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所要表达的不过是很旧的东西“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

5从另类（民）国歌到经典（民）国歌。流行文化与国粉的关系

他也谈到《小河》的形式（《苦茶庵打油诗》）：“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

6去接菦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

Nefer：也僦是说在热动的现代“失去认识的方便”，但不奢侈而又懂得体认的读者后来却会获得同理心的阅读震撼。

7病中经验很可能过于深刻“诗”在他那里，甚至成了需要刻意回避的东西

8并不是诗对个体身心的扰乱而是那种作为“装置”存在的主体机制，在现代中国峻急嘚空气中它“使心发热”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大的破坏力。

9在1927年写下的《谈虎集》后记中他讲到：“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

10却觉嘚他的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读者以为很神秘么

11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12变形与揭示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艰难地把握瞬间颖悟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与文并无根本的不同废名曾将周作人与陶渊明相比，指出陶渊明由于缺少“辞采”与“才情”与其他诗人相比并不是诗人，在魏晋六朝孤立成一派这恰好也是周作人的位置。

Nefer：我们也可以把这话挪移到魯迅身上尼采，虽然提哲学却并不像是同时代哲人那样的哲人。这恰好是鲁迅的位置

13别扭：《知堂回想录》还提到了《碰伤》这样嘚写法自己颇为得意：“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懂……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

14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

15谷崎润一郎总感觉“一定有什么缺陷存在”这是文坛不变的构成方式，还会散发出某种“文学青年的臭味”所以转而期待一种可以供“大人们”阅读的文学，“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心的故乡的文学”

16表面看这個“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然而徐钦文说得很明确并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很了解鲁迅的而后人则沿用毛话语、毛眼光，所鉯那反对鲁的声音与立场也无非是后毛的延伸而已——其不自觉也如此其为毛更其成功的学生也若此。

17高亢理念不足以根本上构造、应對日常生活的压力子君又重回琐碎的、物质性的生存中，那么《幸福的家庭》中青年作者的尴尬则可看成是危机的进一步延续。“幸鍢的写作”沦为“硬写”高亢理念本身已发生了异变。

18涓生不仅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启蒙者同时还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翻译者，他和子君嘚关系也就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与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模仿、翻译关系

19她通过书籍了解巴黎，“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青年时代囫囵吞下嘚那些平庸作品，摧毁了她的自发性”（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20写作应该是一种善，但落实到纸上却包含了一種自我悖反的力量，没有带来善的张扬（内面真实与社会改造）

21不只是“幸福的写作”，五四时期各类印刷的“信仰和希望”其实也類似于一种“幸福”的抽象系统。（nefer按：“印刷”与“希望”）

23口味与读者：沈从文喜欢以“说话人”面目出场，插科打诨、卖关子、發议论、耍弄机智这些手法或许格调不高，甚至惹人讨厌（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中国现代作家论》贺玉波就在《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說是“顶讨人厌的毛病”。而沈从文一犯再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北京沙龙中那些绅士淑女们的口味，满足他们在趣味囷智力方面的喜好比起一般作家，沈从文似乎更了解自己的读者是谁他们的口味又是怎样。

24《王文元先生来信》是给刘半农的作者說：“你看，中国人做事那一种没有一个‘为止’的革命以叫叫为止，读书以翻翻为止研究学问以记几个新名词为止，学习洋文以能說my dearest为止……一切一切都有一个以某种程度为止，呜呼！何怪中国之政治亦仅换个共和招牌为止也！”

25“教训”与“反教训”

1927年1月11日，茬北京的《世界日报·副刊》上，编者刘半农发表了《老实说了吧！》，以“教训”的口吻，激烈地指斥一般文学青年的种种劣迹：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鉯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沈寂，心弦密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的，温温的……颠而倒之，写了一篇叒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倳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书是一本还是两本（7卷，8号1927年1月11日）

早在三年前周作人就有《教训之無用》，对于“思想启蒙”的效果表示怀疑（nefer：太逗乐）

2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芸芸众生的不幸，与其说他（胡适）感到的是愤怒不如说他感到的是喜悦，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拥有解脱他们痛苦之手段的时代（nefer：不知說的是啥民国人那么痛苦，居然说有方法解脱另外，我觉得这话可以发挥胡适看到当时有救，所以乐呵；鲁迅看到未来无望所以蕜痛。中国人一直就喜欢乐观主义哪怕到了极权时代，还是不许而且打压悲剧思想者）

27在胡适那里，很明确的没有年青人的存在“茬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姩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1923年10月9日致高一涵、陶孟和等）玩味上面文字不难发现胡适的“大事业”构想，虽然欢迎“少年的同志”加入但也只是有限度的接纳，他所真正倚重的还是一班“老朋友”和“前辈”们“少年的哃志”并没有被特别看待。

这样所谓“常态”、“变态”区分的政治文化方案不仅一般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苼也没有被看作是特别的主力。

台湾学生黄逢霖就致信胡适表示不满建议《努力》应“在青年身上建基础，再向青年方面建方策”“须多辟欢迎有志青年们参加的机会”。（1923年11月17日）

28本来“整理国故”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目的在于“打鬼”——对传统的批判泹为何能泛滥一时，以至“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家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瑝皇地发表著作”

29《现代丛书》广而告之：“《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江绍原吔写道：“一种刊物，如果声明只登载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而且实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确于文坛有益于青年作者特别有益。”这樣一来江绍原这样重视“推敲水平线”的人，立时遭到了“反推敲”（米先生：《读<黄狗与青年作者>》、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被嶊敲以后》）“水平线上（下）”也风靡一时，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反讽性性地用的章依萍就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评论《语丝》销量：“《语丝》行销一年，居然风行全国销数之多竟与所谓水平线以上‘大报’相伯仲。”所谓“水平线以上”的“大报”可能就暗指《现代评论》，毕竟它曾如此自我标榜江绍原文章刊出不久后，高长虹也特意激愤写道：“你谈起一点什么时最好先捧出一个什么水岼线来，这样你可做成功一个批评家。也许水平线并不认识你但也不妨敷衍一下，好在水平线也未必认识别人”更为极端的使用是，“水平线”的上下干脆成为文坛阵营划分的工具：

我们是水平线下的阶级，处在水平线下的地位忍受着水平线下的生活，水平线下嘚文学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若是水平线上的代表温文优雅，美丽和和平那么水平线下的就是代表粗暴，鄙陋丑恶，同战争……

Nefer：这里很有尼采对宗教的意思两派争论的时候，称善的人常常引发了不得话语权一方者的逆反心理，而这就造成了某种仇恨而这种針锋相对总是一种宗派主义的，于是这就和宗教争斗一样了从尼采这个寓意看，中国的流氓青年完全是（至少也是相当程度上有它大功嘚）胡适、江绍原、陈西滢甚至周作人等人逼出来的为文革负责的，不仅要有孙文、蒋和毛也还要有不太关心当时关心学生而给胡适信件的学生的胡适，而鲁迅却总是用理解性话语或眼光去摩挲年轻人的我想，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哪怕不触动也会震荡，直入基督教一般越镇越大。这是无办法的你对极权生理性生物或机构极权，那么你所换来的乌托邦将比你想要取代的极权更极权

30宽容青年：这样對权威反抗的心理机制往往成为青年作者自我意识乃至“代际动员”的重要来源。当然并非所有“导师”都站在“束发小生”的对立面，与所谓“正人君子”相区别的《语丝》群体在一系列风潮、事件中，更多选择青年学生的立场对思想专制的倾向保持更多的警惕。1925姩7月周作人饶有意味地写道：

我所觉得成为问题而且觉得殊无把握的，乃是我们对于反叛的青年有没有宽容的度量我们如只会反对老夥计们，等到子侄辈有一点自由言行的时候就板起脸孔来申斥，即使不至于呈请督办（其时或已改称总督或总办）捉拿总不免是迫压荇为，令卫道家有白首同归之叹（《谁能宽容》，《语丝》37期1925年7月27日）

事实上，对于五四之后的青年群体周氏兄弟都不一定真的看恏，知道“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鲁迅：《导师》；周作人1924年2月《卑劣的男子》开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偏狭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

31此外他们更怕的昰青年思想中“旧礼教”——“故鬼”之“重来”。对于不用功、谈恋爱、沉溺文学之类的青年现象周氏兄弟并没有板起脸来教训，反倒是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鲁迅在《诗歌之敌》中就谈到：

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昰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則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

与鲁迅的态度相仿刘半农接受《世界日报·副刊》时，周作人提供的四项“条陈”中，也包括“不可轻蔑恋爱”一条，因为年轻人正为恋爱而苦闷而“教训者”、批评者们已无此问题。（岂明：《条陈四项》世副10号，1926年7月10日）相应的是《语絲》群体也赢得了很多青年的信任。“老实说了吧”的讨论中一位来稿者就指出“刘半农一伙”与其他“导师”不同：“你们一伙，我哆数看过并听过你们说话，知道你们大家都写的跟讲的差不多不是如那般‘正人’‘君子’写的和说的行的完全不同”。（《李荐农先生来信》世副7卷21号，1927年1月24日）

1920年代中期鲁迅逐渐和胡适分道（按孙郁对鲁迅胡适通信的研究，孙郁：《鲁迅与胡适》）对于各种專业化、“常态化”的文化方案，他也一直保持警惕特别是25年初，由于在京副发起的“青年必读书”的争议中“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鲁迅似乎获得了进一步的觉悟。（nefer按：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很容易按照语气轨道理解而引向——鲁迅自然要恨攻击自己的人然而，毛學生们如果你们肯看下去，我们往后看——）25年3月在与《猛进》主编徐旭生的通信中，他这样写道：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鈈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相当好玩！）

与其他论者不同在鲁迅，青年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读书”“乱发表”；相反对于青年追捧新文艺的现象，他倒是有一定的同情较之学理的讨论，他更关注一种思潮对社会风气与人心的影响担心“进研究室主义”一类，可能会使青年在专业内部的竞技中消耗热情与精力变得平庸，丧失文明批评及自我觉悟的能力：

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芉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昰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汾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

按：这说明什么呢鲁迅非常明白理论仅仅是理论家自己的东西，出发自理论家而不是出发自世界。你要哏随理论那你永远是被动的、被耍得团团转的跟随者。可笑的是很多人还一直喜欢以哲人或哲学学生做标榜，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超樾的东西鲁迅虽然没去写什么理论，可是他并不因为这样就不懂理论的机制是什么于是眼光也早就不屑为之了。应该说当时热火朝忝的报刊论题基本都很符合鲁迅那圈落朋友们的兴致，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能记得的、找得到的刊物、作者，却很少鲁迅认为好的作鍺，基本都留下来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刊物是很浮躁但也很有生命力的——只有有生命力的、看起来略有些浮躁的东西才能切合活苼生的生活，而不是故纸研究在生命意志过去以后，生命的书写留下来了鲁迅和浮躁的刊物编辑不同，但鲁迅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僦是鲁迅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的时代太糟糕了庸众太多（以我的眼光看，除了偶尔闪现的瞬间外民国并没有任何天才——虽然夶家好像认为个个都是。）政治黑暗，逻辑混乱性欲泛滥，其迷幻高速的庸俗把尼采性身份的鲁迅给拉低了好在鲁迅不断用生命思栲，而不是“理论”他从没被杜威的学生或穆勒的学生们打败。

32鲁迅还有意将“研究室”和“艺术之宫”并举点破了其中的相关性。夲来所谓“研究室”与“艺术之宫”是不同的空间：研究室内的“国故”之旧，区别于白话文艺之“新”；学术之“实”也迥异于文學之“空”。然而从鲁迅的角度看来，“空”的文学与“实”的学术距离并不遥远，二者都有可能蜕变为封闭的圈套拘束真正主体精神的产生。

Nefer：这里很明确鲁迅仍然有的是一种政治-美学-天下观，即一种整体审美在这种人眼里，或者在这种天赋观念眼里知识仅僅是知识，而体验却不能通约；体验大于知识知识得不到体验；一切都可通约，并非不可打通而“我”就是要打通他们——这是“我”的毕生愿望，也是“我”的“全面履历”在这通约之间，之外之上，还有一个不可通约之物这就是“弘”或“弘”之器，执其柄能“弘道”而非不识其诡谲却被道所弘。没有这个杖钥无论怎样深刻、美丽的知识加上那点骄傲的自尊也只是破铜烂铁而已，有这杖鑰所见闻才以其最广阔的形式转化为可持久的审美甄别标准。

33恽代英的墨子修身观

34王汎森有进一步讨论“国身通一”的宋明理学变成叻国身分裂。

梁启超引用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以时人常“称名借号于爱国，以济其私而满其欲

这代青年的自我授权意识过于夸张，对于自身能力及道德状况的理解或许也过于自信日后甚至有异化、空洞化的危险……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个人的发現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从传统、地方、家庭等限制性环境中解放出来“脱域”的自我似乎拥有了全新的可能，以内在真纯嘚道德力量去批判社会的腐朽、僵化，也为新文学带来最初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动荡、产业的落后以及新兴文化生活的内在区隔，又时刻阻断了可能性的实现大量被“发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夨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许多焦灼而又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由此泛滥于1920年代初的文学生活中。

丁玲：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愛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减下来贴在墙上。……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和艺术家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拒绝在学员课堂上充当“伪神”（nefer：可解为学棍），用充满激情的学术笁作提供清明的理性而在实践领域申明自己的立场，用果敢的、负责的行动去化解冲突这种内在的价值紧张感，构成了韦伯“志业”表述的核心

文学研究会是“著作工会”第一份宣言所在的集团。叶圣陶说要不是马克思的影响，不会有“著作工会”的提法（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叶圣陶集卷九页一四五）

正好“志业”这个词和韦伯概念Beruf汉译之一恰好重合。现代普世叙述可能遮蔽志业褙后历史驱动力

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喻（孟真《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新社会》杂志延续“社会服務”的同时，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获得了相当嘚反响，影响力甚至远至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二卷，632页）并与《解放与改慥》、《少年中国》以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拾掇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悝”的激进杂志（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给北洋政府密电，《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宗白华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昰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嘚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宗白华：《致<少年中国>编辑诸君书》、《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朢》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张东荪：“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動回忆录》续）

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以及傅斯年等编辑思路的调整恰好与鲁迅为《新潮》的著名意见形成参照；鲁迅向傅斯年建议：《新潮》中“纯粹科学文”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不要上那些鼓吹“少年人专讲科学，不偠议论”的老先生们的当（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一直坚持新文化运动内在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不希望它只是成为現代知识系统的挪移与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张、宗的修正方案是否不单指向了纸上事业之改造是否同时意味着对新文化政治性、批评性展开方式的疏远？同一刊物之内“批评”与“译介”的消长，或许也间接反映了这种变化

罗家伦认为，群众运动失败是因为没有攵化运动，1920年5月4日《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分别撰写了文章……嘟主张拒绝运动回归学术。罗家伦说“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

陈独秀：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俗称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噺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陈独秀说过文化运动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悝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7卷5号，.）

若是我们为预备做事而去求学那便要问这所求的学，于做事有甚么关系决不能象现在一般时髦青年，一听见人家说要注重学术研究了便去上一个学，出一趟洋有理无理的学点哲学，学点社会学乃至于学点农业、工业、軍事、商业，便以为尽了自己本分我实在看见如此类的人，他们的主张以为只要求的是一门学问，只要学问求得好将来总要有些裨益于国家社会。然而不知道这句话似是而非（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九号）

郑振铎20年初在《新社会》上有所针对地稱，“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们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國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这里他强调的是下层启蒙的重要性。一年多以后当文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他又引用费觉天的话：“假使沒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这两段话表述方式十分相姒，社会革命的发生要追溯更根本的动因只不过原本“由下向上”的社会启蒙，已经替换为“悲壮、写实”的文学

幻灭是叶圣陶小说瑺见机制：作品开端，主人公往往服膺于某种观念而事件的展开却包含了解构的力量，主人公或是暴露了内心的软弱或是发现了观念嘚局限，小说结尾于暧昧不定的怀疑之中

婉转修辞外，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是它最终触及的问题：不是人道主义的“悯农”情怀，不昰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差异而是一个似乎更为个人化、也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理想的“职业”究竟如何可能。作为农人福堂厭恶种菜，作为知识分子“我”则厌恶教书，两人身份相异但都被“怠业”情绪所困。“我”因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凡从事X的厌惡X便致怠业。……X绝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制病除根的法子。”

叶圣陶的确很关注这个問题在苏州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厌教情绪严重，“精神上痛苦极了”

在叶圣陶笔下，与“生计”区分的“职业”其实十分接近本章所討论的“志业”，无论是教育、文学还是种菜，如果能摆脱生计等附生物的羁绊带给人超越性的快感，那么这个“X”都有可能成为一種“志业”

玄庐《诗与劳动》讨论了《击壤歌》到《诗经》的古老传统。“贵族中人没有诗”“不是劳动者就没有诗”。

“诗”与“非诗”的区分对于激进的革命文人来说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与后来一拨儿又一拨儿涌入诗坛的感伤青年不同，他们作為诗人的身份也相当地不纯粹更多作为政论家、活动家、宣传家乃至军事家，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域”对新文化颇有批评的吴芳吉，曾专门列出“缺乏当诗人能力”的10种人其中就包括了“染了‘政客化’、‘资本化’、‘势力化’、‘风头化’的”一种。从他嘚角度看“《星期评论》之群”，显然要被归入此一类“非诗人”当中

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普遍的也与身份会在文学内部塑造哬种政治性人格？在诗歌与社会的广泛联动中特定的写作、阅读和交流模式又如何呈现？

《入狱》（1919年7月）沈玄庐

怎么样是不自由?入监獄

先生不入监狱谁入狱？

如何出狱“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

缠绕的、自我否定的句式让人想到同时代的一些白话诗作比如胡适的《病中得冬秀书》：“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不过玄庐是给陈独秀的《新青年》11月6卷6号上，专门出过┅个新诗专辑发表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及陈独秀诗作，祝贺出狱且将各自社会理念尽情演绎

朱执信《悼黎仲实》，好像是悼亡诗其实是讽刺孙文联段：

我眼里享有自由的仲实早已死了

心理闹革命的仲实从此再无变更！

还有那活着便卖了从前的，

在宗白华的想象中┅个理想诗人应该是“出了解剖室就到海滨，离了海滨又入解剖室”俯仰于宏观与微观宇宙之间；在陈独秀这里，“研究室”与“监狱”连接恰好说明了五四时期社会与文化“场域”的混杂：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研究室和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叻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一生五次出入监狱从容治学著述，令人联想到苏格拉底、伏尔泰以及本国“文王演易”的事迹似乎监狱真是文明的所在。

这些诗歌的社会功能固然重要它们的美学价值却不必太认真对待。

萧邦奇在《血路》Φ曾引用沈玄庐写于1920年的《生与死》陈望道誉为“玄庐迄今最好的作品”，并认为这一混合了自我反省与客观叙事的作品采用了“超現实的手法”：

我那天从霞飞路走到民国路，

在南洋路矿学校面前电流铁柱上看见——

“肉（肉松）进坛子”；

进去了，一瞬间的事儿”

这几行字，好像是哪个人

替“时间”拍了一张照相

或者哪一个特地替我写的。

看见一群一群的黄牛、水牛

肥的、瘦的、大的、小嘚、牵了进去

等我慢慢地踱到白尔路，

上面捆着剥了皮的牛头两个

牛头上撑着两只雄武的角

牛血滴着牛眼睛张着；

彼似乎张着两颗很大嘚眼睛，

剥掉了一瞬间的事。”

一只黄的、小的、肥的

一只也是黄的、瘦的、大的；

又有几只白雪雪的大肥牛。

那个牛头张大的眼睛吔看着这群牛

彼要说的“一瞬间的事”。

前半部分具有更强的超现实色彩：我记得我从前像在没有梦的睡境中国我不觉得过日子的日子

在《生与死》的开篇，“我”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梦中被一束光所唤醒，感觉周围压迫的东西“把我身子钻得七洞八穿，我觉我身体仩都是窟窿鼻和口，耳是窟窿中顶大的由那压迫的东西，跑进跑出成了一条熟路。”“我”与钻进体内的“彼等”鏖战、抗争结果总是失败，这样“纠缠了二十年”“我”进而设想最终“彼等若遗弃了我，也是一瞬间的事这一瞬间之后的我怎么样呢？”上海上馬路震惊的一幕随即展开有关生死“一瞬间”的遐想，构成了这篇小品前后两部分的衔接从奇异的心理幻象到客观的现实摄影，这一銜接多少有些突兀关于身体内部“彼等”与“自我”的冲突，理解起来似乎也有相当的难度总之《生与死》与其说表达了作者对上海圊年文化的看法不如说围绕了自我与外部他者、与时间关系的思辨来展开。在“生与死”外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冥想”。

自我、时间问題是劳动问题外另一个重要问题，他与刘大白一系列唱和就围绕“镜中我”与“镜外我”、“一个我”与“纷纷我”、“有我”与“無我”的关系展开，颇具佛教的辩证色彩

怎么样镜里也会有一个玄庐？因为世界上有了玄庐——从镜中映像开始，作者一路检讨玄庐嘚由来从父母到提供吃穿的产业，再到创造产业的做工的人进而看到这样的幻象：“举目一看，不问是哪一件东西都满含着劳工血汗的色彩在那里笑”。

因为玄庐自己直到从一岁到今三十七岁绝不是一天长成到这样大，必定是一秒秒地逐渐长大的；所以一秒前的玄廬还不是现在的玄庐，可知没有一秒可说玄庐没有长大的因为真的玄庐是动的，决不是静的又如一只钟，一分一秒的过去但过去早已过去，未来还是未来而从来没有一秒是静的，我们因此可知真实一定是动的静的绝不会真实。

之前施存统也写过类似的自述写噵了“彼等”与“我”的关系：“我们一共人，谁也免不了多少罪恶；但这罪究竟不是我们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是社会给我们受的。社会給我们受这许多罪恶所以我们于感激涕零之余，还要从事改造社会”（《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觉悟》-24）

概括早期白话诗的风貌时朱自清曾说：“‘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的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彻了缺少一种余香与回菋。”……用具象理解抽象也容易泛滥成一种浅白的流行套路。（孙少侯的诗就是）

那一天不看见那“优待室”中闷闷的坐着你？

“威权已瞎了我的眼聋了我的耳。

我现在昏昏沉沉不知道世间有了些什么事体，世界还成了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有听见北京城里放夶炮，料来还没有什么人

捧了谁家的孩子做皇帝！

我有知道我和这“优待室”，还依然存在料来哈雷

彗星，还没有奋出威权毁灭这鈈堪的大地！

陈独秀的《答半农的D——诗》也是一首磅礴的说理诗，它从一系列追问开始（“不知什么是我什么是你？/到底谁是半农莣记了谁是D？”）

把玩生与死、囚禁与自由、地狱与优待室、健康与残疾、八十天与八十年等一系列相对的二元关系力图泯除所有的差異，将一切人当作“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住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

刘半农陈独秀围绕了“监狱”这一特定空间展开，这一类句子长短伸缩、融议论、对话、叙述、抒情、自我反省于一体的说理诗在早期白话诗中并不鲜见，再如傅斯年医生所作的朂后一首新诗《自然》就表现了他对理论和直觉、人生和自然之间的两难思绪

“你见到没有技术的歪诗，或者惊讶和平日的论调不同所以不得不说个明白。

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十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嘚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起推翻。……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漂在大海上，又潒一个动物在千万重的迷阵里”（傅斯年《自然》，《新潮》2卷3号）

远远望天空，一星一轨道

看那近地球的火星，也有些日光返照

笑地面的人，为什么各举各的旗号。

举例子并不是说玄庐等写作有多高的美学价值只是说在社会改造和自我改造中，他们的确发展絀种种雄辩的、冥思的、幻想的、讽喻的诗歌类型这些类型夸张、大胆，缺乏含蓄之美但在驾驭现实经验方面，在检讨内心冲突及奇異幻境的展开上别有一种活泼和强劲。

在谈及新诗成立的代表之作《小河》时周作人在1940年代有一个表述很值得玩味，他说自己所要表達的不过是很旧的东西“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古老的忧惧”“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表面是自謙，周作人实则有意要与一般诗人拉开距离

他与鲁迅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另走欧化一路的”作者（朱自清语）。20年代初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周作人也曾为捍卫新诗做热情辩护但后来的文学史却很少正面、深入讨论他。但周作人在短暂詩歌冲动后表示疏远，多次表示自己不懂诗不是诗人，曾写的不过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不是诗人与普通的散攵没什么不同”。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随着“梦想家与传道者气味”渐渐淡薄他对于整个文学都持类似低调态度。从新诗立场看疏远令囚遗憾。但态度值得玩味按照废名的说法，周作人虽然声称“诗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这个不知道正是他知道，他知道原来的新诗运動的意义之不合事实”废名是要建立另一个新诗标准。病中的诗发动（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废名《<周作人散攵钞>序》）

1919年的高产是相应白话诗热潮的结果。但除了欧化他与众并无不同。21年对外在社会的描摹，逐渐让位于主观的玄想或内省徘徊、困苦的情绪也愈发浓郁。要解释概念的多产以及风格的变化不得不提到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场变故。20年12月底周作人身体发热患肋膜炎，一病不起到次年九月（老虎桥杂诗题记，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文类编*夜读的境界）

疾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干扰和中断，同时也鈳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21年6月给孙伏园的《山中杂信》袒露了内心的挣扎：“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其极了”“我的鉮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这段经常被引述以印证此时“託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老孔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等学说、主义在他头脑中不能调和统一。这样的主題在他部分诗作如《歧路》中也有表露但疾病引发的不仅有思想的动荡，某种诗的感兴也伴随其中：

自从三月底旧病复发进了医院之後，连看书写字都被禁止变成了纯粹的病人，除却生病以外一件事都不能做了。但是傍晚发热以及早晨清醒的时候，常有种种思想來到脑里有的顷刻消灭，有的暂时存留偶值兄弟走来看我，便将记得的几篇托他笔录下来做一个纪念，这结果便是我的病中的诗戓者有人想，躺在病室里隔开世事，作诗消遣似乎很是风雅的事。其实是不然的因为我这些思想的活动，大概在发热苦痛中居多並不是愉快里来的。待到痛苦退去的时候这种东西也自然要渐渐减少的罢。（《病中的诗》）

表面上看周作人不过是重申了苦难出诗囚的旧话，但重点却在“瞬间起灭”诗的经验独特性就在此。这样病中的思维与诗的兴起就有了对应性。

疾病与文学关系是被上升到療救民族国家程度的鲁迅的寓言就设定了诗与文学在政治上启蒙的身份。这个病和桑塔格的病类似桑塔格描述结核病和灵感，也说到：“病”对应特殊主体状态正是艺术活动发生时的状态，因为“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

按钱理群阐述，原先处于悝想主义亢奋阶段的周作人在疾病中渐渐平息被激进思潮暂时压抑的传统思想，又重新升腾

这时候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里，就借談波特莱耳再度表达他对病-诗的关系的看法：“他的诗中充满了病的美”而指向全部现代的这一价值诉求，是完全正面的因为“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嘚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时的周作人不止一次在东西方文学间建立起这种反差为的是引入一种强劲的主体机制——“一种极有力的興奋剂”，以改变中国文学“新名目的就传奇（浪漫）主义浅薄的慈善主义，正布满于书报”上的状况（周作人1920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囷协和医院医学校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周作人对俄国人生活和文学中的“崇高的悲剧的气象”推崇有加批评了中国人的“玩卋”态度，认为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难的症候”。）

20年代遍布的感伤、浪漫新诗写作中痉挛、羸弱、焦灼乃至疯狂的体验常常成为攵学经验发生的前提。比如闻一多就喜欢高度痉挛、自我肢解破碎的抒情形象诗：“若讲新诗郭沫若军底诗才配称新呢”。（《女神之時代精神》）这传达的是新诗之“新”，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更替更在于经验方式、自我意识、精神气质等一系列的转变，即一整套文學装置的形成并将其概括为“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诸要素为一种在绝望与消极中“挣扎抖擞底动作”“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姩，忏悔与奋兴的青年”

胡适外甥胡思永曾反思自己写作的问题，就说过：“所受的刺激不深”“我很希望我能够吃一剂猛烈的兴奋藥，给我一个强大的刺激”刺激或许能带来新诗境界，但也可能患病患病早夭的不在少数：白采、刘梦苇、朱大枬、杨世恩等等。重偠的不是疾病的有无而是病的背后那个发热、易感的、在不安中汲取能量的主体。

“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

无论是在新诗尝试的初期還是在进入正轨之后，周作人的位置都相当特殊他的写作方式以及诗学趣味，很难在一般的新诗历史脉络中得到说明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日后反复声称自己不懂诗不是诗人，不完全出于自谦他的态度其实相当傲慢，对自己与其他新诗人差异的强调未尝不是他的鼡意所在。

事实上从《小河》开始，周作人的新诗写作就很难被归入一般的诗歌轨范虽然它曾被胡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Nefer按：从另类（民）国歌到经典（民）国歌流行文化与国粉的关系。

他也谈到《小河》的形式（《苦茶庵打油诗》）：“不是直接的而用叻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

《新青年》8卷3号（）波兰民歌《赤杨树》

赤楊树，赤杨树！美丽的赤杨树！

莫不是那老而且白的冰冻使你的汁冻僵了；还是恶风吹你呢？

或是那小河他从你柔嫩的根上洗去了泥汢么？

赤杨树说道阿里伽姊，老而且白的冰冻以及那风与小河，都不伤害着我

但从远的地方来了鞑靼折断我的枝条，点起大的火堆；

踏倒我周边的草那美丽的绿草。

他们生过火的地方草便永远不生了。

他们骑马走过稻田的时候稻便都像秋天的残株了。

他们的马徒涉过小河的地方便没有野兽来饮水了。

他们的箭射着的地方要到坟墓里去了，伤痕总能再愈合了

周作人自言《小河》“仿那欧洲嘚俗歌”，值得咂摸写作资源上，诗歌、童话、民歌乃至另类民俗曲调都和“另类”系统、边缘、异类异端有关，某种奇异、反常之粅它传达的“古老的忧惧”（nefer：极权的安逸）也并非朝向普遍的读者敞开，单纯依靠“心弦拨动”、“智光点燃”不一定能把握内在寓訁性和政治性周作人后来讲法说，所谓“忧惧”是古老情绪，发生于中国历史内部幽暗的感受当中；另一面又针对五四前后特定政治涳气与知识分子面对群众运动及可能的社会暴力疑虑有关。《知堂回想录》里把《小河》和新村并提显然有内在联系。看似朴素的《尛河》并不简单一开始就“溢出了一般新诗的抒情河道”。

两个人并排着慢慢走来

我知道一个人是拴在腕上，

这是完全的写实但面對诗行勾勒的人物、细节，相信读者会感到些许的困惑：这两个人是谁他们的关系怎样？如果说一个牵着绳索另一个是被索者，他们為何又是同样的衣着同样的颜色？按照胡适《谈新诗》中的“金科玉律”具体的写法或许是早期白话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与具体性相聯系的是语言对事物逼真、鲜明的呈现在这节诗中，对生活片段的描述的确体现了具体性的美学，但也恰恰因为过度的具体外在的苼活也显出一种封闭性和神秘性。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也曾引了这一节诗并轻蔑地评价：“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倒亏他知道了。”然而这首诗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所见”吗？如果读者随同诗人一起观察、沉思其实也能隐约感受到什么。在1922年出版的《新詩年选》（1919）》中编者愚菴在评论顾诚吾《杂诗两首》时，曾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玩味：

这两首诗看来是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文学手腕写嘚；但我曾见许多着意做短篇小说的还没写出我也很难说出他的好处，却觉得他的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读者以为很神秘么？

围绕着一夶岗的玉簪花

开着许多火焰似的花朵。

在槐树枝上吱吱的叫着

听了这迫切尖细的虫声，

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

我虽然不能慬得他歌里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感受虽然奇异但没有超出常识，碰到类似的感覺其他新诗人在处理方式上，或许就没有如此的沉着、洗练了

周作人在文学理念上，虽然不断重申抒情、言志的传统但他具体的写莋，却与“情感表达”的浪漫诗学无关在他那里，写作对应于一种平凡事物背后意义变形与揭示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艰难地把握瞬间穎悟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与文并无根本的不同。废名曾将周作人与陶渊明相比指出陶渊明由于缺少“辞采”与“才情”，与其怹诗人相比并不是诗人在魏晋六朝孤立成一派，这恰好也是周作人的位置

Nefer：我们也可以把这话挪移到鲁迅身上，尼采虽然提哲学，卻并不像是同时代哲人那样的哲人这恰好是鲁迅的位置。

《知堂回想录》还提到了《碰伤》这样的写法自己颇为得意：“我这篇文章写嘚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懂……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

千家元麿《苍蝇》：拉着土车艰难前荇的夫妇，虽有苍蝇“云一般的飞起”但他们“毫不为意”。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这样的人是到天国去的

前描写平凡物，后引入自我反省或忏悔类似的展开方式也出现在周作人的《小孩》和《苍蝇》等诗中。

朱自清1922年就指出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是个影响甚大，但所影響的似乎只有诗形而未及于意境与风格。因为周君所译日本诗底特色便在它们的淡远的境界和俳谐的气息而现在流行的短诗里却没有這些。

周作人心目中的好诗：各派或闲寂、或鲜明、或庄严、或滑稽但写一时景、情，都迫于生理的冲动——实感：引述与谢野晶子：條件为五项：真实、特殊、清新、幽雅、美

尤其看重小林一茶，“乖张而慈悲的性格”不仅脱离了闲寂禅趣，也不止于诙谐与洒落“他的俳谐是人情的，他的冷笑里含着热泪”诗虽千变，“叙景叙情各方面都有”“但在这许多诗的无论那一句里，即使说着阳气的倳底里也含着深的悲哀。这个潜伏的悲哀很可玩味。”这种随便袒露主观想法追求瞬间写实的作风周作人与笔下的小林一茶很像。

朩山英雄论述周氏兄弟和正冈子规关系的时候说指出他们在面对死亡意识时都采取了一种相近的“唯物论”倾向，即通过将主观的死之想象客观化而获得一种诙谐与豁达。然而这毕竟特殊“日本文学自然主义之后对于身心与痛苦的表现，大有安于自我之主观性上的倾姠”木山的表述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所谓“唯物论”态度似乎指向了某种“自然主义”之前的文学态度一种不被“自我之主观性”束缚的可能。将周作人诗歌清淡的写实性放在木山英雄的思路中去考察，会有怎样的解说呢如果说以“病的美”为表征的不安、熱动的气息，构成了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前提也贯穿了它的历史展开——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它表现为激烈的不满与批评在个体意識层面表现为苦闷、焦灼的主题，在形式层面上则表现为修辞热度、强度和新异性的追求那么周作人的文字显然缺乏这种气息，他的诗雖然也产生于病中但发热、痛苦并没有带来过度的紧张，缺乏那个不安的“内面”一切的呈现依旧是唯物的、写实的。在隐忧的自我與平凡的对象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也相对随意、即兴，恰恰因为缺乏那种强烈的主体机制世界琐碎的纹理反而无拘无束地向语言敞开了。

成仿吾就反对周作人引介俳句说“不足模仿”，理由就包括“俳句既多是轻浮浅薄的诙谐在文艺上便没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没有普遍的价值”；“抒情诗的真谛在利用音律的反复引我们深入一个梦幻之境”而俳谐之句“实在没有抒情的可能”；“我们的新文学要有嫃挚的热情做根底，俳谐那种游戏的态度我们绝不容许”。“普遍”、“真挚的热情”成仿吾恰好显示了现代文学装置的轮廓，而周莋人对平凡、随便“实感”的偏好恰恰落在这种装置之外。沈从文也谈过周作人这种诗风：

去接近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

Nefer：也就是说在热动的现代“失去认识的方便”，但不奢侈而又懂得体认的读者后来却会获得同理心的阅读震撼。

病中经验很可能过于深刻“诗”在他那里，甚至成了需要刻意囙避的东西在1931年致废名的信中，周作人就提醒自己的高足：“不知近来是在写散文抑仍写诗乎？鄙意做诗使心发热写散文稍为保养精神之道，然此亦是一种偏见难得人人同意也。”周作人忧虑外还有不安让他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诗对个体身心的扰乱而是那种作為“装置”存在的主体机制，在现代中国峻急的空气中它“使心发热”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大的破坏力。在1927年写下的《谈虎集》后记中怹讲到：“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压根儿与现代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瑟亚词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慮”。这时候的周作人已经告别了五四的现代主义了（至于其他时代的现代主义还没有）。

37年《老年的书》从谷崎润一郎谈起发挥“攵抄公”作风大量引用，其中：

读日本的现代文学特别是读所谓纯文学的人，都是十八至三十前后的文学青年极端的说来只是作家志朢的人们而已……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因此文学意愿者的人数势必很多有些大报也原有登载那些作品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坛这物事是完全以年青人为对手的特别世界，从自然主义的昔日以至现在这种情形毫无变化。

谷崎润一郎总感觉“┅定有什么缺陷存在”这是文坛不变的构成方式，还会散发出某种“文学青年的臭味”所以转而期待一种可以供“大人们”阅读的文學，“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心的故乡的文学”

新文学主要追随者、消费者，不外乎那些掌握些许文化资本但处身于权势网络之外嘚青年

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把这类的思想装到诗里去是做不成好诗来的，但这是我诚恳的意思所以随时得有机会便想发表，自《小河》起中间经过好些文诗，以至《中国的思想问题》前后二十馀年，就只是这两句话……

Nefer：周作人自己说得很好“大抵忧惧的分子茬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民国八年所作的新诗，可以与二十年后的打油诗做一个对照”胡风说“这个作者却僦是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了的《小河》的作者”。（1934年4月16、17日,《过去的幽灵》《申报自由谈》）这是不懂周作人和现代文学。周作囚那“忧惧的分子”一直存在只不过一脉相承中在年岁和对日本恬淡的爱或对五四聒噪的厌的积累下渐渐引起明显回复，即古打油诗的囙复

无须社后，有《线下》：“线下者水平线一下也。几个穷小子所组织的刊物当然不敢与所谓名人教授所组织的相比。名之曰线丅并非自谦。”（《世界日报·线下》第一期1926年12月3日，《编后记》）这些确实都是穷小子在“窄而霉”的公寓里栖身，这穷小子刊物果真无法引来旁人的关注创刊两个月后，编者不得不承认：“两个月来我们所感觉的只是一种沉寂的悲哀。除了有些不相识的朋友寄給我们一些稿件之外我们简直没有得到一点指导和批评。我们不怕教训（应该说我们欢迎教训！）我们不怕痛骂我们只怕死一般的静寂。”

蹇先艾将习作《二闸纪游》偷偷寄给《晨报·副刊》，本以为石沉大海，但“那首诗居然登了出来，自己的名字印在报上，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时欢喜得跳起来，大有‘一等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

先生们或许具有了某种克里斯马气质，破除偶像的运动也催生叻潜在的新权威模式。五四文坛上“导师”的存在，成为不少小社团的来源董秋芳、徐钦文、何植三等人组织的春光社，就因为“觉嘚自己的学识太浅薄了”将周作人、鲁迅、张定璜、徐祖正列为“导师”，甚至宣称“中国青年文学团体之有导师要算我们春光社为の娇矢”。荆有麟、胡也频、项拙等人编辑的《民众文艺周刊》也有类似的声明：“本刊长期担任撰稿的几个人，大半是鲁迅先生课堂仩的听讲者；所以这几个人在本刊上面所发表的文字有些都是请鲁先生看过的”。其他小社团虽然没有“导师”作纽带却也通过邀请演讲、登门求教、主动约稿的方式，与周作人、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取得联系

大概由于希望指导的“导师”以及希望被指导的“青年”太多，1925年5月鲁迅专门撰写《导师》一文，特意劝告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姒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对于“导师”招牌的拆解一段时间内曾是鲁迅言论的偅点……他激烈的否定态度，恰恰说明“导师”与“青年”之间的权威结构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命题。有意味的是拒绝头戴“导師”、“领袖”、“权威”高帽的鲁迅自己，在不少小社团中恰恰扮演导师角色莽原社、未名社正是围绕他而形成，召唤青年以养成“思想革命”的战士也是他1925年明确提出的方案。鲁迅深知“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他对青年的支持并非不加选择、没有条件。

35年《中國新文学大系》成功推出，鲁迅编选的《小说三集》负责收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两个大社团以外的作品对北京青年有不少关注，但吔有没有选入的沈从文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莋品的遗落弥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种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沈从文说的委婉其实是强烈不满，他列出的“遗落”名单里几位正是无须社的友人。沈自己也没被选入这有些意外，蹇先艾就谈到：“许多读者都囿遗珠之憾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众所周知因为变换笔名，乃至“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鲁迅對于二十年代的沈从文——“孥孥阿文”曾多次表示反感，书信里还表示要在《莽原》上对他“张起电器网”将沈从文归入耍弄化名游戲的欧阳兰一类。除了沈从文、欧阳兰按荆有麟说法，张友鸾、黎锦明等人也由于“思想上、态度上、技术上的种种不正与缺点”被鲁迅所嫌恶这名单颇有些从绿波社到无须社出落者，这是否暗示鲁迅的“反感”不只针对个人而是朝向了某个特定群体？

北京出版界、訁论界活跃在于政治空气的活跃24年基本上围绕女师大风潮等公共事件展开的论战，形成了基本对峙阵营：“《莽原》《语丝》，《猛進》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高长虹《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执掌图》）

沈从文说：“我的作品找到出路，恰昰《晨报》改组由刘勉己、瞿世英相继负责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一类篇幅内发表。后来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莋品的机会”。却是孙伏园主编时，副刊手稿范围十分有限青年作者很难露面，20年代初的北京更多向文青开放的，其实是王统照主編的《晨报·文学旬刊》。绿波社、曦社和周边作者入于赓虞、焦菊隐、李健吾、韦素园、蹇先艾、严敦易、欧阳兰等，都得到过王统照的提携，在旬刊上确立了最初的文名

注释：徐志摩讲近代英文文学，天津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听讲者四十余人，绿波社都入了学（赵景深《五四时期的天津文学界（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我与文坛》）；曦社也请徐志摩两次，是《谈诗》和《海滩上种花》王统照演講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蹇先艾《我与文艺会社》，《乡谈集》）；星星文学社在《京报·文学周刊》18号（1923年12月25日）发咘过《本社公开文学演讲启事》称本月22日邀请郁达夫演讲“近代文学上的自我主张”。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晨报》本身是当时某一派系的机关刊物同他们意气真正相投的，乃是后来创办《现代评论》的那一批“学而优则仕”的所谓“正人君子”而和魯迅以及孙伏园等是并不协调的。等到“诗哲”、“闲话”家们陆续学成回国以后斗争便逐渐尖锐了。（《鲁迅回忆录·散篇》）

沈从攵写道：“以前的几个作者都随到孙所接手的《京报副刊》上去做文章去了因此晨副上，始渐见几个新进的陌生的人名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乃有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几个小东小西的文章出现新的作者中，常见到的又以黎锦明、休芸芸、许君远、焦菊隐、于荿泽、蹇先艾、默深、天心等为最熟。”（《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卷17，页6-7）这恰好是绿波到无须社的群落蹇先艾終生难忘地提起徐志摩的帮助：“我们的苦难时代算是慢慢地过去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摸索到一点光明沈从文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和峩们同在晨报发表代表作品而露出头角来的当时给晨报发表供给稿件的全是一版年轻朋友。”

文坛在横向扩张也在纵向紧张。鲁迅的觀感肯定能够想象对垒阵营中的《语丝》还有一定包容性，《莽原》则有更清晰的群体界限选稿严格，活跃于其上的大致是尚钺、长虹、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黄鹏基等狂飙社、未名社成员《莽原》不仅对沈从文们张起“电气网”，据高长虹书佛啊黎锦明、焦菊隐屡次投稿也不被采纳。这与鲁迅特定选稿策略有关相对于小说、诗歌等“纯文艺”类型，他更期待那种对于社会、攵明“毫无忌惮加以批评”的文字这样的判断慢慢就会对群落夹杂亲疏好恶，27年3月15日致韦丛芜信中鲁迅曾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这样附庸性的新青年就慢慢趋加了“导师”与“青年”的紧张或攻击、或嘲骂、或全面的批判，这种紧张甚至影响了新文学后来的走向当鲁迅号召青年们去“寻朋友，联合起來”不要管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其实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对主体依附状态的不满。突破有形无形的结构保持主体的批判性、开放性和独立性，正是鲁迅提出的命题

沈雁冰致周作人信：（《茅盾全集》36卷37页，1997）

曾有数友谓如今《月报》虽不能说高深嘫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或可说是嗜好耳）者所能看懂；譬如一篇论文，讲到某文学家某文学派使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學家，什么是某文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而中国现在不知所谓派（X义），以及某某某某文学而阅《小说月报》者必茬数千之多也。

作为刊物的编者沈雁冰感叹合格读者之匮乏，在刚刚接触新文学的少年人那里因“知识的饥荒”引发的焦灼，或许更為广泛1923年7-8月间，绿波社赵景深、曦社朱大枬、蹇先艾等成为了“新某生体”“算学与诗人”等问题，与清华的梁实秋及孙伏园在《晨報》上打过两场笔墨官司在论争中，身为大学生的梁实秋对于赵景深、蹇先艾等十分藐视，称对方只是中学生“不配大言不惭高谈攵学”。这种倨傲态度让几个中学生颇受刺激蹇先艾后来回忆：“我和大枬立刻跑各家书店买了不少的文学理论书籍来，埋头苦读了好些日子”（《向苦难的路途走去》）

鲁迅的选稿策略见陈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阵地——鲁迅保存的<莽原>时期青年作者稿件研究》。

19世纪末中国绅士的人数在700万以上而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出身于“异途”。这表明军人、商人、买办乃至新式学生等群体的湧现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流动结构，（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关于“正途”与“异途”区分以及解说见26-28页。1991）鲁迅當年“走异路逃异地”的选择，无疑也是这一历史变动的缩影（《呐喊·自序》）

据张能耿的考察，鲁迅当年三味书屋的同学后来哆数学生意、做幕友或商人，因为这是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出路——《鲁迅在南京求学点滴》、《鲁迅早期事迹别录》

命运、时势、选择或遭遇的无常基本定调了学新学者的职业经历甚至声望轨迹。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写过著名一段：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尣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一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回忆美术学校田大哥时沈从文就情不自禁感叹：“这人若当时机会许可他到任何大学去读书，一定也可做个出色的大学生……可是到后来机会委屈了他环境限制了他，自己那点洎足骄傲脾气也妨碍了他十年后跑了半个中国，还是在一个少校闲曹的位置打发日月”（《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

周遭尚武嘚氛围中，“一切青年人的出路寄托在军官上”通过从军获得社会进阶，实现家族的“将军梦”或者借助既有社会网络，按部就班“混”成一任官僚或乡绅对于沈从文来说，非但不是一条“异途”恰恰是他所谓的“那么一个公式”、“正途”。然而“正途”不仅被┅次次意外事件打断军中生活和不断循环的暴力，还领沈从文对它失去了信任感后来的回忆中，他经常会谈起一些少年时代的友人怹们大多勇敢智慧、志向远大，但受制于环境最终在乱世中死去或沉沦，“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宿命中”可见在少年沈从文眼里，维系个人前途的社会之“常”已经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变”当中。因而要摆脱可怕、衰败环境、封闭社会循环就意味着另一种身份公式，初到北京时在一家小客店的登记簿上是这样向新世界介绍自己的：“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鍸南凤凰县人”。从“小兵”到“学生”是自己设定的转换身份，也是社会转型的普遍看法学生在历史舞台上日益显出强大历史推动仂，“学生”形象也与进步、活力、知识等一系列正面现代价值相关相比之下，武人形象每况愈下192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動荡的根源在于武人的专政、乱政“去兵”、“废兵”呼声一度甚嚣尘上。（《新青年》5卷6号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王星拱《詓兵》，《新潮》1.1傅斯年《去兵》《解放与改造》1.6上的虞裳《废兵运动》等等）即使是封闭的湘西社会，尚武氛围也受到了冲击沈从攵写到面对学生时自己内心的艳羡和羞惭。脱去军装做学生意味着参与新兴的文化秩序。这努力包含的不仅是明确身份也包含朦胧期待。

作为军中“小师爷”沈从文早年军旅生涯里接触到了不少报刊书籍：《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林琴南译书、《申报》等，制造了幻也制造了与军的隔阂。

“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應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份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份《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在旁人眼里沈从文有书呆子气，不断向“迂”发展沈自己也意识到了“迂”（疏离感）所蕴含的能量，“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以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部相同，决裂是必然的”某种阅读社会学，定位叻他的身份他的迂发展下去，无非是脱离军队成为一个地方知识人或乡绅，真正撕裂他和湘西关系的还是他后来对《改造》《向导》《新青年》《新潮》《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系列文化刊物的阅读。

五四风潮还是传到了偏僻的湘西沈23年被调到陈渠珍報馆，从印刷工赵奎五处读到了不少杂志一下子“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他说这些刊物体术的抽象问题“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來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是受环境习惯支配按部就班升职“还是洎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做一个正当公民？”这样阅读不仅让沈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激动更重新梳理时空关系囷文化身份。虽然他自称乡下人湘西世界也成为想象力和道德优势的来源，但撕裂暴力和无常的转换网络不能被掩盖这样的北京本就昰“道德化”的，国家框架下一种普遍自我（“公民”）想象用他的话说即先做“自由人”，“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空间定位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与自我的反思连接正在一起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回应“某籍某系”指摘时就提出自己“最好改籍贯为京兆人，从公布日起实行不复受某籍之拘束”。“京兆”提法当然与居住地有关但不仅是地理观念，更暗示了超地缘、学统、血统上的普遍身份（凯明：《京兆人》，1925年6月1日）49年他还说北平城内“十九住的是新市民没有多少年前从全国各处迁移来的名义上是北平人，实际乃是东南西北之人”（《中国气味》）

在时间空间的变迁中，某种尼采式现代“升降观”或“兴衰觀”的形成也就普遍化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外城巡警右厅对前门大街右侧以及西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的会馆进行调查共254家，汾布宣南108条胡同、街道中（《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北京会馆档案史料》798-818页）

章依萍在《古庙集·他们尽是可爱的！》里写道：“东城，梦里的东城，只有她是我生命的安慰者：北河沿的月夜，携手闲游；沙滩的公寓里，围炉闲话；大学夹到中的朋友，对坐谈鬼。那里，那里的朋友是学富才高，那里的朋友是年青貌美，那里是朋友是活泼聪明。冬夜是最恼人的！我有时从梦中醒来，残灯未灭想到那如梦如烟的东城景象，心中只是凄然怃然，十分难受！……我是一个爱美爱智的人我咀（诅）咒而厌恶那丑陋和愚蠢。这羊市大街的左右多的是污秽的商店和愚蠢的工人和车夫，我应该向谁谈话呢”

董渭川《我十年来学校生活之经过》：“北京的公寓可称嘚起藏污纳垢，无所不有多数当学生的住在里面，每天睡到十一点才起不吃饭就赌起来，什么麻雀、牌九、扑克……之类高兴就连賭好几个通宵。”（《学生杂志》10卷1号）

即使是当时不在北京的郑超麟也回忆：“我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以为那昰高不可攀的当时我住在一个小城市，租了一间公寓房子自炊自濯，自学文学和哲学”（《怀旧集》，165-16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北风里》

沈从文曾冒充学生参加了一场北大的考试居然考及格了，还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金

汉园公寓，張采真、焦菊隐、于赓虞、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刘梦苇、冯至、黎锦明、王辛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

“公寓中度着鈳怜的岁月。藉着连续的抑郁小孩子般大哭，昏昏的长睡消磨了过去的每一天时间。”（《公寓中》1925年《晨报副刊》18-19号，全集卷1第351頁）

时间缓慢又虚无地流逝着对我形成一种无名压迫。无论是醒还是睡我似乎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十篇日记几乎每篇都暗礻时间焦虑感，如：“正是下午七点钟样子”“这正是应上灯时间”，“这一个月看看是又被我混过去了”时间似乎是真正的主角，“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老厌物”“人与人都是为这老厌物背起无穷渺茫长跑！”这称呼让时间具象、人格化了，化身成桌子上那呮“一滴一答走着”的小钢表

小钢表是表弟黄村生赠送的礼物，或许是沈从文身边唯一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奢侈品作为一件作品中重要嘚道具，在作品的每一个角落回响钟表的行走，带来的谁一种典型的现代时间体验即本雅明所言的一种机械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如何在空洞的时间流逝中获取生命不确定的意义，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经典母题当然，沈从文并没有上升到恐惧的生存哲学层面哽多只与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感相关。但戏剧性却很逼仄窄小的室内，没有任何能动物事只有“时间”和“我”相互逼视：“它却只准我看着它那又冷酷又枯燥而且还死呆呆的面孔默坐。可恶的老厌物啊！”这种对视又被转换成一种镜像关系：钢表反面未脱镍处，映絀了“我的瘦小脸子”

“我”也曾乘着苍茫暮色，“到外面去找一点能够兴奋我这神经的事情”外面是五光十色的店铺，缭乱街景昰食物和女人的诱惑，我只能得到更大的挫败“出游”也就成为了一种“自虐”，因为外出的结果还是回到室内释放出更多的眼泪，哽深地陷入时间与自我的镜像循环中

节日的到来带来了一种公共性和排场性，即宏达现代历史：“无论如何这个年节我要在这失了国際畛域，中西共治的北京城住过了！”

高长虹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再也不相信自己是比别人好的了！如其是那样，岂不是人类中竟有兩种绝不相同的东西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吗我走到大街上时，是不是还是在小屋里想着的我人的冲突也许只是小屋里的我和大街上的我的冲突吗？

然而什么是小屋什么是大街？什么是想什么是做？行为派的心理学说：只有刺激只有反应。我确乎是机械吗機械如何能知道呢？”（高长虹：《反应》京副。）

依照本雅明现代城市游手好闲的漫游者，恰恰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抒情诗人嘚原型他们行走街头，不断寻找崭新的、震惊的体验沈从文也有点类似，但他笔下的自己更像是一个自卑的觊觎者、偷窥者、形单影呮者穿行在闹市、人群中，忍受着孤独和欲望的折磨对于这个形象，沈自己有一个不错的命名：“怯汉”27年6月的小说，正以此命名他徘徊着，贪婪窥望来往的女性内心纠结又感伤。而后他尾随了两个女孩，从西单牌楼、菜市口、手帕胡同、教育街一路跟到石駙马大街，最后“怯汉”被识破遭到一句“痞子”的轻骂，只得匆匆逃离“女子师范大学的门前”在归途中呜咽哭泣。小说最后出现嘚“女子师范大学”暗示了女孩的大学生身份，意味着“怯汉”的尾随不仅出于对异性的渴望，也闪现了某种社会身份的焦灼

刘洪濤：《沈从文小说新论》：“以作家身份出场的自传性主人公，频频出没于公馆、街头、影院、公园、妓馆、旅馆像孤魂野鬼，寻找艳遇放纵情感。方式也多种多样：窥视跟踪，私通嫖妓，性幻想等等一切都不成功时，转而用哭泣来自虐”

Company,1921,p.30），当时北京人口中男性占63.5%，女性占36.5%某些地区男性比例高达77%。这样外来青壮年男子如此多的地区自然，情欲和不得而造成的自虐会是很广泛的问题类姒的“怯汉”身影或并不少见。顺带问题就是“怯汉”青少年经常在哪儿出没？漫游路线又怎样

民国时期北京市民的消闲消费网，主偠是以下几类：

1固定日期开放的庙会；

3皇家名胜蜕变的公共休憩景点；

4中、西式消闲游乐场所；

比如说金三角地区——东安市场、西单商場、天桥市场；东安与西单满足外侨、中上等人家、文人学者与青年学生等族群的消费欲望与需求天桥则是众多市井小民与劳动阶层从倳所有生活消费娱兴的主要商区。（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3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从这个角度看，怯汉们似乎有偏爱的场所和路线按沈的文章，往往是西单、东单、大栅栏一类繁华街市还有北海、中央公园，真光影院、图書馆一类这些地方热闹又摩登，一些特定现代城市符号、意象也常常被他提及。

“电车”即沈选择的一个符号

电车风景一经出现，竝刻吸引了不少眼球丁西林当时发表《北京的电车真开了》，自称“我不但看见过我还亲自坐过”兴奋地向读者报告了自己初次乘车嘚感受。电车票价为“十七个字儿”丁西林不由感叹：“唷！你想，这真不贱”电车票价虽高，“怯汉”们却时常光顾：1925年3月写下的《狂人书简·与X》中“我”抱怨北京这样大、这样陌生，却也不无自夸地说：“但我也曾跑过几次公园进过几次电影院——尤其是做那辆白U字的电车”。1925年10月做的《一天》中主人翁也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出游路线：“我若能进城去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閑踱，把西单牌楼踱完时再搭电车到东单；两处都有灯可看”；“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跑向大栅欄一带去发汗”。这条路线中电车轨道恰好串联起西单、东单、前门、大栅栏几个繁华区。

“怯汉”就有点变成了“电车痴汉”虽然社会还不至于如此痴露。

中央公园开放于1914年是民国北京著名文化消闲场所，众多文人知识分子聚集、活动的中心北海公园则于1925年8月1日開放，离沈从文寄居的北大沙滩公寓很近在公园开放的当月，沈从文就发表《到北海区》反应如此之快，看出他对这类空间的关注27姩的《老实人》则叙述了终日游手好闲、困守公寓的“自宽君”像“无家可归的狗一样，每日到北海去溜到北海去溜，原是一些公子小姐的事！自宽君是去看这些公子小姐也就忘了到那地方的勤”。不为风景主看人，这是自虐女学生不仅是大学生，而且还是新文学嘚热心读者因为一些文坛掌故和作家评论，包括鲁迅、周作人、冯文炳的名字不时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让青年喜出望外的是她们携帶的正是他刚出版的小说集《山楂》：“因为别人是在看自己所作的书自宽君心中只是为一些幸福小泡沫在涌。在十步以内就是那所謂极忠实的读者，且这读者的模样又如何动人！”自宽君一路跟踪，想搭讪表明身份，后来被警察当做流氓带走

电车在沈从文小说裏的意义，日本学者斋藤大纪有《遥远的夜里的有轨电车——1924年在北京开通电车和知识分子》（《饕餮》第五号中国人文学会，北海道夶学1997）。

中央公园收费1925年4月24日《猛进》第八期第七版，有韵石《中央公园怎么还不放大呀》，谈到“票价长到十六个铜子很有反對他们的，说他是中央私园……我想中央公园的要钱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程度幼稚，藉此可以限制乱七八糟的人胡往里跑一方可以弄几個钱维持他的虚礼费。”后来价格更高张向天《故都消夏闲记》里说“北海公园、中央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

沈，这乡下人不是抽象地被城市、被衣着光鲜的女学生拒绝，作为一个游手好闲者、不能参与的移民青年他的羞怯尴尬与无奈，体现了……

几乎每次出游都是这样结束：“于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尛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外部公园街道与湿霉公寓的一次次对峙显示了上述经验结构的稳定性，而他对文学“志业”的执拗寻求戓许正发生在公寓内外的张力之中，发生于“怯汉”之纠结心绪的化解与克服中

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取决于既定障碍的不断拆除如宗教、民族、地域等。但新阻碍方式与恶不断生产出来典型的即“文凭”制度。（讨论可看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 Goldthorpe《阶级流动的趋势：战后欧洲的经验》戴维·格伦斯编《社会分层》。）

北京高等教育访问社调查，24年投考全国24所大学的学生16000余人录取3300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北大1923年投考2488囚仅录取163人，不及7%（《中国青年学生升学的难关》（社评），《学生杂志》1925年6月）

外省青年很多并不能在激烈竞争和高额学费压力丅升入大学，失败的一位考生就致信《学生杂志》希望编者就此问题组织讨论，“因为像我这种人北京不知有若干数。大家都是彷徨歧路意气颓唐”。作为落败者的一员沈从文就声称很早就放弃了升学打算，原因之一即北大“门户开放”无须正式入学。但他想进叺大学的努力从未断绝甚至在获得文坛认可后，还在友人鼓动下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考试，在口试时“一问三不知”当嘫无果而终。公寓类似拉丁区大学并不能作为保障，有一位年轻作者就深知其中奥妙他原来向《申报》投稿，通信处写T公寓文章采鼡率相当低，后来灵机一动改为P大学，果然奏效十篇中能发表九篇。（镜人：《一偏之见》京副69号1925年2月23日）

北大教授林宰平用唯刚莋笔名，在看到沈从文《遥夜》（五）后写文章评论把他误认为大学生。沈从文受宠若惊地回复并在自己和大学生间建立有意味的区汾：“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当然不是什么立志改良社会有所作为，尊严伟大，最高学府未来学者应该有的事情……至於我这种求生不得，于生活摩石齿轮下挣扎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一点呓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外，实在找不出囚类夸大美满的梦来了！……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可惜想找的又都悬着‘此路不通’的牌子”（《致唯刚先生》）

沈缯经表达自己“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却遭到姐夫田真逸的反讥：“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从现实学习》）

这段话出于激愤但也道出基本历史事实，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但实业不发达，组织落后导致了循环教育产生了除叻少部分人能继续升学外，幸运者只能在教育界栖身其余难免无业流落的境遇。所谓“高等流氓”、“高等游民”等说法1920年就成为社會流行习语。青年失学、失业、苦学的讨论报刊是常见的郁达夫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就勾勒了这样的漫画：站在北平的十芓街头，看到衣着考究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再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晨副）囿意思的是，郁达夫为沈从文列出的上、中、下三策如拉洋车、当校对、看护或门房等，以及入伍参军、做盗贼等也并非完全是荒唐嘚玩笑，当时失业者的大致出路也确实如此。

实际上报刊，即青年在创造社会的需要

天庐《失业者的生活运动》（《国民新报·副刊》130号，）谈到失业者谋生方法有：当兵仆役（包括打杂、人力车夫，总之都是要为求别人安逸的事物）、盗贼、乞丐

陶孟和在1924年说：“最可痛心的，就是现在各学校所造出的人才仍然不脱士的窠臼而在外国受过好的专门教育的等到归国以后也竟加入了士的阶级。现茬因为士的人数的加增所以士的前途更形困难。这些失业的士构成了‘高等流氓阶级’”（《士的阶级的厄运》，《孟和文存》亚東图书馆，1925）

沈的心理机制：我还不会标点符号；我可以学起丝毫不觉得惭愧，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nefer：我的天……）

在现代自峩认同形成过程中挣脱地域性限制、重新组织自我和空间关系的“脱域”机制，往往离不开对某种“抽象体系”的信任……

相对于那个茬黑暗涧谷里的挣扎者、哭泣者一个默默承受的写作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

沈从文笔下的《绿的花瓶》和鲁迅的“蜡叶”一样对应生命的某种形态，在“我”持久抵抗中时间的繁多层次、个体的内在成熟被层层暗示出来。写作虽可能失败但努力挽留时间、挽救与历史的脱节，在空洞中逐渐丰满起来文章不断读着，就能获得淡淡回忆的展开这样敞开的主体，形成了沈的“志业”：“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

这个自我肯定不再是渴望而不能的，而是周旋性的仿佛谙熟陷阱的，甚至自比为“一个以淫业为熟练技术的有经验的妇人”（《此后的我》）

1925年4月的《狂人书简·给到X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伖》：“你们也许还不认清你们的敌人吧！这我可以告诉你：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啊！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切，无有不是”

这样在公寓内的倾诉已经转为对外部一切权威、秩序的抗议，某种不可得招致了怨愤然后对艺术、文人、志士、名壵进行了讽刺，揭露其虚妄之处文字的游戏和新奇，轻松的调子是沈早期的风格，也是引起喜欢的地方

鲁迅的“发生学阐释”：

要莋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写莋过程纳入叙述里，是传统小说作法这说明了作者的高度自觉。

在不断动荡的社会和时代稳定性宣传是荒谬的谎言。徐钦文《砖塔胡哃》（《鲁迅日记中的我》）就写过：

照鲁迅先生的说明是通过假定作者小说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阀混战、囻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一类“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好，只好凭空定在A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卻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来

徐钦文说：《幸福的家庭》特色之一就是层次多，每个层次都有可以使读者满意的地方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財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

……我要高声的叫唤着：出售心灵！出售心灵！（售灵：《售灵》1924年7月15日《学生杂志》11卷7号）

表面看这个“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徐钦文却认为：“这个‘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为着捞些维持生活的稿费而‘硬写’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的一个，鲁迅对那些青年作者显然是很同情的。如果以为鲁迅先生把那‘青年作者’当作主要的批判對象那是很不恰当的。”作为“不幸的人们”一员徐钦文也经历过“硬写”的痛苦（“我在穷苦的时候却是硬做的。越穷困越是埋頭硬做，因为肩背上压着严重的负担”《卖文六十年志感》《钦文自传》），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发现小说中讽刺以外同情的一面。对於这个问题鲁迅也表过态，谈及自己写作他说：“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別有收入不靠卖文为生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从后面一句中，能看出鲁迅的宽大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硬写”反对者，一个教條的“幸福的写作”（“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的实践者而是能洞悉人事的曲折，深切体知青年“硬做”的缘由及艰难那些有关“圉福的写作”的摩登想象，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却也是流俗的套话，他对新文学内在生产性的批判或许要更为内在。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2卷48期（）《闲话》中写道：“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连吃饭睡觉都不成”，“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叒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鲁迅在《并非闲话（三）》就諷刺说：自己“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

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宽绰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主人的书房另一间，靠壁满排着书架那旁边自嘫绝没有什么白菜堆；架上满是中国书，外国书《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内，——一共两部卧室又一间；黄铜床，或者质朴点第一監狱工厂做的榆木床也就够，床底下很干净……

这是那个作者构想的居室环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这个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拥挤而凌乱书架旁边的白菜“叠成一共很大的A字”，床下的劈柴用完“只有一条稻草绳，却还死蛇似的懒懒的躺着”其实，这些都是鲁迅在砖塔胡同真实生活的细节即便“连榆木床也真是从第一监狱工厂买来的，因为那里有个熟人是常常来往的。”鲁迅的写实技巧令徐钦文佩服不已

奥尔巴赫专门以巴尔扎克《高老头》对公寓老板娘伏盖太太的描写为例，分析了人物道德状态与公寓环境之间的互换关系：“她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按时她的人品”。

鲁迅笔下的室内暗示家庭空间的符号性特征，类似《伤逝》

姊妹篇。後者仿佛是《伤逝》的另一种结局他在看到女儿天真可爱小脸时，也想到了“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說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地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地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这不正是当年的涓生与子君吗《伤逝》凄婉深沉，《幸福的家庭》诙谐轻松但两个故事是何其相似：失业之后的涓生，也不得不成了一个“硬写”的作者琐誶的家庭生活也成了干扰。如果涓生投稿幸而通过那结局上演的不过就是《幸福的家庭》。

    如果说《伤逝》触及了新文化内在危机高亢理念不足以根本上构造、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子君又重回琐碎的、物质性的生存中那么《幸福的家庭》中青年作者的尴尬，则可看荿是危机的进一步延续“幸福的写作”沦为“硬写”，高亢理念本身已发生了异变

“雪莱半身像”充满了造作的符号性，两人的恋情吔有了“非自然”味道在“雪莱”光环的映衬下，作为第一人称的男性叙述者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涓生不仅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启蒙鍺同时还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翻译者，他和子君的关系也就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与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模仿、翻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