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亲情，几丝感慨，满腹疯话。时光没有教会我任何东西,却教会了我不要轻易去相信神话。每个人都是一个国王,在自己的世界里纵横跋扈,你不要听我的,但你也不要让我听你的。因删贴不及时所产生的任何法律纠纷或责任本人概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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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阿尔贝?加缪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说：“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这说明不了什么。可能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样的理由，他不能拒绝。不过他似乎不大高兴。我甚至跟他说：“这可不是我的错儿。”他没理我。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反正我没什么可请求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后天他看见我戴孝一定会安慰我的。现在有点像是妈妈还没死似的，不过一下葬那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
　　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天气很热。跟平时一样，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他们都为我难受，赛莱斯特还说：“人只有一个母亲啊。”我走的时候，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得到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
　　为了及时上路，我是跑着去的。这番急，这番跑，加上汽车颠簸，汽油味儿，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我几乎睡了一路。我醒来的时候，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他朝我笑笑，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我不想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走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见见院长。他正忙着，我等了一会儿。这当儿，门房说个不停，后来我见了院长。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那是个小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随后他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他看了看档案，对我说：“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就赶紧向他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无须解释，亲爱的孩子。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您无力负担她。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又很菲薄。总之，她在这里更快活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说：“您知道，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兴趣。您年轻，跟您在一起，她还会问得慌呢。”
　　这是真的。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不说话。她刚进养老院时常常哭。那是因为不习惯。几个月后，如果再让她出来，她还会哭的。这又是因为不习惯。差不多为此，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当然也是因为来看她就得占用星期天，还不算赶汽车、买车票、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
　　院长还在跟我说，可我几乎不听了。最后他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母亲吧。”我站了起来没说话，他领着我出去。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了。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这里每逢有人死了，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院里有不少老人，正三五成群地闲谈。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都不作声了；我们一过去，他们就又说开了。真像一群鹦鹉在嘁嘁喳喳低声乱叫。走到一座小房门前，院长与我告别：“请自便吧，默而索先生。有事到办公室找我。原则上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我们是想让您能守灵。还有，您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希望按宗教仪式安葬。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只想告诉您一声。”我谢了他。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时也从未想到过宗教。
　　我进去。屋里很亮，玻璃天棚，四壁刷着白灰。有几把椅子，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两个架子上停着一口棺材，盖着盖。一些发亮的螺丝钉，刚拧进去个头儿，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棺材旁边，有个阿拉伯女护士，穿着白大褂，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
　　这时门房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来着，说话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再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叫住他。他问我：“您不想？”我回答说：“不想。”他站住了，我很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看我，问：“为什么？”他并没责备的意思，好像只是想问问。我说：“不知道。”于是，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也不看我，说：“我明白。”他的眼睛很漂亮，淡蓝色，脸有些发红。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自己坐在我后面。女护士站起来，朝门口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恶疮。”因为我不明白，就看了看那女护土，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在鼻子的那个地方，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人们所能见到的，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
　　她出去后门房说：“我不陪你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他没走，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个人，使我很不自在。傍晚时分，屋里仍然很亮。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飞。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我头也没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里很久了吗？”他立即回答：“五年了，”好像就等我问他似的。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他一定会惊讶不止。他六十四岁，巴黎人。说到这儿，我打断他：“噢，您不是本地人？”我这才想起来，他在带我去见院长前，跟我谈起过妈妈。他说要赶快下葬，因为平原天热，特别是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而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在巴黎，死人在家里停三天有时四天。这里不行，时间短，怎么也习惯不了才过这么短时间就要跟着柩车去下葬。这时，他老婆对他说：“别说了，这些事是不能对先生说的。”老头子脸红了连连道歉。我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他说得对，很有意思。
　　在小停尸间，他告诉我，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结实，就自荐当门房。我向他指出，无论如何他还是养老院收留的人。他说不是。我先就觉得奇怪，他说到住养老院的人时（其中有几个并不比他大），总说：“他们”，“那些人”，有时也说“老人们”。当然那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天一下就黑了。浓重的夜色很快就压在玻璃天棚上。门房打开灯，突然的光亮使我眼花目眩。他请我到食堂吃饭。但我不饿。他于是建议端杯牛奶咖啡来。我喜欢牛奶咖啡，就接受了。过了一会儿，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我喝了咖啡，想抽烟。可我犹豫了，我不知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我想了想，认为不要紧。我给了门房一支烟，我们抽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端点咖啡来。”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照在白墙上的光使我难受。他说不行。灯就是那样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我后来没怎么再注意他。他出去，进来，摆好椅子，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杯子。然后，他隔着妈妈的棺木在我对面坐下。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屋里暖洋洋的，咖啡使我发热，从开着的门中，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的气味。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
　　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把我弄醒了。乍一睁开眼睛，屋子更显得白了。在我面前没一点儿阴影，每一样东西，每一个角落，每一条曲线，都清清楚楚，轮廓分明，很显眼。妈妈的朋友们就是这时候进来的。一共有十来个，静悄悄地在这耀眼的灯光中挪动。他们坐下，没一把椅子响一声。我看见他们，我看人从没这样清楚过，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任何细节都没逃过我的眼睛。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真难相信他们是真的在那里。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突出。我还从没注意过老太太会有这样大的肚子。男人几乎都很瘦，拄着手杖。使我惊奇的是，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眼睛，只看见一堆皱纹中间闪动着一缕混浊的亮光。他们坐下的时候，大多数人都看了看我，不自然地点点头，嘴唇都陷进了没牙的嘴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都面对我，摇晃着脑袋坐在门房的左右。有一阵，我有种可笑的印象，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
　　不多会儿，一个女人哭起来。她坐在第二排，躲在一个同伴后面，我看不清楚。她抽抽答答地哭，我觉得她大概不会停。其他人好像都没听见。他们神情沮丧，满面愁容，一声不吭。他们看看棺材，看看手杖，或随便东张西望，他们只看这些东西。那个女人一直在哭。我很奇怪，因为我并不认识她。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可我不敢对她说。门房朝她弯下身，说了句话，可她摇摇头，嘟囔句什么，依旧抽抽答答地哭。于是，门房朝我走来，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一阵，他才眼睛望着别处告诉我：“她跟令堂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也没了。”
　　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但抽泣得很厉害，最后总算无声无息了。我不困了，但很累，腰酸背疼。现在，是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我只是偶尔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不知道是什么。时间长了，我终于猜出，原来是有几个老头子嘬腮帮子，发出这种怪响。他们沉浸在冥想中，自己并不觉得。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算不了什么。但现在我认为，那是个错误的印象。
　　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我现在还记得，有时我睁开眼，看见老头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了，只有一位，下巴颏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在盯着我看，好像他就等着我醒。随后我又睡了。因为腰越来越疼，我又醒了。晨曦已悄悄爬上玻璃窗。一会儿，一个老头儿醒了，使劲咳嗽。他掏出一块方格大手帕，往里面吐痰，每一口痰都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其他人都被吵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站了起来。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出去时竟都同我握了手，好像过了彼此不说一句话的黑夜，我们的亲切感倒增加了。
　　我累了。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我洗了把脸，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好极了。我出去时，天已大亮。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一片红光。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好天。我很久没到乡下来了，要不是因为妈妈，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好啊。
　　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我闻着湿润的泥土味儿，不想再睡了。我想到办公室里的同事们。这个时辰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对我来说，这总是最难熬的时刻。我又想了一会儿，被房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随后又安静下来。太阳在天上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说院长要见我。我到他办公室。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字。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他拿起电话问我：“殡仪馆的人已来了一会儿，我要让他们来盖棺。您想最后再见见您母亲吗？”我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他们可以去了。”
　　然后他说他也要去送葬，我谢了他。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下，叉起两条小腿。他告诉我，送葬的只有我和他，还有值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不许去送殡，只许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个人道问题。”不过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莱兹参加送葬。说到这儿，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感情有点孩子气。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在院里，大家都拿他们打趣，他们对贝莱兹说：‘她是您的未婚妻。’他只是笑。他们觉得开心。问题是默而索太太的死使他十分难过，我认为不该拒绝他。但是，根据医生的建议，我昨天没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来，往窗外观望。他看了一会儿，说：“马朗戈的神甫来了。他倒提前了。”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教堂，教堂在村里。我们下了楼。神甫和两个唱诗童子等在门前。其中一个手拿香炉，神甫弯下腰，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我们走到时，神甫已直起腰来。他叫我“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里，我随他进去。
　　我一眼就看见螺钉已旋进去，屋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同时我听见院长说车已等在路上，神甫也开始祈祷。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童子、院长和我，一齐走出去。门口有一位太太，我不认识。“默而索先生，”院长介绍说。我没听见这位太太的姓名，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一丝笑容，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走出养老院。送葬的车停在大门口，长方形，漆得发亮，像个铅笔盒。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身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个态度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他就是贝莱兹先生。他戴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材经过的时候他摘掉了帽子），裤脚堆在鞋上，大白领的衬衫太大，而黑领花又太小。鼻子上布满了黑点儿，嘴唇不住地抖动。满头的白发相当细软，两只耷拉耳，耳轮胡乱卷着，血红的颜色衬着苍白的面孔，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神甫走在前面，然后是车子。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再后面是院长和我，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断后。
　　天空中阳光灿烂，地上开始感到压力，炎热迅速增高。我不知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走。我穿一身深色衣服，觉得很热。小老头本已戴上帽子，这时又摘下来了。院长跟我谈到他的时候，我歪过头望着他。他对我说，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有时一直走到村里。我望着周围的田野。一排排通往天边山岭的柏树，一片红绿相杂的土地，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我理解母亲的心理。在这个地方，傍晚该是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啊。今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地方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贝莱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走快了，老人落在后面。车子旁边也有一个人跟不上了，这时和我并排走着。我真奇怪，太阳怎么在天上升得那么快。我发现田野上早就充满了嗡嗡的虫鸣和簌簌的草响。我脸上流下汗来。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个伙计跟我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同时，他用右手掀了掀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着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说：“晒得够呛。”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里边是您母亲吗？”我又回“对”。“她年纪大吗？”我答道：“还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岁。然后，他就不说话了。我回了回头，看见老贝莱兹已拉下五十多米远。他一个人急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没一个多余的动作。他的额上渗出了汗珠，也不擦。
　　我觉得一行人走得更快了。我周围仍是一片被阳光照得发亮的田野。天空亮得让人受不了。有一阵，我们走过一段新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爆裂，脚一踩就陷进去，留下一道亮晶晶的裂日。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在这黑油泥里浸过似的。我有点迷迷糊糊，头上是青天白云，周围是单调的颜色，开裂的柏油是粘乎乎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死气沉沉的黑，车子是漆得发亮的黑。这一切，阳光、皮革味、马粪味、漆味、香炉味、一夜没睡的疲倦，使我两眼模糊，神志不清。我又回了回头，贝莱兹已远远落在后面，被裹在一片蒸腾的水气中，后来干脆看不见了。我仔细寻找，才见他已离开大路，从野地里斜穿过来。我注意到前面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莱兹熟悉路径，正抄近路追我们呢。在大路拐弯的地方，他追上了我们。后来我们又把他拉下了。他仍然斜穿田野，这样一共好几次。而我，我感到血直往太阳穴上涌。
　　以后的一切都进行得如此迅速、准确、自然，我现在什么也记不得了。除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很怪，与她的面孔不协调，那是一种抑扬的、颤抖的声音。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她说得对。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我还保留着这一天的几个印象，比方说，贝莱兹最后在村回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滴的泪水流上面颊。但是，由于皱纹的关系，泪水竟流不动，散而复聚，在那张形容大变的脸上铺了一层水。还有教堂，路旁的村民，墓地坟上红色的天竺葵，贝莱兹的昏厥（真像一个散架的木偶），撒在妈妈棺材上血红色的土，杂在土中的雪白的树根，又是人群，说话声，村子，在厂一个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轰鸣声，以及当汽车开进万家灯火的阿尔及尔，我想到我要上床睡它十二个钟头时我所感到的喜悦。
　　醒来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向老板请那两天假时他的脸色那么不高兴，因为今天是星期六。我可以说是忘了，起床的时候才想起来。老板自然是想到了，加上星期天我就等于有了四天假日，而这是不会叫他高兴的。但一方面，安葬妈妈是在昨天而不是在今天，这并不是我的错，另一方面，无论如何星期六和星期天总是我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我理解老板的心情。
　　昨天一天我累得够呛，简直起不来。刮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今天于什么，我决定去游泳。我乘电车去海滨浴场。一到那儿，我就扎进水里。年轻人很多。我在水里看见了玛丽卡多娜，我们从前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是打字员，我那时曾想把她弄到手。我现在认为她也是这样想的。但她很快就走了，我们没来得及呀。我帮她爬上一个水鼓。在扶她的时候，我轻轻地碰着了她的乳房。她趴在水鼓上，我还在水里。她朝我转过身来，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笑了。我也上了水鼓，挨在她身边。天气很好，我开玩笑似地仰起头，枕在她肚子上。她没说什么，我就这样待着。我两眼望着天空，天空是蓝的，泛着金色。我感到头底下玛丽的肚子在轻轻地起伏。我们半睡半醒地在水鼓上待了很久。太阳变得太强烈了，她下了水，我也跟着下了水。我追上她，伸手抱住她的腰，我们一起游。她一直在笑。在岸上晒的时候，她对我说：“我晒得比您还黑。”我问她晚上愿意不愿意去看电影。她还是笑，说她想看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穿好衣服，她看见我系了一条黑领带，显出很奇怪的样子，问我是不是在戴孝。我跟她说妈妈死了。她想知道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她吓得倒退了一步，但没表示什么。我想对她说这不是我的错，但我收住了口，因为我想起我已经跟老板说过了。这是毫无意义的。反正，人总是有点什么过错。
　　晚上，玛丽把什么都忘了。片子有的地方挺滑稽，不过实在是很蠢。她的腿挨着我的腿。我抚摸她的乳房。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吻了她，但吻得很笨。出来以后，她跟我到我的住处来了。
　　我醒来的时候，玛丽已经走了。她跟我说过她得到她婶婶家去。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天，这真烦人，因为我不喜欢星期天。于是，我翻了个身，在枕头上寻找玛丽的头发留下的味儿，一直睡到十点钟。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躺着直到中午。我不想跟平时那样去赛莱斯特的饭馆吃饭，因为他们肯定要问我，我可不喜欢这样。我煮了几个鸡蛋，就着盘子吃了，没吃面包，没了，也不愿下楼去买。
　　吃过午饭，我有点闷得慌，就在房子里瞎转悠。妈妈在的时候，这套房子还挺合适，现在我一个人住就太大了，不得不把饭厅的桌子搬到卧室来。我只住一间，屋里有几把当中的草已有点塌陷的椅子，一个镜子发黄的柜子，一个梳妆台，一张铜床。其余的都不管了。后来，没事找事，我拿起一张旧报，读了起来。我把克鲁申盐业公司的广告剪下来，贴在一本旧簿里。凡是报上让我开心的东西，我都剪下贴在里面。我洗了洗手，最后，上了阳台。
　　我的卧室外面是通往郊区的大街。午后天气晴朗。但是，马路很脏，行人稀少，却都很匆忙。首先是全家出来散步的人，两个穿海军服的小男孩，短裤长得过膝盖，笔挺的衣服使他们手足无措；一个小女孩，头上扎着一个粉红色的大花结，脚上穿着黑漆皮鞋。他们后面，是一位高大的母亲，穿着栗色的绸连衣裙；父亲是个相当瘦弱的矮个儿，我见过。他戴着一顶平顶窄檐的草帽，扎着蝴蝶结，手上一根手杖。看到他和他老婆在一起，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一带的人都说他仪态不凡。过了一会儿，过来一群郊区的年轻人，头发油光光，系红领带，衣服腰身收得很紧，衣袋上绣着花儿，穿着方头皮鞋。我想他们是去城里看电影的，所以走得这样早，而且一边赶电车，一边高声说笑。
　　他们过去之后，路上渐渐没人了。我想，各处的热闹都开始了。街上只剩了一些店主和猫。从街道两旁的无花果树上空望去，天是晴的，但不亮。对面人行道上，卖烟的搬出一把椅子，倒放在门前，双腿骑上，两只胳膊放在椅背上。刚才还是拥挤不堪的电车现在几乎全空了。烟店旁边那家叫“彼埃罗之家”的小咖啡馆里空无一人，侍者正在扫地。这的确是个星期天的样子。
　　我也把椅子倒转过来，像卖烟的那样放，我觉得那样更舒服。我抽了两支烟，又进去拿了块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来。很快，天阴了。我以为要下暴雨，可又渐渐放晴了。不过，刚才飘过一片乌云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阴暗。我待在那儿望天，望了好久。
　　五点钟，电车轰隆隆地开过来，车里挤满从郊外体育场看比赛的人，有的就站在踏板上，有的扶着栏杆。后面几辆车里拉的，我从他们的小手提箱认出是运动员。他们扯着嗓子喊叫唱歌，说他们的俱乐部万古常青。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一个甚至对我喊：“我们赢了他们。”我点点头大声说：“对。”从这时起，小汽车就多起来了。
　　天有点暗了。屋顶上空，天色发红，一入黄昏街上也热闹起来。散步的人也渐渐往回走。我在人群中认出了那位仪态不凡的先生。孩子在哭，让大人拖着走。这一带的电影院几乎也在这时把大批看客抛向街头。其中，年轻人的举动比平时更坚决，我想他们刚才看的是一部冒险片子。从城里电影院回来的人到得稍微晚些。他们显得更庄重些。他们还在笑，却不时地显出疲倦和出神的样子。他们待在街上，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附近的姑娘们没戴帽子，挽着胳膊在街上走。小伙子们设法迎上她们，说句笑话，她们一边大笑，一边回过头来。其中我认识好几个，她们向我打了招呼。
　　这时街灯一下子亮了，使夜晚空中初现的星星黯然失色。我望着满是行人和灯光的人行道，感到眼睛很累。电灯把潮湿的路面照得闪闪发光，间隔均匀的电车反射着灯光，照在发亮的头发、人的笑容或银手镯上。不一会儿，电车少了，树木和电灯上空变得漆黑一片，不知不觉中路上的人也走光了，直到第一只猫慢悠悠地穿过重新变得空无一人的马路。这时，我想该吃晚饭了。我在椅背上趴得太久了，脖子有点儿酸。我下楼买了面包和面片，自己做了站着吃了。我想在窗前抽支烟，可空气凉，我有点儿冷。我关上窗户，回来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见桌角上摆着酒精灯和面包块。我想星期天总是忙忙碌碌的，妈妈已经安葬，我又该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今天，我在办公室干了很多活儿。老板很和气。他问我是不是太累了，他也想知道妈妈的年纪。为了不弄错我说“六十来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松了口气，认为这是了结了一桩大事。
　　我的桌上堆了一大堆提单，我都得处理。在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前，我洗了手。中午是我最喜欢的时刻。晚上就不那么高兴了，因为公用的转动毛巾用了一天都湿透了。一天，我向老板提出这事。他回答说他对此感到遗憾，不过这毕竟是小事一桩。我下班晚些，十二点半才跟艾玛努埃尔一起出来，他在发货部门工作。办公室外面就是海，我们看了一会儿大太阳底下停在港里的船。这时一辆卡车开过来，带着哗啦哗啦的铁链声和噼噼啪啪的爆炸声。艾玛努埃尔问我“去看看怎么样”，我就跑了起来。卡车超过我们，我们追上去。我被包围在一片嘈杂声和灰尘中，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感到这种混乱的冲动，拼命在绞车、机器、半空中晃动的桅杆和我们身边的轮船之间奔跑。我第一个抓住车跳了上去。然后，我帮着文玛努埃尔坐好。我们喘不过气来，汽车在尘土和阳光中，在码头上高低不平的路上颠簸着。艾玛努埃尔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来到赛莱斯特的饭馆，浑身是汗。他还是那样子，挺着大肚子，系着围裙，留着雪白的小胡子。他问我“总还好吧”，我说好，现在肚子饿了。我吃得很快，喝了咖啡，然后回家，睡了一会儿，因为我酒喝多了。醒来的时候，我想抽烟。时候不早了，我跑去赶电车。我干了一下午。办公室里很热，晚上下了班，我沿着码头慢步走回去，感到很快活。天是绿色的，我感到心满意足。尽管如此我还是径直回家了，因为我想自己煮土豆。
　　楼梯黑乎乎的。我上楼时碰在老萨拉玛诺的身上，他是我同层的邻居。他牵着狗。八年来，人们看见他们总是厮守在一起。这条西班牙种猎犬生了皮肤病，我想是丹毒，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痴。他们俩挤在一间小屋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像它了。他的脸上长了些发红的硬痴，头上是稀疏的黄毛。那狗呢，也跟它主人学了一种弯腰驼背的走相，撅着嘴，伸着脖子，好像是同类，却相互憎恨。每天两次，十一点和六点，老头儿带着狗散步。八年来，他们没有改变过路线。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个趔趄，他于是就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儿拽了。要是狗忘了，又拖起主人来，就又会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两个双双待在人行道上，你瞅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碰到狗要撒尿，老头儿偏不给它时间，使劲拽它，狗就沥沥拉拉尿一道儿。如果狗偶尔尿在屋里，更要遭毒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赛莱斯特总是说“这真不幸”，实际上，谁也不能知道。我在楼梯上碰见萨拉玛诺的时候，他正在骂狗。他对它说：“混蛋！脏货！”狗直哼哼。我跟他说：“您好，”但老头儿还在骂。于是，我问狗怎么惹他了，他不答腔。他只是说：“混蛋！脏货！”我模模糊糊地看见他正弯着腰在狗的颈圈上摆弄什么。我提高了嗓门儿。他头也不回，憋着火儿回答我：“它老是那样。”说完，便拖着那条哼哼卿卿、不肯痛痛快快往前走的狗出去了。
　　正在这时，我那层的第二个邻居进来了。这一带的人都说他靠女人生活。但人要问他职业，他就说是“仓库管理员”。一般说，大家都不大喜欢他。但他常跟我说话，有时还到我那儿坐坐，因为我听他说话。再说，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跟他说话。他叫莱蒙散太斯。长得相当矮，肩膀却很宽，一个拳击手的鼻子。他总穿得衣冠楚楚。说到萨拉玛诺，他也说：“真是不幸！”他问我对此是否感到讨厌，我回答说不。
　　我们上了楼，正要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说：“我那有猪血香肠和葡萄酒，一块儿吃怎么样？……”我想这样我不用做饭就接受了。他也只有一间房子，外带一间没窗户的厨房。床上方摆着一个白色和粉红色的仿大理石天使像，几张体育冠军的相片和两三张裸体女人画片。屋里很脏，床上乱七八糟。他先点上煤油灯，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肮脏的纱布，把右手缠了起来。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和一个跟他找碴儿的家伙打了一架。
　　“您知道，默而索先生，”他对我说，“并不是我坏，可我是火性子。那小子呢，他说：‘你要是个男子汉，从电车上下来。’我对他说：‘滚蛋，别找事儿。’他说我不是男子汉。于是我下了电车对他说：“够了，到此为止吧，不然我就教训你。’他说：‘你敢怎么样？’我就揍了他一顿。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来，他却躺在地上用脚踢我。我给了他一脚，又打了他两耳光。他满脸流血。我问他够不够。他说够了。”
　　说话的工夫，散太斯已缠好绷带。我坐在床上。他说：“您看，不是我找他，是他对我不尊重。”的确如此，我承认。这时，他说，他正要就这件事跟我讨个主意，而我呢，是个男子汉，有生活经验，能帮助他，这样的话，他就是我朋友了。我什么也没说，他又问我愿不愿做他的朋友。我说怎么都行，他好像很满意。他拿出香肠，在锅里煮，又拿出酒杯、盘子、刀叉、两瓶酒。拿这些东西时他没说话。我们坐下。一边吃，他一边讲他的故事。他先还迟疑了一下。“我认识一位太太……这么说吧，她是我的情妇。”跟他打架的那个人是这女人的兄弟。他对我说他供养着她。我没说话，但他立刻补充说他知道这地方的人说他什么，不过他问心无愧，他是仓库管理员。
　“至于我这件事，”他说，“我是发觉了她在骗我。”他给她的钱刚够维持生活。他为她付房租，每天给她二十法郎饭钱。“房租三百法郎，饭钱六百法郎，不时送双袜子，一共一千法郎。人家还不工作。可她说那是合理的，我给的钱不够她生活。我跟她说：‘你为什么不找个半天工作呢？这样就省得我再为这些零星花费操心了。这个月我给你买了一套衣服，每天给你二十法郎，替你付房租，可你呢，下午和你的女友们喝咖啡。你拿咖啡和糖请她们，出钱的却是我。我待你不薄，你却忘恩负义。’可她就是不工作，总是说钱不够。所以我才发觉其中一定有欺骗。”
　　于是，他告诉我他在她的手提包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她不能解释是怎么买的。不久，他又在她那里发现一张当票，证明她当了两只镯子。他可一直不知道她有两只镯子。“我看得清清楚楚，她在欺骗我。我就不要她了。不过，我先揍了她一顿，然后才揭了她的老底。我对她说，她就是想拿我寻开心。您知道，默而索先生，我是这样说的：‘你看不到人家在嫉妒我给你带来的幸福。你以后就知道自己是有福不会享了。’”
　　他把她打得见血方休。以前他不打她。“打是打，不过是轻轻碰碰而已。她叫唤。我就关上窗子，也就完了。这回，我可来真的了。对我来说，我惩罚得还不够呢。”
　　他解释说，就是为此，他才需要听听我的主意。他停下话头，调了调结了灯花的灯芯。我一直在听他说。我喝了将近一升的酒，觉得太阳穴发烫。我抽着莱蒙的烟，因为我的已经没了。末班电车开过，把已很遥远的郊区的嘈杂声带走了。莱蒙在继续说话。使他烦恼的是，他对跟他睡觉的女人“还有感情”。但他还是想惩罚她。最初，他想把她带到一家旅馆去，叫来“风化警察”，造成一桩丑闻，让她在警察局备个案。后来，他又找过几个流氓帮的朋友。他们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正如莱蒙跟我说的那样，参加流氓帮还是值得的。他对他们说了，他们建议“破她的相”。不过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要考虑考虑。在这之前，他想问问我的意见。在得到我的指点前，他想知道我对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我说我什么也没想，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他问我是不是认为其中有欺骗，我觉得是有欺骗。他又问我是不是认为应该惩罚她，假使是我的话，我将怎么做，我说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我理解他想惩罚她的心情。我又喝了点酒。他点了一支烟，说出了他的主意。他想给她写一封信，“信里狠狠地羞辱她一番，再给她点儿甜头让她后悔。”然后，等她来的时候，他就跟她睡觉，“正在要完事的时候”，他就吐她一脸唾沫，把她赶出去。我觉得这样的话，的确，她也就受到了惩罚。但是，莱蒙说他觉得自己写不好这封信，他想让我替他写。由于我没说什么，他就问我是不是马上写不方便，我说不。
　　他喝了一杯酒，站起来，把盘子和我们吃剩的冷香肠推开。他仔细地擦了擦铺在桌上的漆布。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张方格纸，一个黄信封，一支红木杆的蘸水钢笔和一小方瓶紫墨水。他告诉我那女人的名字，我看出来是个摩尔人。我写好信。信写得有点儿随便，不过，我还是尽力让莱蒙满意，因为我没有理由不让他满意。然后，我高声念给他听。他一边抽烟一边听，连连点头。他请我再念一遍。他非常满意。他对我说：“我就知道你有生活经验。”起初，我还没发觉他已经用“你”来称呼我了。只是当他说“你现在是我的真正的朋友了，”这时我才感到惊奇。他又说了一遍，我说：“对。”做不做他的朋友，怎么都行，他可是好像真有这个意思。他封上信，我们把酒喝完。我们默默地抽了会儿烟。外面很安静，我们听见一辆小汽车开过去了。我说：“时候不早了。”莱蒙也这样想。他说时间过得很快。这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真的。我困了，可又站不起来。我的样子一定很疲倦，因为莱蒙对我说不该灰心丧气。开始，我没明白。他就解释说，他听说我妈妈死了，但这是早晚要有的事情。这也是我的看法。
　　我站起身来，莱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男人之间总是彼此理解的。我从他那里出来，关上门，在漆黑的楼梯口待了一会儿。楼里寂静无声，从楼梯洞的深处升上来一股隐约的、潮湿的气息。我只听见耳朵里血液一阵阵流动声。我站着不动。老萨拉玛诺的屋子里，狗还在低声哼哼。
　　这一星期，我工作得很好。莱蒙来过，说他把信寄走了。我跟艾玛努埃尔去了两次电影院。银幕上演的什么，他不是常能看懂，我得给他解释。昨天是星期六，玛丽来了，这是我们约好的。我见了她心里直痒痒，她穿了件红白条纹的漂亮连衣裙，脚上是皮凉鞋。一对结实的乳房隐约可见，阳光把她的脸晒成棕色，好像朵花。我们坐上公共汽车，到了离阿尔及尔几公里外的一处海滩，那儿两面夹山，岸上一溜芦苇。四点钟的太阳不太热了，但水还很温暖，层层细浪懒洋洋的。玛丽教给我一种游戏，就是游水的时候，迎着浪峰，喝一口水花含在嘴里，然后翻过身来，把水朝天上吐出去。这样，水就像一条泡沫的花边散在空中，或像一阵温雨落回到脸上。可是玩了一会儿，我的嘴就被盐水烧得发烫。玛丽这时游到我身边，贴在我身上。她把嘴对着我的嘴，伸出舌头舔我的嘴唇。我们就这样在水里滚了一阵。
　　我们在海滩穿好衣服，玛丽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我吻了她。从这时起，我们再没有说话。我搂着她，急忙找到公共汽车，回到我那里就跳上了床。我没关窗户，我们感到夏夜在我们棕色的身体上流动，真舒服。
　　早晨，玛丽没有走，我跟她说我们一道吃午饭。我下楼去买肉。上楼的时候，我听见莱蒙的屋子里有女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老萨拉玛诺骂起狗来，我们听见木头楼梯上响起了鞋底和爪子的声音，接着，在“混蛋！脏货！”的骂声中，他们上街了。我向玛丽讲了老头儿的故事，她大笑。她穿着我的睡衣，卷起了袖子。她笑的时候，我的心里又痒痒了。过了一会儿，她问我爱不爱她。我回答说这种话毫无意义，我好像不爱她。她好像很难过。可是在做饭的时候，她又无缘无故地笑了起来，笑得我又吻了她。就在这时，我们听见莱蒙屋里打起来了。
　　先是听见女人的尖嗓门儿，接着是莱蒙说：“你不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要教你怎么尊重我。”扑通扑通几声，那女人叫了起来，叫得那么凶，楼梯口立刻站满了人。玛丽和我也出去了。那女人一直在叫，莱蒙一直在打。玛丽说这真可怕，我没答腔。她要我去叫警察，我说我不喜欢警察。不过，住在三层的一个管子工叫来了一个。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声音了。他又用力敲了敲，过了一会儿，女人哭起来，莱蒙开了门。他嘴上叼着一支烟，样子笑眯眯的。那女人从门里冲出来，对警察说莱蒙打了她。警察问：“你的名字。”莱蒙回答了。警察说：“跟我说话的时候，把烟从嘴上拿掉。”莱蒙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抽了一口。说时迟，那时快，警察照准莱蒙的脸，重重地、结结实实地来了个耳光。香烟飞出去几米远。莱蒙变了脸，但他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低声下气地问警察他能不能拾起他的烟头。警察说可以，但是告诉他：“下一次，你要知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儿的。”那女人一直在哭，不住地说：“他打了我。他是个乌龟。”莱蒙问：“警察先生，说一个男人是乌龟，这是合法的吗？”但警察命令他“闭嘴”。莱蒙于是转向那女人，对她说：“等着吧，小娘们儿，咱们还会见面的。”警察让他闭上嘴，叫那女人走，叫莱蒙待在屋里等着局里传讯。他还说，莱蒙醉了，哆嗦成这副样子，应该感到脸红。这时，莱蒙向他解释说：“警察先生，我没醉。只是我在这儿，在您面前，打哆嗦，我也没办法。”他关上门，人也都走了。玛丽和我做好午饭。但她不饿，几乎全让我吃了。她一点钟时走了，我又睡了一会儿。
　　快到三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莱蒙。我仍旧躺着。他坐在床沿上。他没说话，我问他事情的经过如何。他说他如愿以偿，但是她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就打了她。剩下的，我都看到了。我对他说，我觉得她已受到惩罚，他该满意了。他也是这样想的。他还指出，警察帮忙也没用，反正是她挨揍了。他说他很了解警察，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他还问我当时是不是等着我回敬警察一下子，我说我什么也不等，再说我不喜欢警察。莱蒙好像很满意。他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块儿出去。我下了床，梳了梳头。他说我得做他的证人。怎么都行，但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照莱蒙的意思，只要说那女人对他不尊重就够了。我答应为他作证。
　　我们出去了，莱蒙请我喝了一杯白兰地。后来，他想打一盘弹子，我差点赢了。他还想逛妓院，我说不，因为我不喜欢那玩意儿。于是我们慢慢走回去，他说他惩罚了他的情妇心里高兴得不得了。我觉得他对我挺好，我想这个时候真舒服。
　　远远地，我看见老萨拉玛诺站在门口，神色不安。我们走近了，我看到他没牵着狗。他四下张望，左右乱转，使劲朝黑洞洞的走廊里看，嘴里念念有词，又睁着一双小红眼，仔细地在街上找。莱蒙问他怎么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模模糊糊地听他嘟囔着：“混蛋！脏货！”心情仍旧不安。我问他狗哪儿去了。他生硬地回答说它走了。然后，他突然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像平常一样，带它去练兵场。做买卖的棚子周围人很多。我停下来看《国王散心》。等我再走的时候，它不在那儿了。当然，我早想给它买一个小点儿的颈圈。可是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胜货能这样就走了。”
　　莱蒙跟他说狗可能迷了路，它就会回来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狗能跑几十公里找到主人。尽管如此，老头儿的神色反而更不安了。“可您知道，他们会把它弄走的。要是还有人收养它就好了。但这不可能，它一身疮，谁见了谁恶心。警察会抓走它的，肯定。”我于是跟他说，应该去待领处看看，付点钱就可领回来。他问我钱是不是要很多。我不知道。于是，他发起火来：“为这个脏货花钱！啊！它还是死了吧！”他又开始骂起它来。莱蒙大笑，钻进楼里。我跟了上去，我们在楼梯口分了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老头儿的脚步声，他敲敲我的门。我开开门，他在门槛上站了会儿，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他进来，但他不肯。他望着他的鞋尖儿，长满硬痂的手哆嗦着。他没有看我，问道：“默而索先生，您说，他们不会把它抓走吧。他们会把它还给我的。不然的话，我可怎么活下去呢？”我对他说，送到待领处的狗保留三天，等待物主去领，然后就随意处置了。他默默地望着我。然后，他对我说；“晚安。”他关上门，我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床咯吱咯吱响。我听见透过墙壁传来一阵奇怪的响声，原来他在哭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妈妈。可是第二天早上我得早起。我不饿，没吃晚饭就上了床。
　　莱蒙往办公室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的一个朋友（他跟他说起过我）请我到他离阿尔及尔不远的海滨木屋去过星期天。我说我很愿意去，不过我已答应和一个女友一块儿过了。莱蒙立刻说他也请她。他朋友的妻子因为在一堆男人中间有了作伴的一定会很高兴。
　　我本想立刻挂掉电话，因为老板不喜欢人家从城里给我们打电话。但莱蒙要我等一等，他说他本来可以晚上转达这个邀请，但是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一帮阿拉伯人盯了他整整一天，内中有他过去的情妇的兄弟。“如果你晚上回去看见他们在我们的房子附近，你就告诉我一声。”我说一言为定。
　　过了一会儿，老板派人来叫我，我立刻不安起来，因为我想他一定又要说少打电话多于活儿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他要跟我谈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他只是想听听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他想在巴黎设一个办事处，直接在当地与一些大公司做买卖，他想知道我能否去那儿工作。这样，我就能在巴黎生活，一年中还可旅行旅行。“您年轻，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您会喜欢的。”我说对，但实际上怎么样都行。他于是问我是否对于改变生活不感兴趣。我回答说生活是无法改变的，什么样的生活都一样，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使我不高兴。他好像不满意，说我答非所问，没有雄心大志，这对做买卖是很糟糕的。他说完，我就回去工作了。我并不愿意使他不快，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我的生活。仔细想想，我并非不幸。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过不少这一类的雄心大志。但是当我不得不辍学的时候，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切实际上并不重要。
　　晚上，玛丽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跟她结婚。我说怎么样都行，如果她愿意，我们可以结。于是，她想知道我是否爱她。我说我已经说过一次了，这种话毫无意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大概是不爱她。她说：“那为什么又娶我呢？”我跟她说这无关紧要，如果她想，我们可以结婚。再说，是她要跟我结婚的，我只要说行就完了。她说结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说：“不。”她沉默了一阵，一声不响地望着我。后来她说话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这个建议出自另外一个女人，我和她的关系跟我和玛丽的关系一样，我会不会接受。我说：“当然。”于是她心里想她是不是爱我，而我，关于这一点是一无所知。又沉默了一会儿，她低声说我是个怪人，她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爱我，也许有一天她会出于同样的理由讨厌我。我一声不吭，没什么可说的。她微笑着挽起我的胳膊，说她愿意跟我结婚。我说她什么时候愿意就什么时候办。这时我跟她谈起老板的建议，玛丽说她很愿意认识认识巴黎。我告诉她我在那儿住过一阵，她问我巴黎怎么样。我说：“很脏。有鸽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肤是白的。”
　　后来，我们出去走了走，逛了城里的几条大街。女人们很漂亮，我问玛丽她是否注意到了。她说她注意到了，还说她对我了解了。有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但我还是希望她和我在一起，我跟她说我们可以一块儿去赛莱斯特那儿吃晚饭。她很想去，不过她有事。我们已经走近了我住的地方，我跟她说再见。她看了看我说：“你不想知道我有什么事吗？”我很想知道，但我没想到要问她，而就是为了这她有着那种要责备我的神气，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她又笑了，身子一挺把嘴唇凑上来。
　　我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晚饭。我已开始吃起来，这时进来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坐在我的桌子旁边。她当然可以。她的动作僵硬，两眼闪闪发光，一张小脸像苹果一样圆。她脱下短外套，坐下，匆匆看了看菜谱。她招呼赛莱斯特，立刻点完她要的菜，语气准确而急迫。在等凉菜的时候，她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小块纸和一支铅笔，事先算好钱，从小钱包里掏出来，外加小费，算得准确无误，摆在眼前。这时凉菜来了，她飞快地一扫而光。在等下一道菜时，她又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支蓝铅笔和一份本星期的广播节目杂志。她仔仔细细地把几乎所有的节目一个个勾出来。由于杂志有十几页，整整一顿饭的工夫，她都在细心地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做这件事。她吃完站起来，用刚才自动机械一样准确的动作穿上外套，走了。我无事可干，也出去了，跟了她一阵子。她在人行道的边石上走，迅速而平稳，令人无法想象。她一往直前，头也不回。最后，我看不见她了，也就回去了。我想她是个怪人，但是我很快就把她忘了。
　　在门口，我看见了老萨拉玛诺。我让他进屋，他说他的狗丢了，因为它不在待领处。那里的人对他说，它也可能被轧死了。他问到警察局去搞清这件事是否是办不到的，人家跟他说这类事是没有记录的，因为每天都会发生。我对老萨拉玛诺说他可以再弄一条狗，可是他请我注意他已经习惯和这条狗在一起，这一点他说得对。
　　我蹲在床上，萨拉玛诺坐在桌前的一张椅子上。他面对着我，双手放在膝盖上。他还戴着他的旧毡帽。在发黄的小胡子下面，他嘴里含含糊糊不知在说什么。我有点讨厌他了，不过我无事可干，也没有一点睡意。没话找活，我就问起他的狗来。他说他是在他老婆死后有了那条狗。他结婚相当晚。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想演戏，所以当兵时，他在军队歌舞剧团里演戏。但最后，他进了铁路部门，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现在有一小笔退休金。他和他老婆在一起并不幸福，但总的说来，他也习惯了。她死后，他感到十分孤独。于是他便跟一个工友要了一条狗，那时它还很小。他得拿奶瓶喂它。因为狗比人活得时间短，他们就一块儿老了。“它脾气很坏，”萨拉玛诺说，“我们俩常常吵架。不过，这总算还是一条好狗。”我说它是良种，萨拉玛诺好像很高兴。他说：“您还没在它生病以前见过它呢；它最漂亮的是那一身毛。”自从这狗得了这种皮肤病，萨拉玛诺每天早晚两次给它抹药。但是据他看，它真正的病是衰老，而衰老是治不好的。
　　这时，我打了个哈欠，老头儿说他要走了。我跟他说他可以再待一会儿，对他狗的事我很难过，他谢谢我。他说妈妈很喜欢他的狗。说到她，他称她作“您那可怜的母亲”。他猜想妈妈死后我该是很痛苦，我没有说话。这时，他很快地，不大自然地对我说，他知道这一带的人对我看法不好，因为我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但他了解我，他知道我很爱妈妈。我回答说，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他们对我看法不好，但是我认为把母亲送进养老院是件很自然的事，因为我雇不起人照顾她。“再说，”我补充说，“很久以来她就和我无话可说，她一个人待着门得慌。”他说：“是啊，在养老院里，她至少还有伴儿。”然后，他告辞了。他想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这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皮。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今天是星期天，我总也睡不醒，玛丽叫我，推我，才把我弄起来。我们没吃饭，因为我们想早早去游泳。我感到腹内空空，头也有点儿疼。我的香烟有一股苦味。玛丽取笑我，说我“愁眉苦脸”。她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披散着头发。我说她很美，她高兴得直笑。
　　下楼时，我们敲了敲莱蒙的门。他说他就下去。由于我很疲倦，也因为我们没有打开百叶窗，不知道街上已是一片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像是打了一记耳光。玛丽高兴得直跳，不住地说天气真好。我感觉好了些，觉得肚子饿了。我跟玛丽说了，她给我看看她的漆布手提包，里面放着我们的游泳衣和一条浴巾。我们就等莱蒙了，我们听见他关上了门。他穿一条蓝裤，短袖白衬衫，但是戴了一顶平顶草帽，引得玛丽大笑。袖子外的胳膊很白，长着黑毛。我看了有点不舒服。他吹着口哨下了楼，看样子很高兴。他朝着我说：“你好，伙计，”而对玛丽则称“小姐”。
　　前一天我们去警察局了，我证明那女人“不尊重”莱蒙。他只受到警告就没事了。他们没有调查我的证词。在门前，我们跟莱蒙说了说，然后我们决定去乘公共汽车。海滩并不很远，但乘车去更快些。莱蒙认为他的朋友看见我们去得早，一定很高兴。我们正要动身，莱蒙突然示意我看看对面。我看见一帮阿拉伯人正靠着烟店的橱窗站着。他们默默地望着我们，不过他们总是这样看我们的，正好像我们是些石头或枯树一样。莱蒙对我说，左边第二个就是他说的那小子。他好像心事重重，不过，他又说现在这件事已经了结。玛丽不大清楚，问我们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说这些阿拉伯人恨莱蒙。玛丽要我们立刻就走。莱蒙身子一挺，笑着说是该赶紧走了。
　　我们朝汽车站走去，汽车站还挺远，莱蒙对我说阿拉伯人没有跟着我们。我回头看了看，他们还在老地方，还是那么冷漠地望着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地方。我们上了汽车。莱蒙似乎完全放了心，不断地跟玛丽开玩笑。我感到他喜欢她，可是她几乎不答理他。她不时望着他笑笑。
　　我们在阿尔及尔郊区下了车。海滩离公共汽车站不远。但是要走过一个俯临大海的小高地，然后就可下坡直到海滩。高地上满是发黄的石头和雪白的阿福花，衬着已经变得耀眼的蓝天。玛丽一边走，一边抡起她的漆布手提包打着花瓣玩儿。我们在一排排小别墅中间穿过，这些别墅的栅栏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白色的，其中有几幢有阳台，一起隐没在柽柳丛中，有几幢光秃秃的，周围一片石头。走到高地边上，就已能看见平静的大海了，更远些，还能看到一角地岬，睡意朦胧地雄踞在清冽的海水中。一阵轻微的马达声在宁静的空气中传到我们耳边。远远地，我们看见一条小拖网渔船在耀眼的海面上驶来，慢得像不动似的。玛丽采了几朵蝴蝶花。从通往海边的斜坡上，我们看见有几个人已经在游泳了。
　　莱蒙的朋友住在海滩尽头的一座小木屋里，房子背靠峭壁，前面的木桩已经泡在水里。莱蒙给我们作了介绍。他的朋友叫马松。他高大，魁梧，肩膀很宽，而他的妻子却又矮又胖，和蔼可亲，一口巴黎腔。他立刻跟我们说不要客气，他做了炸鱼，鱼是他早上刚打的。我跟他说他的房子真漂亮。他告诉我他在这儿过星期六、星期天和所有的假日。他又说：“跟我的妻子，大家会合得来的。”的确，他的妻子已经和玛丽又说又笑了。也许是第一次，我真想到我要结婚了。
　　马松想去游泳，可他妻子和莱蒙不想去。我们三个人出了木屋，玛丽立刻就跳进水里了。马松和我稍等了一会儿。他说话慢悠悠的，而且不管说什么，总要加一句“我甚至还要说”，其实，对他说的话，他根本没有进一步加以说明。谈到玛丽，他对我说：“她真不错，我甚至还要说，真可爱。”后来，我就不再注意他这口头语，一心只去享受太阳晒在身上的舒服劲儿了。沙子开始烫脚了。我真想下水，可我又拖了一会儿，最后我跟马松说：“下水吧？”就扎进水里。他慢慢走进水里，直到站不住了，才钻进去。他游蛙泳，游得相当坏，我只好撇下他去追玛丽。水是凉的，我游得很高兴。我和玛丽游远了，我们觉得，我们在动作上和愉快心情上都是协调一致的。
　　到了远处，我们改作仰游。我的脸朝着天，一层薄薄的水幕漫过，流进嘴里，就像带走了一片阳光。我们看见马松游回海滩，躺下晒太阳。远远地望去，他真是一个庞然大物。玛丽想和我一起游。我游到她后面，抱住她的腰，她在前面用胳膊划水，我在后面用脚打水。哗哗的打水声一直跟着我们，直到我觉得累了。于是，我放开玛丽，往回游了，我恢复了正常的姿势，呼吸也自如了。在海滩上，我趴在马松身边，把脸贴在沙子上。我跟他说“真舒服”，他同意。不一会儿，玛丽也来了。我翻过身子，看着她走过来。她浑身是水，头发甩在后面。她紧挨着我躺下，她身上的热气，太阳的热气，烤得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玛丽推了推我，说马松已经回去了，该吃午饭了。我立刻站起来，因为我饿了，可是玛丽跟我说一早上我还没吻过她呢。这是真的，不过我真想吻她。“到水里去，”她说。我们跑起来，迎着一片细浪扑进水里。我们划了几下，玛丽贴在我身上。我觉得她的腿夹着我的腿，我感到一阵冲动。
　　我们回来时，马松已经在喊我们了。我说我很饿，他立刻对他妻子说他喜欢我。面包很好，我狼吞虎咽地把我那份鱼吃光。接着上来的还有肉和炸土豆。我们吃着，没有人说话。马松老喝酒，还不断地给我倒。上咖啡的时候，我的头已经昏沉沉的了。我抽了很多烟。马松、莱蒙和我，我们三个计划八月份在海滩过，费用大家出。玛丽忽然说道：“你们知道几点了吗？才十一点半呀。”我们都很惊讶，可是马松说饭就是吃得早，这也很自然，肚子饿的时候，就是吃午饭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竟使得玛丽笑起来。我认为她有点儿喝多了。马松问我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去海滩上走走。“我老婆午饭后总要睡午觉。我嘛，我不喜欢这个。我得走走。我总跟她说这对健康有好处。不过，这是她的权利。”玛丽说她要留下帮助马松太太刷盘子。那个小巴黎女人说要干这些事，得把男人赶出去。我们三个人走了。
　　太阳几乎是直射在沙上，海面上闪着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从建在高地边上、俯瞰着大海的木屋中，传来了杯盘刀叉的声音。石头的热气从地面反上来，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开始，莱蒙和马松谈起一些我不知道的人和事。我这才知道他们认识已经很久了，甚至还一块儿住过一阵。我们朝海水走去，沿海边走着。有时候，海浪漫上来，打湿了我们的布鞋。我什么也不想，因为我没戴帽子，太阳晒得我昏昏欲睡。
　　这时，莱蒙跟马松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在海滩尽头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有两个穿蓝色司炉工装的阿拉伯人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看了看莱蒙，他说：“就是他。”我们继续走着。马松问他们怎么会跟到这儿来。我想他们大概看见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手里还拿着去海滩的提包，不过我什么也没说。
　　阿拉伯人走得很慢，但离我们已经近得多了。我们没有改换步伐，但莱蒙说了：“如果要打架，你，马松，你对付第二个。我嘛，我来收拾我那个家伙。你，默而索，如果再来一个，就是你的。”我说：“好。”马松把手放进口袋。我觉得晒得发热的沙子现在都烧红了。我们迈着均匀的步子冲阿拉伯人走去。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当距离只有几步远的时候，阿拉伯人站住了。马松和我，我们放慢了步子。莱蒙直奔他那个家伙。我没听清楚他跟他说了句什么，只见那人摆出一副不买帐的样子。莱蒙上去就是一拳，同时招呼一声马松。马松冲向给他指定的那一个，奋力砸了两拳，把那人打进水里，脸朝下，好几秒钟没有动，头周围咕噜咕噜冒上一片水泡，随即破了。这时，莱蒙也在打，那个阿拉伯人满脸是血。莱蒙转身对我说：“看着他的手要掏什么。”我朝他喊：“小心，他有刀！”可是，莱蒙的胳膊已给划开了，嘴上也挨了一刀。
　　马松纵身向前一跳。那个阿拉伯人已从水里爬起来，站到了拿刀的那人身后。我们不敢动了。他们慢慢后退，不住地盯着我们，用刀逼住我们。当他们看到已退到相当远的时候，就飞快地跑了。我们待在太阳底下动不得，莱蒙用手摁住滴着血的胳膊。
　　马松说有一位来这儿过星期天的大夫，住在高地上。莱蒙想马上就去。但他一说话，嘴里就有血泡冒出来。我们扶着他，尽快地回到木屋。莱蒙说他只伤了点皮肉，可以到医生那里去。马松陪他去了，我留下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两个女人听。马松太太哭了，玛丽脸色发白。我呢，给她们讲这件事让我心烦。最后，我不说话了，望着大海抽起烟来。
　　快到一点半的时候，莱蒙和马松回来了。胳膊上缠着绷带，嘴角上贴着橡皮膏。医生说不要紧，但莱蒙的脸色很阴沉。马松想逗他笑，可是他始终不吭声。后来，他说他要到海滩上去，我问他到海滩上什么地方，他说随便走走喘口气。马松和我说要陪他一道去。于是，他发起火来，骂了我们一顿。马松说那就别惹他生气吧。不过，我还是跟了出去。
　　我们在海滩上走了很久。太阳现在酷热无比，晒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点点。我觉得莱蒙知道去哪儿，但这肯定是个错误的印象。我们走到海滩尽头，那儿有一眼小泉，水在一块巨石后面的沙窝里流着。在那儿，我们看见了那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躺着，穿着油腻的蓝色工装。他们似乎很平静，差不多也很高兴。我们来了，并未引起任何变化。用刀刺了莱蒙的那个人，一声不吭地望着他。另一个吹着一截小芦苇管，一边用眼角瞄着我们，一边不断地重复着那东西发出的三个音。
　　这时候，周围只有阳光、寂静、泉水的轻微的流动声和那三个音了。莱蒙的手朝装着手枪的口袋里伸去，可那个人没有动，他们一直彼此对视着。我注意到吹笛子的那个人的脚趾分得很开。莱蒙一边盯着他的对头，一边问我：“我干掉他？”我想我如果说不，他一定会火冒三丈，非开枪不可。我只说：“他还没说话呢。这样开枪不好。”在寂静和炎热之中，还听得见水声和笛声。莱蒙说：“那我先骂他一顿，他一还口，我就干掉他。”我说：“就这样吧。但如果他不掏刀，你不能开枪。”莱蒙有点火。那个人还在吹，他们俩注意着莱蒙的一举一动。我说：“不，还是一个对一个，空手对空手。把枪给我。如果另一个上，或他掏出刀，我就干掉他。”
　　莱蒙把枪给我，太阳光在枪上一闪。不过我们还是站着没动，好像周围的一切把我们裹住了似的。我们一直眼对眼地相互盯着，在大海、沙子和阳光之间，一切都停止了，笛音和水声都已消失。这时我想，可以开枪，也可以不开枪。突然间，那两个阿拉伯人倒退着溜到山岩后面。于是，莱蒙和我就往回走了。他显得好了些，还说起了回去的公共汽车。
　　我一直陪他走到木屋前。他一级一级登上木台阶，我在第一级前站住了，脑袋被太阳晒得嗡嗡直响，一想到要费力气爬台阶和还要跟那两个女人说话，就泄气了。可是天那么热，一动不动地待在一片从天而降的耀眼的光雨中，也是够难受的。待在那里，还是走开，其结果是一样的。过了一会儿，我朝海滩转过身去，迈步往前走了。
　　到处依然是一片火爆的阳光。大海憋得急速地喘气，把它细小的浪头吹到沙滩上。我慢慢地朝山岩走去，觉得太阳晒得额头膨胀起来。热气整个儿压在我身上，我简直迈不动腿。每逢我感到一阵热气扑到脸上，我就咬咬牙，握紧插在裤兜里的拳头，我全身都绷紧了，决意要战胜太阳，战胜它所引起的这种不可理解的醉意。从沙砾上、雪白的贝壳或一片碎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光亮，像一把把利剑劈过来，剑光一闪，我的牙关就收紧一下。我走了很长时间。
　　远远地，我看见了那一堆黑色的岩石，阳光和海上的微尘在它周围罩上一圈炫目的光环。我想到了岩石后面的清凉的泉水。我想再听听淙淙的水声，想逃避太阳，不再使劲往前走，不再听女人的哭声，总之，我想找一片阴影休息一下。可是当我走近了，我看见莱蒙的对头又回来了。
　　他是一个人，仰面躺着，双手枕在脑后，头在岩石的阴影里，身子露在太阳底下。蓝色工装被晒得冒热气。我有点儿吃惊。对我来说，那件事已经完了，我来到这儿根本没想那件事。
　　他一看见我，就稍稍欠了欠身，把手插进口袋里。我呢，自然而然地握紧了口袋莱蒙的那支手枪。他又朝后躺下了，但并没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离他还相当远，约有十几米吧。我隐约看见。在他半闭的眼皮底下目光不时地一闪。然而最经常的，却是他的面孔在我眼前一片燃烧的热气中晃动。海浪的声音更加有气无力，比中午的时候更加平静。还是那一个太阳，还是那一片光亮，还是那一片伸展到这里的沙滩。两个钟头了，白昼没有动；两个钟头了，它在这一片沸腾的金属的海洋中抛下了锚。天边驶过一艘小轮船，我是瞥见那个小黑点的，因为我始终盯着那个阿拉伯人。
　　我想我只要一转身，事情就完了。可整个海滩在阳光中颤动，在我身后挤来挤去。我朝水泉走了几步，阿拉伯人没动。不管怎么说，他离我还相当远。也许是因为他脸上的阴影吧，他好像在笑。我等着，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烫，我觉得汗珠聚在眉峰上。那太阳和我安葬妈妈那天的太阳一样，头也像那天一样难受，皮肤下面所有的血管都一齐跳动。我热得受不了，又往前走了一步。我知道这是愚蠢的，我走一步井逃不过太阳。但我往前走了一步，仅仅一步。这次阿拉伯人没起来却抽出刀，迎着阳光对准我。刀锋闪闪发光，仿佛一把寒光四射的长剑刺中了我的头。就在这时，聚在眉峰的汗珠一下流到眼皮上，蒙上一幅温吞吞的，模模糊糊的水幕。这一泪水和盐水搀和在一起的水幕使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觉得铙钹似的太阳扣在我头上，那把刀刺眼的刀锋总是隐隐约约地对着我。滚烫的刀尖穿过我的睫毛，挖着我的痛苦的眼睛。就在这时一切都摇晃了。大海呼出一口沉闷而炽热的气息。我觉得天门洞开，向下倾泻着大火。我全身都绷紧了，手紧紧握住枪。枪机扳动了，我摸着了光滑的枪柄，就在那时猛然一声震耳的巨响，一切开始了。我甩了甩汗水和阳光。我知道我打破了这一天的平衡，打破了海滩上不寻常的寂静，而在那里我曾是幸福的。这时，我又对准那具尸体开了四枪，子弹打进去看不出什么。然而，那却好像是我在苦难之门上短促地叩了四下。
　　我被捕之后，很快就被审讯了好几次。但讯问的都是身份之类，时间不长。第一次是在警察局，我的案子似乎谁都不感兴趣。八天之后，一位预审推事倒是好奇地看了看我。不过开始时，他也只是问问姓名、住址、职业、出生年月和地点。然后，他想知道我是否找了律师。我说没有，还问他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为什么这样问？”他说。我回答说我认为我的案子很简单。他微笑着说：“这是一种看法。不过法律就是法律。如果您不找律师的话，我们将为您指定一个临时的。”我觉得法律还管这等小事，真是方便得很。我对他说了我的这一看法。他表示赞同，说法律制订得很好。
　　开始，我没认真对待他。他是在一间挂着窗帘的房子里接待我的，他的桌子上只有一盏灯，照亮了他让我坐的那把椅子，而他自己却坐在黑暗中。我已经在书里读过类似的描写了，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游戏。谈话之后，我看清他了，我看到一个五官清秀的人，深蓝的眼睛，身材高大，长长的灰色小胡子，一头几乎全白的头发。我认为他是通情达理的，总之，是和蔼可亲的，虽然有时一种不由自主的抽搐扯动了他的嘴。出去的时候，我甚至想伸出手来跟他握手，幸亏我及时地想起来我杀过一个人。
　　第二天，一位律师到监狱里来看我。他又矮又胖，相当年轻，头发梳得服服帖帖。尽管天热（我穿着背心），他却穿着一身深色衣服，硬领子，系着一条很怪的领带，上面有黑色和白色的粗大条纹。他把夹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在我的桌上，自我作了介绍，对我说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不好办，但如果我信任他，胜诉是没有疑问的。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咱们言归正传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对我说，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们知道了我妈最近死在养老院。他们到马朗戈去做过调查。预审推事们知道了我在妈妈下葬的那天“表现得麻木不仁。”我的律师对我说：“您知道，我有点不好意思问您这些事。但这很重要。假使我无言以对的话，这将成为起诉的一条重要的根据。”他要我帮助他。他问我那一天是否感到难过，这个问题使我十分惊讶，我觉得要是我提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很为难的。不过，我回答他说我有点失去了回想的习惯，我很难向他提供情况。毫无疑问，我很爱妈妈，但是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说到这儿，律师打断了我，显得激动不安。他要我保证不在庭说这句话，也不在预审法官那儿说。不过，我对他说我有一种天性，就是肉体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乱。安葬妈妈的那天我很疲倦也很困，我根本没体会到那天的事的意义。我能肯定地说的，就是我更希望妈妈不死。但我的律师没显出高兴的样子。他对我说：“这还不够。”
　　他想了想。他问我他是否可以说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对他说：“不能，因为这是假话。”他以一种很怪的方式望了望我，仿佛我使他感到有些厌恶似的。他几乎是不怀好意地说，无论如何，养老院的院长和工作人员将会出庭作证，这将会使我“大吃其亏”。我请他注意这件事和我的案子没有关系，他只是说，明显的是，我和法院从来没有关系。
　　他很生气地走了。我真想叫住他，向他解释说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为了得到更好的辩护，而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得到合乎人性的辩护。特别是我看到我使他很不痛快。他不理解我，他有点怨恨我。我想对他说，我和大家一样，绝对地和大家一样。可是，这一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而且我也懒得去说。
　　不久之后，我又被带到预审推事面前。时间是午后两点钟，这一次，他的办公室里很亮，只有一层纱窗帘挡住阳光。天气很热。他让我坐下，他很客气地对我说，我的律师“因为不凑巧”没有能来。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他的问题，等待我的律师来帮助我。我说我可以单独回答。他用指头接了按桌上的一个电钮。一个年轻的书记进来，几乎在我的背后坐下了。
　　我们俩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讯问开始。他首先说人家把我描绘成一个生性缄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对此我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因为我没什么可说的，于是我就不说话。”他像第一次一样笑笑，承认这是最好的理由，接着又补充了一句：“再说这无关紧要。”他不说话了，看了看我，然后相当突然地把身子一挺，很快地对我说：“我感兴趣的，是您这个人。”我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没回答。他又说：“在您的举动中，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我相信您将帮助我理解。”我说一切都很简单。他让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讲一遍。我把对他讲过的东西又说了一遍：莱蒙、海滩、游泳、打架，又是海滩、小水泉、太阳和开了五枪。我每说一句，他都说：“好，好。”当我说到直躺在地上的尸体时，他同意地说道：“很好。”而我呢，翻来覆去地说一件事已经让我烦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的话。
　　他停了一会儿，站起来，对我说他愿意帮助我，我使他感兴趣，如果上帝帮忙的话，他一定能为我做点什么。不过在此之前，他想问我几个问题。开门见山，他问我是不是爱妈妈。我说：“爱，像大家一样。”一直有节奏地敲着打字机的书记一定是按错了键子，因为他很不自在，不得不往回退机器。推事又问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是不是连续开了五枪。我想了想，说先开了一枪，几秒钟后，又开了四枪。于是他问：“为什么您在第一枪和第二枪之间停了停？”这时，我又看见了那阳光火爆的海滩，我又感到了太阳炙烤着我的额头。但是这一次我什么也没说。在一片沉默中，推事好像坐立不安。他坐下来，抓抓头发，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来，神情很奇特：“为什么，为什么您还往一个死人身上开枪呢？”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推事把双手放在前额上，重复了他的问题，声音都有点儿变：“为什么？您得对我说。为什么？”我一直不说话。
　　突然他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他的办公室一头的一个档案柜前，拉开一个抽屉。他拿出一个银十字架，一边摇晃着，一边朝我走来。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几乎是颤抖地大声问我：“这件东西您认得吗？”我说：“认得，当然认得。”于是他很快地、热情洋溢地说他相信上帝，他的信念是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罪孽深重到上帝不能饶恕的程度，但他必须悔过，要变成孩子那样灵魂是空的，什么都能接受。他整个身子都俯在桌上，差不多就在我的头顶上摇晃着十字架。说真的，他的这番推理，我真跟不上，首先是因为我热，他的办公室里有几只大苍蝇，落在我的脸上，也因为我有点儿怕他。不过我认为这是可笑的，因为无论如何罪犯毕竟还是我。可是，他还在说。我差不多听明白了，据他看，在我的供词中只有一点不清楚，那就是等了一下才开第二枪这一事实。其余都很明白，但这一点，他不懂。我正要跟他说他这样固执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最后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但他打断了我，挺直了身子，劝告了我一番，问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说不。他愤怒地坐下了，说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弃上帝的人都信仰上帝。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要怀疑这一点的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叫道：“您难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义吗？”我认为，这与我无关，我跟他说了。但他已隔着桌子把刻着基督受难像的十字架伸到我眼皮底下，疯狂地大叫起来：“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请求他饶恕你的罪过。你怎么能不相信他是为你而受难呢？”我清楚地注意到他用“你”来称呼我了，但我已厌倦。屋里越来越热。跟平时一样，当我想摆脱一个我不愿听他说话的人时，我就作出赞同的样子。出乎我意料，他竟真的以为是打胜了：“你看，”他说，“你是不是也信？你是不是要把真话告诉他了？”当然，我又说了一次“不”。他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好像很累，待了好久没说话，而打字机一直跟着我们的对话，还在打着最后的几句。然后，他注视着我有点儿伤心，轻声说：“我从未见过您这样顽固的灵魂。来到我面前的罪犯看到这个受苦受难的形象，没有不痛哭流涕的。”我正要回答他这恰恰说的是罪犯，可我想起来我也跟他们一样。这种想法我却总也不能习惯。这时推事站起来，好像告诉我审讯已经结束。他的样子还是那么厌倦，只问了我对我的行动是否悔恨。我想了想说与其说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说是某种厌烦。我觉得他不明白我的话。不过，那天发生的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
　　后来，我经常见到这位预审推事。只是每次都有律师陪着。他们只是让我对过去说过的东西的某些地方再明确一下，或者是推事和我的律师讨论控告的罪名。但实际上，这些时候他们根本就不管我。反正是渐渐地，审讯的调子变了。好像推事对我已不感兴趣，他已以某种方式把我的案子归档了。他不再跟我谈上帝，我也再没看见他像第一天那样激动。结果，我们的谈话反而变得亲切了。提几个问题，跟我的律师聊聊，审讯就结束了。用推事的话说，我的案子照常进行。有时如果谈的是一般性问题，他们就把我也拉上。我开始喘过气来了。这时人人对我都不坏。一切都这样自然，解决得这样好，演得干净利落，竟至于我有了“和他们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觉。预审持续了十一个月，我可以说有点惊奇的是，有生以来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么不多的几次，推事把我送到他办公室门口，拍着我的肩膀亲切说：“今天就到此为止，反基督先生。”然后他们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有些事我是从来也不喜欢谈的。自从我进了监狱，没过几天我就知道，我将来是不喜欢谈论我这一段生活的。
　　不过，后来我也没发现反感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头几天我并不是真的在坐牢，我在模模糊糊地等着什么新情况。直到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玛丽来看我，一切才开始。从我收到她的信那一天起（她说人家不允许她再来，因为她不是我妻子），就是从那天起，我才感到我住的地方是牢房，我的生活到此为止了。我被捕的那天，他们先把我关在一间有好几个囚犯的牢房，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人。他们看见我都笑了。然后问我犯了什么事儿。我说杀了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就都不说话了。但过了一会儿，天就黑了。他们告诉我怎样铺睡觉的席子。把一头卷起来，做成一个长枕头。整整一夜，臭虫在我脸上爬。几天后我被关进单间，睡在一块木板上。还有一个便桶和铁盆儿。监狱建在本城高地上，透过一个小窗口，我可看见大海。有一天，我正抓着铁栏杆，脸朝着有亮的地方，一个看守进来，说有人来看我。我想这是玛丽。果然是她。
　　要到接待室去，得穿过一条长走廊，上一段台阶，最后再穿过一条走廊。我走进去，那是一个明亮的大厅，光线是从一个大窗户里射进来的。两道大铁栅横着把大厅分成三部分。两道铁栅之间相距约八到十米，把探望的人和囚犯隔开。我看见玛丽在我面前，她穿着带条子的连衣裙，脸晒得黑黑的。跟我站在一起的有十几个囚犯，大部分是阿拉伯人。玛丽周围都是摩尔人，身旁的两个，一个是身材矮小的老太太，紧闭着嘴唇，穿着黑衣服，另一个是没戴帽子的胖女人，说话指手划脚，声音很高。由于铁栅间的距离，探望的人和囚犯都不得不高声叫嚷。我进去之后，吵吵嚷嚷的声音传到光秃秃的大墙上又折回来，明亮的阳光从天上泻到玻璃上射进大厅，使我感到头昏眼花。我的牢房又静又暗。我得有好几秒钟才能适应。但是，我最后还是看清了呈现在光亮中的每一张面孔。我注意到一个看守坐在铁栅间通道的尽头。大部分阿拉伯囚犯和他们的家人都面对面地蹲着。他们不大叫大嚷。尽管大厅里乱糟糟的，他们低声说话彼此例还听得见。他们沉闷的低语声从下面升上来，在他们头上来往穿行的谈话声中，好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低音部。这一切，我都是在朝着玛丽走去时注意到的。她已经紧紧地贴在铁栏杆上，竭力朝着我笑。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样和她说这件事。
　　“怎么样？”她大声问道。“就这样。”“身体好吗？需要的东西都有吗？”“好，都有。”我们都不说话了，玛丽一直在微笑。那胖女人对着我身边的一个人大叫，那人无疑是她丈夫，个子很高，金黄头发，目光坦率。我听到的是一段已经开始的谈话的下文。
　　“让娜不愿意要他，”她扯着嗓子大叫。“哦，哦，”那男人说。“我跟她说你出来后会再雇他的，她还是不愿意。”玛丽也对我大声说莱蒙问我好，我说：“谢谢。”但我的声音被我旁边那人给盖住了，他正问“他可好”。他老婆笑着回答：“他的身体从没这样好过。”我左面是个矮小的年轻人，手很纤细。他什么也不说。我注意到他对面是小老太太，两人紧紧地相互望着。不过我没时间再观察他们了，因为玛丽对我喊道不要失望。我说：“对。”同时我望着她，真想隔着裙子搂她的肩膀，我真想摸摸这细腻的布料，我不太清楚除此之外还应盼望什么。但这肯定就是玛丽刚才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微笑。我只看到她发亮的牙齿和眼角上细细的皱纹。她又喊：“你会出来的，出来就结婚。我回答道：“你信吗？”但主要是为了找点话说罢了。她于是很快地大声说她信，我将被释放，我们还去游泳。但那个女人又吼起来，说她在书记室留了个篮子。她一样一样讲她放在里面的东西，要查对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很贵。我另一边的邻居和他母亲一直互相望着。地上蹲着的阿拉伯人继续低声交谈。外面的光线越来越强，直射在窗户上。
　　我感到有些不舒服，真想走开。嘈杂声让我难受。但另一方面，我又想多看看玛丽。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玛丽跟我讲她的工作，她不住地微笑。低语声，喊叫声，谈话声交织成一片。唯有我身边那个矮小的年轻人和那个老太太间是一个寂静的小孤岛，他们只是互相望着。渐渐地阿拉伯人都被带走了。第一个人一走，几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那个小老太太走近铁栏杆，这时一个看守向她的儿子打了个手势。他说：“再见妈妈。”她把手从两根铁栏杆间伸出来，慢慢地，持续地摆了摆。
　　她一走，一个男人进来，手里拿着帽子，占了她留下的那块地方。这一边也有个犯人被带了进来，他们热烈地谈了起来，但声音很小，因为大厅已安静下来了。有人来叫我右边的那个人了，他老婆并没放低声音，好像她没注意到已经不需要喊叫：“保重，小心。”然后就该我了。玛丽做出吻我的姿势。我在出去前又回了回头。她站着不动，脸紧紧地贴在铁栅栏上，还带着为难的、不自然的微笑。
　　她的信是那以后不久写的。那些我从来也不喜欢讲的事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不管怎么说，不该有任何的夸大，这件事我做起来倒比别的事容易。在我被监禁的开始，最使我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我还常有一些自由人的念头。例如，我想去海滩，朝大海走去。我想象着最先冲到我脚下的海浪的响声，身体跳进水里以及我所感到的解脱，这时我才一下子感到了牢房的四壁相距是多么的近。但这只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就只有囚徒的想法了。我等待着每日在院子里放风或我的律师来访。其余的时间，我也安排得很好。我常常想，如果让我住在一棵枯树干里，除了抬头看看天上的流云之外无事可干，久而久之，我也会习惯的。我会等待着鸟儿飞过或白云相会，就像我在这里等待着我的律师的奇特的领带，或者就像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耐心等到星期六拥抱玛丽的肉体一样。何况，认真想想，我并不在一棵枯树干里。还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不过，这是妈妈的一个想法，她常常说，到头来，人什么都能习惯。
　　况且，一般地说，我并没有到这种程度。开头几个月很苦。但是我不得不努力克制，也就过来了。例如，我老是想女人。这很自然，我还年轻嘛。我从不特别想到玛丽。我是想到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所有我过去认识的女人，想到我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想来想去，牢房里竟充满了一张张女人的面孔，到处只见我的性欲的冲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使我的精神失常，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却使我消磨了时间。我终于赢得了看守长的好感，他总是在开饭的时候跟厨房的伙计一道来。是他先跟我谈起了女人。他跟我说这也是其他人所抱怨的头一件大事。我对他说我跟他们一样，我认为这种待遇不公正。“可是，”他说，“正是为了这个才让您坐监狱呀。”“什么？为了这个？”“是啊，自由，就是这个呀。您被剥夺了自由。”
　　我从来没想到这一层。我同意他的看法说：“不错，不然惩罚什么呢？”
　　“对，您明白事理。他们不懂。最后他们总是自己想办法。”看守说完就走了。
　　还有香烟也是个问题。我进监狱的时候，他们拿去了我的腰带，鞋带，领带，口袋里所有东西，特别是香烟。一进牢房，我就要求他们还我。但他们对我说这里禁止吸烟。头几天真难过。也许是这件事使我最沮丧。我从床板上撕下几块木头来咂咂。整天想吐。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让我抽烟，抽烟并不损害任何人。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惩罚的一部分，但这时候，我对不抽烟已经习惯，这个惩罚对我已不成其为惩罚了。
　　除了这些烦恼，我不算太不幸。全部问题，我再说一遍，还是如何消磨时间。从我学会回忆那个时刻起，我就一点儿也不感到烦闷了。有时候，我想我从前住的房子，在想象中，我从一个角落开始走，再回到原处，心里数着一路上所看到的东西。开始，很快就数完了。但每一次重新开始，就变得稍微长了些。因为我想起了每一件家具，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件东西，每一件东西的全部细小的地方，而那些细小的地方本身，还有镶嵌着什么啦，一道裂缝啦，一条有缺口的边啦，还有颜色和木头的纹理啦。同时，我还试图让我这份清单不要断了线，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数全。结果，几个星期之后，单单数我房间里的东西，我就能过好几个钟头。这样，我越是想，想出来的原已忘记或根本认不出的东西就越多。于是我明白了，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也可以毫无困难地在监狱里过上一百年。他会有足够东西来回忆而不至感到烦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好处。
　　还有睡觉。开始我夜里睡不好，白天根本睡不着。渐渐夜里睡得好，白天也能睡着了。可以说在最后几个月我每天睡十六十八个钟头。那么，我每天要消磨的时间就剩六个钟头了，其中包括吃饭、大小便、回忆和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故事。
在草褥子和床板间，有一天我发现一块旧报纸几乎粘在布上，已经发黄透亮了。那上面有则新闻，开头已经没有，但看得出来事情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一个人离开捷克的一个农村外出谋生。二十五年后他发了财，带着老婆和一个孩子回来。他母亲和妹妹在家乡开了旅店。为了让她们吃一惊，他把老婆孩子放在另一个地方，自己到他母亲的旅店，他进去的时候她没认出他来。他想开个玩笑，竟租了个房间，并亮出他的钱来。夜里他母亲和他妹妹用大锤把他打死，偷了他的钱，把尸体扔进河里。第二天早晨，他妻子来了，无意中说出那旅客的姓名。
母亲上吊，妹妹投了井。这段故事，我不知读了几千遍。一方面，这事不像真的，另一方面却又很自然。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旅客有点自作自受，永远也不应该演戏。
　　这样，睡觉、回忆、读我的新闻，昼夜交替，时间也就过去了。我在书里读过，说在监狱里，人最后就失去了时间概念。但对我来说，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始终不理解，到什么程度人会感到日子是既长又短的。日子过起来长，这没有疑问，但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丧失了各自的名称。对我来说，唯一还有点意义的词是“昨天”和“明天”。
　　有一天，看守对我说我进来五个月了，我相信这点，但又不理解。对我来说，我在牢房里过的总是同样的一天，做的也总是同样的事。那无，看守走了后，我对着我的铁碗看看自己。我觉得就是在我试图微笑的时候，样子还是很严肃。我晃晃那铁碗。我微笑了，可碗里的神情还是那么严肃，忧愁。天黑了，这是我不愿意谈到的时刻，无以名之的时刻，监狱各层的牢房里响起夜晚的嘈杂声，随之而来的是一片寂静。我走近小窗口，借着最后的光亮，又端详了一番我的样子。还是那么严肃。这有什么奇怪呢？那会儿我就是那么严肃嘛。但就在那时，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很久以来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的声音啊，我这才明白，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一个人说话。于是，我想起母亲下葬那天女护士说过的话。不，出路是没有的，没人能想象监狱的晚上是怎样的。
　　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气刚刚转热，我的事就要有新动向。案子定于重罪法庭最后一次开庭时审理，这次开庭将于六月底结束。辩论的时候，外面太阳火辣辣的。我的律师告诉我辩论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还说：“再说法庭忙着呢，您的案子并不是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后，立刻就要办一件弑父案。”
　　早晨七点半，有人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送进一间小里屋。我们坐在门旁等着，隔着门，听见一片说话声、叫人的声音和挪动椅子的声音，吵吵嚷嚷地让我想到那些群众性的节日，音乐会之后，大家收抬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一个还递给我一支烟，我拒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说不害怕。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看一场官司有趣，我有生以来还从没有机会看过呢。“的确，”第二个法警说，“不过看多了也累得慌。”
　　不一会儿，房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门，让我走到被告席去。大厅里人满满的。尽管挂着窗帘，有些地方还是有阳光射进来，空气闷得不行。窗户都关了。我坐下，两名法警一边一个。这时，我看见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着我，我明白了这是陪审员。但我说不出来这些面孔彼此有什么区别。我只有一个印象，仿佛我在电车上，对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着新上来的人，想发现有什么可笑的地方。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因为这里他们要找的不是可笑之处而是罪恶。不过，区别并不大，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还有，门窗紧闭的大厅里这么多人也使我头昏脑涨。我又看了看法庭上，还是一张脸也看不清。我认为，首先是我没料到大家都急着想看看我。平时，谁也不注意我这个人。今天我得费一番力气才明白我是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因为报纸，他指给我坐在陪审员座位下面桌子旁边的一群人说：“他们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馆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记者，那人这时也看见了他，并朝我们走过来。这人年纪已经不小了，样子和善，只是脸长得有点滑稽。他很亲热地握握法警的手。我这时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谈话，好像在俱乐部碰到同一圈子里的人那样高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刚才会有那么奇怪的感觉，仿佛我是个多余的人，是个擅自闯入的家伙。但那个记者微笑着跟我说话了，希望我一切顺利。我谢了他，他又说：“您知道，我们有点儿夸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对报纸来说是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弑父案有点儿什么。”他接着指给我看他刚离开的那群人中的一个矮个，那人像只肥胖的鼬，带着一副黑边大眼镜。他说那是巴黎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不过，他不是为您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宗弑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时把您的案子一道发回去。”说到这儿我又差点儿感谢他。但我想这很可笑。他举手向我亲切地摆了摆，离开了我们。我们又等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了。他穿着法衣，周围还有许多同行。他朝记者们走去，跟他们握了握手。他们打趣大笑，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铃响。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朝我走来跟我握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说话，剩下的由他办。
　　左边，我听见有挪椅子的声音，我看见一个身材细高的人，穿着红色法衣，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折起长袍坐下了。这是检察官。执达吏宣布开庭。同时，两个大电扇一齐嗡嗡地响起来。三个推事，两个着黑衣，一个着红衣，夹着卷宗进来，很快地朝俯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