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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是北京建立最早的耳鼻咽喉科， 1916年设眼耳鼻喉科，1921年耳鼻喉科成为独立的科室。我国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刘瑞华、李宝实、胡懋廉、郎健寰、张庆松、徐荫祥、林必锦先后在该科工作。1930年就有了电听力计和前庭功能试验设备。早在1938年张庆松教授就开展了变态反应临床业务。建国后张庆松、徐荫祥、卜国铉、哈献文、秦廷权、邹路得、王直中、屠规益、汪磊、叶世泰、顾瑞金等先后在该科工作。张庆松教授连任第一、三届中华耳鼻咽喉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王直中教授连任中华耳鼻咽喉科学第五、六届主任委员...
主任医师 教授
特长：鼻咽癌的挽救性手术、外耳以及中耳恶性肿瘤侧颅底手术、颈下颌进路咽旁肿瘤切除术…
主任医师 教授
特长：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疑难病例,喉癌手术治疗,发音重建
主任医师 教授
特长：各种耳聋、耳鸣、耳鼻部疑难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包括先天性耳畸形的手术，各种中耳…
耳鼻喉科主任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特长：耳显微外科,耳神经外科（面神经疾病诊治）,侧颅底外科。协和耳鼻喉科名医胡懋廉
协和名医胡懋廉
胡懋廉（1899—1971年）字洁民，天津市人。原上海第一医学院耳鼻喉科学一级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成都三大名医之一，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胡懋廉出生于天津一个办教育而经济不很宽裕的家庭，由于家人患重病时经西医诊治就“霍然而愈”，萌生了学医的志愿。因家庭经济拮据，他未敢问津协和医学院，18岁时考入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他担任示威游行救护队队长及北京图立医学专门学校的学生评议会副主席。192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担任皮肤花柳(性病)科助教，一年后转至北京京师传染病医院任医师。为更好地解决传染病的喉部并发症，胡懋廉申请到协和医院见习耳鼻喉科手术，得到该科医师支持和赏识。后来协和医院耳鼻喉科住院助理医师有个空额，他被吸收入该科工作，医疗技术有突出进步。由于他教学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得到科主任美国人邓乐普教授的赏识。苦干7年之后，1931年9月胡懋廉获得了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的机会。他在Mosher教授指导下进行筛窦的研究工作，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后仍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任副教授职。在南京中央医院代理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1938年任四川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兼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成都存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1947年回到南京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主任、教授。年任上海公济医院(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年任上海市卫生局耳鼻喉科顾问医师。1952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学院院长、耳鼻喉科教研室主任、教授。1956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教授。1958年赴苏参加第五届全苏耳鼻喉科学术大会。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至第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还任中华医学会理事，第一届中华医学会耳鼻喉科学会副理事长，第一届上海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等。
胡懋廉是我国老一辈耳鼻喉科专家之一，从事医疗和教学工作近50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临床经验。他造诣精深，技术娴熟。1935年．他开国内之先河，为一例鼻中隔脓肿而导致鼻梁凹陷的患者做肋软骨移植矫正手术。并发表了《鼻梁凹陷及其肋软骨移植》论文。1939年2月他成功地施行了一例喉癌全截除术，为国内施行该项手术的第一人。早年在扁桃体截除术，气道及食道异物的治疗、鼻衄的病因、气管切开术、扁桃体周围脓肿等方面均有独到的研究。1955年集毕生经验，总结出“耳鼻咽喉病的手术治疗原则”，为同行们提出了手术治疗规范及遵循要领，给初学者指出了工作方向。
他从事医学教育工作近40年，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他创造了口鼻全身麻醉手术时用手提喷醚器，并制作内耳平衡功能检查的模型、鼻中隔手术模型和守株待兔气管异物示教模型等，使学生易于理解和记忆。他抗日战争时期在大后方艰苦的条件下，还创立了耳鼻喉科标本室，亲手制作了许多教学模型，对形象教学有较大裨益，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耳鼻喉科医务人才，现在国内许多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都是他的学生，如姜泗长。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公济医院院长，1952年他主持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建院工作，成立了全国第一所眼耳鼻喉专科医院，并担任该院院长兼耳鼻喉科教研室主任。他教学工作上呕心沥血，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发表的论著有《耳鼻喉科学讲义》、《耳鼻咽喉病的手术治疗原则》、《食道内异物取出法之研究》、《气管切开术》、《扁桃体周围脓肿》、《噪音性耳聋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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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爽主编,复旦的星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04月第1版,第239-240页
题记：医者，治人痼疾，解人肉体之病痛；师者，授人学问，答人心灵之疑惑。他既有济世的传神医道，又有可敬的高尚师德，两者兼而有之，成为一代名医和宗师。
　　胡懋廉()，天津人，字洁民，一级教授，是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是我国早期将国外先进医学科学，尤其是将西医治疗耳鼻咽喉科疾病方法引入我国的第一人。曾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医道传神
　　什么是医生天职？救死扶伤是为天职。“以我所学，为人服务，严守医师节操———出淤泥而不染；克尽职守，终身不渝，力求探索深造———春蚕丝尽终不悔。”胡懋廉从选择医学作为终身职业那天起便信守立下的誓言。他热爱病人、潜心医学、一丝不苟、心闲手敏，手术极其漂亮，一生治愈患者无数。
　　1935年，他开国内之先河，为鼻中隔脓肿而导致鼻梁凹陷的患者做肋软骨移植手术进行矫正；1939年2月，他成功施行了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术，为中国治疗喉癌迈出了重要一步。
　　胡懋廉在医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功和辉煌，源自于年轻时的刻苦学习和勤奋认真。
　　24岁的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专攻耳鼻咽喉科时，学习努力、工作负责，特别是心灵手巧、手术精细，深得科主任美国人邓乐普赞赏。当时因经常缺电，造成手术困难，他便想着要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发明创制了一台缺电时也能使用、可连接在氧气瓶上喷醚、口鼻全身麻醉皆适用的手提喷醚器，使用极其便利，且价格低廉。
　　三十年代初，他赴美国
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在美国耳鼻咽喉科权威Mosher教授指导下从事有关筛窦的研究。他埋头于临床和实验室的学习和研究，早上6点开始工作直至半夜12点休息，星期日都不外出娱乐。由于对学习的废寝忘食和独具心手相应的天赋，他闭着眼睛也能用橡皮泥捏出一个个形态逼真的具有各个人种特征的鼻子。学习结束，胡懋廉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名进修生一同参加考试，结果以理论、手术均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授予医学博士学位。
　　学成归国，其他的中国
生都带回了打字机、照相机和收音机，甚至冰箱和汽车；只有他把放弃娱乐活动节省下来的所有余款购买了参考书籍、教学标本和医疗器材，装了满满四大木箱，以致下船时已身无分文。
　　1939年，在四川成都由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和华西大学医学院共同组建了解放前中国第一所眼耳鼻咽喉专科医院，即存仁医院，他任耳鼻咽喉科主任；同年7月，组建中大医学院公立医院，胡懋廉任副院长。
　　胡懋廉经常这样教育年轻的医生们：“手术室就是战场，是一个安静的战场，特别是一些局麻清醒的病人正在忍受治疗的痛苦，当他听到医护嘻嘻哈哈，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病人把自己交给这样的医生能放得下心吗？”他对下级严格要求，对自己要求更是严之又严，无论寒冬酷暑，都准时到院查房，手术、急诊随请随到，对此，儿科医师感受尤深。白喉在抗战时期是流行很广的传染病，尤其一到冬天，白喉病人特别多，每天需要做大量的气管切开手术。儿童患白喉病，常常因喉梗阻而命悬一线，请胡教授会诊，他都立即赶到，对病孩施行气管切开手术紧急救治。
　　他曾说过：看一个耳鼻咽喉科医生的手术，首先要看他的扁桃体手术做得如何，这一最简单的手术却是检验一个医生手术技巧的试金石。因此他有这样一条规定：扁桃体手术只准用五六个棉球。正是这种近乎苛刻的要求，令他自己、也使年轻医生练就了“稳、准、快”的手术技巧。1935年的寒假和春假期间，他和王鹏万医师一同创下三星期做了159例扁桃体切除手术的记录，其中术后出血的只有1例。
　　有一次做鼻咽血管纤维瘤手术，用的是圈套法，他首先暴露了颈部动脉，穿根粗线，但并不结扎，接着就把血管纤维瘤摘除了，助手问他：“暴露颈外动脉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叫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不管做什么手术，都应从最坏处着想。这次手术万一大出血，这根粗丝线可以迅速结扎已经暴露的颈外动脉，及时止血后，病人生命就不会有危险了。他就是这样认真对待每一例手术：术前设计周到，术中谨慎细致。
　　他技术娴熟、造诣精深，对耳鼻喉科各部位疾病的诊断准确，治疗得当，手术效果极佳。
　　有一位病人在其它医院做过鼻部手术后，流恶臭浓涕三个月，怀疑患恶性肿瘤请他诊治。根据经验，他一丝不苟地仔细清除分泌物，取出了手术时遗留在鼻腔中的棉片后，病人很快痊愈了。
　　他在气道和食道异物手术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掌握了一套熟练而精湛的技巧，他创造的“守株待兔”法取出总气管内活动异物的方法巧夺天工，同样他在拿取食道异物方面也是独辟蹊径。解放后，他任市立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兼耳鼻喉科主任时，遇上一位病人吞下了连有表带的手表，一般食道镜太小，根本取不出这样的“庞然大物”，然而他有办法，他用自制的一只特大的带芯食道镜将这只连有表带的手表取了出来，这种特大的带芯食道镜一般医师从未见识过。另一次他在眼耳鼻喉科医院任院长时，一位吞食了两条扭曲铁片的自杀病人被送来救治，其他医生试图取出食道中的铁片，不幸都失败了，只好请胡教授来取，他再次拿来了那只特大的食道镜，集中全力巧妙地取出了这两条扭曲了的巨大铁片。
　　师德高尚
　　胡懋廉出身于一个充满了书卷气的教育之家，从小受环境熏陶，接受了父亲教书育人之思想，传承了父亲诲人不倦之禀赋，因而桃李天下，我国许多著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都出自他的门下。
　　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教材教具皆无，他一面带领学生完成大量的繁重的临床医疗工作，一面积极想办法致力于基础理论的研究。
　　他还有一大爱好：喜欢画画。他常会在家里的墙上、门上直接进行他的艺术创作，尤其喜欢画各式各样的金鱼，家里到处都是他形态逼真的作品。至今他家中的墙上还张挂着他当年的杰作
约2平方米的一幅画：四个子女正笑逐颜开地庆祝抗战胜利，画得像极了，真是惟妙惟肖(见本版右下图)！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精于绘画的才能应用在教学上，以高超的具像技术依据解剖标本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手术设计图，以帮助学生直观的理解教学内容，使学生们受益非浅。他不仅自己画，还以艺术家的眼光，指导医生们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在贴贴画画的过程中，医生们的临床动手能力得到极大长进。
　　那时医院里除了美国石油大王赠送的一套手术器械外，没有一件称得上医疗器械的东西了，一切要靠自己动手做。他用灵巧的双手设计出各种教学模型：他把一只滴鼻玻璃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捆上两条橡皮手套的皮，这样便形成了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西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
“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教授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有无异物在气管中。
　　他对下级医生和学生既严格又厚爱，在为一位患慢性上颌窦炎患者做手术时，他边做边对助手讲解：麻醉注射的进针角度、深度，药量；作为第一、第二助手应各自如何配合手术，使主刀者得心应手。手术中他还常常提一些启示性的问题，使助手每跟着他做一次手术便有新的收获，这种结合临床实际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同身受。
　　凡是有益于临床教学的，且不妨碍治疗质量的手术机会，他都让给下级医生和助手做。一次为一位病员做扁桃体切除手术时，助手在完成了术前准备的消毒、遮盖后，便站在一旁等待他动手，然而他悄悄打着手势示意由助手上台主刀，他则站在一旁指导和当助手，手术结束他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然后让助手按他的吩咐写医嘱。这件事令这位助手终身难忘，以后这位助手亦以老师当年培养他的方式培养下级医生。什么是“甘为人梯”？“甘为人梯”是境界、是品格、是包容，是把别人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部属的成长看作自己的责任，他为“甘为人梯”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一天，他在为一位患眼睑下垂的病人会诊时叫来跟他学了一段时间的学生，想考考这位学生的临床技术究竟掌握得怎样，他请这位学生先下诊断。经检查，学生发现病人鼻咽顶部密布着颗粒状肉芽肿物，便对老师说：“初步诊断鼻咽癌。”几天以后，活检结果证实了学生的诊断，他非常高兴，看出这个学生是个好苗子，便有意重点培养。这位学生就是后来江泽民为其亲笔题词、名闻遐迩的中国耳鼻喉科唯一的工程院院士姜泗长教授，当时的胡懋廉慧眼识英才。
　　他不仅爱才，更是惜才。当年轻的姜泗长身患肺结核病时，他资助其住院治疗三个月直至痊愈；当他因工作劳累再次复发时，胡教授甚至不顾家人被传染的可能，将其接至家中养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大”回到南京的姜泗长即将赴美留学，然而却因无人为学生上课而面临无法去美国，时任四川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耳鼻咽喉科主任的他，深知学生此举关乎未来重大前途，当即向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很快，胡懋廉一家从成都迁回南京。老师的引路和知遇之恩，提携栽培之情深深地印刻在学生心底。有这样爱护学生，舍己为人的老师真是学生一生中的大幸，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更幸福的事情呢！
　　通达厚道
　　胡懋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待人诚恳，他教育青年医师晓之以理、诲人不倦，管理科室温而严谨、威而通达，他风趣
，从不盛气凌人。
　　抗战时在医生们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叫死。”医生、教授们常常挨饿的现象十分普遍。胡懋廉的工资收入要养活他爱人和负担四个子女的读书费用已很困难，缴付孩子学费时得变卖物品，生活陷入窘迫，一到月底没钱买米是他家经常有的事，单身医生几乎都有借钱给他的经历，同时也都有上他家蹭饭的经历。为缓解教授们穷困的生活现状，医院终于出台了一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生看病、手术，费用要高出一~二倍。于是他便利用他的知名度在业余时间为找上门来的病人看病，将他那份“额外”的并不多的收入分一部分给科里的其他人，接济那些下级医生，这样每个医生又都有了从他那里得钱的经历。
　　“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他经常说的话。病人不分高低贵贱一律一视同仁，对有权势的人他“不推诿，不逢迎，不卑不亢”；对贫苦大众他尽自己所能热情诊治。他虽然和不同阶层的人做朋友，但从不向不义之财伸手，一生清贫，从未多要一分他认为不该得的钱。
　　文革动乱时期，这样一位受人尊崇的老教授被冠以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遇精神上的逼迫和威胁、肉体上的摧残和折磨……
　　1971年，享年72岁的胡懋廉终因心脏病急剧恶化匆匆离世，他是多么地渴望晚年还能继续为他未竟的医学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啊！然而他走了，带着遗憾走得那么仓促。他五十年的行医教书生涯，留下的是而今白发苍苍的学子对恩师的无尽怀念；是目睹他遗作、耳闻他故事的后人对他永远的敬仰……
胡懋廉（）
天津人，中国现代耳鼻喉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21年毕业于北京国立医学专门学校，1931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科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曾任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咽喉科副教授、国立中央大学附属医院代理院长及耳鼻喉科主任。抗战时期曾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齐鲁大学三大学联合医院设于成都陕西街存仁医院的耳鼻咽喉科主任、成都中央大学医学院公立医院副院长，后医院更名为四川省立医院，任院长。在成都从医执教长达十年，是当时成都的三大名医之一。上世纪50年代先后任上海市第一医院（公济医院）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首任院长、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开始大举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任中央医院代理院长的胡懋廉留守南京负责内迁工作。随着时局的骤变，日军逼近，胡懋廉让其夫人带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到成都投亲靠友，而自己仍留下负责全院医护人员和病员的撤离疏散和设备器材的搬迁工作，直到11月23日任务结束后，才带着一台收音机和几本家人的相册离开南京。仅20天后，南京沦陷。
胡懋廉刚来成都时，被中央大学医学院聘为教授，一家人在市区南打金街租房居住。如遇日军轰炸成都，就躲在地下室内。不久三大学联合医院成立后，胡懋廉任陕西街存仁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一家人就搬到华西坝上的中大医学院居住。就在他们搬到华西坝的第三天，他们初来成都的居住房屋就被炸毁了，地下室被全部掩埋。事后胡懋廉写了一首诗：“滥炸成都已寻常，母子下乡我公忙，流亡家遭燃烧弹，房屋虽毁人无恙。”以后中大医学院与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正府街合办公立医院时，胡懋廉一家就又搬到东珠市巷65号居住。
流亡的生活是艰辛的，胡懋廉的夫人出嫁前是大家闺秀，婚后相夫教子，侍奉婆母，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到了成都后，一切都改变了。一家6口人靠胡懋廉一人工资维生，为了给家里节约开支，她学会了做饭烧菜，做衣服、织毛衣、纳鞋底做布鞋，就连四川的泡菜、萝卜干、豆腐乳她也学会了做。对生活充满热情的胡懋廉不管流亡条件如何，都坚持自己的绘画爱好，还在院内栽种不少的花卉，如美人蕉、绣球花和向日葵等，甚至还要种番茄、辣椒和茄子等蔬菜。
胡懋廉流亡到成都后不久，1939年2月，在存仁医院成功做了我国第一例喉癌全喉切除手术，为中国喉癌治疗迈出重要一步。他高超的医术赢得了广大患者的信任，慕名找他求医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有权有势的政界要人，如、邵力子、、张群、邓锡侯等。他不畏权势，病情需要的治疗措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可以让学生锻炼的医疗工作，只要不影响医疗质量，就让学生做。
一天，时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急急忙忙找到胡懋廉，说他一岁多的孙子得了白喉病，呼吸困难，请胡懋廉出诊医治。胡懋廉深知白喉病严重时可因气道阻塞导致患者窒息而死亡，他带上医疗器械和学生来到了邓锡侯的家里。孩子的病情果然很严重，必须切开气管抢救，否则将危及生命。他立刻决定就在邓锡侯家里给孩子做气管切开手术治疗。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要冒很大风险，特别病人是地方军政要人的孙子。可是治病救人要紧，胡懋廉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高超的手术技巧切开了气管，取出堵住气管的很大一片伪膜，孩子得救了。
国民党要员邵力子的侄儿生病住存仁医院，托胡懋廉为其做扁桃体摘除手术，胡懋廉坚持教学医院的常规，在他负责技术把关的前提下，让下级医生做了这例手术。而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张群因鼻涕带血丝找胡懋廉诊治，检查过程中，他都要想方设法让助手参与，让他们从中学到一些检查方法。
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常来找胡懋廉看病，胡懋廉就对他说：人要多积德啊！少杀人，多干好事。他还建议戴笠：你不应该抓捕爱国学生，你可以让学生跑，然后假装在后面追，这样上面也怪罪不了你。
灵活多变的好老师
抗战爆发后，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济南的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纷纷迁到成都的华西坝，与同样是教会学校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联合办学。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样也来到华西坝联合办学。此前教会在成都办的仁济男、女医院、仁济牙症医院和存仁眼耳鼻喉医院只提供给华大的医科学生进行临床教学实习。后来经过与教会的协商，1938年成立了“华西、中央、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中大医学院戚寿南任总院长，胡懋廉出任陕西街存仁眼耳鼻喉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如此，三个大学的教师、学生都可以进入这几个医院教学、学习和工作。
抗战期间教学条件差，为了筹建教学实验室，胡懋廉带领学生一次又一次到城南郊区无主坟堆中收集颅骨，在半年的时间里找到了400多个颅骨，并制作成各种颅面骨标本和模型。为了训练学生做手术的基本功，他要求学生对收集来的各类型的鼻窦、乳突以及内耳标本等进行钻割操练，了解人体五官内部结构和形态。胡懋廉把他的绘画才能也用到了教学上，亲手绘制了大量生动、形象的教学挂图和手术设计图，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教学内容。他还指导学生制作各种标本、模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临床动手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他建立了耳鼻喉科研究室，坚持主持每月一次的耳鼻喉科交流会和疑难重症讨论会，提高了全市和全地区的专科业务水平。
胡懋廉对流亡学生的生活也很关心，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刚从北平医科大学毕业到南京中央医院做实习医生的姜泗长流亡到成都，找到胡懋廉求职，胡懋廉得知他刚患过结核病后，就先资助他到成都结核病院休养了三个月，病灶稳定后才让他工作。此后姜泗长跟随胡懋廉学习多年，成为耳鼻咽喉科专家，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怪人”
华西、中央、齐鲁三大学联合医院的成立解决了流亡学生临床实习的问题，这实属不易，因为华大和齐大是私立的教会大学，而中大却是国立大学，姜泗长就因为各大学之间的矛盾而被解聘了。最后联合医院总院长戚寿南了解情况后，决定以中大的名义聘请姜泗长回医院工作，薪水由中大出。中大不少教授都提议自己办医院，正好四川没有省立医院，三大学联合医院办了3年后，中大就退出了，与四川省卫生实验处在正府街合办公立医院。戚寿南任院长，胡懋廉任副院长，四川省主席张群任董事长。
公立医院的筹建工作由胡懋廉主持，在战争年代要开办一所医院很不容易。当时日军频繁轰炸成都，市内不少学校都外迁郊县，胡懋廉他们就租了位于正府街的天府中学作为医院的院址。他们把教室用隔板一隔，一间教室就变成了多间门诊诊断室或病房，手术室也是很简陋的，手术台和手术用品基本都是自制的。在筹建医院那段时间里，胡懋廉顶着烈日、冒着日军轰炸的危险，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当妻子带着孩子到乡下躲轰炸回家后，说：“三月不见你已变成个科学怪人了。”
1941年8月15日，公立医院终于开诊了，尽管各方面的条件还需完善，但至少可以满足医科学生的临床实习，可以为患者解除病痛。
条件简陋的公立医院让胡懋廉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为了教学，他自己设计、制作出各种教学模具。胡懋廉曾制作了一个学习诊断气管异物的教具。他的儿女曾回忆道：父亲把一只玻璃滴鼻瓶，去掉两头的胶皮帽，在瓶的大口端捆上两条乳胶手套的胶皮片，这样便模拟成两侧声带，该声带呈闭合状，瓶内放一粒瓜子，瓶下端连接一个喷雾器用的皮管与皮球，当挤压皮球时，瓜子被吹向上拍击胶皮，则形成
“声门下拍击声”。其他科的医生很惊异，胡懋廉的学生竟然可以不用听诊器，只听咳嗽声就能判断有无异物在气管中。因为有这样的教具，胡懋廉教的学生诊断气管异物的技术大大提高了。
他对年轻医生要求严格，决不允许对病人态度生硬，漠不关心，学生有不足之处，即当面指出。他言传身教培养出大批高水平的耳鼻喉科医师。
抗战时期在教育界有这样的说法：“教授瘦死，讲师讲死，助教叫死。”一般老师的薪水不是很高，胡懋廉一人的薪水除了解决一家6口人的吃饭外，还要为4个孩子读书交学费，生活负担是很重的，但他还时常接济同事。医院为了提高教授们的收入以维持生活，出台了一条规定：病人可以指定医生看病、做手术，但费用要高出1至2倍，这样医生就可以有多一点的收入。而胡懋廉却将患者“点名费”，分一部分给他科室里经济有困难的同事。每到逢年过节他总是邀请年轻同事到家里吃饭，让大家享受家的温馨。饭后大家还在一起表演节目，大家在胡懋廉家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节日，暂时忘却了流亡生活的艰辛。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医学院返回了南京，与四川省合办的公立医院移交给四川省，部分医院的工作人员先期回到南京。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入，公立医院改为四川省立医院并迁到青龙街，胡懋廉出任院长（上世纪50年代医院一分为二，成为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四川省人民医院）。
胡懋廉的学生姜泗长回到南京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本已获得赴美留学名额，但因无人代替他教耳鼻喉科课程，而无法脱身。院委会表示同意选派姜去美国，前提是胡懋廉需返校授课。远在成都的胡懋廉得知此事，立即向医学院表示：让姜泗长出国深造，我回来代课。随后，胡懋廉和家人先后从成都回到了南京，从此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成都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胡懋廉参加上海第一医学院眼耳鼻喉科医院的创建，并担任院长，后又调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继续从事教学和医疗工作，直到197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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