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间得知同事是艾滋患者,该怎么面对这件事儿?
他平时有定闹钟吃药的习惯,我无意间看到他吃的药片是黄色椭圆形的,上面刻有数字225,google之后才知道这是依非韦伦片,专门用来治HIV的. 所以我现在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是艾滋患者了. 最让我担心的一件事是之前刚认识的时候(大约半年前),我在单位宿舍里有借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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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我愿意公开我的身份 但不是现在
09:26:00　南方日报
　　南方网讯　
　　知道“托马斯”这个名字，是去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那时，正是我们卫生记者找寻新闻的关键时刻。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同事说他得到一个很好的新闻线索：一名艾滋病病人在病情稳定后，办起了一个专门收留艾滋病感染者的“爱之家”，但不知道当事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经过多方努力，当事人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但是不愿意电话采访，更不愿意面对面交谈，最后的采访是以E-mail问答的形式进行的。
　　当然我们知道，直到去年为止，在广东敢于接受记者采访的艾滋病感染者也仅此一人。
　　一年过去了，我们想知道托马斯和他的“爱之家”，我们想知道他会不会接受我们的采访。
　　11月23日拨通他的手机，说明来意，他居然答应了见面采访。
　　11月25日下午，我们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他在天河的办公室。
　　按了门铃，是一个很甜美的女孩子的声音。
　　进了托马斯的办公室，我们看见两男一女3个年轻人正在埋头做红丝带，他们要连夜赶工，做出2万多条丝带，每条丝带再附带一张卡片，在12月1日前，寄到全国各地的志愿者手中。
　　以为托马斯是一个很瘦的男子，没想到，看上去，很健壮，他笑着说，原来自己只有55公斤，现在是73公斤。
　　他精神状态很好，很健谈。
　　他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但是他拒绝拍照片，哪怕是一个背影。
　　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从去年他连电话采访都不愿意，到今天，我可以和他面对面地交流，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11月18日，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著名演员濮存昕来到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两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亲切拥抱
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护士在给艾滋病患者喂药
　　一年内被迫三次迁徙
　　托马斯，37岁，广东人，未婚，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2000年，他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时已处于发病期，身体状况非常恶劣。他得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徐莲芝主任的热心帮助，也受到不少热心人的鼓舞，一步步地走出了困境，建立了“爱之家”和“爱之关怀”办公室。
　　记者：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艾滋病人的生存状态成为焦点。去年我们也采访过你，引起了社会对你创办的“爱之家”的广泛关注，能简单介绍一下“爱之家”的情况吗？
　　托马斯：从去年9月到今年7月，前后总共20人在“爱之家”里面住过。
　　最高峰时有15人。成员大部分是广东本省的，还有两个来自四川和河南。每人一天的食物和香烟费用总共6元，日常用品和个别病友的抗病毒药物也免费供应。
　　记者：这些钱从何而来？
　　托马斯：我们的生活经费都由网友募捐而来。
　　记者：募捐了多少，建立了一个基金？
　　托马斯：前后有几万块，并没有建立注册基金。靠的就是大家之间的信任。
　　记者：这一年中，你们感受如何？
　　托马斯：我们过得很艰难，但还必须面对社会上的异样目光。一年内我们被迫搬迁了3次。最初是去年11月在增城，被联防队赶走后又搬了一次家，但不久又被迫在去年12月1日再次搬到番禺。
　　记者：你们是否也有过很美好的回忆？
　　托马斯：在增城四层楼的公寓里，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
　　记者：为什么？
　　托马斯：病友们每天分成小组做家务，有人专门负责买菜、有人负责烧饭、有人专门搞卫生，各司其职，乐在其中。他们每天还坚持学习。我要求他们起码能了解自己的病情，要懂得如何控制病情。市第八人民医院还免费为他们提供复查。
　　记者：听起来很享受啊，他们工作吗？
　　托马斯：有啊，今年2月到7月间，他们陆续去河南做义工。那是一个国外民间组织资助的关爱艾滋孤儿项目。他们就在河南农村帮忙筹建孤儿院，向当地农民传授预防知识。一般做十几天后就回广州，休息一两个礼拜再去河南。路费和工资都由该项目负责。
　　记者：他们感受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
　　托马斯：是啊，每次他们回来精神状态都不错，不少人还说在做义工过程中再次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望着他们开始红润的脸，我真的好开心。
　　他们都平静地回归家庭
　　记者：据说他们很多人以前吸过毒，导致家庭关系破裂。
　　托马斯：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考验是戒毒。最初他们一犯毒瘾就逃跑。我就订立了严格的“家规”：一旦逃跑，坚决不再收留。
　　记者：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
　　托马斯：他们一跑出去就倒白粉，如果再接纳，我们的“爱之家”就变成毒窝了！
　　记者：你收留的病友们现在情况如何？
　　托马斯：后来，他们都平静地回归到家庭中。
　　记者：你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吧。
　　托马斯：是。今年春节过后，我就有计划地逐步帮助病友回归家庭。在他们生日或周末时，邀请他们的家人过来团聚。最开始家人都有些怀疑，又很好奇，想知道他们的亲人现在究竟生活得怎样。所以他们还是来了，看到亲人开始振作了，都很惊奇。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在温馨的家庭氛围中，大家的关系又重新融洽起来了。从2月到5、6月份，亲人们都很满意，持续来探望。有的病友甚至周末就自己坐车回家团聚。到7月底，除了一个无家可归外，其他病友都回家去了。到此曲终人散，我们的“爱之家”也就圆满解散了。
　　记者：结束自己苦心经营的这项工作，是否也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托马斯：我承认，我真的没能力再接收第二批病人。那样会把我累垮了！要维持这个“家”真的太艰难了！另外我也担心，长此以往很容易把他们养成“懒汉”，这不利于他们以后直面人生、勇敢生活。
　　一个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资助的项目
　　记者：“爱之关怀”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托马斯：今年5月份开始有了这个办公室，就是现在的“爱之关怀”。
　　记者：它和“爱之家”有什么区别？
　　托马斯：“爱之家”只是我的个人行为，主要的工作是帮助部分患者，为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爱之关怀”是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资助的一个项目，主要是搞一些宣传和教育活动，推广艾滋病的知识。和“爱之家”相比，它的社会影响力应该更大，也能为更多的人服务。
　　记者：今年你都做了哪些工作？
　　托马斯：我们主要是编了一本月刊，叫做《爱之简讯》，主要介绍艾滋病的治疗、新闻和疾病常识等等。此外，我们在广西启动感染者的网络建设，把所有的感染者联系起来。8月份，我们在广州探访了一些病人。同时组织、邀请一部分病人参加我们的聚会或者活动。另外，我们也去医院，进行一些艾滋病知识的宣传。
　　记者：你们还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宣传？
　　托马斯：是的，其实艾滋病面对的主要还是医护人员，但是我们却发现，很多的医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护士，对艾滋病了解得太少了。
　　反歧视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
　　记者：你觉得现在艾滋病患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托马斯：是歧视。
　　记者：这些年来一直没有改变吗？
　　托马斯：没有。尤其是一些医护人员，对艾滋病人的态度非常恶劣。
　　记者：这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吗？
　　托马斯：我自己经历过，其他感染者交流时也都谈到这些经历。比如说，那些医护人员根本不碰你，不理你；或者直接对你说，哎，你转院走啦。还有的是害怕，恐惧。比如某报报道说，一位被砍伤的人在急救时，血溅到了医生的衣服上，后来有人说，啊，这是艾滋病感染者，那些医生就全部都要隔离，还要观察一年。我觉得这完全是小题大做。
　　记者：这也是歧视。
　　托马斯：对。反歧视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之一。
　　记者：这几年广州对艾滋病人的观念有没有好转？
　　托马斯：完全没有。连一些医护人员都那么不了解艾滋病，歧视艾滋病人，就更不用说普通市民了。
　　记者：那你觉得要怎样改变这种现状？
　　托马斯：其实艾滋病人一直是一个弱势群体。直到每年的12月1日，关注艾滋病人的报道才多起来，这样的关注有没有用，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谁也不知道。我们不应该仅仅在12月1日才来关注这个群体。
　　不了解艾滋病是恐惧的根源
　　记者：刚看一则报道说，杭州市公安局抓获11名屡次抢劫的艾滋病嫌犯，并将他们从戒毒所转移到看守所的一间大房子里，进行集体刑拘。有报道说早就应该专门设立看守室关押艾滋嫌犯。你怎么看？
　　托马斯：刚才还和一位志愿者聊到这件事。对于犯罪嫌疑人，打击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设立专门房间看守，就没有必要了。艾滋嫌犯为什么就要设立单独房间？艾滋病不过是传染病的一种，比甲肝，还有很多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染性都要小。为什么那些病人只需要临时隔离，而艾滋嫌犯就要安排在单独的房间里？如果单独设立了看守房间，甚至专门设立看守所，只会导致越来越恶化的结果。
　　记者：你的理由是什么？
　　托马斯：首先这会导致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其次，也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会致使执法上的不公平。而最严重的是，加深了人们“艾滋病可怕”的印象，以后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作案的人会更多。
　　记者：是吗？
　　托马斯：据我所知，现在就有很多号称艾滋病嫌犯的，并不是真正的艾滋病病人。他们之所以有恃无恐地作案，只不过在利用人们的恐惧心理。
　　记者：你认为恐惧心理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托马斯：是人们对艾滋病的无知。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加强宣传，政府不加强引导，这种事还会延续。
　　记者：据说当地公安人员对待艾滋嫌犯比较人道，你怎么看？
　　托马斯：公安人员人道不人道，我想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怎么对待艾滋病人，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以前人们大肆渲染艾滋病的可怕，而普通老百姓对艾滋病没有起码的认识，甚至医护人员都谈虎色变，更不要说警察了。如果我们正确认识科学引导，就会知道，其实艾滋病不过是一种传染性不强的传染病而已。
　　我考虑过婚姻，但目前不行
　　记者：现在可以谈谈你的个人生活吗？
　　托马斯：可以。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病？
　　托马斯：1999年的时候，我开始发烧、咳嗽，一直治不好。2000年才在中山二院查出是艾滋。当时已经病得非常厉害，体重降到55公斤，医生说只有50%以下的存活率。
　　记者：得知自己感染后，你是什么心情？
　　托马斯：当时正好是秋天，我挺绝望的，马上想到自杀。
　　记者：那时你家人理解你吗？
　　托马斯：不理解也得理解了。其实，中国大部分家庭都是这样，只要你不把家里得罪得太厉害，他们还是会包容你的。至少我家人是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他们每月花8000块给我买药。这样花下去，家里的积蓄只能支撑半年，而我却需要吃一辈子。但是家人说，先吃了这半年再说。我想，不吃的话，到时候人也没了，钱也没了，他们不知道会多伤心。所以我打消了自杀的想法，到现在已经吃了3年了。
　　记者：你家人是非常爱你的。那你身边的朋友……
　　托马斯：唉，一个人得艾滋病的时候，可以同时看到人性最光辉和最丑陋的一面。很多人和我家人一样，不能容忍邻居或者同事的孩子感染，但是从来不会嫌弃自己的儿女。而最丑陋的一面，比如在我感染的消息传出后，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我，电话再也不响了。直到三个星期后，才响了一次，那是唯一一个还愿意跟我做朋友的人。
　　记者：真正的朋友。
　　托马斯：他也老实说了，他也是想了3个星期才做出这个决定。我听了他的话非常感动。也许这个社会是非常冷酷的，但毕竟还有温暖人心的东西。这也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动力之一。
　　记者：目前你的家人对你的工作如何看？
　　托马斯：现在没有家人了。
　　记者：父母呢？
　　托马斯：我父母都过世了，而我是独生子。
　　记者：你目前是单身，那你有没有考虑婚姻或者情感方面的问题？
　　托马斯：我考虑过，但目前还不行。因为工作忙得没有时间去考虑另一个人。而且我本身有病，花费很大，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所以这时候结婚甚至生孩子，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记者：你怎么看待感染者和感染者、感染者和非感染者结婚的现象？
　　托马斯：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他们都生活得不错。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要养孩子还是应该慎重，应该向社会负起责任，不能把孩子生出来，就扔在那里啊。
　　我的勇气还没到那个地步
　　记者：前不久你有没有看到宋鹏飞和克林顿拥抱的照片？
　　托马斯：哈哈，我跟宋鹏飞是好朋友。其实，他在5年前从山西跑到北京治疗时，大家就都知道他了，所以这次也不算公开。不过，他做那件事是非常英勇的。
　　记者：那你有没有打算公开自己的身份？
　　托马斯：我目前还不会，可能因为我的勇气还没到那个地步吧。
　　记者：你愿意公开吗？
　　托马斯：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公开。那可能要等到我不在广州，或者人们的观念普遍改变的时候。
　　记者：为什么呢？
　　托马斯：因为我在广州出生、长大、受教育，基本上生活全在这里。如果我公开身份，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了。为了顺利地完成目前的工作，我还不能公开身份。
　　记者：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自己的身份？
　　托马斯：以后等我不干这个了，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了，比如北京，那时这也就不算一回事了。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一位有着亲身感受的人，你认为应该怎样防治艾滋病的扩散？
　　托马斯：其实，艾滋病作为一个医学上的难题，由我来谈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人们对感染者有更宽松、平等的态度和胸怀，同时，政府也来关爱这个群体，愿意花一笔钱帮助感染者，可能获得的回报，是难以用钱来计算的。如果我们花钱免费为这些人治疗，减少歧视，平等对待，充分尊重他们，良心会告诉他，他应该向社会负起这个责任，感染者就会主动隔绝病毒的扩散。而现在呢，我们不但不关爱，还歧视他们，他们就不敢去检测，使病情恶化，传染给了家人。甚至有个别感染者，故意传播。
　　记者：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编辑：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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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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