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给予子女的爱，是以整个生命赋予的。父母的爱是一部深邃的长篇巨制，只有用全部生命才能真正读懂并体会到人间大爱的真情。
父亲去世快二十五年了，母亲则是早父亲二十八年离开我们的。由于少不更事，对母亲的记忆很模糊。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却始终浮现在我的面前，并且时常梦中与父亲相见。父亲的大爱、深恩、宽厚、仁慈、善良乃至不幸都深深镌刻在我记忆的深处，让我忘却不得并且不应该忘记。
我的母亲孟昭兰与父亲同庚，母亲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去世的。我依稀记得母亲病重抢救时，墙角筐头里那么多的空针瓶；还记得母亲顺炕洞躺在那里，我那时不知母亲怎么了，还爬到母亲身边用手摸妈妈；还有后来安放在外屋地“簰子”上的情形，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叔父，虽哭成了个泪人却紧紧地抱着我，我知道妈妈死了。还有出殡那天，棺木停放在院里，父亲和那么多的人哭天喊地的悲伤。母亲是逝于克山病的，现在克山病早已根绝，并且在当时如果按照土办法也可能是治愈的。多少年后，父亲谈起这件事仍后悔不已。因为那时找来了治“外病”的人，但大夫说：“能包治吗？人交给你了。”则耽误了这样的治疗。
母亲是一位苦命的人。她曾是位孀妇，有一个儿子叫做“二力”的，在我很不懂事的时候，他因为肺结核病先母亲而去了。但母亲又是一位坚强、贤淑、豁达、乐观并极富同情心和口才的人，从亲人口里经常听到他们对母亲的啧啧赞叹，可以说无论是办事还是表达能力，妈妈都是强于父亲的。但可惜的是天不佑人，她的生命太短暂了。然而妈妈却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们家庭的温暖，给了我们不尽的思念。
妈妈去世了，家破碎了。这时姑姑家、舅舅家都援之以手，主动要求照顾我。但坚强的父亲一一谢绝了。至今还记得天晚了，爸爸回来了，我咪着睡眼拎着小枕头扑向爸爸怀里的情形。直到长大以后和爸爸唠起这件事的时候，爸爸只是那么一句话：“不能分开，分开感情就淡漠了”。一句话这么简单，却又那么的质朴、那么的真情、那么的厚重。为了这一庄严的承诺，父亲以一生，以后半生的全部作质押，以全部的心血和泪水在付出……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孤苦的父亲领着我来到查哈阳农场。初来农场时，爸爸被分配到第一作业区，那是我们父子相依为命生活中最为困难的时候。我们住在大宿舍，吃在大食堂。吃饭时，爸爸背我到食堂，把我放到凳子上坐好后，再排队去买饭。清楚记得自己看到爸爸端来的汤菜我却喊着“要盘（炒）菜”，待爸爸重新排队买来一盘炒菜后，我却非要两盘不可，那时只想到我吃爸爸也要吃，但哪里知道日子的艰辛呀！甚至爸爸没办法，只好捞干汤菜装在盘子里，我哭着不答应。那时我哭，爸爸眼里也充满了泪水。
到了上班的时候，爸爸都是先给我两角钱让我到小卖店买好吃的。当我走出小卖店再找爸爸时却杳无身影。当时我放声大哭找爸爸，哭得别人也跟着垂泪。那撕心裂肺的哭声，父亲肯定也听到了但我可怜的爸爸却只能忍心不顾，因为要生计啊。后来农场领导同情照顾，把父亲安排在大食堂上班，其境遇就好多了。所以在我孩提之时，父亲的领导和同志都曾说过“小田呀，是农场的大米养活了你。”这样的话。是呀，我的成长之路上不仅有父亲辛劳付出的心血与汗水，而且也有农场的恩泽啊！
我与父亲相依为命，爸爸把我不仅仅是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作为生命的全部，尤其在我不能自立，年龄尚小的时候。其中有两件事时刻萦绕心头，直到今天仍是那样的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一九五四年寒假叔父来农场看望我们发生的一件事，那天叔父带我去稻花香分场的姑母家，叔父看我在姑母家玩的很开心，就征求我的意见，让我留在了姑母家。叔父走后，我一边看着叔父给我画的图画一边玩。正当我们玩得高兴的时候，叔父满身霜雪，急急忙忙地走了进来。原来爸爸看到叔父一个人回去，担心我白天可以玩的高兴但到了晚上要想爸爸，所以让叔父顶着风雪匆匆返回来接我。记得那天雪特别大，天特别冷，叔父用自己的围脖包裹着我的脸，顶着凌冽的北风，奋力地骑着自行车。当我们回到总场时，正忙碌的爸爸用双手把我紧紧地拉到怀里，当时我想爸爸的手真热呀。长大后，我才懂得温暖的是爸爸的胸怀，是爸爸博大的爱心。当我年幼需要照料的时候，爸爸真的做到了视我为掌上明珠，时时刻刻，半步不离。哪怕是象姑母这样的至亲也不托付，甚至在外住一晚都是那样的牵肠挂肚。一九六二年我升入初中，恰此时爸爸工作调到了新成立的砖瓦厂食堂，我和爸爸不得不暂时分开。爸爸一方面鼓励我“大了，要自立，要好好学习”，一方面又委托王大爷照顾我。王大爷是一位非常慈祥，非常热情的老人。每天都是做好了早饭然后才叫我起床；放学回来时一定是王大爷把可口的饭菜放在桌子上，自己有滋有味地抽着旱烟等着我。至今，还记得王大爷做的挂浆糖饼。我感谢王大爷的关爱，铭记他的恩情，钦佩他的忠人所托，更怀念爸爸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
尽管爸爸逝世很久了，但思念之情却与日俱增。爸爸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是那样的清晰可见。特别是父亲留下的照片，每每唤起我无限的回忆并引起深刻的联想、悲叹与自责……
——最早的一张照片，是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在甘南照相馆拍的。照片的画面以青竹和梅花做背景，在一辆吉普车上，爸爸在前我在后。尽管是黑白照片，但父亲那洁白的半袖衫，清秀的脸庞，油黑的头发，浓密的眉毛，是那样的神采奕奕。那一年父亲是36岁，尽管是经历了那么多艰难的磨砺。但说句心里话，父亲那时要比当时的同龄人，乃至后来36岁的我都要年轻、英俊许多。按常理说这样的年龄完全是应该再婚的，尤其是身边还有不懂事而诸方面都需要照顾的我。更何况当时在单位的一些我叫叔叔、伯伯的都先后续弦组成了家庭。爸爸也遇到了一个意中人，但因为我父亲就改变了主意。记得那是我11岁的一天，我们爷俩坐在一起，我默不做声，爸爸问我：“怎么了？”这时我一声不吭但眼里噙着的泪水就流了下来。父亲问：“是否因为爸爸要办人？”我“委屈”地点点头，父亲看这我这个样子哽噎但却坚定地说：“你放心，爸爸保证不办人。”然后把我紧紧搂在了怀里……这情境恍若昨天，让我永远不能忘记，因为她已经镂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父亲为了这一句话舍弃了一切，舍弃了一个人最起码的生活。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寄托在了未来。就这样爸爸孤苦地领着我，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过着清苦的单身生活，后来爸爸工作调转到砖厂、实验站而我因为上学不能跟在父亲身边时，尤其是浩劫年月，爸爸不仅生活清苦而且身心遭受迫害时，自己孑身一人连向个倾诉心里话，得到一点安慰的人都没有……这，都是我害了父亲。
——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份我和爸爸与单位五位叔叔的合影，一张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份，教师集训父亲去甘南炊事支援时我与爸爸的合影。这两张照片虽然距我们初来农场时仅过去四年和九年，但爸爸真是日渐苍老啊！要知道妈妈去世后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老人家的双肩一边是工作的重担，一边是抚孤的重担。爸爸是位在工作上极负责任心的人，他虽然是普普通通的炊事员，但他视工作如生命。“宁愿身子受苦，不让脸上发烧”，是工作的底线。爸爸在大食堂是主食班的班长，还是工会小组组长，工作无论分内分外，都是那样的尽职尽责。到了中学食堂他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曾徒步到平阳代食厂挑回大家赖以生存的代食；还有雨天里躬身背着枝柴奋力前行的身影成了我永恒的记忆。甚至在遭受迫害时还主动地打扫院子，那天我去爸爸的连队正好看到，我心疼地问爸爸：“是他们让你干的吗？”当我听到爸爸说不是时，我不解地问：“那为啥？”爸爸说：“院子脏了多不好看.”爸爸就是这样爱场如家，并且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表里如一，痴心不改。但在那个人妖颠倒的非常时期却被打入另册。在生活上爸爸既做父亲又当母亲，真可谓是上班是顶梁柱的父亲，下了班，不，而是在分分秒秒之中又是把我时刻记挂在心的慈母。我记得刚上小学那年学校参加全场体育运动大会，那天恰巧食堂着了火。爸爸救完火后，拎着水桶慌忙地寻找着我，那神情说明父亲越是在紧张的救火之中越是惦念着我。无论是什么时候，爸爸都紧密地把我放在他的心上，再苦再累都没有松懈过。五、六十年代是一个日甚艰苦的年月，尽管物质生活很困苦，爸爸却是充分地保证我的生活与学习所需。虽然没了母亲，但我穿的用的却要比那些父母双亲健在的孩子还要好得多。每当到了换季时节，农场被服厂是爸爸一定要领我去的地方。那时两个人的布票几乎都用到了我一个人身上。小时候我有头疼的毛病，爸爸给我买“艾罗补脑汁”是从不计较的。须知，那在当时是很名贵的补品哪！在我的学习上爸爸更是舍得投入了，例如当多数同学用蘸水钢笔，甚至墨水还是用墨水片泡制的时候，我却先后用着的是光芒、黑龙、金星、直至华孚、关勒铭、永生、英雄、幸福一类当时有名的金笔。还记得到了学珠算的时候，父亲给我买的一个铁梨木算盘就用去了15元，这可是将近爸爸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呀。一直到晚年，爸爸仍是那样的关心我的学习，支持我的进修。每次县新华书店农村组的同志来学校时一定要到家里来，爸爸总是让我选书他付钱。他对已为人父的儿子还是那样的关爱有加。特别是在我读高函的时候，父亲更是关心我、鼓励我。我学习笔记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先时每次面授或考试回家，父亲总是关心地询问，直到重病卧床也是如此。如今再也听不到那亲切的声音了……五岁丧母，是父亲把我抚养成人，但我还没有成才。我知道只有忘我地学习，更多地猎取知识，才是对严父慈母深恩的最好纪念。
这是高师函授在齐齐哈尔面授时写下的，现在读起则更加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这两张照片，一张是摄于一九七五年，一张是摄于一九七九年。前一张照片是我们全家和二姑、三姑、李君茹姑及二姑孙女在一起的合影。爸爸和二姑分别抱着大芳和小华。父亲虽然明显谢顶，但双目炯炯有神，从明亮、深邃的目光中看到父亲虽然五十七岁了，但是那样的阳光、乐观。看来是天伦之乐和家庭幸福焕发了父亲的生命活力。后一张是我在虎林中师班学习的那年，父亲领着他的两个孙女的合影。父亲那时虽身体尚可，但从倾斜的身影看是又衰老了许多，这一年距爸爸去世还不到两年呀！这两张照片似乎记录了父亲的天伦之乐，但那仅仅是父亲宽容的感觉，而留给我的却是深深的自责与追悔。那时我已经身为人父，是应该懂得返哺之恩的了。甚至在当时海洋分场的范围里人们也都说我是孝子，但有一件事却是我终身的痛。一九八○年农历九月十九是爸爸的生日，这天晚上金霞准备了两个菜，爸爸也盼望着我能赶回去。但是自调到第三中学后，大家都是起早贪晚的忙于教学工作。尤其是我们毕业班的老师，不仅每天要到子夜时分才能休息，而且星期天也难得休息。所以，我真是忘记了父亲的生日。尽管是说忠孝难得两全，但想到爸爸一次次到大道上去接我的怜子之情，我真是痛彻心扉的悔恨。因为，再忙也不应该忘记爸爸的生日呀，特别是我哪里知道那是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生日！
——最后两张照片是父亲的标准照，一张是摄于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一张是稍早几天的。这两张照片还有一段抹不去的记忆，那就是前一张冲印出来以后，爸爸有些不满意，因为那张照片爸爸的目光有些呆滞。结果在元旦那天就照了这张，爸爸当时还说：“照的好一点，给你们留个纪念吧。”或许父亲当时预感到了什么，但当时我却未理解这话外的玄机。哪知道在拍这张照片后的五个月又二十天，父亲真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要感谢父亲，因为他那时虽罹患重病，但却以顽强的意志力，将生命的光彩定格在这永恒的瞬间。这张照片放大后成了父亲的遗像，从海洋到丰收到富裕再到齐齐哈尔，我们把照片一直端挂在家里令人瞩目的地方。当瞻仰照片的时候，无论你是在哪个角度，都会看到父亲那慈祥的目光都在亲切地注视着你。仿佛他人虽去了天国，但要永远把关爱留给我们，关注着他的子孙后人吉祥、幸福。而再与父亲目光相对，看到他那慈爱、安祥的仪容时，我决不会忘记牵手相抚带我们走过的岁月，决不会忘记我们永远的慈父，决不会忘记大爱无疆，决不会忘记……
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没有这种坚强他不能从容地面对那么多的磨难。尤其是在含冤被屈的岁月中更显出他老人家坚强和韧忍（这一点将在《患难真情》中追忆），但他确实又是一位极其善良，充满同情和爱心的人。
“百善孝为先”。父亲所以具有我们中华民族那种生生不息善良质朴的美德，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孝之人。我永远不能忘记和终身崇敬的是姑母多次讲到的，同时也是爸爸说起的那件事：我的继祖母对爸爸不甚疼爱，但是爸爸对祖母却是格外的孝顺。特别是当祖母病重之时，爸爸不仅服侍在侧极尽孝道，而且当祖母不能卧睡时，爸爸躬身跪在那里支撑祖母的身躯。这种久病床前有孝子的善行深深感动了祖母，奶奶临终之前拉着爸爸的手，呼唤着爸爸的名字说：“你是我亲亲的儿子呀！”爸爸的“孝”，是深植于内心的。无论是年轻还是暮年，无论是对父母至亲还是任何长辈都是始终如一，毫无二致。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和爸爸去给四姨奶拜年，爸爸虽然已过花甲但是对四姨奶仍行跪拜大礼。那拳拳的孝敬之心，深深地寄于这虔诚的大礼之中。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却让我忘记不得，反而越是年深日久，越加清晰、越加高大。因为这是催我反思与自省，永记孝义的楷模之举。
父亲无论是年轻时还是步入老年都是那么的善良，他善良得甚至一听到什么辛酸事都要跟着掉泪。有时甚至是呜咽，他最承受不了的就是别人受苦蒙难。我记得爸爸捐款捐物时总是那么的积极，尤其是当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能慷慨解囊。例如查哈阳农场一位叫崔作禹的会计肃反时蒙受冤案，他被捕以后，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子女，全部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其爱人张桂琴的身上。由于张桂琴其时也在大食堂上班，父亲对她们的境遇极为同情。每当人家有求借之时，爸爸总是有求必应，有时还主动资助她们。在爸爸的影响下，我也经常到崔家玩并喊崔老太太为崔奶。我看到崔家的生活特别艰苦，都七、八月份了还经常吃韭菜饸子。爸爸的帮助令崔家人特别感动，尤其是平反后的崔作禹对父亲更是感激不已。善良、爱心、助人，是父亲性格的主导方面。甚至到了晚年就连来了讨饭的人，金霞给舀米的时候，爸爸都要说上一句“再给点”。还有那次，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吃过饭后就住在爸爸的炕上。第二天临走时爸爸还送他几本书。后来上海知青罗根贤取笑说到“你们家真行，什么人都敢留”。是呀，我们总是以君子之心度人，总是想在别人有难处还是应该伸手相助的。这正是爸爸的品格，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遗传基因。女儿小时候见到孤苦的老人就萌生同情，儿子小时候见到乞讨的总要跑上前送上一点零钱。
父亲的质朴是发自内心出于公心的真诚，这正是我最敬佩爸爸之所在。由作业区调到食堂，使父亲不再因工作与幼小的我遭受分离之忧，而多了一些照顾上的方便。父亲感谢领导的关怀，但又以自知之明恰到好处地把握好分寸。父亲疼爱我，但不娇惯我，更不借工作之便公私不分。爸爸与我“约法三章”：一是要有礼貌，对叔叔伯伯要尊敬；二是想吃什么和爸爸说，不能动食堂的东西；三是不要打扰工作，甚至走路都要求我靠边慢行。小时候，爸爸经常给我买好吃的东西，如果有大人在场一定要先让叔叔伯伯们。我在心里默数着在场的人数，把糖果什么的分成等份然后分给大家。大家高兴地拍着我的脑袋但拒绝接受。这时爸爸说话了：“接过来吧，这样好，从小就应该让他心里想着别人。”但对别人的给予，则是没有爸爸点头是不能接受的。还是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头天晚上丁伯伯烧炕发觉“烟囱没了”，当时上房撒了几把盐，认为可能没事了。但第二天早上我回去叠被时，发现靠近烟囱的天棚处往下掉火。我急忙告诉大家而避免了一场火灾。之后，经理李延海要给我一大盒糖，我不要。他瘸着腿边撵我边说：“小田，你接下吧，要不是你，我就进监狱了。“结果还是爸爸发话，我才接受了那一大盒糖。
虽然在大食堂，但爸爸坚持叫我买饭票用餐。并且严格要求我在炊事员吃饭的时候，不准我到他跟前去。但小孩耐不住嘴馋，有一次借故跑到饭桌前，叔叔、伯伯们让我吃，爸爸则呵斥我。望着桌上好吃的东西，忘记了听话，看我泪水涟涟不忍离去的样子，爸爸让步说：“你吃吧。”但吃完以后爸爸坚持要我交上饭票。后来爸爸严厉而耐心地教育了我，结果上炊事员饭桌的事只此一次。还有一次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到金边分场参加一周的秋收劳动。那天劳动结束返回总场天已很晚了，恰好爸爸在食堂值夜班。爸爸为我和蔡齐同学下了面条，吃完后让我交上了两份面条的钱。父亲就是这样真诚地对待公与私，无论是众人面前还是无别人在场的时候，总是那样的公私分明，私不可犯公。
父亲就是这样对我关爱而不溺爱，精心于我的衣食冷暖更关注我的行事为人，成长进步。我参加工作前夕的一九六八年三月，爸爸送给了我一部精装本的《毛泽东选集》和在南昌刻字社为我制作的名章。那可是爸爸最为困窘的时期，但爸爸依旧是那样痴心不改、忠诚如一。因此，每当我翻阅《毛泽东选集》或鉴赏名章的时候，爸爸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似乎在聆听与回味着亲切的教导和宝贵的告诫。乃至于我坚定的认为我后来“堂堂正正为人，认认真真做事，无愧于人生、事业和时代。”的座右铭都源于此。
父亲的质朴表现在他的诚挚，为人处事出于真心，以宽阔的胸怀对待周围的人和事。一个单位总是五色杂陈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姓刘的人在曹叔与爸爸之间制造缝隙。曹叔又是典型的山东倔汉，因此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爸爸越是主动化解，曹叔越是疑心重重，结果造成了很大的矛盾。最后场办公室主任于纯阳同志调查处理，组织上将曹叔调到金边分场。到了这个时候才如梦初醒，曹叔跪在爸爸面前连说自己上当，对不起了。但那以后爸爸与曹叔之间更加了解，更加信任，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就连曹叔的妹妹从山东到总场来也是爸爸以大哥身份接待的。并在征得曹叔意见后，由爸爸作伐成就了曹桂云与张三正的姻缘。爸爸与曹叔更是往来不断，就是父亲过世后的一九八三年我还去看望过曹叔。
父亲的质朴还表现在时时事事以工作为念，忠诚事业初衷不改，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以致将到了生命的尽头仍是想到事业与工作。那是爸爸病重期间三中的领导来看望，爸爸动情地对我说：“我不是你们单位职工，人家还来看我，这不都是冲你嘛，你可要好好工作呀。”这就是我的爸爸，凡事知道感恩，知道以工作相报。
我经常想，如果说自己性格中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我能够以工作为重，宽以待人，事事体谅别人，甚至对子女也是如此。之所以这样就是爸爸言传身教，给了我一个良好的启蒙教育，耳提面命，潜移默化让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我感到这是父母给予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因为这是我的立身之本。
由于社教中的极左倾向，我们的家庭成分由中农误改为地主。父亲也就是从那时起，政治上被打入另册，身心备受迫害。但即或是在那样的境况下，，爸爸顾虑最多的仍然是我。甚至可以说是社教队恰恰抓住这一“要害”，逼迫父亲就范。当我想到这些，就对那种假政治之手，将真善美变成假恶丑的人尤生憎恶之心，而对闪烁父亲身上的人性光辉更为崇敬。
那是一九六五年十月的一天，驻校社教队告诉了我成分上的变故。我抓紧时间赶到了金光农场第四生产队。当我找到爸爸时，他简直如前判若两人。以前我来看爸爸时，爸爸只要见到我的身影，就喜滋滋地望着并要高兴地打招呼，而那天爸爸虽看到了我却又低下了头。当我来到爸爸近前的时候，他只顾在那里插树苗，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到来似的。我急切地说：“爸，我来了。”“你回去吧。”爸爸一边说一边依旧蹲在那里插着树苗，连头也没抬一下。想到社教队的交待，我更加急切地问：“爸，咱家成分是咋回事呀？”爸爸这时才抬起了头，这是我的爸爸吗？亲切、开朗的笑容不见了，代之的是一脸茫然无助而又无可奈何的愁容。还没容我多想，爸爸说：“是地主，隐瞒的，你回去吧。”回到学校以后，出于一个单纯的学生对党的信赖与政治上的天真，在学习了《中国青年报》社论《重在表现是党的阶级政策》以后，写了与家庭划清界线的文章贴在班级的墙报上。
冷静之后我对家庭成分问题产生了疑问：一是爸爸是个本份、老实的人他不会隐瞒；二是爷爷的历史问题，爸爸都从未有过任何隐瞒，何必隐瞒成分呢？带着这种疑惑我问过爸爸多次，但爸爸总是小心翼翼地说：“别问了，是隐瞒的。”但联系到我们爷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有许多监视的身影，我懂了爸爸的话是违心的。终于有一天在旁边出现监视空档的时候，爸爸才向我道出实情，是社教队威逼的：爸爸对所谓的地主成分一直不承认，后来他们把档案往桌上一摔吼到：“这都是你的材料，你不承认还为你儿子着想不！”这句话恰抓到了父亲的软肋，是不能牵连到儿子呀。再加上爸爸十一岁（即1929年）前，爷爷和七爷在山湾合伙种地谋生时，家里是有地呀。社教队正是依靠手中的权力，利用父亲怜子心切的善良和对阶级成分划分政策认识上的欠缺铸成了错案。后来爸爸为了甄别清楚成分上的问题，冒着种种风险找社教队，父亲讲中农成分确实是土改时划定的；土改前三年没有土地房产是可以调查的事实；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哪知此时的社教队早就没了威逼时的“耐心”了，他们蛮横的一句话：“去去，不用你给上政治课。”及后来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使这一错案维持了十五年。
在这期间，尤其是在获知成分问题确属错案的可贵信息后，我和父亲更是积极地抗争，并也得到了那些真正共产党人的理解和支持。例如社教团留守队队长巴图同志听取了我的申诉，明确表示应予调查但由于文革将要开始，留守队也将撤点而指示我找政治部和公安分局。但是当我心怀感激而耐心等待之时，公安局那个左得出奇得头头非但不尽任何责任，反而把我的申诉材料转到爸爸单位并给爸爸扣上“怂恿子女翻案”的罪名，结果又是一番七斗八斗。爸爸为了我真是饱受折磨啊！在组织的关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份成分错案终于得以纠正。但我不能忘记我的父亲，如果父亲是单身一人的话，特别是凭着他倔犟的性格，他是决不会承认所谓的隐瞒成分的，因为“还为你儿子着想不”的话对他不奏效。但他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儿子呀，他秉持的是自己受苦了，不能再连累儿子……尽管爸爸想错了，不！错不在父亲，错在那些悲剧的制造者，因为他们利用了善良，利用了怜子心切的真诚。
爸爸把我放在心上，患难之时更见情真。在那特殊的日子里，超乎常人极限的劳动改造，还有那无休止的批判斗争。甚至那时“苦役”似乎不算什么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花样翻新的批斗会。用爸爸后来的话说，就是最怕敲钟了。除了这些非人的折磨还有“解脱”的引诱，别有用心的人幸灾乐祸地说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跟前有绳西边有河，死了算了。”但爸爸坚定地认为不能死，如果那样真是给儿子留麻烦了。真是为了儿子他什么都能忍受哇。爸爸来总场看我时，总要带件外套，到了总场穿上外套以遮盖那件有牌子的衣服，爸爸是生怕给我带来一点麻烦呀。爸爸就是这样时时事事把我放在心上，为了我他可以忍受一切，患难时节更是弥为珍贵。
患难见真情，不仅体现在我们父子身上，而且也体现在一切有良知的善良人的身上。人在难处得到的关爱是最难以忘怀的，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都为这种真情感动不已，并且无论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是爸爸讲的。因为这样的“小事”实实在在感动着我们父子两代人的心。那是文革中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看爸爸。当快到连队的时候，在大路上遇到了宋叔，他俏俏对我说：“你别去看你爸了，因为刚斗完你爸，如果你去了对你倒没啥，但对你爸爸就不好了。”我说：“宋叔，我信你的。”说完强忍感情返回了总场。须知就是这样一句普通的话，也是需要胆识的呀。还有两件事是爸爸讲给我的，一件是当时的金光农场党委书记杨景山同志来生产队时，看到怀冤抱屈的父亲，用手拍着爸爸的肩膀亲切地说：“老同志啦。”话语不多，但是多么的弥为珍贵。短短四个字，饱含了同志间巨大的真诚与无私的信任。还有一件是在收土豆休息的时候，一些人在那里烧土豆，一个好心人扔给爸爸一个烧好的土豆。爸爸不敢接受，那个人厉声说到：“给你吃你就吃，管别的干什么。”这话是生硬的，但心却是热的。别人施以爱心的事还有许多，并且都是爸爸讲给我的。这点水之恩父亲始终没有忘记，无论是爸爸讲给我时还是回忆时激动的泪水都不能自已。因为，这是人间的患难真情。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这首耳熟能详的陈毅同志的《青松》一诗由衷地礼赞了松树精神，歌颂了其傲霜斗雪的坚强性格和顽强生命力。当读到这首诗的时候，也很自然地想到我的父亲，想到闪烁在父亲身上的生命之光。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父亲的生命太短暂了，他去世的时候距63周岁生日还差五个月又一天。若不是生计的拖累，特别是成分错案的摧残，他肯定会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甚至更长久些，遗憾的是他所享受拨乱反正充满阳光的生活还不到五年。但父亲与命运抗争坚韧而顽强的生命之光却是那样的熠熠感人，随着岁月的流驶又是那样的令人追忆。
社教后期，由于成分的变故把父亲抛向了命运的谷底，而同时向父亲袭来的还有病魔，那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季父亲不幸罹患了胸膜炎。在那个特定年月，爸爸的严重疾病根本得不到认真的治疗。只是在连队不间断劳动。不停歇精神折磨的情况下，由连队卫生员打打针就算不错了。我几次去连队看望爸爸，都见他灰白的脸消瘦得厉害，虽然隆冬季节，但厚厚的棉衣却遮不住前胸的起伏，那是病痛的折磨呀，尤其是剧烈的咳嗽时更是疼痛难忍。即使这样，爸爸见到我还微笑道：“没事，这病不算啥。”听到爸爸这句话，再看他那疲惫的样子，还有那老态龙钟的一脸病容，我在想与其说是父亲在安慰我，倒不如说是一个生命强者向命运顽强抗争的有力呐喊。我知道就病痛这一个方面，父亲不仅要忍受胸膜炎高烧、胸痛、咳嗽的折磨，而且由于药物的副作用烧心、胃疼、吃不下饭也是让人难以强忍的。再加上无休止的劳动改造，吃饭时胃疼进食不多。别人休息时父亲他们这些“另册”的人却要“主动”去服苦役，真是何以堪那！那时，我去平阳饭店买了些烧饼，虽然面很黑，但也是二两粮票一个，因此即或有钱也是受限制的。再加上久放之后又凉又硬，实在难以进食，但这在当时也是父亲的美味加餐了。
还记得有一次，爸爸下班时跳越排水沟一不小心蒿茬子正好穿透脚背。倒地后由于惯力过大，蒿茬子齐刷刷地别折了。那截蒿茬使脚和鞋紧紧的固定在一起，顿时血流如注。爸爸强忍着剜骨锥心般的疼痛，由于不能直立行走，只好一点一点爬到路边。幸好遇到了金边分场的一位好心司机，出手相帮把爸爸送到了宿舍。卫生员来了以后，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用电工钳子拔出那半截蒿茬子才脱下鞋后，做了些常规的消毒和简单的消炎治疗。这样的治疗由于是在那个特定的年月，所以不奇怪。而我惊叹的是爸爸在突如其来的外伤和野蛮治疗中所表现出的无比坚强和超人的镇定，爸爸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
父亲与命运抗争坚韧而顽强的生命之光，还表现在他与疾病斗争的康复能力及在死神面前的从容精神。一九八○年底，爸爸患了胆囊炎。初得时爸爸的病情是很重的，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治疗很快就好了起来。甚至李诚大夫都说：“老爷子这样的年龄，这样的病，能好得这样快，真是不简单。”哪知道我们正沉浸在为父亲康复喜悦后的不久，潜伏着的更重的病在爸爸身上爆发了。当多方求治不见好转的情况下，又请来了李大夫，当他说出爸爸罹患的是癌症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李大夫说父亲的持续不断的高烧、极度的消瘦、难忍的疼痛正是癌症三大特征时，我又不得不相信。当询问治疗已是回天乏术时，当时我主张住院治疗，大夫说希望不大，尤其是爸爸也不愿住院，他说离不开我们。在爸爸最后时日的103个日日夜夜里，我们求医买药服侍在侧以尽孝道。那个时候病魔折磨得十分厉害，有时疼得爸爸头发丝上都是汗珠。金霞心疼地说：“爸，你疼就哼出来吧。”但心里永远想着别人的父亲却说：“嗨，哼有啥用，你们一天到晚也很累呀。”想到这些我就十分后悔，那时为什么不坚持住院呀，即使抢救不过来，也不至于让爸爸遭那么大的罪呀！我还记得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爸爸最后一次喊着“大宝孙”拉着帆儿的手对我们说：“好好待承吧，错不了哇。”。到了九点多钟已是弥留之际，医生打针时让爸爸握拳，爸爸轻声说了句“实在没劲了”。待拔出针头时那药从针眼喷了出来，证明肌体的机能开始丧失了。到了九点五十分，爸爸躺在我的怀里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爸爸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谁也不能获得生命的永恒，但父亲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坚韧毅力，尤其是在癌症折磨面前超乎常人的韧忍、坚强，特别是一生即或是即将告别人生之时还心系子孙的崇高情怀却是我永恒的记忆。
我真诚的怀念我永远的慈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