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GAY，怎么才能远离艾滋病_百度知道
作为一名GAY，怎么才能远离艾滋病
我有更好的答案
其实，挺好，能健康活着就好，建议你不要再做GAY。如果因为恐HIV如果可以，在这个如此乱的年代，那么请远离所有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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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10:23
记者卧底揭秘同志浴池：放纵的聚集地 小黑屋里“啪啪啪” &&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76-1.html
4月初，我到杭州做艾滋病选题，第一次走进了同志浴池。
　　正赶上清明节，杭州满是游客，我躲在酒店，采访都约在了下午，茶楼或咖啡屋。启程前，我是有顾虑的，和HIV感染者见面会不会有意外发生，他们会不会报复社会，要不要一起吃饭等等，父母问我假期去哪，我如实告知，他俩让我放弃选题不要前往。上海的一个朋友对我说他那里有紧急救治的药物，若不幸感染，立马赶往上海，24小时内服用他的药物就好阻断。我劝自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去杭州。
　　见了面，一切都平稳了下来。我分别和三位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约饭，从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并无异样，我尊重他们，他们也打开心扉，一聊就是一下午。小C同学相对成熟，眼睛很亮，水汪汪的，但透着沧桑与无奈，能感受到他身体里的悲愤；小M同学有些无所谓，看淡感染艾滋病一事，他还没去拿药，说要找个好天气才肯动身，也好怕自己晕车，他长得很秀气，白净，比大部分女孩漂亮、温柔，有时吃东西，会故意伸出舌头舔下，带着挑逗，我摇头，“我是直男，别勾引。”他嘿嘿一笑；小D同学十分内向，坐下来后脸红红的，半晌不说话，他的父亲年龄很大了，母亲精神不好，从小学起他就受欺负，挨同学或老师的骂或打，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只有忍，他说早就看透了生死，只是不想走在父母前头，“如果我爸妈过世了，我也会很快跟着离开，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面对小D，我的烟一根接一根，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或劝导他，傍晚，他的朋友打来电话，约他去西湖走走，小D走了后，我一个人在茶楼坐了很久，你不理解的，反而是普通人的人生了。
　我接触LGBT人群已有四五年了，源于2010年年底在《体育画报》做同性恋运动会的封面，结识了李银河，北京同志中心的范坡坡，《同志亦凡人》的导演魏建刚，《点》杂志主编赵珂，目的地酒吧的章义等人，之后，我身边的同志朋友越来越多，和他们相处时轻松、愉快，这是和直男、女生之间相处不一样的感觉。这种交往，最主要的仍是信任。
　　艾滋病领域，我是第一次深入接触，为了更全面地体验，4月4日晚，我去了杭州市的一家同志浴池，浙江爱心工作组的负责人王L在那里接应，浴池里有他们的艾滋病检测室。王L是浙江地区GAY圈里有地位的人物，他在杭州的几个酒吧、公园、浴池里设有艾滋检测点，他与杭州市疾控中心合作，对方购买服务。
　　那晚，王L一身白大褂在浴池的门口等我，将我带了进去，他常年在这里，脸熟，帮我省了40元门票。一踏进同志浴池的门槛，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低头走过前台，再穿过几排储物柜，赶紧走进爱心工作组的艾滋检测室，对我来说，这里是安全的。检测室是个隔断间，里面有个护士，还有工作组的志愿者小叶，桌上摆着抽血器械、检测试纸等等，门后的箱子里装有大量的同志套（肛交套），这些免费发放，若你来做检测，还可赠送毛巾等。
　　同志浴池，直男不允许进入的，否则会遭到轰赶，更没有女人。怕引起注意，我的身份成了艾滋检测志愿者。检测室的门对着浴池的休息大厅，有着十几张躺椅，男人或坐或躺，抽烟、聊天，搭讪，大屏幕的电视播放的是VCD吧，十几年前的流行歌曲。检测室的另一侧开了个小窗，透过窗户看，有一张乒乓球台，两个人正在打球，几个人围坐着，等着接拨。有的人的球技还挺高，旋转猛、扣杀狠，小叶说，他们在外面和直男打球交流少，感觉也少，来同志浴池就是为了打打球。
回复时间： 10:24
　透过这扇窗户还能看见那几排储物柜，有的人将包塞里，锁上后走进大厅；有的人换上浴服，去二楼的浴池洗澡；有的人洗完澡后，来拿手机，翻看着。我看他们的样子，心想这些人是同志啊！怎么和我平日见到的人没啥区别。他们年龄偏大些，不笑，一本正经地，像你我身边的领导。
　　这家同志浴池开了许多年了，设施有点老旧，进来玩的人的文化层次不高，看王L的艾滋检测登记表，他们的文化程度多是初中、高中，来澡堂子泡澡的人本就年龄偏大，“叔叔”为主，但也有好处，那晚我就见到了几个帅气的小鲜肉，他们专门来这里找“叔叔”。
　　有的同志会主动走进检测室做HIV检测，大多数情况下，要靠爱心工作组的人员主动询问，“要不要做个检测，免费的。”同志们会先在门口观望，看有人进来了，才会跟进来。检测分为口腔唾液检测和血检，血检的准确度高，抽血后，在韩国第四代HIV检测试纸和美国雅培试纸上，各滴一滴血，等上15-20分钟，若是试纸显现一条红杠，阴性，安全。若是两条，阳性，感染。
　　我站在检测室里，周遭是一个“新世界”，我被一群“新人类”包围着，他们对我的到来也很好奇，都以为是我来玩的GAY，哪怕我说了我是志愿者。几个年轻同志先眯起了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一愣，也看着他，这一看不好，他们的眼睛盯得更紧了，透着魅惑，我知道了，这是在猎物，我赶忙把眼神移开，他们问王L和小叶，我是谁，王L和小叶解释，是工作人员，再补充一句“直男。你们不要找他。”他们调侃几句，“怎么我看上的都是直男。”转身走开。
　　小叶对我说，这里的人说话十句有九句是假的。
　有一个大哥，不到40岁，穿戴整洁，在检测室外看到了我，走了进来，王L认得他，前几天刚做过检测。这大哥坐在我旁边，玩玩手机，抬眼看看我，我自然不敢与他搭话，之后，他一直出现在我身边，我走到哪，他就跟到哪，但他并不骚扰，小叶说：他对你有意思，想带你出去。
　　逢周末和节假日，这家同志浴池有演出，会请来一个专门的演出团体，由变性人（我不确定），异装人，同志等组成，演员之前都是男性，演出时均以女性角色登场。清明假期的演出尤为热闹，晚8点开始，持续到22点。
　　我由小叶带着，走出检测室，穿过门口的休息厅，拐进去，里面是一个更大的休息厅，这个休息厅前方是个舞台，上面挂着一块布，写着“XXX之夜”，很旧了，看来表演是这里常年的固定栏目。这个休息厅里有着更多的躺椅和男人，为了看演出，他们都挤到了前排，占个好位置。
　　人很多，就像进了北京目的地酒吧的大舞池，你得硬挤才能进去，我时刻小心，但穿着衣服和皮鞋，不小心踩到了一位同志的脚，他瞪着我，估计很疼，因为他穿着浴服，光着脚，我连声说对不起。小叶拉我去了舞台斜前方的一个角落，那里有挡板遮掩，挡板1米5高，挡板下是几张床，床上躺着像抽了大烟的萎靡的男人们，有的床上是一个人，有的是两个男人在互相抚摸。
　　小叶掀开一张床的被子角，踩了上去，让我也踩了上去，尽管这张床上还躺着一个男人，但他并不理睬我们，像是刚做完爱，没了精力。我俩看起了演出。之前王L叮嘱我，尽量不要拍照，他们会反感，如果拍，一定要关掉闪光灯。
　这个团体的演出令我惊讶，嬉笑怒骂间不失专业水准，节目有独唱、团体合唱，模特走秀，小品等。走秀时，本是男儿身的演员们，紧身旗袍尽显性感，几个人隆了胸，一头长发，很是漂亮，台步也走得专业，台下的同志们都安静了下来，静静看着，黑暗中有香烟的火光，有手机屏幕的亮光，拍照的，不止我一人。
　　小叶说，这些演员的境遇不好，工资很低，仅靠跑场演出赚钱，但现在供他们演出的场所越来越少，毕竟不是一项光明正大的演出。
回复时间： 10:26
　　正当我看得专注，突然浑身一激灵，大腿被人掐、抓了几下，我正站在床上，低头一看，是一位大叔靠着我的身子，此时我的反应很大，一把推开了他，喊了声“走开！”大叔也很震惊，抬眼看着我，不知怎么了，小叶看到后，对他摆摆手说，“他不是。”大叔安静地走开了。
　　小叶说，同志和异性恋的“猎物方式”不一样，你推开同志后，他不会缠着你，不会像异性恋那样死缠烂打。之后，又有两位同志靠近，我和小叶推开了他们，小叶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和我换了位置，让我站在里面，身体紧靠挡板，保护自己。小叶呢，他是双性恋，待在这家浴池有段日子了，遇事游刃有余。
　　我的身后不到3米，就是一个小黑屋，同志们在里面做爱，或口交或手淫。我扭头扫几眼，从外面看不到里面，但能看到有人进进出出，也能看出小黑屋空间并不大。小叶介绍，小黑屋里并无隔断，我脑补了下，若是做爱，那应该是qunjiao的场面。从屋里走出来的男人们就躺在我脚下的床上休息，我不敢多想，盯着舞台，同时注意身边人，别再遭遇骚扰。
　　同志浴池里的人如何搭讪，搞上呢？首先看下穿着，进浴池后，如果他换上了浴服，亮明了“我要在这里做爱”；如果他穿着衣服，有可能是来找乐子，看看表演，也有可能是想从浴池里带人出去开房。比如，盯上我的那位大哥，他一直在我身边，但他自始至终很规矩，小叶说了一句话，“这和异性恋一样，喜欢你的话，不会一上来就怎样，那些动身动脚的人只是想玩玩而已。”
　　穿着浴服的同志要开始寻找猎物了。我身旁的几对，他们是这样开始的，一方去摸另一方，如果对方没异议的反应，他的动作会更大，摸的范围会更私密、大胆，若对方有了感觉，回应，俩人算“速配”成功，或拉手、或拥抱着走进小黑屋。也有看不上对方的，推开拒绝就好。
　　一个面容俊俏，身材高大，长着明星脸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小叶说，他经常来着，他喜欢叔叔。这个小伙子进进出出小黑屋好几次，分析他是“受”，因为男男之爱与男女之爱一样，“攻”的一方会消耗很大体力。有点奇怪，当时我的心理竟升起了一丝惋惜感，为他？是为他们吧。
　　他们做爱戴不戴套呢，如果不戴，又是qunjiao，那性疾病岂不将在此泛滥。我如实见到，王L发放免费的肛交套，很多人不要；同时，这家浴池里的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自我保护意识的也不会多吧。
　　出于职业敏感，我对这家浴池充满了好奇，我心想如果是VICE来拍个视频，或《纽约客》来能写个很好的报道吧！我问了小叶很多问题，他一一解答，他说杭州同志浴池随杭州这座城市的特性，文艺，小资，他去过天津的同志浴池，那里的休息厅见不到人，全都在小黑屋里“啪啪啪”。我问那岂不是聚众淫乱，小叶说，这给同志群体一个发泄口，社会上会少很多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
　　王L没看演出，待在检测室里。小叶一直陪着我，演出有观众互动环节，一位中年同志，听说是大学教授，他上台高唱了一曲，嗓音浑厚，唱法专业，台下掌声四起，我也鼓起了掌。他经常来这，也只对这里出柜，这里给他真实的温暖，下了舞台他满含笑意。
　　演出接近尾声，竟是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主旋律小品，讲述一个年轻人到城市打工，被骗了钱财，身无分文的他路上抢劫了一位女士，被抓进了监狱后，母亲来看他，唱起了铁窗泪。这是全场表演的最低潮。
回复时间： 10:28
　　演出散场后，人群也陆续散开。我回到检测室，看到了我在文章中写的那一幕，一位28岁的年轻人被检测出了艾滋病，他说是两年前被人带进了同志圈，仅有过几次无套性行为。他有个未婚妻，本打算今年完婚，他不知如何应对。因为我是去采访，王L只留我在屋里，其他人都出去了。王L给他普及了艾滋病传染知识和下一步检测治疗用药的信息，我看到这位年轻人的手一直在抖，控制不住的，眼睛也不停地眨，眼珠转来转去。王L对他说，你想想怎么和未婚妻说，不然对方得打上门来。的确，如果女方父母知道女儿被传上了艾滋病，会怎样？
　　22点半，浴池里的哨声响起，要清场了。浴池工作人员开始打扫卫生，归置物品。这里过夜得再交上50元。留下过夜的，多是要做爱的。检测室门外的那个休息厅里的躺椅上，男人们已经开始互摸了起来，一上一下，我不想再看了，怕看到他们当场做爱。王L说，这时正是男人做爱的时间，明早5、6点钟他们会再做一次，因为赶上勃起。
　　有些累了，我随着王L和小叶等人走出了浴池，外面就像夜店的外场，仍聚集着挺多人，醉醺醺的感觉，像是在商量下一步的去处。我承认我有不适，恐怕也得承认这一切并不正常（环境太憋屈了），但问题在于：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恐怕并不能怪罪同性恋者。小叶说，因城市改造，这家同志浴池要拆掉了，那时他们将去哪呢？演出团队去哪呢？浴池给人以温暖，这种温暖又将去哪里寻觅？
　　我打车回了酒店。当晚的所见所闻让我思绪很乱，脑袋嗡嗡作响，太多的场面和不可思议是我第一次见到，画面扯不出去，在脑子里纠缠着。自然睡不着，突然我坐了起来，问自己，“我没事吧！不会对女人没了兴趣吧……”
　　做了一件如今想起来有些可笑的事，下楼，打车，直奔一家会所（正规的），做了一个SPA，为的是测验下我是否还是直男！服务的是个重庆妹子，很漂亮，身体很高挑，话语温柔，让我喜欢――好吧，我没弯。
　　那三个星期，程林只对狗说话。
　　他养了一只泰迪犬，金黄绒毛，灰蓝眼睛，胖乎乎的，小名肉肉。
　　“肉肉，以后咱俩相依为命了。”
　　程林坐在床头，肉肉站在面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他，“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三年、五年、十年？只要爸妈没事就行，我不要将病毒传染给他们。”
　　肉肉靠近他，叫了两声，“杨辉走了，再也不要见他了。他为什么要欺骗我！”
　　本是白天，离学校不远的屋里却暗暗的，窗帘拉上了，窗户也关得严严实实。没说两句，大四学生程林就瘫倒床上，“肉肉，你可不要离开我啊。”
　　肉肉跳上床，趴下来，程林抚摸着它……
　　“我感染了，”他突然坐了起来，“你知道？很可怕，没得救。”肉肉也撑起了身子，“我还没毕业呢。我还要不要活下去？”
　　肉肉大声叫起来。
　　手机响了，浙江爱心工作组的负责人王龙来的电话，劝他赶紧到杭州市疾控中心做确诊和治疗，程林有气无力地回应，知道了。
　　现在能给他最大安全感的是床，沉入这个孤岛，他和肉肉独自漂流。
　　两条红杠
　　三个星期前，藏在程林体内的病毒被63岁的王龙发现了。
　　上臂勒紧，下臂血管慢慢凸显，护士找了条清晰可见的血管。针头推进去，程林紧握拳头，扭过头，盯着窗外不语。陪他来的好友庞伟赶忙挑起话题，平安夜快到了，去哪儿玩呢。
　　约五秒钟，一管8毫升的鲜血被抽出。护士拿出两张试纸，往上面各滴一滴，再将试纸装入袋中。程林用棉签按住针口处，移步外厅。
　　外厅不大，两张办公桌和一张沙发已显拥挤，墙上贴着图表，绘有艾滋病的传播常识与检测流程等。这是位于杭州市刀茅巷的浙江爱心工作组，专门做“男同”人群的艾滋病检测，抽血的护士来自隔壁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结果，得等十五分钟。
　　程林裸露着胳膊，踱起步来，身形纤瘦的他思绪杂乱，脸色发白。间隙，王龙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22岁，第二次检测，近期无高危性行为……
　　试纸藏在白色包装袋内，灯光下很耀眼，也异常冰冷。程林不时地将目光转向屋内，面无表情，但心怦怦猛跳。若是试纸显现一条红杠，阴性，安全；若是两条红杠，阳性，感染。
　　白色袋子中的试纸一定在发生变化。
回复时间： 10:28
　程林和庞伟都是“同志”，但不是伴侣。还有半年，两个人就能从浙江省某高校毕业，程林学机械控制，庞伟学数学。艾滋病的窗口期为三个月，庞伟“恐艾”，经常做检测，大三临近期末，他拉着程林到杭州市西溪医院，自己检完，也让程林做了。很幸运，都是阴性。
　　2014年12月初，庞伟又去了浙江爱心工作组，回校后，他建议程林再去做一次检查。近半年来程林的固定伴侣，只有男朋友杨辉一人，他自觉不会感染，可拗不过好友的劝说，便答应了。
　　十五分钟到了。
　　王龙将两张试纸从袋子中抽出，双手突然停在半空。他召唤程林一人进屋，关起门。
　　每张试纸都出现了两条红杠，赫然入目。程林的思绪瞬间短路，目光僵直，手臂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有感染HIV的风险，”王龙说，“你得到市疾控中心做确诊。”
　　“不可能，”程林直摇头，“不可能感染的，我只有一个性伴侣，他没事。”
　　“你怎么知道他没事？你是一天24小时跟着他吗？”王龙反问。
　　挨了闷头一棒。过了好一会儿，程林抬起头，“我感染的几率有多大？”
　　“90%左右。”
　　还有10%的希望，程林呼出一口长气。
　　事实上，检测用的是韩国第四代HIV试纸和美国雅培试纸，准确率很高，为了给他一定的心理缓冲，王龙故意说低了准确度。
　　王龙当场为他普及了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感染风险和用药治疗等基本知识。这些内容对这个体内已经入侵病毒的年轻人而言是新知识，但真不应该是新知识。
　　王龙问他和男友亲密时是否戴安全套，程说，确定关系后就不戴了，“我相信他”。
　　从里屋出来，程林对着庞伟挤出笑容，“没事。阴性。王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平日的注意事项。”他决定将感染一事隐瞒，“他恐艾，知道后肯定会远离我。”
　　程林回到校园附近的出租屋。大三起，他和男友杨辉在外租房了，那里是他们的家，有温暖，但在这个夜却冷过冰点。
　　杨辉大他两届，程林大二时，两人在酒吧相识。那晚，程林情绪糟糕，独自饮酒，杨辉过来搭讪，留了联系方式。从此，每天的早晚，杨辉都会发来问候，且是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消息，这让异乡求学的程林感到温暖。学校相邻，只要有空，杨辉就约程林吃饭、看电影、逛街……
回复时间： 10:28
还有共同的爱好，他们都是蔡依林的铁杆粉丝，对偶像的一切如数家珍。三个月后，杨辉要求确定情侣关系，程含笑应允。
　　家在西安的程林是独生子，父亲做生意，母亲上班族，对他的管教自小属于放养型，多数时间里，他和奶奶待在一起。
　　初中时，程林发现自己喜欢阳光帅气、有个性的男生，对漂亮女孩丝毫提不起兴趣。但他还没正视性取向，也不懂。
　　没人给他讲性知识，也没人以正确的方式引导他，自古性教育在中国就是禁忌，不论家庭，还是学校，但社会环境却已急剧变化。
　　懵懂且好奇的程林上网查，他甚至不知道“同性恋”，百度“男生互相喜欢”等词语，搜索出很多东西，程林明白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
　　大一时，程林谈了个男友，交往两个月，性格不合分手，遇到杨辉，他感觉真爱垂青。
　　杨辉是杭州人，对程林很是照顾，程若是有个头疼感冒，他就全天守在身边。这段感情中，程林“说了算”，凡事都依着他，杨辉还把每个月实习所得工资交给他，由他来操持家务，他亦对男友倾注所有。
　　圈里有句话，同志之间不长情，因为缺少了异性恋的家庭和儿女的情感维系。程林不认可，“有时，男人更了解男人。”
　　两人初坠情海，也基于男人之间不会怀孕的“常识”，二人的亲热没有“间隔”。
　　那个冰冷的晚上，从王龙那儿回到家，程林与杨辉摊牌，告知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为什么会这样？你是不是已经感染了？”
　　男友低头，半晌不语。事到如今已无法隐瞒，近一年来，随着杨辉走入社会，工作繁忙，相处时间明显减少，感情也不如以往亲密。半年前，两个人吵过一次架，杨辉心情不好，用手机交友找过其他男子。不久，杨辉总感觉身体发热、乏力，就偷偷去做了检测，HIV阳性。他没告知程林，之后亲热时依然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程林一腔怒火。他想不到，甜蜜爱情的背后竟隐藏着致命病毒。他更想不到，伴侣会在生死问题上隐瞒。
　　杨辉没说话。爱转恨，程林心起厌恶，甚至起念“想杀了他”，杀了这个和自己一样的病毒携带者。两个人分手。杨辉搬了出去。
　　15%-18%
　　关在屋子里的那三个星期，王龙时常给程林打电话，询问病情，疏导心理。起初，程林对王龙很抵触，就像小孩子害怕见医生一样，后来，他的问题越来越多，王龙一一解答。
　　年过花甲的杭州人王龙一头黑发，眉浓齿白，面容年轻，朋友们叫他王哥。
　　王龙早年做房产中介生意，手头有了些积蓄，2004年，他和朋友想开一家同志酒吧，几经努力，未能开张。
　　十年前，社会对同志群体并没有太多的包容。王龙就一直琢磨，怎样才能正大光明地做点事情。那年恰逢浙江省卫生厅要从同志社群招聘一个人做防艾工作，由于王龙和同志人群接触较多，方便开展工作，应聘成功。七个月后项目结束，王龙成立的民间防艾组织――浙江爱心工作组得到省卫生厅的官方承认。2009年爱心工作组申请了中国和比尔?盖茨项目，2013年，杭州市疾控中心向爱心工作组购买服务，市疾控出费用，王龙在男同人群中执行HIV检测。
回复时间： 10:29
　　爱心工作组的办公室在一栋居民楼的一层，王龙将其改造出了三个区域，办公区、咨询区和宿舍。白天，他们在这里接待前来检测的人，晚上，再去杭州男同活动场所的酒吧、公园做现场免费检测。
　　4月4日晚，本刊记者跟随王龙在杭州市一家同志浴池做检测，一位28岁的年轻人被查出阳性，浑身颤抖，六神无主。两年前他被人带进了同志圈，因无套性行为而感染。他还有个未婚妻，准备今年完婚，下一步，他不知如何应对。也有人对检测无动于衷，观望几眼，转身走开，连王龙发放的安全套也不要。
　　一晃儿，防艾十年光阴已过，让王龙惊叹的是同志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的增长。2004年，他们在杭州做检测，感染率只有1%左右。2006年翻了一番，3.65%。2008年又翻一番，7.6%。2010年是14%。2014年，15%-18%――首次来做艾滋病检测人群的初筛阳性值。
　　为何同志人群中的艾滋病感染率持续增加，王龙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男人之间的性是近乎免费的；其次，同志人群大部分人都有多性伴，男人性格上的随便决定了他对性的随便，有的人懂艾滋病的危害，可关键时刻就将安全套忘个一干二净；三是男性的生理构造，亲密时直肠粘膜易破损。”
　　艾滋病感染者呈低龄化趋势。去年年底，一个白净、腼腆的男孩来到爱心工作组，志愿者小叶接待了他，他不到14岁，被人带进了圈子，一次亲热时嘴唇被咬破，不幸感染。
　　王龙不会问受检者的职业，通过见面聊天，他能看出许多年轻人都是大学生或刚毕业，“他们谈吐比较有文化，情绪也更易激动，如果是阳性，反应很大，就像天塌下来了。”
　　虽然王龙没有具体统计数值，但他对本刊说，在他所检测的艾滋病感染人群中，18-23岁年龄段的感染者在逐年增加。
　　这个年龄段，除了个别已工作者外，其余正是如程林一样的在校大学生。
　　同学，同学！
　　如今，大学生的生活、娱乐方式随着社会及校园周遭环境的变化而大大改变。
　　程林和杨辉的学校相邻，隔着一条小吃街，街上有宾馆、KTV，还开了几家酒吧。不远处还有一家夜店，由于针对学生群体，酒水消费并不高，低价啤酒为主。不只是过生日、办聚会，逢周末，很多学生都喜欢进到酒吧和夜店，新潮、热闹。灯光闪烁，音乐跳动，青春激荡，这里也成为新的交友场所。
　　本刊记者在杭州还接触了两位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小马和小董。两人都是22岁，即将大学毕业。小马的父母虽是工薪阶层，花销上不会亏待他，酒吧他常去，“同学们都去那儿玩，互相请。”令他发愁的是，有时钱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到周末，酒吧位子爆满。
　　他和小董常用手机交友软件约会，开房后，对方拒绝戴套，理由是不舒服，没快感，他俩没提出异议。一夜欢乐，被偷了钱包，更感染了病毒，对方姓甚名谁都不晓得。
　　社会已经提前进入了大学，而象牙塔和被守护的学生们却还没做好应对它的准备。
　　直到检测出HIV病毒，小马才惊呼，“原来男男之间不戴套会感染艾滋病！我以前从没听说，就知道男女之间不戴套会怀孕，男人又不会怀孕。”包括程林在内的这三名大学生都对记者说，之前从未在各自的大学里见过或听过艾滋病的宣传教育，父母更没提过，如果知道有这种风险，“肯定会戴套”。
　　今年三月中旬，他们俩关注了同一条新闻，宁波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截至2014年年底，宁波在校学生中已经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0多例，大部分是高校学生，80%以上是通过男男性接触传播。
回复时间： 10:29
　报道出来后，小董看到学校布告栏上贴出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仍是简单的三种传播途径――血液、性接触、母婴――的介绍，没具体提及MSM（男男性接触人群）如何防范。
　　杭州市西湖区疾控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科刘建宁科长向本刊记者透露，西湖区疾控中心主要针对杭州的高校人群，去年他们做了1050例检测，20-29岁年龄段检测出的阳性率“整个数字是往上走”。
　　被誉为净土的大学校园遭遇艾滋侵袭，这令很多人不解，刘建宁做防艾快十年了，他说大学生感染艾滋病不是哪个学校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在大城市的高校尤为明显。
　　“大学生的生理成熟了，本就处于性活跃期；从家里出来后是自由的，网络发达，手机软件也方便。但心理还不成熟，不会保护自己，之前没接触过防艾宣传教育。有的学生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身强体壮不会感染……”
　　经过多年的接触，刘建宁承认，大学生艾滋病的确多由MSM（男男性接触人群）传播，他发现近几年高校里的同志越来越多了。
　　只是这时，多数学生浑然不知，毫无防备。
　　最新的权威数字来自4月10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与控制局局长于竞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关于中国15岁～24岁的青年群体艾滋病疫情情况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近几年中国青年群体疫情占每年报告的疫情总数的14%～15%。尽管构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偏快。2008年报告的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数是482例，占报告青年人群总数的5.77%，到2014年这一数据为16.58%；二是传播途径以性传播为主，青年人群性传播比例由2008年的55.3%增加到2014年的94.5%，其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上升到54.7%，青年学生中男同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三是各省都有青年学生感染者和病人报告。
　　“两种病毒”
　　大学还没毕业，程林就遭遇了两种“毒”，艾滋病的病毒与人心的不诚实。
　　杨辉会发来问候信息，但程林拒绝再见，怕见面时控制不住愤怒，做出傻事。这种情绪很复杂，对方曾是最爱的人，却伤他最深。
　　他去了杭州市疾控中心，又抽了血，确诊HIV阳性。他抓住机会，反复问一个问题――如何别伤害到家人。工作人员让他放心，只要人体的特殊体液（血液、精液等）之间没有接触、交互，不会传染。
　　疾控中心叮嘱他，除了医护单位外，暂时不要将感染事件告知他人，因为不确定感染者能否承受心理压力，“实在憋不住了，可以对父母说”。
　　哪里敢告诉父母，估计两位老人会崩溃，那是做儿子最大的不孝。以前一周和家里通两三个电话，现在是每天，程林找个话题就能和母亲聊很久，每次聊天都会归到一个问题上，“假如有一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会怎么样？”
　　母亲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凡事乐观点。问得多了，家人警觉起来，程林编了个理由，一位同学染了重病，因此有了担心。
　　谎言世界就这样编织了起来。像一个大气泡，程林蜷身钻了进去，时刻隔绝。他在寻找安全感，也是为了给别人安全。这个气泡在阳光下不会泛出斑斓色彩。它是灰色的。
　　校园内，程林变成了另一个人，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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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大胆直率、敢做自己。大一开学时，班里35个人轮流上台介绍，他勇敢地说“我喜欢男生”，全班哇地一声炸开了锅，之前久经思想斗争，他想通了，反正以后会出柜，不如早点，以免让对方有被欺瞒的感觉。
　　大学四年，他没有因同志身份而受到歧视与欺负。他曾开朗、活泼，在大学的艺术团里是个红人，唱歌、表演、主持样样在行。他热爱戏剧，总写些反映大学生现状的小品：男生寝室的夜谈会，期末考试的疯狂补习等，演出时很能引起共鸣。这些小品都是喜剧，他讨厌悲剧。
　　可现在，悲剧在他身上上演了。他无法坦诚，他害怕失去同学，被划为异类。他感觉和任何人之间都筑起了一道墙，翻越不过去，也推不倒。某个时候，他善意地理解杨辉，“他不告诉我，或许是怕我离他而去。人们对你的远离，比艾滋病病毒更可怕。”
　　学校没人知道程林感染。大家待他如初。平安夜到了，庞伟找他出去玩，他以感冒为由推掉。圣诞节、元旦，也是一个人躲在屋里。
　　国家免费提供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3月份起程林服药，鸡尾酒疗法，三四种药物混在一起吃。起初一周，他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很大，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吃药必须定点，每天两次，早九点和晚九点，他用手机定时，提醒不要漏服。他还更换了药瓶，有人问起，就说在吃保健药。
　　为了忘却的纪念
　　3月29日，海南大学思源学堂里正上演着一场情景剧。剧中同学嘴里不断跳出来“同志”、艾滋等词。有外来的观众告诉本刊，“真是尺度大得惊人。”而台下第一排就坐的是彭丽媛与比尔?盖茨。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会场上还播放了彭丽媛参与拍摄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
　　“我今天刚知道原来男男性行为也是可以传播艾滋病的。”一位该校大三学生直言，“（和艾滋病感染者）正常交往完全没问题……该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
　　去年，浙江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同伴教育中心举办了第二届防艾微小说大赛，赵帆同学赢得了第一名，他的小说情节跌宕：一位女孩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男友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艾滋病病人，女孩提议给他一个拥抱，被男友断然拒绝。第二天早晨，男友发现女孩自杀，医院的电话打来了，由于工作疏忽，报告出了问题，她并没有感染。
　　同伴教育中心在每年大一军训后，会在大礼堂里向新生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逢周末，他们还会走进青年旅社。挨家去谈，拒绝的占多数，但只要老板应下来，参与人群的热情很高，组织知识竞答外，他们现场演示安全套的正确戴法，每当这时，男生看得积极，女生会红着脸走开。
　　“单纯搞一场讲座，已不太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了。”同伴教育中心郭宇瑜部长对本刊说。郭宇瑜很想推动学校开一门青春期性教育课，但她觉得“初高中开这门课最合适”。
　　不止她一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早熟，家长也起着关键的启蒙作用，”刘建宁提高嗓音，“我觉得以后更大的层面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多做宣传，让人们有这个意识――艾滋病离我很近。如果我有同性性行为，我是很危险的，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几年前，刘建宁曾找到浙江省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内存在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该副校长承认这种风险，但他不同意刘来学校做调查，更不能曝光。他向刘建宁诉苦，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性、同性恋、艾滋病”仍是忌讳话题。但这位副校长还算开明，最终许可刘建宁定期到校园内办防艾讲座。
　　“我们国家从政府到学校到家长，每个人对性教育都有各自的见解，整体上偏传统，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其实说出来是有好处的。”有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因心理压力而自杀，刘建宁就接触过一位。
　　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发力。不仅有彭丽媛，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李克强总理去了北京佑安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他强调要凝聚各方力量，继续抗艾攻坚。
　　看到这些新闻，王龙说如果有一天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
　　现在，程林等着毕业。他很少回学校，因为觉得校园里的压力比外面大很多。他找了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员，实习期每月2000多。
　　4月4日，本刊记者与程林在杭州市的一家茶楼见面。他的五官精致，双目有神，胃口很小，聊起天来却侃侃而谈，或许是压抑了太久，他看着记者，“包括你在内，只有6个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
　　他原本规划了一条路，毕业后回西安，开家小店，陪在父母身边，但现在，他有家不能回了。他在右小臂内侧文了一句法语“MONTOUT”（我的全部），还文了地球、月亮和木星。他想纪念那段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