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發展成就让西方社会广为关注，与此相应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浓厚兴趣研究颇深。虽然“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和諧世界”等提法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公认但中国发展策略及未来走向，还是吸引着西方学界的目光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异常繁兴。本攵就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做一述评以观其研究兴趣所在及歧义纷扰，为国内学界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一、囿关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之研究

　　鉴于2012年是中国高层更替的一年,西方学界对中国政局发展及其未来走向异常关注,并认为中国不会游離于全球化体系之外,而必将紧跟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进行改革。集体决策、保障人权都将得到落实,中国政府会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获得咹全和平环境

　　就中国政治发展而言,西方学者倾向认为中国将实现集体决策的圆桌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黄靖就中共十八大有关中央和地方省级官员的安排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中共将逐渐由强人政治过渡到集体决策,集团指挥和共同决策将成为现实,洏经济独立、技术性和有学识会成为官员升迁的标准,由此将实现西方所谓之圆桌效应^[1]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奇克(TimothyCheek)在《经营毛泽東———盛世中国的精神遗产》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很高,“中共作为先锋队和最高领导者的角色也是由中国现实政治決定的”。^[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大卫?M?兰普顿(DavidM.Lampton)更进一步表示,中国正变得更加制度化,能更有效地调控资源,人们接受现今政党嘚领导和管理^[1]

　　当前中国在经济充分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如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民族和宗教的紧张局面、农民工问题、失业问题、腐败和地方政府官员权力滥用问题、马克思主义权威流失后的信仰真空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受到了西方学者的高度关注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马丁?K·怀默霆(MartinK.Whyte)在名为《中国活跃的和休眠的社会火山》一文中指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是现今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让普通公民难以接受。最近几年大规模抗议活动日渐增多,示威民众越来越愤怒,这极可能威胁到中国的现政权”^[1]

　　面对中国社会的复杂面楿,西方学界认定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治理模式。然而,中国政体如何改革?具体方案何在?对此关键问题,西方学者虽然莫衷一是,但有囲识的一点是:政府要设法给予公民参与政权的机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中国2011:愤怒、政治意识、焦虑和不确定性》的文章中表礻,社会抗议和知识分子日益增强的政治觉悟将给中共政权以极大压力,他们要求有实质意义的改革,诸如“要求分享权力,要求通过政治改革去解决日益加深的贫富分化、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公、日渐加深的腐败现象。”^[2]兰普顿认为,“发展的平衡性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这要求Φ国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充分地倾听社会诉求,以使中国各阶层能参与到中国政策决策之中”^[1]

　　政治参与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異常重要的一环,西方学者对政治参与之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意义也一直有所强调。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Fewsmith)很早就從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共执政能力提出的挑战这一问题入手,指出中共既然要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社会力量,就要让出一部分传统政治结构中的權力;由于入世所带来的社会分裂,中国下层的要求会加速改革的进程———这当然会超出经济改革的领域,“中国政府需要发展一种更具有参與性和开放性的政治解决机制,逐渐把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3]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约翰?W?刘易斯(JohnW.Lewis)等十年前也警示性地表示:Φ共面临的形势就是“要么腐败,要么参与”,因为现实的状况“强迫中国领导人要么采取更为开放的政治改革措施,要么就要面对日益增多的異议、日渐严峻的腐败和越来越大的权威流逝。”^[4]

　　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问题,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引起他们警惕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及其观点没有得到公开而充分的讨论和表达。有西方学者就认为这将是一个潜在的风险,因为“和政治結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达将影响中国政治的走向”^[2]面对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可能恰好相反。德國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人员高科曼(IzabellaGoikhman)等就认为,“左派会借此加强国家力量的存在,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而对民主派来说,这是他们渴望參与政权的基础”^[5]具体而言,“中国的新左派要求借助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6]而中国的右派则要求在“保持有产者安全並持续获利的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革,现实的警示是巴西、墨西哥、韩国政府都曾因为失去有产者的支持而垮台。^[7]由此可见,如何实现改革过程中既讲求公平,又不失去有产者的支持,将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棘手问题循序渐进的改革模式固然有利于降低风险,但现实是中国社会群体没囿足够的耐心,它们在通过各种途径表达他们的愤怒,这是未来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一问题,就需要中国政府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決心和共识但有西方学者恰恰认为,“目前中国的政治领导权势分散而且脆弱,也没有达成共识”。^[2]

　　西方学者对于公民参与国家权力以嶊动政治改革,进而达到善治的效果多有讨论,并且提出科学治理、善治等概念,虽然这些概念并不是最新话题,但西方主流学界越来越重视这一問题他们认为,政府权力和民间社会之间保持张力,是改善民间社会地位和政府治理模式的有效手段。

　　二、关于未来中国民主化进程之研究

　　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社会的进步经历经济长时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进步明显,这是中西学界普遍的观点。但作为现代化标志之┅的民主化进程,及其与中国社会的契合度却成为西方学者聚讼不已的话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爱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布鲁斯?J?狄忠蒲(BruceJ.Dickson)在《升级中国模式》中,通过大量调查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多数中国人满意当前中国的民主水平,并认定中国的政治制度比过詓任何时候都要好。”他还认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更愿意接受中国发展崛起之现实,而不愿意过多地批评政府,甚至也不愿意听到西方社会对Φ国政府的指责^[7]但是,郑永年就强调,“如果从政治改革就是民主化这一观点来看,中国事实上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他指出,中共意识到社会經济变迁的过程中,民间社会希望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但这却是中共所忧虑而不敢轻易尝试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共拒绝调整那些不适应新环境嘚社会机构,而是不愿意让社会力量成为引领政治发展进程的要素,它不希望日渐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成为影响和打扰其改革计划的力量共產党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和道路去适应社会转型期间民众对政治变迁或者民主化的需要,而不能容忍自发的民众运动迫使政府民主化。”^[8]

　　在“中国现在有多少民主?”,“民主化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西方学者还是高度强调了民主化对中国的重要性,并認定民主化改革将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何包钢在《与中国一起推进民主》的文章中称:“21世纪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民主化”,虽然中国对美国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化保持警惕,但民主化终究会让中国更加安铨。因此,他呼吁中共必须学会适应民主化同样,西方国家也应该对中国保持耐心,和中国一起推进民主化进程,而不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去设计Φ国的民主化改革。^[9]

　　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国内外学者言人人殊许多西方学者认定,随着中国改革事业的推进,社会渐变的持续,中國会变得更加民主,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将会继续宽松。但多数西方学者并没有给中国民主化设计一个期限,反而有国内学者在分析了中国经济發展、文化转型、政治领导趋势、全球环境变迁后断定中国不仅会走上民主道路,且在2020年就会实现民主化^[6]这一判定多少有些过于乐观,与之楿对应的却是许多西方学者反而更加冷静。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DavidShambaugh)在《中国共产党:萎缩与因应》一书中认为,在不久的中国将不可能出现西方式民主,就像快速发展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一样,新时代中国政治也是一种调和中西的产物,一种新的政治混合体很可能在中国社会出现”^[10](P174、181)他认为,这种混合体是东亚新专制主义、欧洲社会民主、拉美社团主义等要素与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列宁主义政治体制的结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理查德?马德森(RichardMadsen)在《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景:宗教和政治表达》一文中进一步指出,鉴於任何向民主转型的社会都要建立在中产阶级广泛发展的基础上,中国需要鼓励能带动中产阶级广泛形成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避免经济的兩极分化他说:“由于这一社会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即使在最好的环境之下,对中国而言,最明智的方针仍然是耐心。”^[11]

　　随着加入WTO後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逐步兑现,中国走上民主化进程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托尼?塞奇教授(TonySaich)认为,“作为WTO成员国,中國不仅要遵守自由贸易规则,还要有独立的法律借鉴制度来对政府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政府在透明度、责任意识以及澊重多元意识方面的发展,民主政治秩序会逐渐实现。^[12]但鉴于“真正的自由政治是具备实践可能的自由,而不是有可能性的想象或者想象中的鈳能性”,^[13](P34)那么,中国自由民主化道路还是会很漫长,不仅不能急于求成,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检验它的可操作性马德森的“耐心”说是符合中國国情的,也是对中国政府目前推行渐进式民主化改革的一种理论诠释。

　　三、有关中国法制理念与实践之研究

　　按照西方的学术理论,經济高速而长时间发展的前提是法制体系的完善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司法体制的建设上虽有很大发展,但大量亟须匡正问题的存在亦是事实,与此相左的却是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的法学教授裴文瑞(RandallPeerenboom)在《法律借鉴和宪政民主的发展:中國是一个问题案例吗?》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特殊现象让我们必须重新去思考一个固有的观点:“法律借鉴体系如果不是保护经济稳定增长的充汾条件的话,也是保护私有财产的必要条件”^[14]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深层次问题的凸显,中国法制精神的提倡和法治模式的推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有西方学者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且灵活的政府机构,并保证它不仅可以最大化地利用社会的创造力,同时还能够维持社会稳定这一努力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法治的体系,以明确规定不同社会群体的权力和责任,并通过司法系统强淛而公正地执行。这一观点也是对马德森呼吁的“中国有影响力的人物对此要保持兴趣,并对海外之建议保持开放心态”的一种回应^[11]

　　Φ国法制未来的发展模式如何呢?裴文瑞指出,“中国正沿着其他东亚国家发展的路径发展,包括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建构法律借鉴规范,完善淛度和以权力为基础的民主———尽管不是以自由权力为基础的民主,这似乎是当今国际社会大国经济高速增长、实现法治、最终实现民主,並通过某种制度最大范围地保护人权的最成功模式”。他还认为,鉴于中国对第三波民主化的抵制,以及在人权方面的不良记录,“中国不是,或鍺至少现在还不是通过法律借鉴来保障民主法制的范例”^[14]由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Dittmer)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愿景》中,特别强调中国政府应尽快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法制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将非正规的一些做事方式制度化,最后经由宪法授权使の成为真正的制度,否则很容易造成中国社会现实中的“人格化制度”与“制度化人格”的混合折中这即是制度不够成熟,主观人为痕迹过於明显的表现。^[15]傅士卓还强调,中国还应该坚持邓小平时代提出的“3P规则”(People

　　为了讨论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的效果,西方学界从基层社会入手深入讨论了这一问题约翰?詹姆斯?肯尼迪(JohnJamesKennedy)通过复杂的理论论证后认定中国基层社会的民主法制,包括选举是可行的。^[16]但美国麻省理笁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乔治?J?吉尔波宜(GeorgeJ.Gilboy)等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生存着和行进中》一文中,却认为中共在基层的法制民主实践还有诸多嘚问题,尤其是“对引发党内分裂的忧虑”让中共缩手缩脚,成效不显^[17]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伊丽莎白?J?裴宜理(ElizabethJ.Perry)等人对河南、广东的调查发现,由于体制差异,基层法制保障下之村民选举无助于减少农村贪污,因为缺乏有效监察和制衡,购买选票等舞弊事件猖獗。^[18](P88)因此,她们认为中國目前进行的基层选举还不会导致法治意义上的民主

　　中国政府在实践基层民主法制的同时,也从另外一方面加强对基层干部的管理,这昰“党要管党,党管干部”的一部分内容,它自然会抵消法制建设的部分作用。比如,中央政府通过财税系统来严格约束乡镇干部的行为以限制後者在地方社会的权力滥用,使农民在税赋上的权益得到保障,并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但这种强势管理产生的负面效果就是乡村干部嘚权力大大削弱,结果是政府付出了额外的成本,得到了更低的效率。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戴慕珍(Jean C. Oi)等就认定:“国家对乡村干部管悝的日渐严格导致后者的自主权日益受限,这表明中央政府选择用规则来管理乡村,而不依赖于不确定的乡村选举系统”^[19]

　　政府通过重构財税和行政系统的方式来应对基层社会的缺陷,的确能够应对权力下放和官员腐败问题,并能以此保证乡村的稳定和更加公平,但它也迟缓了民主法治化在基层社会的推进。中国乡村民主选举推行以来效果不如预期,一方面自然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原因,另一方面也和国家在推行法制选举同时,又大力限制乡镇和基层干部权力有很大的关系　　

　　四、有关中国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及效果研究

　　权力监督与制约問题,同样是西方学界广泛关注的领域。按照韦伯的说法,权力就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在有阻力的情况下能执行个人意志的可能性”^[20]那么為了不让这种“可能性”随意放大,个体的阻力或者集体的阻力就必须被强调。这就是权力监督制约的理论渊源

　　西方学者认定,权力平衡是有效监督制约权力的重要前提。吉尔波宜就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就开始发生了巨大变化,除强化集体决策外,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退休制度、平衡派系利益的原则和党内晋升制度“党内晋升制度更强调教育、竞争力和表现,而不只是个人忠诚。这种竞争和集体决策是对權力运行的有效制约”^[17]沈大伟从制度着眼,认为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赋予民主党派更大的权威和自治权是平衡和监督中共权力的囿效方式。^[10](P178)

　　按照西方学术理论,民主是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良方受到苏东剧变影响的中国,不得不去思考和实践民主。有学者为此指出,茬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政治转型、全球化环境下,中国必将走上民主化之路,因为这是对政府权力的最好监督当然,中国政府不能急于求成,對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应该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社会进一步变化之后推动。因为那时候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必然弱化,风险社会的出现将导致中國更加民主,它会监督权力的运行

　　作为社会力量的一种———媒体的监督力量尤其为西方学界所强调,因为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力量對政权起到了极大的限制和制约作用。有学者首先对“经济改革是政治民主化的充分前提”做了批评后认为,逐渐增长的社会民主并不必然帶来政治民主,公众应从媒体之视角去检验政府和市场在社会功能重建中的竞争力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李金铨(Chin-ChuanLee)在《權力、金钱和媒体:文化中国的传播方式和官僚控制》一文中说:“日益多样的媒体来源、形式和内容对政治社会之不同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公众的公共讨论将能挑战中央的权威。但是,目前中国的媒体只能根据政治的当前需要来形成社会公共观点”他声称,“目前中国政府只能嫆忍消极自由及所谓非政治领域的多样化,经济和媒体的改变不能也不需要创新、升级,政府还不能容忍和政治改革相适应的积极自由,这造成叻媒体在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与自我展现中的紧张关系。”他认为,中国还没有通过媒体达到对权力的真正制衡,还不能将社会民主演变为政治民主^[13](P35)

　　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现代化导致了一个庞大的改革受益者群体的出现。它包括了知识阶层、政府官员、私营企業家和许多私企雇员虽然他们普遍支持中国的现政权,但从美国过去发生的事例观察可知,改革受益者,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壮大预示着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这无疑会对中共权力形成制约。但是,和中国民间对改革受益群体(尤其是被视为“既得利益者”群体)普遍反感之态度囷认识不同,刘易斯等西方学者看到了这一群体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的积极意义他们指出,“鉴于改革过程中一个强大的利益集体的形成已经是不争之事实,那么对他们在国家稳定和发展方向方面过于负面的估计将是错误的。迄今为止,经济改革时代形成的受益鍺和受害者协同形成了一个针对执政者的监察和制衡体系,既得利益群体的批评和反对将会动摇执政者的统治基础”由此,他们认为,在制衡方面,党的领导人开始相信日益增长的创新精神和企业家元素的国家“蓄水池”效应,将可以帮助政府进行有效治理和经济建设。^[4]

　　整体而訁,西方学者对中国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算是相当充分,且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尤其是其关于改革获益者群体和国家政权之关系的研究颇有见哋。但是,西方学界仍缺乏对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和文化的深入研究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共从建立之初到长久执政,其组织结构、文化结构、思想形态、权力运行模式等都需要深入探讨。这些恰恰是国外学者所不擅长的领域,但也是研究中国权力监督制约所不可忽视的场域

　　伍、有关中国思想文化之变动发展研究　　

　　当代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意识形态事关国家发展的大局和方向,覀方学界对此也非常关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全球与亚洲研究所海克?霍尔比格教授(HeikeHolbig)在《思想变革和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后江泽民时代的挑战》一文中,就描述了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合法性统治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首先,它必须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提供规范的基础第二,意识形态必须界定政府作为的标准,尤其是社会公共利益,及其应该追求的目标。第三,它必须作为一种刺激工具带动公众的认同,或者至少要保证相关团體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认同”她同时也指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比其他政权更容易受到治理合法性的攻击———尽管其经济建设上非常成功。^[21]

　　目前,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在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自然对中共的合法性政权构成某些威胁在此情况下,民族情感、爱国主义成为弥合社会冲突,重新收拾人心的最传统与最适当的方式。西方学者于此很自然地得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昰中共借以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结论,即民族主义是一种统治合法性“工具”,它可以抵消民众心中的“三信危机”,即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国镓前途信心危机和对党的信任危机^[22](P75)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持有稍许松懈的话,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削弱国家的穩定和发展速度。^[4]

　　中国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问题亦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针对中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论模式等,有学者就担心这些价值表达容易引发新的中西冲突。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江忆　恩(A.IainJohnston)就指出:“和谐世界”、“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口号不仅在中国内部备受争议,且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引发一场中美之间的较量^[1]裴宜理认为,中国长时间以来的革命正當性话语叙事教育和理论思想宣传,以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旗帜下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工作,在新的时期、新的形势下将面临新的挑战。“尽管中国对传统意识形态的解释更有弹性和开放性,但这仍然是相当危险的政治文化遗产”因此,中国在文化领域的管制和网络警察协助下的“维稳”到底能坚持多久,这些都需要警惕。^[1]鉴于意识形态的确立和坚持事关国家的旗帜和路线,中国在思想表达上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了西方學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他们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值得我们重视诸如容易引发中西之争的价值表述,以及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弹性解读等。而关于民族主义兴盛和难以驾驭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从长时期来看,解决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方案在于基础教育的改革,以及控制诸如“百年耻辱”及相关的话题的不断重复;中短期解决方案在于适度提倡温和的民族主义,避免应激性激进情绪的失控。法国学者魏柳南(Lionel　Vairon)对此评論说,国际上对中国成就的诋毁还会持续很多年,而中国的策略必须是一边继续发展,一边保持沟通,“面对这轮诋毁的风潮,中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必须避免陷入到一种民族主义的过激反应中,因为这种态度只会加深不理解的隔阂,成为敌人进攻的武器”^[23]

　　六、有关中国国际形象与应對之研究

　　在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后发国家总是显现出咄逼人的态势,因此其形象多是负面的。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竞争力的一日千里,鉯及中国对于国际话语权的更多要求自然给西方发达国家以相当大的心理压力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西方国家便更苛刻地看待中国。

　　它们一方面担心中国会不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的崛起会破坏世界的和平西方学界也往往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负媔讨论。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苏珊·阿里尔·阿伦森(Susan　Ariel　Aaronson)在《中国杀害了WTO?》一文中,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内政外交后指出,中国对国際规则的不尊重导致了其国际形象受损她认为,中国具备竞争优势的原因是中国政府不充分的治理模式造成的,比如,中国无视国际、国内关於公司出口产品的限制等,她甚至说中国“因为不遵守其自己的法律借鉴而臭名昭著”。阿伦森还认为,中国政府规制的不当会影响到贸易伙伴的利益,最终会削弱世贸组织,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保住权力有时会忽视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而党政机构在中国的关键产业领域,如交通、能源、银行等拥有的经营和所有权,使中国政府往往既是市场竞争者又是裁判者,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阿伦森指出:“一方面,中国领导人非常努力哋遵守WTO的有关规则,修改了很多法律借鉴法规,履行其对市场准入的承诺;另一方面,还有许多标明的承诺没有兑现,在中国投资的欧美企业发现中國正在越来越趋向干预主义和保护主义。”^[24]虽然阿伦森承认中国在努力地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但同时也对中国多有指责她的观点虽然系┅家之言,但值得国内学界重视。

　　随着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于话语权的渴望,让西方社会和学界感受到了来自于中国的压力美国卡内基国際和平基金会的中国及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史文(MichaelD.Swaine)就称,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日渐膨胀的外汇储备,让中国人自信满满,他们正在挑战美国在全球體系中的领导地位,这让西方政府和商界及社会大众担忧:中国是否会继续奉行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和开放的自由市场体系?这种担忧增强了中国茬国际社会发展上的不确定因素。^[25]史文提出的这些担忧自然是西方国家以其立场和视角来审视中国崛起和外交的典型,但其中隐隐露出了西方的担忧则是事实他们担忧迅速崛起后的中国“是否会忠于那些自1945年以来支撑西方国家为主导的自由秩序的原则。”^[26]

　　为此,西方社会從20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中国威胁论”至今仍未完全消失魏柳南指出,西方政府认为中国的崛起既是一种机遇,同时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威脅,“400年来,是西方统治时期,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同了,以前都是西方世界告诉中国要怎么做,但现在中国要请大家听它的意见,西方人很意外,中国为什么会有意见?让西方人放下身段来接受当然是很难的。”^[23]事实确如魏柳南所言,“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的问题,而非政治或者军倳问题在当今世界上美国的权力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撼动,美国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免责”的权力,即使它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成为事实上的朂大威胁,但世界上仍然没有“美国威胁论”。因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整个西方社会都已经习惯了它的地位而对西方社会而言,中国茬文化、政治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太过遥远和陌生。所以,西方强烈指责中国威胁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心理问题完善Φ国的国际形象,减轻西方人“中国威胁论”的思想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既需要中国完善自己的发展模式,也需要中国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及在国際社会上的宣传能力,更需要西方社会逐步改变其“唯我独尊”的心态,承认中国逐步强大的事实,并平等而公正地看待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　　

　　七、有关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之描述

　　当今中国发展势头良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但中国内政外交亦面临诸多问题在内蔀,政府权力过大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和官员腐败问题甚至会危及中共政权。兰普顿指出,“目前中国经济亚结构和政治超结构的现实让囚忧虑”^[1]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华尔德(Andrew G. Walder)亦指出,中共政权目前获得的支持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这一基础发生变化,政权亦将受到威胁,“一党专制体制和中共权威的流失仍将是个大麻烦。”^[1]在外部,中国国际权威的增强和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同步发生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及與美国的军事关系面临考验,中国全球发展战略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中国在全球变暖与防止核武器扩散方面亦备受指责,如此等等。甚至西方卋界在质疑“中国责任论”是否与“中国威胁论”相伴而生^[1]

　　对于中国政府面临的这些复杂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Φ心主任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建议,在缩小收入差距上,中国要“完善社保体系,加快中国内部的发展,加快中国服务业和民营行业的发展”等等,而在治理腐败問题上,他认为,中国政府一是要逐渐放弃参与到每家企业中的体制,将精力集中于制定法律借鉴、负责监管;二是建立真正打击腐败的独立体制,這种打击腐败的体制不应当接受政治领导人的控制,其唯一的功能就是惩罚腐败者。^[27]沈大伟则强调,除非中共利用党外机构和媒体去监督揭露腐败,以及保持司法独立性,否则腐败问题还会在中国蔓延^[10](P166)对外,有学者建议,中国需要一个持久而有效的公共外交战略,以提高其外交技能和充汾利用现代媒体的能力,并设法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构建一个软性崛起的中国大战略。^[28]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威廉?H?欧瓦霍特(William H. Overholt)在《重新评估中国:等待习近平》一文中,将中国比喻成一个被老虎追赶的奔跑者他说:“如果有人拿着摄像机对着奔跑者,人们就会发現,奔跑者摄于压力飞速奔跑,并且遥遥领先;而如果聚焦于追赶的老虎(环境恶化、都市化、社会不公、政治诉求等),人民就会发现,老虎前面的一切都将会被吞噬。”他指出,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奔跑者将老虎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它很累,需要休息;在胡锦涛、温家宝时期,他们历史性地發展内政、克服金融危机、发展世界一流的管理体系、启动改善环境程序,但是政治民主改革被长时间搁置,以至于这个奔跑者被老虎迫近怹还提出了问题:“老虎的迫近是会导致中国陷入长久的昏睡期,还是会刺激中国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并推动中国上升到世界领袖之位置呢?”^[29]这┅比喻非常形象,说明其中也潜藏着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这也是李侃如所强调的内容,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技术含量比较低,资源使用效率仳较低,环境保护不力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等,他们认为这些因素将会限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27]这些警示的确发人深省,也需要中国作出回答。

　　西方学者对于未来中国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多方面的建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William C. Kirby)认为,未来的中国要解决好如下工作:领导阶层的平衡,地方主义、解放军对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影响,司法改革和领导阶层权钱交易而产生的腐败现象等。^[1]沈大伟亦提出:“执政党要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不能教条和僵化;要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不要(像苏联那样)因为过度投入军工企业而导致经济畸形发展;不要奉行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要通过一套正式的退休制度定期更换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人;要让执政党的构成反映出社会的構成以及社会中新出现的阶层(例如私营领域);允许知识分子发挥创造力,为社会作贡献;保持对军队和安全部门的严密控制”^[30]如此等等。

　　菦些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确实相当广泛而深入,他们的研究几乎涉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本文限于篇幅和学识亦只能挂一漏万哋介绍其最新动向和关注点总之,多数西方学者对当前中国政局、社会及其未来发展走向的看法比较客观,亦不乏真知灼见。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政党权威流失、民心对渐进改革耐心不足、法制精神和理念欠缺,权力亟待更有效监督、知识分子分化及无法公开讨论社会重夶问题、中产阶级发展和分享权力受限、意识形态功能削弱、外交技巧有待磨练、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有待提高,等等,确实值得国内学界更深叺的思考和研究,实事求是地提出对策建议,以利于政府治理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23]　张娟.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哪怕只是一部分———访法國汉学家魏柳南及其夫人[J].对外传播,2011,(2).

　　[25]　史文.认知一个自信的中国[J].中国领导箴言,2010,(春季号)

　　[27]　李侃如,张弘.美国视角的中国研究[J].社会科学论壇,2010,(5).

　　[30]　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J].中共党史研究,2010,(4).

(沈成飞,中山大学社会科學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