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 - 知乎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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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Post":{"":{"title":"叶蓓：《青春无悔》的前奏一响，我和老狼都哭了","author":"mei-ri-ren-wu","content":"9月1日，开学日。无论你的青春是依旧在校园中继续，还是早已散场，这或许都将成为你人生中最闪亮的日子，最无悔的时光。因此，我们特地找到了叶蓓，请她来讲讲那一个“白衣飘飘的年代”。叶蓓和好友老狼。在那个校园民谣盛行的年代，她被誉为“民谣天后”，《白衣飘飘的年代》《b小调雨后》、同老狼合唱的《青春无悔》等代表作，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口述
| 叶蓓文 | 杨璐 肖舒妍编辑
| 金石1某种程度上来说，高晓松是改变我人生的人，虽然第一次见他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时我在中国音乐学院读大一，不想再问家里要钱，就开始自己勤工俭学。一开始是在酒店大堂弹钢琴，弹了不到一年，很无聊，有一次弹着弹着自己都睡着了。之后就去disco和pub驻唱，在左家庄胡同里一家叫“百灵”的pub里，我遇见了高晓松。那天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我选了自己喜欢但基本没人听过的歌——凤飞飞的《老情人》。唱完后，艺术总监说高晓松找我。我说高晓松谁啊不认识，他说是《同桌的你》的作者。那会儿这歌挺火的了，连我妈都会唱，但我那会儿有那种来自艺术院校的臭清高与傲慢，没太怎么研究国内的歌，对高晓松也一无所知。年轻时候的老狼、高晓松我走过去一看，发现是一个瘦瘦的、尖下巴、长了特别特别多青春痘、头发乱糟糟的人。他说这里我唱得最好，难得的是在嘈杂的环境下唱自己想唱的作品，让我留个联系方式，看能不能帮他录个小样。我问他什么是小样，他说你就录吧，给大腕儿听的。大概一个月后，宿舍一楼老大妈呼叫我，是高晓松找我，让我去录歌。那天下着雪，我请了假，坐着小公共倒着地铁，找到阜成门胡同里的小柯家。刚一进门，我就觉得来对地方了。小柯那间12平米的小屋除了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堆了一屋子设备，电脑、音源、琴、录音机。在小柯家，我认识了老狼。第一次见他，我说他长得真像郭峰。我们泡在小柯家，录了《青春无悔》《白衣飘飘的年代》《回声》和《b小调雨后》的demo。录完后我老惦记着这事儿，总盼着有他们的消息。大概过了两周，室友鼓励我联系高晓松，我鼓了半天勇气打给他，他说因为丢了我的联系方式一直设法在找我。但后来还是没消息，我也就淡忘了。过了大概一年多，一次旅途中，我妈说高晓松来电话了：决定把之前录制的那些小样给我唱。那是高晓松的第一张作品集，他本来想全部用大腕，刘欢、老狼、小柯、零点乐队这些人。我录的那几首他先后给当时一线的好多女歌手都唱过，他说唱准节奏的都很少，更别说唱出那个意思来了。后来老狼说，你非要用大腕吗？这不就唱得很好吗？大家既然都是年轻人，不该那么世俗，就决定启用新人。这些人里，除了我之外，全是男的。那时候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号棚录歌，晚上10点才开始录。我当时才大三，我妈怕我学坏，就跟着我去录歌。高晓松和老狼在广播电台门口接我。他们俩那时候都很瘦，尖下巴，长发披肩，满脸青春痘，格子衬衣皮夹克，腰上露着栓火机的银链子，还有一双大军靴，是当年不正经年轻人的标配。一看见我们，高晓松就说，阿姨你怎么来了。我妈说没事，我晚上睡不着觉，过来看看我闺女唱歌，结果一进去刚坐那儿就开始打盹儿。第二次，我妈又跟我去的时候，高晓松跟我妈说，阿姨以后这录音您就别来了，我们都是好人。录《青春无悔》的那天晚上，录音棚里黑着灯，我们都光着脚。唱的时候，老狼哭了，高晓松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想起和女友在一起在学校门口树上刻下的字。这首歌是高晓松大三时写的，当时他走南闯北流浪了一圈后回到北京，找到吉它时已经只剩下了三根弦。真正唱这首歌时，我还不到二十岁，还处在比较茫然的阶段，但他们都已经工作了，青春的这一部分好像真的已经过去了，很多那个时候的事和画面，都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会有更深的感触。直到很多年后，高晓松想起那时我们录的《回声》，还是会觉得特别心爱最后那句歌词：你挥一挥手，正好太阳刺进我眼睛，我终于没能，听清你说的是不是再见。21996年，《青春无悔》发行，我还是大学生，请到假就配合公司做宣传。那时的演出基本都是进校园，跟串门儿一样。我们大家都一起去，黄昏中在学校摆摊儿签售，在黑乎乎的礼堂里唱歌，宿舍熄灯后和学生们在路灯下继续唱歌。印象最深的是和老狼、高晓松、郑钧、刘欢还有零点乐队一起去复旦大学。礼堂爆满。我当时还是学生，就穿着白衬衫牛仔裤，也没有什么明星样儿，去后门人家也不让我进，说要票。后来好容易进去了，唱完出来，一簇一簇的人一路跟着我们到车上，大声喊，我爱你谁谁谁。去北京外国语大学演出那天，高晓松都哭了。演出结束后，好多快毕业的男生站在女生宿舍楼下高唱“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女生们开窗一边哭一边看着这些男生们。我们走后，同学们都打开窗，拥挤地趴在窗户上探出头来，看我们走过小马路，感觉特别幸福。《青春无悔》发行后，歌迷来了好几麻袋的信，我们每天就去公司拆信，几乎每封信都是乐评。后来统计下来江苏地区写信的人最多，高晓松就决定当年年底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办一场音乐会。音乐会那天，万人体育场里坐满了人，外头也挤满了买不着票的人，天又特别冷，后来我们干脆打开门让大伙都进来了。那英回后台换了件衣服，再回来就进不去舞台了，到处都是人，最后是从人头顶上爬上台的。那时候，我成天跟老狼、高晓松、郑钧、朴树、宋柯这些人混在一起，吃公司阿姨做的饭，玩扑克牌，聊人生、聊艺术、聊生活、聊爱情、聊他们的青春。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跟屁虫，跟着他们一块儿去夜店、一块儿看演出、一块儿品头论足。他们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审美，照北京话讲，这几个人都挺起范儿的。发了《青春无悔》，我就算是出道了，一出道就特别顺。1998年，高晓松用《青春无悔》挣的钱给我出了单曲《蒲公英》。那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是推着我走的，不用我操心。后来，我还唱了郁冬的《纯真年代》和《在劫难逃》，他的词特别好，曲也是出奇的好听。后来搜集歌的时候，高晓松说，你是学音乐的，你能不能自己写几首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写，就问他，那是从词开始写还是从曲开始写？他说，你从最具象性的东西开始，那个时候我住在214楼1门14号，他说你就写214楼1门14号，这个就是你这个歌的一个主题，你就写这个门牌号之内的故事。从那时起，我也开始陆陆续续地写歌。我的第二张专辑里，《蓝色》的词就是我自己写的，写的是我的初恋。1999年，世纪末的最后一年，高晓松想了一个“红白蓝”的概念，因为他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系列的电影，于是，就出了红白蓝系列唱片，朴树的《我去2000年》是白色封底，我的《纯真年代》是蓝色封底，再加上尹吾的《红色》。那一年，高晓松30岁，老狼31岁，高晓松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那时花开》，老狼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月光倾城》，大家好像都在做着一些什么，同时也在告别着什么。3后来，唱片市场慢慢变差，校园民谣也渐渐降温，我们这帮人也渐渐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中。高晓松搬到美国过日子去了，拍电影搞音乐当评委，他是那种随时跟着时代改变的人。我们经常通过网络聊天，不过他不会把我当哥们儿，我永远是他的徒弟。老狼就比较慵懒，结婚生娃后基本上是半退休状态，这几年慢慢又玩起乐队。他是一个没有被时代改变的人。我有一段时间把自己搞的非常忙，演出、录像、采访、开歌友会……好像每周到一个固定的时间都要拖着箱子去流浪，睁眼起来也搞不清楚在哪个城市哪个酒店，一两个月也不回一趟家。还得参加颁奖礼这种争奇斗艳的活动，每个人都打扮得像个小妖怪似的。我觉得那不是我，我喜欢穿球鞋，我是一个想说什么说什么口无遮拦的人。但这些活动又不得不参加，因为公司想弄这个那个奖。2008年的时候，我在音乐和生活之间做了个选择，选择要更多的生活。后来我就没那么忙了，结了婚，过上了最普通的生活，去菜市场买菜，坐地铁，在家练琴……创作的东西并没有停，只是没有发行。有一次生日喝了点儿酒，管虎说，小叶你是有使命的，就这么糟践了这个天赋。他觉得《白衣飘飘的年代》是多么辉煌，后面的人如果不会唱这些歌那就趁早别唱了。他认为我的创造力是无人能替代的，但我不是那么努力。高晓松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意就是我这都是和老狼学的，没事儿就呆着，好几年出一张专辑，但这对于我和老狼来说，应该是让我们最舒服、最松弛的方式。曾经校园民谣的那拨人，其实最可惜的是郁冬。高晓松经常跟我们夸他，说他们一二十人在清华东大操场上传吉他写歌，郁冬写出来的是大家最赞叹的。但2001年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中出了一些状况，对他打击很大，从那之后，他就基本从音乐圈隐退了。老狼2007年办了一场“老狼和朋友们”的演出。演出前，他给郁冬打电话，邀请他来现场玩，但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那天晚上，老狼的开场曲用了郁冬作词作曲的《来自我心》，紧接着又唱了他的《北京的冬天》。现在，老狼还会偶尔和我聊起郁冬，一直觉得他是“天才”。这些年，每一年郁冬过生日，老狼都会发一个微博。有一年发的是郁冬作词作曲的《时光流转》——“时间原来就是这么简单，轻易地改变我们的笑脸，春去秋来飘落下的花瓣，重复在我们的身边。”4我们这群人再次聚在一起是2012年，高晓松打电话给我，说要把当年那帮人都聚到一起办一场名叫“此间的少年”的音乐会，我立即就响应了。排练时见到大家，老狼，晓松，小柯，好像都胖了一点，但我觉得他们依然非常生动，大家天南地北地聊起过去的事儿，一些场景就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幕回放。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岁月如歌。我就想着，要是天天能排练就好了，没观众，没压力，能跟最好的音乐人在一起多开心。“此间的少年”巡回演唱会期间，高晓松、叶蓓、老狼再次重聚。图 | 视觉中国在北京演出那天，五棵松全场爆满了，所有人都是为了听青春的记忆来的。这么多年后大家还在一起，在舞台上再唱那个时候的颜色和音符，能感到时光“嗖的”一下。《白衣飘飘的年代》前奏响起，我刚唱了第一句“当秋风停在了你的发梢”，追光灯打到我身上，眼泪突然就控制不住，像开了闸一样。当时心里想，我是个职业歌手，应该要把最美好的声音传递出去，应该学会控制。后来又有一个瞬间说，别控制了。那个感动的东西是很自然流淌出来的，当时就突然特别想要拥抱他们。我没上过班，我们这群人是一块儿玩儿着长大的，彼此的青春互相见证。十来年的记录在音乐响起时一下子都在了。狼哥，晓松，宋柯，大家老了。他们现在还管我叫小叶，跟以前一样。老狼唱最后一首歌《恋恋风尘》前，高晓松在一旁说：“我们为什么会唱歌？这句歌词会告诉大家。”那是他们俩最喜欢的歌，歌词里说了他们最想说的两句话：“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这几年，我见的最多的是老狼，总在各种演出前后碰到。半年前，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旁Town Hall办演唱会，让我去当嘉宾。那天，很多人从华盛顿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冒着雨排着长长的队在门口检票，其实都是对自己青春的回望。那个剧场特别老，是环形的，楼上楼下两层，座椅上铺着红色的软布，舞台上垂着雕着花的幕布。剧院后台也很古老，木地板磨出了一条一条的纹路，是有人走过的痕迹。连灯光也特别古老，打到有一点点尘土的木板上，台上散落着零零散散的线，钢琴响起来的时候，哎呀，我心都碎了。我和狼哥两个人在侧台口相互拥抱一下，就上去了。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回老狼来了，叶蓓来了，这事儿完美了。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把当年那些青春的事儿都在歌里唱出来了。《青春无悔》这首歌，我和老狼不知道合唱了多少次，但每一次唱，还是会特别动情。有一次排练，前奏刚响，我们两人对着看了一眼，哗哗地，眼泪开始流。看对方的那一眼，其实是一种特别深层次的情感，这种情感跟爱人不一样，像家人一样。所以他会说，叶蓓是我演唱会永远的嘉宾。现在，一个人待着、喝了点酒的时候，我经常会回想起过去那段日子。就像七彩的水果糖一样，青春很新鲜，也很甜，但一块糖吃完了就没了，青春也一样，过了就不复返了。我最新写的一首歌，和许巍合唱的《流浪途中爱上你》，歌的开头，我就写道：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飞逝而去的是风景，飞逝而去的是时光……但我们曾经唱的那些歌，早已经不是几首歌和几个人了，这就是一个时代。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ID：meiri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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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匝从诺兰声称要拍《敦刻尔克》的第一天起，全世界都对这位从没失手过的导演充满期待。早年有《记忆碎片》和《蝙蝠侠：黑暗骑士》这样的神作，再到后来中国观众熟知的《盗梦空间》和《星际穿越》，诺兰电影，是可以直接跟“超现实题材”、“智力考验”划上等号的。但遇到“敦刻尔克大撤退”，一个结局早已知晓的故事，诺兰会怎么讲述，成了撩拨全世界的谜题。9月1日，《敦刻尔克》上映，谜题揭晓，没有人料到，“鬼才”诺兰选择了一种最朴素的方式来完成他个人风格的一次“撤退”：没有血腥残酷的场面，也没有繁复细腻的情感，更没有试图解读战争本身的意义，他专注于一种“沉浸”式的体验，用技术和故事带你进入战场，让你感受身处战争的人最原始、最真实的求生反应：逃亡，不顾一切地逃亡。《敦刻尔克》是一部“好看的战争片”吗？不是。战争从来都不好看，活着，才是战争的底色。战争拍一部战争片的想法，25年前诺兰就有了。当时他和妻子艾玛乘着朋友的小帆船从英国驶向法国敦刻尔克，旅程非常险峻，天气糟糕，海浪汹涌狂暴，这让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听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英军和盟军被德军包围在法国敦刻尔克，士兵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挤在一片海滩上，这里是最后的庇护所，也是德军空袭的葬身地，幸存的唯一机会，就是渡过英吉利海峡回到英国。英国海军抽调军舰来运输士兵，并在沿海和泰晤士河沿岸征用船只，船主们纷纷响应，上千条小木船、渔船、货船、客轮、扫雷艇、驱逐舰驶向敦刻尔克，渔夫、码头工人、出租车司机都加入了救援队伍。英国的博物馆里还陈列着当时一只最小的木船，只有3米长，靠着浆划过了英吉利海峡，让人难以想象。诺兰一度觉得，这场援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故事，但从未有人在现代电影里讲述这个故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只能拍一次《敦刻尔克》，那一定要拍好”。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他保留了一贯擅长的多线叙事，分为陆海空三线，时间跨度分别为一周，一天和一个小时。陆，几位士兵伙伴尝试逃离海滩；海，一艘民用船船主带着儿子协助联军撤退；空，三名英军飞行员试图阻挡德国轰炸机，三线并进，并最终汇合在一起。当年帮助士兵撤退的民船与“喷火”式战斗机 图 / 网络被摈弃的是这三条线之外一切多余的内容，比如剧本只有76页，差不多只有诺兰之前剧本的一半，演员台词极少，主角之一汤姆·哈迪只有10句台词，影片时长也缩短为106分钟，配乐里时钟的滴答声也收紧了节奏。为了达到更真实的视觉效果，诺兰没有使用绿幕抠图，而是用真实的驱逐舰，把IMAX摄影机放在水中，甚至让演员开着飞机进行拍摄。为了让观众最大程度地感受影片中的恐惧与悬疑，他把观众置身于海滩，置身于战斗机驾驶舱上，置身于横跨海峡救援的船只上，和影片中的人物一起感同身受。连敌人的存在也被隐藏起来，从没正面出现过敌军形象，不论是士兵汤米在街道上被追击，还是他和战友被围困在船里，观众只能看到敌军扫射而来的子弹，而看不到他们的正脸。视角也始终保持在士兵的层面上，竭力还原他们本身的体验：逃亡，不顾一切地逃亡。胜利两年前，我去过士兵们逃亡的布赖迪纳海滩，已经很难看到当年的战争痕迹了，现在这里是法国的度假胜地，小孩和狗追逐奔跑，一切宁静又美好。如今宁静的布赖迪纳海滩 图 / 金匝但70多年前，40多万名士兵就被困在这片沙滩上，继续留守会葬身炮火，越过海峡对岸就是安全所在，命运翻转，何去何从，都只在一瞬间。诺兰要讲述的，就是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越过海滩上的伤员和尸体，爬上挤满士兵的长堤，并不意味着离活着更近一步；好不容易挤进船舱，前一秒还在大口吃着涂了果酱的面包片，后一秒船就被鱼雷击中，只好在海里奋力逃生；试图从一艘沉没的船逃向另一艘，又被炮火声击中，只能沉到水面以下，用手紧紧捂住耳朵。求生是唯一的愿望，胜过一切，甚至包括人性：没有人聊起自己的家庭亲人，讲述过往将来；也没有人壮烈牺牲，彰显光芒，甚至飘荡在海里的海军士兵被参与撤退的小船救下后，还因为害怕，阻止这艘再航向敦刻尔克——类似“月光石”号船主和驾驶“喷火”空军那样的英雄之举有，但恐惧和贪婪也并不少见。奇迹、伟大，战争残酷，人性光辉闪烁，这些传统学院派的视角、主流的大词，都和诺兰沾不上边。他要的是异常冷静，保持和“主旋律”的距离，不要宏大意义，只专注于一场逃亡，告诉你面对死亡时，一个人最原始、最真实的反应。作为宏大复杂的创作趋势下难得的返璞归真，《敦刻尔克》是最不诺兰的一次尝试；但最后成为独树一帜的“非主流”战争片，又是最诺兰的一次。可能也有人会认为这是诺兰的退缩，但事实上，就像《敦刻尔克》的撤退行动一样，它其实是一种胜利。英雄战争里总有英雄，但诺兰的英雄主义视角是独特的。“最终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随机的，非逻辑的。所以我会尊重这种人类寻求生存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他觉得敦刻尔克的集体撤退能成功，一部分来自于自私，另一部分来自于求生的欲望，所以整个电影的基调并不像很多其它讲述战争的电影，有着对英雄主义的刻画。比如哈里·斯泰尔斯饰演的士兵阿莱克斯死里逃生，坐上回家的民船，却忐忑地问起船主儿子，“我们（逃跑）让你们很失望对不对？”后来他满面油污坐在列车上，却不敢打开印有丘吉尔关于敦刻尔克演讲的报纸，“我受不了，你（战友汤米）来读吧。”阿莱克斯满以为自己会被民众唾弃时，窗外递来了两瓶啤酒，欢迎他们的归来。撤退的士兵们称不上是普遍意义上的英雄，但准确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英雄，小人物式的英雄，正如发放食物的盲人老人对归来士兵说的话：“做得好。”虽然他们做的“只是逃跑而已”，但“那就够了”。这正是这部影片要表达的主题，每个士兵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返回故乡，这场撤退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成功。
对英雄的这种另类解读，让人想到《蝙蝠侠：黑暗骑士》的最后，编剧乔纳森·诺兰说，“我们的英雄要逃走了”——蝙蝠侠作为“英雄”，没有按常理得到嘉奖与崇拜，他承担下一切恶名，成为众人唾弃之人，只能做隐藏的“黑暗骑士”。有意思的是，《敦刻尔克》的第一批观众正是大撤退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对诺兰来说，他们的感受才最为重要。一位曾参战的97岁老兵看过影片后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再见到他们，感觉我仿佛又在战场上与他们相见。”在诺兰眼里，“这就是最好的评价。”当年的老兵们和人们一同在纪念敦刻尔克大撤退70年 图 / 金匝每人互动你最喜欢诺兰的哪一部电影？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公号（ID：meirirenwu）。","updated":"T02:52:14.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9,"likeCount":56,"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tru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0:52:14+08:00","links":{"comments":"/api/posts//comments"},"url":"/p/","titleImage":"/v2-488ce51ca67cbbb9d9d77917ec73bba1_r.jpg","summary":"","href":"/api/posts/","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9,"likesCount":56},"":{"title":"办公室墙上的许知远","author":"mei-ri-ren-wu","content":"如果还能偶尔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关注别扭，记录别扭，纵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够诚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文 |
谢安石编辑
| 楚明1许知远曾经参与过一本商业杂志的创刊，那地方我去过。进门的走廊是一整面的玻璃墙，上面贴着出刊进度、绩效考核标准，还有不断更换的WIFI密码。我花了好久才注意到，玻璃墙的尽头有人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段话，开头就叫“座右铭”，是钱穆关于时代的一番论述：“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这一种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的，这是一般的群众。依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即是一种流俗。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来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此社会才能有进步。”自从发现了玻璃墙上的话，办公室有时看上去有点怪。忙着研究用户需求的人们经常坐在玻璃墙前面开会，谈论经营、资本、商业模式，苦苦琢磨中产阶级是怎么赚钱花钱的，然而墙壁上的训话却默默立在身后，用大字写着理想、时代、不要流俗。仔细想想，墙上的话没错，如果它出现在学校里；办公室里的一切也没错，毕竟它还要经营。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碰撞在了一起，在那面墙下留下这个冲突，而让这种别扭不断发生的人，就是许知远。许知远早已出名，是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而在商业世界，你也很难忘记他的存在。有他出现的会议，现场总有一种奇妙的别扭感，像是寒带地区突然冒出头的热带植物。在即将宣布人事调动和财务状况的会议前，只有许知远会穿着牛仔裤和紧身衬衣，发表“商业时代多反思”的即兴演讲，号召大家多读书、常思考。我没记住他最后推荐的书，在场大部分人都没记住，可能是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太奇特了——至少我从没想过，在例行公事的会议上，会有人突然跳出来，让我们想一想时代，想一想理想，而且他非常认真，丝毫没在开玩笑。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最近，更多人意识到了他的这种特质，而且这似乎让他们很不舒服。有人形容他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因为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一次次试图发起讨论，最终却变成“尬聊”。他欣赏《喜福会》里的俞飞鸿，于是直面告诉她，“你真是很好看啊”，“跟你坦白件事啊，我还梦见过你两次”，但转过头又问她，你在我心中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怎么居然去演那么庸俗的电视剧，你怎么面对这种遗憾？“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俞飞鸿回答他，“我不觉得这些剧庸俗。”俞飞鸿接受许知远的采访 图 / 《十三邀》截图到了节目的第二季，他还是一样。他坚持认为大众文化中有“粗鄙化”倾向，并为此困扰。“稍微长远一点的历史时空，我们的贡献可能是非常低的。对更普遍的思想和情感的追求上，（我们）是留不下什么东西的。”他反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新时代吗？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为什么？在接连给出“喜欢现在”的肯定答复后，马东回答他，“我没那么自恋。”马东接受许知远的采访 图 / 《十三邀》截图这个不合时宜的许知远源源不断制造别扭，甚至一度取代了票房超过50亿的电影、快过生日的马云、出新专辑的霉霉，成了朋友圈刷屏关键词。如果真的打开视频就会发现，许知远对这些别扭非常清楚，甚至这些都是他揪出来的自我批评。“我今天看这段的时候，我是不是不该做第二季了？我就回到我的写作状态里面了，我都开始讲很多陈词滥调了……”2对很多更熟识他的人来说，这个尴尬知识分子的莫名“走红”也令人困惑：这不就是许知远吗？难道你们第一天认识他？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还真是第一次认识他。许知远，男，出生于1976年，曾经在许多优秀的媒体工作，后来跟在这些媒体中“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单向街书店。他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场面高手。他会彬彬有礼地告诉上司，他要离职去哈佛游学，同时一脚把鞋踩在上司的茶几上系鞋带。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报纸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而且鞋带松了啊，放着不系吗？他25岁的时候出的书叫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34岁的时候仍是《祖国的陌生人》。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办了一场中国青年领袖评选，他们选中了许知远，与他一同领奖的大多是演员、歌手、导演等。连番的感谢、荣幸、寒暄、恭维话结束后，轮到许知远上台领奖，他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坦白说我刚才听那个对话，包括你们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主持人迅速问台下观众，你们对世界愤怒吗？观众回答，不愤怒。“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许知远说。2015年，许知远参加《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评选 图 / 网络这就是许知远，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自己的别扭，试图反思眼前的世界。他依然是一个专栏作家，但文章不知道还会被多少人看。尤其在那些被工作、通勤、应酬、打王者荣耀、追美剧占据后残存的碎片时间里，许知远的专栏文章显得异常沉重。那里没有太多轻松的主题，更没有大量高清配图和表情包来减轻信息量压力。他关心抗争者，焦虑那些消解在肤浅娱乐表达中的意义，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这个作家对于时代的愁思。3两年前，许知远再次回到自己创始的那家商业媒体，跟编辑部的记者开座谈会。在那间日常评估KPI的会议室，他的提问又开始别扭了——年轻人，你现在焦虑的是什么？最后，只有一个同样来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男记者回应了他。听上去跟许知远那种时代焦虑完全不同，他的焦虑是，昨天三里屯有人捅死了人，每天通勤都要路过这里，我现在不敢出门啊，怎么办？会议室哈哈大笑，没人留心记录，除了许知远。在不久后发表的专栏文章里，许知远为这个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细节赋予了意义。“他在教科书、书本上建立起的中国意识，似乎正遭遇挑战。而昨天，三里屯光天化日、没头没脑的凶杀，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沮丧”，“虚幻的国家前途、个人未来、凌乱又未知的恐惧，交杂在一起。他似乎还没想好怎么表达自己内在的茫然。也有可能，这只是暂时的情绪，两天过后，当血迹被冲洗干净，那对可怜的夫妇被彻底遗忘后，一切又恢复正常”，“那个手持武士刀、憎恨美国人、不知姓名的行凶者，是个惊悚、难以忘怀的形象，它似乎戳破了关于社会、关于生活的所有幻觉”。这样的记录者是令人佩服的。他捕捉到了一个人的状态，一种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状态。无论好坏，这都是他对时代的敏锐。在一个处处都是聪明人的世界，人们能用滴水不漏的聪明话化解所有提问，每一个流程、每一个表情都能做到精密算计。如果还能偶尔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关注别扭，记录别扭，纵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够诚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但这样的许知远是一个好记者吗？恐怕不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天，他在正式刊发的文章中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写错了对方的年龄。更要命的是，这个错误是注定出现的，因为他压根就没去问。“应该是二十四五岁”，这是他对于眼前发现的想象估值，然而和他生命里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他想错了。真实从不来自设想，也不应该来自设想。对他来说，寻找意义可能大于一切。这和他无休无止的拖稿习惯一样，都是他的坏毛病。但我们似乎也无法因此责怪他，毕竟，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焦虑的记录者。他的这次“想象”换来的是同事的调侃，“被许老师官方减龄的男青年”。一旦这种“把世界套进自己的逻辑想象”的毛病再度发作，场面就变得失控了。不过，正是在数不清的尴尬场景里，有一个毫不打算掩饰的许知远。许知远挺诚实，他知道自己对世界怀有偏见，并将这一点直接写进了节目的开头。他也希望他所面对的人们，也能一样诚实。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这就是他，一贯如此，做记者的时候是这样，做商人的时候也没变。即便知道有镜头对着他，一切都会播放出去，他都没变过。俞飞鸿：“怎么还做这么一期节目呢？”许知远：“被逼的啊，因为我们开一个不挣钱的书店，然后需要别的业务，来支持这个书店。”俞飞鸿：“怎么一种坚持会让你做这个，就在现在那么快速化的快餐年代，做一个纸媒的书店？”许知远：“因为别的也不会干啊！就是，哎，其实我蛮喜欢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如果你曾见识过某些妙语连珠的画面是如何诞生的，你就知道他只要借助后期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不这么别扭，至少不让外人看出来他的别扭。他完全可以让人听不到他的真实想法，看不到他的尴尬，但是他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到了他的尴尬而不是精明，这也是他的一种选择，这很许知远。我总觉得，人们其实并不排斥这样的一种存在。比如那面写满时代论的玻璃墙，虽然几经变迁，却完全保留了下来。这段话周围的其他通知都消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字却没有人擦掉。唯一有所变化的是，要“领导时代”的本应是“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这半句被人抹掉了。但还没人把它填上。究竟由什么样的人“领导时代”，没人知道。或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原有编辑部已经搬离了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里即将出租。不知道以后的租客，还愿不愿意保留这番话。擦掉或是留下都很正常。只是我觉得，如果那面墙上没了许知远，没了这份别扭，只剩下绩效考核，我们未见得会更舒服。那或许是一个更乏味的世界。每人互动你怎么看许知远？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公号（ID：meirirenwu）。","updated":"T04:41:15.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5,"likeCount":43,"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tru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2:41:15+08:00","links":{"comments":"/api/posts//comments"},"url":"/p/","titleImage":"/v2-a8ba838d4c2eee5f3fe5a8e3e993a039_r.jpg","summary":"","href":"/api/posts/","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5,"likesCount":43},"":{"title":"孩子遭遇性侵后","author":"mei-ri-ren-wu","content":"“现在再谈起这个话题，我不会不好意思了，给女儿也上了一堂课，跟她坦然地讨论了该如何更好地保护好自己。”文 | 姚胤米 翟锦 唐宇晨编辑
| 金匝2016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是433起，平均每天曝光1.21起，实际发生的隐案可能更多。人们更多是对施暴者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我们请3位父母讲述了孩子遭遇性侵之后的故事，他们之中，有人将强烈的愤怒转移到孩子身上，有人因为无知犯下过错后悔恨，也有人此后一直在和“性侵”这件事对抗。这种苦难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情绪冲击，也让整个家庭陷入困境。而帮助重负之下的父母和孩子康复创伤，仅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1移除《素媛》剧照14岁的河北女孩刘丽失踪，父亲刘平骑着摩托四处寻找，86天后，刘丽逃出来后告知刘平，曾被人拿刀逼迫着和别人发生关系。之后的两年里，身为单身父亲的刘平与女儿的关系急转直下，他觉得女儿“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将愤怒和担忧的情绪转嫁到女儿身上，女儿也对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漠和暴力。以下是刘平的口述：“女儿回来之后，再没人提起过那件事，我像哄婴儿一样问她：“你想吃什么？我带你出去玩？”但你说10句、100句，她都不回话，有时候甚至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她不敢出门，我总鼓励她，你出去吧，爸爸在后面跟着。慢慢地，她能出门了，不用家人陪着，那个时候我是最开心的——看到希望了。但这种希望很快就破碎了。没多久后，她说不想在家待着，因为外边老有人说，这是谁谁的孩子，她被人给卖了。我不止一次听孩子说过别人议论她。她又不出门了，到后来干脆失踪，拒绝跟我联系。我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到现在为止，我出现在大街上，都是低着头，看到认识的人，都装作没看见，只想着骑摩托车赶快离开。我会想，他们知不知道我的事情？会不会议论？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在我们这里，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发生这种事谁能接受？心里压力特别大，一直在想，想女儿回来时满身都是伤的样子，想她以后找对象怎么办，一旦对方知道她之前的经历，肯定就回绝了。她出生，她走路，她上学，一遍一遍地想，她多可爱，本来应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结果全被毁了。我告诉自己不去想，但越是抗拒，就越是想得厉害，连工作时也在想，不留神，一条胳膊被机器卷了进去，进了医院。那是去年1月，女儿去医院看我，我留意到，她似乎在偷笑——那种表情我形容不了，确实是笑，很诡异。我看到的时候，心都碎了，眼泪一直往下流，最后只能找一个没人的地方，痛快地哭了一场。住院时，女儿又玩过一次失踪，正好我从医院中途回来，看到她在家。我问她，你又去哪了？干什么了？见谁了？我跟你朋友打个电话问问？她很生气，筷子往桌子上一摔，馒头也扔到了我身上。我想动手打她，她也一把抡起凳子要往我身上砸，被旁边的人拉住了。那一瞬间，我愣在原地。她是我最亲的人啊，之前尊重我，很乖很孝顺，现在连父亲都打，底线都没有了。我特别绝望，觉得这孩子没救了，这路以后该怎么走？她的人生该怎么办？她打过我，打过我前妻的丈夫，还推过我妈——她出事后，我妈的头发就全白了。我买了一条铁链，3米多长，想着管不住的时候就锁住她，但一直都没用——不忍心。我就这样处在反省和自责交替的情绪里，一直在想，对孩子是太严厉还是不周到？为什么没保护好她？一个父亲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还活着干嘛？曾经有段时间，我还想过自寻短见，后来看到之前孩子给我买的一件T恤，觉得不能丢下她就这么走掉，我还得陪着她一起长大。”2移除《熔炉》剧照2015年的两个月里，山西的7岁女童小雪被她的体育老师性侵数次。小雪50岁的母亲李颖离异单身，独自抚养她长大，这位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母亲，一度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样的状况，她要求女儿写下“性侵日记”，期望得到外界关注。以下是李颖的口述：“ “妈妈，老师亲我了。”女儿说出这句话时，我的整个脑子都懵掉了，气得不行，紧接着就扬起手打了她的嘴：“你怎么不早点和妈妈说？”孩子被打哭了。压抑着怒火，却不知该怎么处理，我只好叮嘱女儿再也不要去上体育课了，但有一天她哭着回来说，班上的小朋友都笑话她，说她是因为懒才不去，我觉得难过，却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有邻居提醒，要带孩子去医院检查，我仔细看孩子的状况，发现她棉裤都被扯破了，“下边”也红红的，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到这种地步了。打算烧了水给女儿洗澡后再带去她医院，但她脱了衣服我才发现，女儿的大腿和肚子上都有精液的痕迹，一圈一圈儿的。平时孩子都是自己穿衣服脱衣服，我一直都没发现。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真是害怕，但我脑子里光想着别让医生看了笑话，就给女儿拿毛巾都洗了，这一洗，把证据都给洗掉了——当时真是没这个意识。我也去找过校长，他听完后问我，有没有和别人说过，也不肯答应我给孩子调班的要求，我姐姐知道后，建议我去报警。因为没什么文化，去报警时，我心里害怕，说不清楚，警察也不肯听我说，我只能又去检察院告。那一年多，我几乎天天往公安局和检察院跑，感觉没什么希望了，根本没有人管。实在没办法，就和孩子说：“妈妈没本事，你自己的事情你最清楚，自己写吧，以后长大，你自己去告。”孩子写出来我看了，才知道体育老师问她有没有爸爸，女儿说我没有，没见过爸爸，对方就亲了她，说我就是你爸爸，对你好才亲你，你不要和妈妈说。后来他还带女儿上了一辆车，脱了她的裤子。看了这些我真的难以忍受，一个7岁的孩子，遭了这么多难，我心里气啊，可是仔细想想，之前女儿是有一些异常的，比如一次回来时头上有土，也提到过体育老师的车，是我不够留心，以后孩子长大了，会怨我的吧。我也一直都在责备自己，单亲妈妈，年纪也大，带孩子累，很多事情考虑不周到，做的也不够好，可这些都不是不能保护女儿的理由。今年5月，性侵的案子终于第二次开庭了，我们还在等宣判结果。女儿已经转学了，我和她也都接受过一些心理咨询，情况似乎稍微好转，回到了相对正常的生活。但这种伤痛还是会偶尔显现。有一天，女儿从新学校回来后对我说：“妈妈，今天有老师问我原来在哪个学校读书。”我问她怎么回答的，她说她说谎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之前那所学校发生过的事。”3移除《聚焦》剧照身为70后的竹香年少时曾遭遇过性攻击，多年来从未跟人提起。5年前，她11岁的女儿就诊时被男医生猥亵，她才意识到“逃避”可能会让悲剧重演。现在的竹香是公益组织“女童保护”的一名志愿者讲师，她为一个学校的10多个班级、700多个学生讲授防性侵知识，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孩子保护好自己。以下是竹香的口述：“ 我出生在农村，是个70后，80年代时在乡镇所属的一所中学读书。学校离家不算远，10多里路的样子，但因为不通车，也没自行车这样的交通工具，只能步行。可是步行途中，最可怕的是要走过一段长长的铁路，铁路两旁是高大的杉树，栽种在不是很高却很陡的山坡上，是爬不上去的，只能走在铁路两旁不足两尺宽的水泥人行道上。之前我就听说有女孩曾在这条路上遇到过坏人、疯子之类的，所以每次独行时，我特别害怕遇到路人，尤其是男性，他慢慢向你走近，然后又擦肩而过，那种感觉是异常恐怖的。一个周日的下午，就是在这条上学路上，突然后面有一只大手拍了一下我瘦弱的肩头，猛一回头，顿时差点没晕过去，就是一个男人，我已经记不清那人长什么样子，只记得他叫我看他裸露在外面的隐私部位，还让我摸，我吓得跌跌撞撞，一路哭一路跑到学校，从此，再不敢独自走那条路。那个年代，“防性侵”3个字，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了，即便父母有这个意识，也不懂得如何跟孩子讲述。至于学校，上卫生课涉及到男女隐私部位的内容，老师也都是避开的。但那时我并没意识到这些，只觉得自己是这么多人里倒霉的一个，才遇上了这种变态。后来搬到城市，结了婚，有了女儿，再没有那样偏僻的环境，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事情不会在我和我女儿身上重演，所以，我从没有跟她讲过我的这段经历，也从没想过要刻意教她一些防护知识。女儿11岁时，因为生病，我带她到同事推荐的小诊所打针。第一次是我陪她去的，第二次因为我得上班，她独自去了。那天晚上我回家后，女儿告诉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去那里打针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那个医生趁机摸我的屁股。”我当时惊呆了，很愧疚，一个男人独自开的诊所，我怎么就放心让女儿一个人去那里打针？怎么就没有一点防备之心呢？如果这个人再坏点，再做出点别的事该怎么办？想想都觉得后怕。但这件事我没有立刻告知孩子父亲，不知怎么，就是觉得说不出口，事情没闹大，女儿不想声张，我们也没有证据，如果公开去对峙，可能会带给孩子更大的伤害。后来才发现，这种出于自我意识的另一种保护，其实只是暂时压制了问题，就像隐藏的顽疾，总有一天会发作。我和我的女儿，虽然都没有遭受太大的伤害，但心理上的阴影是无法抹去的。我至今只要一想到小时候那件事，心理上那种恐惧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女儿自此再也不肯去小诊所看病，哪怕有大人陪着也不肯，对于成年男性，她也总有一种排斥感。2016年，儿童防性侵公益组织“女童保护”来到我们这个城市，学校代发了招募志愿者讲师的通知，看到通知时，我真的有一种“等了太久太久”的心情。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后来身为母亲、老师，在防性侵这件事上，我的认知都太单薄了，我也相信，我不是个例。很多事是我成为志愿者后才了解的，比如小孩子去医院的话一定要有大人陪同，比如大部分性侵都是熟人作案。现在再谈起这个话题，我不会不好意思了，给女儿也上了一堂课，跟她坦然地讨论了该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当然，也给学生家长上课了，告诉他们，孩子最需要的，是他们的陪伴和保护。”（受采访对象要求，本文所涉及全部人物均为化名）每人互动你觉得我们应该给予被性侵家庭怎样的支持？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公号（ID：meirirenwu）。 ","updated":"T08:58:16.000Z","canComment":false,"commentPermission":"anyone","commentCount":4,"likeCount":72,"state":"published","isLiked":false,"slug":"","isTitleImageFullScreen":false,"rating":"none","sourceUrl":"","publishedTime":"T16:58:16+08:00","links":{"comments":"/api/posts//comments"},"url":"/p/","titleImage":"/v2-cf974f08eb8dd1a1db0f367c5b55b121_r.jpg","summary":"","href":"/api/posts/","meta":{"previous":null,"next":null},"snapshotUrl":"","commentsCount":4,"likesCount":72},"":{"title":"晚来浩劫：被骗走房子的老人们","author":"mei-ri-ren-wu","content":"63岁的仝豫湘自1988年至今，因“被骗”曾先后打过9场官司。“每年都要被骗走几万块，”仝的儿子王帆告诉每日人物，“卖保健品的小姑娘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认干妈，她就任人摆布了。”自1995年离异后，仝豫湘常年独居，她自称感到孤独，常流连于各种老年人聚集的场合。文 | 卫诗婕编辑
| 楚明杨秀英是亲眼看着儿子咽气的。眼见着儿子的胸膛不再起伏，气息由微弱逐渐消失。她抓着儿子的手，竟哭不出来。她这样解释自己没有流泪的原因：觉得儿子活着太苦了。这天早上，没有任何征兆地，39岁的儿子在走去卫生间的路上突然跌倒，3次试图站起来，最终失败了。在邻居的帮助下，杨秀英母子坐上了救护车。儿子抓着她的手说：“妈，我脑袋疼。”医院给出的诊断是急性脑出血，抢救无效。杨秀英将儿子的发病归咎于自己——她认为，儿子的意外发病是长期的压力导致，而压力始于自己无知被骗，不仅失去房产，更让整个家庭背上巨额债务。性格敦厚的儿子知道后，不曾冲她发过脾气，但她猜想，儿子是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她曾目睹过儿子背地里唉声叹气、借酒消愁。“从得知我被骗，之后的一年里他压力太大了。”杨秀英双手抱头，五官纠缠在一起，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事实上，在儿子去世前的8个月，她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伴也因得知失去房产而情绪激动，在她眼前咽了气。至亲的相继去世令她极度内疚，她无法用连贯的语句回忆被骗的经历，往往刚说几句，就面容扭曲，泣不成声。北京老年维权服务热线自去年7月开通以来，接到了上百起与杨秀英遭遇类似的咨询。律师康欣在过去一年内先后接待过几十名失去房产的老人：他们都曾在公证处签署过以名下房产抵押贷款的协议，并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全权委托协议，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自己的财产。接下来的事件走向一致——老人们分别于某一日被告知，自己的房产已被贱卖过户，交易价格往往远低于市价。而房款早已被当初委托的受托人代为偿还老人欠下的贷款，分文不剩。更有甚者，由于交易价格过低，变卖房产后仍资不抵债，不但失去房产，还欠下了高利贷。骗局通过一系列正规的法律文书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不止一位专事诈骗诉讼的律师都惊叹布局之缜密。维权的难度与骗局的精密程度成正比。一些家庭自此开始了艰辛且漫长的求诉道路。在重大财产损失的巨大变故前，家庭伦理遭到考验，也镜像般地映射出人性的多面。失所在最初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受害老人多少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流浪：医院、ATM取款厅、麦当劳等24小时营业的公共场所，通常成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大多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或是出于各种原因，想方设法地向子女隐瞒。77岁的韩淑云失去自己唯一的房产已经接近一年，她至今将此事瞒着自己的子女。她的两个儿子于1989年春移民加拿大后再未回国，唯一的女儿正经历乳腺癌末期的折磨。2017年春节，为了躲过女儿女婿的春节拜访，她与老伴谎称与亲友去山西过年，实则无处可去，老两口在肯德基内坐了一晚又一晚。时间久了，当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另寻租处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无法承担城区内的租金，因而四环以外的地方通常是起步的选择，而随着经济日益窘迫，租处会逐渐向更偏远的地方转移。韩淑云的房产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过户，家具被堆积在小区的垃圾箱旁，她和老伴几乎每天都到自家楼下“守”房。图 / 卫诗婕落魄的境遇对心态产生多少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位63岁的阿姨受害后被迫住到了东六环外的村庄，她租下的小屋紧挨着一座垃圾站，苍蝇在屋内回旋，她依然每天穿戴整齐，化些淡妆，往返于城区会见自己的援助律师。她说：“我要美美地活着。”更多老人难以面对巨大变故对生活的重击。儿子去世后，杨秀英因无家可归，辗转被河北的一间寺庙收留。许多个夜晚，她闭上眼睛，仿佛见到儿子身处地狱。类似的梦魇时常缠绕着她。只有迎着木鱼声每天诵经，她才能获得稍微的宁静。但寺庙里也有人背地里嘲笑她：傻，连房子都会被骗。2015年3月，67岁的杨秀英被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哄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在一系列文件上签署下自己的名字。她称自己并不知道“公证”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公证员向她解释合同的条款。带她来的男人一手摁着合同正文，一手翻着页脚，催促她逐页签字。合同厚达几十页，杨秀英甚至连首页的内容都没看仔细。“签（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骗子）说得很肯定。”杨秀英回忆，她轻信了骗子的空头承诺：将名下的房产抵押借款3个月，所得借款转交他代为投资理财，届时将有10%至15%的高息回报，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本金。“（承诺）每个月能有十几万的利息返还给我，3个月就能赚几十万。”杨秀英因此动心。可实际上，她统共只收到过9万元左右的利息，本金也没有归还。受害老人大多受高息诱惑，接受采访时，许多人懊悔自己的“贪心”。采访时，杨秀英掩面痛哭。图 / 卫诗婕 一对老夫妇本打算将“投资所得”用于环游世界，他们结婚36年，“一辈子劳劳碌碌，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就想老了为自己活一回”。另一名老太太则不甘退休后的身份落差，潜意识中“想证明自己老了还有赚钱的眼光和本事”。更多老人则出于为子女筹谋，“手里有钱，以后病了瘫了，就能给孩子减轻点负担”。针对老人各样的心理，骗局设计的名目繁多。数十个案例中，诱使老人抵押房产的名目包括：出境旅游、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种种名目本质上来源于一场有备而来的“银发收割”——缺乏法律常识的老人们在骗局面前往往难以脱身。缺位的屏障并非所有老人都奔着高息入局。少数案例中，老人只为帮亲友贷款，自愿用名下房产为其抵押，但“稀里糊涂地签下一份全委协议”；更有极端案例中，骗子以“出国旅游需做相关公证”为由，欺骗老人签下“全委协议”。受害老人多出生于上世纪40至60年代间，法律意识淡漠，往往有不止一次的被骗经历。多名受害者子女介绍，自己的父母每年都有几千至几万的受骗损失。63岁的仝豫湘自1988年至今，因“被骗”曾先后打过9场官司。“每年都要被骗走几万块，”仝的儿子王帆告诉每日人物，“卖保健品的小姑娘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认干妈，她就任人摆布了。”自1995年离异后，仝豫湘常年独居，她自称感到孤独，常流连于各种老年人聚集的场合。2013年，仝在一场类似于传销会的老年人学习班中结识了一个人，对方骗走她一套位于柳芳的房产，当时市价400万元。3年后，她再次陷入类似骗局，致使她名下所剩的唯一一套房产也岌岌可危。王帆向每日人物出示了今年年初仝豫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的精神检查报告，报告显示，仝豫湘患有精神抑郁，医生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其言语无逻辑、意识错乱的表现。“我强烈怀疑我妈在做公证时是否意识清醒，”王帆对每日人物说，“涉及房产处置这么重要的事情，公证处不能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应该尽把关的义务。”仝豫湘在医院的病床上整理自己的受骗材料。图 / 卫诗婕 今年4月至今，王帆要求方正公证处调取母亲办理公证时的完整录像，均被拒绝。多名受害者子女表示，要求调取公正影像资料无果。2014年12月的一天，当张英在公证处看到那份母亲王素琴“曾经”签署的“全权委托书”时，不禁惊呆了——上面的内容显示，母亲全权委托了一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买卖自己的房产。在此之前，王素琴位于索家坟的市价500万的房子以100万的价格被卖出，而她直到被清户的那一天，才知晓这个事实。那是一个初冬，来人击碎了窗户的玻璃，刚做完腰椎手术不久的王素琴躺在一床玻璃渣子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强盗一样的人”将她的房屋搬空。86岁的老伴急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跌了一跤，磕破了嘴，满脸是血。可警察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最终，他们连同子孙三代一家七口，被赶出居住了数十年的家。“我们事后回忆起，我母亲被陌生人带去公证处签署‘全委’协议时，她的结婚证在我手里，这将直接导致她当天签署协议时证件不全。”张英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公证处涉嫌销毁、篡改、伪造文件。”签署“全委”协议时，老人是否知晓合同内容，公证处是否尽告知义务，成为众多事主子女事后追责的一致疑问。8月的一个上午，数十名被害者及其子女聚集在方正公证处讨要说法。老人彭某失去房子的同时，其子也失踪两个月。8月7日方正公证处的维权现场，老人接到警方电话，误听成叫其去认尸，当场痛哭。图 / 卫诗婕在一名受害者子女出示的公证文件中，手写申请部分出现了一处难以辨认的手写汉字，既像“借”字，又像“售”字。一位从事笔迹鉴定的专家给出意见，该字绝非一笔写成，有违普通的书写习惯。另一名受害者的子女则出示了一张真实性存疑的照片复印件：那是一张公证处出具的影像记录，但事主坚称自己当日从未到公证处办理过公证。照片中的背景模糊，事主要求公证处提供原件无果，并被告知“照片的电子原件存在公证员的电脑里，并不一定会保存”。裂变通常是在被暴力清户的那一天，老人突然得知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产已经易主。陌生的来人拿着写有新户主名字的房本，堂而皇之地雇佣搬家公司强行清空屋里的家具。上门清户的大汉来历不明，但个个人高马大，有些还刺有纹身。通常，他们会用大榔头硬生生地将门锁砸下，换上新锁。由于老人们曾签署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财产的协议，房产早已悄然过户给关联人，即使叫来了公安也无济于事。骤然降临的噩耗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承受。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得知失去房产后当场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女儿，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因此精神失常。有人死了。但活着，或许是更大的煎熬。因遭受巨大打击，韩淑云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病变，好几次，她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喊、挠墙。有一回，老伴高长德实在摁不住她，情急之下跪在地上给她磕了好几个响头，才让她消停下来。清醒后的韩淑贞痛不欲生，“他把我的心都磕碎了”。还有不少事让她心碎。她曾两度在床褥下找到老伴写下的遗书：“我一辈子就挣了这么一套房，被你给弄没了。我先走了，你再陪着孩子过两年吧。”“现在我们境况困难，需要相互扶持。等有一天房子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她离婚。”今年8月，这对结婚41年的老夫妇并排坐着接受采访时，丈夫说出了这句积压在内心已久的话，而妻子沉默，趴在桌上将头埋了起来。失去房产后，晁淑兰至今没有见过自己的大儿子。两年前，她与老伴李振海分别于骗局中失去了名下的两套房产——这致使分别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儿子无家可归。大儿子因此“几乎疯了”。“我不敢见他，怕他骂我、打我。我受不了。我现在的身体受不了气。”79岁的晁淑兰提及儿子不禁掩面。大儿子因身体不好，长期无业，靠低保与父母的接济生活。而家中房产的变故，使他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彻底决裂。受害者晁淑兰因失去房产与其子亲情破裂，接受采访时多次痛哭。图 / 卫诗婕 80岁的李振海至今随时面临来自儿子的暴力。事发后的第2个月，李振海去看望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酸：风扇折了，衣柜门被拽下，玻璃全被砸碎……“他心里也苦，是我们对不起他。”采访这天，他的T恤少了两颗扣子，那是前一天，儿子拽起他的衣领扯没的。失去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亲情的，还有王素琴与丈夫张增印。他们毕生奋斗所得的70平米红色砖房，是祖孙三代七口人的主要资产。这户拥有4名伤残人士的特殊家庭，曾是街道帮扶的重点对象，全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底楼两间门脸房的租金。没了房子，北京不再属于这户老北京人。他们如同被放逐一般，缓缓地向城郊迁居。女儿张英带着年过八旬的父母和她脑瘫的儿子，从西直门逐渐往外挪动：清河、西三旗、郊区的农民房……最后，他们定居在沙河镇。因地处偏远，和不曾说出口的心结，两个儿子极少来看望家中二老。2014年的春节，大孙女从日本回国看望爷爷奶奶，交谈中说出了一句话，深深刺痛了两位老人：“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没有窝了。”王素琴哭了很久。作为公证事件的发起者，张英在家庭中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初相助的朋友已经不见踪影，儿子最初得知时扬言要与她断绝关系。“你不知道我残疾吗？房子都没了我拿什么找对象？”一次爆发中，儿子扭曲着脸结结巴巴地冲她发难。“我的两个哥哥应该是心里埋怨。”采访时，张英细细地分析家人的看法，“侄女应该也挺恨我，她的孩子快上学了，没有城里的户口，就上不了好学校了。”她的语气平静，神色却流露出内疚。距离她两米远处，86岁的老父亲正躺在床上养神，假装没有听见。维权矛盾爆发几乎是所有受害家庭难以避免的一幕，李陵也曾经历过与母亲彻夜争吵的一晚。2015年，母亲张培瞒着她签署了抵押房屋借贷与全权委托两份协议，最终陷入骗局。在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之前，李陵当机立断，筹措了217.6万元（其中包括160万本金，57万余利息）还清贷款，赎回了房子。而这部分钱款，今后要追回难度很大。“很多时候我冲她发脾气，其实也是内疚，还有心疼。”李陵回忆起母亲的遭遇，禁不住哽咽落泪。2016年，她在母亲手机上发现一条母亲编写的奇怪的短信：“杨总，那160万您放心，我一定还给您……”自此，像挤牙膏似地，母亲一点一点坦白了自己被骗的经过。“开始是震惊和气愤，越往后越心疼。”李陵逐渐发现，母亲长期以来遭受恐吓与威胁。当“理财人”不再为张培向银主偿还利息时，小贷公司便开始了长时间的涉黑逼债：发侮辱短信，门上泼狗血，写大字报，砸电表，堵锁眼。这一年的5月9日，张培被银主约至西直门一处咖啡馆，对方称张培超过两月未按时付息，额外欠下自己25.6万元，要求张培当即签下一张欠条，张培不从，双方僵持3个小时。对方不断用恶语辱骂张培。期间，张培向自己的理财人拨打了3个电话，但始终没有打给自己的女儿。“怕那伙人身上带着刀子，我吓傻了。”张培事后回忆。最终，她在欠条上摁下了手印。越了解骗局原委，李陵越是感到，老人的无知不是此类骗局畅行的关键原因。“在这类骗局中，小贷公司是否非法敛财、公证行为是否违规操作、涉事多方的潜在关联，每一项都值得细细拷问。”一名接近公检法系统的人士向她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尽管自知损失难再追回，李陵还是带着母亲走上了维权道路。2016年的夏天，李陵跑了大大小小几十处地方，“看到有国徽的地方就想往里冲”。李陵翻开日记找寻2016年维权的点点滴滴。图 / 卫诗婕 李陵不服输，许多个场合下，她激动地向工作人员拍起桌子。这时，母亲会用陌生的眼光望着她，那个内向顺从的女儿不见了。维权所消耗的成本，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许多子女因维权丢了工作，普通单位怎么能容许员工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假？”中央美院毕业的李陵在一所初中教授美术，全靠校方的理解，她得以抽身维权。有一回，她花了一整个上午跑了几处地方，没来得及吃午饭，便要在下午1点15分前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她一路小跑进教室，连连向学生道歉，讲着讲着，突然蹲下哭了。8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我面前，翻开去年的日记，里面记满了她的维权行程。她曾经习惯记录在日记中的闲适与美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案件信息梳理与一段段申诉行程。今年2月，涉嫌诈骗张培等多名受害者的嫌疑人被批捕。负责案件的警官给李陵发去短信：“赶紧和老人说说，好歹能开心过个春节了。”但李陵并没有告诉母亲。“我不想让她空欢喜一场，”她解释道，“我知道，那离追回损失，还太远了。”止损定罪意味着讨回公道。但在现实层面中，骗子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仍然无法追讨。“财产早就进行转移了。”一名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表示，“许多骗子宁愿坐几年牢，换得家人富贵。”每日人物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今年3月的判例中，一名使用类似行骗手段的女性罪犯刘某，涉案金额4600多万，牵连29个家庭，最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判刑6年。“以黑制黑”的讨债方式被催生出来。一名受害者因失去房产被家人“扫地出门”。绝境之下，她选择前往骗子服刑的监狱附近，坐等骗子出狱。她意图效仿江湖上流传着的一个传言：一名受害者雇佣了黑社会，将刚出狱的骗子一路绑架到山西某偏远山区，“挖了个坑，在黄土里埋了半截，骗子吓坏了，吐出了部分贼赃”。越来越多的受害家庭将目光聚焦在止损上。尽早发现房产转移、并通过法律途径阻止买卖是唯一的止损办法。不过，为了阻止原户主通过诉讼途径要回房子，受托人将房产悄然转手的同时，新买主通常会将房产再做抵押，此举在行内被称作“上钉”。“一手买卖及时发现还能够通过打买卖合同无效的官司来追回，房子一旦过了二手，就几乎没有追回的可能了。”刚打赢一宗此类诉讼的律师王茂表示。为了阻止二手买卖，拒绝交房也是一种保卫途径。现年68岁的刘月本应在去年10月就被赶出家门，然而在清户当天的深夜，她立誓与自己的房产共存亡，便雇了开锁匠再度将房屋换了锁，又搬了回去，儿子还在防盗门内又装了一扇大铁门，以阻挡“再来骚扰的流氓”。为了保卫房子，刘月的家中安了一扇大铁门。图 / 卫诗婕几天后，在律师的建议下，刘月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阻止房屋再次买卖，暂时保住了房子。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有维权的意识。不少人依然对骗子心存幻想，甚至有人希望发展“下线”，试图拉更多人入局，以期从别人的损失中捞回自己的本金。“骗子曾经承诺过，多拉一个人进来，我的利息就可以翻倍。”刘月回忆，“我拒绝了，但有人这么做。”一个老人曾经拒绝了刘月做诉讼保全的建议，一心期待与他人合力将骗子保全，只因骗子曾向她承诺“我拼了命也要把房子给您要回来！”最终，这位老人的房产于几个月后又经历了多次交易，彻底无法追回。无解前不久，晁淑兰在医院做了胸部CT，医生指着她肺部的一块阴影说，可能是肺癌。她当时就哭了，脑子里“嗡”地一声。她哭求医生：“你帮帮我，我要死了的话，这点退休金没法补贴儿子了。”那天，她咬咬牙挂了个100块钱的号，心想“怎么也要活到讨回房子的那一天”。8月17日下午，她和老伴随众多受害者上公证处维权。今年7月，多起“以房抵押”骗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涉事公证处被司法部责令调查整顿，司法局出台新规：公证机关为60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或涉及处分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老年人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必须进行录像。涉事的公证处已停业整顿。图 / 视觉中国 “这是沾着这些老人的血泪写出的新规！”一名子女代表在发言时提高了声调。在她身后，一位老人的声音穿破人群：“好多人在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事实是，即使有希望追回损失，老人们将面临的也是一场持久战。这不光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时间。律师王欣毓代理的上一宗房产纠纷案历时4年，换了3任法官，她才为事主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去年，她接手了晁淑兰的房产纠纷案。“这是我代理过的最艰难的案子，民事套刑事，套了十几个诉讼。”采访的当天，她拖着一整箱的材料。她亲眼见到负责某起诉讼的法官，在短短半年内从一个“刚毕业的白净帅小伙”，变成了“满脸爆痘、逐渐消瘦的小老头”。她无法向二位老人解释，“为什么法官不能尽快帮助他们”。“要走的程序太多，案件的推进需要公、检、法各方的一致推进，任何一环落下，整个过程就需卷土重来。”王欣毓摇了摇头，凭借她的判断，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并追回损失，“完完整整需要10年”。她思虑再三，没有将这句话告诉晁淑兰。（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康欣、韩淑云、高长徳、李陵、张培、刘月均为化名。）实习生张家硕、黎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每人互动受害老人该如何度过晚年？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公号（ID：meiri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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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匝“妇产科就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滚滚红尘。这里集结了生与死的挣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代沟。”导演陈为军说。他曾拍摄过一部名为《生门》的纪录片，聚焦每一个中国家庭都会面临的生育问题。马茸茸事件后，我们也把目光投向“生门”，截取了4位产科医生眼中和生育有关的故事片段，在这里，就能看到“滚滚红尘”。1春晓，刚加入福建一家医院妇产科的年轻医生，90后。妇产科是能看透人情冷暖的地方，我刚来不久，现在还有心情说故事，但5年后可能就见怪不怪了。我见过39岁的孕妇，已经怀孕8次，都是顺产，生了7个女儿；见过十七八岁就嫁给爱情的姑娘，产后10天脱肛痛得脸色苍白，被她的另一半和另一半的妈妈搀着跑遍医院会诊，最后担心动手术影响喂奶，被接回了家；我还见过羊水破了也见不到家人的女人，踹手术室门的男人，不肯从护士手里接过女婴的婆婆。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8岁的姑娘，怀孕31周时，突然带着家属冲到妇产科住院部，说医生我感觉不到孩子动了。问她感觉不到多久了，她说有3天了。她之前做过的孕期检查一共就两次，一次是确认妊娠，另一次是28周时做了个彩超——确实有部分人跟她一样，不知道我国适龄结婚都有婚前体检和健康教育项目，而且是免费的，也不知道打算生孩子前可以免费领叶酸口服，甚至不知道怀孕3个月时要开始规律产检。产检不是免费，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我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原因没有规律产检。我们立马做了彩超，提示胎儿胎死宫内，死亡原因不祥，建议引产。从我们告诉她听不到胎心后，她就一直在哭。最终家属接受了手术建议，但他们一直在骂她，问她为什么孩子不动了也不说，为什么偏要待家里不早点来医院。等签完相关材料准备手术时，孕妇高热了，医生告诉她，退热24小时后才能手术，但家属一直要医生保证不影响她的子宫。我一直都觉得，在准备成为爸爸妈妈这件事上，虽然没有考试，但必须要储备足够的知识，只有了解了，医院的建议你才能有底气决定是否同意执行，丈夫也只有知道妻子将要面对的疼痛和困难，才能做出合理决定。否则就像对清朝人谈共享单车和公交车的优缺点，让他选择哪一种方式出门，本来就是都不了解，怎么选？我实习的时候还碰到过一个产妇，没有剖宫产手术指征，我们也不建议她剖，但她疼，坚持要剖，家属不同意，她就闹，后来用头撞待产室的门，说死了一尸两命好了。这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剖宫产，非医学上的指征我们称为社会因素，包括另外一些可能影响产妇要求剖宫产的原因，比如总有人觉得剖腹产更安全。另一个被社会因素影响的状况是，很多人为了小孩将来能早点入学，会要求孩子一定要在8月31号出来，这一天，我几乎一整天都泡在手术室做剖腹产手术，家长都希望赶在12点之前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更可怕的不是这些，而是产妇和家属都不了解状况，还达成“统一战线”。前两天我值班的时候，午夜12点有一个46岁怀孕41周的超高龄产妇入院，胎监提示存在胎儿窘迫，孩子双顶径为97，她的肚子硕大，双下肢浮肿，应该剖腹产，但她还打算自己生，家人也说剖就是医生要赚钱，大半夜，我虽然生气，也还要保持微笑一直解释。在妇产科待得越久，越发觉得女孩不容易，经历了各种危险，到了正好的年纪，却不能无忧无惧，没对象被催结婚，结婚了被催要孩子，对有些人恐婚的情绪更容易理解了，毕竟在妇产科，见到的故事太多了。2《生门》剧照李家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纪录片《生门》讲述的，就是他遇到的产科故事。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是很容易获得快乐的，这种快乐很简单，因为棘手的事经过我的处理能变得顺利，孩子出生，家人开心，我也开心。在这里，形形色色的故事也没停过，这些故事里，不愿意顺产的产妇其实最常见，她们内心有很多害怕，怕难产，怕疼痛，怕出血，怕心脏窒息，怕小孩骨折，怕产程太长等等。你也不能说这些都是无理要求，但你要耐心，确切地了解她不想顺产的理由，才能真正说服她接受医生的建议。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位产妇，她有一米七，大块头，怀的毛毛（武汉方言，指孩子）6斤，一开始就要剖腹产。我问她，你身体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不愿意生？她说我怕疼。我说到时候给你打麻醉，但她还是坚持要剖腹产。后来反复追问，她才告诉我，怕分娩之后影响夫妻生活。知道她的心结后，我把她丈夫拉过来一起做工作，告诉他们，这个说法没什么科学根据，最终说服了，后来她生的很快，3个小时结束了。也有悲痛的事，我见过一个27岁的孕妇，农村人，第一次结婚时剖腹生了一个丫头，离异了再婚，再次怀孕，到了预产期，婆婆知道怀的又是个丫头，为了让媳妇再快些生个男孩，就让她顺产。媳妇屈服于婆婆，同意了。可在这种情况下，100个人里可能有一个会发生子宫破裂，她就遇到了。手术后，毛毛没救过来，子宫保住了。下来之后媳妇怪婆婆，为什么还坚持要我顺产呢？婆婆就找医生扯皮，医生也很冤，说自己发现情况不对，立马做了手术。最难的是无能为力的时刻，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病人，她怀的一胎、二胎，都是剖腹产，两个女儿；怀了第三胎时，引产，又是女儿，引产的时候子宫破了。按道理说，她以后也不应该再怀孕了，结果第四次是三胞胎，又是3个丫头，还是凶险性前置胎盘。这是个分娩风险很高的病人，后来好不容易3个丫头生下来，她丈夫却说不要了。他还跟我说，医生，如果你家里已经有两个丫头，再来3个丫头你要不要？我说你别打这个比方，你的孩子，生了之后就得好好养大，你要不肯要，我就找派出所，告你遗弃罪。 我总爱跟病人开玩笑，说我要是当卫生部领导了，就抓两条，一个所有女性生小孩都免费；二是要推广无痛分娩。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尊重。3为自己接生的妈妈。图 / 受访者供图陆明婧，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妇产科住院医师，也是一位为自己“接生”的母亲。我是两年前调到这所医院妇产科工作的，这里是当地前来分娩产妇数量最多的医院，一年能有一万多人。上夜班是家常便饭，常常一晚上二十五六个产妇分娩，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熬夜。我怀孕后的前两个月也在上夜班，感觉自己快成了女超人，后来才调到门诊。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目睹分娩场景，那是大三时去附属医院实习，看到“血淋淋”的一切，整个人感觉可怕又焦虑。但当小宝宝生下时，听到他第一声啼哭，又是另一番感受了，我居然感动地哭了。临床老师安慰说，你们女生这样正常，如果是男同学，一般会躲得远远地看。现在已经过去5年了，我见到的孕妇分娩太多了，去年9月，赶上国家开放二胎的第一批孕妇生产，好多人，我们3个医生值夜班，忙不过来，赶上疑难、高危各种情况一起，哪还顾得上感动，只能赶紧忙下一个。今年8月，终于轮到了我自己宝宝出生了。这之前，我的一位医生朋友也要生产，按照我们医院的规定，她准备在宫口开到2厘米的时候，采用无痛分娩。但开到1厘米时，她就疼得受不了，缩在老公怀里哭，平时很坚强的一个人，居然这样，可见这是多么痛的一件事。后来实在痛得受不了了，我们就提前给她做了无痛分娩，效果明显，马上就不疼了，像没事人一样跟我们聊天说笑。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无痛分娩。宫缩早期的时候，那种痛还是可以忍的，虽然有时候我也疼到腿直发抖。临产那天，找了医院做麻醉的一个年轻的大夫，给我做了硬膜外麻醉之后，有个泵会持续地控制计量给药，疼痛感一下消失了。不过由于麻醉，我也不太能感受到宫口开的程度。许多孕妇，由于宝宝头的位置比较低，压到了直肠，常常有大便的感觉，而我的宝宝头比较靠前，压到了我的膀胱，所以我生孩子之前有一种很尿急的感觉，这个印象很深刻。当这种尿急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去产房躺着了，医生告诉我宫口全开了，我还在医院的微信群里说了句“全开了”，结果好多人过来看。中午之后，宝宝的头部慢慢露出，当助产士帮我把孩子的头部接生出来后，我突发奇想地问她，“我能自己参与吗？”助产士说，“可以呀！”她帮我托住了婴儿的头部、肩部，随后，我戴上无菌手套，助产士帮我娩出胎头、胎肩，然后我伸手去接住，再把身体、双腿娩出。由于后半部分是我自己来完成的，宝宝脐带也没剪，就放在我胸口上了。是个女儿，6斤8两。原本看别人生孩子太多次了，有些麻木了，等自己的孩子出生时，那种感觉还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有自己参与的与众不同的接生过程，也让我觉得更有意义，而现在的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但同样也是一名母亲。4图 / 视觉中国罗立华，原北京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现在是一家外资妇产医院的特聘专家，至今在妇产科待了37年。做了37年妇产科医生，真没统计过自己接生的孩子有多少，顺的、剖的估计得上万个了吧。上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妇产科，那时候在北京医科大学，现在叫北京大学医学部，我们是医疗系，可以选各种科，我就选了妇产科，觉得它既能动手，又能结合理论知识，动静结合，很适合自己。 刚开始接触产妇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她应该疼，不疼怎么生孩子呢？后来时代发展，就成了生孩子为什么非要疼呢？现在我们可以用镇痛分娩的技术减少产妇分娩过程中的一些痛苦。 我接触过一个病人，她阴道分娩条件很好，一开始特别想自己生，后来又决定剖腹产。因为看到一些网上的信息把阴道分娩描述的特别可怕，就很恐惧，非得要剖。后来我跟她说，你条件这么好，孩子不大，骨盆也正常。她虽然口头同意了，但回家就失眠。她的家人给我打电话，我就说，这样吧，你们就先让她睡个好觉，说罗主任同意你剖了，我以后再给她做工作。当晚还挺放心的睡了，结果没多久这位产妇羊水就破了，来到医院，医生护士鼓励她，你看你的孩子也不大，都破水了，很快就生了，你别害怕。她听从了，就选择顺产，很顺利，生完以后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挺好的呀。不是说不能顺产，而是你要给她一个信心。我们肩负的任务是很重的，母子两条生命，你能用你的技术帮助孕妇规避风险，这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有个病人36岁了，人工助孕才怀上，孩子非常珍贵，我们当时嘱咐她，注意小儿的胎动，孕妇主要靠胎动知道孩子的好坏。结果她今天来检查，明天又来了，我们就问她为什么来，她说我的胎动不好。我们还挺惊讶，你怎么知道胎动不好了？她说你不是告诉我怎么注意了么，所以她就来了。结果一看，孩子胎心不好，有缺氧的情况，所以提前做了手术，剖出来以后，7斤多的男孩，发现他的脐带有根血管已经断裂了，血肿。但这孩子，因为我们注意对产妇的宣讲，也做到及时剖腹产，让孩子避免了死亡的风险，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产科是预防医学的原因。在妇产科，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关乎病人的，碰到该住院时不住院、还跑出去玩的孕妇，在别的地方紧急生产，结果生完第二天就去世了，你能怎么说呢？有的孕妇你告诉她，血糖高，要注意饮食，结果她还是使劲吃，不控制血糖，不按时检查，结果宝宝就特别大，生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难产。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看到当地医院妇产科有一个小孩，出生前是胎儿水肿，生出来后智力也有问题，一直是住院治疗，但护士对孩子特别好，家人也不离不弃，给他过生日，特别温暖，我想，这种场面，应该是我作为妇产科医生，最愿意看到的吧。（唐宇晨、李悦对本文亦有贡献）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侵权必究想看更多，请移步每日人物微信（ID：meiri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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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1刘悦，22岁，湖北潜江小学数学老师我刚当老师时，接手的是学校风评最差的五年一班，说实在的，我的内心是崩溃的。那个班的孩子们对其他老师总是一脸不屑的表情，敢传纸条骂老师，我的身高只有1米54，甚至还没有一些发育得好的大孩子高。而我要教他们的课程，是思想品德。但忐忑之余，我的斗志也被激发了，本宝宝还能输给你们这群小宝宝？对，我叫我的学生们宝宝，他们听了一脸很嫌弃的样子。“擒贼先擒王”。当时班上最有影响力的学生是个小女孩，很成熟，也非常骄傲，一般的老师她都瞧不上。于是我就从她下手，她喜欢唱歌、喜欢日漫、喜欢打王者荣耀，我就在六一儿童节带她们去KTV唱歌，因为我唱歌好听，打游戏也比她厉害，刚好本科还是日语专业，对日漫比她们了解，就一点点跟她们熟起来了。后来到了周末，她们会喊我一起开黑，我就窝在家里和他们打王者荣耀。后来过完了假期我赶紧卸载了这个游戏，因为太上瘾，玩得有点high，控制不住自己了。当然也有受到他们质疑的时候，这些早熟的小朋友，学问懂得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懂得真多。有女生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对我说，“刘老师，这都什么年代了呀，这是看颜值的社会，长得好看就行了，还需要搞学习？”当时我就愣住了，这是五年级的孩子会说的话吗？幸好我反应快，我马上鄙视地看着她说，“那你觉得你颜值高吗？”我当时本来还想加一句，人丑就要多读书，但是为了不伤害她们的自尊心，还是忍住了。毕竟还是小学生嘛。以前，只要看到小孩子，我就会摆臭脸，非常不耐烦，可是当了一年老师之后，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不认识的小孩也觉得好可爱，想摸人家的头。有时候小孩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像一个怪阿姨。现在，我简直一天都离不开我的宝宝们，做梦也会梦见跟他们吵嘴或者做游戏。我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小孩了，每天下课，孩子们走了以后，我自己站在教室里，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做学生的时候，我盼着放假。现在做了老师，我天天盼着开学。我没想到的是，我的宝宝们也是一样的心情，有一次，他们的班主任让他们用“要是”造句，有个宝宝竟然写，“要是星期六也上学就好了，那样我就能见到刘老师了。”2何伟娣，25岁，浙江某寄宿中学语文老师、班主任刚当老师时，我22岁，学生13岁。当班主任抛纸团抓阄，我被分到“知名差班”，成绩坏，纪律差，问题学生特别多。自己还是学生心态，就被推上讲台，根本hold不住他们。学生不叫我“老师”，直呼名字“伟娣”，宣传栏我的照片被贴上猪鼻子。扎着头发去上课，他们在下面批评：“太丑了，像大山出来的农妇。”写作文，说我“生气时犹如男子一般霸气”。学校是寄宿制，班主任除了管成绩，还要当家长，早6点到晚10点，我被这批学生惊得一愣一愣。性教育是我最大的困惑，00后太早熟了，他们看到林志玲起哄，路过飞机场会心一笑。还有学生告状，被胖壮男生欺负，压宿舍床上模拟性交动作。我的妈呀！我自己都没好好接受过什么性教育，怎么面不改色地跟学生谈“性”。春游，班里男生跑到我面前：“老师，我发现一个宝贝。”掏出一块捡来的石头，特别像男性生殖器，我呆住了。我想，完了，绝对不能让全班传阅。同时大脑迅速转动：我是要装得轻松点，显得自己见多识广，不会被你们糊弄；还是要正经一点，严肃地批评教育。一着急，我伸手想把“生殖器”夺过来，又抢不过他，只能警告他赶紧丢了。他死都不肯，还捧在手里耀武扬威的，我又尴尬又恼火。春游结束，那块“生殖器”被带回学校。总结会开到一半，男生突然当众举起来，我以不守纪律为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让他保证“去扔掉”。结果，几天后生活老师找到我，默默拿出“生殖器”，它被放在宿舍的显眼位置，生活老师被吓到了，说：“这东西很危险啊。”可我真是拿它没办法。学校里的其他老教师会对这种状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青春期总会过去的”，但我觉得，性教育刻不容缓。我想做个开明的老师。中学我也喜欢过别人，总觉得不是好事，主动把这种苗头掐灭了。那时候，我们老师对“早恋”严防死守，情人节七夕节这些特别日子，连病假都不批。看到男女生一前一后上厕所，就疑心是不是有鬼。十五六岁该有的情感体验，我们一直是缺课的，这样长大一点都不好，等我们二十多，才发现因为经历少，感情问题处理很不成熟，跌跌撞撞的。我不想让学生也这样。班上学生恋爱，我不阻止，在合适的年龄体验合适的感情，挺好的。拉手甚至亲嘴，都没什么，毕竟我也是看美剧的老师，没那么古板。但我要管着他们，不能有性行为，还不能对自己负责的年龄，对身心不好。我找他们谈心，跟他们说，这种“朦胧的情愫是正常的”，“一朵花还没开放呢，吸引的都是一般的蜂蝶。等你长大了，优秀了，会遇到更多优秀的蜂蝶。”呃……是不是有点老土？我还在探索情感教育的方式。等我成熟一点，不会动不动被搞得不好意思后，我想给学生不遮不掩地进行性教育，还要讲讲比如宫颈癌疫苗的作用。现在，当了三年老师后，我还是会被学生“撩”，但也有扳回一局的时候。有个男生嬉皮笑脸地问我：“老师，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我答道：“干什么？你是要当我的男朋友吗？”“哎呀！那我还是太小了。”学生一愣，跑了，从此不敢瞎撩了。然后，我发了条朋友圈：成功吓退班里油嘴滑舌的学生。3《美丽的大脚》剧照张祎琪，25岁，云南大朝山中学支教老师我当老师是偶然，大学毕业想留学，没收到心仪的offer，又不想那么快把人生限定在一条轨道上，那就去看看“乡土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参加了“美丽中国”去云南支教了。上课前，老教师告诉我，“随便教一下好了，他们来学校就是谈恋爱，然后毕业结婚生子。”我不相信我的学生像他们说的那样，有点铆着劲想把他们教好。云南的早婚现象特别严重，很多学生初中毕业就结婚了，跟城市老师防早恋不同，人家老师觉得他们在学校找对象是正儿八经要过日子的，不要打扰他们。这种状况我改变不了，就给学生上生理教育课，告诉他们该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情，跟谁结婚恋爱，不能一时冲动，要对自己负责。印象最深的是某个清明节，一个学生喝了酒，带朋友骑摩托车，掉进澜沧江，他朋友抱着一棵树坚持了一夜，救上来了，而他被淹死了。那是个体育特长生，下周我要带他去市里参加特长生考试，不出意外，他能顺利考上高中。知道这个消息后，整个教室哭成一团，作为一个几乎也是第一次面对死亡的90后，那个空座位我一眼都不敢看。活下来的那个原来上课话特别多，这事以后，不怎么说话了，懂事了。出事后，我问学生：“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你们会做什么。”有人说：“睡觉。这样死的时候就不会痛苦了。”有人说：“不要放弃思考。”这是我第一次跟初中生谈死亡。我经常想，两年到底能给他们什么。我先入为主地觉得，要给他们教育，带他们看世界。其实他们想的是有个师傅教手艺，可以有口饭吃。相比“理想”，他们有更迫切的生存需要。我知道他们很可能不会继续上学，但如果有学生找我借钱，我基本不会借，我希望能教会他们独自面对生活的能力，我也排斥给学生物质资助，怕他们过于依赖我。但我偶尔也能做一些当地老师做不到的事，比如给他们众筹热水器。云南冬天早晚温差很大，大多数时候，学生只能用冰冷的自来水洗漱。一个冬天学生感冒发烧不断。我就在朋友圈发起众筹，靠同学朋友支持，筹资6355元，给学生配上了热水器，还有结余买点课桌椅。我从云南回到成都以后，和朋友办了个教育机构，又当了一段时间老师，最近在考公务员，以前排斥过体制，现在不了，支教和教育机构都只能帮到个把学生，现在想看看进了体制，能不能多做一点事。在我离开后，慢班有几个学生考上了高中，还有两个特别喜欢beyond、把黄家驹当精神偶像的男生，在大理一个酒吧打工，听说有在那里唱歌。4《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漭漭，25岁，湖南某高中历史教师我的网名叫漭漭，是水面广大、宽阔的意思。常言道，要教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起名“漭漭”，感觉能给学生一种“老师你水好多啊”的感觉，哈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