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精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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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精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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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西化，正本清源！弘扬医道，功在千秋！拯救人类，造福桑梓！——傅景华。　　美國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说：“我确定地认为，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罪恶的时代，我这一生中始终致力於我最为关切的问题，就是试图理解这一切是怎么发生，应该怎么做才能保证这些事情不再发生。”　　在医疗事业给社会造成日益增多的苦难中，由无效和无害治疗所造成的损害最小。但现在由医学技术干预引起的疼痛、功能失调、能力丧失和烦恼，超过交通事故、工业事故甚至战争相关活动引起的疾病。因此，医源性疾病成了当代社会传播最快的疾病（伊凡·伊利克《医学复仇女神》，1976年出版。引自《现代医疗批判》第127页）　　当前的医学社会学家，不是去歌颂医学的伟大，取得哪些进步，而是应该寻找医学给人类造成的危害和痛苦的原因，然后提出纠正的方法。　　一、现代医学精怪化之历史渊源　　甘肃卫生厅的“打通任督”引起了现代医学的大反击，不是某个个人的动作，也不是某种组织有意鼓动的活动，而是现代医学精怪化的表演。　　中医已山穷水尽，唯一靠无钱的人来看病，无钱的地区来继续它的事业了。例如贾谦说的艾滋村，那些人无钱买药，中医在那里就免费治疗，把艾滋病人治好。但这件事给西医听到了不行，他们没本事治病，却有本事整人。他们派来了调查组，不是调查中医怎么治好艾滋病，而是调查有无他们颁发的许可证。你这些医生没有我们的许可证，这叫做非法行医，都要滚出艾滋村。让我们有许可证的，不会治好，只会治死艾滋病人的西医“合法”治疗。按此说，医疗的目的在合法不合法，而不是治好病。　　我们中医在中国大地行医五千年，现在“被非法”化了，原因就是因为会治好病。你中医把艾滋病治好了，我们的鸡尾酒、AZT卖给谁？（如果读者有兴趣，请阅笔者的《捕风捉影的艾滋病》一文）本文说西医不会治好、只会治死艾滋病人的依据是最近一个报道，是说现在的西医，全世界第一个艾滋病人给治好了。这就说明，以前的病人都给治死了。　　不过，本人曾写过一篇《捕风捉影的艾滋病》。该文认为，现在艾滋病病因HIV病毒是不是病因尚在争论，连HIV病毒的发现者，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罗伯特·加洛博士都不承认它是病因，也包括更早发现HIV病毒的法国蒙塔格尼尔博士。“目前，一个悲剧正在酿成：许多十分健康的人，仅仅因为血液中携带了HVI抗体，就要接受AZT治疗，他们对HIV假说的盲信也使其痛苦万分。这样一来，他们慢慢地变成了病人。尽管摧毁免疫系统的是AZT（即杀灭HIV病毒的药物），但HIV却承担全部罪名。时间越长，AZT的可怕后果就越明显。1991年8月，美国健康研究所透露：近半数接受AZT治疗的病人最终患上了致命的癌症。”（《现代医疗批判》第115页）　　本文说远了，我们还是返过头来说甘肃的事。现在甘肃的人民太穷，西方医学在这省里宣传艾滋病也赚不来钱，这才使得甘肃人民避免了艾滋病假说的灾难。否则，它仍会通过卫生部门有组织地自上而下地进行宣传，弄假成真。那么进行大规模的血液HIV抗体检查，一定又会查到许多身体十分健康的“病人”，他们会成为AZT的服用者，然后身体逐渐衰弱，最后死于“艾滋病”。他们死了还不要紧，他们的家属、朋友，尤其是异性朋友，这下又要倒霉了。我借艾滋病为例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西医说你得什么病，这个病名，实际还是假说，不是真的就有这种病。假说就是是真是假还没弄明白，大家切莫不要过于相信。就像癌症也还是一种假说，有的人过于相信，这才会给吓死了。　　既然是假说，治疗是最没把握的，也就是“治治看”的。如果这种“治治看”不带有伤害性，那就治治看吧！可惜的是，所有的西医西药治疗，都带有伤害性，像治癌症的化疗、手术、各种放射治疗，都会伤人，伤得厉害还无药可救。这就是如前所说的“当代社会传播最快的疾病”——医源性疾病。这种疾病在我国要比西方传播得更快，因为，中国的医政一体，结合得更紧密，更利害相关，更狼狈为奸。　　（一）西方医疗在走回头路　　人类建立了社会，也就需要解决生病的治疗问题，因而产生了医学。医学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维护健康和祛除疾病，解除疾病带来的的痛苦，及其对生命的威胁。　　医学既然是研究人的生命健康的学问。那么首先要解决的是对“生命健康”这四个字的认识。笔者试作以下解释：生命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活着的一段时间；健康是人在这段时间中不生病的体现。生命健康就是人在活着的这段时间里没有生病的痛苦。我们祖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先讲养生。养生就是养护生命不使生病。但人的一生中，免不了要生病，生病就需要治疗，因此，医学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治好病并使人们恢复健康。　　养生，就是养护生命使之健康不生病。不生病就不需要治病了，也就叫治未病。但是，现代医学专讲治病，社会上就产生了一帮子靠治病发财的利益集团。没有病可治就发不了财，因此，这个利益集团就害怕宣传养生。这是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矛盾的关键之所在。很多人并不理解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才有中西医结合之产生。其实，在西医的绝对话语权之下，中西医结合的实质，就是中医被消灭。君不见，尽管毛泽东十分支持中医，但他也提倡中西医结合，于是，很多人就“打着红旗反红旗”，借中西医结合之名来消灭中医了。科技部中医战略研究组组长贾谦，经过多年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之一就是：“中西医结合是消灭中医之路。”　　这话幸好是在今天说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就可能被枪决。全国办起了多少中西医结合的医院？有多少中医被结合成了一开始看病，思想就进入西医按病名思索的领域，马上给病人开检查单子（也许他认为趁此可以给医院捞点钱），叫他先去查一查得的是什么病，他可能已经完全忘记了中医是搞辨证论治的。全国被如此西化的中医看来无法计算，卫生部不敢公开公布，太惹人眼目无法交代。同样，另有一点，他们也无法告诉全国人民，全国还剩下几个只靠辨证论治的纯正中医？原来的中医大学都改叫中医药大学了，连个名字也给改了。别以为这一改，让你高升一级了，没人知道众师生们让这顶高帽子给大大忽悠了，含意可深着哩！　　中医学院升级为大学本来应该就称为中医大学，加上一个“药“字，不光是画蛇添足，还挂失了”中医“的丰富意蕴。因为中医自古以来为医者必识药制药，药在医中，乃是中医题中本有之义。今者添了一个“药”字，反而将其养生保健治未病的内涵以及针灸按摩等等意蕴丢失了。当初改名的深意绝对不在赋予中医以“药权”。　　西医没有药就做不了医生，所以，他会觉得药是最重要的。但这药不是他自己研制和生产的，如果没有说明书他动都不能动。中医认为医与药不是一个档次，没有药仍可行医；用药也是在医生掌控之中，亦即医驭药。我年轻的时候，药被没收了，我就用针灸行医。现在有许多时候，我的患者会打电话说自己碰到什么问题了，问我如何解决，我就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告诉他怎么办。例如一个肾结石患者少腹突发疼痛，打电话来问，我告诉他用盐一斤，炒热煨脐后，疼痛就缓解了。此后再也没痛过。一患者家属打电话来，说做了手术小腹胀满，小便不通。我告诉他购葱2斤，布包置肚脐上，再用热水袋煨，一小时后就通了。中医以医为重，西医药重于医，把医与药并列，实质是取消中医的一种阴谋。　　凡是内科疾病，一个中医可以用很多种方法治各种不同的病，一个医院的西医合起来也只能用几种方法治一些简单的病；中医治病的目的是把病人治好恢复健康，西医治病的结果不是把病人治成残疾，就是让他永远吃药永远生病。有人认为我这么说不很妥当，其实道理很简单：其一是很多内科病本不应该做手术的，做了手术后，少不少某个部位慢说，好好的皮肤起码就多了一条难看的大缝隙。至于让病人永远吃药那确实不是医生故意，而是制药公司的旨意，医生没权。　　面对癌症病人，做中医的是永远鼓励病人生存的意志，使它产生抗病的力量支持活下去，直到谜底被揭穿；做西医的常常危言耸听、预言病人死期，显示自己判断的正确。笔者所说的比较，只是中西医各自的表现，现场实践者表现亦各自不同，不能一概而论。道理就在于中西医结合了。何况，每个人在舞台上，都还有他自己的特性表演。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西方的医学研究背离了以维护人类健康为目的的轨道，被卷进了赚钱为目的的行列，叫做医疗市场化。市场化之后的医学研究和实践，不再关心人们的健康，而是如何出名，成为权威。权威统治下的西方医学，没有一片净土，成为一个谎言的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个骗局是不会被揭穿的。但由于人的寿命太短，而医学骗局之迷人眼花的时间太长，当人们发现受骗已经晚了，人到老年，已经没有精力愿意再争论是非了。就这样一代拖一代，于是，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而骗局越摆越大。就像一个说谎者，开始时只说了一句谎言，为了圆这句谎言，不得不再造十句谎言去圆它。再而为了圆这十句，又需要造一百句。谎言越来越多，就不得不组织成一个全是谎言的体系。这就造成了整个现代医学越来越多的无法弥补的漏洞。　　医学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命健康，它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养生；二是治病。由于现代医学的干扰，以致这个目的大家都不很明确。因此，每碰到有养生苗头出现，舆论便群起而攻之。这次甘肃关于“打通任督”的消息出现，便被有组织地泼污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自毁的状态下下顽生强长　　如果说文化是前人留给后人的精神和物质的财富。我们五千年至今还是一穷二白，说明物质财富的贫乏，是因为大部分精神财富被毁掉了。而如果我们认为，物质财富是精神财富的转化，那么我们的医学精神财富却如此值得中国人自豪，是因为它带来了民族的繁衍。全世界正走向后科学时代，要在中华文化中寻找指南。其中最值得我们自豪的却正是中医学。它的元整性使它成为一个击不垮的堡垒。如果中医真的被击垮了，现代医学就如一头无法控制的恶龙，将掀起一场席卷世界经济的大浪，世界医学就要倒退几千年。　　早在一百年前，法国科学院院长马根迪说：“医学是一个高明的骗子，我知道它叫作科学。它确实叫作科学，它是无与伦比的科学！医生若不是骗子就是经验主义者。我们的无知依然如故……我现在必须坦率地告诉大家，首先，我对世界上的医学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有谁真正通晓医学……”　　（二）百年医疗反思从西方亮灯　　马根迪是一个医生，生理学家，由于他所取得的成就，被推举为法国科学院院长。他说自己对医学一无所知，也不相信除他以外的人有医学知识。这不是谦虚。这是他坦诚地告诉我们，现代西方医学实质只是个骗局。西方医学有漫长的历史，如果说中医历史有五千年，我相信，西医同样有五千年。因为，在3700年前的美索不达美亚的巴比伦帝国，就有着关于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典。这说明医疗的纠纷问题早就存在。医学与是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发展过来的。　　现在西方已逐渐觉悟，医学研究从疾病转向养生，转向健康的研究。这不是走回头路吗？这说明，西方医学研究在古代就因为没有打好基础，现在只好重新补课。但是，医学基础课没这么方便，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是花了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因此，西方也只能向中国学习。所以，医学接下去的时代，必然是中医的时代。让何诈庥、方舟子们去向隅而泣吧！　　历史是一面明镜，它照出了西方医学的一生。我们应该通过历史的、动态的思考，对照现在的社会实际，再把它们系统地归纳：它的历史面貌、历史发展、历史医疗方法等，所有的演变过程，那么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现代医学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大骗局。当然，我说的“精心设计”不是某个人认真的设计，而是说这个医学吸血鬼经过几千年的“修炼”已经成精变怪。历史使它成了“精怪”，它已经能够与任何生命一样地具有自组织能力。否则，为什么我国一出现养生苗头，马上遭到扑灭。养生是西医的大敌：你养生，你健康，你不生病，我的药卖给谁？他们研制化学药物、制作医疗仪器、搞防病控病玩病，不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而是为了出售他们的药物和医疗机械。　　我的父亲是个西医。我本来也很相信西方医学。后来我读了《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和陈树祯的《顺势疗法》，开始了独立思考，找到了西方医学之所以犯错误的根本误区：把生命生病当做身体生病，因此，把躯体解剖学作为医学的基础课程。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但，可能是我的表述不周到，所以，很多支持我的好朋友也会提出：“身体与生命怎么可分呢？”这样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具有可分性，也具有不可分性，就像电脑的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一样，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正常工作，这是不可分性，非合不行；但是软件系统出了故障，你把硬件拆开修理能解决问题吗？这就是可分性，非分不可。比喻性地界定，中医犹如软件医学，西医犹如硬件医学。问题在于現在的硬件医学非要统包垄断所有的软件问题，并硬要国家花医保经费锁定其垄断地位。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傻瓜也得三思的问题。　　我发现当西医的到老年，有很多人进行反思，出著作批判医学和医疗。但是，他们都已进入无能为力的行列。做中医的就不同，很多老中医越来越“铁杆”，是因为自己在实践中发现西医的无能与中医的博大，因而更加热爱中医。中医到上年，实践多，见识广了，很多人在亲睹西医治内科的无能，都会悟到这个根本问题，即生命与尸体是完全不同的两码子事。因而想到了生命的研究。例如老中医郭生白著《系统本能论》，论述的就是生命的本能。老中医董草原之所以治病效验昭著，是因为他对生命的研究有独特的见解。　　不过，我国与西方不同，学术的政治化气味过浓，被过激的政治话语搞怕了的人，都希望我能稍许夸奖一下西医，走中庸持平之道，但我觉得，医学与政治不同，政治是权力运作，讲究策略和辞令，可以纵横捭阖，可以委曲求全，医学是人命关天，只能力求尽可能的真善美，容不得一丝半毫的假恶丑。这些话，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只是给西方的先觉们做一个诠释。如果读者能平心静气地、历史地、客观地，全面了解和评估西方医学，你必须认真地读以下的书籍：　　1.《医学史》，[美]洛伊斯·Z.玛格纳著，刘学礼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2.《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美]爱得华·西·兰件特著，刘经棠、朱正芳译，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8月。　　3.《医生没有告诉你的》[美]林内·特麦克塔格特著，杨青云、孙若亮译，新华出版社20091月。　　4.《现代医疗批判》[澳]罗斯·霍恩著，姜学清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6月。　　5.《药祸》[澳]雷·莫尼汉、[加]阿兰·卡塞尔著，尚飞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　　6.《百年谎言》[美]兰德尔·菲茨杰拉德著，但汉松、董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　　7.《无效的医疗》[德]尤格·布莱克著，穆易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8.《疾病发明者》[德]耶尔格·布勒希著，张志成译，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6月。　　9.《致命药方》[美]雷·斯丹著，杨霞、石磊、李超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6月。　　10.《别让医生杀了你》[英]VernonColeman医学博士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　　11.《制药业的真相》玛西娅·安吉尔著，续芹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　　看完这11本书后，如果肯动脑筋肯研究的读者，再看看张效霞的《无知与偏见》、曹东义的《回归中医》、高也陶的《看中医还是看西医》、陈树祯的《顺势疗法》邹纪平的《反思西方医学》、曾志军的《医生向左病人向右》等，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思考现代医学的历史，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要比现代医学更为强大。它不仅有钱，更厉害的是有权，还有一整套系统的骗人的理论，骗了我们国人一百年！。骗得人人头昏脑糊，视力短浅，还昏昏然自以为是。　　马根迪之所以说它是个骗子。“骗子”这个称呼，把医学人性化了，也就是认为它是有灵性的、有生命的。马根迪确实没有说错。假设把西方医学也看成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生命活动，顺着它的历史轨迹看它的发生和发展，就知道它的整个脉络。从古代医学，变成了今天的现代医学，它也是逐渐离开医学的轨道的。近代才完全地变了形，成为怪物——市场医学。　　市场医学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系统，所以，美国医学博士门德尔松说：“现代医学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它是一种宗教。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我相信90%的现代医学从地球上消失，即90%以上的医院、医生、医疗设备和药物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这马上就会大大地增进我们的健康。”（《现代医疗批判》第135页）　　“在这座医学迷宫中的最大危害，就是医疗过剩。哈佛大学的外科教授兼卫生专家卢西恩·利普是将外科手术过剩程度勾草出来的先驱之一。手术过剩的数字随着手术种类和医疗科目而有所不同。在一些领域，有8%的手术是不必要的，但在另一些领域的手术干预，则据说有86%无法从医学的角度自圆其说。外科主治医生是有可能造成医疗伤害和死亡案例的。”（《无效的医疗》第9页，[德]尤格·布莱克著，穆易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　　“医疗过剩”是个什么概念？就是医生多了，他们的技术用不出去，就赚不来饭吃，就得制造种种理论让病人多起来，使自己有生意。但是，外科手术对不需要做手术的人来说，会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损害，非有十分的必要，是不能使用的。同样，内科服用化学药品，或使用各种内窥检查技术，都带有伤害性，会变生各种医源药源性疾病。因医疗而获利的集团，会制造种种借口，扩大被医疗队伍，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就是“医疗过剩”医疗化运作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三）市场医学远离医学自身的目的　　在现代医学的冲击波前，各种民族传统医学纷纷披靡。尽管各个民族的医学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但除中医学外，没有一种民族传统医学经受得起现代医学的冲击。这种冲击波在中国，还要加上它自己的“特色”——文化界特有的自毁能力的配合。例如甘肃省“打通任督”养生活动的成功居然激怒了西医神经，招致了无端的攻击，其中出现了某中医药大学的校长，竟然说他不知道有任督两脉。敲锣听音，好像只要这位威风赫赫的校长大人一表态“不知道”，这世界上压根儿就不能存在这事儿！　　如果读者们读一读张效霞的《无知与偏见》，再读一读曹东义的《回归中医》，便会基本明白中华文化中这种自毁力量之强大。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产生汪精卫这样的人物，但我们中国能产生。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还有一个死不认错、宁愿把牢房坐穿的老婆陈璧君。因为，我们的文化中不仅有一个汪精卫，还有死心塌地为汪精卫繁殖后代的大小老婆，在环境适宜的时候，她们会生出和培养出比汪精卫有更大能量的汉奸。受过中华文化教育的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一个汪精卫的阴魂。否则，毛泽东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之所在。　　当我认真思考现代医学挟市场经济的巨大优势，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它从古代至今天，已经“修”了几千年的道行，成精成怪变化万千了，仍然吃不掉中华医学的原因何在？就在于中医学的元整和完善。但本文重心并不想如何赞美中医，而是专门抨击西医的。不管中医如何完美，它还是在自己的民族中处于被压的一方，而且，被压到快要“停止呼吸”了。　　市场医学建立起这么的一个靠信仰而生存的“宗教”，除了它的一套骗人的理论系统，还必须汇集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靠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做成的链条箍住这个群体。　　我希望读者诸君看我的文章，千万不要绝对化。我说中西医不可调和性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仍具备有可调和性。大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全体国人被训练成只具有一种思想，叫做单个脑的动物了。所以，都只讲问题的一面而不讲问题的另一面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可能只有一个面的。阴与阳、正与反、有与无、生与死、健康与生病……，所以，一个面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中医与西医的可调和性，就因为都是为了治病。即使有真治病假治病，也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才是医学能互相攻击的原因。否则，真假孙悟空就打不起来。现在的情况是假的打倒了真的——话语权被假的控制了。　　本文主题是全面指西医明明是个骗局，却形成了巨大的势力。它的原理何在？我用以上的文章给这个批判起个头，原因是很多人不理解批判这个词的含义。我们的社会历史，使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肯定成绩，指出缺点。也就是，要讲坏的必须先讲好的，否则，就叫做激进——太左了。但没有去想：那是政治家的话语，不是学术上的探讨。我认为，学术只讲是非，政治是讲得失。学术是非没中间道路；政治得失是权衡取舍。所以，千万别用政治话语来称量学术，致学术毫无价值。　　2500年前，希波克拉底的《古代医学》有着与《内经》一样的光辉，同时也反映出东方与西方的不同方向。由于社会发展的路线不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医学。我们认真思考：《内经》与《古代医学》同样都是为了治疗疾病，为什么会如此大不相同？东方把养生摆在第一位，而治疗次之；西方则专讲治疗，不讲养生。中医越来越成熟，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西医则天天更新，不断自我否定，最后，搞上政医一体，操了实权，因此，“杀死的人比战争、瘟疫加饥饿更多”。医疗不是通过治疗救人，而是杀人。故医生罢工，死亡率降低。但是，它布满医保网络围捕病患人质捞大钱，却又被称为“医疗享受”。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有意思。　　从以上所述，我们就会明白，从希波克拉底那个时候开始，西方与东方的医学研究已经分道扬镳，西方医学漏了养生研究这个主要环节，只剩下治病的一节了，而且逐步走上只在躯体上找病治病这一死胡同。这就是现代医学蜕变为怪物的历史根源。养生就是治未病。西方却不搞养生，到现代，发现缺了第一环——治未病，于是就搞了预防，或叫做“早发现，早治疗”。因此，西方就只能产生自然疗法来制约它了。但由于疗法不是医学，只是治疗的操作，缺乏理论的支持，无法与现代市场医学这一庞然怪物较量，不仅进展缓慢，而且经常遭受压制和打击。所以，只有从历史来看待现代医学成精变怪的渊源和现状，我们才能理解现在该如何分析它和对待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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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医学精怪化之体系性　　上面我已经讲了现代医学精怪化形成的历史原因，现在及讲此精怪之体系性的形成的道理，以便使我们更加理解它之所以变化万千的原理。　　内科病的治疗，并不那么容易。问题在于现在的科学史上，生命研究是一片空白。什么是生命？即生命的定义还没解决好，科学就被拿来加入医疗，造成了许多对生命的伤害。例如解剖学是一门科学，但它是研究人体结构的科学，但绝对不能代替对生命的研究。躯体解剖研究对做外科手术来说，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把它用在内科病生命生病的研究或治疗上，如果不预先制定相应的限制规则，就很容易造成误导。医疗误导马上就会对生命造成伤害。　　上个世纪初，西方的内科治疗还是个零。医生治发热，只能采用切开静脉放血的方法。当时的医生对疲惫乏力，恶心头晕等许多现象都无法治疗。外科医生莱恩提出“自身中毒论”。这个理论套用了巴斯德的“细菌致病论”，认为人的身体里有许多细菌会放出毒素。这些毒素使人中毒产生各种各样的内科疾病。因此，他提出切除人体内细菌最多的结肠，来防止许多内科病的发生。莱恩给自己的许多病人做了结肠切除手术，因为他的外科技术很好，术后死亡率很少。病人对他十分敬畏和相信。其实莱恩并没有科学依据，都是臆想出来的。　　莱恩根据个人的臆断，为此25年内在西方的医学杂志上，连续发表75篇论文。像莱恩这样声望极高的外科医生，他的医学论文当然都由那些最高级、最权威的杂志发表的。订阅这些杂志的医生，也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医生，因为太专业化了，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这些论文使莱恩的声望如日中天，故在1911年纽约开的世界外科医生代表大会上，莱恩走进会场时，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会后还有许多代表亲自到莱恩的工作室现场观摩，学习他的技术。此后全世界推广莱恩的理论。　　与莱恩同一时期的美国人比棱和英国病理学家亨特尔，他们也根据细菌致病的理论，共同提出“病灶感染论”。这个理论认为，人体内有一些病灶，病灶里的细菌随着血液流窜，造成了许多内科病，因此，只要切除这些病灶，就能防止许多内科病的发生。亨特尔于1910年在马克吉尔大学，对医科学生们说：“贫血、胃炎、结肠炎的最重病例，不明原因的发热、紫癜、各种神经病（从精神抑郁到脊髓的实质病变）、慢性风湿病、肾脏病的最重病例，都起源于或并发于口腔败血症（口腔的感染）。”　　比凌等把可能存在的病灶扩展为整个胃肠道、生殖系（阴道、子宫、前列腺）、泌尿系（膀胱、输尿管、肾），以及牙齿、口腔、扁桃体和副鼻窦。　　病灶感染论比自身中毒论吸引了更多的鼓吹者和热心人，在医学界很受尊敬，并被广泛地承认。实际上它比自身中毒论更有优势。结果在北美和英国人口中，一部分人成为多种内科和外科治疗的对象。欧洲大陆的医师们不太受骗。这些手术是：　　①拔牙。初时往往只限于拔去明显感染的牙，但后来在患一些疾病（特别是关节炎）时，竟习惯地拔除　　全部牙齿。　　②腭扁桃体切除术和咽扁桃体切除术。这变为一种极常做的手术，特别是对那些能接受手术的人。一些　　医师争辩说，大隐窝的腭扁桃体是异常的，或窝藏着引起身体其他部位疾病的细菌。另一些医师认为，小而结实的扁桃体更象祸根（今天人们已经承认，通过检查说明，扁桃体不感染是不可能的，也已经知道5个健康的小学生中，有1人在咽部隐藏着溶血性链球菌）。不仅慢性患者（例如关节炎）要切除扁桃体，而且为了保证健康和预防感冒，也切除小儿的扁桃体。如果小孩保存两个扁桃体而生长起来，他们的父母会被人认为是粗心大意的。　　③阑尾切除术。当认为病人有自身中毒时，就大批地切除慢性发炎的阑尾。此外，当怀疑阑尾是折磨病人的慢性病根源时，通常也切除阑尾。很多医师为他们的关节炎病人常规地切除扁桃体和阑尾，还有拔牙。　　④摘除胆囊。当怀疑胆囊是病痛的根源时，摘除胆囊是常做的手术。　　⑤切除子宫、输卵管或卵巢。如果有任何指征说明它们可能是感染的病灶，如有下腹部压痛，或培养出细菌，就经常切除子宫、输卵管或卵巢。　　⑥切除前列腺。如果前列腺按摩证明有低毒性菌感染时，这种不是少见的。　　⑦莱恩氏结肠切除术。比较少做，但也不是不常做的。病灶感染论的保守派医生谴责这种手术。　　在外科疗法仅有的少数好处中，只有病人的牙齿卫生和饮食有相当的改善。拔掉明显蛀蚀或有脓肿的牙齿，经常改善病人的健康。通过切除明显肿大的扁桃体和阻塞的咽扁桃体，或切除真正感染的胆囊或阑尾，对一些病人是有帮助的。　　除了这些外科疗法以外，为了治疗许多疾病还进行一些内科疗法。它们包括对咽喉和副鼻窦长期应用抗菌药（常用银的化合物），结肠灌洗，以及前列腺按摩。制备了各种菌苗，并注入人体内。从病人感染灶内分离培养出的细菌，杀死后制成菌苗，称为自身菌苗（它与赖特菌苗疗法有明显的巧合）。一些菌苗是由细菌混合物、通常是链球菌多种菌株而制成多价菌苗。　　经过治疗的很多病人，症状至少可以暂时缓解或改善。这对于下列疾病是特别正确的；关节炎、肾炎、风湿热，以及大部分能自愈或自发好转的病病。几乎所有鼓吹病灶感染论的早期文章，都谈到用上述手术治愈或改善的病例。　　在几年内，病灶感染论所造成的滥用内科外科疗法的情况，甚至使其创造们感到吃惊。比凌本人就曾提出警告，反对“不必要的”摘除牙齿、扁桃体和结肠手术，并极力主张用以下办法增进健康：适当的饮食，良好的卫生习惯，新鲜空气，恰当地休息和运动，以及每天用冷水热水交替淋浴。病灶感染论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在30年代前后，已有证据说明这个概念是错误的。早期的热心支持者，例如很有影响的西塞尔教授，大家都熟知他是标准的内科学教科书的主编，也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观点。西塞尔在1933年曾经写道：“类风湿关节炎现代治疗的基石是清除感染的病灶。”到1938年他谴责了这个概念，但他补充说，他仍然相信链球菌与类风湿关节炎有关。　　驳倒病灶感染论的根据，一是不能肯定罗辛桡的实验和结论，二是严格的观察者判断这些疗法对病人没有益处。细菌学家们重新审查了罗辛桡的数据，并重做他的实验，发现了他的技术是有缺陷的，也不能证实他所声称的细菌对特别的器官和组织有选择性的亲和力。以往经常说低毒性的绿色链球菌是病痛的根源，但除了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之外，不能发现这种细菌会引起其他任何一种疾病。　　对几大组关节炎病人（300－500人）的疗效进行了比较。全部或大部分牙齿已拔去的关节炎病人，其情况与未拔牙者一样（比较的结果指出，不管用什么疗法，类风湿关节炎病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恢复健康，约有一半病情改善，四分之一病人情况恶化。到了今天，疗效比过去更好了）。　　分析了很多儿童摘除扁桃体后的情况，认为没有得益。英国一个委员会调查了30，000名小学生，发现切除扁桃体与保留扁桃体的小孩之间，感冒、咳嗽和喉痛的发病率没有差别。这一组儿童中大约有一半已切除扁桃体。委员会下了一个结论：“……常规切除扁桃体只是一种预防仪式，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效果。”　　进一步还知道很多病人受害。一些人切除扁桃体和拔牙后造成了死亡、肺脓肿和细菌性心内膜炎，虽然这是罕见的。英国在年间，曾报告518人死于扁桃体切除术。　　在40年代，大多数医学老师普遍认为，上述的治疗结果曾经是一切恶梦。不过，它却不象自身中毒论及其疗法那样受到舆论指责，没有莫里哀或肖伯纳让病灶感染论的鼓吹都当众出丑。尽管如此，在医学界里还有人抱怨，澳大利亚内科医师弗霍夫说：“必须象宗教信徒一样信仰病灶感染论”。一位病理学家转弯抹角地说，病灶就是能用手术切除的组织。　　在1949年，美国风湿病协会出版的《风湿病入门》发出警告说：“再也没有任何人相信切除感染病灶可以改变类风湿关节炎的病程。除非它们本身病到不得不切除……（《现代医药中的错误》第87页）　　我们从以上的著述中可以看出，西方内科医学治疗学在一百年前还十分幼稚，怎么能以为切除结肠能预防疾病呢？比棱、亨特尔怎么会以为把身体里的某些器官或组织切掉可以防止许多内科病发生呢？我的一个朋友，也在小时候被摘掉扁桃体，40多岁了，身体一直不好，现在才知道这是呼吸道的大门，能分泌激素维护健康的，这“门”在预防疾病的名义下被拆掉了。健康的门没有了，还能维护健康吗？　　然而，尽管现代医学内科治疗学是如此之幼稚，它仍被戴上“科学”的王冠，供之于庙堂之上，让各种传统医学来顶礼谟拜，关键的原因就是它掌握了话语权（即立法权）。在《顺势疗法》里有个记录：　　当顺势疗法在美国日渐兴旺之际，传统西医们在1846年成立了传统西医学会，该学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与顺势疗法医学会宣战。原因是顺势疗法医学会日渐强大，投奔顺势疗法医学会的传统医生日渐增多，病人也因传统西医疗法的多种不良反应感到不满而纷纷转向顺势疗法医生求诊。加上顺势疗法医生屡屡对传统西医所使用的疗法公开批评，使传统西医对顺势疗法医学会的仇恨日渐加深，终于成立美国传统西医学会，并与传统西药制造商联合起来，公开与顺势疗法医学会挑战。这期间，更是使用各种卑鄙的政治手段来压制顺势疗法的发展。　　为了将顺势疗法医学会和医生彻底赶尽杀绝，美国传统西医学会对消灭顺势疗法的第一步策略就是先从内部“清洗”开始。在1855年美国传统西医学会订立新的职业法规，明确规定：“传统西医医生与顺势疗法医生接触、讨论病人的病历或向顺势疗法医生咨询有关病人治疗的方法都一律被视为不道德行为。”任何一位传统西医医生触犯这条新的法规，一经发现，立即被医学会开除会籍。由于当时医疗法律条例规定，医生若不是医学会会员便不能行医。所以，这一条新的法规成功地阻挡了传统西医医生加入顺势疗法医生的行列。虽然美国传统西医学会在订立针对顺势疗法的新条例以前从没严格执行过学会订立的职业法规，但对实施这条“清洗”顺势疗法医生的新条例却情有独钟，严厉执行。例如在林肯总统被枪杀和国家秘书长威廉·西沃德被行刺的那天，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长约瑟·K·巴恩斯医生因治疗西沃德秘书长而遭受美国传统西医学会的严厉斥责，被斥责的原因是由于西沃德秘书长的私人医生是一名顺势疗法医生。（陈树祯著《顺势疗法》第282-283页）　　这个记录说明：1.传统西医学会的背后，实际是制药商在指挥。制药商是有钱又有权的。2.西医医生行医的目的如果是为了治好病人的疾病，没有任何道理不能向其他医生咨询的理由。把向顺势疗法医生咨询治病的方法被视为“不道德行为”，像这样根本站不住脚的法规写在法规上，而且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支持，只能证明西医本来就没有医德之可言的。　　现代医学之所以成为精怪，就是具有自组织能力的精怪，它由前后连贯的四部分组成。　　（一）病理病因单一化：　　人之所以生病，有很复杂的原因，也就是生病的病因是十分复杂的。因为，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自组织系统。生命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机体。这种变化、更新，就像流水在不停地改变它的时间，流向新的空间。它时时刻刻在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时空环境。　　西方医学以病灶为病因，以细菌、病毒为病因，以细胞为病因，以基因为病因，实际都是制造谎言。这种微观的、单一的实体病因论，有利于实验和制药，并不有利于治病。现在可以从抗生素的制造、宣传、使用与实践结果看出来，微观单一的实体病因论所导致的治疗结果，只能使制药公司大老板们赚大钱，同时使整个民族个个身体衰弱，多病多灾，最后必然亡种灭族。　　把病灶作病因使西医的内科医生，变成了外科医生的附庸，也就是给外科医生拉业务用的。这个事实，使现代医学暴露了它内科的幼稚无能。以病灶为病因有意或无意屏蔽了生命生病病因的复杂性，但它却有利于实施外科手术。　　治疗疾病，病因解释是第一步。放血，是一种疗法。疗法的使用决定于它的病因解释。由于西方对发热病因解释简单——血中有毒素，国外2000千年历史中，很多人死于放血治疗。18世纪，摩尔根尼的病灶病因说出来后，当然也十分简单：病灶就是病因。这才有一系列查病灶的仪器。美国近年有一项调查说，医生在诊断时如果不依靠仪器而单用大脑的话，死在医院里的10个患者中就有一个患者至今仍然活着。（《别让医生杀了你》第4页）这个统计数字当然不很正确。但它透露另一个秘密信息：仪器检查对治疗毫无好处。为什么？因为查到的病灶只是疾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但是，查病灶的仪器一代又一代更新，全世界大医院不断增添设备，医院建得越来越大。疼痛本是生命因信息运行障碍发出的“报警”信号，医学却在身体上寻找，把病灶或某些正常的老化（退变）作为生病的依据，让病人动手术，其结果是病没治好，人却成了残疾，甚至失去生命。但，它除了是外科医生的衣食来源之外，又是现代医院绝大多数检查仪器的依据。“病灶病因论”被否定，必将威胁现代医学的生存，因此，这一错误的病灶病因论亦即躯体生病论就成为西医学术的第一道防波堤，必然必定必须继续死守严防，万万不能出半点事故！　　上述错误漏出了西方医学的真实目的：医院设置仪器查病灶，不是为了把病治好，而是为掳钱。这个讲法当然不能绝对化，因为外科医生做手术是需要查病灶的。内科病查病灶毫无用处。然而，医院不管有用处或无用处，不管死亡率有无提高，都要查。接受仪器检查的人要缴费，至于对健康的损害，那它们不管！不过，苦了的是那些生病的患者，一次一次的病灶寻找，导致疾病加重，无数生存的希望被消失在仪器的检查中。这就是医院的检查提高死亡率的真相。　　有患者胃痛多年，西医西药久治无效。后来去医院做了胃镜，说是得糜烂性胃溃疡，病理切片为幽门螺旋杆菌，但使用抗生素仍然无效，反而导致口腔糜烂，屡发不已。因喜温恶寒凉食物，大便溏泄，一日二三次，经常胃胀上逆打嗝，泛酸，我用了四逆散加高良姜、香附、公丁香，胃痛立即减轻，继而用不换金正气散温胃除湿，后用异功散痊愈。　　患者问我：“施用的中药能不能消灭螺旋杆菌，”我说：“不能。”他又问：“到底螺旋杆菌算不算病因？听说螺旋杆菌的发现者得到了诺贝尔奖金。”许多人把诺贝尔奖金作为科学发现的最高奖赏。西方科学界许多人得到了奖金，那是很应该的。但是，医学界很多医学家得诺贝尔奖，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尽管诺贝尔奖对科学的发奖做出重大的贡献，但如果人们知道了现代医学的现状，一定会追究诺贝尔奖的出错原因，会发现诺贝尔奖至少在医学方面的评判，是被控制了的；而且，有一些是被欺骗的。当然，拿奖者并不一定想欺骗，而是被“卷入”了的。　　追究西医的病因学说，就知道在18世纪他们把病灶当做病因之后，解剖学家们占据了西医病理学家的地位，到20世纪初，细菌学家参入了西医病理学家的队伍，现在的病理学队伍，又加上了细胞学家。　　再如癌症病因癌细胞说，也因把癌细胞作为杀灭对象，治疗全面失败。虽然有的病人经错误治疗后，也有病愈的，那不是被治好，而是没有被弄死（从治疗前后的健康水平对比就可以得到证明）。可是许多人不知道，因此，错误的治疗便得到延续。直到很多人被治死，有人产生了怀疑，经过无数次的探索，找到了原因。但由于舆论遭受严格的控制，迄今为止知道者还是极少数。这就是为什么对抗疗法没有得到批判和纠正的社会原因。　　没有被错误治疗弄死的分几种：一是错误治疗损害少，病人受治疗损害还达不到被弄死的程度，体质被弄差了但还是活了下来；二是病人生命活力强大，对错误治疗反应大，病人耐受不了，拒绝或中止治疗。这两种人活下来，被宣传为错误治疗治好的例子，于是，错误治疗也延续下来。这种行为有点像飞蛾扑火。飞蛾死了，它不能把错误的行为告诉其同伴，于是一代代延续下来。　　美国在上个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场“尼克松总统攻克癌症的战争”。但尼克松输了。输局的原因是病理研究错误而疗法孟浪偾事。1901年，美国的洛克菲勒研究所宣布小鸡得癌症能互相传染，是病毒感染的结果。于是，西医开始了杀病毒治癌症的医疗实践。70年代，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对癌症治疗进行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是癌症的结果，不是癌症的原因。”“不治疗者比治疗者生存的希望要大”。但舆论仍没有大规模、大面积展开宣传，其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为国家利益控制了舆论。因为，美国制药公司为美国向全世界赚得的利润，占美国总利润的“半壁江山”！这半壁江山绝对不能坍塌。　　美国健康研究所对癌症治疗的这个结论，论述并不很准确，关键是没有追究以前失误的根本原因。所以，手术化疗、放疗还在继续。为什么？原因还是病因的解释：病毒被偷换为癌细胞了。人们还是以为有了癌细胞才患上癌症，杀死癌细胞还得靠化疗、放疗。医学被控制了，偷换概念延续手术、化放疗才不会被追究。现在，只有长期从事癌症治疗的医生，见到过许多活的进来死的出去的医生，也同时见过许多曾被自己或别的医生判为“死刑”，后来仍然健在的癌症患者，对比之后，还要碰到给他启发的人，才有所醒悟。　　西方采取放血退热的方法延续施用了2000多年，是因为认为血液中有毒素导致发热，简单的治疗方法源于它的简单的病因解释。这种简单的解释又源于它的“越科学越简单”的含义。飞蛾扑火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因为它们是无意识的动物。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却与其它动物一样集体无意识地“飞蛾扑火”，从医生到病人，没有了自己的头脑，表现如此可悲、可悯，像日本影片《追捕》里吃了“SS”药片一样，叫你怎样就怎样，实在难以想像。　　发热本是生命抵抗疾病的表现，却被说成可怕的疾病表现，治疗才会把退热摆在第一位。结果是：因退热退出来的病，都被说是什么严重的流行病；因退热治死了的人，就被解剖寻找病因。找着某个病灶有某种微生物就把它说成是致死的原因，搞得全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其实，宇宙中的微生物，人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即使目前还找不到，谁能说永远找不到？而且，很多微生物隐性存在，谁也不能武断地说它们在身体里就是不能存在的。　　它们既然在大自然中已经存在，人的身体上就能使它们活得更舒服。生命都具有相互适应性：大自然中有，人体就不会排斥它们，一定会加以容纳。最近人们才知道“微生态个平衡”这个词，才知道抗生素对身体健康的损害。去年全世界每人平均输液1瓶，我国平均每人用了8瓶。也就是说，我国西医对同胞健康的“关怀”8倍于世界上的平均数。医生们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自毁能力。所以，医疗市场化十多年，患者对医生仇恨的升温，才会在哈医大杀医事件中表现出来。否则，医生被杀，哪会有65%的人们表示高兴的？真太没有人性了！无怪波哥子叫高考生不要读医科。　　现代医学对待病因，就像抓耗子，逮到什么说什么，一点也没准。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怜的病人只能被当做试验品。现在我们到医院里去，医生叫你去检查，告诉你什么地方出了毛病，讲的都是病灶。病灶里的组织被切下来，给微生物学家或细胞学家在显微镜下看，告诉你是什么“病因”。这里面有多少不科学成份，没有人敢追究。因为大家都是外行，只有看显微镜的这个人是“内行”。現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窍门：所有肉眼看得到的、仪器检查得出来的实体性的东东全都不是病因也不是病理。因为那是生命软件所生出来而表现在躯体硬件上的结果，绝对不是原因。那些“内行”们实际上也是给西医学蒙住了。　　在患胃溃疡病人的病灶里找到了螺旋杆菌，是不是就能算患胃溃疡的原因？我认为还是错的——是结果不是原因。西医免疫学的祖师爷赖特爵士，从疖子里挖出脓液，发现含有葡萄球菌，就认为这是病人生疖子的原因。于是他用杀死的葡萄球菌做成疫苗，注射到病人身体里治疗疖子病。用了两个月，却不能使病人康复。我们农村里的一些农民，用艾绒灸疖子，却一灸就好。就细菌学来说，赖特是专家；就治疗能力来说，他还不如一般的中国农民。　　胃溃疡的病因是螺旋杆菌，疖子的病因是葡萄球菌，不管它是不是科学发现，病人的要求是治好病。医学研究的目的不是“科学发现”了什么细菌是病因，而是让病人恢复健康。现在人们已经知道人的皮肤上，就有无数的葡萄球菌，它们不仅不会使人们生疖子，还给人们组织起一张保护层，防止皮肤受到损害。所以，很多微生物学家们劝大家少用杀菌肥皂。我年青的时候，曾因头皮痒而不断洗头，一天甚至好多次。越洗却越痒，头皮都抓破了。一天去理发，理发师看见我头皮抓破，就说，你少洗头就不会痒。后来我就很少洗头，真的没痒了。现在想想才知道常常洗头是破坏了皮肤的保护层之故。　　1890年，英国建立了细菌学，赖特提出了细菌感染的学说，外科病理学家们纷纷以细菌感染病灶为病因了。这说明，西方医学的内科病理学，因缺乏扎实的生命研究基础，只能逮到什么说什么的道理。其实，细菌感染强调的是外因说，生病是生命过程中的变化，主要是内因起作用。　　生病是人的健康的一种变化——从正常现象变为不正常现象。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依据。照理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例如，某种细菌或病毒侵入人体，于是体温升高了。体温升高，是变化的表现。它为什么升高，原因是细菌激发了人的抗病能力，或者是体内毒素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暴发，是生命对付毒素的解决方法。是生命使体温升高。因体温升高，入侵的微生物或体内的毒素因发热而得到排泄。因此，这种发热是生命的自我维护，是正常的生理现象。里面有很复杂的变化原因，却被单一化为某种细菌的外来感染。　　生命是个复杂的巨系统。作用于生命体上的事物，都必然地需要通生命本身的作用而表现出来。引起疾病的某种原因与人的生命是共同作用，表现出来的状态，称为疾病。例如发热，它是机体皮肤散热孔的密闭，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增强，代谢机能亢奋，这是因为个体生命一系列的变化关系造成的，因此，病因在于生命信息系统之中而绝对不在于身体。任何生命都是个体，都具有个体特异性，疾病的表现当然就各色各样，各自不同。例如即使大家都吃同一种食物，带有同一种致病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同一种疾病的表现。　　现代医学把病因单一化，例如把某种疾病，单一地解释为某种微生物的感染，就不再讲这感染后的周围关系，或者感染活动中的受主的生命活动和它的一系列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动态性。其实这并不奇怪，西方医学只有排除这研究的复杂性，只有进行单一的对抗某种微生物的研究，才能研制和生产它的药物。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体外的实验，才能所谓取得“科学依据”。正因为它是排除生命本身的参与，它就根本不可能维护生命的健康，而且必然会对生命产生危害。　　（二）治疗用药划一化：　　照理说，诊断是治疗的眼睛。医生先通过诊断，根据诊断出来的结论进行合理的治疗，使病人获得最有效的治疗。但是，不管怎样的治疗，医生都无法知道病人对治疗的反应结果，这是治疗的难点。只有中医的针灸，绝大多数时候，可以迅速知道效果。然而西医的对抗疗法，例如对发烧用退热药、疼痛用止痛药，以及使用输液治脱水，输血治失血，似乎也就能马上知道疗效，但正因为生命是一段时间，真正有效或无效需要时间的检验。所以，诊断也就有了真假的区分。看体温表已经退烧了，或者个人的感觉已经没有疼痛了，诊断是否真正正确，最后决定疗效的有无，仍然是时间。骗是永远不能长久的。　　现代医学的内科是诊断与医疗分家，使医疗成为瞎子。所以，邹纪平先生称医院里的医生为“集体医盲团队”。表面上，病人到医院看病，医生开检查单叫他去检验室检查。病人回来时带来的检查单说明诊断的结果，但医生所开的药方与检查单上的结果搭不上边，这是常有的事。　　医生通过仪器诊断确定治疗方法。但是，病人花了很多钱，甚至忍着巨大的检查带来的痛苦，付出一定的体能耗损，通过诊断，获得的是一张无用的废纸，几个与治疗毫无关系的，有的甚至是医生也看不懂的名称。读者觉得奇怪，医生开检验单给病人去检查，病人检查后把单子拿回来，这医生面对单子没真正看懂，就稀里糊涂地给病人开药方了。医生骗人当然自己知道，因为这药方与病人的病情并不挂钩，他心里明白，但不能说。　　这当然不能怪医生，要怪的是这个医学的专业化。例如病理检查单上写的是某种细胞癌（小细胞癌、腺细胞癌、鳞状细胞癌等），医生面对这样的诊断，毫无办法。他确实不知道用什么药对付这种特定的细胞癌是最有效的。这种病理检查叫活检，就是检查者需要做活体细胞检查，以便分清是什么细胞癌症。医生通过某种内窥镜从病人体内摘出部分活体组织，病人不能使用麻醉药，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有的人检查后，由于耐受不住痛苦而休克，还要医生立即抢救；有的甚至抢救无效而死亡。　　如果我们拿病理检查单询问医生，不管他是直接面对病人的医生还是病理科负责检查并医生：“你检查出并确定为这种癌细胞有无针对性药物或方法？”医生必一脸茫然。因为，他根本拿不出相应的药物，老师的教材中没写到这种本事。病人忍受高倍的痛苦和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只是为了拿这张单子中的细胞名称，却达不到任何治疗目的，天下竟然有这么蠢笨的病人！其实谁都没有去想，这不是病人或医生的蠢笨，而是医学在耍花样。　　英国最近有本书叫《别让医生杀了你》，第4页中有句话让人回味无穷：“最近据美国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如果医生在诊断时更多的用他们的大脑而不是仪器的话，那么现在死在医院里的10个患者中，有1个至今仍然活着。”这就是现代医院里，检查仪器不断更新换代所铸造的结果。拿最先进的射线仪器来说，从X射线检查，CT扫描、磁共振仪到全身扫描仪（PET），不断升级，不断提高诊断的准确度，其结果如何？让人吃惊：提高了死亡率：10个患者中本有1名还不会死的，也被弄死了。这像话吗？不过，有一点我们的读者千万不能错过：诊断费用越来越高了。医院收入多了，病人死的也多了。　　我有个患者姓康，本来我个很强壮的小伙子，只有33岁。医院咳嗽治不好他的咳嗽，就叫他做射线检查，说疑似肺癌。于是给做了3次气管镜，“活检”得他胸膜得炎症，有胸水，至今很难治愈。上海患者陈彪，也是咳嗽被医生治不好，医生说他得肺癌，医生要他第二天上医院做气管镜检查。正在全家急得团团转之时，他女儿在温州的一同学上他家。闻此消息，就叫他给我打电话咨询。我嘱他不要做这个打算，告诉他这样的确诊对治疗毫无好处。后来到温州诊治三四次，什么都正常了。这里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受到气管镜的伤害。我总是与患者明白地讲明，无论什么疾病，它之所以能治愈，全靠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没能力恢复，即使是神仙，也治不好你的病。因此，有一个明白的规则必须记住：不管治疗或检查，凡是伤害生命自组织能力的一切检查或治疗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但是，现代医院中不断增添的几乎所有检查仪器，都带有伤害性，其目的，根本不是为治好病。　　也许有人会问：“按此说，所有的内窥镜和X射线检查仪器对病人的检查，就全部是错误的？”是的，而且，其检查结果，对患者只有害处，毫无用处；但是对院方确有两种用处，一是它能替医院赚病人和国家的钱；二是它可以掩盖医学的幼稚和无能。笔者并不想把西医说得如此低能，希望它的内科学，多多少少让我有点可以称颂的地方，以免别人说我过激。但我确实想不出它有哪一点点的好处，即使是在历史上的。　　或许有人认为它所提出的病灶这个概念，对外科手术来说有点好处。检查仪器的伤害可以增加手术的准确性，但这不是内科的事，而且被用于内科造成的伤害远远超出了它的收获。这里还必须讲清楚，西方医学将外科的成功“嫁接”为内科的成功，掩盖了病灶病因说的错误，导致病灶感染论流行，动用外科手术治内科病，都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内科病的主角是病人的生命。所有的表现是生理的自我维护，而不应该被看作病理现象。所以，马根迪说：“如果连一个可以遵循的生理原则都没有，那么，我们就不再奇怪自己需要行医成功的可悲心理了。无论这会多么痛苦地刺伤我们的虚荣心，我们都要毫不迟疑地宣布：我们完全忽视了引起疾病的生理障碍的实质，以致不会考虑可能产生更好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把病人交给大自然去治疗，可实际上，我们经常是硬着头皮去行医，根本不知道自己行医的原因和合理性；我们正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行医加速了病人的死亡。”（《现代医疗批判》第130-131页）　　迄今为止，西医内科仍在“硬着头皮去行医”，利用各种仪器寻找病灶，作为搪塞病人的借口；对病人表现出来的所谓“病理”进行压制（也就是对抗），取得所谓的暂时“缓解”或“疗效”，事实这些“缓解”或“疗效”却是以病人的生命信息的损耗或痛苦获得的，最后必然是“行医加速了病人的死亡。”例如发热本是生命抵抗疾病的生理现象，医生却采用退热的方法（放血退热或用退热药退热，或物理降温），用体温高低证明治疗效果，大批病人因错误退热导致死亡，却被歪曲说成是流行病的厉害。　　再如患者身上查到了结核菌，就把它叫做结核病；身体上查到有癌细胞就是得癌症；有HIV病毒的就叫做得了艾滋病……谁都不去想，这种把病因病理往实体方向单一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方便研制药物和生产药物。例如，是结核病就生产抗结核药，是艾滋病，就生产AZT。至于它能不能真正治好病，与制药公司的目的无关。制药公司只要求能使食品药品管理局同意上市，获取利润最大化。美国并以此囊括世界财富而构筑了药业帝国的霸主地位。　　把病因定为结核菌感染，就可以借此分离结核菌和培养结核菌，研制抗结核药物做在体外的杀菌实验。药物研制出来后，做动物杀菌实验，然后再转到病人身上。于是就有了各种抗结核药物。但是，从其结果来说，这些抗结核药物无不伤害肝功能，也不可能全部杀死体内的结核菌。因为“在每个人的肺里，都居住着数百万个结核病杆菌，但我们能完全容纳它们，而且它们也非常安静地居住体内，并没有向身体细胞发起疯狂的进攻。可是，它们又为什么突然袭击身体的某个器官（经常是肺），从而使我们染上结核病呢？”（《现代医疗批判》第42页）　　这说明结核菌在人的身体里，本就不会产生结核病，从结核病人肺里搞出结核菌当病因是误诊，即使过去是无意的。现在知道了而不纠正，却是有意的误导，目的不是治病，而是卖抗结核药物。医生也不是不知道这种药物导致比结核病更危险的肝损害，他们也没有办法。　　在微生物学家们还没有在人体的肺里发现有结核菌的时候，说肺结核病人是因为结核菌感染导致得结核病。而现在发现了每个人的肺里都有，这种病因说就无法自圆了。我们不怪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如今认识到了，需要进行纠正。但医疗已经商业化了，把研究出来的治疗方法当做商品出卖了。而患者买错了药物或治疗方法，不仅只是经济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生命健康受到损害：用抗结核菌的方法治疗结核病，造成肝功能损害，比结核病对人的损害更厉害。　　医学的实践行为是治疗。治疗的对象是某个病人。每一个人生病，其人自己就在抵抗疾病。这种抗病的能力就是生命力，也叫生命的自组织能力。如果这个人不能抵抗疾病，也就是他的生命力已经没有任何医生或药物可救了，那么不管他生什么病，都必死无疑，医生即使是神仙，也救不了他。　　既然每个人的生命力各自不同，也就是每个人生的病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不同抗病的能力也不同，每个人生的病，都有不一样的表现，这个原理千古不移。但，现在西医的这种给了固定的病名，就以病名确定用药，不顾药物用了后的变化，就有似刻舟求剑不可能治好病。　　根据这个原理，就应该针对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的表现，处以不同的药方。这种治疗的原则叫做个体化治疗。划一化就是针对某种同一的表现，施行统一的某种治疗方法，例如发热的一概退热，生结核病，一概用抗结核药物……现在每逢流行病，医院里排满队，实行统一的挂液退热消炎。但都免不了出现医源性药源性的死亡。患者之所以死亡，原因就是这种划一性的对抗性治疗方法。因为，统一地对待流行病，必然会有承受不了这种对抗生命而用药的患者。　　病人到医院里去，科室几十个，皮肤病叫皮炎；耳朵疼痛叫中耳炎；鼻塞叫鼻炎；咽喉红叫咽喉炎；扁桃体肿块叫扁桃体炎；咳嗽叫气管炎；发热、呼吸困难叫肺炎；胃痛叫胃炎；腹泄叫肠炎；尿道炎、阑尾炎、宫颈炎……那里不好那里有炎症。几十个科室只有一个病名叫炎症，统统可以使用抗生素消炎。这种划一化的病名，划一化的用药，不是有利于病人，而是有利于制药，使某种药品销量增多，获得的利润多。但是，它却违背了生命的特异性原理，因而导致某些不适应使用该药物的患者死亡，或成为长期失去健康的病人。　　看病的病人体质既然各有不同，就不应该同用某种统一的药物。治病方法的个体化是医学的根本问题，因为，是每个生命在生病，生命的个体特异性决定了它所表现的症状各自不同，治疗也必须各自不同。内科治疗，西医几千年也没有解决好，道路就在3000年前决定了：医学应该无为而治、自由发展，但权力的干预把它们只当做技术和商品而忽视了学术的提高。　　到盖伦那个时期，西方医学就转向了疗法而不讲理论了。西方医圣盖伦倡导放血疗法治疗发热病，又攻解剖学。他认为，人之所以发热，是因为血液中的毒素太多，只要放掉部分血液，就能退热。这种不分发热的个体生命的不同，统一采取划一的放血治疗的方法是错误的。生命是个复杂的机体，发热是它的表现，西医不首先解决这种表现的原因，而是只针对发热。　　可以认为，这种内科病的划一化治疗，如果没有行政权力的支持，是行不通的。假设西方出现感冒发热，如果把放血这个技术进行像中医这样的个体化使用，死人被发现后就会引起警惕，不仅传播不开来，还会马上反思，反思进行改进。这就不会造成像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那样死人2000万至5000万的事件了。西方医疗利用“感染”这个词恐吓人们，并勾结权力利用行政手段建立医院集中病人，治死了人就把责任推给疾病的厉害，就连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也给放血放死了，却没人知道这种方法是错误的。道理就在于西方医学有一系列的能自圆的欺骗手段，同时有行政权力的掩护。但是，行政掩护却只能使医疗永远不能进步。　　病人身体上有某种表现，只采用某种手工技术，把它压下去，就认为病好了。这种思想方法，叫幼稚化。用幼稚化的思想，指导复杂的生命疾病的治疗，必然会造成死人的后果。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治死了万人。流感发热的可怕形象便被宣传开来。这样就更远离希波克拉底的“自然能力”说了。　　从盖伦的论说和疗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医疗方法的划一化思想。这种医疗划一化思想本身就背离了生命的特异性原理。人的生命，人人不同，这就叫特异性。这种特性表明，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人，也必然没有完全一样的病。因此，治病的研究和治疗，必须适合个体化原则。就社会的基础而言，商业经营发达的西方，不可能产生合格的、个体化治疗的医学，而只能产生盖伦这样的医圣。　　这时期的中国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与盖伦就完全不同。《伤寒论》根据不同的人出现的不同发热的证，进行辨证论治。即治发热性疾病的理论和实践，以方证为治疗的准绳，其中对辨证、治疗、用药的讲究，给中华民族的后世留下了非常明白的规矩。以“六经”分类，以“传变”说明疾病的动态性及其变化的规律。例如麻黄汤治头痛、发热的无汗恶寒，桂枝汤治发热微汗恶风，小柴胡汤治寒热往来胸胁苦满等等，完全不同于那盖伦简单幼稚的放血。　　《伤寒论》单讲发汗，也就列出好多条不同的方法和规则，以及误治后的救逆方法。所以，在盖伦同时期的中国，诊治发热性疾病的规律已经被我们基本掌握，而在西方除了简单的放血外，辅助以甘汞通便、草药发泡三种，什么理论也没有。至于如何对待不同体质的人，西方医学更无能涉及。治病本就应该因人的体质各异，必须个体化的治疗，西方医学是不可能企及的。我总是与患者明白地讲明，无论什么疾病，它之所以能治愈，全靠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自己没能力恢复，即使是神仙，也治不好你的病。因此，有一个明白的规则必须记住：不管治疗或检查，凡是伤害生命自组织能力的一切检查或治疗方法都是错误的，不科学的。但是，现代医院中不断增添的所有检查仪器，都带有伤害性，其目的，根本不是为治好病。为了保卫你的生命自组织能力，你必须坚决拒绝这种种伤害性的检查和治疗。　　（三）医疗责任集体化。　　病人求医是把生命健康无条件地交给医生，而且还要给医生付费用。医生通过治疗，并不能保证有绝对把握，这种情况叫做条件不对等。对于这种条件不对等的关系，医患双方自古至今和谐相处无怨无悔，这是因为患者不能不承认医生不可能治好每一个患者的每一种疾病，也就是允许医生治不好病，这是客观现实。　　医疗中，医生个体与病人个体，是在不对等的基础上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关系，是经过长期历史形成的一种默认关系。病人根据众人的口碑或自己的多次接触信任医生，才给了医生如此贵重的托付。医生个人接受病人的这种最为贵重的托付，除了尽职尽责无别的回报。所以，古人才说大医精诚。除了“精诚”，无以为报。我国自古以来医生都是个体行医。个体行医、个体负责，积累经验为做医学奉献，而不是为自己出名当权威。这才能使医学理论得到提高，医疗方法得到发展。这是中医之所以成熟的根本原因。　　医生与病人——治疗者与求治者，本来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因为办医院而被集体化了，变成了病人与医院的关系。医生个人的责任心和道德，通过医院这个组织和医学知识的教育，被消失了，医疗的错误得不到纠正，医生医疗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差，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医生被变成只是个为医院开卖药单子的，成为不需要再对病人负责的人了。这就叫医疗责任集体化。　　如上所说，治病，先要讲病因，即患病的原因；后讲病理，即生病的表现。病因讲错了，就是治疗的对象错了；病理讲错了，治疗的方法就是错的。治疗错了出事故，责任怎么解决。责任解决不好，便是社会纠纷。西方医学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没讲清楚，这就是病人的病理表现实即生理表现；他们的对抗疗法（亦即压制疗法）的错误在于它压制了病人的生理表现。这就是治疗之所以导致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　　无论是在诊所或医院，都会有人在治疗时，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亡，医生找不出原因，讲不出道理，只好把它说做“药物过敏”，这不过是对病人的搪塞理由。病家可以欺骗，但欺骗不能长期，总会有被揭穿的一天。所以，使用化学药品，进行划一的治疗，由于人生就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即使能把使用的药品毒性减到最轻微，还是有人免不了突然死亡。因此也就免不了发生纠纷，免不了由第三方出面解决。但治疗方谁来承担责任？而现代医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过不了关，医源性药源性致死经常发生，当然谁也不愿意来担这个肩子。因此在理论上必须不断进行圆谎，还必须利用集体的牌子承担责任，真的难以自圆其谎那就赔点钱不了了之，这才是组织医院的原因。集体牌子既己承担了医疗责任，医生无责可担便不求上进。这就是医院里的医生在治疗后从不与被治疗者联系，关心治疗后的情况的原因。　　我作为中医，给患者治病，不只是开了药方，还要保证药配得齐全，有时对患者施用某些简单的外治方法，如挑针、米粒灸等，以减轻病情，促进提早愈病。并早给患者联络电话，告诉患者服药后出现什么反应，可以随时联系，以便告诉他们及时采取一些方便的治疗措施，解决用药后出现的一些变故，增进抗病能力。所以，我的朋友邹纪平极其反对“临床”这个概念。我认为其中不无道理。　　“临床”，把病人与医生都“绑”在病床，让学生有学习的机会，实际是使病人成了医疗的试验品。内科医生实际只是个开单子的：一是检验的单子，二是住院的单子，三是买药的单子。当他看到检验指标高的时候，就装起大惊失色的样子：“这么重了！赶快住院。”其实，这医生根本不知道何谓病的轻重。　　“临床”还有随时可以观察其变化的意思。其实，西医，除了外科手术后病人，需要“临床”之外，内科病人只有极少数有“临床”意义，大多数人住院没有任何用处。病床建设对以赚钱为目的的现代医学来说，其一是病人住院可以增加医院收入；其二是病床床位多少可以作为评判医院规模的一种指标；其三是对医政领导来说增添床位可以算是一种政绩的指标。　　很多内科病根本不需要病床，在家无论如何都比住院好。有些病随便在哪里都可以进行治疗。中医的外治法就有几十种，随时随地都可进行。我的一患者，发热来治疗，服药后热退小便不通，少腹胀满，打电话来。我就告诉他买两斤葱，用布包放脐上，用热水袋熨，病人按我的吩咐做了，果然通了。问我要不要再服药，我说只要在家好好休息就是。像这样的病，病人省了麻烦，医生得到经验，跟医生学习的学生也学会了方法，根本不需要“临床”。做中医，很多病都这样处理，学生学到的东西都比床位多的医院好。　　我认为，医生在看了病之后，必须把联系电话告诉患者，必须担当起治疗后续处理的责任。凡是不与病人建立联系的医生，就不是一个好医生。医生的进步提高，都是与患者紧密联系的结果。患者的反应就是医生的经验，应该珍惜。我认为，中医医生与患者的这种关系，是个体负责的关系。现在用医院的衙门牌子，屏蔽了这种关系，这也是西方内科医学之所以不能进步的原因。　　每一个医生，治疗经验都是从零开始的，谁也不能例外。因此，通过治疗与病人建立密切的联系，才是每个医生提高自己治疗能力的根本。可是，在医院里的医生，除了病人住院没办法推开外，基本不与病人联系的。这是因为内科的治疗效果不好，出现问题不好答复，出了事故无法摆脱。医院的衙门官僚制实即大家都不负责，出问题医生可以推脱自己不知道。　　现代医院制度，把医患关系变成了医院供应与个人消费的经济关系，即患者个人与医院法人的市场关系。病人求医把生命与健康无条件地托付病人给医生，还要给医生付费。不管医生或病人，在治疗或用药后，结果如何不可预测，因此，医生从不向病人保证一定会包治包好，只能以良心尽自己的努力；病人也不会因治不好而埋怨医生。集体医院制度使这种关系被消亡了，这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医院之产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用医疗机构责任来替代个体大医精诚的良知责任的做法，却是错误的。内科医生在医院里，实际只是个开单子的，不是个看病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维持最多的个体责任？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必须维持最大限度的个体诊所。国外连西医也开个体诊所；而国内，还在追求50年代的集体化。为什么？因为国内医疗市场化使西医医生用药和治疗方法的积极性远超国际。这样，就使得医疗事故同样远超国际，只有大办集体化才可以避免露馅。　　病人的病能不能好转，情况十分复杂。除了药物和治疗方法外，个人的思想、环境、饮食等，也会起较大的作用，主要还是靠病人自己的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有时候食物禁忌也会成为主要因素，所谓药食同源就是这个意思。医生的治疗对病人来说只是帮帮忙的。当然，这种帮忙也必须是关键性的帮忙。因此，即使出了问题，病人只能自怪环境生活没处理好，或自怨择医不当，而不怪医生。医生治病的责任很大，都免不了有治不好的，甚至有危及生命的。在这种情况发生后，医生已经尽职尽责了，病人也就不怨不悔。自古以来我们建立起来这种病人与医生的相互信任的和谐关系，却因为错误的医院制度被破坏了。　　实际上，西方医学只是一台以制药公司为核心的赚钱大机器。医生个人只是这治病机器中一个被动的、照章办事的小零件，无任何主动权。诊断错误是仪器的责任；药物用后感觉不对或出医疗事故是制药公司的责任，都与医生本人无关。因此，自然形成的道义责任被医院的机构承担取代了。病人本来是与医生产生个人的关系，现在却被转换为个人对医疗机构的关系。这种个人责任机构化和虚拟化就是医疗错误无责任化和虚无化。结果不仅是医学不能进步，医生不能提高，医疗道德丧失，医生个人良心消失，而且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古怪事件：外科医生收红包，内科医生收回扣，医闹、医赖、杀医，医卫、医镖……这就是个体责任虚无化的结果。　　西方自盖伦始，认为放掉静脉血会降低毒素含量，实际没任何依据。但在生命和健康研究极其贫乏的西方，这种粗陋的技术，也就流行起来，一直用了2000年。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许多病人因放血治疗而死亡，被宣传为感冒厉害。近几年本在中国人眼里不足轻重的感冒，在西方制药公司的舆论和科普下，恐怖气氛浓郁，就似凶煞恶魔降临，全世界风声鹤唳，卫生部门层层布防，“全民皆兵”。至此恐怖气氛卯足之际，西方制药公司则“光明正大地雪中送炭”把早已储备好的防疫疫苗推销一空，实际在演双簧。我们的头人们也不动脑筋不去想一想：任何微生物都受气温、干湿度、光照的限制，根本不可能自由传播到全中国。这实际在接轨国际演双簧。　　从盖伦设想治发热用静脉放血的疗法后，尽管放死了很多人，例如华盛顿也被治死了，医疗一直沿旧习而不改。其实不是不愿意改，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也不知道该怎么改。19世纪，著名医生路易斯对放血疗法做过疗效对比研究，认为这种方法不好，但1912年，他的崇拜者医学家奥斯勒仍在他的内科学教科书上认为，“如果病人年青而健壮”，在患肺炎早期，仍可推荐使用放血疗法。这说明，疗法改革的困难不同于任何一种技术。直到阿司匹灵出世，才取代了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但仍没人知道不管是放血退热，或用阿司匹灵退热，或者用现代的抗菌素加激素来退热，在病人发热时使用退热的方法就是完全错误的。20世纪后半期，西方的非主流医学的医学家们发现，绝大多数发热现象乃是人的生命自己组织抵抗和消除疾病的生理现象，西方医院里的医生才逐渐放弃施用退热的治疗方法。但这种退热的方法在我国，仍方兴未艾，医生们不愿放弃这一能赚钱的绝招：利用输液来发病难财。　　看病的医生也没用药的经验，所持的依据是药物说明书。假设制药公司做假，医生也不知道。这样，就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医生出了事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因为诊断错了，那是别人给诊断的；用药出现不良反应，那是制药公司的责任。这就是说，医生只是这集体医疗中的一个环节，既不负责诊断，也不知药物的用法，只负责开药方的这一工作。医生本人，只相当于集体机器中的一个零件。医疗的信息反馈亦与他无关。这就是为什么治疗尽管死人很多，医生个人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经验教训。　　西医在治疗时，与中医根本不同的是，他们对所用的治疗方法或药物所造成的结果不仅毫无把握，有许多还有伤害。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制药业全面控制，个人的主动性无法发挥。他们不像中医治疗或用药，都经长期实践和考察，从治疗或用药中观察得到经验，或使用有效，有一定把握才进入临床的。由于中医是辩证施治的。能及时掌握“证”的变化而知道治疗或用药的正确或错误，及时决定坚持或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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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现代医学组织政医一体化　　组织政医一体化就是指医疗组织与政体联姻成为利益相关、生死与共的一个整体，权力被利用为掩盖医疗错误、拉医疗业务和打击压制不同医疗派别的工具，把医院办成衙门。　　西方医学能拿得出去讲得响的只有外科手术。而外科手术只不过是手工技术，虽然它补充了中医在硬伤外科方面的某些不足，例如战争、天灾、车祸等突然而来的灾难造成的机体伤害，需要外科的应急治疗。但外科手术一经越出硬伤外科的界限，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把好人搞成残废，甚至无端送掉性命。很多残废人都是外科手术出的“成果”，误人一生。所以，如何正确界定硬伤外科的有关概念是十分重要的、万分紧迫的学术课题。西方医学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奉解剖学为医学的基础，还让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也把它作为基础，误导了多少学子？耗费了他们的青春不算，又使得中医学后继无人。　　外科手术如果使用不当，就具有很大的伤害性。因此，西方早在3700年前就立法解决关于外科手术使用不当的赔偿条文，以制止外科医生乱动手术，造成医疗纠纷。但到了现代，这种外科伤害的纠纷都归之于医疗事故，由卫生行政部门成立医疗事故鉴定和处理了。而且，这些鉴定和处理组织的成员，都是现代医学人员。这种做法类似于监守自盗，使医疗事故处理失去公正立场，导致医患矛盾激化，在我国，由于医疗监督权力制度性的偏袒，医疗纠纷更加无法体现公正，导致杀医事件不断发生。　　组织政医一体化就是指医疗组织与政体联姻成为利益相关、生死与共的一个共同体，权力被利用为掩盖医疗错误、拉医疗业务和打击压制不同医疗派别的工具。在我国，这种政医一体化的相互利害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不只是言行上诋毁中医，而且利用各种方法阻挠中医发展。　　有史以来，国内外哪有医院设保卫室的？就连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都知道医患关系的紧张，责任完全在医疗方。是因为医疗人员的言行举止，缺乏医德的约束，所以，笔者为此，写就《医疗行为准则》，并已在网上发布。　　（一）与权力联姻使医院变成了衙门　　医疗弄得不好会使病人受到伤害，造成医疗纠纷。西方3700年前就有处理外科伤害的专门法律，但却没有对内科医疗处理的方法。到了现代，外科伤害与内科混在一起，实际是一种倒退。西方医学靠外科起家、发财，近一百多年，才从外科进入内科，占领内科治疗阵地。我讲“占领”是讲他们把治疗当做生意经，每一种做法无不带有生意经的观点，弄得医学不成为其学术，而只是一个生意经罢了。　　医疗既然被作为生意经，买卖双方自愿、自由选择。医疗在西方，3700年却的汉谟拉比法典显示，政府已经对医疗进行了管理，许多错误的外科手术伤害，医生要受到严厉的处理，如同刑事犯罪的处罚。但内科没有类似规定。这说明，当时的权力与医疗、内科与外科是严格分开的。　　之所以严格分开，是因为，政府作为权力一方，对医疗行为容易产生纠纷的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可以作为仲裁的第三方主持公正调解；外科发生纠纷，责任归属十分清晰，容易做出法律裁决，而内科事故，伤害后果不严重，发生原因双方自己都搞不清楚，责任归属不明，不易动用法律手段处理或解决。这就是汉谟拉比法典内科纠纷不设律条的原因。后来医学发展方向出错，外科医生成了内科的病理学家，错误的病理学被医药财团利用，政府的权力被财团掌控，导致行政权力与医疗一体化，行政权力受控于财团从而失去了第三方立场，站到了被损害方的对立面。　　核心提示：山东寿光一名市民称，村民郭盼忠因身体不适到市人民医院就诊，因医院“CT晚上关机”延误治疗导致死亡。死者家属为讨说法向院方人员下跪，但院方对此无动于衷，领导坐沙发上昂首以对。记者前往医院进行采访，1名记者被打，设备被抢。目前，院方没有任何正面回应。　　在寿光市人民医院接待室，3名死者家属向院方人员下跪，院方人员表情漠然。　　大众网寿光7月18日讯7月16日，寿光市民拨打大众网热线，称古城街道南孙云子村村民郭盼忠身体不适到寿光市人民医院就诊，却因“CT晚上关机”，延误治疗导致死亡。令人瞠目的是，死者家属为讨说法向院方人员下跪，面对跪在脚下的家属，院方竟然无动于衷，无人将家属扶起。而两名大众网记者在17日前往该院采访时也遭遇野蛮阻拦、抢夺设备，其中一名记者被殴打。对于这起医疗事件和野蛮阻挠采访的行为，院方至今没有任何正面回应。　　CT关机不予检查，家属斥老父因延误治疗而死　　7月17日上午，大众网记者赶到寿光市古城街道南孙云子村，找到死者郭盼忠家，却见大门紧锁。经了解邻居得知，郭盼忠家人在寿光市人民医院讨说法。11时左右，大众网记者赶到寿光市人民医院，见到死者郭盼忠的家属。家属称7月13日晚11点半，郭盼忠感觉身体不适，家人便陪同他到寿光市人民医院急诊室。医生初步检查后称需要做胸部CT，家属缴费后到CT室，却被告知“CT刚关机，除重病患者都得明天才能做”。　　家属称郭盼忠回到急诊室时候已经非常难受，医生便给开了X光片的单子。但X光片并不是很清楚，医生说很难确定病情，只能先住院治疗。患者转呼吸内科治疗，值班医生同样要求做CT，但再次被CT室拒绝，家属称医生便只给患者打一些常规药物。　　家属称，次日凌晨4点左右，郭盼忠病情越发严重。“刚开始时咳血，再到后来躺在地上吐血。这时候值班医生才给我父亲化验血，做一些相关检查。后来看没办法，我要求送到重症监护室，可医生说已经这样，即使送进重症监护室也很难救治了。”郭盼忠的儿子说。　　5点左右，郭盼忠最终抢救无效死亡，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家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昨天下午还哄着孩子在街上玩，去病房时候他还是自己走着去的。住进病房前几个小时只做了一个X光片，还没有确诊的情况下便注射常规药，直到临死才做血常规检查。”家属称院方这种工作方式非常不负责任。　　“医生说CT室11点左右关机，只有重病人才给开，那怎样才算重病人？当时急诊上也说我父亲只有做CT才能确定病情，医院很明显延误治疗。到现在是什么原因死亡的都不知道。”郭盼忠的儿子称。　　家属称出事后找到院方讨个说法，但医院唯一的回应就是“院方无过错”。“我们跟医院协商好几天了，他们想尽办法一拖再拖，就是不承认有过错。昨天上午医院说同意给我们减免医药费，既然你没错为何减免医药费？我们就是想要个公道。”　　大众网记者现场采访，横遭院方殴打并抢夺设备　　17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大众网记者来到寿光市人民医院接待室欲采访跟死者家属协商的领导，但接下来的场景让大众网记者始料不及，心情激动的死者家属当面给医院领导下跪，面对跪在自己脚下的家属，医院方面竟然无人搀扶，几个在座的领导看到大众网记者后起身离开。而就在这时冲进两人，一个个子很高的男子上来就抢夺大众网记者手中的摄像机，态度非常恶劣。　　大众网记者准备离开，但院方十几个人将大众网记者拉至接待室门口，暴力抢夺摄录设备，并扬言“把他们扣住，让领导过来领他们，看他们能有多大本事”。大众网记者两人被十几个人推推搡搡堵在楼梯口，能做的只是每个人紧紧抱住手中的设备。　　最先进门抢夺摄像机的男子气急败坏，在大众网记者头上打了一巴掌，大众网记者刚回头，那个男子将他帽子摘下，在他头上又打一巴掌，然后将帽子狠狠摔到他身上，口中骂骂咧咧。看情形不好，大众网记者想打电话报警，手机却被寿光市人民医院宣传科杨涛夺去。无奈之下，大众网记者被逼到二楼。随后，三个人把大众网记者带到二楼会议室，其他人则在楼下与死者家属拉扯。　　大约十几分钟后，寿光市人民医院宣传科杨涛上楼，将电话还给大众网记者。最后，在胁迫大众网记者接受不再采访后才得以离开。　　对此次医疗事件及殴打记者行为，大众网将继续追踪报道。　　（本文来源：大众网）责任编辑：NN090　　患者死亡是因为被延误检查时间造成向医院讨说法，是有理的一方向输理的一方讨说法。正因为输理的一方权力在手，有理的一方“下跪讨说法”，说明被医疗方的无奈。中国人习惯向政府官员下跪，几千年无不如此。向医生也有下跪的，病急求医生急救的——跪求；或者非常危险被医生妙手回春的——跪谢。但是，从来没有人持理与人讨说法而跪求的。我认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所没有记载过的，可不能算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只能算是中国医政一体化所表现的的特色景象。　　国外也搞医政一体化，但无论医院有多大，他们的院长也不会在患者家属下跪时表现出如此的麻木不仁。即使是一般人等，多少总懂得个礼节，人家正当问道理的下跪了，该怎么对待。这院长即使没一点知识，没一点常识，总有一点人性吧！即使患者家属要求是错误的、无理的，人家家属在医院里死了，下跪问个道理，认低一格了，谁都会赶紧双手扶起。这叫做还之以情。封建时代的官员也不会如此无礼无节。难道现代社会里的医院院长礼节降格了？　　古代视气节为生命。“士可杀而不可辱”，个人尊严比什么都重要。“下跪”意味着被医疗方可以放弃个人尊严，要求医疗方承认延误诊断时间致患者死亡的错误。至于有无延误则是很容易弄明白的，争也没用。稍有知识者只要未绝对官僚化，都很容易弄清楚，没想到的如此患者家属竟然会遇到如此摆臭架子的医院院长！这种现象只能说明政医一体化的凶恶可憎，毫无人性。　　记者调查做客观报道，手机被公开抢夺，是正当还是持人多势众？如果医院不把自己当国家机关，敢出手殴打记者，不允许记者进行报道，同时强行抢夺记者用具，敢如此大胆妄为？这是政医一体化撑腰所结的恶果。　　靠单一的病因病理学说和划一性的治疗就容易被揭穿，如今它能如此坐大，实际全是权力的“功劳”。例如山西注射疫苗死了一百多孩子，如果权力不参与，马上就会被追究原因，最后被揭穿的必然是防疫这概念本身就存在许多不能自圆的错误，但是，正因为它权力在手，掩盖有法，例如把错误推给疫苗处置不当，这里又压制媒体全面揭露。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的孩子仍因防疫这一行为而处于危险之中。国外已经有许多研究资料证明，防疫并不成功，很多疫苗使孩子受到损害，有的失去生命，有的终身残废。　　西方的政医一体体制，权力与医学还是有所区分的。西方是民主政体，所以它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发表，包括激烈的言词。医疗是属于学术范畴的，权力是属于政法范畴的。医疗错误被揭露快，改进也快。这就是说，西方医疗怪物的“制动刹”是开着的。但是，他们缺的是没有中医医学的哲学背景，缺乏中医的元整观，不容易看出医学本身毛病的实质。　　而我国虽然有中医，却是个集权的政体，权力与医疗一体，医院等于卫生部的直属机构，根据医院的大小，医院等同于行政单位，院长等同于行政长官。这等于政府主动承担医疗事故的责任，把学术矛盾揽给自己，医疗错误则更无法无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早就叫停的医疗方法或药物，在我国仍然横行无阻。医疗事故被当做行政丑行不允许揭露，遭到压制。压制又酿成杀医事件的不断发生。　　由于舆论的控制，媒体不敢刊载医疗事故信息，错误的治疗方法不能及时让老百姓知道，医生常常将错就错，反正下了班就连错误也“下班”了。患者要是告到医疗事故处理办，那里都是将退休的卫生部门官员——自己人，手肘总是往里弯的，有点像监守自盗，反正他不怕打官司。致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矛盾尖锐化，这才会频发不断的杀医事件。　　而针对杀医事件，医政部门却认为是医疗机构缺乏治安力量，要求医院设警卫室，就像政府机关一样需要加强保卫。这就等于旗帜鲜明地宣告，医院就是名正言顺的衙门。　　（二）与权力联姻掩盖医疗错误　　如果医疗让病人自由选择，像现代医学内科这样缺乏治病能力，靠单一的病因病理学说和划一性的治疗就容易被揭穿，如今它能如此坐大，实际全是权力的“功劳”。例如山西注射疫苗死了一百多孩子，如果权力不参与，马上就会被追究原因，最后被揭穿的必然是防疫这概念本身就存在许多不能自圆的错误，但是，正因为它权力在手，掩盖有法，例如把错误推给疫苗处置不当，这里又压制媒体全面揭露。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的的孩子仍因防疫这一行为而处于危险之中。国外已经有许多研究资料证明，防疫并不成功，很多疫苗使孩子受到损害，有的失去生命，有的终身残废。　　政医组织一体化就是与政治权力结成一体。西方的政医一体体制权力与医学还是有区分的。西方是民主政体，所以它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和发表，包括激烈的言词。医疗是属于学术范畴的，权力是属于政法范畴的。医疗错误被揭露快，改进也快。这就是西方医疗怪物的“制动刹”是开着的。但是，他们缺的是没有中医医学，缺乏中医的整体观，不容易看出毛病的实质。　　而我国虽然有中医，却是个专制的政体，权力与医疗一体，医院等于卫生部的直属机构，根据医院的大小，院长就相当于某级行政干部，可以是个完全不懂医学的外行。这等于政府主动承担医疗事故的责任，把学术矛盾揽给自己，医疗错误则更无法无天了。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早就叫停的医疗方法或药物，在我国仍然横行无阻。医疗事故被当做行政丑行不允许揭露，遭到压制。压制又造成杀医事件的不断发生。　　由于舆论的控制，媒体不敢刊载医疗事故信息，错误的治疗方法不能及时让老百姓知道，医生常常将错就错，反正下了班就连错误也“下班”了。患者要是告到医疗事故处理办，那里都是将退休的卫生部门官员——自己人，手肘总是往里弯的，有点像监守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