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648 更新时间： 17:40:31
中国历史上有很长的饮茶纪录，已经无法确切地查明到底是在什么年代了，但是大致的时代是有说法的。并且也可以找到证据显示，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等。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今人不少人认定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载。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并且就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了。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之流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
对这一点的探求往往集中在茶树的发源地的研究上来。关于茶树的发源地，有这么几种说法：
1.西南说：“我国西南部是茶树的原产地和茶叶发源地。”这一说法所指的范围很大，所以正确性就较高了。
2.四川说：清?顾炎武《日知录》：“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言下之意，秦人入蜀前，今四川一带已知饮茶。其实四川就在西南，四川说成立，那么西南说就成立了。四川说要比西南说“精密”一些，但是正确的风险性会大些。
3.云南说：认为云南的西双版纳一代是茶树的发源地，这一带是植物的王国，有原生的茶树种类存在完全是可能的，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人文”方面的风险，因为茶树是可以原生的，而茶则是活化劳动的成果。
4.川东鄂西说：陆羽《茶经》：“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巴山峡川即今川东鄂西。该地有如此出众的茶树，是否就有人将其利用成为了茶叶，没有见到证据。
5.江浙说：最近有人提出始于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古越族文化。江浙一带目前是我国茶叶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历史若能够在此生根，倒是很有意义的话题。其实我认为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自然起源的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够发展出饮茶的习俗来。前面说到茶是神农发明的，那么它在哪一带活动？如果我们求得“茶树原生地”与“神农活动地”的交集，也许就有答案了，至少是缩小了答案的“值域”。
古代有一位神农氏，立誓遍尝百草，用来制药，以解除百姓疾病之苦，因此数次中毒，但都凭借丰富的自救经验而死里逃生。
有一天，神农氏又进山采药，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到了中午，火辣辣的太阳在天上照着，不觉有些口干舌噪起来，便寻找就近的水源，以解口渴之苦。忽然一片树叶飘到眼前，拾起一看，竟不知何物。
神农氏本就有遍尝百草之誓，这次当然也不会错过。但由于几次教训，也不由得慎重起来，看看叶子，颜色清绿可爱，还有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凭着丰富的经验，神农氏知道它应该属于无毒的一种，便伸出舌头舔了舔，竟是苦涩异常。神农氏马上断定它是一种止渴提神的药，就是这种药，衍生出后来品类繁多的茶叶家族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这肯定是神农氏所始料未及的。
虽然，在唐代以前对"茶"字有多种说法，但我们由古书上的记载，可确信中国人最早发现了茶。
由种种史料显示，在西汉时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喝茶了。如汉宣帝时代，王褒写过一篇"僮约"(买卖奴隶的契约文书)的押韵文字，其中谈到他从寡妇杨惠家中买进一位仆役叫"便了"，规定"便了"应该服务的几件事：除了炒菜、煮饭之外，还须"烹"、"武阳买荼"等。当然，在汉代是没有"茶"字的；但是"武阳买荼"的武阳，今为四川省成才市西南的彭山县，於唐时属於剑南道，而剑南就是茶的着名出产地。我们可以推测：王褒派仆役从驻守的益州到老远的武阳去买当地的物产——茶，来待客或自享，是说得通的。
由王褒在"僮约"所提到的"烹荼"、"武阳买荼"等事，可知汉代已经有人喝茶了。
自东汉末年，局势混乱，群雄并起，最后魏(洛阳)、蜀(四川)、吴(南京)三分天下；而吴国在扬子江下游，接近茶叶的产地，盛行喝茶的习惯。
据三国吴志韦曜传："孙皓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曜饮不过二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从这件事看来，孙皓(吴国第四代国王乌程侯)把茶赏赐给韦曜，作为酒的代用品，如此"以茶代酒"则是不争的事实。
到了西晋，张载在<<登成都楼>>一诗中有一句："芳茶六种清凉冠"；孙楚在所作的歌上也提到："茶、巴蜀出"。这些可与汉王褒在"僮约"上所说的，印证了在四川地方，不仅表示扬子江流域是中国茶叶的原产地，而且可推定中国人喝茶是从四川省的下流推广到各地去的。
至司马睿在建业建立东晋。在"晋书"上记载：谢安曾利用茶果招待客人；桓温在宴会的时候，经常利用茶果招待宾客。由此可以认定当时用茶果招待普通的客人，已经是一定的规矩了。
南朝因为接近茶叶产地的关系，饮茶更见普及，几近"日常茶饭事"。
至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从南朝归顺的人增多，其中有一位叫王肃的儒者，不喜欢北族风味的羊肉、酪浆，而喜好鲫鱼羹，口渴的时候就喝一点茗汁(茶)；後来王肃渐渐吃惯北方的口味。有一次，他和孝文帝在宴会时，吃了很多的羊肉，也喝了不少的酪浆，於是孝文帝就问王肃说："中国饮食方面，羊肉和鲁羹、茗饮和酪浆，那一种较好呢？"王肃就回答孝文帝说："羊为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虽然所好有不同的分别。羊可比为春秋时的齐、鲁大国，鱼可比为邾、莒小国，唯茗就不能做为酪的奴隶了。"孝文帝不禁大笑，因此称茶为"酪奴"；而喝茶的风气也渐渐的传播到西北一带了。
王肃曲意逢迎，遗茶以"酪奴"之名，自然不是茶的过错。但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当时饮茶的普及，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唐代，茶叶已经很普及；因茶味甘而香，能振奋精神，当然大受欢迎。唐玄宗时有一位名叫封演的进士，在"封氏见闻记"上说："玄宗开元中，泰山灵严寺之降魔大师普及禅教，当他坐禅时，祗喝点茶。於是一般人竞相仿效，都把茶当作饮料用，遂成风俗。"嗣後从山东传到唐代国都长安，而长安城内开设茶馆者，不问道俗，凡是付钱的都可以饮用；至於茶叶的来源，都从江淮一带用船车运过去，种类繁多。
此外，"杜阳杂编"载有唐文宗常请学士们进入内廷，研讨经义典籍，下令宫女准备茶饮赐予学士。由上二例可知，在唐朝，不管是朝廷文武百官，或是贩夫走卒，茶是普遍的饮料了。正如陆羽<<茶经>>六之饮上有一段："茶随时代之不同而使用日广，世俗浸润，国朝盛行，两都、荆州、渝州诸地，已成每家之饮料。"
事实上真正使茶由药用、饮用变为品饮，并且由一种习惯、爱好、生理需要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修养、一种境界的，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部伟大的着作，这就是陆羽与他的<<茶经>>。<<茶经>>的出现是茶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造就了唐人热烈的生活情调以及丰富浓郁的社会风采。从此以後，唐代的茶业充满活力，气象万千；茶产日兴，名品纷呈；饮茶之风，遍及朝野；茶叶贸易，十分活跃；封建茶法，应运而生。不惟如此，它也开启了以後茶文化异彩焕发的局面，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茶税是从唐代开始，至宋代则将茶税改称茶课，并且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份。<<宋史.食货志>>云："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又宋史记载："程之邵主管茶马，市马至万匹得茶课四百万纸"
"自从陆羽生人世,人间相学事新茶。"两宋时期茶叶生产飞速发展"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大观茶论>>茶叶着作也是空前活跃，大约有三十多种茶较具代表性的茶书，详细记载了这一时代茶叶生产的兴盛和品饮艺术的探索。
由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向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宋代文化转型，有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宋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展开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创造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气象。面对历史提供的大好机遇，宋代茶业和茶文化自由伸展，形成昌盛的局面。
饮茶之风"始於唐,盛於宋"。随着茶业的兴盛，饮茶风习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从皇宫欢宴到友朋聚会，从迎来送往到人生喜庆，到处洋溢着茶的清香，到处飘浮着茶的清风。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麽，宋代就是朝着更高级阶段和艺术化的阶段迈进了，如形式高雅、情趣无限的斗茶，就是宋人品茶艺术的集中体现。斗茶又称茗战，是以竞赛的形态品评茶质优劣的一种风俗。斗茶具有技巧性强、趣味性浓的特点。斗茶对於用料、器具及烹试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盏的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要想斗茶夺魁，关键在於操作：一是"点"，即把茶瓶里煎好的水注入茶盏；二是"击拂"，即在点汤的同时用茶筅旋转击打和拂动茶盏中的茶汤，使之泛起汤花。而斗茶时所出现的白色汤花与黑色兔毫建盏争辉的外观景象，茶味的芳香随茶汤注入心头的内在感受，该给心态更为内省、细腻的宋代人士，带来多少的愉悦和慰藉啊、宋代杰出的政治家、文家学范仲淹曾以满腔的激情、夸张的手法、高绝的格韵、优美的文字，写下《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描述了当时的斗茶风俗和茶的神奇功效。这首脍炙人口的茶诗，被人们认可与卢仝的《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相媲美。斗茶艺术至迟在南宋年随着饮茶习俗和茶具等一起传入日本，形成了"体现禅道核心的修身养性的日本茶道"。现代日本茶道文化协会负责人森本司郎先生认为：中国的斗茶"哺育了日本的茶道文化"(《茶史漫话》)。
宋朝的茶，朝廷已想国营，并且用茶来控制敌人，不使茶来资敌；同时为了要维持财政，所以实施茶叶专卖。北宋因要防备辽、西夏、金的侵略，在边疆驻扎很多军队，於是就派商人负责运送军粮，做为补偿，就交给他们一种贩卖茶叶的特权。这种作法以后却成为重要的问题。
走向繁复、琐碎、奢侈的宋代茶艺，到了元代，又回归真朴，追求简约，重返自然。与宋代茶书兴盛的状况相反，元代茶业着作却迅速地滑到了谷底。经过千曲百折，明代茶集的编撰再度呈现辉煌，五十多部茶书相继问世，真是"另有奇葩逞风流"，成为我国封建时代的茶书撰写巅峰时期。
元移宋鼎，中原传统的文化精神受到严重打击，茶文化也面临逆境。
与宋代茶艺崇尚奢华、繁琐的形式相反，北方少数民族虽嗜茶如命，但主要出於生活的需要，对品茶煮茗没多大的兴趣，对繁琐的茶艺更不耐烦。原有的文化人希冀以茗事表现风流倜傥，也因故国残破把这种心境一扫而光，转而由茶表现清节，磨砺意志。
选茗艺茶，是品茶的第一要素。明代的名茶品目繁多，最为人们称道的六品，即：虎丘茶、天池茶、罗、茶、六安茶、龙井茶、天目茶，其中又最崇尚罗、茶。罗、茶产地在今浙江省长兴县境，"介於山中谓之、，罗氏隐焉故名罗"(许次纾《茶疏》)；"罗、去宜兴而南逾八九十里，浙宜分界，只一山冈，冈南即长兴山，两峰相阻，介就夷旷者，人呼、云。"
刻意追求茶原有的特质香气和滋味，是明人的特色之一。对於前人的制作和饮法使茶香失去天然、纯真，他们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即茶之一节，唐宋间研膏、蜡面、京铤、龙团，或至把握纤微，直钱数十万，亦珍重哉、而碾造愈工，茶性愈失，矧杂以香物乎？曾不若今人止精於炒焙，不损本真。故桑、《茶经》第可想其风致，奉为开山，其舂、碾、罗、则诸法，殊不足仿。"批评到"茶圣"陆羽的头上，话已经说得够尖锐了。那麽，如何才能"精於炒焙，不损本真"呢？这就是明人在蒸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更臻完美的"炒青法"。
花茶的发明虽在宋代，但到明代时，花茶已从文人隐士别出心裁的雅玩逐渐普及到民间，成为普通人品茶的又一新天地。"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放花的比例是"三停茶叶一停花始称"，因为"花多则太香而脱茶韵，花少则不香而不尽美"。木樨采摘的花先去掉枝蒂和沾在花上的灰尘与虫子，"用瓷罐一层茶一层花投间至满"，用竹叶或纸扎牢，"入锅重汤煮之，取出待冷，用纸封裹，置火上焙干收用"。流行的还有"橙茶"，"将橙皮切作细丝，一斤以好茶五斤熔干，入橙丝间和。用密麻布衬垫火箱，置茶於上烘热，净棉被罨之。三两时随用建连纸袋封裹，仍以被罨焙干收用"。另有一种"莲花茶"，"於日未出时，将半含莲花拨开，放细茶一撮，纳满蕊中，以麻皮略絷，令其经宿。次早摘花，倾出茶叶，用建纸包茶烘干。再如前法，又将茶叶入别蕊中，如此者数次，取其焙干收用，不胜香美"。
水质评鉴，是品茶的又一要素，也是明代茶书论述的又一重点。前人一贯对水的鉴别十分重视，明代也有专着，如田艺蘅撰的《煮泉小品》(1554年)，全书5000余字，分为源泉、石流、清寒、甘香、宜茶、灵水、异泉、江水、井水、绪谈十类，议论夹杂考据，洋洋地阐述了各类水的具体状况，虽然不乏可议之处，但仍不失为一本系统的烹茶用水着作。
在宋、元时代之后，中国人所饮用的茶，固形茶是最通行的；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认为固形茶是奢侈浪费，已经失去茶的真味，同时要人民节省劳力，於是废止末茶(使固形茶成为粉末的)而鼓励人民喝一种连茶叶的煎茶。这一种从固形茶到煎茶的大变化，使得中国茶书的根底发生动摇，但随着煎茶的普及，关於茶的知识的需求也格外提高。
从明代开始，有茶政之设，正式管理以茶易马的互市，这种机构称为"茶司马"，为官家正式设立管理茶政的大组织，可见茶在当时已占明朝军事与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
清代伊始，就废弃一切禁令，允许自由种植茶叶，或设捐统收，或遇卡抽厘，以讫於民国的茶政。从此可看出：茶是人民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所以才视之为："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
进入封建末世的清代，虽然有过"康乾盛世"，但终究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的式微之路。在这种新的格局下，中国茶文化虽然不免受到影响，而饮茶却更为平民化、更为普及，只是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茶的着作只有十多种，其中有的还下落不明，与明代的盛大状况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清代的痴茶、爱茶、醉茶之士，并非完全在传统中作茧自缚，他们也有鲜活的思想和勃发的创造。只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大多融会到诗歌、小说、笔记小品和其他着述之中。
丰富地载录清代茶事的书，当首推《清稗类钞》。这部书由清末民初人徐珂采录数百种清人笔记，并叁考报章记载而辑成，大都是反映清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该书中关於清代的茶事记载比比皆是，如"京师饮水"、"吴我鸥喜雪水茶"、"烹茶须先验水"、"以花点茶"、"祝斗岩咏煮茶"、"杨道士善煮茶"、"以松柴活火煎茶"、"邱子明嗜工夫茶"、"叶仰之嗜茶酒"、"顾石公好茗饮"、"李客山与客啜茗"、"明泉饮普洱茶"、"宋燕生饮猴茶"、"茶癖"、"静叁品茶"、"某富翁嗜工夫茶"、"茶肆品茶"、"茗饮时食肴等等，成为清代茶道与清人"茶癖"的全景观照。
《清稗类钞》还多方面记载了不同阶层的品饮活动。茶肆饮啜，"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於暇日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苟深谈"者有之，"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清代京师茶馆，"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茶由南向北的传播：语言痕迹考察
在中国，茶产在南方，饮茶习俗从南方传播到北方，这是没有疑问的。茶叶主要生长在北纬35度以南地区，在我国现在的主要产茶省区都是在南方，如海南、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浙江、江苏、陕西、河南、山东、西藏和台湾。现在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地发现了野生茶树。也许是云南一带植被保存得好，在云南思茅地区的镇源县九甲区和平乡千家寨发现数千亩面积的野生茶树林，在云南勐海巴达大墨山密林中发现有一株高32.1米，胸围2.9米的野生茶树，估计树龄有1700年，号称“茶树王”，而澜沧县邦威的过渡型“茶树王”的树龄约1000年，勐海县南糯山的栽培型“茶树王”的树龄则大约有700年。
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茶首先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被利用，之后才传入长江流域的汉族地区，之后经过汉族地区才又传入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过程在语言中留下清晰的痕迹。
一、原茶与众多的茶词汇
现在我们一谈到“茶”往往指的是山茶科(Theaceae)多年生的常绿植物茶树(Camellia
Sinensis)的嫩叶加工后的产品，以及使用这种嫩叶做成的饮料。但是看来这只是后来的现象，而在开始的时候人们还采用许多植物的叶子来煮作食物，尤其是在原始采集经济时期，所采摘的植物叶子种类更多。这就是“原(始)茶”。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总结，人们发现少量植物的叶子所烹煮出来的食物不仅仅带来充饥的效果，还于人们的其它感觉有所裨益，于是才慢慢地集中到使用几种植物的叶子制作专门的食物尤其是为了某种需要而饮用的饮料，如今天的“药茶”(代茶饮)。在中国，人们筛选出来的就是山茶科植物，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茶”，一般把它称作“真茶”。
“真茶”一词，始见于晋代人张华的《博物志?食忌》中，他说：“饮真茶令人少眠”。这句话之前是“人啖豆三斗则身重行止难，啖榆则眠不欲觉，啖麦令人多力健行”，之后是解毒的几种药物：“人常食小豆令人肥肤粗燥，食燕麦令人骨节断解，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为蛟龙所吞，人食冬葵为狗所啮疮不差或致死，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雁食粟则翼重不能飞”。而“饮真茶令人少眠”，言外之意是当时的“茶”有许多种，它们属于“非真茶”，亦即原茶。
《桐君录》中说：“凡可饮之物，皆多取其叶。天冬门、菝葜取根，皆益人……俗中多煮檀叶并大皂李作茶……又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饮，亦可通夜不眠。”西晋陆玑《诗疏》说：“椒树、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郭义恭《广志》说：“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曰茶。”唐人孟诜《食疗本草》说：“(茗叶)煮取汁，用煮粥良，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杂之。”
汉字中有许多涉及到与“茶”有关的字词，唐代人陆羽在《茶经一之源》中说：“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此外还有“荼”、“瓜芦”(“皋芦”、“过罗”)等。“木茶”是“茶”的另外一种写法。
荼：“荼”在先秦文献中有很多意思，但是常见的是指一种蔬菜，即人们常常提及的《诗经/邶风/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意思近似于今天民歌中唱的“只要爱情在，不怕吃酸菜”)，也是基于“荼”是苦的，后来才引申出“痛苦”的意思，如“荼毒”、“荼炭”、“荼酷”等。既然荼菜是苦的，为什么人们还要吃呢，只能理解为当时人们对荼菜有某种偏好，有一种观念在支持。
木荼：《集韵》：荼、木荼 、茶，茗也。
荈：《三国志/吴韦曜传》：或密赐茶荈以当酒。
茗：晋人郭璞注《尔雅》“槚：苦荼”的时候说：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洛阳伽蓝记》：“杨元慎含水噀，陈庆之曰：菰稗为饭，茗饮作浆。”杜甫诗：“茗饮蔗浆携所有”。同时，“茗”还指一种香草，《述异记》说：巴东有真香茗，其花色白如蔷薇。《南方草木状》：耶悉茗，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
槚：《尔雅/释木》：槚，苦荼。
蔎：一指茶，见于《茶经》。二指一种香草。
皋芦：不同的文献又写作“瓜芦”、“过罗”、“高芦”、“过芦”、“洛芦”、“哥芦”、“物芦”，有的地方称为“苦丁”、“苦[艹/登]”等。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词汇，一般认为是对不同时间采摘的茶叶的称呼，如郭璞说的“早采为茶，晚采为茗”，“槚：苦茶”等。即使是这样，对其他字词还是没有解释。当然“诧”“姹”也许就是“茶”的最早记音形式，因为“茶”字大约在唐代才出现。造成这么多的茶词汇的出现，我们认为有几种可能，一是“真茶”出现之前各种原始茶，或近似茶的名称；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词汇中有非汉语成分。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引南朝人沈怀远《南越志》谈到茶的时候说：皋芦“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以为饮，南海谓之过罗，或曰物罗，皆夷语也。”(李炳泽按：“物罗”也许是“构罗”的误写)。清人彭帮鼎在《闲处光阴》中说：“六经无茶字，窃意产茶之地，在古皆在蛮夷，时既无其物，安得有其字？……考茶字六义无所取，想即蛮夷所造之字欤？”他们的这些话是值得考虑的。
对于“皋芦”是不是茶树，在茶学界一直有争论，认为不是茶树的人说皋芦只是在形态特征上象茶树，人们用它只是茶叶的一种加强剂或代用品。文献中也大多说皋芦“似茶”，如《隋书/经籍志》引《桐君录》记载，说“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茶，亦通宵不眠。”李时珍则说“皋芦，叶状如茗，而大如掌，揉碎最苦，风味比茶不及远矣。今广人用之，名曰苦[艹登]。”当代有人考证认为是冬青科的大叶冬青，其儿茶素、水浸出物、氨基酸含量极低。而主张皋芦是茶树的人则认为它是茶树的变种，尽管氨基酸含量低、茶味极苦，但是多酚类、咖啡碱含量特高。
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古汉语中关于茶的“茗”和“蔎”两个词同时还分别指两种香草，只是我们暂时还不清楚，它们在古代是否是因为香才被采摘来煮汤喝的。唐代诗人元稹有一首宝塔诗《七字诗》是专门吟咏茶的，其中谈到茶的一些特征，如：“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钅兆
煎黄蕊色，宛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人岂堪夸！”这首诗押a/ua/ia韵，说明那时候“茶”读音与现在相近。“香叶”看来不仅仅指真茶，还有可能是原茶，就象上文谈及的“茗”“蔎”同时指“茶”又指“香草”一样。“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则说明还不是泡茶，而是“擂茶”。
中国是世界上种茶、制茶和饮茶最早的国家。从习俗、语言和汉文献上记载来看，茶的食用是从把它当作一种蔬菜开始的。云南景颇族说茶是一种“叶子煮的粥”(pha31lap31)。汉字的“茶”是否与上古的“荼”有直接的关系，历来有争论，但是看来不能说没有关系。可以说“荼”是“茶”的前身之一。对“荼”和“茶”的关系，古人大多认为是“荼”减去一横就是“茶”，其实不那么简单。我们觉得，首先“荼”和“茶”的给人的味觉上都是“苦”，其次是古代“荼”羹与后来的“茶”羹相似，甚至是一脉相承，只是用料改变了，荼羹逐渐衰微，而茶羹逐渐兴盛；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荼”有读da/jha的时期，而“茶”在那时也可能有近似的读音，这在保留较多古汉语色彩的闽方言、粤方言中“茶”的读音所暗示[1]。当时翻译梵语佛经的时候，也常用“荼”来得音译梵语中的da/jha，如“荼毗”(Jhapeti)、“曼荼罗”(Mandala)、“半荼迦”(pandaka)、“荼吉尼”(dakini)等[2]。
在真茶出现之后，这种不使用“茶叶”来制作饮料的原始茶还继续发展，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医疗手段，即现在的“代茶饮”或“药茶”。苗语西部方言借汉语的“茶”(chua)指“汤药”，而使得原来的“药”(gua)专门指未经煎熬的草药，就是基于这种背景。明代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茶》中说：“凡所饮物，有茗几木叶、天冬门苗、菝葜叶，皆益人。余物并冷利。……俗中多煮檀叶及大皂李叶作茶饮，并冷利。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也。今人楮、栎、山石凡、南烛、乌药诸叶，皆可为饮，以乱茶云。”说明药茶和原始茶与真茶一起发展。
二、真茶的出现和传播的语言痕迹
从烹调各种植物的叶子作为食物和饮料，再而过渡到专门是几种植物(即“茶”)的叶子，可以说进入了“茶文化”的门槛。因为已经摆脱了采集野生茶叶的时期，进入培育和种植专门的少量茶树品种阶段，尤其是这种专门的茶叶成为供品，成为商品、礼品之后。而烹煮这几种茶叶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充饥的食物，而是作为一种待客的佳肴，加入了许多名贵的、使茶的特点更加突出的佐料，如姜、椒等。在招待亲友享用这种食物兼饮料的时候，生发出了一套礼仪程序。
不论是原始茶还是真茶的初期，唐代以前的记载多集中在西南、中南的四川和湖北、贵州等地区，更确切地说是在非汉族地区。陆羽《茶经?七之事》中记载的与茶有关的事件要么是作者出身、要么事件的发生地点大多是在西南，有许多甚至指名是与少数民族有关。如三国?魏人张辑在《广雅》一书中说：“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荆巴指今天的湖北四川交界一带，自古是非汉族人地区。四川人司马相如《凡将篇》提到“荈诧”。也是四川人的杨雄在《方言》说蜀西南地方的人把茶称为“蔎”。傅咸《司隶教》提到四川一个女个体户作茶粥卖。张孟阳《登成都楼》提及“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傅巽《七诲》把云南和贵州的茶叶(“南中茶子”)作为全国名特优产品加以介绍和歌颂。孙楚《歌》中有“姜桂茶荈出巴蜀”，也是把茶列入名产之一。晋代郭璞《尔雅注》特别提及“四川人称老茶叶为苦茶”。《坤元录》：辰州、溆浦西北的无射山，当地的少数民族有一种风俗：每当有喜庆的时候就聚集到有茶树的山上去唱歌跳舞。唐代人樊绰在《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中说“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和烹而饮之。”
唐代茶圣陆羽(728-804)在著名的《茶经》中介绍当时的饮茶方法是说“乃斫、乃熬、乃炀、乃舂，贮之瓶缶之中，以汤沃焉，谓之腌茶；或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等煮之百沸。”唐代陆树声在《茶寮记》中则说“晋宋以降，吴人采叶煮曰茗粥。”杨晔《膳夫经》中也有相同记载。这种饮茶方法至今还流行在南方的湖南、广西和贵州、四川等地的各民族之间，有的称为“油茶”或“擂茶”。但是它的最早源头应该是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藏族和北方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的奶茶、酥油茶等，不仅仅是往茶水里倒奶，还可以放进许多干果(入核桃仁、葡萄干等)，这些也是当时饮茶方式的沿流，因为这些民族的确饮茶习俗是唐代开始的，那时后还没有出现泡茶习惯。
现在的泡茶是到南宋才出现。《宋史?食货志》说：“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散茶可能指炒青片茶。陆游《安国院试茶》诗：“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闻品故园茶。只应碧缶苍鹰爪，可压红囊白雪芽。”自注：“曰铸则越茶矣，不团不散，而曰炒青，曰苍鹰爪，则撮泡矣。”茶的饮食，其传播的线路基本上是从南到北，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到汉族地区，再到北方少数民族和外国。因为茶俗是从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到汉族地区的，因此南方少数民族的茶俗还保持古代的形式。而经过汉族传播到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时的茶俗还没有变化为泡茶的时候，北方少数民族的茶俗也是保留了还未产生泡茶的习俗，入回族的盖碗茶里就有枸芑、桂圆、枣、山楂、杏脯等，当然还少不了冰糖。
文化的传播和输入往往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以前人们注意到茶叶从中国输出外国有两条线路，南线从福建沿海输出，因此西欧语言中“茶”为tea等，就是福建汉语的借词，而北线传入俄罗斯等国语言中“茶”为chai，借北方汉语的“茶”(cha)。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对“茶”的称呼，我们也许还能找到汉语这各种“茶”的词源。
分布在我国中南和西南使用苗瑶语的民族和部分使用藏缅语的民族，他们的语言中“茶”与汉语没有关系，如：
布努语：[tci42](另外一个词[ntsa13]是汉语借词)，巴亨语：[tchi42]，炯奈语：[tSi31]。布努语、巴亨语、炯奈语皆为瑶族使用。瑶族和畲族在历史上居住湖南，后来才南迁到今天的广西和广东。
畲语：[khi42]。畲族一般认为历史上曾经居住在今天的湖南西部，后来才移动到今天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畲语的“茶”与苗瑶语的同源。
苗瑶语和仡佬语中的“茶”，也许是古汉语“槚”的词源依据。
傣族属于百越系统，傣族在饮食上有许多与广西、贵州的壮族、布依族、侗族等民族相同[3]，但是在对“茶”的称呼上不同，而是与云南周围其他民族语言有关，说明傣族的饮茶习俗是到达云南之后，从周围民族学习来的，而非百越民族原来所有。
中南和西南许多民族的语言中关于“茶”的词汇，现在指的都是真茶，而在古代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指真茶，二是指原始茶。当真茶迅速传播开后，有的语言借用了汉语的“茶”，有的则把原来本语言中指原始茶的词转指真茶。一些民族语中的“茶”既有固有词又有汉语借词，如云南佤语的[tcha]/[la]，景颇语的[tcha35]/[pha31la31](叶子煮的粥)，广西布努语的[ntsa12]/[tci42]，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因为原始茶和真茶尽管都是用树叶子煮成的汤汁，毕竟真茶附带有更多的意义。许多语言中由固有词和借词组成同义词的时候，借词往往指新人的外来的东西，与固有的东西相同、相似的同时，还具有另外的特点。
少数民族语言中的“茶”似乎与汉语有关系的如：
黎语[de33](借自海南汉语)、临高话[sa55]。
云南一些民族语中的“茶”有汉语借词也有非汉语词汇，如佤语的[tcha]/[la]，景颇语的[tcha31]/[pha31la31]。
有人认为在西周的时候，居住在今天四川的巴、蜀等小国的少数民族就将茶叶作为贡品进贡给周武王。唐代封演在《封氏见闻录》卷6“饮茶”中关于茶的记载说：“南人好之。北方初不多饮。”同时还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只溺之甚，穷日尽夜，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而蒙古诺颜山匈奴贵族墓中就曾出土茶叶。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载了茶已经传入西藏的情况。
茶叶从中国输出外国有南北两条线路，南线传出的茶可以以英语的teaa为代表，而北线传出的可以以俄语的chai为代表。
南线从福建沿海输出，因此西欧语言中“茶”就是福建或潮州汉语的借词(厦门话“茶”白读为[te24]，文读为[ta24]，潮州话为[te55])，如英语的tea，荷兰语和德语的thee，法语的the，意大利语tè、西班牙语、丹麦语、捷克语、挪威语、匈牙利语和瑞典语的te等。
北线传入俄罗斯等国语言中“茶”借北方汉语的“茶”(尽管北方汉语的“茶”读音为cha，没有i这个尾巴)如俄语的chai，阿拉伯语的shai，土耳其语的chay，葡萄牙语的cha，波斯语的cha，乌尔都语cha等。西欧的茶是荷兰人第一次带去的，同时也带去年了“茶”的语音thee。而俄罗斯等语言中“茶”带有尾巴i，我们认为是经过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去的，而不是直接从汉语中借去。(就象汉语的“俄罗斯”来自Russia，但却是在这个词穿过阿尔泰语地区而被加上了一个前音节o成为oros之后一样)。因为从汉语的语音历史和方言材料来看，都找不到来汉语的“茶”带有i尾巴的。尽管周围其他国家当时的茶是直接从汉族地区进货的，但是在这之前却可能是从邻近的非汉族地区接触到茶。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得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
二、茶的各种称呼、字形及其传播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态纷呈，对同一物，有多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如：荈诧、瓜芦木、荈、皋芦、檟、荼、茗、茶。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方言的原因，同样的茶字，在发音上也有差异。
如：福州发音为：ta；厦门、汕头发音为：de；长江流域及华北各地发音为：chai、zhou、cha等。
少数民族的发音差别较大，如：傣族发音为：a；贵州苗族发音为：chu、a；
世界各国对茶的称谓，大多是由中国茶叶输出地区人民的语音直译过去的。如日语的“チセ”和印度语对茶的读音都与“茶”的原音很接近。俄语的“чай”与我国北方茶叶的发音相近似。英文的“ea”、法文的“he”、德文的“thee”、拉丁文的“hea”都是照我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发音转译的。此外，如奥利亚语、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的茶字发音，也都是我国汉语茶字的音译。
从茶字的演变与确立，到世界各地的有关茶的读音，无不说明，茶出自中国，源于中国，中国是茶的原产地。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寒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一方面是宫廷茶文化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市民茶文化和民间斗茶之风的兴起。宋代改唐人直接煮茶法为点茶法并讲究色香味的统一。到南宋初年，又出现泡茶法，为饮茶的普及、简易化开辟了道路。宋代饮茶技艺是相当精致的，但很难溶进思想感情。由于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宋代市民茶文化主要是把饮茶作为增进友谊、社会交际的手段，(北宋汴京民俗，有人搬进新居，左右邻居要彼此“献茶”；邻居间请喝茶叫“支茶”。)这时，茶已成为民间礼节。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但茶艺走向繁复、琐碎、奢侈，失去了唐朝茶文化的思想精神。元朝时，北方民族虽嗜茶，但对宋人繁琐的茶艺不耐烦。文人也无心以茶事表现自己的风流倜傥，而希望在茶中表现自己的清节，磨练自己的意志。在茶文化中这两种思潮却暗暗契合，即茶艺简约，返朴归真。在由元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形式相近，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精细的茶文化再次出现，制茶、烹饮虽未回到宋人的繁琐，但茶风趋向纤弱，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的倾向。
人类是怎样发明饮茶习惯的？或者说茶是怎样起源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是茶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做为任何一个茶学学者或茶学工作者，如果连“茶是怎样来的”都不能解释的话，那就太不够了。而现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多种答案：
1.祭品说：这一说法认为茶与一些其他的植物最早是做为祭品用的，后来有人偿食之发现食而无害，便“由祭品，而菜食，而药用”，最终成为饮料。
2.药物说：这一说法认为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神农百草经》中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3.食物说：“古者民茹草饮水”，“民以食为天”，食在先符合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
4.同步说：“最初利用茶的方式方法，可能是作为口嚼的食料，也可能作为烤煮的食物，同时也逐渐为药料饮用。”这几种方式的比较和积累最终就发展成为“饮茶”是最好的方式。以上这几种说法中最无用的就是第四种，它把前面的三种说法加在一起，就成为了自己“万无一失”的解释了。也许这种解释就是最恰当的了。现在我们可以论证茶在中国被很早就有认识和利用，也很早就有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采制。但是也可以考证，茶在社会中各阶层被广泛普及品饮，大致还是在唐代陆羽的《茶经》传世以后。所以宋代有诗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也就是说，茶发明以后，有一千年以上的时间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茶叶的名字很多，排它个上千种是不成问题的，真正可以说是眼花缭乱。但是经一些学者分析研究，予以归类划分，却发现一些道道，颇有传神绘景之味，能够更好的理解茶叶、记忆茶名。大致茶叶的命名有以下七类：
1.以茶叶的形状命名。六安瓜片，君山银针、洞庭碧螺春、珍眉、砖茶等等。
2.以茶树品种命名。如白毫等等。
3.以茶叶产地命名。普洱茶、祁红等等。
4.以茶叶的采制时间命名。社前茶、明前茶、雨前茶等等。
5.以动植物的名称命名。龙井、水仙、佛手等等。
6.以制茶工艺命名。炒青、烘青等等。
7.以茶叶色泽命名。红茶、绿茶等等。有些茶名的由来还有着满好听的故事或传说，例如：“碧螺春”茶的由来久负盛名的碧螺春茶，产于太湖洞庭东西二山。有关碧螺春的由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清康熙年间，当地人在洞庭湖东碧螺峰石壁上发现了一种野茶，便采下带回作饮料。有一年，因产量特多，竹筐装不下，大家把多余的放在怀里，不料茶叶沾了热气，透出阵阵异香，采茶姑娘都嚷着：“吓煞人香!”这“吓煞人香”是苏州方言，意思是香气异常浓郁。于是众人争传，“吓煞人香”便成了茶名。清康熙三十八年玄烨(康熙皇帝)南巡到太湖，康熙认为“吓煞人香”这个名字不雅，便赐名为“碧螺春”，从此沿用至今。
碧螺春茶采摘时间较早，一般在谷雨前后采摘。炒制时要做到“干而不焦，脆而不碎，青而不腥，细而不断”。因此外形卷曲如螺，昔毫毕露，细嫩紧结，叶底如雀舌，水色浅，味醇而淡，香气清高持久，回味隽永。
茶类的划分可以有多种方法。
有的根据制造方法不同和品质上的差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即青茶)、白茶、黄茶和黑茶六大类。
有的根据我国出口茶的类别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花茶、紧压茶和速溶茶等几大类。
有的根据我国茶叶加工分为初、精制两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将茶叶分为毛茶和成品茶两大部分，其中毛茶分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和黑茶五大类，将黄茶归入绿茶一类；成品茶包括精制加工的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和再加工而成的花茶、紧压茶和速溶茶等类。有的还从产地划分将茶叶称作川茶、浙茶、闽茶等等，这种分类方法一般仅是俗称。
将上述几种常见的分类方法综合起来，中国茶叶则可分为基本茶类和再加工茶类两大部分：绿茶----这是我国产量最多的一类茶叶，其花色品种之多居世界首位。
绿茶具有香高、味醇、形美、耐冲泡等特点。其制作工艺都经过杀青一揉捻一干燥的过程。由于加工时干燥的方法不同，绿茶又可分为炒青绿茶、烘青绿茶、蒸青绿茶和晒清绿茶。
绿茶是我国产量最多的一类茶叶，全国18个产茶省(区)都生产绿茶。我国绿茶花色品种之多居世界之首，每年出口数万吨，占世界茶叶市场绿茶贸易量的70%左右。我国传统绿茶--眉茶和珠茶，向以香高、味醇、形美、耐冲泡，而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
红茶----红茶与绿茶的区别，在于加工方法不同。红茶加工时不经杀青，而且萎凋，使鲜叶失云一部分水分，再揉捻(揉搓成条或切成颗粒)，然后发酵，使所含的茶多酚氧化，变成红色的化合物。这种化合物一部分溶于水，一部分不溶于水，而积累在叶片中，从而形成红汤、红叶。红茶主要有小种红茶、工夫红茶和红碎茶三大类。
青茶(乌龙茶)----属半发酵茶，即制作时适当发酵，使叶片稍有红变，是介于绿茶与红茶之间的一种茶类。它既有绿茶的鲜浓，又有红茶的甜醇。因其叶片中间为绿色，叶缘呈红色，故有“绿叶红镶边”之称。
白茶----是我国的特产。它加工时不炒不揉，只将细嫩、叶背满茸毛的茶叶晒干或用文火烘干，而使白色茸毛完整地保留下来。白茶主要产于福建的福鼎、政和、松溪和建阳等县，有“银针”、“白牡丹”、“贡眉”、“寿眉”几种。
黄茶----在制茶过程中，经过闷堆渥黄，因而形成黄叶、黄汤。分“黄芽茶”(包括湖南洞庭湖君山银芽、四川雅安、名山县的蒙顶黄芽、安徽霍山的霍内芽)、“黄小茶”(包括湖南岳阳的北港在、湖南宁乡的沩山毛尖、浙江平阳的平阳黄汤、湖北远安的鹿苑)、“黄大茶”(包括的大叶青、安徽的霍山黄大茶)三类。
黑茶----原料粗老，加工时堆积发酵时间较长，使叶色呈暗褐色。是藏、蒙、维吾尔等兄弟民族不可缺少的日常必需品。有“湖南黑茶”、“湖北老青茶”、“广西六堡茶”、四川的“西路边茶”“南路边茶”、云南的“紧茶”、“扁茶”、“方茶”和“圆茶”等品种。
再加工茶----以各种毛茶或精制茶再加工而成的称为再加茶，包括花茶、紧压茶，液体茶、速溶茶及药用茶等。
药茶----将药物与茶叶配伍，制成药茶，以发挥和加强药物的功效，利于药物的溶解，增加香气，调和药味。这种茶的种类很多，如“午时茶”、“姜茶散”、“益寿茶”、“减肥茶”等。
花茶----这是一种比较稀有的茶叶花色品种。它是用花香增加茶香的一种产品，在我国很受喜欢。一般是用绿茶做茶坯，少数也有用红茶或乌龙茶做茶坯的。它根据茶叶容易吸收异味的特点，以香花以窨料加工而成的。所用的化品种有茉莉花、桂花等好几种，以茉莉花最多。
从世界上来看，在以上类茶中，以红茶的数量最大，其次是绿茶，最少的是白茶。
浙江是全国重点产茶区，历来向省外输出茶叶。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随着浙江茶叶生产逐步的恢复和发展，省际调拨的地区、品种、数量都相应扩大和增加。1950年调供588吨，1951年调供1948吨，1961年调供6906吨，1971年调供8591吨，1981年调供27446吨。茶叶省际调拨，在不同年代，由浙江省茶叶公司(或特产公司)分别按总公司、华东区公司、商业部、全国供销总社等主管部门的调拨计划执行。浙江茶叶调拨供应外省市场，以江苏、福建为主，因北方市场对花茶需要量大，而苏、闽警制花茶的原料素大方、素烘青由浙江调供，故浙江茶叶调拨供应外省市场，以江苏、福建为主。1956年调江苏、福建分别为1720吨、1474吨，分别占全省调省外总量的29?7%和2巳4%；1966年仍分别占38%和19.4%，70年代起调供量逐渐减少，1981年分别降至16.2%和1.9%。北京、天津、上海和山东也是浙江调拨供应的主要地区，1956年调4省市茶叶占全省调省外总量的30.8%，1966年为22.9%，1976年为30
5%，1980年为39.5%，1983年为40.1%。调往广东的茶叶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增加，1976年调供30吨，占全省调外省总量的0.2%，1978年上升至4
3%，1981年达73%，1983年占到10.1%。此外，浙江还调供边防高原部队军需茶叶，1966年调供花茶71.5吨，1968年调供120吨，1969年为103.5吨，1970年起改调绿茶，1984年后仍供应一定数量的花茶，1982年后，随着茶叶连续多年增产，销区企业要求停止执行调拨计划。1984年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1985年起茶叶实行多渠道流通进入开放式市场，省际计划
浙江产茶有史料可稽考始于汉代。唐时，浙江茶叶不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加工制作，或是运销贸易，以及品饮艺术，都已相当发达。据唐朝陆羽《茶经?八之出》所记，浙江已有10州55县产茶，与现今全省有65个市县产茶相较，其时已基本形成了茶叶生产分布区。唐时贡品名茶迭出，据李肇《唐国史补》记载，当时全国贡品名茶有14品目，其中浙江有湖州顾渚紫笋茶、婺州东白茶、睦州鸠坑茶3目。宋代是浙江茶叶的繁荣时期，除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品种增加外，最为突出的是发明绿茶的炒青法制作，茶市、茶肆迅速发展，品饮游艺之风盛行，“径山茶宴”走出国门，传播到日本。明清是浙江茶叶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技术更趋成熟与定型，尤其是普及炒青制茶工艺，散茶独盛，带来了饮茶方式的大变革。名茶新品不断崛起，几乎所有产茶区都有名品崭露，其中以西湖龙井茶最令人瞩目。浙江茶叶源源输往国外。从1843年到1894年的50年间，为平水珠茶出口的全盛期，年最高额曾达40万箱(约计20万担)。进入民国时期，浙江茶叶走向衰落，由于印度、锡兰、印尼等国红茶兴起，国际茶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浙江茶叶出口下跌，到抗日战争前后，茶园大批荒芜，产量锐减，广大茶区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前夕全省茶叶产量仅6600吨。新中国成立后，浙江茶叶进入一个振兴时期，全省茶园面积，1950年为3.01万公顷，到1994年增加到14.34万公顷，增幅达3.76倍，平均每年增8.5个百分点。最高年份1984年面积达17.84万公顷。从50年代开始，茶叶生产稳步上升，1957年的年产量2.33万吨，已接近历史最高纪录。后曾遭受短期挫折。70年代起又持续发展，呈现一片兴旺景象。据1988年统计，中国茶叶的年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其中浙江茶占1／4。浙江茶叶常年的出口量占全国绿茶出口量的一半。全省茶叶产量，1950年为1.22万吨，到1994年增加到10.69万吨，增幅达7.76倍，平均每年增19.9个百分点。最高年份1988年达12.82万吨。
巴蜀常被称作为中国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的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茶叶文化的形成，与巴蜀地区早期的政治、风俗及茶叶饮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巴蜀产茶历史悠久，并且在先秦时期就以地方特产的名义将茶作为贡品。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
巴蜀茶业在中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见诸记载。《僮约》中有"脍鱼?鳖，烹荼尽具"、"武阳买荼，杨氏担荷"的内容。前一句反映了成都一带，在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尚，而且在地主富豪家里，还出现了专门的饮茶器具。后面的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一定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反映出巴蜀地区特殊的制茶方法和饮茶方式。
汉魏以后，巴蜀的茶业进一步发展，种茶和饮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西晋张载的《成都楼》诗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的名句，说明茶在当时的地位，已居所有饮料之冠，而且茶的声誉也越来越大，饮茶之风向全国各地蔓延。
南方婚丧礼仪中的茶俗及其变革
众所周知，盛产于我国中部、东南及西南一带丘冈的茶叶，与广大民众生活关系密切。正如俗谚所云：“居家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而且，茶与人们的关联，远非物质生活方面的，它还长期以来渗透于人们的精神生活。缘于“茶不移本，植必生子”[1]的属性，因而古代人赋予它以坚贞、纯洁的品德；同时，也把它视为多子多福的象征。这样，茶就与我国旧时广泛流行的“从一而终”(实际上只限于被统治被奴役的妇女而言)、多子多福的婚姻观念和习俗礼仪结下了“奇缘”。尤其是上述盛产茶的地区和民族，有关习俗至今仍在流行。
茶是一种多年生的常绿灌木，性喜湿润气候和微酸性土壤，大多生长在丘陵山冈地带。因而，盛产茶的地区和民族，婚嫁礼仪风情中的茶俗颇多。一般的说，以“三茶”较为多见。即提亲、定亲和洞房花烛夜皆与茶关联：提亲时，女家以糖茶款待媒人，含有感谢媒人甜口美言之意；定亲时，男子上门相亲，双方如果满意，女子给男方递上清茶一杯，男子喝完茶放置钱钞或信物于杯中，女子接受，表示心许；洞房合氶之前，用红枣、花生、桂子(圆)诸物(寓意“早生贵子”)泡入茶中并招待宾客。实际上，在南方众多民族色彩缤纷的婚俗礼仪中，与茶直接有关的风习[2]并不只是“三茶”，而是有十余项之多。下面，分别择要予以简述。
旧时婚俗中，自始至终许多礼俗都与茶有所关联，以致有些地方把婚礼看作为“茶礼”；女子受聘于男家则说是“受茶”。这一切，似乎都是从男家请媒人去女家“送茶”开始的。
长江三峡之东的鄂西南地区(包括湖北宜昌市属各县及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长江、清江与巴山、武陵山脉之间，沟谷纵横，云雾缭绕，是一个著名的茶乡。这一带所产的宜红茶、容美茶(“容美”当与改土归流前的“容美土司”有关)、巴山茶、玉露茶、清江茶等，都颇有名气。当地民众喜茶爱酒，蔚然成风。因而，在传统婚俗中，茶在其中自然担负重任。按照古朴风习，这一带的婚嫁礼仪大致分为“放话”、“过路”、“朝年”、“求喜”、“过礼”、“陪十兄弟”、“陪十姊妹”、“发亲”、“迎亲”、“拜堂”、“圆房”、“回门”等十多道程序。几乎每一道程序都要设宴饮酒、好茶待客。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说男家向女家的“求喜”、“过礼”——“送茶”。男家向女家订亲(实际上是求婚，即“求喜”)行聘，要用猪肉、羊肉、牛肉、茶叶等贵重礼物。因山道崎岖，贺喜、
“送茶”的人前呼后拥，所以只能把这些“茶礼”全放在一个大背笼里(俗称“羊背酒”)[3]。到了女家，由男家“执事”向女家先呈“立菜单”，尔后再把礼物逐件奉上。媒人则领着未来的女婿拜见岳父岳母。岳家设宴，盛情款待未来的“东床佳婿”。
有关“放话”、“朝年”、“求喜”、“过礼”等婚俗，明清之际的《湖北通志》有所载述。清同治年间《长阳县志》、《长乐(按，今鄂西南五峰县)县志》亦有载录。略谓：
“男女幼时便议婚姻，谓之‘放话'。聘定后，每于年节必多备酒盒遍送女家族戚谓之‘朝年'。将娶，前数月报吉，谓之‘求喜”。前数月(或日)纳采，谓‘过礼'。………‘既定盟，有力者每逢年节相馈遗。男女成人，男家具茶礼，请媒领其子正月至翁家拜年，……前期行纳采礼，具服饰、钗环，随贫富为差，曰‘过礼'。……”这些典籍资料所载虽与前述口承文化大体相近，但两者的区别也是较为明显的。前者的“茶礼”及“纳采礼”，突出的为“服饰”、“钗环”之类的贵重、典雅的礼物，显然代表中上层家庭的婚姻礼节；而后者的“送茶”礼物，则是“羊背酒”及茶叶一类的土产山货，代表的自然是贫苦的下层人家的婚俗礼仪。
男家向女家行纳采礼(“六礼”之首)求婚带去茶叶等物的，当然不只是土家族如此。湖南临武、桂阳、隆回、新宁诸县汉、瑶等民族，男方向女方“下茶”(即“送茶”)，除送其他礼物外，必须要有“盐茶盘”。也就是用灯芯染色组成“鸾凤和鸣”、“喜鹊含梅”等图案；又以茶与盐堆满盘中空隙；称之为“正茶”。女方如果接受“盐茶盘”，即表示双方婚姻关系确定。云南瑶族、佤族、德昂族、普米族等民族，男家向女家求婚时都要带茶叶等物，只有女家收下“茶礼”，婚事才定；否则，女家就要把这些礼物退回男家。在“送茶”的程序和次数方面，滇西怒江、瑞丽江畔的德昂族礼仪更为繁复一些。开始，是由男方送给姑娘茶叶、烟草各一包，并由姑娘转给她的父母；表示同意后，次由男方请媒人去女家求婚，媒人仍需带茶叶、烟草、芦子、沙基等物去；旧时在议女子身价时，除货币外，还有肉、盐、茶、沙基、芦子诸物。[4]始终离不开茶，足见茶在德昂族婚恋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婚俗中，“吃茶”意味着许婚，即旧时女子受聘于男家。《老学淹笔记》载：“辰沉靖州蛮(按，指今湘西怀化地区少数民族)男女未婚娶者，聚而踏歌。歌曰：‘小娘子，叶底花，无事出来吃盏茶。'”其中即带有试探是否同意许婚的意思在内。浙西地区媒人奔波于男女双方之间的说合，俗称“食茶”；而女家应允婚事后，立即给媒人泡茶、煮蛋，既是热情款待；同时也是借助传统物体公开表示许婚。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四川羌族婚俗中“吃茶”的特殊表现。川西北阿坝羌族地区婚仪中的茶礼，运用得十分独特而富于情趣。在女家许婚后，男家来迎亲时，“吃茶”的礼仪沿着迎亲队伍所到之处多次进行，村村吃一遍茶，寨寨都有人出来给迎亲队伍献茶和祝福。沿途茶吃够了，祝福也满载着……[5]“吃茶”的人，远非女方一人或女家及媒人几个人，而是包括了送亲、迎亲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借助“吃茶”的约定俗成的礼俗，沿途许多人家都在广泛宣告和热烈祝福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大事，充分体现出羌族婚俗中的群体参与的原始遗风。
旧时男女成亲，即举行发亲、迎亲、拜堂(交拜天地和祖宗)等礼仪(也还有其它与之关联的仪式)，称之为“定茶”。前述鄂西南土家族婚俗，在“过礼”之后的“陪十兄弟”、
“陪十姊妹”，即属于此。当岳家盛情款待未来的“东床佳婿”时，未来的新娘此时一般是不与未来的夫婿相见的，她很可能在寨子里另外的地方“陪十姊妹”呢。清代鄂西土家族有名诗人彭秋潭在所撰一组“竹枝词”中，对本民族此种古老而奇特的婚俗作了纪实性的描绘。其中第二十首“竹枝词”，诗人自注云：“其嫁女上头日，择女儿九人，与女共十人为一席，谓之陪十姊妹。……女亦以次酬之曰‘十姊妹歌'。恋亲恩，伤别离，歌为曼声，甚哀，泪随声下，是‘竹枝'遗意也。其词有曰：‘长大成人要别离，别娘一去几时归；别娘纵有归来日，能得归来住几时?妹妹去，哥也伤心嫂伤心。门前一道清江水，妹来看娘莫伯深。四川下来十八滩，滩滩望见峨眉山，峨眉山上般般有，只少芍药对牡丹。”在这里，诗人一方面记载了“陪十姊妹”习俗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借助于即将出嫁的女儿讴唱“十姊妹歌”转录了当地流行的一百民歌，抒发出嫁女“恋亲恩，伤别离”之情，十分曼迥哀伤，催人泪下、断肠。仔细品味这首不知传承了多少世纪的古老巴歌(巴地民歌)，尤其是歌的结尾之处，不如人意的封建包办婚姻正是出嫁女无限哀伤的根源之所在。因而，尽管父母为自己的婚事已经“定茶”，虽然“出阁”的日期(婚期)也没有到，但一想到远离双亲和不幸未来，出嫁女在“陪十姊妹”时怎能不“曼声”低迥、倾泻积郁呢?!正如诗人在写了上述注释的这首“竹枝词”的正文那样：
十姊妹歌歌太悲， 别娘顿足泪沾衣。
宁山地近巫山峡， 犹似巴娘唱竹枝。
封建时代贫苦女儿的“吃茶”、 “定茶”，并不是其一生幸福生活的肇始，而往往是“从夫”、“从子”的封建伦理道德象大山一般压在身上的开端。
旧时婚姻陋俗，成亲时有的男女双方(或者一方)尚未达到青春年龄，因而往往只拜堂而不圆房。所以，成亲只是“定茶”，圆房(俗称“闹洞房”)时再行“合茶”礼仪。湖南除湘北洞庭湖平原(含澧阳平原在内)以外，大部分地处丘陵山冈，盛产茶叶，故而婚俗中的茶礼特别多，而且甚为别致。比如圆房时的“和合茶”、“吃抬茶”以及“闹茶”(详见第5点)，就非同凡响，别开生面。湘南衡州(今衡阳)一带，闹洞房时，让一对新人同坐一条板凳，相互把左腿放在对方右腿上面，新郎用左手搭在新娘肩上，新娘则以右手搭在新郎肩上，空下的两只手，以姆指与食指共同合为正方形，由他人取茶杯放于其中，斟满茶后，闹洞房的人们依次上去品尝。这种茶叫做“和合茶”，[6]蕴含着祝福新婚夫妇日后和和美美，合家欢乐。“吃抬茶”则是一对新人共抬茶盘，上面放着摆满的茶杯，新婚夫妇走到他(她)们面前，恭请饮用。但闹房人需分别说出赞语方能饮茶，赞不出就吃不上香茶。这些习俗，至今有的地方还在流传。
但是，“和合茶”及“吃抬茶”中也有陋习(如“拘新郎新妇及其翁姑跪堂下”[7]之类)，属于婚俗中的糟粕，早已销声匿迹。风俗的良莠臧否，传承或淘汰，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继承和倡导的应该是良俗，而且必须根据时代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使之不断改革、创新。
在结婚礼仪中，我国南方、北方许多民族和地区都有闹洞房的习俗。但是，“闹”的具体内容及其简繁则是大相径庭的。一般的说，北方的闹洞房较为简略；而南方闹洞房则比较
繁复，甚至出现专门性的闹洞房习俗，比如云南大理一带白族婚俗中的“闹茶”，就是以敬烤茶、敬三道茶为专门闹洞房的主要内容。在大理苍山下、洱海边，茶树遍地可见，人们讲究喝烤茶，年轻的姑娘们都有一手烤茶的好技艺；在婚嫁礼仪中，新郎新娘更有敬烤茶、敬三道茶的优良传统。首先，新婚的儿媳一进门就要给公婆敬上一杯冒出绣球一般的沫花的烤茶，这是评价新人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便是给客人敬三道茶。参加闹洞房的人不论是新郎的同辈以及长辈或晚辈，在这里都一视同仁，毫无顾忌地参与闹，“越闹越热”，“越闹越发”。按照本民族的规矩，新郎新娘向客人敬三道茶时，第一道是苦茶；第二道才是加了红糖、果仁的甜茶；第三道则是用揉碎的牛乳扇和红糖的乳茶。即所谓“一苦、二甜、三回味”，在敬三道茶中充满着人生哲理的内涵。让客人们开始喝苦茶时，客人们兴许会要(“闹”一“闹”)吧。怎么闹法呢?也许各个村寨以及各个层次的人们各有千秋。诸如对歌、猜谜、联对、赋诗，等等，各见其妙。有时由客人们出题，让新人以歌作答；或者出个连环谜，叫新郎新娘蝉联回答；或者出了上联，对上下联才通过；或者限题作诗，步韵奉和；等等。若是新郎新娘不能依从，客人们则不饮他(她)们斟上的茶；若是新郎或新娘回答得文不对题，自然会引得哄堂大笑，如此“闹茶”，闹得红火而又文雅且有水平，确实是大理白族的独创。它是建立在白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三道茶”的习俗(白族烤茶一般都要斟三道，故名。)的深厚基础上的。正因为日常之中就积淀着“三道茶”蕴含，所以闹洞房时便自然而然地把“闹茶”一步又一步地推向高潮。
既然“定茶”(或“吃茶”)、“合茶”分别象征着订婚、成亲(圆房)，那么，“退茶”自然也就意味着退婚。尽管封建社会有“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等伦理道德的绳索捆绑着广大妇女。但是对于封建思想统治较为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偏僻)地域，按照本民族世代传承的习俗风情，他们的婚恋风习礼仪还是比较自由的。因而武陵山区、“五溪”流域等地长期流行着“吹木叶”、“跳芦笙”、“借东借西”、“结伴赶场”以及“火把迎亲”、“‘枪亲'”等婚俗，所以，贵州侗族旧时姑娘如果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意，不愿出嫁，就用纸包一包干茶叶亲自送往男家，对男方父母虚与周旋，表达婉转辞谢之意，把茶叶包放在堂屋桌子上，转身即走。只要不被男家人抓住，婚约就算废除。也就是“退茶”，退掉了“订亲礼”。不仅如此，就是成亲(圆房)以后，夫妻不和，还可离婚。男家用饭篓装饭和鱼给女方吃，女方把饭篓扔掉，即表示各自分手，互不往来。
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缘于种种原因，旧社会流行过“姑表亲”(姑妈的女儿一定要嫁舅舅的儿子)、“扁担亲”(姨表联姻)以及“坐床亲”等婚姻陋习。所谓“坐床亲”，即“转房婚”，也就是“兄终弟及”、“弟终兄继”的婚制。桂西北毛南族以往盛行过此种转
房婚，并把换婚仪式称为“换茶”。这种婚俗既适用男方，也适用于女方。如果原妻早死，妻的妹妹或者姐姐愿意，也可嫁过来代替原妻的位置。不过，不论是“兄终弟及”、“弟终兄继”，或者“妻妹(妻姐)”替代过来，此种“换茶”礼仪均不需大办，只要略备一两桌酒菜，请来近亲房族，让大家知道并承认即可。
此外，在婚俗礼仪中还有“开门茶”、“合枕茶”、“谢媒茶”、“亲家婆茶”等。限于篇幅，不赘。总之，在南方许多民族和地区，茶既作为一种让人品尝、咀嚼的物质；同时，又以象征“不移”、坚定的精神(“茶精神”)；从提亲(或称“放话”)开始，直到成亲(圆房)乃至转房、退婚，一直和谐而奇妙地伴随着整个婚姻进程。确实为‘‘楚越之地''的古朴奇特的婚俗礼仪增色添姿不少。而且，也积淀着不少珍贵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茶与我国南方丧葬风俗也有一些关联，主要表现在茶可代替“孟婆汤”、以茶随葬、以茶作祭等方面。
先说茶可代替“孟婆汤”。“孟婆汤”，何许物也?《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五载述(安徽)
“寿春迷信录”，其中有云：“凡人死后，借以为必须过孟婆亭吃迷魂汤，故成殆时，以茶叶一包，加以土灰，置之死者之手中，以为死者有此物，即可不吃迷魂汤矣。”由此获悉，“孟婆汤”是一种迷魂汤。据俗信所传，说是人死后其亡魂经过孟婆亭时，如果喝了迷魂汤就会把生前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甚至还会将亡灵导入迷津而又受尽凌辱或者服苦役。因此，为了避免这些，其亲属总是把一包茶叶掺杂土灰放在死者手上，以为有了“甘露叶”，亡灵就不会喝“孟婆汤”了。据说安徽、浙江一些地方近代还流存着此种丧仪中的茶俗。用心可谓良苦，迷信的陋习自当铲除。
次说以茶随葬。以茶随葬除了迷信的一面以外，也还有某些实用的方面。茶叶，具有干燥、除味的作用。所以南方墓葬中入殓物品里面有用干茶的风习。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得知2000多年前已有此种习惯。后世楚湘丧俗中，也有死者枕“茶叶枕头”的习惯。茶叶枕头的枕套用白布做成，呈三角形状，内部用粗茶灌满。江苏一些地方(主要为苏南)，在死者人殓时，棺材底先撒上一层茶叶、米粒。据说，这样作，一是让死者在冥间可以继续“喝茶”；另一则是“消除异味”，“有利于遗体的保存”。[13]现今改革丧俗，推行火化，上述茶俗自然成为明日黄花。我们这里说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了解过去楚越故地的某些丧葬风习，为民俗史、民俗文化史及茶史留下一点必要的资料。
再说以茶作祭。茶可祭天地、鬼神，因而与丧葬风习有关。具体使用，各有不同：或以茶水为祭，或陈干茶致祭，或将茶壶、茶盅象征(茶叶)作祭。关于以茶祭鬼神，晋干宝
《搜神记》曾载：“夏侯恺因疾死，宗人儿苟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并病其妻。著平上帻，单衣，入坐生时西壁大床，就人觅茶饮。”人死后尚能几次回来，并坐生前睡过的床还向人寻找“茶饮”，自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乃是迷信者的故弄玄虚。不过如果作为其守人以茶(可能为夏侯俏生前的特殊嗜好)祭奠夏候亡灵的折光反映，则是有可能的。唐陆羽《茶经》则载：“南齐世祖武皇帝遗沼：我灵座上慎无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币弓。”大家知道，南齐武帝萧衍一方面严刑酷法镇压民众，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尊儒崇佛，甚至几次入寺为僧。作为佛教虔信者，临死遗诏不以“太牢”崇祭，只用茶饮、饼果等素品为祀，是可信的。至于后世民间把典中以茶为祭品的事象，颇不早见。广西毛南族丧葬礼仪中的“打斋”(做道场)，佛像(三宝如来)下面重叠三层桌子，上层摆三杯浓茶，中层摆糍粑等食物，下层摆经书，以表示对亡灵的祭把、哀悼。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一带的畲族死者棺内放纸灰包、茶叶和米(连糠)以后才能封棺。如果是母亲亡故，娘家得到报丧前来吊唁者进人灵堂，孝子就要端水给娘舅洗脚，请喝茶，吃点心，统称之为吃“娘家茶”。以表示对岳舅的格外尊崇(母系社会残余习俗)。
综上所述，我国南方广大地区婚丧礼仪中长期以来流传的不少茶俗，作为了解民族(或地区)文化遗产，予以分类阐述自然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对于文化史料，尤其是民俗学史料的掌握和了解，是完全应当的。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清理古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7]对于古老的婚丧礼仪中的茶俗，自然也应如此。传统婚礼中男方用当地盛产的茶叶(甚至是自己的“家园茶”)等俭朴礼物向女家求婚(即“送茶”)；女家接受茶礼表示同意订婚；闹洞房时新娘子向公婆及来宾敬献香茶，以表示尊敬和谢意(较为典型的是白族的敬三道茶及“闹茶”)；经过接触和了解，如果女方不同意父母包办(或朋友介绍)的婚姻，巧妙地前往男家“退茶”，表明废除婚约；以及运用具有干燥、除味等作用的茶叶作为殆物随葬；这些：皆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传统的婚丧礼仪中的良俗，可资借鉴。而旧时“和合茶”(属“合茶”)中的“拘新郎新妇及其翁姑跪堂下”之类的不尊重人的胡闹；“换茶”(转房婚)中的只讲“兄终弟及”的封建宗法制陋规。不重男女当事人双方的感情；以及对“孟婆汤”(所谓迷魂汤)的迷信，相信亡灵犹能“觅茶”的“以茶作祭”，等等，都是封建的或迷信的陈俗陋习，必须剔除、摒弃！
中国茶文化总的思想趋向是热爱人生和和乐感的，而佛教精神强调的是苦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自汉代传入中国。当时被宫廷、贵族用来祈福、祈寿、求多子多孙或保国家安宁。佛人饮茶最早是在晋朝。南北朝事，佛教被统治者用来麻醉老百姓。作为统治术，此后历代皇朝都乐于利用，佛教因此发展，并出现不同学派体系。佛教禅宗主张圆通，能与其它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使唐朝茶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并使饮茶之风在全国流行至今。佛教在茶中溶进“清静”思想，茶人希望通过饮茶把自己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在饮茶中美好的韵律、精神开释。在茶中得到精神寄托也是一种“悟”，说饮茶可得道，茶中有道，佛与茶便连结起来。中国“茶道”二字首先由禅僧提出，这便把饮茶从技艺提高到精神的高度。唐宋佛寺常兴办大型茶宴。茶宴上，要谈佛经与茶道，并赋诗，把佛教清规、饮茶谈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都融为一体，开辟了茶文化的新途径。在民间茶礼方面，朝廷茶仪难以效仿，禅院茶礼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接受，因此佛教的影响较大。
我国贡茶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精湛绝伦。“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我国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全国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我国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
和谐——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中国人的性格象茶，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之间相助相依，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茶文化，深深地刻下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性格烙印。和谐，已成为中国茶文化的不朽灵魂。陆羽所创之茶艺处处包含着和谐常言道：“水火不相容”，水与火是两种根本对立，难以相容的事物。但在中国的哲人眼里，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却能相容相济。《易经》中水火完全背离的是“未济”卦，火在上，水在下，二者相分离，以此卦象，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水火交融，则叫作“即济”卦，水在上，火在下，与前者大不相同，如得此卦象，不仅与事无碍，而且是办事成功的必要条件。我国中医理论对“水”、“火”关系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中医理论认为，心属火，肾属水，心肾不交则会生病，只有心火下降，肾水上升，两者协调才能健康。所以气功学把这种协调心肾的功法唤为“水火既济功”。天与地的关系也是如此。《易经》认为，天之气到地下来，地之气到天上去，这是泰()卦，主平安吉祥。相反，天高高在上，地永远压在下面，天地互不通气，表面上看起来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而实际上天地隔离，那叫“否”()卦，是不吉祥的。用这种观点来指导统治术，也就要求帝王将相们要能够体察民情，体恤民间疾苦；同样要求平民百姓能体谅国家的困难，能够顾全大局。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以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而言，“水火不容”的两国，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化敌为友，和平共处。可以说，“大同世界”、“万邦和谐”，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天地自然”、”五形和谐”是中国人辩证的自然观。以陆羽为首的中国茶人们把这两种观念都引入茶艺之中，他所作的煮茶风炉，除了运用易学象数原理严格制定了尺寸、外形外，主要运用了《易经》中的三个卦象：坎、离、巽，来说明煮茶包含的自然和谐的原理。坎，在八卦中代表水；巽，在八卦中代表风；离，在八卦中代表火。陆羽在风炉的三足之间设了三个窗口，于炉内又设三格，其一格画上“翟”，即火鸟，然后绘上“离”的卦形状，一格画上“彪”，即风兽，然后绘“巽”卦形状；一格画“鱼”即水虫，绘上“坎”的卦形状。陆羽解释说，这是表示“风能兴火，火能熟水”。故又于炉足之上写下：“坎上巽下离于中”，“休均五行去百疾”。陆羽认为：水、火、风只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煮出好茶，发茶性，去百疾。同样是水，也要取水质清洁又平和的，因此，对湍流飞瀑评价最低，认为不宜煮茶。
历代所行之茶事处处体现着和谐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所谓礼，不仅是讲长幼伦序，而且有更为广阔的含义，对内而言，表示家庭、乡里、友人、兄弟之间的亲和礼让；对外而言，则表明中华民族和平、友好、谦虚的美德。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子孙后代要孝敬父母、祖先；父母长辈要爱护、关心晚辈，即我们现在讲的要“尊老爱幼”。还认为，兄弟要亲如手足，夫妻要相敬如宾，对客人和敬礼让。即使对外国人，只要不是侵略者，中国人也总是友好地以礼相待。中国茶文化“以茶表敬意”正是这种和谐精神的体现。
“以茶待客”是中国的普遍习俗。有客来，端上一杯芳香的茶，是对客人的极大尊重；即使客人不来，也可以茶送亲友表示情谊。宋人《东京梦华录》载，开封人人情高谊，见外方人之被欺凌，必众来救护。或有新来外方人住京，或有京城人迁居新舍，邻里皆来献茶汤，或者请到家中去吃茶，称为“支茶”，表示友好和关照。后来南宋迁都杭州，又把这种优良传统带到新都，《梦梁录》载：“杭城人皆笃高谊……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争相助事，遗献汤茶……相望茶水往来——亦睦邻之道，不可不知。”这种以茶表示和睦、敬意的“送茶”之风，一直流传到现在。
在我国许多地方的风俗中，甚至把饮茶与订亲、结婚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少地方有“饮茶定终身”之说，女方接受男方聘礼叫“吃茶”或“喝茶”；结婚仪式中，谒见长辈要要“献茶”，以表儿女的敬意。长辈送见面礼，称为“茶包”。是故，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说：”我女已亡故三年，不说到纳彩下茶，便是指腹裁襟，一些没有。”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云“花花彩轿门前桥，不少个分毫茶礼”。《红楼梦》中亦载，凤姐对黛玉说：“你吃了我家的茶，为什么不给我家作媳妇！”。
在现代生活中，以茶待客，以茶交友，以茶表示深情厚意，不仅深入每家每户，而且用于机关、团体，乃至国家礼仪。无论机关、工厂，新年常举行茶话会，领导以茶对干部、职工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谢意；群众团体时而一聚，以茶表示彼此相敬；家中父母、姊妹、妻儿相聚小酌，也透露着无限的亲情。甚至许多宾馆、饭店，客人入座，未点菜，服务员小姐先泡上一杯茶表示欢迎，特别是近年来，各地纷纷举办国际、国内茶文化研讨会，不仅为茶人门交流心得、交流信息、经济贸易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国内、国际间茶人门的友谊，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总之，不论是宋代汴京邻里的“支茶”，还是今人以茶待客和茶话会，茶都是礼让、友谊的象征，都是亲和、和谐的体现。
饮茶衍生之文化处处贯彻着和谐在中国饮茶艺术与习俗所衍生而出的文化现象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的精神。
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历代所传下来的茶画上。自唐代以来，茶已成为画家笔下的主要题材。历史上值得注意的作品颇多，而这些茶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始终贯彻着自然、和谐的精神。比较典型的如宋人苏汉臣画的《百子图》，一大群小孩，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嘻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象征中华民族大家庭，人口、民族虽多却能和谐共处。还有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更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茶画中也有画“斗茶”、“赌茶”的，如南宋的刘松年，就画有《茶园赌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