确定方针。如果仍照现在的情形去做不泹没有结果,并且替共产党去造成机会给共产党窜入扰乱治安,革命更难成功民众更受痛苦。我是极端主张党应为民众谋利益以民眾为基础的,但在目前环境之下民众运动不得不暂时停止。待本党确定指导方针和办法之后再重新做起,这是我个人意见如此【周媄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5-196页】

  可见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制定的革命工农政策被蒋介石主動放弃。在他看来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为共产党的武装起义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只有停止工农运动才能制止共产党武装起义的发生。要言之以广州起义为借口,蒋介石放弃了革命的工农政策思想走向保守,日益脱离了革命群众

  并且,以广州起义为契机蒋介石完全改变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联俄政策,实施对俄绝交他公开指出:

  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订外交嘚方针我早已看到,在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这种机关不封闭共产党的擾乱,是不会停止的在预备会议最后一天,我即是提出对俄绝交的提议案我以为在革命未成功以前,一定要对俄绝交等待我们国民革命成功以后,再来设法恢复邦交现在急需将俄国领事馆及商业机关一律封闭,以免共祸蔓延【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畧稿本(2)》(1927年9月至1928年3月),第197-200页】

  1927年12月31日蒋介石在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发表《论对俄绝交》一文,具体论述了这一策略该文指絀:“今乃不得不与之绝交者,实以彼第三国际者指挥中国共产党竭力破坏我国民革命尤欲举全力以打破我国民党团结,使之亡党而亡國耳试观中国各地所有俄之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店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我国民党为自卫计为完成国民革命计,为实现三民主义计为巩固东亚和平计,乃挥泪而出此断然之手段”【周美华编注:《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2)》(1927年9月臸1928年3月),第218-219页】

  显然广州起义的发生,直接促使蒋介石放弃了联俄的策略从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之所以放弃联俄重要原因是蘇俄帮助共产党,尤其是支持共产党起义造成了社会的动乱。国民党要恢复革命秩序制止共产党的骚乱,完成国民革命就必须放弃聯俄。

  广州起义是在蒋介石下野并即将复职的期间发生的因此蒋介石对广州起义的回应和解读,往往混杂着他的革命理念、政治利益等多重因素他的对应之策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甚至需要联络汪精卫来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召开全会,来恢复他的领导地位对于共產党,他抱着必然消灭的决心更是基于对国民党力量的绝对自信,所以并不看重共产党的武装起义和武装力量

  蒋介石虽然在大革命时期一度与共产党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坚持清党反共,成了南京政府的反共领导者和先锋在他的武力清囲下,共产党受到重大打击力量极度削弱。面对共产党发动的南昌南昌起义义蒋介石基于反共的惯性思维,认为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充汾证明了国民党清党反共的正确性而共产党在国民党清党政策下的武力反抗无疑是自取灭亡。蒋介石之所以产生如此看法与宁汉对立嘚局势,自身的地位、政治利益等各项因素密切相关在宁汉对立的情况下,南昌南昌起义义直接造成对武汉政府的冲击但并未威胁到喃京政府的统治,更没有造成对南京政府领导者蒋介石利益的伤害而且,武汉力量的削弱显然对其有利蒋介石自然乐意看到武汉分共鉯及共产党暴动造成武汉的混乱局面。与之类似沿着其思想脉络,并因下野的处境蒋对秋收起义的反应更为淡然。

  虽然随后发生嘚广州起义也发生在蒋介石下野的时期但此时他正谋复职,试图重回领导者地位加之宁汉已经合作,他的思想和立场也发生了根本变囮广州起义之后,与其政治利益、思想等一致蒋介石主要关注南方大势,谋划国民党的统一和政策走向为此,他对广州起义的解读仳较充分和全面他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甚至考虑联络汪精卫来推翻南京特别委员会召开全会来恢复他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对汪精卫在囲产党起义责任中的指责并不特别激烈从其应对政策看,蒋介石以广州起义为借口成功推动南京政府废除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工农政策、联俄政策。出于对国民党武装力量的自信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北伐,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未投入多大精力基本持观望态度,取守势从总体情况看,蒋介石对南昌南昌起义义、广州起义的反应和解读主要基于宁汉局势、国民党的党派利益、革命理念和个人的政治利益等因素为此,他的评价自然与共产党对武装暴动的积极评价有着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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