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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西闪，独立作家，出版有《书卷山城》《思想光谱》《人的展开》等作品。
一场杀死几千万人的瘟疫
一个加长的营房被改造成了停尸间，但仍满足不了需要，一捆捆尸体像木材一样堆放在走廊上，以至于前来考察的医学家们不得不小心地在尸体间穿行，才能进入解剖室。
还记得老电影《上帝也疯狂》里的主角吗？他的扮演者历苏（N!xau）是一个布须曼人（Bushmen），生活在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通过遗传学的方法，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依靠狩猎采集过活的布须曼人很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大体而言，人类的早期生活与布须曼人无异。那大概属于所谓的旧石器时代，捕猎、采摘、迁徙，环境危险而艰辛，每个人的生命都相当短促，短促到几乎来不及生病。在居所不定的小社群里，微生物无法在蓄积的秽物或水源处繁殖，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感染对象，更难以造成大规模的流行，因此天花、麻疹、流感等疾病与人无缘。然而一旦人们定居下来，驯养家畜、培育谷物、耕作土地，社群规模不断扩大，人与动物、植物以及秽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且固定，病魔就把人缠上了。牛带来了天花、结核，猪带来了流感，狗带来了麻疹，鸡鸭老鼠蟑螂则带来了伤寒、霍乱、百日咳。而在人们劳作的田地里，或是储存粮食的谷仓中，还有血吸虫或致病的真菌在蠢动。自那以后，人类迈入了一个迄今不见终点的病痛时代。不少地方，尤其是那些文明发达的地区，往往疾病肆虐。在《旧约》里，埃及就曾是瘟疫的集散中心；公元前430年，从埃及传播到波斯的莫名怪病旋即蹂躏了雅典；两百多年后，安东尼瘟疫重创罗马；过了二十余年，黄河流域疫病流行，魏公子曹植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建安七子中，除二人早殁，其余五人都死于这场瘟疫。在1346年至1350年的5年间，黑死病（鼠疫）剥夺了2000万人的性命，占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横扫全球的西班牙流感更加惊悚，不到两年它杀死的人类就达4000万。一些流行病学家估计，这个数字有些偏低，实际死亡人数很可能高达5000万，乃至1亿。在《大流感》里，作者约翰?M?巴里（John M.Barry）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描绘成自然与科学之间的第一次大冲突、大对决，这不无道理，因为正是在那个时期，即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化学、生物学、生理学、病理学、病原学、免疫学、药学以及实验方法和技术的发展，终于把医学带到了科学的大门前。但是巴里把瘟疫看作是“自然强加给人类社会的灾难”，这样的观点我不能接受。正如我前面讲的那样，不能把疾病简单地等同于天灾，很大程度上，它们乃是社会的产物。看看今日弥漫整个国度的雾霾，以及它造成的疾病与死亡，我们就会明白，从社会产物的这个角度看，无论现代医学如何进步，它都不可能成为一门彻彻底底的客观科学。一般来说，科学家需要回答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我能知道什么？”（What can I know?），二是“我如何得知？”（How can I know it?）。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将科学与宗教区分开来，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医学并不能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回答得理直气壮。著名的医学史家罗伊?波特（Roy Borter）说，现代医学的绝活儿就是让个体活下去，活得不觉痛苦，活得健康，但它对整个人类的健康有何贡献，“仍然甚费思量”。实际上，现代医学的进步既没有填补贫富阶层巨大的健康鸿沟，也没有拉近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健康水平。相反，在那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往往得益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这需要的是社会体制、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等的推动，而不仅是复杂先进的医疗手段。当然这不妨碍《大流感》讲述一段精彩的大流行病医学史，尤其是现代医学在美国的发展经历，本书着墨甚多。美国的医学研究和教育一度落后欧洲数十年。直到1900年，只要交钱，几乎任何想上医学院的男子都可以如愿。只有两成的医学院对生源有特别的要求――高中毕业，几年后混上一张医学文凭一点儿不难。美国社会对医生也缺乏尊重。正所谓“药医不死病”，相较于治疗，人们更相信宿命。一位哈佛教授在演讲里宣称，只要具备正常的判断力，任何人都会得出类似的结论：“如果任由所有的疾病自由发展，死亡和灾祸都将减少。”在这种尴尬的氛围中，创办于1876年的霍普金斯大学扭转了整个美国的态势。1893年，他们的医学院才刚刚创立，没隔多久，美国的医学水平就在他们的引领下迅速上升，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达到乃至超过欧洲的水平――证据就是在西班牙大流感事件中美国人的表现，而霍普金斯医学院又在其中举足轻重。20世纪30年代，最早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四个美国人，霍普金斯培养了其中的三个。很快，洛克菲勒研究所、哈佛大学以及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等地的一流医学院也跟上了步伐。伴随着他们的革新，全美150多所医学院，将近一百所落后的学校被淘汰，要么关闭要么合并，那些糟糕的毕业生再也拿不到行医执照，医学生的数量也从1904年的28000人降至1920年的不足14000人，其质量却有大幅地上升。日，霍普金斯大学的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成立，标志着应对大规模流行疾病的医疗体制在美国成型。现在我们知道，自从德国于1882年在慕尼黑创建世界上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巴伐利亚卫生部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一直是挽救人类生命数量最多的公共事业，一门透过社会资源的组织，为公众提供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的管理学。它的核心思维是预防――了解一种疾病的流行病学：模式、范围、趋势，并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破坏疾病产生的条件，或打断疾病的传播链条。也就在日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宣告成立的开幕式，美国这场医学进步的核心人物、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院长以及这所新学院的首任院长韦尔奇（William H.Welch）病倒了，症状与西班牙流感一模一样。切勿望文生义，西班牙流感并不源于西班牙，只因那里的疫情最为严重而得名。流行病学的证据表明，第一波流感始于1918年春天的美国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新型的流感病毒向东蔓延至该州的一个大型的军事基地，然后跟着一战的进程扩散至欧洲，继而席卷北美、南美和亚非，最后连与世隔绝的太平洋小岛也难以幸免，几乎全球沦陷。病毒是非常特别的微生物，用巴里的话讲，它是“一个存在于生命边缘的谜”。它没有细胞结构，没有性别，不进行任何新陈代谢，不产生任何副产物，甚至不会独立繁殖，它只有一个功能：复制自己。即便是这么一个单一的功能，病毒也不靠自身完成。因为当它侵入一个有能量的细胞时，细胞内部就会像一个受到操纵的工厂那样，为其组装出成千上万个复制品，直到这个工厂彻底耗完能量倒闭为止。流感病毒又是特别中的特别。它的结构很奇怪，可以不用像别的许多病毒那样，在入侵的过程中在细胞膜上花费太多的时间，而是迅速进入细胞内部，逃脱免疫系统的法眼。一旦进入细胞内部，它会立刻释放自己的基因，插入细胞核的基因组，下达复制病毒的生产命令。一个流感病毒从侵入细胞到该细胞释出新病毒，往往不会超过10小时的时间，甚至更短。随后，会有00000个新流感病毒从破裂的细胞中一窝蜂地钻出来。复制的数量巨大，复制出错的概率也就越大，因此流感病毒很容易发生变异。一般来说，一个细胞释出的00000个新病毒中，99%的病毒由于变异导致的缺陷过大而失去了感染能力，但还有个病毒仍然具有感染性。致命的危险就隐含其间，当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无法识别那些变异的却仍具感染性的病毒，大规模的流行就很难避免了。历史可鉴，瘟疫与战争往往是孪生儿。在战争中，死于疾病的人数总是多于刀剑和枪炮。而军人不仅是战场上的杀手，也是很多传染病的源头或传播者。无论是伤寒霍乱，还是水痘腮腺炎，常常让从未接触过这些疾病的青壮年死于非命。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参加一战的美国人不仅把大量的医生护士送入军营，还把不少医疗机构和研究单位整合到军队里。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军人死于麻疹和并发的肺炎。1918年的流感一开始相对温和，造成的死亡远少于麻疹和肺炎。当年4月，疫情在美国全面蔓延。同时在欧洲，第一波流感也势头猛烈，爆发区域恰好就是美军的登陆地点。4月底，流感侵袭巴黎。差不多同一时间，意大利也受到波及。尽管军队的战斗力遭到削弱，但绝大多数士兵都康复了，与英美法交战的德国情形也一样。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西班牙起初没受流感影响，可是进入5月情况发生了变化，连他们的国王也患上了严重的流感。可能正是因为和平，西班牙的舆论没有像参战国那样受到严格的控制，疫情造成的灾难在报纸上得以连篇累牍地报道，这场流感才被冠以西班牙的名号。5月底，流感登陆上海，旋即大半个中国都被侵扰。当时西方有报纸宣称：“半个重庆都病倒了。”进入初夏，一些统计数字逐渐揭示了此次疫情的异常之处。来自肯塔基州的数据表明，40%的死者年龄在20―35岁之间；法国一个千余人的新兵站，688人病重入院，短短数周有49人死亡，占总患病数的5%。可是正当所有的医生和学者把目光投向这一异常时，流感似乎又全面撤退了。6月到8月，200万驻法的英国士兵中有120万人生病，可是过了8月，疫情就不再蔓延了，似乎就像军医们观察到的那样，传染病正“温和地走向尽头”。所有人的猜测都错了。在另一些地方，第二波流感极其凶猛，以至于一位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在一份绝密电报上写道：“现在流行在瑞士的疾病其实是黑死病，只是对外宣称西班牙流感。”在波士顿的一处军营里，45000名军人，从8月下旬到9月底，平均每天死亡100人，不少医生护士也因病去世。由于并发肺炎，患者的皮肤因缺氧而青紫，他们剧烈咳嗽，血痰四溢，很多人的耳鼻都在冒血。一个加长的营房被改造成了停尸间，但仍满足不了需要，一捆捆尸体像木材一样堆放在走廊上，以至于前来考察的医学家们不得不小心地在尸体间穿行，才能进入解剖室。考察的领军人物，正是霍普金斯大学的韦尔奇。他按照当时公共卫生的原则，果断地部署了应对可怕灾情的全国性的预防措施。可是病毒的传播更加迅猛，9月费城、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的居民以及更多的兵营都沦陷了。接下来是大西洋、墨西哥湾、太平洋靠海的地区，再下来病毒沿着铁路公路，深入各大洲的心脏地带。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写到，他刚登上南非开普敦的一辆公车，就目睹售票员瘫倒在地突然死亡，接下来的5公里车程，车厢内共有6人死亡，包括司机。最终他只好下车，步行回家。和美国同行一样，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把研究重心转向流感。但绝大多数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包括寻找“流感杆菌”的期望。科学家精心制作的疫苗毫无作用，顺势疗法、拔火罐和放血疗法卷土重来，也就成了聊胜于无的安慰。然而正是这些失败的努力，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青霉素的发现：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正是在开发一种更好培养流感杆菌的培养基时，无心地发现了这一神奇的东西。韦尔奇后来也猜到，西班牙流感很可能是由一种未知的病毒所引起，只是他的猜测要到电子显微及发明后才能证实。发现DNA结构的克里克和沃森，也是从研究流感杆菌的医学家那里理解到了DNA的重大意义。还有一些人在类似的研究中找到了肺炎、肺结核乃至某些精神疾患的机理。所有这些成就，没有经历失败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巴里将《大流感》的副标题命名为“最致命瘟疫的史诗”，我的感受是，这部史诗的基调不是宏大，也不是壮阔，而是悲剧性的。要理解它，就像理解一场几乎焚毁一切的山火――希望余烬下总有生命在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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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流感来袭，人类如何应对下一场瘟疫大爆发？
　　2003年，正是我中考那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超级流感，现在人们对它的映像都非常恐怖，我们如何预防下一场瘟疫?
　　本文来自《大自然探索》杂志，作者：何若雪，由UFO中文网整体。
　　我们习以为常的流感，也有可能发展为可怕的瘟疫。
　　说到瘟疫，你或许会想到鼠疫、天花等历史上有名的超级“杀手”，又或许忧心于近年来举世瞩目的埃博拉出血热或者中东呼吸热(MERS)。然而有一种传染病在20世纪杀死了上千万人，在21世纪它仍是最危险的疾病之一，而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其可怕之处。这种传染病就是流感。
　　一年一度甚至几度的季节性流感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家常便饭。但即使是普通的季节性流感也是能杀人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全球每年死于季节性流感的人数为25万～50万人。而流感大流行又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了，2009年暴发的“猪流感”(由甲型H1N1病毒引起)就属于这类。普通流感的易感人群主要是免疫力较差的老人和婴幼儿，而甲型H1N1流感病毒却很容易感染健康的青壮年，而且致死率也比季节性流感高得多。而在大约一个世纪前，同样由H1N1病毒引起的一种流感也造成了全球大流行，那就是1918年的大流感，俗称西班牙流感。
　　危险的那不勒斯士兵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就在饱受战乱之苦的人们看到了和平的曙光之时，又一场灾难却悄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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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史料的缺乏，这次大流感的起源地已不可考证。有记载的最早的病例来自美国军队。日，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中出现了第一位流感病患。之后一周内，患者就超过了500人。
　　继美国军营疫情之后，欧洲各地也都开始暴发流感疫情。由于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还处于战争状态，媒体言论受到诸多限制，关于流感疫情的报道并不多。而中立国西班牙的媒体则更加自由，可以不受限制地报道疫情发展情况甚至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感染流感的消息。这种消息的不对称造成了一种假象：西班牙的流感疫情看起来比其他国家都要严重，因此欧洲人将这次流感称为西班牙流感。而西班牙人则将其称为“那不勒斯士兵”。这个绰号来自于当时一部热门歌剧的经典片段，剧作者戏称《那不勒斯士兵》这一曲的感染力堪比流感。
　　西班牙流感可以简单分为三波，第一波发生于1918年春季，和普通季节性流感差不多。然而到了当年秋天，最致命的第二波流感疫情暴发了。和过去季节性流感不同的是，这波流感在20～40岁的青壮年人群中死亡率特别高。患者还会出现面色青紫、流鼻血等不同于一般流感的症状。而且这波流感极易引起并发症，很多死亡病例都是并发的肺炎造成的。第三波流感发生于1919年冬季至1920年年春季，死亡率介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间。第三波之后，流感疫情悄然消退，和它的突然暴发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据估计，西班牙流感的致死率为10%～20%，比一般流感高出很多，但还远远不如很多恶名昭著的瘟疫。然而它的规模却非常大，当时全世界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都受到了感染。这场流感大流行历时仅两年多，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5000万到1亿人死亡。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黑死病的死亡人数。
　　解密西班牙流感病毒
　　1920年春天，瘟疫和融化的冰雪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试图弄清造成这次大流感的前因后果，但久久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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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第一波疫情与第二波疫情差异巨大，有人认为第一波疫情只是普通的季节性流感，只是刚好发生在第二波大流感之前。然而种种证据表明这三波疫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第一波流感的感染者(多为免疫力较弱的老人和小孩)痊愈后在第二、三波威力更强的流感疫情中表现出了很强的抵抗力，这证明三波疫情确实是由同一种病毒引起的。这也证实了第二波疫情确实是流感而非其他疾病。第二波流感曾被误判为登革热，因为患者广泛出现了粘膜出血和皮肤出血等症状。
　　除此之外，关于西班牙流感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疫情，为什么病毒的致命性突然剧增?为什么第二波流感的症状如此与众不同?为什么第二波流感特别容易感染青壮年?为什么西班牙流感的扩散如此之快却又突然消失?
　　要解决这些谜题，先要搞清楚造成这次流感的病原体。流行病学家对西班牙流感病毒有过诸多猜测但都难以证实。直到21世纪，分子生物学技术日趋成熟，科学家们才得以分析当年保留下来的流感患者组织样本中的病毒RNA(核糖核酸，流感病毒的遺传物质)。2004年，先后两项研究结果表明西班牙流感可能是由某种禽流感病毒(H5N1型流感病毒)造成的。2005年，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宣布他们重建了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基因组，并证实其属于H1N1型流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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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西班牙流感的研究仍在继续，科学家们相信深入了解西班牙流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感。
　　黑死病小传
　　黑死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这场瘟疫既给人类带来浩劫，同时也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了深刻影响。
　　1347年10月，一支船队停靠西西里岛。这些商船没能带来昂贵的丝绸与香料，却从东方带来了可怕的瘟疫。携带着病原体的老鼠“搭乘”着一艘艘商船，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各个港口，把瘟疫撒播到一座座人口密集、环境污秽的城市。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人们相信瘟疫是由我们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他们甚至还认为，皮肤上的污垢能阻止这些“不干净的空气”进入身体，因此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人都很少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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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黑死病就是现在的鼠疫，是由一种被称为鼠疫杆菌(Yersina pestis)的细菌引起的。这种病原体直到19世纪末才被发现，距离黑死病肆虐已经过了500多年。鼠疫可通过被感染的老鼠或跳蚤的叮咬传播，也能通过患者的脓血和痰液等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人口密集而卫生条件极差，垃圾成堆，老鼠横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死病在欧洲传播得如此迅速。“死亡之船”到达西西里岛后，没过多久，黑死病就蔓延到法国港口城市马赛和北非港口突尼斯。然后，它到达了当时欧洲重要的贸易中心——罗马和佛罗伦萨。截至1348年中期，黑死病又袭击了巴黎、波尔多、里昂和伦敦。
　　瘟疫飞速蔓延，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在14世纪中叶，没有人能对这一可怕的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医生们依靠粗糙的技术(如放血)甚至一些近乎迷信的做法(如燃烧某些药草)来防治瘟疫。当然，这些做法收效甚微。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中，健康的人都尽全力避免接触病人：医生拒绝医治病人，神父拒绝为病人主持临终仪式，商贩关闭了店铺。许多人逃离了城市，但即使在乡村，他们也无法逃避瘟疫。相反，他们把瘟疫带到了乡村，使牛、羊、马等牲畜也受到了感染。由于许多羊死于瘟疫，黑死病甚至造成了欧洲羊毛短缺。
　　黑死病在5年间造成2500万人死亡，这差不多是全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由于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有诸多缺失和不可信之处，这一估算比例也不一定准确。有学者认为黑死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总人口的40%～60%。1351年后，这场黑死病也并没有在欧洲大陆彻底销声匿迹。1347年到1722年之间，瘟疫在欧洲间歇性地流行过数次。
　　黑死病真的是鼠疫吗?
　　现代医学界一般认为黑死病就是鼠疫，但这种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认同。历史上鼠疫的暴发有很多次，而其无论是传播速度还是死亡率都远远达不到黑死病时期的水平。因此有人认为，黑死病不是鼠疫而是某种传染性更强的病毒性疾病。
　　2013年，利物浦大学的两位科学家提出，黑死病其实是由埃博拉病毒造成的。根据中世纪对黑死病的描述，患者出现了包括高烧、皮下出血等与病毒性出血热十分类似的症状。埃博拉出血热也有类似的症状。如果埃博拉病毒就是造成黑死病的病原体，那就能完美地解释黑死病为何传播速度如此之快，影响范围如此之广。鼠疫是一种细菌性疾病，主要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扩散速度并不快;而埃博拉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很快就能扩散开。黑死病暴发后，大量商船停运，黑死病却依然漂洋过海、翻山越岭传播到了北欧。很难想象老鼠是怎么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但人类却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此外，当时的人们通过隔离的手段有效阻止了黑死病的扩散，而再严密的隔离措施也难以阻止老鼠的逃窜。如果黑死病就是鼠疫的话，隔离是很难起到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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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病毒说”听起来很合理，支持“鼠疫说”的学者还是占大多数。而“瘟疫公墓”中发现的DNA证据更是不容辩驳。黑死病横行时期，墓地严重不足，许多死者不能被单独安葬，而是集体被简单地埋在大坑里。考古学家在伦敦地区发现了多座瘟疫公墓，为黑死病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英格兰从14世纪到17世纪饱受黑死病的蹂躏，伦敦更是几度暴发严重疫情，大量尸体被埋在这种简陋的公墓里。有考古学家称，现代伦敦简直就是建在尸骨之上的城市。
　　2011年，德国的一个研究小组从英国一个瘟疫公墓的死者骨头和牙齿中提取出了DNA，分析后发现其中含有鼠疫杆菌的基因序列。科学家们对古老的鼠疫杆菌基因进行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这种菌与现代的鼠疫杆菌虽有诸多相似，但它却并不是现代鼠疫杆菌的直系祖先。也就是说，造成黑死病的细菌已经灭绝，而造成现代的鼠疫的细菌则是由另一种鼠疫杆菌演化而来。而同年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文中指出中世纪瘟疫死者体内的鼠疫杆菌DNA与现代鼠疫杆菌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认定造成黑死病的细菌就是现代鼠疫杆菌的祖先。2014年，英国的另一项研究也印证了后一种结论。
　　如果造成黑死病的菌株与现代鼠疫杆菌基本一致，那么为什么黑死病的传播速度和致死率都远远超过现代鼠疫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下层平民的卫生状况和营养状况都很差，因此极易受感染，感染后也很容易死去。另一个原因是黑死病可能主要通过肺鼠疫的形式进行传播。鼠疫杆菌一般感染人的淋巴腺，造成腺鼠疫，未治疗致死率在50%左右。肺鼠疫是指鼠疫杆菌感染人的肺部形成肺炎的情况，致死率极高(90%以上)。肺部感染的鼠疫杆菌和结核杆菌一样可通过痰和飞沫传染，传染效率远高于跳蚤叮咬。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黑死病如此威力巨大了。
　　黑死病改变了欧洲社会
　　在中世纪，人们对瘟疫既没有足够的了解，也没有有效的防治手段。人们在绝望之下，只好寄希望于宗教。有人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苦修来得到救赎。这些苦修的人被称为自笞者，他们穿行在各个城市与村庄，用鞭子反复抽打自己，认为肉体的折磨是最好的救赎。教会方面曾多次制止，但只要又一场瘟疫开始流行，自笞者们就又会出现。然而面对瘟疫，教会当然也无能为力。虔诚的祈祷并没能拯救上帝的子民，许多神职人员也死于瘟疫之中。教会的权威受到了广泛质疑，而这种怀疑也催生了文艺复兴思想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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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死病还给欧洲的经济结构带来了变革。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骤减，而且死者以平时营养不良、免疫力较低的贫民为主。其直接后果是劳动力的大幅下滑。劳动人口的不足使得底层人民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而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让步：庄园主减少了雇农的负担，工场主提高了劳工的待遇。黑死病过后，技术性人才的匮乏使得工匠和商人的地位得以提高，现代商品经济初见端倪。而农业方面，西欧农业从劳动密集的种植业向不需太多劳动力的畜牧业发展。
　　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和神职人员才能受到教育。当时欧洲的文化是以拉丁语为基础的精英文化。而黑死病造成了大量神职人员死亡，教会不得不选择一些平民出生的人进入大学(当时的大学都是宗教学校)接收教育，让他们填补教职空缺。这些“穷学生”给大学带来了新的风气，以神学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场思想解放的风潮开始悄悄酝酿。
　　超级病毒卷土重来未可知
　　2017年6月，美国新墨西哥州报告发现三人感染鼠疫。不过无需太过担心，曾经令人聞风丧胆的黑死病，如今只要用抗生素就能治好。新墨西哥州每年都会发现少量鼠疫病例。在2015年，鼠疫造成4人死亡。
　　第一批携带着鼠疫杆菌的跳蚤约在1900年乘船来到美国，随即与当地的啮齿动物“打成一片”。这些跳蚤似乎格外青睐新墨西哥州的松鼠们，一直赖在它们身上不走。啮齿类动物身上跳蚤并不常叮咬人类，只是在其啮齿类即将病死时才会急于寻找下一个宿主。有的跳蚤还会在宠物猫狗身上“借宿”，从而进入人类的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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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美国人从没有彻底消灭鼠疫，但它的危害程度与黑死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公共卫生部门也一直密切关注着啮齿类动物感染鼠疫的情况。由此看来，我们似乎大可不必担心黑死病卷土重来。然而，面对可能暴发的瘟疫，我们永远需要保持警惕。
　　如何应对下一场瘟疫
　　鼠疫、天花、霍乱……你对瘟疫的印象或许还停留在这些历史上的可怕的灾难上，然而，从SARS到埃博拉出血热，各种新的瘟疫离我们并不遥远。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下一场瘟疫，我们该如何应对?
　　1347年，一场凶险的瘟疫袭击了意大利。感染者最初经历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但在几天内，他们的腋下、腹股沟等部位长出了大大小小的脓疱。很快，这些脓疱破裂并流出脓液。绝大多数感染者都会在短时间内痛苦地死去，尸体上遍布黑斑。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写了瘟疫肆虐时佛罗伦萨城的种种悲惨景象：为避免传染，家家户户把病死的人立即搬到屋外，城里到处尸体纵横;教堂的墓地容纳不下那么多死人，只好在旁边挖个大坑，让几十个人“合葬”;葬礼上没有亲友，只有敷衍了事的僧侣和等着埋尸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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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后来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以雷霆之势横扫欧洲，先是地中海地区，然后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再由德国向东扩散，甚至蔓延到俄罗斯和北欧地区。在这短短六七年中，欧洲人口骤然减少了三分之一。此后，黑死病的阴霾一直笼罩在欧洲上空，直到18世纪初才终于消散。据统计，1346年至1671年，欧洲每年都会出现黑死病疫情。有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也不乏像1665年伦敦大瘟疫那样的严重疫情。
　　瘟疫会再次来临吗?
　　现代人可能不太能体会瘟疫的可怕。但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年代，一场普通的流感就能轻易收割无数性命。实际上，直到1990年为止，传染病一直是远远超过暴力和饥饿的人类第一“杀手”。从前，平均每年因传染病而死的人占到死亡人口总数的一半，这个比例在大瘟疫年份更是高得可怕。而现在，死于传染病的人数仅占全球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贫穷的热带地区(在富裕国家，这一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
　　但我们却不应该因此自满，因为下一场瘟疫随时可能到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60年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多种传染病都得到有效控制。于是，人们以为大规模流行病已成为历史。然而到了80年代，来势汹汹的艾滋病终结了这种“天下太平”的幻想。这之后，禽流感、SARS和寨卡热等流行病相继在世界各地拉响了警报。而直到不久前，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发生，这才唤起了各国政府的警惕性。此后，我们终于开始为不可避免的瘟疫做起了准备。全球各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新推出的一系列项目将提高我们对一些微生物“杀手”的控制力。世界卫生组织也联合各国公共卫生机构制定了各种应急医疗预案。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如果某种新型传染病来袭，我们仍会手忙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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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人口增加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这意味着一旦流行病大暴发，疫情的扩散速度和控制难度都会远远高于过去的瘟疫。同时，全球人口的流动性也比20世纪增长了很多。发达的交通不仅给人们带来便利，也让病原体搭了便车。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任何一场地区性的传染病都可能快速扩大成为全球性的瘟疫。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就是典型的例子。
　　气候变化也增加了瘟疫暴发的可能性。随着气候变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如蚊子)的活动范围也将扩大。一些以前在热带流行的疾病——如由埃及伊蚊传播的寨卡热——可能会在更大范围内流行。还有一种可怕的情况，那就是恐怖分子可能刻意散播某种病原体。而基因改造技术能使這些“生化武器”变得更加危险。
　　多年来，公共卫生专家们一直警告我们小心新型传染病的产生。病原体的变异或其宿主生活环境的改变可能使某类原本不易感染人类或不易在人群中传播的疾病变得流行起来。其中，传染病专家最为担心的是病毒性传染病的流行。引起流行病的病原体主要是病毒和细菌，埃博拉出血热就是病毒性的传染病，而赫赫有名的黑死病则是由细菌造成的。某些病菌具有超强耐药性，能让本不足为惧的小病成为不治之症。但是，对于细菌我们尚有许多有效手段。许多传统的抗生素仍然有不错的效果，多种新的抗菌药也在研发当中。而相比之下，病毒传播迅速又极易发生变异，我们却对它们知之甚少，也没什么特别有效的抗病毒药物。进入21世纪以来，所有的新型传染病都是病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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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让人警醒的莫过于2014年非洲西部的埃博拉疫情。这次大暴发中，不仅感染人数比以往多了50倍，而且埃博拉病毒首次扩散到了大城市，令多个西方国家陷入恐慌。埃博拉病毒本来是由蝙蝠携带的一种病毒，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速度其实相当慢。但更慢的是国际上的反应速度。当埃博拉病毒“走出”非洲，开始在全世界各地肆虐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等到疫情进一步加重，各国才采取了隔离等措施阻断其扩散，而此时死亡人数已超过1.1万人。
　　隔离病患以防止疫情扩大，这种方法在黑死病时期就已经有了。到了21世纪，我们仍用着这种古老的方法对抗埃博拉。难道没有更好的应对措施了吗?恐怕真的没有。埃博拉病毒早在1976年就被发现，几十年间一直在非洲肆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尽管一些研究团队开发出了实验性的药物和疫苗，但短时间内，这些科研成果还不能被转化为能立刻派上用场的产品。疫苗和药品的研发、测试周期十分漫长，通常需要数年甚至更久。而且大多数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都不是常备药，没什么市场需求，很难盈利。因此医药公司宁可把研发资源投入其他更赚钱的领域，而不愿开发这些“救命药”。
　　席卷全球的埃博拉疫情不仅造成大量伤亡，也暴露出全世界卫生安全的诸多漏洞：从脆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到迟缓的国际响应，再到传染病医药研发和生产的脱节。太多问题亟需解决，因为下一场瘟疫也许很快就会到来。
　　那么，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下一场瘟疫，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此次埃博拉疫情给人类“上了一课”，从中我们意识到，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努力完善：快速识别病原体、大力开发传染病疫苗和药物、建立完善的应急反应系统。
　　瘟疫小词典
　　传染病
　　传染病是一种可以从一个人或其他物种，经过各种途径传染给另一个人或物种的感染病。引起传染病的病原体大部分为微生物(主要是细菌和病毒)，小部分是寄生虫(如疟原虫、血吸虫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包括空气传播、食物传播、接触传播、垂直传播(母婴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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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
　　可以在短时间内广泛蔓延的传染病称为流行性传染病或流行病。流行病可能是地域性或季节性的，也有可能发展成大流行(瘟疫)。广义的流行病还包括一些发病率高、分布广泛的非传染性疾病，如高血压等。
　　古时候，“瘟疫”一词是各种急性、烈性传染病的统称，没有精确的定义。本文中提到的瘟疫是指大规模流行病，即在很大范围(多个大洲甚至全球)内流行的传染病。大规模流行病不一定有很高的致死率，但它容易造成不良的社会效应。
　　霍乱再度肆虐
　　2017年4月，也门暴发霍乱疫情。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称，也门迅速蔓延的霍乱疫情已经造成逾20万例疑似病例，平均每天增加5000例。霍乱已在短短两个月内蔓延到这一战乱国家的几乎每一个省份。截至声明发布时，已有1300多人因病死亡，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这次致命霍乱疫情是两年重大冲突带来的直接后果。卫生、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系统的崩溃已使1450万人无法正常获得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从而助长了疾病的传播。营养不良比例的不断上升对儿童健康造成了不利影响，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疾病侵袭。
　　霍乱是由摄入受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的一种急性肠道感染。典型的霍乱症状为连续数日严重腹泻，很多患者还出现呕吐等症状。连续的腹泻和呕吐造成患者体内水分和盐分迅速流失，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大部分患者症状较轻，只要通过口服补液就可成功治疗。但还有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如果不能及时接受输液和抗生素治疗，那么在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于严重脱水。
　　霍乱主要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传播。在19世纪至20世纪，由于公共卫生水平低下、自来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不完善，霍乱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多次大流行。而现在，在拥有较为完善的卫生设施的地区，霍乱已经很难造成大规模疫情。然而霍乱仍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极大威胁，它也是社会欠发达的一项指标。研究人员估计，霍乱每年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约130万～400万人感染，并导致2.1万～14.3万人死亡。
　　识别隐藏的敌人
　　不少专家对可能造成下一场瘟疫的传染病做出了种种预测：有人认为是寨卡热，有人认为是艾滋病，还有人认为是某种新类型的流感。每种假设都有充分的理由。此外，微生物演化速度极快而且变化莫测，谁也不知道今后还会有什么新型传染病“异军突起”。
　　虽然无法对下一场瘟疫的暴发时间或病原体类型做出预测，至少我们知道要关注哪些“重点监控对象”。近年来发生的新型传染病中，75%都是动物源性传染病。埃博拉病毒来自蝙蝠，寨卡病毒来自蚊子，禽流感病毒来自鸟类，冠状病毒来自哺乳类。因为各种动物身上都携带着多种病毒，而这些病毒还在不断发生着不可預知的变化，谁也不会知道哪种变异的病毒会突然在人群中传播。为缩小范围，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病毒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身上的。
　　很多病毒都能在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造成人畜共患病。不过人畜共患病并不都能发展成流行病，因为它们不一定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2016年12月，爱丁堡大学的传染病学家们发布了一份关于动物源性传染病毒的分析报告。他们发现，目前已知的这类病毒中，有37种病毒已经能在人类中间传播。尽管目前这种传染性还很弱，但它们未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传染性。这些病毒包括一些我们不太了解的病毒，如ONNV——一种在非洲传播，可能引发关节疼痛的病毒;也包括如裂谷热病毒等造成常见牲畜疾病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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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我们已知的病毒，而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也许还有许多未知的病毒在暗中“蠢蠢欲动”，酝酿着一场大暴发。为寻找和检测这些潜在的传染病病毒，美国国际开发署建立了一个名为PREDICT(预测)的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早日发现新的疾病威胁，有效控制这些威胁，在疫情暴发前加强国家级备灾，并最终降低风险。
　　在某些地区(主要是热带地区)，人和野生动物日常接触较多，也更容易被动物身上的病毒感染。PREDICT项目及其合作机构对这些地区的居民和他们的食物、牲畜以及当地的蝙蝠和灵长类动物等进行了检查，筛选出984种病毒，其中815种都是新发现的病毒。这些病毒每一种都与某种已知的造成人类传染病的病毒属于同一家族(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序列)，因此它们都有在人群中流行的可能性。PREDICT项目及其合作机构的科学家们将检测结果记录在数据库中，这些数据会由专家进行分析，制作出流行病大暴发的可能性预测图。这种方法不仅能帮助研究人员发现新的疾病，而且有助于社会为流行病暴发做好准备和应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还联合一些公共卫生组织对当地实验室进行了病毒检测的培训，以实时监测病毒的变化和潜在流行病的发展。
　　那么在新发现的这么多病毒中，有哪些是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呢?有的病毒危险性十分明显，如在中国发现的一种冠状病毒，它和SARS病毒很相似，但SARS疫苗却对其无效。而有的潜在危险病毒可能要通过由奥利瓦尔发现的一条规律来确定。
　　奥利瓦尔是PREDICT项目合作单位所属的科学家之一，他对现有的所有关于黄病毒(一类主要通过蚊、蜱传播的病毒，登革热病毒、寨卡病毒等都属此类)的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得出一个规律：一种黄病毒能感染的其他物种越多，其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就越大。按这一规律推测，最危险的黄病毒是一些不太有名的病毒，如Usutu病毒、羊跳跃病病毒、伊列乌斯病毒、韦瑟尔斯布朗病毒和秋列尼病毒等。
　　全球病毒组计划将则将进一步推进对这些病毒的了解，并对大部分未知的潜在传染病毒进行遗传测序。这些待测病毒属于已知的能感染人类的病毒家族，预计共有50万种。该项目预计将在未来十年耗资34亿美元完成这一工作。通过这一项目，我们有望了解现存病毒的多样性，找到应对传染病的新思路并刺激对疾病控制的投资。
　　基因诊断：快速识别病原体
　　14岁的美国男孩约书亚结束了在波多黎各的家庭旅行，刚回家不久就发起高烧，头痛难忍。医生认为他在旅行期间染上了某种传染病，并对他进行了多种传染病的筛查。然而几个月过去了，医生排除了肺结核、西尼罗河热等三十多种疾病的可能性，却仍然不知道男孩的病因。此时，病床上的约书亚已经奄奄一息了。约书亚的主治医生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将他的血液和脊髓液样本送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那里有一流的基因诊断学研究团队，他们是约书亚最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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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染病的基因组诊断是一种利用基因序列识别病原体的技术，UCSF的邱华彦教授正是这一领域的权威。邱教授和他的团队可以将患者血液样本与数据库中超过800万种已知的病原体的DNA序列进行比对。在20世纪80年代，这么多的数据处理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但如今新开发的软件可以在30分钟内分析1000万个序列。邱教授的团队仅仅用了97分钟就找到了约书亚体内的“嫌犯”——一种在加勒比地区发现的罕见病菌Leptospira santarosai。找到病因之后，接下来的治疗过程就变得十分顺利。约书亚接受了基本的抗生素治疗，四周后就痊愈了。
　　约书亚的例子虽然特别，但也不是很罕见的情况。临床上多达25%的肺炎病例和多达70%的脑膜炎、脑炎病例都是由不明病原体引起的。医生通常能够凭借有限的筛选缩小病因范围，以
便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案，但并非总能成功。而基因诊断则能检测病人血液样本中的所有序列，寻找出任何记录在案的病原体。这是传染病筛查质的飞跃。
　　疫苗——必备的武器
　　瘟疫一旦暴发，就如火燎原。因此，对于瘟疫来说，阻断其传播比治疗疾病本身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疫苗就是对抗瘟疫的重要“武器”。
　　20世纪中期是疫苗研发的黄金时期，脊髓灰质炎疫苗就在此时诞生。然而现在全世界医药市场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疫苗只占其中3%。许多不算罕见的传染病却没有相应的疫苗。难道是因为我们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下降了吗?当然不，这是因为医药行业的生产激励机制改变了。
　　在20世纪战胜了多种传染病的疫苗大多由国有企业生产，这些企业生产疫苗不求利润，只为满足公众的需求。当时疫苗的生产几乎是公益性质的。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切都被私有化了。新兴的医药公司如雨后春笋，但大多规模较小。它们虽然有研发能力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来完成产品上市前一系列昂贵而漫长的流程——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建立生产流程和申请执照等。只有一些大型制药公司具有全部的专业技术，还需要花约10亿美元才能让一种新疫苗上市。然而常见疾病的疫苗几乎没什么利润，更不会有企业针对某种只是具有流行可能性的病毒生产疫苗。于是许多医药企业放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专注于利润很高的慢性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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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利益驱动，疫苗的研发和生产常常需要政府和公益基金等扶持才能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起，针对贫困地区疾病的新疗法(如脑膜炎球菌疫苗)通常是由政府与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或慈善机构联合研发的。但是近年来，这种官方与民间机构的合作势头有所减弱。在2013年，各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对新型传染病的研究费用仅占所有医疗保健研发费用(合计1950亿美元)的1.6%，其中仅有五分之一属于私人投资。
　　在全球经历了埃博拉危机之后，公私合作的势头又有回升趋势。201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制定了“预防传染病研发行动蓝图”，其目标是在下一次瘟疫来袭之前，让各方共同努力，找到应对措施。针对埃博拉病毒暴发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该项目委员会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包括加快对实验药物、疫苗的测试和审批，为实验性药品提供责任保险，通过合同保证信息和样本的共享等。
　　但该项目最主要的目标是推进对几种高威胁性病原体的研究。WHO将借鉴在疟疾疫苗开发中的经验，推动相关疫苗、药物的生产和检测技术的研究。WHO希望这些产品必须是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价格将与高昂的开发成本“脱钩”，而企业将从在其他方面得到补偿。这一点目前尚未落实，但已在新疗法的开发中纳入讨论。
　　关注新疫苗研发的不只是WHO。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是2017年1月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新成立的国际团体，获得了挪威、德国、日本、惠康基金会和盖茨基金会提供的初始投资。CEPI的第一个目标是开发针对尼帕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毒和拉萨热病毒的疫苗，帮助有效的实验性疫苗尽快通过二期临床试验。此外，这个组织还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出资10亿美元支持疫苗生产新技术的开发。
　　但是，即使有了这些项目的支持，需要更多人参与的三期临床试验还是难以顺利完成。而且，直到某种病毒暴发，我们才会知道其疫苗的效果到底如何。
　　快速响应，通力合作
　　即使疫苗在手，也不能高枕无忧。如果传染病能被有效预防，那它们就不会发展成瘟疫了。我们必须要准备一套完善的应急预案，这样瘟疫暴发时才能快速而有效地做出反应。
　　流行病的扩散是呈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感染病例增加缓慢，后期却像坐了火箭一般猛窜。于是相关机构在应对传染病时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最开始人们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后来又会抱怨有关部门动作太慢。为了更好地预测流行病的暴发，WHO组织了专业团队，对气候条件、疫苗接种情况和人群免疫力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同时还建立起一个社会科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网络，以探索如何改善瘟疫来袭时的沟通状况。沟通不畅正是造成对埃博拉疫情应对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首要也最重要的原因却在于疾病的监测：在埃博拉病毒大规模扩散之前，没人注意到最开始的少量病例。
　　疫苗和免疫全球联盟(简称GAVI，一个帮助贫困地区获取疫苗的公益组织)的领导人伯克利表示，为了做好应对大规模瘟疫的准备，我们需要能深入世界每个角落的大量健康工作者，他们要熟知当地情况，在疫情暴发之初就能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此外，我们还需要能检测病毒的实验室和对疫情做出快速反应的团队。根据2005签署的国际卫生条例，世界卫生组织所有194个成员国必须建立完善的监測机制，识别严重的，或是可能引发国际旅行或贸易限制的传染病疫情，并及时报告。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欧美——已经完成了条约所要求的一切。而作为多种危险病毒起源地的非洲，项目完成度是最低的。
　　要填补这些空白，不仅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更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埃博拉疫情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任何区域性流行病都可能发展成全球性的瘟疫。2014年2月，美国、中国、俄罗斯等27个国家联合多个国际组织联合启动了一项名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GHSA)的全球防控传染病计划，旨在建立国际性的传染病快速检测、信息共享和快速反应的网络，以限制传染性疾病在人和动物上的扩散，减少生命损失，降低流行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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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已经做出一系列改革，以提升自己在紧急事件发生时的响应速度。相比以往通过在各国的独立办公室根据自己的判断标准评估突发事件的风险，现在WHO已经有了在世界各地进行标准化风险评估的工作人员，他们能在危机发生72小时内成立应急小组并迅速扩大规模。为了能在全球范围内协调部署，这些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向日内瓦总部报告，这在WHO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WHO还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为口罩、注射器等设备建立全球供应链。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也是WHO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这个机构主要职能是协调世界对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应急反应，从2016年起，他们将对流行病的应急反应也纳入了工作范围。
　　然而，无论有多及时的病毒检测手段，或有多有效的疫苗和药物，怎样生产和部署仍是一个难题。我们不可能在病毒暴发时瞬间建好一个疫苗工厂。生产线就像预备军一样，需要早做准备，时常锻炼和更新。
　　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不妨参考流感疫苗的生产经验。流感病毒暴发频繁且变异迅速，造成每一次流感的病毒都不完全相同。因此，流感疫苗是由一个不变的标准流感病毒蛋白和两个特征蛋白(来自当时流行的那种流感病毒)构成。流感疫苗每年更新，却不需要设计新的生产线和通过全套审批流程。通过类似方式，我们可以为一种目前还没出现的变异病毒建立疫苗生产线。
　　目前这项工作尚未开始。WHO是否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继续各项工作还是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什么是利害攸关的。”伯克利说。他认为，大流行是一种“进化必然”。“如果人们了解其中风险，他们会想要建立完善的系统来应对。这样做的成本比起忽视它的代价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们已经摆脱了盲目自满情绪，但仍有许多事情要做。埃博拉疫情使全世界意识到，流行病是全球经济和安全最大的不可控危险因素。我们还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但一定比以前做得更好。
　　流行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流行病的传播速度加快，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学者认为，在这个时代，流行病的最大风险是对全球经济的威胁。无论是出于必要还是恐惧，很多人都会尽量减少与密集的人群的接触，无形中减少了许多消费。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旅游和贸易产业，然后是商场和餐厅等。2003年，SARS疫情暴发，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774人死亡，而其造成的检疫花费和经济损失(旅游、贸易等)则高达540亿美元。世界银行估计：如果现在再发生和1918大流感一样严重的流感疫情，全世界GDP将下降5%，造成8万亿美元的经济衰退。我们对疫情的反应速度越快，损失就越小，所以我们必须提早做好准备。当然，这些准备是需要成本的。那么，谁来为此买单?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一种新的融资机制。2016年5月，世界银行推出了全新的“瘟疫保险”(流行病应急融资基金)。很多流行病暴发都是从较为贫困的国家开始的，穷国无力负担医药资源，富国则恐惧于瘟疫的蔓延。这项基金主要由较发达的国家投入资金，可向最贫困国家迅速发放多达5亿美元用于应对大规模流行病的暴发。它还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加强卫生体系，为未来疫病暴发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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