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驼峰，任美中联合抗日战争翻译官的邓蜀生先生
黄安年的博客/2018年8月16日发布（第19885篇）
在抗日战争胜利73年之际，我们不要忘记荣获抗战胜利纪念奖的邓蜀生，他曽飞越驼峰，任美中联合抗日战争翻译官。他史我国美国史学界唯一一位在前线和美国官兵一起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学人，值得我们敬仰！
2011年5月9日9：00-11：00在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我和李剑鸣一起对邓蜀生进行了采访，《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115-132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2011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黄安年编《从战地到史林----邓蜀生九旬文集》第9-46页，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收录了全文版。
现在发布的1，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2，亲历飞越驼峰，做好牺牲准备；3，我的番号中美5332旅475团第二营。
1，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好,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的见闻,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1944年我21岁时在印缅战场上,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Draft）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6军第14师当翻译官,正好他们要办报纸,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6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1]的。后来,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叫战神突击队,实际上是正规部队,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2]
2，亲历飞越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邓：我是1944年1月离开复旦，4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4月14日,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美国就有2197人，中国870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C46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手上扣上环,不要过早打开,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用手一拉,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您过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2007年我去过中缅边界,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我的番号中美5332旅475团第二营
邓：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有三个团,一个中国团,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1944年12月去的，到了1945年5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5332旅475团，我在第二营,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团里都是分开的,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已经没有给养了,海路全被切断了,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分红色的是武器,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邓蜀生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黄安年的博客/2011年8月19日发布
《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8期第115-132页，发表署名邓蜀生、黄安年、李剑鸣对话文章《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文章最后说明:“2011本文由黄安年教授录音并整理,本刊在发表时有所压缩。”
这里发表的是《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全文版,文章最后有：“2011年5月31日后记:本文由黄安年录音与整合,为便于阅读作了分类,列出小标题，均经邓蜀生本人校定。”
从随军记者到出版人和历史学家
------对话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
采访人: 黄安年、李剑鸣
地点： 人民出版社三楼小会议室
邓蜀生，湖北云梦人,1923年10月生于重庆巴县，194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重庆）新闻系。年间，历任重庆新民报、上海新民晚报、上海新闻报、北京新华社总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新华社总分社、《时事手册》社记者、编辑。1961年起,任人民出版社编辑、编审。
参加过印缅战区抗日()和抗美援朝战争()，写过多篇报道和特约通讯。
著有《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社,1951年）、《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增订本）、《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等。
主持编辑、策划和责任编辑有影响的著作有《美国内战史》（刘祚昌，人民,1978年）、《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人民,1979，1983）、《美国对外政策史》（杨生茂主编，人民,1991年）、特别是历时23年的六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人民,2002年）等。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文版（三联书店，1982年）、《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张纯如著2007年新译，东方,2007年）等。
组织编译审校:《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东方出版社,1980年)、《美国2500历史名人传略》（东方出版社，1994年）。主编《影响世界的100次事件》、《影响世界的100次战争》、《影响世界的100个人物》《影响世界的100种文化》、《影响世界的100种书》（以上系列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
合著《世界通史故事》（中国少儿，1991）等书，合译《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三联,1982年）等。组织翻译《林肯传》（桑德堡著，东方出版社，1987年）、编译《美国史话》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经过教学和研究工作者、编辑和出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其中有一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他为推动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迄今已经8８岁高龄，集学者和编辑于一身。他不在大学任教、不是研究生导师，也不领衔教育部或社科院重大课题项目，然而不仅他的美国史研究论著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在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方面发挥了其他美国史专家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组织出版美国史著作的“第一人”，他就是我们所尊敬的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先生。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自1979年到2002年长达1/4世纪的时间里，先是美国通史丛书的组织编写和分别出版，再到《美国通史》6卷本的推出是我国美国史研究新的里程碑，它标志我国美国史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不仅对于美国史研究而且对于国别史研究，对于出精品、出人才都有重要启迪。这6卷本的总主编是刘绪贻、杨生茂先生，而策划和责任编辑，连同前面提到的美国通史丛书都是邓蜀生先生一人。为了确保这部专著的高质量，邓先生和刘绪贻、杨生茂先生一起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就组织编辑出版的角度而言，他更是作出了突出的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邓先生2５年始终不渝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美国通史多卷本丛书和6卷本《美国通史》精品的完整出版。单以编辑出版质量而言，整个6卷本293万字的《美国通史》中的文字差错只有26个字，尽管如此，邓先生在改正了26个字的差错后，又将6卷本《美国通史》重印了一遍，力求精益求精，这种精神在今天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邓先生一生干了无数实实在在的事,但很少公开张扬,我们的学术研究需要这样甘为人梯、低调实干的奉献精神，当你看到一些真正的学术精品面世的时候，你可曾注意这里面有邓蜀生编辑一份默默无闻的铺路人的贡献。
邓蜀生先生不仅是我国资深编审和著名美国历史学家，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人之一和顾问，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健康发展和学术繁荣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亲历了中美结盟的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美对抗的朝鲜战争,兼军旅记者、编辑、历史学家与一身。他作为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的传奇人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半个多世纪来我国出版界和美国史学界发展历程。
（按:对话中,邓即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邓蜀生，乔即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
黄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黄安年,李即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剑鸣。）
1，“我们现在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对话开始前,人民出版社乔还田副总编专门来到会议室和我们简要座谈:
邓：我们的《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其中他(指李剑鸣)这一卷写得有自己的特色。并不是说其他卷不好,
他这一卷是我们组织的编写的最后一卷，经过几个周折，换了几个作者，最后选定了他。这一卷我看了以后,觉得写得很不错。这一套书在今天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很大一部分要谈这部书的编写和出版。
乔：对美国史，我不懂，但对六卷本美国史的评介就来自于老邓，他对确保六卷本美国史的完成起了奠基作用。这部书在美国学者看来,新观点也是不少的。我们现在啊，就缺像老邓这样的人。
黄:昨天你们不是有纪念人民出版社九十周年合影活动吗？老邓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财富，也是人民出版社的财富。
乔：对!对!对!的确是这样。老邓既是学者，又是编辑,我们现在许多编辑对学术不大熟悉。
黄:他是学者、编辑兼于一身。老邓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在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领域里面，唯一的参加跟美国直接有关的战争,他参加过两次,他有亲身的实践。
邓：又是伙伴，又是敌人。
李：我们（南开大学）的周纪琨先生当年给美军当过翻译。
乔：现在我跟你讲,就这经历啊，年轻人很崇拜这样的学者。
邓：那是因为我生在那个年头。正好征调,我就去了。
乔：原来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史和美国史是一个编辑室。老邓就在里面，1978年那个时候的房子，我们都是自己打扫的,自己管理的,……
2，谈美国史研究、编辑的人和事
黄:老邓，今天就这样，咱们随便说。事由是《社会科学论坛》有个专栏是采访著名学者的，最近有一期是专访周有光的，以前还采访了一些著名学者。他们说应该采访老邓。老邓您以前接受过一些采访，但是都是某一方面的。这次采访是专门是跟美国史研究和编辑有关。而这个问题又和您的经历有关。所以采访前列了一份提纲,提纲事先已经寄给您了,我们在电话里进行了采访重点的沟通。您可以按照提纲说,也可以重点说,重点还是跟您在人民出版社这一段,特别是跟美国通史六卷本出版有关的事。我们随便谈,最后我会整理一份采访的录音记录稿，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可以把原来您所写到和回忆的相关事情放进去,然后在整出一个书面对话稿,请您审改。在采访中,我和剑鸣会插话交谈。您看怎样？
邓：我觉得你采取提问的方式，我们用对话方式、聊天的方式比较好。你要我讲的话,我很容易兴致所在,容易跑题。你比如说重点要解决几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能够答复的,我能够加以发挥的就发挥,不能发挥的，我简单的回答就完了。以前专门就某一个方面来采访我的，都是问我过去的新闻界的人。
(二)和美国打交道的两次战争
1，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和记者两重身份
黄:好,那我们就开始。
作为战地记者和军事记者，您参加和美国有关的两次战争，能否谈谈您的见闻,例如缅印战场难忘情景，和当时盟军美国兵的共同生活，乘坐运输机飞越“驼峰”的生死考验等。
邓：1944年我21岁时在印缅战场上,是以重组的中国驻印军随军翻译官的身份征调（Draft）出去的。到雷多那儿以后，我在新6军第14师当翻译官,正好他们要办报纸,我一面当翻译一方面编报，这样我就是两重身份,所以我就在那里采访了一些东西，写一些东西基本上是新6军部队的，是写给重庆《大公报》[1]的。后来,我又调到美军部队去当联络员去了,这是一支特攻队部队,叫战神突击队,实际上是正规部队,但他们这些人组成十分复杂,里面有些是放出来的囚犯。我在那里半年多。起什么作用呢？起和中国部队、和当地村民的联络作用。所以我是双层的关系，这么一来（很多人）都来采访我。[2]
2，亲历飞越驼峰，做好牺牲准备
黄:您是怎样到印缅战区的?
邓：我是1944年1月离开复旦，4月经昆明驼峰飞到了雷多，印缅战区史迪威总指挥部。
黄:说到驼峰我插一句，今年4月14日,我在南京参观了航空烈士公墓，其中墓碑名单中美国就有2197人，中国870人，其中不少航空烈士是在驼峰飞行中牺牲的。
邓：我飞越驼峰坐的是运输机，不像现在，那是C46运输机，也没有座位，坐着时每一个人发一个降落伞，上飞机时美军一位军士告诉你,手上扣上环,不要过早打开,到了自己手足无措时,用手一拉,降落伞自己开了。我们心想即使打开降落了,你到那个地方雪山雪地也要饿死了,所以也没有想到要打开降落伞。甩就甩吧。不过我们总算飞越了驼峰，当时比较年轻。
黄：您过驼峰时就是往返一次吗？
邓：过驼峰，我就这一次。到那里以后，飞机将那里的物资等运回来。那时就靠驼峰，当时滇缅公路没有打通。我们过去的任务就是打通这条公路，保护两侧，就是史迪威公路、实际上就是中印公路,又叫缅中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在恢复利用，但也不起很大作用。
黄：2007年我去过中缅边界,看到过中缅公路的起点和还有一个公路的遗址。
3，我的番号中美5332旅475团第二营
邓：中国的部队分两部分,我们的部队叫驻印军,在滇西的以怒江为界的部队叫远征军,远征军的总司令是卫立煌，那边的驻印军总司令原来是罗卓英。他是两个系统的。驻印军是由美国训练的，美式装备的,里面每个营以上都有美军顾问，指挥系统是分开的。我们属于驻印军系统，驻印军里面分为两个大军,一个是孙立人的新一军和一个是廖耀湘的新六军,一共五个师三个独立团另外一个中美混合旅，我后来调在中美混合旅里,有三个团,一个中国团,两个美军团，我是在美军团里面。打仗不是在正面打，都是在深山里迂回，往往行军二三日不见人烟。我在里面的时间是1944年12月去的，到了1945年5月离开的，一共半年。这支美国军队正式番号是美国陆军5332旅475团，我在第二营,一个营里一个中国人,团里面有个中国人，就是这样的。旅长是美国一名准将,团里都是分开的,彼此打仗实际上没有像我们的概念上的那么打仗。那是突击队性质，有的时候是打炮战,部队到了一个地方彼此炮战。我们的营长是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就是在炮战时被打死的。他在洞里面，正好一发炮弹打在洞口，就把他打死了。实际上我所看见的日本人,都是一些从山上下来抢降落伞的物资的日本兵,平时打炮看不见人。那时日本败局已定,他已经没有给养了,海路全被切断了,缅甸也比较穷。降落伞扔下的物资,分红色的是武器,蓝色的是食品物资。美军部队下去抢，日本人也抢，只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日本人，真正掩体外看不见日本人。
4，1950年在朝鲜参与组建志愿军新华总分社
黄:那您参加抗美援朝那段是什么时候？
邓：1950年,我调入北京新华总社军事组工作。我去朝鲜比较早,新华社成立志愿军总分社是我们三个人去成立的，总分社社长是普金，曾是彭德怀的秘书,还有一个老同志夏公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三个人。[3]就成立了志愿军总分社。当时过去是1950年11月中,第一次战役刚打完之后。各个兵团里面各个部队的记者是比较多的,总社把他们整合起来，成为总分社的集体,后来的瞭望杂志主编李耐因就是兵团著名记者。
我去抗美援朝的时间比较早,我经过几次战役，一直到开城谈判开始以后不久，就调回来了，调到《时事手册》。我是从1950年11月中过了江一直到1951年9月在朝鲜前线。那时开城谈判正在帐篷和板房里举行。
5，在《世界知识》上报道了俘虏营访问记
黄:在这段时间里,您的新闻活动和朝鲜战争关系主要是什么?
邓：那时主要是编发各个兵团的记者发来的稿子,经过我们这里看过以后，然后由我们的电台发到国内来，由新华社发稿。再就是到下面去采访，采访不是有计划的,如看到那个地方打下一架飞机,我就赶紧去采访。还有俘虏营，我们在朝鲜有三个大俘虏营，我去了其中的两个,有一个靠近中朝边境的叫笔筒俘虏营，我也没有去，因为我们新华社派有专人去那个地方,我去了另外两个俘虏营。后来我就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几篇俘虏营访问记。
邓：那时我用的是邓超。
黄:我看到北京图书馆藏有当年署名邓超的著作。[4]
6，《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和《美国战略上的弱点》
邓：那时我在朝鲜写的《震撼世界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世界知识丛书之九)(51年6月初版初印），那是第一部，我们抢先出了,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那时中国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书,我是第一本。最早我在《世界知识》上发表过一篇叫《美国战略上的弱点》，什么兵力不足、战线太长、士气不足，其实那三点并不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也没有那么高的认识水平。
黄:当时是带有综合时评性的。
邓：当时这篇文章发出来以后，新华社领导看了以后决定要发到全国通稿，当时我的文章写得比较长四千多字,后来要我压缩到2500字,
发新华社通稿，我压缩后,新华社后来就作为抗美援朝的学习材料。讲美国战略上的弱点，这个话是谁讲的呢？是毛泽东讲的。
7，当时的报道和特稿现在手头一份也没有
黄:您的四千字多字的手稿有没有保存?
邓：都在《世界知识》上,解放后的我没有记录,解放前的我倒找出了一些，一部分稿子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战地通讯,还有一部分军事评论发表在储安平的《观察》上，其他新闻性报道,没有什么意思。后来他们邀请我当特约记者,不用我的名字。这份东西到现在为止，我手上一份也没有。原来有一本贴报本，运动中交到新华社人事处去了,几经调动现在档案中也没找出来。时间隔得太长了。我的复印件有人出我的书时拿去参考，也没有还给我。
黄:建议有研究生撰写论文时可以选择以此为题，专门研究邓蜀生先生新闻和学术活动成就来收集学术资料。在中缅远征军期间，您写的一些报道在哪里能够找到?
邓：要找还是可以找,像《大公报》合订本许多文化单位和大学都有。祝立明就帮助我找过的。他组织编了一本书叫《中外记者笔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收了我的一篇报道，就是从《大公报》里翻出来的。[5]
(三)对美国研究的兴趣
1，我的家庭背景和美国教会有点关系
黄:您是新闻系出身，作为一个美国史研究者来讲,一个美国史编辑出版者来讲,新闻系毕业和难忘经历对您的影响,能否简要的说一说。
邓：实际上,我谈不上什么美国史研究。我是半路出家,我学的也不是美国史，我原来学新闻的。关系还是有点关系的。认真地说,我对美国的认识应该讲还是比较早的。因为我母亲她是教徒，我父亲他是武昌文华书院毕业的，文华书院在武昌昙华林，是美国教会办的。我祖父在里面教书，中文教习，后来我的初中也是在美以美教会办的中学读的书,和美国的联系还是比较多，因为家里和美国教会有关系,但是从美国历史来讲，谈不上,都是生活上的一些交往。
2，在美军部队时期对美国感兴趣
我真真对历史感兴趣的，而且最大影响的还是我在美军部队。在5332中美混合旅475团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营长后来打死了,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副教授，不知怎么当上营长去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山上谈一谈、聊一聊。在部队很奇怪，和我一块住的是一个波兰籍天主教的教士，他和我在一个狐狸洞（foxhole）里面，另外里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还有无神论者，还有和平主义者，所在一个部队里乱七八糟的人都有。当时我对这些感兴趣。要在中国部队,这绝不可能。当时感觉美国兵比较直率，中美联合作战,对中国没有什么歧视，因此，我对美国这个国家比较是感兴趣了。
后来在复员以后，国民党举行过一次翻译官留美选拔的考试，在南京举行的，那是1947年，那时内战已经打起来了，一共从全国翻译官里面录取了50人，到美国上大学,我也去报名了,但没有考取，这批人成没有成行也不知道。
我对美国的真正感性认识比较多，是在美军部队里。除了这个波兰籍人后来得了伤寒症死了,其他就是和士兵在一起。另外有个华裔美国人一位中尉，但他不大会说中国话，不知道是第几代华裔。那一阵子,我当时的一个感觉叫奇怪。这么一个混杂，引起了我对研究美国史的兴趣。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这个萌芽，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研究,我一直是搞新闻工作。[6]
3，参加两次和美国打交道战争的印象
黄:那我们现在转到这么一个话题，您参加这两次和美国打交道的战争,一次是中美结盟，一次是中美对抗,这两次对您看美国和研究美国,有什么影响?
邓：第一次是有些影响,我对美国的兴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确实什么他都能够包容，什么他都能够说在一起。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把这些人拢在一块,当然了,哪个时候确实美国作为种族概念是比较明显的,那种正统的白美国人确实是对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的人有点歧视，但是总的来讲,还是能够在一起。当排长的、当连长的也有非白人的,一样的看待。
但是在抗美援朝这一次跟美国结盟一起打日本的感觉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说老实话,当时作为新华社记者来讲,没有第二个概念,战争的起因到底怎么看?那是真正相信战争是美国人发动的、李承晚发动的战争,没有想到是北方想武力统一全朝鲜，没有从这方面想。一直到什么时候呐，后来派到《时事手册》工作以后，开始接触到一些外电、外国的一些刊物以后，才开始对朝鲜战争有些想法。
邓:朝鲜战争我不是写了一本书嘛，那时候完全是根据正统观点、新华社的观点来写的。是《世界知识》的约稿。
黄:按照宣传指示精神来写？
邓：对!完全是按照这个精神。但是哪个时候怎么样决策,为什么中国非要参加不可,整个的观念完全是按照上面的统一的口径。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几个字是不能分开的。从保家卫国的立场出发,去抗美援朝。是这个道理的。逻辑是这个逻辑。当时我也相信他这个逻辑。美国的麦克阿瑟部队确实是要打到鸭绿江边的。当时辽宁很紧张,那时候安东，现在叫丹东,非常紧张,美国飞机空袭，老百姓已经到了白天不敢活动，都是晚上出来活动。那时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的手上,我们开飞机的都是苏联人，都是苏联的飞机。那个时候的观念跟在缅甸时候的观念联不起来。
可是有一点,当时我也想到的，美军打仗的时候，并不是不经打的少爷兵,后来根据我们内部传达,美军还不是一触即溃，还是很顽强的能打的，加上他武器好,制空权在他手上。
黄:当时美国也是派了一些王牌部队到朝鲜的。
邓：是的,像骑兵第一师,打得确实不错。抓美国的俘虏都是什么时候抓的？第一次战役抓的比较多。那时美国人喜欢睡睡袋的,睡袋是拉链，从下面一直拉到上面，朝鲜确实冷,他们的装备都要自己揹的,因为都是山洞，抓的大都是那个时候的俘虏。那时中国部队在人民军的配合下地形熟悉，都是在夜里抓的,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在睡袋里边，逮的时候你出也出不来。后来基本上抓不到什么俘虏，当时中国人被他们俘虏的多,多得多,多了多少倍。我曾经访问一个美军俘虏空军中校，他是被飞机打下来的他跳下来被抓了。我问他,他刚开始时只讲他的姓名、番号,入伍时间,别的一概不谈。这是他们上级的规定。后来谈的多了,问他过去学什么?这就聊起了他家里的情况。他一聊起家里话就兴趣就来了,你聊战争的时候闭口不谈。后来,我在《世界知识》写过几篇访问俘虏营的东西。后来塔斯社想转发，就跟《世界知识》商量，后来,有人就说,你得考虑慎重些，你上面有名、有姓、有番号,你将来交换俘虏时交不出来你怎么办？那就带来麻烦。当时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后来塔斯社他就没有转发，但《世界知识》上登出来了。后来这个中校，死掉了,得伤寒死了。
黄:您亲身两次经历，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是很重要的事。
邓：两次经历在我的潜意识上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后来去学美国史，研究美国史，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直接影响。直接影响,第一次对美国人的接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对我研究美国移民有影响。
(四)对威尔逊、罗斯福、美国移民的研究
1，对美国总统威尔逊比较有兴趣
黄:现在我们说说您的自己写的几本书,一本是《伍德罗·威尔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本是《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987年增订本）、还有一本是《美国与移民》（重庆出版社，1990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您能否谈谈这三本书出版的一些情况和当时的一些想法?
邓：《伍德罗·威尔逊》这本书撰写的由来,是在一次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上谈起的,那时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也在会上,他坐在我旁边跟我聊起来了。他说你对美国总统那些人的一些评价，我说我谈不上评价,我说我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我主要是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威尔逊的。我在学校时，新闻系分两个部分,一种是着重在历史方面,一种是着重在地理等方面的,我是搞历史这方面的。所以那个时候对威尔逊比较有兴趣。他说我们很想出美国总统的传记方面的书,对威尔逊，你能不能给我们弄一本,不要长,十几万字。我说那我试试，就这么出来的。[7]
2，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相对比较熟悉
《罗斯福》这本书是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叫李宁的女编辑，她对美国的历史有点兴趣,那时我对罗斯福相对来讲比较熟悉,我身处的那个时代,正好是罗斯福当政的时代。她说我们要出一套东西,像希特勒、墨索里尼、英迪拉·甘地、罗斯福等人物，你能不能写一本罗斯福。是这么原因写的,并不是我已经有了稿子了然后再和他们去谈的,不是,都是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
3，《历史研究》发表《威尔逊与中国》不能用我的真名
邓：写威尔逊，我花的时间最长,篇幅最短,只有十万字多一点。罗斯福我写的比较轻松。威尔逊，我写的时候我先写了一篇文章，是196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叫《威尔逊与中国》，当时我用的笔名叫邓楚川，为什么用邓楚川呢？
邓：那时候楚指湖北，川是我生四川。楚川是我的号,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右派刚摘帽子没多久,还不能够用真名字来发表文章，那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所以我用这笔名发表。写这篇文章，我准备的时间就比较长,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不像现在获取资料比较容易，那时获取资料是比较难的。那时我就是一有时间我就跑图书馆，跑北图、社科（图书馆），跑图书馆去收集资料,那花的时间比较长,就写成功了,叫《威尔逊与中国》，是比较长的一篇论文。后来杨生茂他们编一本年间的美国史论文选,收录了这篇文章，他们要查找这个邓楚川何许人也?查来查去,就没有查出来，后来我们在天津见面以后，聊起来邓楚川，我说我就是邓楚川，他说我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到处去问,到处去找,都没有查出来。因为当时摘帽不久，你不能够用你的真名发表。我的右派是1961年摘帽的。
4，我在《时事手册》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在《时事手册》工作的时候，后来反右开始了，把我打成右派以后，把我下放到茶淀农场劳动去了。劳动回来以后，我的新闻记者当不成了,那时我的职务在《时事手册》，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应该知道，《时事手册》发行量很大,有300多万份,小册子,那时完全是普及抗美援朝的,我就在那里工作，担任过一段组长。
邓：是的,从茶淀农场出来。说来也奇怪，那时候出来一批人。放出来了。出来以后还叫摘帽右派。（笑)但是原来工资降级一样不能恢复的,还是降级。在农场里面，你几分钱是没有的,是靠挣工分,挣多少分就是多少分,不劳动一分钱也没有。出来以后，就让我到人民出版社，我们原来的《时事手册》也并到人民出版社来了,回来以后，领导给我们讲话时，人事处长说:“现在你们出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这个人喜欢写,现在不行了,也没有眼力了,当时喜欢写,小“东西”,大“东西”,我都愿意写。这篇发表以后，有点影响,那时好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的,就很厉害了。
他们收到我的文章，总编辑要用。后来就跟人民出版社领导联系，说要政审。那时我们的社长王子野，这个人比较开明，他是搞法文的，他说这个人在新华社的时候就不错,后来到了《时事手册》，你们看文章后够标准了就可以用,右派问题已经解决了,别的没有问题。这样才通过了，就发表出来了。[8]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些影响。后来其他一些刊物来约稿。也有人跟我打招呼。你尽量少写,不要惹麻烦。
5，我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清晰
我研究美国史有空白,跟你们这些科班出身不一样，跟你们教学比较系统化不一样，我是没有系统的。我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我一个时代找一个人物，注意看看我对哪个感兴趣，我就去着重研究他、去追踪。后来写罗斯福，这一本书篇幅不大,后来出来增订本,是大开的，小开本的时候，台湾要问浙江人民出版社买版权出台湾版,我说那个写的太简单了一点,等我搞了增订本以后再给他们行不行,后来他们说等增订本到了以后再说。后来把这套书叫世界名人传记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这本书的版权给台湾了,后来他们出来了,给我寄了一本。并不是说这本书在研究上有什么突破,没有,当然没有突破啊，我有什么突破呢，这本书主要在于诠释人物深入浅出，用的笔调,比较简明扼要，清晰，读者看起来,不费劲。[9]
李：那时,我们读起来一口气读完。
邓：这就是搞新闻的人的一个优势。新闻要求要短,要平易近人，要快,后来叫短平快!
邓：我是用这个方法写的,后来台湾是这个原因出的。到后来,陶文钊也对我讲,他说,你的书我很快就看完了,这读下去很容易，不费劲。他说有的论文,读起来很费劲，你得在脑子里拐几个弯。实际上,我的书也只能在这方面利用我当新闻记者的优势,写这些人物。
黄:你的书有可读性,而且有新视角。
邓：真正大专家看来,这种书,他看不上眼的。这只能够介绍给学生看看,你们作为参考读物可以看一看。这也是一种写法。最多如此而已。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不要求它达到什么目的。我搞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
6，我始终觉得移民问题是很需要研究
黄:您写美国移民问题的那本书呢？
邓：移民这本书,我的兴趣比较大。[10]我在接触美国人的时候，真正的美国人很少,就是属于安格鲁撒克逊族的这一支的美国人很少,不是非洲裔就是拉丁美洲裔，阿拉伯裔，这些人接触得比较多。这些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接受美国的一些潜意识,但是他的传统保留了，他留下来了,同化得最好的,应该是犹太人。在美国移民当中,同化得最彻底、最好的,在经济界、在政治上、在文化界占优势的,是犹太人。犹太人除了在宗教上,一部分保持了她的特点和传统之外，其他的你看不出什么东西来。原来我在美以美教会读中学的时候，里面有个董事会的负责人，他就是犹太人，那时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概念,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对犹太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印象。
我对美国移民的兴趣就在这个方面，他一方面能够把这些人接纳下来,包容下来,另一个方面，也能把这些民族集聚起来，对外战争的时候，这些人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低。跟日本人打，就知道了。我们叫“小日本”，他们叫“Japs”,他们是没有什么别的话的,一提到“Japs”的时候一连串的粗话跟着就来了,他的爱国意识不比中国人差。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或者愤青什么的，说民族主义，不说你是爱国主义，美国很多东西是混合,但是表现出来得的是很强烈的爱国主义。对美国是否有利，这是他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你再怎么讲,对美国不利,你损害美国利益,这个不行。他不干了。你跟他聊天争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伤及美国怎么、怎么的,他会不高兴的,你说美国的某一部分人怎样，那是可以的。
美国移民因素这方面值得研究,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很深入的研究是很难弄清楚的。我花了些气力关注这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我还继续研究了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