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hiv患者可以转阴吗该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朋友们吗

如果艾滋病人用注射器抽自己血然后注射给我,该怎么做?【临床医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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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艾滋病人用注射器抽自己血然后注射给我,该怎么做?收藏
假如艾滋病人用注射器抽自己的血液,然后马上扎入我血管注射给我,是不是我就一定会被感染艾滋病了?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尽最大可能减小感染,比如对方把注射器扎入我身体后,该做怎样的动作以尽可能摆脱注射器防止血液被注射进来。还有,之后马上去接受艾滋病毒阻断药物的抗病毒治疗,能避免感染吗?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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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你再扎别人咯
这个时候立马去医院啊,还在这问啥。
我想知道的是,去医院怎么处理?我觉得没救了
有救,不一定给你的血液里有病毒,不过还是要打阻断药。第3个月检查一次,第六个月再检查一次。
去疾控中心拿阻断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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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病人够狠
24小时之内注射高效价的血清或者疫苗之类的,就可以了
有阻断药,尽快。而且不一定能成功。
有阻断药,好像24小时以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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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趣而生,贴吧更懂你。或想告诉那些未成年艾滋病患者,你并没有做错什么
一个未成年艾滋病患者应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应该如何生活才能更安心和快乐?
知乎用户,认识世界靠的是好奇心,不是猎奇心。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有意义,但确实不好回答。根据 WHO 的统计,2013 年全球存活 HIV 感染者约 3500 万,小于 15 岁的感染者占 1/10 左右,其中 10-19 岁的感染者超过 200 万。2013 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专题内容就是关于青少年感染者的,这些孩子主要来自贫困地区,或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毒,或是因为输入带有病毒的血制品而感染,少数因为自愿或非自愿的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这些孩子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成熟就遭到了 HIV 的攻击,同时又接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因此更容易死于各种 AIDS 相关疾病。事实上,05 年到 13 年间,艾滋相关死亡数在普通人群中下降了 30%,而在青少年感染者中却上升了 50%。保守估计我国有逾万名青少年感染者,随着现代抗病毒疗法的普及,HIV 感染者寿命大为延长,将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感染者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东方直播间》做过很多期关于艾滋患者、艾滋儿童的专题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都去搜来看看。13.11.4 那期请了山西临汾红丝带学校(就是国母去放问过的那所学校)的校长、刘丽萍老师还有一名即将中考的艾滋孤儿翠翠到了现场,刘老师本人也是 HIV 病毒携带者。翠翠在 5 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携带了 HIV 病毒,由于当地疾控中心隐私保护工作的不到位,小翠翠感染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上学的时候村里的孩子老远见到就会对她喊,「艾滋病来了,艾滋病来了」,学校老师也只安排翠翠坐在教室里头的角落里,避免她和其他孩子接触。翠翠后来去了临汾红丝带学校,周围同学都因为艾滋无法正常上学的,他们在智力等各方面身体条件上一点都不比同龄的小孩来得差,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考高中、考大学,毕竟红丝带小学或中学都只是权宜之计,难道我们这个社会以后还要专门建红丝带大学,甚至红丝带公司么,接下去是不是要让所有 HIV 感染者去建国了?在这样一个区别化对待的过程中,当事人得受到多大的心里创伤?题主问「什么样的心态可以使未成年感染者生活得更安心更快乐」,我并非心理学家,我只能浅显地谈谈我的看法。我觉得,对于成年感染者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反复强调艾滋的可以治疗可以控制,帮助他们消除心头对死亡的恐惧从而重新建立积极生活的信心。但对于连「死亡是什么,艾滋意味着什么」可能都不太清楚的孩子们,你如何去要求他们『要坚强的活着』,难道他们在小小年纪就要承担这些苦难还不够坚强么?许多艾滋儿童甚至成年感染者都会自问这样一句话&&「我是不是做错了什 么?」,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心里头真的很不好受,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伤害别人,得病本来就不是个人的错,如果真是某些不好的行为得了病,那他们本身已经收到了最严重的惩罚了,为什么周围的人非但做不到雪中送炭,竟还要落井下石呢?如果我们真的想去帮助,那就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他们足够的陪伴,让他们意识到「你并没有做错什么」,同时从自身做起,去掌握科学知识,摒除偏见和迷信。对于那些大概知道艾滋是什么的孩子,重要的是教授他们关于艾滋的科学知识,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同时保护他人,同时让他们意识到「艾滋虽然很糟糕, 但它不是你的全部」,我一直都觉得,所有宽慰人的话中,没有哪一句比「You are not your worst part」来得温暖,也没有任何一句话比知识更能够给人力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大众对待科学和弱势群体的接纳程度就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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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官,这篇文章有意思吗?中国的艾滋病人真实写照!让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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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艾滋病人真实写照!让人震惊
18:01:44 / /被围观
世界卫生组织于1988年1月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去年确定2009年和2010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均为“普遍可及和人权”。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民族兴衰和国家存亡。当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还十分艰巨。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在切实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这是一组不同年代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国内外艾滋病人生存状况,给我们留下的是震撼、呐喊还是无语。
皮包骨头的艾滋病晚期病人。
皮包骨头的艾滋病晚期病人。
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两个孩子在严冬睡在铺着干草的屋子里,相互依偎着取暖。
艾滋病人腿部的疱疹,这是艾滋病发病的标志之一。
小夏(化名)的父母感染艾滋病先后去世。
老人想起死于艾滋病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
艾滋病晚期病人
艾滋病晚期病人
临终前的艾滋病晚期病人,拍下这张照片两小时后去世
这几头猪是艾滋病人家庭最值钱的财产,所以人猪同住一室。
小女孩给身患艾滋病的母亲端药
艾滋病人腿部的疱疹,这是艾滋病发病的标志之一。
艾滋孤儿指艾滋病患者死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艾滋孤儿小夏(化名)的手臂上刻满了“忍”“仇”“杀”等字。
父母感染了艾滋病,读书对这些并未感染艾滋病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一种奢望?
张老汉的几个子女感染艾滋病而死亡,78岁的他每天天刚亮就拄着木棍,步行十多里到县城乞讨,要来吃的带给76岁的老伴和孙子吃。可是现在他已走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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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患者被查出 HIV 阳性,中国医生可不能告诉她男朋友
作者:猫羯座
患者被查出 HIV 阳性,要不要告诉她男友?这两天,网上又热烈地讨论起这个问题,引起包括央视新闻等多个媒体的关注。这起新闻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化名为「小新」的男子,其女友(小叶)在婚检中被检出「疑似艾滋」,但医生未告知他该婚检结果,并通知他对方「没有问题,只是血脂稠」。最终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致艾滋病病毒感染。该事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亦引起了大家对医学伦理和相关法律的关注:一方面,我们明确地知道,艾滋病感染者(小叶)的隐私权需要被保护,但另一方面,作为性伴的当事人(小新)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及知情权,亦应当被保护啊!两者相权,究竟孰轻孰重呢?在许医生的前一篇文章中,向大家介绍了美国同行在处理此等问题时的做法。据介绍,当有可能危害到他人人身安全时,美国医生的选择是,病情应当告诉当事人,以造成最小的坏影响。但事实上,在中国,我们对此决不能按美国医生的做法而论。对于这个级别的隐私,实在是「不能说的秘密」。丁香园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的相关专家,得到的答复主要有以下几点:一. 根据我国《全国艾滋病检测工作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艾滋病检测确证实验室出具的艾滋病病毒抗体确证报告应以保密方式发送。艾滋病病毒抗体确证试验结果应当告知本人;本人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告知其监护人。」二. 在云南、广西等艾滋病感染率较高的省份,已经考虑推动立法,希望在艾滋病患者或病毒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其配偶或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人,当地疾控部门有权告知,以保护当事人。三. 艾滋病防治条例是国务院批准下发的,在防治条例未修改的情况下,应当遵照防治条例,依法行医。四. 视频中的医生处理失当,不应告知当事人(小新),其未婚妻「没有问题」,这是撒谎。正确做法是,明确告知当事人(小新),医生没有权利告知对方检查结果,不论结果如何,请对方两人自行商议。五. 另一方面,抱着「最大限度保护所有人」的信念,医生应该尽可能说服感染者本人(小叶),让其主动告知配偶自己的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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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例超九成性传播&青年患者成为主要群体 &&来源:&& 作者:董鑫
原标题:3181艾滋病例超九成性传播
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孙丽君透露,25岁至49岁的患者是日常接诊中“最主力”的群体 本版供图/北京佑安医院
志愿者定期到医院为艾滋病人服务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据市疾控中心发布的2015年北京市艾滋病疫情及特点情况显示,今年1到10月,北京市报告艾滋病病例共3181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5%。经性传播的比例达到96%,其中超过七成为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
今年全市共检测艾滋病360万人次比去年增111万人次
如果从1985年北京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开始计算,截至日,北京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8399例,其中超过七成感染者为外省市流动人口。从传播途径来看,全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近九成人为经性传播,其中同性传播占63.5%。注射吸毒传播1192例,占6.5%;其他传播途径共计1055例,占5.8%。
数据显示,自2013年起,通过为海洛因成瘾者提供社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接受治疗人员中未发现艾滋病新发感染。根据估算,针对男男性行为人群推广安全套措施后,每年减少了约800例该人群的新发感染。
据市疾控中心介绍,为遏制并开始扭转艾滋病蔓延,本市持续推进扩大检测,目前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及疾控机构全部实现艾滋病初筛检测,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具备开展快速检测的能力。从检测人数上看,2015年全市共检测360万人次,较2010年增加了111万人次。
平均检测天数缩短至4天
在治病人死亡率降至0.18%
市卫计委疾控处处长谢晖透露:“今年,我们将艾滋病患者CD4细胞检测血样首次采集关口前移至医疗机构,平均检测天数由2014年的30天缩短为4天,为早期治疗奠定了基础,还率先将耐药检测纳入常规检测范围。”
通过提早检测和规律的服药治疗,艾滋病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需要终身服药的“慢性病”。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京累计治疗9249例艾滋病病人,在治病人病死率降至0.18%,低于发达国家1%的病死率水平。病人治疗一年病毒完全抑制率达到93%,也就是说达到了完全控制,基本生活可以与正常人保持一致。
市卫计委将每半年向市教委
通报一次高校艾滋感染情况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日前表示,近五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北青报记者昨日从市卫计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市18-22岁的青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占全部青年人群的50%。
为作好青年学生的疫情通报,谢晖表示,从明年起,市卫计委将每半年向市教委通报一次高校艾滋病感染情况,共同研究应对措施及高危风险点。具体的通报形式及通报内容细则目前还在制定当中。“在高校青年学生当中,我们还是侧重整体环境的教育,包括健康的交往方式、安全套的正确使用等。” 谢晖表示,目前,全市共有87所高校建立了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注册在校会员数近7万人,各区县防艾志愿者达到5万余人。 文/本报记者刘洋
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
如果不是有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大部分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踏入传染病专科医院的性病艾滋病感染科室。“我怎么可能会得这种病呢?”第一次走进这个科室的人,震惊大多超过了对于死亡的恐惧,从痛不欲生的崩溃,到平复心情,再到接受现实,这个过程可能是一个月,一年,甚至是三年。
性艾门诊量一天可达450人
青年患者成为主要群体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很多来自北京甚至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每个月都要来“报到”一次,规律取药。这里一天的门诊量最多时可以达到450人,其中约四到五成的患者是因为普通疾病在其他医院就诊或是术前检查被检出异常,被专业医院进行检查。而其他的人,则是因为发生了高危性行为或是长期男同关系而主动前来检测。
据院方统计,从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时间里,性艾诊疗中心累计接诊了5383位患者,其中25岁至49岁“主力”患者4040人,是最主要的患者群体。而15岁至24岁的青少年患者共856人,占总患者人数的约15%。占比数字貌似不大,但是从发展趋势上来看,2005年全年医院接诊这个年龄段的患者共11人,而今年前十个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58人,十年间增至23倍。
仔细分析数据不难发现,这个数字是从2012年开始出现明显增长。2012年,医院接诊这一群体共96人,超过了前7年的患者数量总和。此后2013年人数增加到155人,2014年则增长至256人。从传播途径上看,同性传播始终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今年前十个月同性传播占比接近95%,比2008年增长了超过一倍。
最小患者入院年仅14岁
将开始终生服药
双肩背的铆钉包、迷彩鞋、迷彩外套,反戴着一顶帽子,23岁的小浩(化名)走进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孙丽君的诊室时,给人的感觉是“年轻、时尚、言谈温和,有礼貌”。然而,他已经是服药三年的“老”患者了。在孙丽君接诊的患者中,95%都是男性患者,其中95%都是男性同性恋者。他们有的从上学时就成为感染者,已经服药多年。
孙丽君接诊过的最小感染者是入院时仅14岁的小伟(化名)。中考毕业后,放松的小伟在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几个年长自己几岁的“大孩子”,出于对性的好奇,在几个“大孩子”的诱导下,与他们发生了同性性行为。一段时间后,因肛门部位长了尖锐湿疣,家人带着小伟前往医院就诊,在医生的提醒下,家人才想到带小伟检查了艾滋病感染情况,结果呈阳性,小伟一下子傻了眼,家人几近崩溃。
小伟的情况在男同感染者群体中十分常见。据了解,在性艾门诊,约百分之三四十的艾滋病感染者可能同时合并尖锐湿疣以及梅毒。治疗这些疾病的费用基本都需要感染者自掏腰包,花费上千元钱进行治疗。而如果没有这些特殊情况,除了服用国家免费发放的抗病毒药物外,其余的检查费用一年几百元就可以包含。
在定期服药后,小伟的情况逐渐稳定,孙丽君认为,如没有特殊情况,他的寿命可能与正常人无二,“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了终生服药的生活”。据介绍,按照目前的抗病毒鸡尾酒疗法,对于普通感染者而言,每天要服用三种抗病毒药物每种各一片,一天三次,不能停药。一旦停药,就可能产生耐药性,由于国家免费发放的药品种类有限,如果产生了抗药性,就意味着可能需要更换自费的药品,也就是说,一个月可能就需要承担至少两三千元的药费。
“北漂”患者多数选择留京
接受系统治疗和心理疏导
刚开始服药的时候,医院建议感染者前三个月每个月前往医院取一次药,三个月后,如果药品供应充足,则可以每三个月拿一次。按照市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从北京的感染人群来看,目前外省市户籍占比72.6%,这些长期“北漂”在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后,多数依然选择留在北京。
“北京的医疗条件、整体环境的宽容度都比我们家乡好得多,在我们那边,监控艾滋病病毒最重要的病毒载量和CD4都做不了。”小浩告诉记者。据了解,最初因疑似感染而被送来医院的患者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消极、痛苦,甚至出现自杀倾向。
性艾诊疗中心护士长邵英的工作就是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个案实例的分析、沟通、交流,指导用药,留住感染者。对于男男同性感染者而言,一个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感染风险的性伴侣,能否说服他们找到这些人,并且带他们来检查,也是护士和志愿者的重要工作。
曾在妇产科工作过的孙丽君习惯亲自为患者进行治疗,而这也为她埋下了职业暴露的隐患。一次在为感染者进行治疗时,孙丽君不慎扎伤了手,“当时腿都软了,幻想了无数种可能。”随后,孙丽君也服用了一个月的抗病毒药物,恶心、吐、腹泻、头晕、头疼,亲自体验了这些不良反应的她也对感染者有了更深的体会。
据了解,目前在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规律服药的患者已达5000余人。“我最常跟他们说的话,就是只要规律服药,正常的学习、生活、甚至结婚生子都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可以把艾滋病看成是一种与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但一定要注意早期诊断检测,特别是青少年,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孙丽君表示。(文/本报记者刘洋)
30年来北京共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18000余例
市卫计委昨日通报,北京市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至今年10月31日,30年的时间里,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8399例。全市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3106人。
超七成感染者
为外省市流动人口
从感染人群来看,感染者中本市户籍4693例,占比25.5%,外省市户籍13353例,占比72.6%,外籍人员占比1.9%,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仍居高不下,造成随访干预工作难度不断加大。
超九成人因性传播
其中男男同性传播占比超七成
从传播渠道上看,经性传播仍是本市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并呈明显上升态势,2015年经性传播的比例达到96%,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比例占到74%,明显高于异性传播所占的比例。由于该人群高危行为改变困难,因此疾病传播因素将持续存在。
60岁以上老年感染者数量
五年翻五倍
从感染人群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老年人、青年学生感染人数有所上升,疫情特点呈现复杂化。据检测数据统计,我市60岁及以上老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报告数近年呈增多趋势,从2010年同期的22例增至101例,其中89.2%是经性传播感染。文/本报记者刘洋
“我不怕死,
可我怕生病”
“为什么会是我?”
两年零一个半月之前,张磊被确认为HIV感染者。拿到初筛报告,张磊的第一反应是天塌了,明晃晃的两道杠让他担心了半个多月的事情成真,接受已经感染这一事实,张磊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两年零三个月之前,张磊刚刚从西南山区某市考来北京,一步迈进校门的他兴奋异常,颇有一把好嗓音的张磊加入了学校的音乐社团当主唱,认识了一帮玩音乐的摇滚青年。两年零两个月前,张磊第一次跟着三位学长走进了一家酒吧,也第一次接触到了“那种东西”。“应该是毒品吧,或者兴奋剂之类的,吃了‘那种东西’又喝了酒,整个人都嗨了,也没有了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张磊至今也没有去验证,当时吃的“那种东西”是什么,他不知道跟自己发生关系的男生姓甚名谁,也没有再去找过他。
事情发生三天之后,张磊感冒了,在宿舍休息了五天,吃药、喝水,却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我开始害怕了,以前也知道一些艾滋病的常识,害怕自己也会‘中招’。”张磊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礼拜之后,他以感冒去医院挂点滴为由请了假,去医院做了HIV检查初筛,20分钟,让张磊觉得生命从此无望的两道杠出现在了他面前。
“不敢告诉家人和朋友,可我也想倾诉”
一年之前,在一次学校社团组织的红丝带活动中,张磊认识了同为感染者的李凯,几次小心翼翼的交谈之后,俩人成为了挚友。
李凯是在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在交友网站结识的网友发生关系而感染了艾滋病。身为学生,瞒着身边老师、同学和父母很痛苦,吃药偷偷吃,去医院悄悄去,学校里只有李凯和张磊互相知道彼此的身体状况,可以互相鼓励安慰,“学校是一个集体生活环境,很难有隐私可言,比如时间久了就会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总是定时吃各种维生素。”
“维生素”的瓶里是李凯需要每天按时吃的药物,他教张磊依样学来,倒是免去了张磊每次都要撕去瓶贴引发的同学好奇,毕竟补充点维生素和钙片之类的营养品,现在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李凯说,有一次在老家跟同学聚会,吃药时间到了,他只能躲到走廊没人的地方,却发现没带水出来,“7片药片放进嘴里,用唾液顺下去,还差点卡到。”
“我不怕死,可我怕生病”
距离发现感染已经两年多过去了,虽然没有了当初的恐惧,张磊的担心却仍在,曾经看到的艾滋病人为治病修改病例的新闻更让张磊担忧,如果自己生了病怎么办。半年多之前,张磊加入了一家防艾志愿者组织,志愿者中有不少像他一样的艾滋病感染者,大老王和老赵头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消防员,老赵头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工作,但比换工作更让老赵头着急的是,他需要先做一个痔疮手术,“没人肯给我做这个手术,我只能自己去找小诊所的医生,还得塞给人家不菲的红包。”感染之后,老赵头从不闯红灯,也从不开快车,他害怕自己如果出了事故,没有医生愿意救他,“定点医院都不是综合医院,很多病在定点医院都没得治。”
大老王在一家国企入职五年之后被感染,他并不想因此失去这份工作,但公司每年会组织体检,虽然反复跟别人确认和咨询,体检不会筛查HIV,大老王还是会害怕,所以今年的体检冒险花钱雇人顶替了自己。临近年底,大老王的精神压力有点大,三十而立了,他没有成家,也没有女朋友,不知道过年回家,要如何面对不知情的父母和亲人。
责任编辑:林菽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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