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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圭佑亲笔信:我狂傲不羁背后那不为人知的故事

近日,日本球星本田圭佑在the player's tribune网站上更新了一篇亲笔信,在信中他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困的经历,还表示自己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世界上那些仍生活在贫困中的小球员,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想对你们讲个关于录像带、足球和人生目标的故事。当我逐渐迈向职业生涯的终点之时,当我再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赛场之时,我的目标和追求在我心中变得愈发清晰了,所以,请跟随我一起回到过去,听我讲讲那个过去的故事吧。

当我6岁的时候,我父亲给我买了一盘录像带,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情了。在90年代的大阪城生活的我,家中其实并不富裕,但家中还是有一台旧电视和录像机的。那时我正在客厅里写作业,父亲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

他说:“圭佑,过来,坐下吧。我想给你看个东西。”

我还记得那个老电视开启时会发出的刺啦响声。打开电视之后,屏幕上会闪过一道光,之后才会出现画面。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在看些什么,那应该是黑白色的画面,很难看清楚谁是谁,或是他们在干些什么。

贝利从屏幕右侧冒了出来,球在他的脚下飞驰,那是我见过盘带最迅速的人,从未有人能比他盘带更快。

他在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运动。

我问父亲:“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他不只是为了乐趣才踢球,他知道,只有在足球这条路上成功,他才能抚养起他的家人,他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

我父亲曾经阅读过关于贝利的文章,所以他才能如此了解,我也跟随父亲的脚步开始了解这个巴西人。我从他的经历中得到了许多启发。当然,我们的生活不像他那样贫穷,但我们也并不富有。我开始用更加认真的态度对待足球了。足球在我心中不仅仅是游戏那么简单,它变成了我奋斗的途径。我对足球运动员的印象也开始改变了。当我父亲取出录像带时,我走出了客厅,对自己发誓—无论怎样,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我要竭尽自己所能让自己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最终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不只是参加世界杯,我还想成为世界杯冠军。

在我上小学时,我父母离婚了。我也因此搬到祖父母家生活。我父亲总是跟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还有他的母亲—我的奶奶。

当我渐渐长大之后,奶奶对我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她成为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但要跟她一起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你们要明白,日本人的生活和其他国家是非常不同的。老一辈的人总是会有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生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从金融到生老病死,对于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我父亲经常对我讲一个故事,那是上世纪60年代,他和祖父母以及妹妹一起生活在大阪,他们的家大概有9平方米那么大。基本上就是个有一些架子和个水池的房间。那间房子真的是太小了,因此只有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才会挤在这个房间里。睡觉时他们会把腿放在阳台上,而这样他们的身体有一部分是露在外面的。

我奶奶和家人们都明白,在贫困的边缘上生存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才能在第二天带回生活必须的金钱。我奶奶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因为生活要她必须如此坚强。

我奶奶总是这样说:“好吧,我们并不富有,也许我们永远也不会富有,生活就是这样。我们要定下切实际的目标,我们也不会因为生活的不公而抱怨。”

我非常不同意她的看法。

那时的我总是在和奶奶吵架,我们会为很多事情而争论个不休。从上学迟到到不帮家里做事,什么事情都能有分歧。那时的我只有9岁,她会从老师那里听到关于我的抱怨,我总是在外面踢球,以至于耽误了上课。老师只能出来把我抓回教室,但即使是回教室上课,我还是会把足球控在自己的脚下,我会尽可能的做盘带,直到老师把我拎起来阻止我为止。

我奶奶对我的所作所为很不满意。

也许你们听起来会感觉很夸张,但奶奶每次都会很严厉的训斥我,甚至把我打到流血,无数次了。不用诧异,这只不过是不同的生活哲学,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罢了。日本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是很难跟其他国家的人解释清楚的。尽管我并不赞同她教育我的方式,但我还是爱着我的奶奶的,全心全意地爱着她,我的朋友也都很喜欢她。她是那个在社区里让人频频谈起的传奇人物。

你可以批评奶奶教育我的方式,但她教会了我如何去忍受,去做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

而我需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你们还记得我的梦想吧,要想带领日本赢下世界杯,要想在圣西罗穿上米兰的球衣,要想让我的家庭过上更好的生活,我只能做一个坚强的人。

高中毕业之后,我加入了日本球队名古屋鲸八。我和他们签下了三年的合同,而就在最后一年时,我离开了日本,去欧洲追逐我的梦想。名古屋的教练维古森把我推荐到了荷兰的VVV芬洛队,他曾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在那里担任过十年的主教练。他告诉我那是一家出色的俱乐部,芬洛也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他表示,如果我在那里表现出色,我很有可能会被欧洲的大俱乐部盯上,从而完成自己的梦想。但他并不能保证合同,他只是给我提供了个试训的机会。但我也不能要求更多了,我打好背包,就这样离开了日本。

那时我才22岁,却已经感觉自己站在了世界之巅。我想,这才是我追梦旅程的起点。我在一月份加入了芬洛队,帮助球队完成了下半赛季的比赛。但意外发生了,这种事情我从未在自己的生涯规划中考虑过。

我们降级了,我们是第二级别的球队了。

但失败对我来说已经是兵家常事了。上高中时我曾被大阪钢巴的青训系统拒之门外,也许有的人在那时就会放弃了,我周围的人也都在劝我放弃。但,对我来说,这是个绝好的机会。我想证明他们错了,我想证明这个世界错了。如果你不去挑战自己,你当然不会失败。每一次的失败,都在提醒我自己是在前进的道路上的,后面总会有更加刺激的挑战在等着我。

在芬洛的失败是个宝贵的教训。它告诉我,如果我想成功,我必须改变自己。我不能以前一样只是个组织者。我需要成为终结者,我需要进球。

我想那不只是改变了我的足球风格,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到过50多个国家后,我的眼界逐渐开阔了起来。我更加了解我的队友们,明白他们在场下是怎样的人。而在和他们拉近距离之后,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也是在贫困中成长起来的,从欧洲到非洲,都是如此。但他们的遭遇比我惨多了,我了解到有很多球员将自己薪水的大部分都寄给了自己的家人们以保证他们的生计。

我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么无私。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让我感到伤心和难过,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人们生活究竟是多么的困难。从荷兰到俄罗斯再到意大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来到了墨西哥,但我从未忘记那些队友们,我来到欧洲的第一批队友们。

这段记忆也促使我成立了梦想计划基金会,这个组织意在帮助那些经济上有困难的运动员们,帮助他们在训练的同时完成学业,让他们更好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梦想能为你在前进的路上指引方向,也能帮助你度过挫折,继续努力,所以拥有梦想是非常重要的。在足球世界中学到的道理是可以应用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目前我们已经在印尼、越南、泰国、乌干达、柬埔寨、美国等国设立了18个足球训练营,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小球员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梦想计划基金会经过多年的发展,最终演变成了索利托公司和海岸杯运动公司,这两家企业目前举办了七十多项慈善计划,在全世界帮助了一万五千多名小球员,从青训系统的小孩子到年轻的职业球员,我们都有涉及。除了帮助料理他们的生活之外,我还把自己在职业生涯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传授给了这些小孩子们。尤其是我们在乌干达和柬埔寨成立的两家俱乐部,这两支球队一直在帮助当地年轻的小球员们,给他们提供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

我在踢球时一直想要帮助那些有经济困难的运动员们,这项行为也最终促使我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这个身份能让我帮助那些有创意、想要创业的人们,从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同时也认为,通过这样的创新,能让日本和世界更好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不同的事业,我希望能够帮助全世界的人们脱离他们日日夜夜所挣扎的东西,那就是贫困。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难实现,但这是比其他事情更为重要的,我也想为终结贫困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在休赛期时经常环游世界,会见那些基层活动家、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和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我想了解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什么,从而更好地掌握全局的情况。我仍不知道如何才能彻底地解决贫困。但我明白,教育就是解决贫困的最终方法。

而当我每次穿上日本队球衣的时候,我都想起自己在儿时所做过的承诺:帮助日本拿下世界杯冠军。我仍然会,将来也会,为这个目标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

这是我的第三届世界杯了,不出意外,这也会是我的最后一届了。所以这次我更想和我的朋友们一起享受足球,希望这样的状态也能让我们取得最好的成绩。当我逐渐迈向自己职业生涯的重点之时,我明白了,世界杯不只是足球界的狂欢,它是一次机会,能让来自这项运动的每个人都聚集在一起,观看球员们献上的一场场最精彩的比赛,当然,每个人还会有提高的空间。来到这里的许多球员,他们所走过的路并不平坦,他们的家人也经历过无数的挑战。

当然,世界杯永远都值得我们眷恋,因为这是足球啊。我们踢足球是因为我们热爱这项运动,足球给予了我们每个人太多。世界上的每个小孩,无论贫困还是富有、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都会有机会,站在这里,站在世界杯的草坪上。

本田圭佑亲述:我把小时候吹过的牛X都实现了!

我6岁大的时候,我的父亲买了一盒视频录像带回家。这可是大事,在1990年代早期,我家并没有很多奢侈品。但是我们家有一台录像机和老电视。我正在客厅写作业,我父亲带着微笑走过来。

他说,“圭佑,来,坐下。我给你看看这个。”

我记得开始放录像带的时候,电视机里发出吱嘎的声音,然后一道光在屏幕上闪烁,图像开始出现。最初,我不知道自己看什么,那是黑白录像带,很难辨认出谁是谁,或者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我看到了他,贝利从屏幕的右侧出现,球在他脚下,运球比我看过的任何人都要快。他正在从事自己的运动。

“他怎么可能会这样踢球呢?”我问父亲。

“他不止是踢球,因为足球那么有趣。”他告诉我,“他踢球是因为他明白如果他成功,他能够生存,照顾他的家庭。”

我父亲读过关于贝利的东西,他知道这些。我也开始读关于贝利的故事,深受鼓舞。我们倒不像他当年那样穷,但也不富裕,我开始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足球,它变得不止是比赛。它成为一种出路。我看待足球运动员的角度也在改变。当我父亲取出录像带,我离开客厅,心里许下诺言,无论我的足球之路如何,我都会倾其所有,变成伟大的足球运动员,在世界杯上踢球。

不止是这个……我想赢得世界杯。

本田圭佑曾在小学时期的一篇作文中谈及自己的梦想:

(“我会在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得到国外球队的青睐,然后前往意甲联赛——穿上10号球衣,成为球队主力。那时,在意甲经过锻炼的我回到日本,再以10号球员的身份成为国家队主力)

上小学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我搬去和祖父母一起过。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关于他童年,以及他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的事情。我奶奶对于的影响对于我的成长与日俱增,她是我的英雄。但开始搬进去第一天和她同住,对我很难,你必须明白日本的生活是非常不同的。老一代看待所有事情的角度,从道德到金融,对于那些没有经历的人很难解释清楚。

我父亲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在1960年代和父母、姐姐(或妹妹)一起生活在面积不足100平方尺(相当于9.29平方米)的公寓。简单说,就是一个房间,几个架子和一个水池。面积太小了,以至于全家人都入睡的时候,这也是每一个人都在公寓里的时间,他们必须伸着脚进入储物间,后者和阳台相连,睡得并不好。

我的奶奶和她的家庭,知道过穷日子有多难,每一个人都得想法设法工作,第二天给家里带来钱财度日。她很强,她也必须得这样。她对我们家生活前景的态度就是,“OK,我们不富,我们永远都不会富,这就是人生。我们必须有适当的目标,不要抱怨。”

我会和奶奶发生冲突,为很多事情争执,像在学校里待到很晚,或者没有在家帮忙做家务。我八岁大的时候,我的老师经常告诉她我在学校外面停留太久时间,因为我在踢足球。老师会出来抓我,但我会运着球躲开他们,直到他们最后抓住我的外套,抓住我。我奶奶不喜欢这些,我知道我下面要说得听上去很恐怖,但很多次,我的头上因为奶奶的惩罚而流血。这是人生不同的方式,日本的价值观、目标和表达很难对其他文化解释。我不见得赞同她对待我的方式,但我全心爱她。我的朋友们也是这样,她是我街坊邻居的传奇人物。

你可能对她惩罚我的方式有想法,但它教我要隐忍,心态上要顽强。我需要这样的坚强,因为我从小就立下这些目标:我想代表日本赢得世界杯,我想去圣西罗为米兰踢球,我想支持我的家庭。

高中之后,我签约了J联赛的名古屋鲸八,这是一份三年合同,最后一年,我无比渴望去欧洲闯荡。我当时的教练塞夫-沃古森推荐我去了荷兰的VVV芬洛,他在1980年代执教这支球队10年,告诉我这是一家很棒的俱乐部,芬洛这座城市有多么好。他对我说,如果我在那里踢得好,我可以自此追求更远大的目标。他许诺给我试训,不是一份合同,但这就是我需要听到的全部。我收拾行李离开了日本。

我当时22岁,感觉自己在世界之巅,我想这就是我梦想的开始。我在一月份加入了VVV,踢了他们的下半个赛季,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被降到了二级联赛。我失败了。但失败对我并不新鲜,我在大阪上高中的时候被一家职业的专科学校裁掉。一些人以为我或许会放弃,每一个在我身边的人都告诉我放弃。但对于我来说,这是证明世界是错的机会。如果你不挑战你自己,不失败很容易,但每一次失败提醒我如果你推动自己,另外一个激动人心的挑战就会出现在前面。

在VVV的失败经历给我上了一堂有价值的课,为了成功,我需要改变自己的比赛。我不能就像之前那样只是一个传球手,我需要成为一名射手。我需要球。

(2014年1月3日,本田圭佑加盟意甲豪门AC米兰足球俱乐部,身披象征球队核心的10号球衣)

在欧洲,不止是我的比赛风格发生了改变,我对待人生的视角也是如此。去超过50个国家履行的经历开阔了我看待世界的眼界,我逐渐知道足球场外的队友们。当我们熟络之后,我才意识到横跨欧洲和非洲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他们的贫穷程度远比我自己的严重。我了解到很多球员都要把他们工资的大部分寄回家养家。

对于这样的无私我有些难以置信,让我沮丧的是,他们必须这样做,我也很难想象他们家经历的困苦。当我的职业生涯轨迹从荷兰行进到俄罗斯到意大利,以及现在的墨西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VVV的队友们。

这些记忆奠定了我第一个项目的基础:梦路基金会,一个全球性的组织,旨在教会人们梦想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经济条件糟糕的学生运动员提供奖学金。有梦想很重要,梦想会教会你如何设立目标,如何在经历失败和努力打拼之中坚持。这些在足球中学到的东西可以在现实世界中付诸实施,我们现在已经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乌干达、柬埔寨和美国建立了18个足球营。

我对于这些的兴趣也让我成为一名天使投资者,这允许我可以支持更大的想法和创业企业,希望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也相信这是通过创新联结日本和世界的大好机会,借助于这些努力,我能够解决很多人为之挣扎的问题:贫穷。

我这知道听上去这是一个很远大的任务,但我只是想为终结世界贫穷提供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是我为什么休季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世界旅行的原因,我要和草根活动家、NGO(非政府组织)、世界领导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见面。我想理解每一个地区的不同机理,从而明白大的愿景。对于贫穷的问题,我仍旧没有清晰的答案,但我相信原因根植于教育。

每次我披上日本队战袍,我总是记得我许下的愿望——赢得世界杯。我还会记得,我依然会给出一切去取得这个目标。

这是我的第三次世界杯,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次,所以这一次我想享受和朋友们踢球,这最终会让我们球队取得最好的成绩。当我越来越接近职业生涯的末期,我明白这项比赛不止是足球的庆祝,它意味着更多。它是让这项运动更为团结,观看能够提供的最好比赛的机会,更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的机会。通往世界杯之路,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并不容易,其中的每一个家庭都经历很多挑战。

这总是值得纪念,这是比赛,这是我们从事的运动,我们爱它。它带给我们那么多,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出现在这里、在这里踢球的机会。

本田圭佑亲笔信:奶奶用血的教育让我学会坚忍,志向是消灭贫穷

我想给你讲一个关于一盒录影带、一个足球和一段人生使命的任务。因为我正在出征世界杯,我又步入了生涯末期,而这个故事就是我在这里原因——宿命——在我的眼前已越发清晰。所以跟我一起坐时光机回去看看吧,因为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6岁那年,我父亲带了盒录影带回来。这可是不得了的是。生长在90年代初的大阪,我的家庭谈不上富裕。但是我们家倒是有录像机和一台旧电视。当时我正在客厅里写作业,父亲面带微笑走了进来。

他说:“圭佑,来,坐这儿来。我想给你看看这个。”

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开电视的时候那个“zing-zap”一声的音效。然后屏幕上闪过一道强光,接着画面开始浮现。刚开始,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那是黑白录像。分不清楚电视里谁是谁,也看不出上面到底在干嘛。

贝利从屏幕右侧闪出,球在他脚下,他盘起球来比我看到过的任何人都快。

“他怎么能踢到这个程度的?”我问老爸。

“他踢球不止是为了寻开心,”他告诉我。“他踢球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成功了,他就能活下去还能养活他的家人。”

父亲知道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早就读过贝利的故事了。然后我也开始阅读贝利的事迹,这让我大受启发和鼓舞。我们倒不至于像贝利那时候一贫如洗,但我们家也不宽裕。我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待足球。它不再仅仅是一场游戏;它变成了一条出路。我也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球员。老爸取出录影带后,我走出客厅并且暗自许下诺言……无论有何障碍阻挡在我面前——我都要拼尽全力成为球星,去打世界杯。

而且不仅要去……我还要去赢得世界杯。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我搬去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起。父亲经常会给我讲他的童年故事,讲他的母亲——我的奶奶。

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她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之一。但刚开始搬去和她住的日子对我来说很难熬。你得知道在日本生活是非常艰难的。老一辈处理问题的方式——从是非道义到金钱利益——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没法解释这一切。

我父亲的故事集当中有一则是他1960年代生活在大阪时候发生的。他和父母还有姐姐一起住在一个9平米的公寓里。基本上就是一个房间里放上几个书架和一个水池。房里空间太小,当他们全家睡觉的时候——也是唯一全家人都在家的时段——他们不得不把腿伸到阳台上的储物空间里去,而那里几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我奶奶和她的家人都知道在贫穷中求生存必须把握每一丝机会,每个人都必须在第二天工作时拼劲全力为家里挣钱。她之所坚强是因为她别无选择。

奶奶对我们家生活的看法是,“好吧,我们没钱,也永远都不会有钱。这就是生活。我们就安安稳稳过日子,不要有所怨言。”

我会和奶奶激烈争执。我们会因为很多事情起争执,像是上学迟到或者在家里不做家务。在我8岁还是9岁的时候,我的老师会给她打小报告说我课休的时候在外面踢球到点了还不回教室。老师得出来揪我回去,而我会把球带晃过他们跑得远远的,越远越好,直到他们抓住我的衣服把我拖回教室。

我知道这已经为我拉响了警报,但我被她家法处置,搞得头破血流的次数早就已经数不清了。这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方式。日本的价值体系、人生目标和情感表达是根本没法输出到其他文化里去的。我并不赞同她对待我的方式,但是我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的奶奶。我的朋友们也是如此。她是我们整个街坊里的传奇。

你可以对她教训我的方式随便发表意见,但是她教会了我隐忍——要坚持,要有强悍的精神。

这份强悍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打小时候起我就树立了这些目标:我想要和日本一起赢得世界杯,我想要去圣西罗为米兰踢球,我想养活我的家人。

完成高中学业之后,我和日职联的名古屋鲸八签约。那是一份3年合约,到合同默念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去欧洲了。我当时的教练塞夫-维尔古森把我介绍去了荷兰的VVV文洛。他在80年代曾经执教了文洛10年,他告诉我这是多么多么好的一家俱乐部,文洛又是多么多么棒的一座城市。他还告诉我说,如果我去那踢球,我有机会转战豪门越爬越高。他承诺给我试训机会,但没有合同,但这就是我所想要的一切。我收拾行李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那年我22岁,感觉自己已经登峰造极了。这里就是老子梦想的起点,我想着。我在1月加入VVV文洛然后随队出战了下半赛季。但之后发生的事情并不在我的职业计划内。

但是失败对我早已不是新鲜事。当年我就是被大阪钢巴的职业梯队刷下来才去上了高中。换了别人可能早早放弃了。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叫我放弃。但是,对我来说,这是证明全世界都错看我的机会。如果你不挑战自己,自然能轻松避免失败了。每一次失败都提醒我,我在提升自己,还有更激动人心的挑战在等待着我。

在VVV的失败给我上了宝贵的一刻。为了取得成功,我必须要改变我的踢法。我不能满足于当一个传球手,要打破过去的自我。我需要成为一名得分手。我要球。

在欧洲发生改变的不止是我的球风——还有我对人生的态度。踏足50个国家的疆土让我睁开双眼看到了这个世界。我得以在场下和队友们互相了解。而随着我们的关系步步深入,我意识到他们其中有很多人也是在贫穷中长大,无论你生长在欧洲还是非洲。但是他们所经历的贫穷比我当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我所知很多球员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老家去供养家人了。

他们的无私让我无法相信。我甚至搞不懂为什么他们把这当做是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再做。我很难想象他们的家人都经历了什么。随着我的职业生涯从荷兰转战俄罗斯然后前往意大利——以及最终去到了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我从未忘记当年在VVV的队友们。

那段回忆促成了我实施了第一个扶贫项目:梦之基金会,这是一个全球倡议组织,目的在于教导人们梦想的重要性,它还为经济困难的学生运动员提供奖学金。梦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教会你如何设置目标,熬过困境并且努力实干。小小足球能教会你的道理同样可以适用到大千世界里。现在我们在印尼、越南、泰国、乌干达、柬埔寨和美国这些国家已经开展了18个足球训练营。

梦之基金会最终发展成了Soltilo(一家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和Surf Cup Sports(一家赛事组织机构)。我们在全世界有70个项目15000个孩子参加,从青少年到年轻职业球员不一而足,多年来我所学到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正是我们的项目所专注教给孩子们的。我们在柬埔寨和乌干达的职业球队(分别是Soltilo Angkor FC和Bright Stars FC)尤其让我自豪,因为这些球队让那些梦想成为职业球员的孩子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我非常感兴趣在踢球的过程中为经济劣势的运动员们提供机会,这也让我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这让我得以去援助更宏伟的想法,和那些正在起步的计划,我希望这能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我还坚信通过革新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将日本和世界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孜孜不倦的努力,我可以解决让世界上无数人挣扎的问题:贫穷。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它确实也是——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要加入斗争消除这个世界上的贫穷。

正因此休赛期我会花时间去到处旅行,见见草根活动组织者、非政府组织、世界领导人还有发展中国家的孩子们。我希望了解每个地区的动态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大的概念。对于贫穷问题我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认为问题的根源是教育。

每当我套上日本球衣,我就会想起曾经立下的誓言——赢得世界杯。我愿意,也将会,尽我一切努力去实现那个目标。

这是我的第三届世界杯,可能也是我的最后一届,所以我期待能和朋友们一起享受参赛时光,最终对于球队而言这也会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自己每走一步都更接近生涯尾声,我明白世界杯的意义绝对不只是一场足球盛宴而已。世界杯使我们有机会能让所有的足球人汇聚在一起,看看我们这项运动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是的,但同时它也是我们磨砺自我的机会。来到这里的许多球员都走过了一条无比崎岖的道路。而他们的每一位家人也同样经受了挑战。

有一点值得永远铭记,我们因为爱才会进行这场比赛——才会从事这项运动。它给了我们很多。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来这里参与,来这里比赛的机会。

原标题:一位来自三流大学的诺奖得主:所谓逆袭,最怕认真二字

“本文经授权转自公众号网易公开课(ID:open163)

“白炽灯照亮了20世纪,而LED灯将照亮21世纪。”

有了红、绿、蓝三原色后,才能产生照亮世界的LED白色光源。

但蓝色LED的制备技术困扰了人类30多年。

科学家中村修二,从扫除将LED用于照明的最大技术障碍、造出蓝色LED、到获得诺贝尔奖,只花了三年。

“我觉得很容易,非常容易。”

也要往别人不敢走的地方去

如果没有后来那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中村大概和日本电影中每一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小人物一样岌岌无名。

中村出生在日本爱媛县一个小渔村里,那里的人世世代代都以捕鱼种田为生。

小时候,就有人说中村是“笨小孩”。不仅“笨”,还有点“奇怪”。

总是一个人呆呆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读中学时,对排球非常着迷,经常练习,但一打比赛就失败;

考试能力平平,最后只考上了排名垫底的德岛大学;

从那毕业后,也只加入了一家很小的日本化学品公司……

渔民家庭、三流大学、小工厂,没有实验室,设备简陋,单枪匹马……中村修二身上的每一个标签都不同程度地传达了失败和平庸的讯号。

但就在这些失败的讯号里,中村自己摸索出来了“闪光点”

在排球队的经历中,中村修二发现了“斯巴达式努力”的弊端

队伍的老师和队长都相信:只要一直刻苦练习,就总会变得更强。

每次他们的队伍累死累活,排名都是垫底。

这样的日子中村坚持了三年。

“上高中后,我买了很多书研究练习排球诀窍和比赛技巧,这让我生出了一种全靠自己摸索的自信,成了我独立思考问题的基础。

独立地思考,才能产生独创性的想法。”

之后供职于小工厂期间,他的工作内容是开发各种颜色的LED。

他效率很高,按照要求产出了很多成果,但卖的都不好,所以他的研究在公司并不受重视,经常被同事嘲笑是“吃白饭的”。

连上司看到他都问他,“你怎么还没有辞职?”

“愤怒是我全部的动因,如果没有憋着一肚子气,我就不会成功。”

憋着一肚子气,带着对“斯巴达式努力”的抗拒,中村决定挑战一项根本不可能的任务:开发高亮度蓝色LED。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量的科学家都渴望开发蓝色LED灯,但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成功过。

那些失败者里不乏技术雄厚的研究人员,就连他们也相继失败,何况这位不受公司重视、几乎没有资金和设备支持的中村先生。

但是中村修二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不是物理。在开发半导体的时候,学界的人都觉得他在绕远路。

中村只是说,“可以的”。

中村认为,专家说的话不一定全对,他们也许有很多专业知识,但因为囿于书本,无法摆脱自己的局限。

而中村恰恰是缺少那些该有的“常识”。

“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有自信,就勇往直前,‘靠目标驱动自己’,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功夫去为周围的事困扰。”

中村修二说他当年做这些蓝光LED的实验,是为了能够发表5篇论文拿到博士学位。

在科学界,没有博士学位只会被认为是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

中村一开始像研究红色LED设备一样,先亲手改造设备。

每天七点来到公司,从早进行设备的改造,下午做反应实验。那段时间每天如此。

一年过去后,中村没有任何成果。

公司也不再掏出预算,而设备的改造,需要相当程度的金钱。其他的大企业研究所有多人团队合作,而中村只有一个人,实验陷入了谷底。

对于中村而言,制作蓝色LED就像是“穿着木屐爬珠穆朗玛峰”。

他曾钻在巨大的设备下,挥汗如雨,满身伤痕地做实验。因此,没人比中村更熟悉设备的每一个小缺点,他一直试着改进。

某天,就在中村重复反应实验时,忽然火花闪现,他预感到,蓝色光芒就会闪耀了。

“因为已经深深陷入谷底,接下来就必须爬上来了。意识到自己深陷谷底,对我来说就是成功的预感。”

坚持决定性的创意,不是一味地闷头苦干,才让中村在谷底时突破自己。

抗压能力会激发一个人被习惯所掩盖、被惰性所消磨的潜能。

“有一百个人都告诉你前面没有路,你还是要独自前行。失败的可能性非常高,但只要有一点点成功的可能性你就要独自坚持下去。”

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LED。在开发蓝色LED的过程中,中村一直坚持用氮化镓来合成制作。

上世纪80年代初很少有人关注氮化镓。氮化镓熔点高,缺乏匹配衬底(相当于造房子时候的地基),晶体生长十分困难。

选择氮化镓无异于一场赌博。

有位著名的大学教授充满自信地对中村宣判:“氮化镓是不行的。”

一开始,中村也会因他人的质疑慌了神。但半年以后,他开始全神贯注于研究,不安就消失了。

这半年里,中村每天从早到晚忙于设备的改造和实验,渐渐与周围隔离起来。无视一切电话、会议,不跟任何人说话。

中村克服不安、专注研究的秘诀就是“保持孤独”,让脑子里没有担心的空地。

“接电话或者开会,都会中断我的实验,一开始我只跟我的助手说话。后来我无视研究以外的所有一切,一心扑在实验上。”

妻子形容中村的状态,“就跟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氮化镓晶体。

保持孤独,才能从内挖掘能量。

在中村看来,专注于自身,才能缩短减少接触到“事物的本质”的时间。

人们在观察事物和思考的时,通常并不能一眼看到本质,而是被某种判断左右。

比如,如果觉得咽了鱼刺,经常有人建议猛喝几口醋,因为这样可以软化鱼刺,利于吞咽。但这样真的有用吗?

事实上,咽下去的鱼刺有胃酸来溶解,而食醋是弱酸,卡在喉咙的鱼刺,喝醋只会灼伤喉咙却不能将鱼刺软化。

人们很少去专注思考、探究,经常被这些“常识”引导。

而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必须暂停这类他人公认的判断。专注自身,不为常识的判断左右,就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中村从小爱发呆,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做实验时。

“发呆”成为中村集中注意力、感受内部力量和思维的关键时刻。

中村发呆时就把这种左右事物的要素全都扔在了一边。

“我能让脑子里的想法免受既有观念的影响。”

后来,不断重复艰难的实验时,中村也会在实验的间隙发着呆。

“在这种时候,实验相关的资料、文献、其他学者的意见,这些外在的判断都被我抛在了一边。

保持孤独,我才能够不被这些东西左右,逼近事物的本质,这让我能产生新的点子。”

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向自身发问,给自己解答,更为重要。

“可是不认真的话,你这辈子就废了。”

在中村研发出蓝光二极管之前的十年间,他一直没有什么重大发明。

在这期间,中村在一个没有设备、没有团队、缺乏资金的工作组里,日复一日干着工人的活儿:制作设备、锻炼熔接技术,整天忙着做杂活。

自己承担了几乎所有琐碎的工作,亲手操作过实验的每一个细节。

这种看似枯燥无味的工作极大地锻炼了木村修二的动手能力。

正是在与仪器反反复复的日常互动中,他不断地激发出新的灵感和活力。手艺也成了他后来发明的基础。

中村不是一个一开始就具备高深物理知识的科学家,在成为诺贝奖得主的道路上,他毫无疑问就是一位苦行僧。

这位苦心僧的秘诀也很简单,有一点“二”的实干精神:

别人不能做,他自己想办法做。

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没有采购带有新技术降低爆炸危险的材料。

中村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自己做试验,每个月都会经历着两到三次的爆炸失败。

西方有句话,“上帝一定会保佑认真的人,即便他们活得辛苦”。

世界正在狠狠奖励那些足够认真、全力拼搏的人。

自学生时代起,中村就很讨厌那种需要死记硬背的学科,因此对英语很反感。

35岁去美国学习之前,中村从未接触英语。

但那之后,中村为获得博士学位,艰难地用英文写过科研论文。

由于工作期间不能写论文,中村会在周一至周五收集数据并整合,之后在周六日将自己的发现一口气写下来。

当他开始写作时,会连续不停地写五六个小时。

直到40岁,中村终于凭借蓝色LED的发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博士学位。

全球首个蓝光LED成功开发一年后,中村收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授课邀请,使用英语授课成了中村最大的恐惧。

入职的时候中村已经46岁了,“你不可能在这个年纪学新的语言了”,中村这样想。

而如今,中村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已有近十年,他早已强迫自己说英语而且有了明显地提升。

“我现在考虑的不仅仅是会说英语,还要达到‘授课标准’”。

再难,也没有认真啃不下来的“硬骨头”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刘易斯·特曼研究发现,对自己认真的人会有合理的生活规划,并能付诸实施,而且更注重细节。

因此,他们活得更规律,会约束自己,生活有节制。

即便是在中村最投入研究的实验阶段,他也没有因此熬夜打破日常作息,而是每天八点,准时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

“对研究过于热衷,就算过着不规律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出好结果。我虽然付出了比别人多一倍的努力,但还是坚持注意保持规律的生活。”

过于较真的人在自己狭小的世界里认真着,或者把规则神化,一旦打破一次,就可能心烦意乱,不利于心理健康。

那句“认真你就输了”背后,其实是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并非看透是非的“超然”。

所谓逆袭,最怕认真二字。

如果一路都一帆风顺,就不可能拥有强韧的意志力;

就算只有1%的成功的可能性,也要用100分的去努力挑战。

足够认真,不怕失败的强韧的意志力,才是达成目标的第一要义。

谁都知道,拿到诺贝尔奖很不容易,但中村的故事能告诉人们的是:

只要你永远坚信,愿意动脑筋,那越是深陷谷底,越能静下心来,就越会拥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性。

“本文转自公众号“网易公开课”。网易公开课,分享你想要的知识。公众号:“网易公开课”(ID:open163)微博@网易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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