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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ADHD跳跃性思维个人认为有初步人格分裂有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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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ADHD跳跃性思维个人认为有初步人格分裂有思维宫殿理性思路清晰由于同时会考虑很多事影响目前要做的事尤其是负面情绪会集中爆发感觉一度窒息稍微理解了一点如何失忆的方法但由于我把和负面情绪有关的都存在我的思维宫殿的一的本书里书无法损毁但如果去准备去忘记这个记忆的时候负面情绪又会集中爆发陷入死循环我忍受不了思维活跃很快我快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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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格里的另一个人格是真是存在的另一个人的思维还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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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另一个自己，倒不如说自己脑袋里即自己不愿意放弃过去的自己罢了！人脑能感受到时间，那么像跨越时间尝试在时间里行走时，就会混乱而无法在当下继续走下去。与其说是自己幻想出来的另一个自己，倒不如说自己脑袋里即自己不愿意放弃过去的自己罢了！如果都不愿意放弃旧的自己的话，地球的物质文明将难以进步，人就都会是一样的了，也就没有所谓的“双重人格”这个定义了——因为这种现象普遍了，普遍的就像吃饭、睡觉一样，谁还会去把这种现象隔离出生活来特别讨论，而不是作为娱乐节目的主题呢？大家都会回顾以往，但沉浸在以往的世界里的人，相对还是少很多的！习惯于沉浸在以往的世界里的人（包含“双重人格”）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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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上讲，双重人格的解释是：在相同时刻存在两种（或更多）的思维方式，其中，各种思维的运转和决策不受其他思维方式的干扰和影响，完全独立运行.理论上来说双重人格和多重人格是可以自主化实现的。首先要了解什么是人格，人格的诞生是感观和思维的生理产物。不能说另一个人，而是另一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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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23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演讲者：侯玉波　　北京大学心理系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本文是日的，摘自中国科学院网站。　　中庸思维、整体思维常常可以“代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但这些结论是否有数据支持呢？侯玉波副教授和朱滢教授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彭凯平教授从1998年开始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研究并进行了很多试验。他选取超过1万名测试者，将中国人与西方人处理事件、社会适应等问题进行横向分类比较，得出结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确实有区别，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确会影响他们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　　中国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非新话题。但侯玉波副教授认为，这一结论还有待充分的研究支持。传统的研究常常难以逃出西方心理学的框架，多元的时代和社会发展对这一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他在梳理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验和比较，编制一套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使得中国人思维特性得以量化、具体化，为以后进一步从事与思维方式有关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理论指导。目前研究虽已达到精确结构与分类，但还有一系列的后续研究，因此实验结果还没发表。　　侯玉波认为，北大教授费孝通的四句话可以概括中国人做人方面的思维方式：“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侯玉波解释，中国人希望实现人人和谐，天下大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思维方式，这为现代学者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路径。　　在古代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概述：“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西方观念更倾向于绝对独立的思考。而中国人的思维核心是承认对立双方可以互相转变。　　在此传统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需要从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首先，这一研究从理论上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解释，文化如何从深层次上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而影响其行为；其次，这一研究从实践上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很多人评论，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新兴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实际上，中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些问题。　　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的北京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易经》阻碍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批评有人赞同。而研究表明，心理学从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从心理研究结果看，中国人用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缺少把问题从整体背景中区分出来的意愿、能力、技巧，因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类。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远程作用力，却不善于对此内容进行更细致的区分与分类，也就不可能产生电磁学、量子力学等新的学科，更别谈更专注更深入地研究。　　心理学关于思维方式的研究　　有一些实证研究，如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归因差异研究,在事件归因方面，西方学者习惯归因到个人，中国人则强调团队影响。西方研究者将此称为归因错误。但在中国，这一错误应该颠倒过来，因为中国人先看情境再看情境中的个人，与西方人相反。思维方式在中西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西方跨文化的思路——寻求统一、一致的机制和理念来衡量中国人是不对的。　　既然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的不同，那么如何衡量中国人的思维特性呢？　　赵志裕、杨中芳等学者2000年在香港曾发表过一个关于中庸思维的研究成果。通过研究，他们得出三个因素来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目标上，中国人希望达到和谐；从认知和过程来看，中国人看问题从整体去把握；从行为表现上看，中国人处理问题采取折中方法。彭凯平2002年所做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也应包含三个维度：矛盾观念，中国人的思维承认矛盾观念；认知变化，从认知取向看，中国人承认变化；行为变化，中国人认为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　　如何测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侯玉波从思维分类学的方向进行思考，希望能通过研究得出中国人的思维结构；用这一结构进行测试、综合中国人在这一结构中各个维度上的得分；进而分析这些不同得分的维度如何组合在一起，从而代表一个人考虑问题的整体思维；并研究如何用所得出的整体思维方式，预测其之后的心理和行为，以及这种思维方式如何影响其在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　　研究一，建构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　　首先，在分析以往中西方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理论框架；接着，以此理论框架为基础，编制可以测量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量表；以适合测量中国人思维特性量表为工具，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思维特性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以往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承认变化，容纳矛盾观念，处理人际关系时追求和谐，处理问题时采取折衷方法。2001年，研究小组编制了包含17个题目的思维方式结构量表。该量表包含联系性、变化性、矛盾性、折中性、和谐性。但由于每个维度的题目太少，结果不是很理想。　　2004年，研究小组对上述量表做进一步的理论研究，通过对1883名15岁以上被试者的进一步分析，原始的量表变成三个因素的量表：变化性、矛盾性、联系性。三个因素是这样的：变化性包含5个衡量不变观念的题目，为了与字面意思相一致，在记分的时候这些题目反向记分，得分越高表明变化性越高；联系性包含4个强调联系和相互影响的题目，这些题目衡量一个人对联系观念的看法，得分越高表明越倾向于用联系的方式看待事物；矛盾性包含4个衡量矛盾和适应性的题目，得分越高，表明越喜欢用矛盾的观念看待和处理问题。　　2005年，小组扩大样本，对上述量表进一步完善，对1200名被试者资料的分析，量表的题目从13个增加到26个，仍包括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分析结果发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有所提高。从统计学指标上看，这一结构已基本上比较稳定，算是比较好的工具。　　研究二，中国人与法国人的思维差异。　　得出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结构，第二个问题接踵而至，这种结构是否为中国人所独有？　　研究小组因此用这一结构对136名北京学生和100名法国学生被试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中国人与法国人在思维量表上的得分确有不同。联系性、变化性上，二者有明显差异，矛盾性的差异则不明显。　　另外，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人的得分中，三维度明显相关；而法国人总分所体现出来的三维度之间相关性则非常低。　　研究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发展特性。　　中国人思维方式并非生来而就，它呈现一定的发展趋势。因而需要进一步追问：青少年思维方式是如何发展的？有什么样的规律？和成人的思维有什么区别？小组对15岁以下的被试测量表明，其三维度呈现聚合式，三维内部结构成一体，即正相关。而对成人来说，联系性、矛盾性与变化性则是呈负相关的。　　中国人的思维维度中，联系性与矛盾性是正相关，二者与变化性是负相关。根据这种相关性，将联系性和矛盾性合称为单一因素，将之命名为“辩证思维”，即用联系、矛盾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这种“二维”研究表明，青少年思维内部关系的结构与成人不同。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辩证思维能力随之增强。这反映了我们的教育在塑造人的思维特性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和学校教育中关于辩证观念的灌输，使得受教育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另外，小组还做了一些后续研究，如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中国人对事件的归因，如何影响中国人处理健康问题，如何影响人们对压力的应对，如何影响管理者处理人际冲突的行为与自我概念和人格的关系，与个体社会适应性有何关系，思维方式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等。研究结果表明，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有明显联系。行为方式可以通过结构进行预测。从而证明这项研究是富有成效的。　　中国人23个思维模式　　1、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东西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捉摸、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和。　　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体现与应用。　　2、自我实现　　中国先哲的目的是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性，从中得到真正的精神享受，即所谓的“心中乐地”。这种实现完全是现世主义的，它主张在现世人生中实现最高理想，并不需要彼岸的永恒和幸福。因为永恒和幸福本来就在你的心中，随时可以实现和受用。中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定为人生“三不朽”，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世特征。　　然而，也同样由于这种现世的自我实现导致了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家族主义和个人主义。同追求永恒的精神境界正好形成明显的反差。这说明，任何事物都是把“双刃剑”。这种着眼于现世的自我实现既解释了中国人易于满足不思进取、长期安于小农生活的弊病，也成就了中华民族勤劳忍耐的美德。　　3、中庸之道　　中庸作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执两用中，不走极端，如对圣人的描写，“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2）无过无不及，避免偏执，不偏激，追求平和。最明显体现在中医对身体阴阳二气的调节上。（3）得时勿失，时不我待，追求时中。至今仍有关于种小麦的农谚，“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4）允执其中，保持平衡。（5）有原则地折衷。　　中庸的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农业、医学、政治和人际关系之中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稳固了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缓和了阶级对立和贫富差距，协调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至今对世界仍有重大意义。　　4、直觉思维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并不怎么重视逻辑思维，而习惯于进行直觉体验。但这种直觉思维并不排斥理性思维，而是与理性思维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具有典型的混合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的特征。它目的在于把握对象的整体表象特征，其基本形式常常通过“顿悟”来表现。道家的“悟道”、儒家的“豁然贯通”、佛教的“立地成佛”，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运用。　　就思维的精确性来看，直觉思维是一种模糊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自然界或宇宙的本质，不可能通过推理或分析来把握，只能通过直觉来领悟。中国人的许多概念、命题歧义丛生，正是这种思维造成的。所谓的“天人合一”，所谓的心通万物，都是这种思维的必然结果。　　5、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的特征。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　　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6、意象思维　　意象思维方式亦称为象征，是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东西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是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方式可分为三类：（1）符号意象思维，用某种符号来象征一些神秘的自然法则，如《易经》中的“---”“－”，各种道教、佛教的灵符。（2）玄想意象思维，用选择出的意象符号来象征事物本质或某种“形而上”的东西，如老子、庄子的“道”、玄学中的“无”“自然”，朱熹的“太极”“天理”等。（3）审美意象思维，通过塑造审美意象来达到某种带有文学艺术情趣的思想境界，如王维的诗、苏轼的词、中国的山水画等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中国传统意象思维的优点是富于灵感，带有跳跃性和创造性，但它的缺点是不够严密、精确，缺乏科学性。从这种思维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人长于文学艺术的创造，而乏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很多人这样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是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这一点大约也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在此）。　　7、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8、循环变易　　中国古人认为，“物极必反”只是事物运动变化的一半路程。如果从事物的整个运动变化过程来说，则是一反一复、周而复始地循环运动的。老子一方面讲“道”生天地万物，同时又讲万物复归于“道”，整个宇宙都处在这个大循环之中。《易经》同样也倡导终则有始、反复其道的变化观。中国古人不但用这种循环往复的变化观解释万物，还用它来解释社会运动和朝代的兴替。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一个永远的循环往复之中。以至于今天人们还常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皇帝轮流坐，今朝到我家”。　　9、万物一体　　中国先哲，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追求的最高境界皆是“万物与我为一”。这个“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在儒家则表现为对万物的仁爱上，认为万物中的一草一木皆与我息息相关。在这种境界中，“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甚至认为虫鱼鸟兽皆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已无主客之分，物我之别。人就是自然，自然就是人。自然界之所以“鸢飞鱼跃，一片生机，乃是因为在其中投射了人的仁爱胸怀，是主体体验的结果”。在道家则表现为“浑沌”，人与鸟兽同处，与万物并育，不知君子小人之分，亦不知牛马之别。一切皆按各自的本性发展，共同组成自然的整体。自然界之所以自由自在，一片生机，乃是人把自己那超越一切藩篱的精神体验投射到万物之中的结果。　　10、天人合一　　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儒家、佛教、道家三家思想都主张“天人合一”。　　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在禅宗看来，人性本身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有点像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11、穷理尽性　　中国古代哲人几乎都讲穷理和尽性，但他们所穷的“理”却是人心中天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所尽的“性”是具有人类社会涵义的“性”或行为准则。其实“理”和“性”应该是合二而一的。“理”是从外在或天的角度说，而“性”是从内在或人的角度讲。二者的结合则通过“命”，故《中庸》有言：“天命之谓性。”其实，这里的“命”就是个体的人的生命——人生的具体经验（经历），而非具有封建迷信色彩的“命运”“命数”。　　其实，“理”在本质上就是“礼”，是社会政治、伦理原则的总称和一切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关系。这种原则本来是人类社会长时期形成的。但先古哲人将之上升为宇宙自然的总原则，再通过“天命”的手段，把它内在于万物中成为万物个体的“性”。穷理尽性就是认识这种“天然的秩序”，并切身践履，达到与自身化而为一的境界。　　因此，中国人讲穷理，虽然于《荀子》、《墨子》、《公孙龙子》、《易经》等典籍中也表现出一些外向思维的倾向，体现出一些探求物理的特征，但由于先哲将人生的意义定位于“自身精神境界”的成就，因此，这些人的穷理最终仍然归于“尽性以至于命”。虽有惠施（与公孙龙子同为“名”家人物）对外物的探求，却被庄子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科学思维薄弱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我仍然坚持逻辑思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有些事物之间有因果的逻辑联系，但并非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关系，即有些事物有其因未必有其果。所以，完全根据了中国古人的这些特征或表现，就断定“中国古人科学思维薄弱”是没有说服力的）。　　12、情感体验　　中国人很注重情感体验层次上的意象思维，个人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在思维和处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使用。由于过分重视情感因素和心灵体验，导致中国人在思维上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没有形成形式化和公理化的思维传统。　　在个人心灵体验中直接把握事物的意义，或从具体感受中抽象出一般原则，使中国人很自然地将主观情感投射到自然万物之中，使自然万物皆具有人的特点。它不但表现在哲学家认识外物的态度上，如曾点之乐，庄子的鱼之乐，还体现在文学家的创作主题上，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关汉卿的“六月飞雪”，以及曹雪芹的“木石姻缘”。　　此外，中国人认为山川树木皆有灵气，封禅、祭河也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　　13、明心见性　　这是禅宗的思维或成佛方式。自南北朝时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佛性便被从神圣的彼岸拉回到每个人的心里。因此，慧能说“佛向心头做，莫向心外求”。　　所谓“明心见性”，就是明白自家的“本心”，见到自家的“本性”。这个心就是菩提心，这个“性”就是佛性。能否成佛，关键在于能否悟“本心”“本性”的真面目，悟到这个真面目，即使普通人也能成佛，悟不到这个道理，即使佛也变成了普通人。佛与凡夫本无差别，只在“迷”、“悟”之间。　　14、渐悟思维　　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在道家称为“悟道”；在儒家称为“豁然贯通”；在佛教称为“成佛。”　　在儒家，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脱然贯通”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达到“豁然贯通”。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灵也，思之极也。”　　在佛教，渐悟又名“因缘见性”。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才能见性成佛。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15、混沌思维　　混沌思维最明显的表现是，认为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说、也无法说的。为此，儒、释、道三家皆将对世界的最终认识当作个人的直觉体验。这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境界。为此，庄子曾举出了有趣的“浑沌凿窍”的故事。　　“南海的帝王叫倏，北海的帝王叫忽；中央之国的帝王叫浑沌，倏、忽经常到浑沌那里游玩，浑沌对他们很好。倏、忽想报答浑沌的友善。商量说：“人都有七窍用来视听，用来呼息、吃饭，浑沌却没有，咱们给他凿个吧！”两人于是每天凿了一窍，凿了七天，七窍全俱，而浑沌却死了。　　混沌思维的结果就是认识到“万物一体”。这不但是一种认识的结果，还是人格提升的一种精神境界。无论儒、释、道观点上如何相异，但他们的最终境界都是一致的。如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程颢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僧肇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等。　　16、躬身践履　　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因此，伴随成德的学问，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最终成圣成贤。故《大学》在列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后，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为本”。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贤，受人尊敬。否则，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不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当然，无论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是两回事。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在这里不存在怀疑，只存在印证。如果你印证不了，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达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17、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最早见于《大学》，是八条目中两条目。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理学派以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而“致知”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万事万物之上。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豁然贯通，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　　心学派以陆九渊、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认识本心，使心始终不离正道。至于外物如何，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致知”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万事万物之上，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　　但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最终都归于明了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　　18、反求诸己　　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在于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诸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纵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军万马，我也不畏惧。”荀子也说：“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达到聪睿智达，行为无过。”　　那么，所谓的反思、反躬自问是思什么、问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则为之，如果心不安而为之，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　　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通过自我反思，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则被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　　“反求诸己”也同样体现在道家和佛教的思维方式之中。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的“明心见性”都具有典型的反观内求的特色。故老子在评价成就精神境界时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庄子更明确地提出“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言下之义，人应当反求于心，不要逐物不返，只有于内心中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或人生意义，才是明智之举。　　正是由于这种反观内求的思维方式和成就自身精神境界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懒于探求外物的规律，而重视人生意义的实现（这种思维方式的逐渐深入以及逐渐渗入中国人血液与精神，这种内倾性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人探求物理的外涉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反挫力，这倒是不争的事实。宋明理学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显然比先秦诸子及隋唐儒释道思想家要大得多）。　　19、顿悟思维　　禅宗六祖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只凭一介清明之心，单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捉摸的，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　　一是疑念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唤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觉悟。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窗前柏树子。”　　二是暗示法，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启发人去尽心求解。如：禅宗中的“断指悟道。”　　三是遮掩法，即烘云托月，如慧能点悟神会（据《坛经?行由品第一》，我以为或应为“惠明”）时曾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言下神会恍然大悟。　　20、超佛越祖　　禅宗思维方式，它否定了彼岸的神圣偶像，靠自身的信念和觉悟，就能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心中，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境界既不脱离现实却又超越了现实，既不脱离自我却又超越了自我，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的超越。正如禅宗语录所言，“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种境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和享受到。这种思维方式排除了彼岸与此岸的差别，取消了彼岸的偶像，在自己有限的存在中实现了无限和永恒。　　21、察己知人　　《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也。”因此，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因为吾性即人性，要认识外物和别人，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　　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欲求以及理想。这些爱好、欲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吕氏春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皆希望实现“大同仁爱”的社会。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　　已经流行于全世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自《论语》）的思想也源于此。　　22、辩证思维　　中国先哲善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和实生物”、“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观。特别地，“执两用中”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极必反”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　　23、安身乐命　　人生在世，有许多东西是超出个人的能力和欲求之外的。明知在人的能力之外而又要拼命追求，则不免陷入烦恼之中。故中国先哲从心灵上解除人的烦恼。孔子说：“尽人事，听天命。”孟子也说：“不知道它怎么来的，但它却来了的，都是命定的。”人在这些东西面前只有坦然处之，尽心尽力，至于那人力不能及处，只好任其自然了。庄子则提出，不但要承认天命，而且还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它，顺应它，这样便能使心灵常常处在自由逍遥之中。所以他说：“通达生命的真实状况的，不去追求与生命无关之物；通达命运实情的，不去探讨人的理智无可奈何的东西。”这样才能安时处顺，无往而不乐。三观不正，你会世道迷茫思维模式不正，终会输的干干净净欲成大事者，必先改造自己的思维模式进而，改造你的周围和你所处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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