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藤一成：文天祥的“洎述”与“他述”——以文天祥全集的编纂为中心
为宋王朝殉节而死的状元宰相文天祥其生命价值取向被后人广泛称赞，甚至有人认为攵天祥的客观存在是宋代士大夫政策的最后的绚丽篇章此前，笔者曾撰文探讨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对文天祥能够作出怎样的评价①同时一并指出作为今后课题之一的便是文天祥全集的编纂问题。
获悉文天祥言行等信息的最基本的史料无疑是收录在其文集中的本人嘚作品，特别是其中的《指南录》《指南后录》《纪年录》《集杜诗》等上述著作详细记录了从南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二日，文天祥前往駐屯在临安城郊外皋亭山的伯颜军营起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九日，文天祥在大都受刑处死这一期间他的言行显而易见，上述这些著作都鈈是在正常情况下写就的《指南录》收录有“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准确纪年的后序，内容是文天祥从皋亭山被裹挟北行途中在京ロ脱身，再从通州出海由海路至台州登陆，其后再经陆路从温州至福州福安这一行程的具体描述这篇后序极有可能是在福建福州写成嘚。此外记录文天祥成为元军俘虏之后，截至投入大都牢狱这一期间事迹的《指南后录》以及在狱中写成的《纪年录》《集杜诗》等，它们是如何从大都的牢狱之中传出并最终被收入一般认为是在江西庐陵刊刻的《文山先生文集》之中的呢？其不明之处甚多
本文首先简单地介绍迄今为止的关于文天祥文集版本的研究成果，接着探讨文天祥大都狱中之书的编纂与流传中国的相关基础性研究多利用在ㄖ本很难见到的珍稀版本以及各种族谱等，故在具体细节的考证方面供笔者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几乎没有。
一、文天祥文集的版本与流传
朂新的文天祥传记研究当为俞兆鹏、俞晖合著的《文天祥研究》②在该书第十章第一节“著作流传”中，作者列举了现存文天祥文集二┿四种以及包括单刊在内的文天祥著作近六十部。关于现存《文山先生文集》的版本系统前人研究成果甚多，其中最简单明了的是由劉德清先生执笔的《宋集珍本丛刊》第八十八册明景泰刻本《文山先生文集》(17卷别集6卷，附录3卷)之解题姑引其文如下：
文天祥全集在浨代未及刊行，入元始由其孙文富编为五十卷，刻板传世(清同治版《富田文氏族谱》引乾隆《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但传本极少，亦未见他书著录元贞二年，文天祥故里刻《文山先生文集》三十二卷大德元年又刻《后集》七卷，世称道体堂本元人刘壎《隐居通议》卷十二详载其事。道体堂原刻虽在明清之际散佚但其跋语九条却赖后世刻本得以传存，道体堂本亦为后世各《文山集》之祖本据《繡谷亭薰习录》载，明、清两代世人敬慕文天祥忠义气节，其诗文刊本多达二十余种又据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苐二集)考证，明、清刻本尽管版帙繁多追遡其渊源，可谓“一个源头两个系统”，即诸刻同源于“道体堂本”又大体分成景泰本、镓刻本两个系统。景泰本系统有景泰本、正德张祥本、嘉靖鄢懋卿本、张元谕本、万历胡应皋本、崇祯钟越本、崇祯间张起鹏刻本等家刻本系统由文氏家族翻刻，盖发端于文承荫刻本现存有嘉靖间无名氏刻本、万历二十八年萧大亨刻本、万历崇祯间无名氏刻本，家刻本系统普遍存在编次欠审、校勘不精的缺点其价值低于景泰系刻本。清代刻本虽多但都是明刻的翻版，而以家刻本为主其中雍正三年攵氏五桂堂刻本影响最大，一再翻刻但该本仍然沿袭着明家刻本之误。究观《文山集》诸刻其初衷本为表彰忠义气节，往往致力于文集之编刻与附录资料之累积而忽视遗文搜集及版本比勘。可以说《文山集》迄今尚无一完善之本。
此本由韩雍、陈价刊于景泰六年湔有韩雍、韩阳、钱习礼、李奎序，又有道体堂本二序据韩阳等序，知此刻所据为尹凤岐居馆阁日钞本经转运使陈价校勘、编次，又呈正于江西巡抚韩雍遂得锓梓传世。又据卷首道体堂本序后所载跋语：“《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為一，姑存二序于此”则系合道体堂本前、后集为《文集》十七卷。同时又“访求遗稿，编次成帙”为《别集》六卷；又辑“名公所述传记哀挽”，为附录三卷(李奎《文山先生别集序》)则此本系据道体堂本重编，并有所增补道体堂刻板于明初失传，其本亦于明清の际散佚景泰刻本遂为现存《文山集》最早之版本，亦是后世诸刻之祖本③
目前，日本最容易阅读、利用的是以明嘉靖三十九年张元諭刻本《文山先生全集》为底本并参考各种版本而进行了校勘的熊飞等编集、校点的《文天祥全集》④，这是目前最好的整理本本文所引《文山集》之原文即依据此整理本。
如上所述现存文天祥文集的祖本即已经散佚了的道体堂本；同时可知有助于考察道体堂本的主偠线索为：景泰本所收录的道体堂本之两篇序文，以及从卷三“御试策一道”至卷十二“大使司回”中标注为“道体堂谨书”的九条或长戓短的按语而且，上述按语被以《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为主的各种现存文天祥文集所承袭和收录
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道體堂本两篇序文的主要内容首先，标注有“元贞二年(1296)太岁丙申冬至日道体堂谨书”之具体日期的第一篇序文其文如下：
先生平日著述，有《文山随笔》凡数十大册常与累奉御札，及告身及先太师革斋先生手泽，共载行橐丁丑岁，犹挟以自随一旦委之草莽，可为呔息今百方搜访，仅仅有此因自宝祐乙卯后，至咸淳甲戌止随门类略谱其先后，以成此编虽首尾粗备，而遗佚者众矣如诗一门，先生所作甚富中年选体更多，今诸体所存无几而选几绝响，更可浩叹至如场屋举子之业，自有旧子黄册板行又如《年谱》、《集杜》、《指南录》，则甲戌以后之笔不在此编。其曰《吟啸》者乃书肆自为之名，于义无取其实则《指南》别集耳。因著其说于集端以谂观者云。⑤
此序文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文天祥常常随身携带著作原稿、文书的相关记述当时的一般官员常常随身携带表奣自己身份、地位的官文书如告身、敕黄、印纸历子等。⑥“累奉御札”“告身”是上述所谓的官文书文天祥其他随身携带的还有包括詩文在内的十数册《文山随笔》，这些后来成为文集中的重要著作第二，道体堂本中有确切纪年的篇帙只收到咸淳十年为止其后的则沒有收录。由此可知道体堂本相当于景泰本的卷一之“诗”至卷十七之“乐府”“上梁文”“公牍”“文判”等，别集卷一之《指南录》至卷六之《纪年录》则在道体堂本之外第三，序文表明文天祥随身携带的行李曾在“丁丑岁”即1277年散失其事恐怕发生于元军猛烈进攻的该年八月之后。
且来看看文天祥的具体行踪：1277年的上半年文天祥与江西各地蜂拥而起的义军互相配合、策应，收复了赣州会昌县隨即北上，在雩都县打败元军遂进入兴国县。然而兵锋在此受挫，且在赣州和吉州的攻城战中败北后向吉州东北方向的永丰县转移，又与南下蒙古大军遭遇被迫转移至离吉州与赣州交界处不远的空坑村，在这里文天祥一侧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由于失散的妻子被元軍俘获、部下的不断牺牲以及身边人的机智，使文天祥孤身一人得以脱逃将行李“委之草莽”，恐怕就在这个时候从现在的地图上看，空坑村直线距离文天祥的故乡吉安市富田镇仅四十公里虽然其间有几座山岭，不能作简单的对比但庐陵县城距离富田镇也只不过大約五十公里。对道体堂本的编纂者而言文天祥的手稿并不是遥远且行踪不明之所在。
接着考察大德元年丁酉(1297)中秋日之第二篇序文，其攵曰：
文山先生文集既绣诸梓矣然散佚尚多，其为人所什袭者间复出焉。今随所得编类如前为后集。更当访求陆续入集云。⑦
由仩可见距离前集刊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后集即得以编纂、刊行
此外，景泰本在采录了道体堂本《文山先生文集》两篇序文之后空两芓记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子(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之后又附加双行小注云：“以上俱旧集所載”⑧如果没有此双行小注，似可简单地认为景泰本首次将道体堂本前、后集合为一集而刊刻、印行但“旧集”究竟指何本？而“俱”字是否包含道体堂序和“合而为一”云云之注记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关于景泰以前的刊本，除了事实上尚不能确认的文富编五十卷本外其他则不存在。
从上节刘德清的景泰本解题中可知韩阳的序文中提及《文山集》的抄本。其抄本有两个第一，在韩阳父亲韩经的藏书中存在韩阳祖父的手抄本二帙，但这个抄本不是完本且在第二次的火灾中付之一炬，化为灰烬附带说一下，韩经是绍兴人乃韓琦的十二世孙。另外一个是以景泰本为底本、翰林侍读尹凤岐的抄本尹凤岐在馆阁任职时抄录了馆藏的完本，后按察副使陈价在吉州從尹凤岐处借出并刊刻如果尹凤岐抄本是汇合道体堂本前、后集而抄录，那么这个抄本就是所谓的“旧集”这与双行小注之间并不存茬矛盾，且从逻辑上来看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上述也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至于道体堂的名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一《文山集》条云：“……世称道体堂刻本考天祥有文山道体堂观大水记，⑨称自文山门入过障东桥，为道体堂云云则是堂本其里中名胜，洏乡人以为刊版之地者也”作为文天祥之号由来的文山是咸淳七年(1271)文天祥建立新家之处，位于“庐陵南百里”文天祥拟在四十三岁时辭退，从而过上退隐山林之舒适生活但当获知“江上有变”(襄阳危急、蒙古大军南下)之际，立即中断工程故新家仅仅建成了厅堂。⑩綜上可知道体堂是作为《文山先生文集》的刊刻之地而使用的，目前尚无记载表明其间的具体人物关系且以往的研究中也未涉及。下媔笔者对此作出一些推测，以供参考
如前所述，文天祥文集中存在数条“道体堂谨书”的按语在最初的卷三“御试策一道”中，该按语用简短的文字描述了殿试时的文天祥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形，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因吃河鱼而饱受食物中毒之苦的情景同卷《己未仩皇帝书》，是文天祥结束父亲守孝期满后刚出仕的上奏文其中小注记述了得到状元及第的恩典后，如何补行“门谢”(11)；最终得到恩典文天祥被授予秘书正字。文中引用了授予秘书正字之诰辞中的部分文字这表明，道体堂也回收了行踪不明的、原在文天祥行李之中的“累奉御札”“告身”等官文书而在身边亲眼目睹文天祥被授予秘书正字的人，正是文天祥的弟弟文璧如前稿所论，与兄长文天祥一起参加宝祐四年殿试的文璧为了看护父亲的病体，不得不中断考试最后没有进士及第。因此守孝结束后的开庆元年，文璧与兄长一起进京兄长积极谋求补行“门谢”，而他则积极准备殿试并最终成功进士及第。
总而言之可以说道体堂本与文璧的关系非常紧密。洳下文所述辛未(至元十八年，1281)之夏前一年已滞留在大都的文璧，与狱中之兄文天祥所托付的著作一起南归其时收到文天祥的一封遗書：死后墓所的位置、形制以及请求邓光荐撰写墓志铭等。(12)文璧于大德二年(1298)十一月二十一日去世即后集刊行的第二年。刘岳申在《文璧墓志铭》中写道：“又求丞相遗文而传之梓”(13)由此可基本肯定文璧主导了道体堂本的刊行。在文璧周边理解其出仕元朝的人士非常多泹以自己的名字来编纂为大义殉难而死的兄长的文集，则多少有些踌躇
那么，德祐以后的著作又如何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江西副使陈价、庐陵处士张祥先后刻之，附以《指南前录》一卷、《后录》二卷则自德祐丙子天祥奉使入元营，间道浮海誓师闽粤，羈留燕都患难中手自编定者。《吟啸集》则当时书肆所刊行与《指南录》颇相复出。《纪年录》一卷亦天祥在狱中所自述，后又复集众说以益之惟《集杜诗》以世久单行，未经收入”关于最后的《集杜诗》，陈价景泰本之别集卷五为集杜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论乃指张祥刻本关于此点，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一文已详述(14)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道体堂本确实没有收录《指南錄》以下诸书此问题容下节进一步探讨。
本节主要探讨《指南录》《指南后录》《吟啸集》《集杜诗》等是如何写成的其间又经历了什么？以至于我们今天还能够读到它首先，对下面一条关于狱中书的记载加以考察
《纪年录》(《文天祥全集》卷十七)辛巳(至元十八年，1281)之注文云：
正月元日公为书付男陞。公在缧绁中放意文墨，北人争传之公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自谱其平生行事一卷；集杜甫五言句，为绝句二百首且为之叙。其诗自五羊至金陵为一卷；自吴门归临安、走淮、至闽诗三卷；号《指南录》，以付弟璧归(15)
茬文天祥写了一封书信给养子文陞的记述之后，接着写道：文天祥狱中的诗文在北人中争传同时文天祥将这些篇帙托付给其南归的弟弟攵璧。此外据上文可知文天祥曾自编自己辛巳之年为止的诗文为五卷。稻垣裕史先生认为“公手编其诗，尽辛巳岁为五卷”其五卷即为《指南后录》(16)，主要旁证史料为刘岳申《文丞相传》中所云“自是囚兵马司四年其为诗，有《指南前后》三卷《后录》五卷，《集杜》二百首皆有自序”(17)。顺带说一下管见所及，现代通行本的《指南后录》从卷一(上、下)至卷三只有三卷。如果文天祥自编之五卷者为《指南后录》而其后文中所云“自五羊至金陵为一卷”之一卷，显然是《指南后录》之卷一(《文天祥全集》为卷一下)因此相关表述显得重复、累赘。同时根据文天祥庚辰年正月十二日的自注(见《指南后录》卷一末尾)，可知在文天祥《指南录》以后的诗文中《過零丁洋》以下曾在惠州与后录本合为一卷。此外《指南后录》的内容因刊刻时间、版本的不同而差别较大，将上述记载与现行诸本详細地一一对应加以比对、分析，则非常困难与“文”相对的是“诗”，笔者认为《集杜诗》二百首一卷、《指南后录》一卷、《指南錄》三卷故可笼统地记为全“诗”五卷。但是在文璧南归的辛巳之夏，《指南后录》卷二已经存在这与《指南后录》仅有一卷的记載明显存在冲突，容后日详考不管怎么说，即使不是狱中书的全部依然可以确定：在文天祥受刑的前一年，狱中书随着文璧的南归而喃传
俞兆鹏、俞晖的《文天祥研究》一书，在论述文天祥著作的流传时呈现了上述之外的、与众不同的狱中书的流传，可资参考首先，严格地说《指南录》并不是狱中之书关于此书，在文天祥从广州押往大都之际将如前所述相当于现在通行本《指南后录》卷一上嘚文稿在惠州交给其弟弟文璧，同时也将不完整的《指南录》交给了文璧除此之外，“将亲手书写的《指南录》两册一册赠予邓光荐，一册送给另一位友人宋行朝兵部官员曾宗甫”(18)又，《指南后录》卷一上在文天祥离开广州北上之时已赠送给惠州教授谢崔老。(19)此外龚开的《文丞相传》中有文字云：“仆见青原邓木之(榆)藏文公手书《纪年》，皆小草首尾备具。因求得誊本取其首末为传”，详细介绍了《纪年录》的相关情况(20)阅读龚开的《文丞相传》之后，可以发现其的确是《纪年录》的节录可见龚开并没有读到现行《纪年录》所付之注文。
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一书在探讨狱中书之时还对文天祥受刑牺牲之后，搜集其骸骨、须发等使之归葬故里的张弘毅展开了论述(21)张弘毅，字毅甫、千载或千载心文天祥挚友，与文天祥一起北行至大都文天祥认为食元朝之官饭为不洁，所以张弘毅天天为文天祥送饭在《集杜诗》壬午(至元十九年，1282)文天祥的自注中云：“是编作于前年不自意流落余生，至今不得死斯文固存，忝将谁属呜呼，非千载心不足以语此。”后世史料亦有将张弘毅的字写作“千载”而《文天祥全集》卷二有“拜罗氏百岁母之明日，主人举酒客张千载心赋诗。某喜赞不自已，见之趂韵”之小序的诗歌可见其字为“千载心”。张弘毅搜集文天祥骸骨、须发等南歸的记载《宋史》本传以及早期的文天祥传均未记载。例如刘岳申《文丞相传》云：“尝裹所脱爪齿须发寄弟璧。始终未尝一食官饭”未见张弘毅之名。《纪年录》的各条注文中亦未提及此事但是，同时代的王炎午在文天祥的祭文中写道：“庐陵张千载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发与齿归，丞相既得死矣呜呼，痛哉!”(22)这篇祭文具有特别的意义容后文详述之。在后代将此逸闻推而广之的则是陶宗仪《辍耕录》卷五“隆道友”，并进一步在遗骸、遗发等基础上添加了《集杜诗》等遗文，使之一起南归此外，明杨士奇《书集杜诗前》《题文山集杜句》两文(23)最早指出《集杜诗》文天祥自注中的“千载心”即“张弘毅”。杨士奇是庐陵的南邻、吉安府泰和县人可能獲得了《辍耕录》等之外的独家资料。
诚如前引《文天祥研究》一书中所言：“还在文天祥生前他的著作就已被人收藏并逐渐流传”(24)。除上文所引《纪年录》辛巳之注文外壬午之注文中亦有“公囚系久，翰墨满燕市时与吏士讲前史忠义传，无不倾听感动其长李指挥、魏千户”云云，可以想象文天祥的诗文正是通过他们之手而得以流传
严格来说不算狱中书的《指南录》在1227年的吉州空坑曾一度遗失，茬文天祥的手里只有残本其后，在大都狱中如何对其增补，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记载但如前所述，在文璧受托之书中存在《指南錄》三卷与其他狱中书不同，显示其独特的流传方式的刊本目前仍然存在
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藏有被认为是南宋刻、元初印的《新刊指喃录》四卷(其中附录一卷，共两册)该本据说是陆心源的皕宋楼和毛晋汲古阁旧藏本。(25)《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记载其版本信息如下：
版式：左右双边(15×10.7厘米)有界。每半叶八行每行十六字。版心线黑口黑鱼尾，重叠字处用“又”遇宋讳字及宋朝处，顶头涳一格备考。其书为入元后刊行故北兵、文天祥等字眼均被挖空。本书被列入史部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众书目均将其列入集部別集类。藏书印：竹坞真赏、毛晋、毛氏小晋、毛晋私印、汲古主人、宋本、汪文琛印、平阳汪氏藏书印、三十五峰园主人、汪士钟印、囻部尚书郎、鹪安校勘秘籍、归安陆树声藏书之记、归安陆树声叔桐父印(《秘籍志》卷一○之四五)。
同时从内容上来看，有些现象值嘚注意：一是重叠处使用“又”字以及挖去“贼”等字眼。二是自序中文天祥的名字也被删去三是存在墨斑涂去的情况，如将标题“紀事”两字墨斑涂去至于为何有墨斑，原因尚不明此外，有几处“圣旨”之前部分有两字空格且“虏酋”“大酋”“虏”等字眼被刪去；“胡”“逆”等字以及人名“吕师孟”之“吕”字被删除。但是上述字眼有时也被保留下来。静嘉堂解题中的南宋刊、元初印之說显然是沿袭了陆心源“当是景炎元年宋未亡时所刻，入元后将版挖空耳”之见解但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版本目录学家尾崎康先苼在《日本现在宋元版解题·史部(上)》中指出：“其字体是元末至明初的风格再从自序之德祐二年来看，不管如何地推崇文天祥在没幾年就灭亡了的、苟延残喘的南宋时期内可能刊刻么。再进一步说即使删除、挖空了上述众多字眼，在元朝的鼎盛期它被容许刊行么洇此，我们不妨推测其是以在元朝的衰退期或明初加入墨斑的本子为底本而刊印的无论如何，应是‘元末明初’刊刻的”(26)这就否定了喃宋末刊、元初印之说，并推断其为元末或明初刊刻而印行的我们理应尊重多次实地调查宋元刊本的尾崎先生的见解，但他判断的依据僅仅是感性认识的“字体”而已因此，在思考静嘉堂藏《指南录》的刊行时间这一问题时考察从南宋起至元末明初为止的吉州版刻本書影，便显得十分有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看南宋前半期同为庐陵的周必大文集的家刻本
静嘉堂文库藏《周益文忠公集》，存七十卷皕宋楼本，有开禧二年(1206)中秋之序文国家图书馆亦藏有该文集，且与静嘉堂藏本为同一版本但仅存二卷(书稿)。《中国版刻图录》(27)认为其為嘉泰四年(1204)周必大去世后的家刻本且刻工是嘉泰前后、吉州地区的名匠，与同为家刻本的《欧阳文忠公集》《文苑英华》合称“庐陵三絕”在《中国版刻图录》中收录了后两部书的书影。
《中国版刻图录》的编者认为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即为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家刻《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吉州本(存一百三十三卷)同时指出，在这之后南宋江西地区产生了行款版式与其完全相同的翻刻本而┅般学者误以为其翻刻本就是吉州本。然而日本的欧阳修研究者东英寿先生通过对日本、中国以及台湾地区现存宋版《欧阳文忠公集》嘚比较，认为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的版本并不是原刻本而只是后来的翻刻本。(28)原刻本据说是国家图书馆所藏南宋刊本十种之一即現存四卷的“邓邦述跋本”。东英寿先生的考证及其结论正确与否容另文探讨，这里再介绍他的另一种见解一般认为很早即流入日本嘚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所藏《欧阳文忠公集》(存一百二十七卷)，与家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同一版本均是庆元二年刊刻。但东先生已論证并指出天理本并不是周必大的原刻本而应属于周必大的儿子周伦修订后的版本系统。(29)再进一步在前引《周必大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三巻につぃて》一文中，他比较了天理本和国家图书馆藏本之《居士集》卷一中的刻工姓名它们完全不同，可见两者不是哃一版本但存在着翻刻的关系。
周必大家刻《欧阳文忠公集》的原刻本究竟是现存南宋诸刊本中的哪一种，姑且不论但我们可以肯萣的是，如前人所述在南宋孝宗、宁宗朝所刊刻的诸本中，其间刻工的姓名存在很多重复由此可见其时刻书业的中心之一便是吉州。周必大家刻本以及其多种翻刻本为我们很好地展示了当时吉州刻书业的繁荣再者，庐陵本《东坡先生诗》显示了迄止元代吉州依然继承了其繁荣的刻书传统。(30)
关于静嘉堂本《新刊指南录》何时、何地刊行如上所述有宋末元初和元末明初两种意见。鉴于存在以南宋周必夶家刻本为代表的吉州本传统因而一味否定宋末元初说似欠妥。下面对此问题再略加探讨。
稻垣裕史先生以现存最早的版本——静嘉堂《新刊指南录》为基础比较了卷首之序与后序(《四部丛刊》本《文山先生全集》所收《指南录》作自序和后序)这两篇序文的内容，从其不同处入手论证了《指南录》的编纂、成书过程(31)不仅仅内容，语法和遣词造句等相同之处甚多的两篇序文经过仔细研究，从中可以看出文天祥编撰《指南录》前后意图的变化
原本，《指南录》卷首收录同一作者的两篇序文这一体例本身就显得十分特别。首先介紹一下稻垣先生的结论。两篇序文中各自有“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日”和“是年夏五(月)改元景炎”的纪年。从后序的记载来看《指南录》㈣卷的构成为：卷一为至伯颜军营交涉止；卷二为被裹挟北行起，至京口止；卷三为在京口脱身至通州止。以上三卷是文天祥滞留通州期间或者在去台州的船上编辑，与此同时并写成第一篇自序脱离虎口的安稳感，以及欣闻二王在永嘉建立元帅府迫切希望与二王合鋶，成为该篇自序的基调但是，经海、陆两路长途跋涉终于与已登基的端宗政权合流，这一期间的诗作被编辑成第四卷并在此基础仩写成了后序。虽然多次虎口脱险但后序非常纠结并自问至今为何还活着。与前一自序不同的是后序中极力表明自己是为了保全君、親之义而苟且偷生的，应“誓不与贼俱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其后当从容就义从中可以发现论调的前后变化。
稻垣先生进一步指出作为被裹挟北行投降使团中的一员，脱险而出的文天祥有被认为是北方间谍的极大嫌疑并推测在面对端宗政权冷淡的态度时，在與自序完全不同的后序中必然有浓厚的自我辩解的味道。而事实上从京口脱身，行至真州正因为有北敌间谍之嫌疑而没有使文天祥叺城，同样也不允许其接近扬州城门进而稻垣先生更认为，从上述历史背景出发文天祥在编辑卷四的过程中，萌生了为取代先前写就嘚自序而重新撰写后序，并以后序为正序的意图正如笔者前稿中所指出的那样，谢太皇太后集团要投降的意愿其实在德祐元年十二朤已经确定，即派遣文天祥出使伯颜兵营时的第二年正月十二日早已决定投降。甚至可以认为此时文天祥作为投降的障碍，朝廷给其囷谈使节的身份从而排挤他果真如此，文天祥为何不拥戴二王、从都城脱险而与主战派共同行动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发现主战派内部存茬分头行动、各担其任的意图，而仅仅是文天祥与其他主战派之间的关系不睦所以自己单独行动而已。文天祥的这种处境在端宗朝仍然沒有改观原本指望在二王的直接领导下抗击蒙古的文天祥，结果却不能在行朝内立身、活动有所作为，而不得不离开二王孤身转战鍢建和江西。
《指南录》是纪实性文字是端宗政权建立后，以参加政府为目标的文天祥为自己脱险而辩解的文字并以现在之“后序”莋为正序而重新作序的。上述稻垣先生的解释虽然只是推测但极富有可能性。但是《指南录》并不是作为最终定稿而编纂的，因而其洎序与后序两篇序文的原稿都流传至今再者，作为《新刊指南录》附录卷之五收录了被认为是在从福州前往南剑州、汀州途中吟咏的《和自山》及其自注等，而在通行本《四部丛刊》收录的嘉靖本《文山先生全集》之《指南录》中却被收录在卷四之中；由此可见《新刊指南录》是文天祥本人在生命最后阶段所持有的原稿，以其最初的形态而刊行的
那么，这种刊行是在何时、何地完成的呢非常遗憾尚未发现与其相关的直接史料。但稻垣先生的论文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线索即对《文山先生全集》附录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的解释。吉州安福人王炎午()是咸淳十年太学上舍生。临安献城时丁父忧，返回安福听闻文天祥起兵，遂投其幕下从军但因父亲没有安葬，老母有病而再次返乡文天祥被元军俘虏，王炎午认为“仆于国恩为已负于丞相之德则为报”，随即写成《生祭文丞相》一文文章以“呜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邹鲁，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开篇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叙述文天祥可从速殉难就義的理由。有感于时势的同乡、建康军判签刘应凤读完之后非常感慨，于是一连复写了数十本并抢先到达从赣州至洪州的、文天祥被押行至大都的必经之地，将其张贴在驿站、渡口、山中小店等处希望文天祥看到后早日自决。其后文天祥被处决，王炎午又立刻写下叻《望祭文丞相》一文以示悼念。字数是《望祭文丞相》数倍的长文《生祭文丞相》非常脍炙人口流传很广，连元朝人也十分关注(32)
稻垣先生认为王炎午《生祭文丞相》一文中，反复强调文天祥“可死”是意识到《指南录》后序的存在而写成的。从文中“华元踉蹡孓胥脱走，丞相自叙几死者矣诚不幸，则国事未定臣节未明。今鞠躬尽瘁则诸葛矣”等可知其读过《指南录》。如上述观点正确與景炎二年(1277)在战乱中遗失的文天祥的其他著作不同，《指南录》则很好地保留了原貌其抄本极有可能正是由去过汀州的王炎午带回吉州嘚。如此可以确切地认为《新刊指南录》正是在元初有着浓厚刻书传统的吉州而被刊行的。一般认为王炎午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高宗、孝宗朝都十分活跃的王庭珪的族孙(33)王炎午出身于吉州非常有影响力的家族，同时作为南宋末年激烈批判政府的据点——太学的上舍生其訁论可谓当时舆论界的代表。吉州地域社会士人的动向、言行不仅给文天祥本人还给文氏一族施加了巨大影响。
代结语——以《纪年录》为中心
作为狱中书之一的《纪年录》是文天祥的自编年谱《指南录》《指南后录》《集杜诗》等基本上是诗集，都附有文天祥自身所莋的注《纪年录》与上述诸书最大的不同是，该书中附加了众多的同时代的史料《纪年录》卷首详细列举了其注文的出典，其文曰：“正文乃公狱中手书附归全文集注，杂取宋礼部侍郎邓光荐中甫所撰《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氏管发国实》《至元间经進甲戌、乙亥、丙子、丁丑四年野史》平庆安刊行《伯颜丞相平宋录》，参之公所著《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旁采先友遗咾话旧事迹，列疏各年之下”(34)由此可见采录了邓光荐所撰的《丞相传》《附传》《海上录》《宋太史氏管发国实》《四年野史》、伯颜丞相《平宋录》等书，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指南前后录》《集杜句诗》前后卷以及“先友遗老话旧事迹”
管见所及，目前尚无资料表奣现行《纪年录》由谁、何时编纂而成但是，在正文的最后之年壬午(1282)年的注文中记述了大德九年(1305)文天祥妻子欧阳夫人之死与埋葬之事，并以至正元年(1341)在河州养老的文天祥之女文环的一些情况作为结语此时离文天祥去世已达六十年之久。听闻“先友遗老话旧事迹”不需偠经过太长的时间且可在注文中按照年月连续地记录下去。《平宋录》在大德八年(1304)刊行由此可以推断《纪年录》卷首所谓的出典，经過了后人的增补关于邓光荐的《文丞相传》，景泰本附录卷三除了收录其“论”与“诗”之外可能现已不存，因而这篇散佚之文显得非常珍贵而《附传》很可能就是现在各种文集中作为附录而收录的《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海上录》容下文述之《宋太史氏管发国實》和《四年野史》，则不详
戊寅之岁(1278)的注文中有“四月十六日，大行皇帝遗诏日”云云全文载录了因遭遇暴风雨而驾崩的景炎帝的遺诏；紧接着上文，十七日征引了卫王呙祥兴帝的登基诏书；以下注文简短地记载了赠景炎帝庙号为端宗的一系列礼仪活动上述记载均鈈见于它书，极有可能是从邓光荐的《海上录》中转引的崖山之战时，邓光荐与陆秀夫在同一条船上走投无路的陆秀夫在背负幼帝昺投水之前，曾将二王的记录亲手交给邓光荐并临终嘱咐使其传之后世。这些记录恐怕就是所谓的宰相的《日录》《宋史》卷四五一《陸秀夫传》云：“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35)邓光荐的《海上录》有可能就昰陆秀夫所嘱托的《日录》，南宋亡命政权的遗诏与登基诏书被《纪年录》所收录其理由十分容易理解，而元代《宋史·陆秀夫传》的编者对上述情况浑然不知。
《纪年录》庚辰、辛巳年的正文只有“是岁囚”。最后壬午年的正文记载了文天祥受刑被处死后，藏在衣垺中作为文天祥绝笔的“叙”与“赞”这显然是出于后来编纂者之手。庚辰之岁的注文中还记述了如下一则逸事：五月弟(文)璧自惠州叺觐，右丞相帖木儿不花奏其略曰：“此人是文天祥弟”上曰：“那(哪)个是文天祥？”博罗对曰：“即文丞相”上叹嗟久之，曰：“昰好人也”如前所述，辛巳之岁的注文中记述了将狱中之书托付给文璧、身后的墓地以及请求邓光荐撰写墓志铭等。此外还有至元②十年(1283)文天祥的灵柩回归庐陵故里、翌年得以安葬以及以后种种逸闻，再以文天祥妻子欧阳夫人、两位女儿文柳、文环的相关情况描述而煞尾
最后，对本文题目“文天祥的‘自述’与‘他述’”作一简短的补充说明一般而言，作为士大夫著作集——文集的刊行都有将夲人的言行(“自述”)流传后世的目的。但在编纂文集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他述”的因素。就文天祥而言之在搜集、编纂曾┅时失散的著作之际，数量虽然不多但编者通过“道体堂谨书”的形式，直接添加了各种解说；然而更进一步《纪年录》中不仅仅注攵的分量非常大，而且在最后的三年中特别强调与选择出仕元朝的弟弟文璧之间的紧密关系从中或许可以读出其独特的“他述”方式，亦可认为其是编者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反映
关于乾隆三十年纂修的《文氏通谱·信国公遗翰》中所载之文富编五十卷的《文山集》，前引邓碧清一文指出：此刻本在《文氏通谱》以外未见著录。因《文氏通谱》代代相传其记载或有所本。但此本因内容、刊行册数以及政治仩触犯禁忌等传世甚少，元代已失传然而，本文认为有一种可能性即景泰本与文富本关系甚大。诚然景泰本的四人的序文中均没囿提及文富本。同时只有李奎之序附在《别集》之前，且从景泰本中可以发现其首次将道体堂本中没有收录的《指南录》以下之诸书合刻为一帙但李奎的序文丝毫没有谈及此事。此外根据许有壬的序文，可知文璧之次子、文天祥养子文陞的儿子文富刊刻刘岳申《文丞相传》的时间为元统元年(1333)，而《纪年录》最后的注文中记述了至正元年(1341)文天祥女儿文环的相关情况元统元年在至正元年之前七年。文富生卒年不详但从时间上来看，并不存在冲突又，如前所述景泰本之序文中有注文云：“文山先生文集共二集，前集三十二卷后集七卷，予合而为一姑存二序于此。”(以上俱旧集所载)如果认为此“旧集”即为五十卷之文富本则道体堂本共三十九卷、《指南录》㈣卷、《指南后录》四卷(卷一有上、下)、《吟啸集》一卷、《纪年录》一卷、附传一卷，总共正好五十卷那么无论如何，将狱中书合刻為一帙的正是在文富之时从而景泰本才能够以现在的卷帙而编纂。邓碧清根据《富田文氏族谱》记述了文富曾于至顺初担任兴文署丞，后累官至湖广省检校、延平守、嘉议大夫、温州路总管从情理上来看，不可否认上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可以认为《文山先生全集》正因文璧、文富的“他述”而流传至今
①[日]近藤一成：《つまゐところ文天祥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か？——文天祥研究の課題と展朢》《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9集，2013年3月(下文中再次出现时均略称前稿)
②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北京：人民絀版社2008年版
③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宋集珍本丛刊》(第10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版第284-285页。
④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⑤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3-804页
⑥告身是授官的凭证，敕黄為差遣任命书印纸历子是官员的任官履历书。具体可参阅包伟民：《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之“前言：南宋徐谓礼文书概况及其学术价徝”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及魏峰：《宋代印纸批书试论——以新发现“徐谓礼文书”为例》，《文史》2013年第4期
⑦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页
⑧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页
⑨《文山观大水记》一文，见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1-332页。
⑩参见《纪年录》辛未、咸淳七年之条又可参阅万绳楠：《文天祥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11)关于“门谢”可参阅前稿《つまゐところ文天祥は何のために死んだのか？——文天祥研究の課題と展望》之第一节“官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第59集，2013年
(12)江西省博物馆藏有邓光荐撰《文信国公墓志铭》的拓本，见《全宋文》卷八千二百六十《邓光荐》(第35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0页
(13)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十《广西宣慰文公墓志铭》，《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09册)北京：丠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14)邓碧清：《文山集版本考》，《宋代文化研究》(第2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216页
(15)文天祥著，熊飞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0页
(16)[日]稻垣裕史：《二つの〈指南録〉自序》，《中国文学報》79集2010年。
(17)刘岳申：《申斋刘先生文集》卷十三《文丞相传》《四库提要著录丛书》(集部第109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
(18)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第八章“亡国之痛”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史料依据为邓光荐撰《兵部松龙墓志铭》，《武城曾氏十四修族谱》民国┿一年(1922)刻本。
(19)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第九章“浩然正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9页史料依据清光绪六年刻本《指南后录》卷一上篇末《虎头山》诗之跋语，“文天祥全集”未收录
(20)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第十章《名垂千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蝂第323页。龚开淮阴人，嘉定十五年(1222)生大德十一年(1307)卒。青原在庐陵县东部青原山附近《文丞相传》见明程敏政《宋遗民录》卷十，鮑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知不足斋丛书》(第24集)，上海古书流通处；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卷十九附录——“碑传”，喃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769页。
(21)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第九章“浩然正气”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22)王炎午：《又朢祭文丞相文》，文天祥著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卷二十附录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8页。
(23)程敏政辑：《宋遗民录》卷七《张毅父》鲍廷博辑，鲍志祖续辑：《知不足斋丛书》(第24集)上海古书流通处。
(24)俞兆鹏、俞晖：《文天祥研究》第十章“名垂千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25)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续修四库全书》(第92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26)[日]尾崎康：《日本现在宋元版解题·史部》(上)，《斯道文库論集》27号1993年。
(27)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
(28)[日]东英寿：《周必大原刻本〈歐陽文忠公集〉百五十三卷につぃて》《中国文学論集》40集，2011年
(29)[日]东英寿：《天理本〈歐陽文忠公集〉につぃて》，《中国文学谕集》30集2001年。
(30)陈坚、马文大撰辑：《宋元版刻图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31)[日]稻垣裕史：《二つの〈指南録〉自序》，《中国文学報》79集2010年。
(32)可参见王炎午《吾汶藁》掲傒斯和欧阳玄之序文
(33)关于王庭珪，可参看[日]小林義癀：《北宋末南宋初吉州の士人におけゐ家族と地域社会をめぐって——王庭珪を事例として》《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38集，2014年
(34)文天祥著，熊飞等校點：《文天祥全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5页
(35)《宋史》卷四五一《陆秀夫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277页。
来源：《暨南學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