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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常州：《装精神病比精神病更可怕》
发布时间：日 07:57来源：常州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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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向父亲要房被拒，北京男子陈某挥刀砍向父母，并最终将年迈的父亲砍死，将母亲砍成重伤。此后，他还放火将自己的卧室点燃。被警方带走后，陈某为了逃避刑事责任曾佯装患有精神疾病，并一度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疗后不久，陈某主动承认自己是在装病。经过重新鉴定，陈某被认定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去年7月，市二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陈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昨天记者获悉，北京市高院终审维持原判。（3月28日《京华时报》）
　　近年来，“精神病”很是让人们纠结不已。一是“被精神病”，即，不是精神病人却被当作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去，从而失去应有的人身自由。二是真的精神病人伤害他人致伤致残致死，由于精神病患者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没有刑事责任，更由于某些原因常不得去精神病院治疗而晃荡在市井中让人措不及防，提心吊胆。三是并非精神病人的伤人害人杀人者却假装精神病人企图逃避法律惩罚，可怕的是有时竟能得逞。这三种情况，都让人们感到不安，社会安全感打折。
　　杀父砍母的北京男子陈某，就是属于上面第三种情况。应当承认，他的伪装成功率，阳谋得逞了。如果不是陈某主动承认自己是在装精神病，医疗机构未必能够发现，陈某也就不会被重新进行精神病鉴定，他也就会继续逃避法律惩罚。当然，以往案例中，也有声称自己是精神病人，结果被鉴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即假装精神病人没能得逞的。但是不禁要追问，所有声称自己为精神病人者，是否只有北京男子陈某一人成功瞒过了鉴定机构的测试呢？
　　北京市强制治疗管理处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陈某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者，没有能够鉴定出陈某的伪装，是否对鉴定过程进行了认真反思，新闻没有讲。大家知道，没有反思，就有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倒，就有可能再次发生鉴定不出精神病伪装者。如果认真反思了，就应当把反思的情况给公众一个交代，以修复自身的公信力。因为司法鉴定不是单纯的社会服务，而是关涉了司法鉴定工作的公信力，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司法鉴定是公共服务，鉴定失误是公共事件。
　　北京市强制治疗管理处的认真反思，还可以为大众驱除另一个设想。即，司法鉴定中是否有利益因素。因为负责陈某司法鉴定的司法鉴定中心，和负责治疗陈某的临时保护性约束中心，是同属北京市强制治疗管理处的两个部门。如果陈某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那么就为临时保护性约束中心送去一个精神病人。至于临时保护性约束中心治疗精神病人是否有收益，这也外界不很清楚的事情，从而也是需要相关方面向人们说明的。无论治疗精神病人有没有收益，都该在制度上规定鉴定单位不能同时为治疗单位。
　　大家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不孝是很大的罪过。宋朝朱熹曾为一个儿子辩护过，因为儿子拿棍子帮助父亲抵抗歹徒时不慎碰伤了父亲，当时依法要按不孝行为被治罪的。三国时期魏国的嵇康被治死罪，就是因为他的朋友被其恶兄诬告不孝罪而遭连坐。陈某竟然蓄谋多日砍死父亲，主观上也要砍死母亲，只因母亲成功逃脱求救，然后还假装精神病人欺骗司法机关，他还不够死罪吗？他的母亲可以谅解儿子砍伤自己，但母亲有权利代表死去的丈夫原谅凶手儿子吗？辩护律师说“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社会危害性小”，这说法忽略了陈某具有不孝和杀人以及欺骗多项罪名，如果此案例成为范例，社会危害性绝不是小的。
　　作者：无所求
责任编辑：袁 一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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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江苏常州友联律师事务所彭美松律师广州精神病康复中心遇难题 患者送来后不被接回|精神病|康复|社区_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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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精神病康复中心遇难题 患者送来后不被接回
　精神病复康者在爱心家园学习制作手工艺。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吴瑕 通讯员 利雪标 陈树豪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朱元斌
　　本周是第三届“爱心满羊城”助残服务周。广州目前有精神病患者4万多人，根据规划，广州将在全市建立13个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为精神病人在社区里康复提供合适的环境和专业的社工服务。但是广州首个综合服务中心试点半年来，效果并不理想。记者日前在越秀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了解到，精神病康复者家庭不理解、难以招聘到专业的康复社工以及经过培训后的学员在社区就业仍遭歧视，成为精神病社区康复面临的三大难点。
　　半年服务了67名精神病康复者
　　越秀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下称“精综”)位于文德南路东横街26号的“爱心家园”内，是一座古朴的大宅子，这里曾是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的所在地，去年5月，作为广州市精神病社区康复的首个试点，正式为越秀区持残疾证的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免费的社区康复服务。
　　越秀区残疾人康复中心主任任莉介绍，目前，精神病社区康复服务主要分为职业训练、中途宿舍以及社工服务3个方面。其中，职业训练包括手工、清洁、零售服务等类别的职业培训；中途宿舍主要为有需要的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治疗后的社区过渡期宿舍服务；社工服务则是为精神病康复者及家属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情绪辅导、家庭关系调适、人际交往训练、康复指导等服务。
　　经过大半年的运作，目前越秀区“精综”共为67名辖区内的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服务，其中职业训练有22人，社工服务有41名“案主”，而中途宿舍共接待了4名精神病康复者前来入住，目前还有两人在舍。
　　患者家属不理解
　　要么不愿送要么送了不愿接
　　根据《广州市社区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方案》，明年年底前广州全市要建立13个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每个“精综”应具备不少于200名精神残疾人或精神病康复者提供支援服务的能力。然而，越秀区“精综”试点大半年以来，接待的精神病康复者人数远远低于当时的预期。
　　“越秀区目前登记在册的精神病康复者为4720人，但目前‘精综’接触到的还不足百人。正在接受服务的对象中，有不少是一些专门做精神病社区康复的社工‘转介’过来的。今年5月‘精综’开张的时候，通过媒体的报道，曾掀起一阵咨询和登记的热潮，但如今前来咨询的家庭越来越少了。”任莉表示。
　　任莉说，他们通过多场社区宣讲会发现，不少精神病康复者出院后，就被家属“关”在屋内不允许出门，就是担心他们接触社会后很容易“惹是生非”。由于常年大剂量服药，这些患者多数会出现嗜睡、精神萎靡等症状，不利于其将来的康复。
　　除了家属不愿意“送”出来外，送出来后不愿意“接”回去，也是“精综”社工们遇到的尴尬之一。“中途宿舍”项目社工嘉敏告诉记者，宿舍虽然给精神病康复者提供了一个社区康复的环境，但仍需要其家属一起参与，“我们接待过好几个个案，都是父母将患病的孩子办理了入住手续后，就很少甚至再也不来探望了，即使是社工打电话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过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最后只能把康复者送回家庭。”
　　嘉敏表示，“中途宿舍”的目标除了为提高精神病患者适应社区、家庭生活的能力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改善他们与家庭成员相互间的关系。
　　社工人手远不足
　　一听服务精神病患就不干了
　　目前，越秀区“精综”里共有9名工作人员负责职业训练和中途宿舍两个项目，其中拥有专业背景的社工仅3名。“人手远远不足，是制约我们发展的因素之一。”任莉表示，“精综”工作人员的招聘启事长期挂在网站上，“前来应聘的人也不少，但一听说服务对象是精神病康复者，很多人都却步了。不久前，我们招聘了一个女孩，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听说在社区精综工作，上班第二天，女孩的家长就赶过来把她接走了。”
　　对于应聘者的担忧，任莉表示理解，然而她强调，从事精神病社区康复工作的人员，事先都会接受专业的培训，“我们主要针对的是程度较轻的康复者，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后，暴力倾向程度很低，和他们接触还是很安全的。”此外，有社工告诉记者，在接触精神病康复者的时候，他们也会保持细心观察，“如果对方出现身体异味、眼神涣散等情况，我们会尽快和家属沟通，病情有加重的就要送往医院治疗”。
　　患者就业受歧视
　　快餐店只愿招肢残不招精残
　　今年41岁的阿琴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将近20年，今年6月进入越秀区“精综”接受职业培训，接受手工制作以及零售方面的培训。阿琴告诉记者，她有过多次在服装店或士多打工的经历，起初都瞒着雇主自己的病情，“但是时间一长，我一些怪异的举动就会引起老板的注意，很快就被炒掉了。”
　　在半年职业训练后，“精综”想在社区内为阿琴找份工作，但重重困难。“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连锁快餐店对于残疾人的接受程度还是挺高的，但只愿意招收智障或者轻度肢残的残疾人，拒绝接收精神病康复者。”负责职业训练的社工小龚告诉记者，目前，仅有几名参加职训的学员成功应聘，如在物业公司从事清洁或者在社区超市负责货物上架等工作。“社区更适合精神病康复者就业，一是他们对社区的环境比较熟悉，二是工作弹性较大，企业采用时薪、计量等方式支付薪水，更有利于他们融入社会。”
　　抑郁症男孩“入舍”半年变化大
　　家住越秀区文明路的斌仔(化名)今年18岁，两年前被确诊患有双向情绪障碍以及抑郁症，经过住院治疗后，斌仔被父母送到了精神康复综合服务中心“中途宿舍”，接受从医院到家庭之间的过渡辅导。“中途宿舍”设定的服务期限为9个月至两年。
　　负责“中途宿舍”项目的社工嘉敏告诉记者，斌仔刚进宿舍时，由于服用大量药物的影响，整个人精神萎靡，对周边事务完全没兴趣，一天睡十多个小时的觉，还有强迫症，同样的动作重复十多次才能安心。
　　进入“中途宿舍”后，社工和“舍监”要为斌仔量身制定专业的服务项目，如药物管理训练，通过日常服药训练、精神病知识讲座、药物知识讲座和个人病情交流等形式，提高斌仔对于自身病情的了解以及自觉服药的习惯。斌仔还要接受个人自理训练、社交支援训练、社区适应能力训练、理财能力训练等等。
　　通过半年多的“宿舍”生活，斌仔生活自理有了很大的提高，能够自己洗、晾衣服，自觉参加集体活动。
(原标题：精神病康复者无奈成“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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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导语 今日话题上海男子徐为（化名）在精神病得到改善而要求出院时遭到医院和监护人拒绝，随后将两者诉至法院，这是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依据该法起诉的第一案。但徐为在一审、二审中接连败诉，近日，他已经向上海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在精神病院住院达14年之久的徐为，何时能踏上“自由”之路仍未卜。还有多少个“徐为”留在精神病院？为什么他们难以“飞越疯人院”？电影《飞越疯人院》剧照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1、“谁送来的谁接走”是出院的最大阻碍徐为是2001年被送进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的，当时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一年后出院。但2003年徐为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青春精神康复院，随后一直在那里接受药物治疗。治疗颇有成效，徐为的病情显著改善，且较为稳定，从病情鉴定上符合出院条件，但被认定为徐为法定监护人的哥哥却不同意他出院。按照院方的说法，如果监护人不提出出院申请，徐为就不能出院。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徐为将他的哥哥和精神病院告上法庭，一番波折后，今年4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据界面近日的报道，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其是否出院，目前仍然需要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故被告青春康复院未经原告监护人同意而拒绝原告提出的出院要求，并无不妥。”而今年9月，案子二审结果维持一审原判，徐为再次败诉。日前，徐为和他的律师还在申请再审。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杨卫华律师隔着康复院的铁栏栅给徐为送判决书（图片来源：央广网）2、徐为案不是个案，精神病人“出院难”很普遍以“精神病人 出院难”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不难发现问题的普遍性。“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有70名符合康复标准的病人近期自愿要求出院。然而，仅其中18个病人的家属同意来办理出院手续，其余52个家庭均拒绝领人。”（东方网 2013年5月）；“去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人民日报 2014年6月）；“（江苏常州）德安医院目前有住院精神病人296名（“三无”、流浪乞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除外），其中近1/4的精神状况达到出院标准，且病人希望出院，但是监护人不愿意接他们回家。为此，有的病人已经住院超过30年。”（扬子晚报 2014年9月）……这些例子表明，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难以出院，他们大多数是因为被家庭和社会拒绝接纳而滞留在医院。打着“治疗”旗号让病人长期住院，并不是什么好事1、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实际上，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利，规定除非就诊者有会伤害到自己或者他人危险行为，可能需要被强制入院，其余患者遵从自愿原则。该法规定精神病人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特别是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然而，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时候会因疾病丧失自主能力，因此很多精神病人都是“被”监护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而这不并是《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自愿情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比如接受治疗后病人的精神状况得到改善，能够自己做出有利的选择，但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而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精神病人滞留精神病院，会出现社会功能衰退、情感淡漠等问题，反而会加重本来改善的病情，特别是随着病人年纪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导致精神病人出院难，陷入恶性循环。2、本来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据卫计委10月份公布的数字，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数1.71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约4.3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期问题。在法律层面，不妨学习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1、目前的法律缺少对非自愿治疗精神病人的保护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治疗，有专门的说法叫做精神病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出台之前，只有《刑法》有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对不涉及犯罪的其他情况并没有规定。这就导致很多“非自愿”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且各地还出现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情况。但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这些情况并未好转。《精神卫生法》的适用遭遇现实尴尬，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应当”一词实际是对监护人权利的限制，但现实中对被监护人牢牢“绑住”的精神病人来说，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维权依旧艰难。精神病人维权艰难“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魏晓娜在论文《从“被精神病”再现看我国非刑强制医疗制度之疏失》指出的，精神病强制医疗曾长期充当刑法和行政法两大法律体系之间灰色地带上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虽然《精神卫生法》旨在消除这一问题，但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去年12月三湘都市报报道称，一位名叫徐刚的男子因“追求爱情”纠缠一位女性，却遭遇姜畲镇派出所两次把他送进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治疗。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承认，在徐刚第一次被来时，即被诊断为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徐刚还是被关16天，理由是“110送来的人，我们只能接收，不能拒绝”。第二次则更加过分，徐刚整整在精神病科待了两个月。对已经诊断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公安部门无疑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2、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非常“危险”，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魏晓娜认为，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渉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而查阅我国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不难发现，其真正做到了保证精神病人的权益。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障病人出院权利，“精神医疗机构于住院病人病情稳定或康复，无继续住院治疗之必要时，应通知本人或保护人办理出院，不得无故留置病人”。此外，该法还明确了强制治疗的适用人群、具体流程、限制时间。强制医疗的对象是严重精神病患者，必须先经确诊后才能办理住院。该法保障病人的自主权，比如，规定如果该类病人拒绝接受全日住院治疗，主管机关需要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但紧急安置期间不得超过5天，强制鉴定要在2天之内完成，如果经鉴定无需住院，应立即停止紧急安置，如果需要住院，强制住院期间不得超过60天（延长需申请）。对于违反这些流程的精神医疗机构，会被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相当于人民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整改，情节重大者，甚至会被吊销营业执照。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推广社区医疗并消除社会偏见长久以来，精神病人在家庭和精神病医院之间无其他选择，一旦遭家庭“甩包袱”，只能待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流浪街头。其实，社区医疗是很好的补充。1、在国际上推广的社区医疗却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许多研究表明，开放的社区环境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有效果。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完善的社区医疗体制，比如美国40多年前就开展了精神病治疗领域的“去机构化”运动。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展了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的试点工作，但面临的阻碍不少。例如，据新京报2013年的报道，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不仅面临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的问题，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且精神病人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更为这一群体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筑起一堵高墙。随着医疗队伍的扩大，医疗经费的投入，现在客观条件能够得到改善，但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不易。2、英国“改变的时刻”运动颇有成效英国“改变的时刻”网站英国慈善机构“思考和反思精神疾病”（Mind and Rethink Mental Illness）推动的“改变的时刻”（Time to Change）运动开展于2009年，旨在减少公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该项运动通过在企业群体、公众间开展签名活动、在电视、网络和社交平台做公益宣传等方式，推动公众正确认识精神疾病。比如“改变的时刻”官网上用调查数据、科学研究等资料澄清公众常见的偏见。去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由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Sara Evans-Lacko博士等开展的研究显示，“改变的时刻”运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病的积极态度方面成效显著。而目前在中国，精神病人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只有当精神病人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后，他们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更加深了公众已存的偏见，“妖魔化”、“污名化”精神病人的现象更为严重。在国内开展与“改变的时刻”类似的活动实属必要。结语 今日话题“住在精神病康复医院是没有自由的，不管里面有个广场可以走走，还是有个房间让你稍微自由一点，但总之这是不自由的”，徐为在法庭自我陈述道。徐为还在为争取自由努力，如果法律不能完善，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有增无减，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徐为”出现。第3372期 本期责编 李敏出品 腾讯评论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评论独家稿件，转载必须注明“编辑姓名+转载自腾讯评论《今日话题》栏目”，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读后分享◆点右上角-&发送朋友或朋友圈快速关注◆点右上角-&查看公众号-&关注◆点标题下-&今日话题-&关注◆长按下方二维码自动识别关注【不服来辩】亲爱的读者朋友，对于以上责编解读的内容，您怎么看？你认为徐为出院是否应该由他的哥哥说了算？在本文右下方“写评论”可与编辑直接交流，谢谢各位网友的热情参与。如有长篇回复，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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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父母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女儿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但是经过三天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症状，然后办理的出院，对此女儿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遭遇，引起的网民的热议。对此女儿以
　　因为父母反对女儿的自由恋爱，女儿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但是经过三天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症状，然后办理的出院，对此女儿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遭遇，引起的网民的热议。对此女儿以侵犯自主权、人身自由及身体权将医院告上了法庭，希望医院对她做出20万赔偿。
　　被家人强行送精神病院
　　新京报讯 （记者刘洋）女工程师陈丹称，因自由恋爱被父母送精神病院，经历了72小时&治疗&后被宣布可以出院。
　　随后，陈丹以侵权为由将北京回龙观医院告上法庭，索赔20万元。
　　其间，陈丹在网上公布了自己在医院的遭遇，医院以&形象受损&提出反诉。前天上午，昌平法院回龙观法庭再次开庭审理两案。
　　女子被父母强制送医
　　陈丹称，自己因自由恋爱引发父母不满，日，父母带人强行撬开自己住所的门，将她强行送入北京回龙观精神病院。进入医院后，在未经门诊医生接诊、没有做任何相关精神检查和诊断的情况下，直接被带到住院病房。后被接受检查，并和其他精神病患者住在一起。三天后，经专家会诊，医院宣布她无住院治疗的必要，可以立即办理出院。
　　&获知可出院消息时，我当场失声痛哭。&陈丹称，出院后，她在网上论坛公开了她的遭遇。
　　陈丹的网帖引起广泛关注。当年7月3日，回龙观医院召开发布会，院长杨甫德表示，&被精神病&绝没有想象得那么容易，公众不必对正常的精神疾病诊疗行为感到担忧和恐慌。
　　医院反诉称形象被损害
　　日，陈丹以侵犯自主权、人身自由及身体权向昌平法院递交起诉状，状告回龙观医院，要求院方赔礼道歉，后提出索赔20万元。
　　该案先后两次开庭，庭审中，回龙观医院认为陈丹父母是其监护人，签字同意送其入院，符合规定。并要求追加其父母为第二被告，但被驳回。同时，回龙观医院提出反诉，认为医院给陈丹提供了积极有效的精神科治疗服务，陈丹在网上发布不实信息，损害了医院的公众形象，要求陈丹停止侵权，也提出了20万元的赔偿。
　　前天上午，上述两案再次开庭合并审理。由于此案涉及个人隐私等，没有公开审理。
　　据了解，对于回龙观医院反诉，陈丹认为，她所公开的都是自己真实经历，不存在捏造和不实，而通过网络和媒体曝光医院违法侵权行为，是公民合理正当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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