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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人是如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发布日期：日&&&文章来源：北京晚报&&&作者：倪方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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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患病就医自然必不可少。对于如何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历朝历代都曾出台过很多“医改”办法，比如西汉时期汉平帝刘衎的“赐药”于民；北魏时期孝文帝元宏设立“别坊”提供免费就医；唐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向民间公布实用医方……唐朝还通过立法对医疗行为加以规范，《唐律疏议》中曾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对下错药方的即便没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从秦汉到清末史书均有朝廷“赐药”于民的记载
　　早在上古周代，朝廷已设有专门为老百姓服务的“疾医”，《周代·天宫》称，疾医的职责是“掌养万民之疾病”。在古代，方便群众就医，让老百姓看得起病，较常见的办法之一是“赐药”。
　　西汉皇帝主政时，大都曾开展过赐药活动。如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尤以青州（今山东境内）地区最为严重。当时的皇帝汉平帝刘衎年仅10岁，把持朝政的王莽便以皇帝和朝廷的名义，为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服务，此即《汉书·平帝纪》（卷十二）中所记载的“为置医药”。古代赐药活动多出现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期间，针对看不起病的老百姓，平常也会赐药。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曹魏、南朝齐、北朝魏都曾在平常背景下这么做过。
　　从秦汉到清末的历代相关史料，几乎所有朝代史书上都有赐药的记载，到了宋元以后，赐药事例更多。如本专栏以前《古代购药也“实名制”吗》（详见日42版）一文提到的南宋朝廷给京城临安（今天杭州）居民送医送药一事，即属于赐药行为。
　　针对京城病疫流行，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六月二十一日，宋高宗赵构要求翰林院派出4名医官，给临安城内外的老百姓看病巡诊、赶制药品；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宋孝宗赵慎则要求所有医务人员上岗，走上临安街头，挨家挨户上门发药。
　　不只朝廷和皇帝会赐药，地方衙门和官员，也不时为辖区内老百姓提供免费医疗。《后汉书·钟离意传》记载，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会稽郡一带（今江浙境内）发生特大疫情，死了好几万人。当时负责地方具体事务的钟离意，便亲自到疫区照看、慰问病人，送去医药，因此赢得民心。“赐药”并不是一种制度，也不属于“祖宗之制”的范畴，而是慈善性质的“仁政”内容。特别在瘟疫、传染病流行时期，赐药最为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不起病的问题。
　　北魏时期孝文帝设“别坊”免费看病就医
　　建立公众医疗机构，是古今通行、方便患者就医的最可靠办法。西周时期已有专门为贵族服务的医疗机构，但由官府成立的面向老百姓的医疗机构，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社会动荡，民间更需要医疗服务。当时，南朝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建立“六疾馆”，救济、收养穷人。“六疾馆”并非专门的医疗机构，仅相当于现代的福利院。开办给老百姓看病的官办医院，则是少数民族鲜卑政权北魏（公元386－557年）设立的。
　　当时的皇帝叫元宏，史称孝文帝。孝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小皇帝之一，虚岁5岁继位，年号“太和”，在冯太后助推下，北魏在“深水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连姓都改了，易“拓跋”为“元”，史称“太和改制”。
　　北魏的“医改”创新突出地表现在解决民间看病的问题上。皇兴四年（公元470年），北魏便曾开展过临时性“送医上门”活动，派医生到“基层”，为患者免费看病、发药。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北魏创办了中国历史上首个面向基层的政府医疗机构“别坊”。别坊有别于为官员和贵族服务的“太医院”，是专门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
　　有学者称，“别坊”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人民医院”，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费用全免。《北史·魏本纪三》记载，当年九月丙申日（阴历9月12日，阳历10月24日），元宏下了一道诏令，为年满70岁无子孙和60岁以上不在服丧期内、养活不了自己的老人，免费提供衣食；与60岁以下的残疾人、看不起病的穷人一起，集中安置，住进“别坊”。元宏先是派专门的医师去救护他们，后又安排4名太医，预备药物，给别坊里的老人、穷人提供免费治疗。
　　次子元格（魏宣武帝）继承皇位后，也贯彻了开办“人民医院”的制度。永平三年（公元501年）十一月丙申（阴历11月6日，阳历12月3日），元格“诏太常立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
　　同时，皇帝严令北魏的卫生部（医署），分派专业的医务人员进馆，救治病人。为了防止医生不负责任，朝廷还对医生进行了分类考核，按诊治水平的高低给予不同的奖励，这在中国古代医疗史上同样是一大创新。北魏这套面向特定人群的“免费医改方案”，被称为古代中国医改史上“划时代的进步”。 &
　　唐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
　　然而，北魏的“别坊”主要是针对京城地区的，对外地或边远地区的患者则采取赠送指导性医药手册的办法，供基层医务人员和患者参考、选择。
　　为此，北魏专门安排医署主管官员，召集当时的一流医疗专家，选择医方精华，汇编成30卷“医疗手册”，在全国公开免费派送。这种汇编医方、普及医药知识的做法，早在皇兴四年“送医上门”活动时，便搞过一次。
　　为了更好地普及医药卫生常识以解决基层看不起病的问题，唐玄宗李隆基当皇帝时，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32年）九月七日，“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公元746年）八月，李隆基再下“刊广济方诏”，要求进一步宣传广济方。担心有的人家连方单都抄不起，他还命令地方一把手，在乡村要道口办“黑板报”，让老百姓都能了解点自我防病、治病常识。唐朝多位皇帝都很重视这一点，如唐德宗李适主政时，曾颁广利方敕，希望达到“不假远召医工可以立救人命”的目的。
　　后来的宋朝，在推广和普及医药知识方面做得更到位。皇帝不只以个人行为来推广，还用政府令，颁布了《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历济众方》等一批灵验、有效药方，这在交通不便、诊疗技术落后的古代，具有实用意义。
　　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相当完备，大大缓解了以前朝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但唐朝为老百姓“看得起病”所作的努力，具有创造性的“医改”设计，要算立法，以法律条款形式，来规范医生的职业行为，强调医德，突出救死扶伤。
　　《唐律疏议》中有好多条是关于医德和医患纠纷的。如卷二十五“诈伪”中就有这么一条规定：“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并在疏议中强调，此规定专门针对“诈疗疾病，率情增损”行为，控制医生漫天要价。另外，唐朝对医生误诊误治，也有严格规定，下错药方、拿错药，医生是要坐牢的。即便没有吃死人，也要“杖六十”。
　　宋朝推广民间慈善医疗机构“养病院”“安济坊”
　　古代为解决老百姓“看得起病”做得最好的并非是国力强盛的唐朝而是宋朝。宋朝有“弱宋”的说法，但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不起病方面，却一点也不弱。虽然街头药店在东汉时已出现，但多是个体民营性质，到宋代时才纳入政府医疗体系中。北宋积极开办官办药店，提供疗效、价格都有保证的成药，深受老百姓欢迎。
　　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这是北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宰相王安石变法中“医改”方向之一，新实施的“市易法”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在“吃药方便”的同时，北宋在大力解决看病难、尽量让穷人看得起病方面成效显著。宋朝的做法是，裁减为高层服务的宫廷医药机构，增加慈善性质的民间医药机构，推广“养病院”。
　　在唐朝，除设有给一般官员、宫人看病的“患坊”外，还在寺庙中设“悲田养病坊”，为僧人、穷人治病。宋朝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赵恒（宋真宗）当皇帝的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七月，朝廷开始设置“养病院”。
　　著名的文学家苏轼，为北宋的“医改”也做出过贡献。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担任杭州通判的苏轼，为了控制当地疾病流行，给穷人提供就医方便，苏轼创建了“病坊”，起名“安乐”，崇宁二年(公元l103年)由官府接管后，易名为“安济坊”。安济坊是一种带有平民医院性质的慈善医院。此后，“安济坊”这类平民医院在多地建立了起来，明清也效仿过，所创设的“养济院”，都带有慈善医院的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为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做过很多努力，并不仅上述几种。如减免税赋，增加民众的收入，也是常规办法，且往往常与“赐药”办法一起使用。以明朝为例，便曾多次为灾民免税，朱翊钧（明神宗）当皇帝时，曾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先后两次免除顺天府、保定地区的老百姓税赋。
（责任编辑：青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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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59号中国古代的医院叫什么？精辟点，多多益善。_百度知道
中国古代的医院叫什么？精辟点，多多益善。
给皇室看病的叫太医院隶属于户部给老百姓看病的叫医馆在药店中有一些也给人看病的叫坐堂医没有固定场所给人看病的叫游方医治不好病乱开药方的叫蒙古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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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院十字架标志，来源于“基督教”
文章整理：金鑫
十字架是古代一种死刑，本是耻辱的标志，也是一种酷刑。却因耶稣上了十字架，十字架因此成为平安、和平、拯救、仁爱的象征！红十字会的创立也与此有关。
关于中国医院十字架的由来，可谓鲜为人知！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有直接关系。非基督徒认为这事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在非基督徒的眼里，中国医院十字架与瑞士的国旗有关（注：请不要忘了瑞士也是基督教国家）。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世界各国的医院都没有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只有中国的医院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这是因为，中国医院的前身就是悬挂十字架标志的教会医院。教会医院属于基督教组织所创建，且医院最初建筑得像一座教堂，屋顶上有十字架。中国医院一直沿用十字架作为标志。中国基督教会也使用红十字架作为标志。不过，虽然都采用红色，但是二者的比例略有不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西医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西方传教士为了使中国能走上进步之路，以自己的血汗、青春、生命为代价，不远万里来到贫穷落后的中国。遍布在中国最为艰苦的地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名言：“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表达他对中国的爱，彰显奉献与牺牲之精神。事实上英文裡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
殊不知，教育、出版、医学是晚清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间接传教的三大途径，学术界对此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马伯英、洪中立：《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3年；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4期；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近代医院制度主要源于欧洲。中世纪欧洲宗教占统治地位，天主教把设立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医院开始成为慈善事业，为贫困、残废者看病。公元9世纪的欧洲，设有许多与修道院相连的医院，供来客住宿和看病。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护理为一体的今人所熟知的医院。这种制度，随着传教士的足迹，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
　　西方医事制度为中国所知晓，并非始于晚清。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在所著《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中，已经介绍了西方的医院制度：但是，医院制度传入中国，始于晚清，始于新教传教士。
　　早在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年）与东印度公司医生李文斯顿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是为基督新教在华行医施药的开始。几个月内，诊所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李与新来华的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院，主要为穷人施诊，主治眼病，兼治他病，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澳门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诊。据统计，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4000余人。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一家教会医院。
　　1835年11月，来自美部会的专业医师伯驾（年），开办了东方第一所教会医院——广州眼科医局，即广州博济医院的前身。据伯驾给美国传教总部的第一份季度报告说，他的医院租用当地商人的楼房，具有一定规模，可以接纳200个病人候诊，收留40个患者住院。伯驾是近代中国基督教从事医药传教之首位牧师，他的外科手术特别引起人们的关注，妙手回春的消息常常不胫而走，在士绅阶层中产生广泛影响。没有什么反对医院的事情。倒是为政府官员所熟知和肯定。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65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道：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广州医局在短时间里飞速发展，病者日增，每日平均赴诊者约200至300不等，有时多达600人。伯驾1844年的报告表明，教会医院成立6年中，共为1.2万多名患者解除痛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著名教会医院
名称&&&&&&&&&&&&&&&
现名&&&&&&&&&&&&&&&&&&&&&&&创建者
上海仁济医馆&&&&&&（後改仁济医院）&&&&&&&&&&&&
洛克哈特（英国伦敦会委派）
广州金利埠医院&&&&&&&&&&&&&&&&&&&&&&&&&&&&&&&&&合信（英国伦敦会委派）
北京通县潞河医院&&&
北京潞河医院&&&&&&&&&&&&&&&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汉口仁济医院&&&&&&&&&&&&&&&&&&&&&&&&&&&&&&&&&&
英国伦敦会
渖阳盛京施医院&&&&&&&&&&&&&&&&&&&&&&&&&&&&&&&&
杭州广济医院&&&&&&&&&&&&&&&&&&&&&&&&&&&&&&&&&&
山东共和医院&&&&&&&
山东医科大学附院&&&&&&&&&&
英国浸礼教会
天津驮夫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
美国卫礼公会
山东德州博济医院&&&&&&&&&&&&&&&&&&&&&&&&&&&&&&
美国基督教公理会
北京道济医院&&&&&&&
北京市第六医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
河南安阳广生医院&&&
安阳市医院&&&&&&&&&&&&&&&&
加拿大基督教会
河南沁阳恩赐医院&&&
沁阳医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南京鼓楼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
美国+个教会联合创办
成都男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成都妇孺医院&&&&&&&&&&&&&&&&&&&&&&&&&&&&&&&&&&
加拿大联合会
河南汲县惠民医院&&&
河南新乡医学院附院&&&&&&&&
加拿大与英国教会合办
北京天主教施药局&&&&&&&&&&&&&&&&&&&&&&&&&&&&&&&&&&&&
法国天主教
长沙雅礼医院&&&&&&&&&&&&
湖南医科大学附院&&&&&&&&&&&&美国基督教雅礼会
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医院&&&&
成都华西医大附院&&&&&&&&&&&
英美加三教会联办&
教会医院的人道主义精神，特别体现在重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包括妇女、麻风病患者、盲瞽者和精神病患者。在传统中国，男尊女卑，妇女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缠足，健康问题更加严重，妇女医疗问题反而更不被重视。来华传教医师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伯驾曾为他的医院有许多女性患者而感到极大的鼓舞，在医院开办的头三个月中她们有270人，占来诊人数的三分之一。以后，随着女传教医生的到来，为妇女和儿童专门开设的医院开始出现，很多医院都有妇产科，这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
186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女传教士Douw.D.M来到北京，她耳闻目睹了老式接产婆的种种愚昧无知和不讲卫生，认为旧法接生给产妇和婴儿带来的几乎是一场灾难。她发现这个问题极其严重，尤其是迷信活动使妇女儿童受害最重。她曾见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当这位女传教士看到这种场景之后，回到家里大哭！有感于此，Douw.D.M返回美国，向长老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于1885年再到北京，建立女子医院，这就是以后的道济医院。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注：陈凤林等：《北京道济医院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7期。）也是在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1901年，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上海创办广仁医院，专门收治女病人。
关于道济医院（北京市第六医院）简介：
【标题】北京道济医院考略
【作者】陈凤林
【关键词】北京 道济医院 西方医学
【刊名】中华医史杂志
【机构】北京市第六医院妇产科实验室
【摘要】北京市第六医院始创于1885年，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妇婴专科医院。1917年更名为道济医院，1952年被北京市政府命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也正是这所最初的教会医院，第一个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接生方法带进了古老的北京城，将西医先进的医学理念播种在华厦大地，成为中西方文化观念、医学技术交流、融合最早的承载体之一。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国这些医院是十字架的标志了吗？
因为他的源头就是基督教会！而今天那么多人在十字架底下进进出出，佛教徒也好，穆斯林也好，无信仰人士也好，他们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蒙了基督的恩惠。
&&&&你一看到十字架，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救死扶伤的、这个地方是医疗救治的，为什么一个杀人的工具反成了一个救治、救赎的标志？
&&&&正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教会医院的建造上都有十字架的记号，因此现在中国西医院都以“十字架”为标志！并且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也没有人敢将医院十字架的记号去除！好好看看这个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中国人的礼物。
&&&&感谢主的怜悯！如果没有当年的传教士将新式接生法带到中国，很有可能今天大量的姊妹同胞依然在卫生条件很恶劣的情况下生产。让自己及孩子的生命面对着威胁！如果没有当年传教士将接种防疫的疫苗带进中国，又会有多少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患病甚至夭折？！
有一点可以肯定，不管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是受益者！感谢上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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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医院往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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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医院往事回忆 爱军1945转《北京晚报》曾刊登过潘晶一篇回忆301（1必须读幺）医院的文章，俺是最近才看到的。写得挺好。好在哪？“真实”！俺看的回忆录多了去了，许多人在回忆中不是一口官话就是自吹互吹，再不就是鞭挞时政或贬低他人，全讲真话，实事求是地讲述事物、客观分析原因结果、得出规律性结论、好看耐看的回忆录也有，不过，比较少。潘晶回忆301往事的文章之所以有意思，就在于她所说“我父母皆解放后首届大学生，1960年先后调入301，我8岁遭遇文革，纯正的一年级小豆包，在301大院初长成。童稚的眼光，看到哪，想到哪，就写到哪”。为了不破坏潘晶同学原来文章的格局，同时也为了俺表述方便，就以对话形式展开这场错时隔空的“闲侃”，算是纪念记忆里那个曾经的301，也算是对俺们儿时生活的一份怀念和礼赞。301的标志----苏式病房大楼俺：“一说‘301’，大家都知道是指‘总医院’。可301的番号，最早却是卫生学校的，这所学校一建国改成了。北京城和平解放后，中国最好的医学院校——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协和医院接受解放军军管，驻京和机关人员都到协和等几个医院就医。1950年后，北京各国外交机构增多，外交人员及亲属也在协和看病。周总理感到外国人与人员掺和在一起，双方既不方便，也不利于保密安全，遂指示军队总部抓紧论证新建一所高水平军队医院的可能。1951年也向毛泽东提过组建‘军队自己的总医院’的建议，毛主席原则同意。这样的好事，搁谁都雷厉风行。总后勤部很快拿出了‘在新北京建大医院’的论证意见和筹备方案，并呈报毛泽东主席批准。1952年，叫301番号的那所野战医院，正在五棵松建设400张床位的临床学院，并准备从天津搬迁至北京。军委总部决定，将这栋即将建设完成的医院，移交当时已划归军队领导的中国协和医学院，就叫‘中国协和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日，军委总干部部下发了蒲荣钦任中国协和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院长的通知；二个月后，军队与协和撇清隶属关系，医院更名‘军委直属机关医院’；1954年7月，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医院更名为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转了一圈，301的名号完全被在北京五棵松扎根落地的军队最大综合医院所顶替，原来小医院的人员则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到1957年，总参的编制名称表中，已经使用‘解放军总医院’了，‘301’的番号不再出现，可老百姓甚至军队上下都已叫顺了嘴，还是‘301’、‘301’地叫着，改不过来”。潘晶：“301大院最早的病房楼，完全是苏联式设计，即“凹”字型。大楼门口在凹心中间，两侧为办公室，各种实验室，阶梯教室。两侧则是长长的病房，算地下共有七层，十六个病房，每个病房平均40几张床。粗略估算有近700床位。楼下的地下通道，四通八达，能到门诊大楼，能通外科大楼，里面朝北有个巨大沉重的铁门，据说通向地铁，顶端到人类终点太平间。地道很宽大，但时常有人绕不出来。记得一次邻居滕阿姨聊天说，傍晚看见一位老太太，问她出口路，结果次日早起上班，发现她睡在躺椅上，一问，还没有找到出口呐。凡去过北京各大大医院的人，只要比较，都会赞叹301这个病房楼的设计合理，大气。只可惜受累了这些医护人员，一辈子在医院工作，同比同类，一天多走不少路啊，走路要快，成了他们的必须。我每每迈上高高的台阶，进入大楼，印象深刻的是，左右两侧门框高悬着大大的牌子，醒目深蓝色的“静”字。我曾傻傻地问妈妈：为什么挂个静字。她说：“病人治疗和养病都需要安静”。从此我进病房，就放低声，竟成了一生的习惯。301是1953建院的，当时能住进这个气派的病房楼，必须是与军队有关的人。每个病房里都有专门的大南屋，做病人活动室和饭堂，里面有少见的黑白大电视，锁在木头架子上。活动室门通到一个大长凉台，以供患者晒太阳。”。俺：“说得很对！当时301院内的主要建筑都是‘苏联老大哥’帮助设计的，施工时还有苏联工程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据说门诊楼、行政楼，还有内科、外科大楼、部分宿舍楼以及地下通道，基本是按照在圣彼得堡的苏军基洛夫医学院建设图纸拷贝改进的。基洛夫医学院大名鼎鼎，不但在苏联，就是在国际上也堪称一流。它集苏军高等医学教学、科研和保健为一体，汇集先进医学装备、顶尖医学人才和高端研究课题，具有极好的供应保障能力。建国初到58年，外交‘一边倒’，工业、国防全面学习苏联，按照这个标准建设301，可见，总医院一起步就是瞄准了国际先进水平的。说实在的，北京两家特大型医院：协和与301，它们的建筑风格都很难说是哪种类型。老协和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出资盖的，但它却是传统中式绿色琉璃瓦大屋顶、西式墙体建筑，质量没得说，花费超过预算一大截。不过，据说施工时在豫王府宅地挖出不少金银，美国人不但没亏反而赚了。老301则既不属中式也非俄式建筑风格，完全按照现代风格设计施工的，质量虽然比不上协和，也是顶呱呱的，花了多少钞票，恐怕只有总后领导和财务部门知道了。两座老医院的主体建筑物都不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当时地价不贵，没必要往高里盖。建301那时，无非是让沙窝村挪挪地方、搬个家，最多许愿‘医院建好招勤杂工，沙窝乡亲们优先录用’就得了。搁现在，好嘛！经济社会,不搞出个天价土地出让金，不捞个高额拆迁费，不瞬间把‘沙窝’变金窝，咱都不好意思叫‘沙窝人’。二是是因为那会儿电梯还是奢侈品，一般地方用不起。医院里，行动不便的患者，要到其它楼层就诊治疗，医护人员或亲属就推着病床，走在楼内宽敞的‘之字形’斜坡上，大家已经感觉很方便了。再告诉你一个故事。301的内科楼是平顶的，周围高大的杨树树梢与顶层平台几乎平齐。初冬时节，一群群乌鸦从北方飞来，盘旋啼叫，傍晚经常落在这些没有叶子的大杨树枝杈上，往往出现树树之上皆乌黑的景观。俺们天黑后就上过内科楼平顶，蹑手蹑脚潜行到屋顶边沿，用气枪打乌鸦，一枪一个准没跑儿。”潘晶：“截止‘文革’，大院有门诊大楼，南楼（高干楼）、外科大楼，楼层越来越高，而苏式病房楼改为内科大楼。直到本世纪初，它是老旧楼里最后被拆除的。当听说它被拆时，我内心忽地一动，301大院标志性的病房楼，走过半个世纪，完成救人无数的使命，而现在的建筑，再也没有老楼的宽敞、明亮、敦实和环保了”。俺：“往事不堪回首啊！301大院应该有50公顷左右的面积，文革前，里面容积率最多只有1：0.5，各种树木、灌木、花草交错种植，茂密生长，整个院子就是一个大花园、大植物园。看看，院中央的苹果园、六楼北侧的桃园、南楼南侧的梨园、东北角的葡萄园，和谐地镶嵌在建筑布局之中，而且果树种的都是优良品种，葡萄倍儿甜、苹果特香、蜜梨极脆、桃子个大。这一切，使整个院子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景，将现代化的军队顶级医院装饰和衬托的生气盎然、美夺天工。孩子们在这样一个大院子里，如同孙悟空看守蟠桃园——闲不住嘴。五月的杏子七月的桃、八九月的蜜梨十月的枣，至于苹果、葡萄、核桃那就是从青吃到熟。虽然果园也拉铁丝网，也有人看着，但小孩子谁能看得住，逮着了都是自己干部的孩子又能拿他怎么地？！不好意思，随便问一句，潘妹有过这方面体验吗？”301的特殊任务--高干医疗潘晶：“301除了负责全军在京的医疗救助治疗任务，还主要管理军界高干保健医疗，专门建立南楼病房，简称“高干楼”。病房间为宾馆式配置，现在看着无所谓，可当时算相当奢侈了。大楼周围明暗岗哨，只要稍微走近大楼，灌木里立刻走出执勤战士，低声坚定地说，这边不能过！到‘文革’期间，有多少将帅被押着进去，平抬出来，其中的秘密，估计很难说清。我发小同学曹卫东（现海军某所副研究员），曾采访了N多当事人，早些年就写下《红病历》，揭露了许多当年的内幕”。俺：“院里的南楼是1962年2月建成的，挖地基时运出来的土堆在南楼南侧梨园边，形成一座东西走向的小山，后来在上面栽种了松树、柳树，成为大院里唯一的山景。在南楼住院的都是高级领导，而高干的健康及治疗情况是秘密，甚至是国家机密。所以，不分工南楼工作的院领导、没有治疗护理任务的医护人员，都自觉不到南楼去。当时，俺去南楼看望老首长，一踩上厚厚陷脚的红地毯，进入静谧、豪华的宽敞走廊，都会有一种震慑感，马上会收敛起淘气、多动的毛病，不自觉地老实、庄严了许多。301北门、南门和南楼的岗哨均由警卫连战士负责，大院西墙边建有一排平房，那是连队营房。房前是菜地，后面是沙坑、单双杠、篮球场和猪圈。以后猪圈不见了，估计是不卫生，上面不让养猪了，再后来，菜地也平了。警卫连是北京卫戍区编制，接受卫戍区和301保卫处双重领导，主要任务就是站岗放哨，偶尔也看见他们出操、练瞄准、打捕俘拳。曹卫东同学写的《红病历》俺没看过，不知到里面都披露出什么‘内幕’。有一段时间，社会上乱传，‘文革’期间，医生秉承‘上面’旨意故意加害老帅老首长。俺可以肯定地说，301的领导和专家们没有为了政治目的、以医疗为手段迫害老前辈的，哪怕他是受批判、当时被定为了阶级敌人。多年至今，也没有查实、证明301曾有一起医疗故意伤害的案子。当过医生的都知道，同样治疗方法用在甲身上很好，用在乙身上就死了；一般人都能接受的医疗技术给某个人用，却出事了。这就是生命的个体化差异。再者说，高级首长治疗一般都有专家组，共同研究制定治疗方案，还要经过更高领导审查批准。所有医疗程序、所用药品都记录在案、签名负责，哪是谁想害就能害那么简单的事啊！所以，因为治疗效果不理想或者治疗对象结束了生命，就诬赖医生害人，那完全是源自‘苏联医生政治谋杀案’不正常、不理智、十分荒诞思维的延续。卫东出现在电视上，开始觉的脸有些熟，但不知道他也在301院里呆过。他的同行，见天上电视讲装备、空军指挥学院的陈宏同学，也是301的子弟，陈宏妈阚明礼老师在妇产科工作多年，后来514组建，阚老师去那个医院当妇产科主任了。说到这，咱再接着聊几句题外话。现在，电视节目里军事题材的有点儿多、有点儿滥，‘军事专家’满天飞，不管男女老少，不论当兵长短，谁都敢给自己别上‘军事专家’的名头。明明是一位退役飞行员，或者是一个军事杂志编辑，又或是一名教员、研究人员，你就直说是‘军事评论员’、‘战史教授’、‘武器装备研究员’得了，谁也不会小瞧你。为什么非要标榜自己是什么‘军事专家’呐？军事专家不就是军事家吗？我军就中央军委确定的毛泽东等36位军事家，真弄不懂什么时候又自封出这么多头‘大瓣蒜’来？！”潘晶：“改革开放后，高干病患越来越多，南楼装不下，301在大院外东面征地，又盖起了十几层的高干病房大楼，戒备森严，一般人难入”。俺：“不是在‘东面’，而是在大院西侧1974年建起了一个高干病房楼，俗称‘新南楼’；1985年又建成了“西院”，使高干保健床位翻了十几番。老南楼因为见证过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中央首长的人生终点，虽然它已经是院里最矮的建筑物，但依然保留着，估计以后也不会拆。这两年，据说还在海南岛搞了一个分院，那里蓝天碧海、四季常绿，适合疗养与休闲，分院门类齐全，建设标准挺高，恐怕也主要是为高干们服务的”。301的娱乐地--俱乐部礼堂潘晶：“301大院的大礼堂，里面有成排的铁架椅子，前面还配有长条桌子。后面空地架着兵乓球台，儿时周日常来此，家长打球，孩子们在椅子群里捉迷藏，大家都叫礼堂为俱乐部”。俺：“‘礼堂’这个词中国古已有之，‘俱乐部’则是日本人翻译了英语CLUB，又传到了中国。礼堂首先要够规模，像总后、政治学院那礼堂，确实够水平。301的礼堂实在称不上‘大’，就是一个头北尾南、门朝东开的一层砖混结构平房，撑死了能坐下三、四百人。由于这里还有娱乐功能，叫‘俱乐部’恰如其分，也比较时尚、新潮和平民。话说回来，任何医院都开不了‘全体人员’会议，因为有值班的、手术的、门诊的、急救的。301开大会一般是机关人员、科室主任副主任、护士长参加，所以这个‘俱乐部’蛮够用”。潘晶：“文革期间，俱乐部可成了我们大院孩子的聚焦地，因为总有批判电影看，神秘地吸引着我。看批判电影可有年龄限制，初中以前的都行，而我们小学的坚决不许进！对此我可有办法，每次提前两小时溜进去，藏在大窗户台上，贴着玻璃站着，用红黑绒布两层的大厚窗帘，将自己围裹起来，死等开演。不到10岁的我，稀里糊涂看个热闹，但《武训传》印象深刻，办学堂，做教育，竟也成了我长大想当老师的梦想。上世纪80年代，301南门的俱乐部最早被拆除，原地又盖起了两层高的大礼堂，偶尔看场电影，感觉人在其中，没有了过去的亲切热闹劲，多了些许陌生的拥挤”。俺：“记得这个‘俱乐部’归政治部管，里面除摆有乒乓球桌，还有扑克牌、棋类和阅览室，可以打牌、下棋、借阅图书。‘文革’中，这里可不是只看批判电影的地场，1966年至1967年它是所谓‘阶级斗争’的主场地，当时不少院首长和权威专家都在此被护校的‘红色造反队’、工人的‘工造队’、医护人员的‘井冈山’等‘革命群众’批斗过，其中‘靳来川院长、白崇友政委、蒲荣钦副院长、李尚武副政委’四人因种种原因被反复批斗，甚至被打被罚、遭受人身侮辱。俺曾在冬日看见，在‘俱乐部’台阶上，几个造反派把靳院长的儿子靳乐揍得倒地不起，靳乐的皮帽子也被扔上了‘俱乐部’房顶”。301的游泳池----孩子们的嘉年华潘晶：“仔细回忆，盖游泳池是文革前一年，建在白色护校楼的后边。一个大池子，大约有6道X50米，每道有石头砌成的跳台。同等宽度，还有个小孩的蘑菇池。我记得一张票二分，印成比8分邮票还小一半的薄纸票。经常拿着票到泳池，纸都化了。游泳池每天开四场，上、中、下、傍晚。文革那几年没学上，一到夏天，全院的孩子，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像过节一样，如波浪翻滚着涌向泳池，等大门一开，哇哇乱叫，疯一般地冲进更衣室，抢占挂衣服钉子（那时的更衣室里，墙壁上贴木条，木条上有大钉子，哪有衣柜啊），整个泳池全部让孩子们占领了。那几年的露天游泳，大大小小的孩子各个晒得像黑铁塔。走到院外常被追问，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黑呀。成年后，大院小孩遇到一起，提起谁会水，就说明谁住的大院里有游泳池，会水的，一定心里沾沾窃喜吧。我现在与水合一，保持游泳，时常很想念当年301的游泳池呀”。俺：“建露天游泳池确实是301当年的一件大事。准确地说，研究修建游泳池是在1963年底，1964年乘全军‘大比武’的东风把池子建了起来。地点不是护校楼后，而是西侧。因为游泳池不属于编制规划建筑，总后没有专项拨款，建这个泳池的经费大部分来自301自己多年节余，不足部分由工作人员捐款解决。你可以问问你爸妈，他们是不是也捐了钱啊？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经费，挖泳池由各部门工作人员和护校学员轮流上阵，泳池装修也是很低标准，地上好象就是水泥，没有瓷砖；更衣室你讲的对，很简陋的；周围空地长满杂草。总之，‘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缺少银子百事哀啊”。潘晶：“可惜好景不长，游泳池因地下渗水，使旁边的护校楼地基倾斜，没几年关门大吉。后来干干的池里放了许多的稻草，我们几个要好的小孩，经常跑去躺在稻草垛上，晒着太阳，聊着大天。那时该受教育约束的孩子，无人管，无学上，真是一种悲哀啊”。俺：“游泳池是孩子们夏天的一大乐儿，但你还忘了冬天的一大乐儿——滑冰。入冬后，北京气温降到0度以下，大院就会在护校前的广场上泼冰场，冰场也就二百来平米范围，周围用草帘子或芦席围着，里边摆一些长条凳。俺就是在这里学会的滑冰，开始用花样刀，后来用球刀，再后来跑刀也行了。回想起来，年少的俺们，一会儿在冰上疾驶，一会儿转弯急停，冰刀刮起飞溅的冰沫，如同充满活力的青春火花，不停地绽放……。游泳池关闭，恐怕主要不是因护校楼地基沉降，而是因为太浪费水，是北京强调节水的结果。医院本身就是用水大户，当时游泳池没有现在这种部分换水、池底吸污的技术，换水就是全部放干，人工洗刷池壁池底，干净后再把池子放满。想想看，标准泳池一次就要上千立方的水，一个夏季需要多少洁净水呐？！说到这里，接着聊聊护校。301护校是1954年12月搞起来的，护校楼肯定建得晚一些。一所好医院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好环境、好设备、好专家。301一建院就到处寻摸专家大腕，当然主要是盯死协和，协和愿意给吗？不用明说，你懂得！实际上，为支持军事医学科学院、301医院建设，协和都输送过专家。可是，哪个单位有嫌自己人才饱和、富裕的？协和当时的院长是李宗恩，医学泰斗级人物，脾气极‘牛’：‘都给了你，我协和还开门不开门？！’但他也不敢跟军队硬顶，直接找到卫生部长李德全，李部长是冯玉祥大将军夫人，开会时顺便到周总理面前叨唠了一嘴。总理发话了，你们不要总从协和挖人嘛，到全国各地调一些、自己培养一些，我看很好嘛！周总理是军委副主席，总理讲话谁敢不听。总后明确指令，从协和调人到此为止，以后主要从几个军医大学和各军区调，不许再打协和的算盘了。这样，两家的人才之争才算告一段落。301搞院史，九十年代的领导班子把医院源头定格在‘中国协和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上，入了协和的‘族谱’。以后约定俗成，都跟着说，反倒不提那个‘华北军区小野战医院’了。实际上，正根还应刨到华北军区301上才对，按中国的老理儿：谁叫你姓了人家的姓，‘儿不嫌母丑’，祖宗再卑微也还是必须敬的。到底被军管过几年，人家协和李院长也是明白人，为了不把关系弄僵，还是推荐了护理专家、留美博士聂毓婵调301，聂随即被任命为301副院长，主抓护理工作。301护校就是那个时候诞生的。301护校出名，一是文革初造反。嗨！那帮穿军装、戴红袖章的小丫头（也有男生），个个像塞满火药的炮仗，随时发作，逮谁炸谁。踢开党委闹‘革命’、斗总后领导、到军队单位串联、冲三军文艺演出，好象什么地方都少不了她们，301护校的知名度首先是让她们生生给‘造’出来的。二是林彪‘选妃’。选来选去，最后定下的南京军区前进歌舞团舞蹈演员张宁也在护校上学，只不过那时护校改为医训班，学员结业就能当医生。张宁在院里上学很低调，只有极少人知道她是林家未来的儿媳妇，她身材高挑，面容清秀，有年青姑娘的典雅美，但很难说有多漂亮。‘九一三’事件后，把与林彪有牵连的事都扒了出来。什么叶群选妃、什么林立果到靳来川院长家见张宁都曝了光，靳院长还被抓起来关了很长一段监狱。靳来川是河南获嘉县人，17岁参加国民党军，在卫生队当护士、司药；1931年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1964年晋升少将时，他的家乡人以此为荣；遭此劫难，又让家乡人着实憋屈了一阵。后来老靳出来了，定下结论，也就休息了，直到1987年去世。‘岁月是把杀猪刀，英雄美人最挨刀’。不久前，看到一组张宁在国外生活的照片，以及与佛门大师的合影，当年苗条、秀气的张宁，完全变成一个体态臃肿、赘肉横生、珠光宝气的老家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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