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睡的迷迷糊糊,突然听见妖娆by三叹三声收txt好像是敲床板的声音, 然后醒了很清醒听见狗叫,(我家住在楼房24层

江葬      
村里有人嫌地少,就到江堤下的河滩去开荒,三月清明谷雨栽下棉钵,五月芒种夏至江水涨满,棉花还只青菜干高。棉花是不能种了,就等七月立秋处暑江水退却种下芝麻、玉米、黄豆、薯之类的秋作物,十月立冬小雪收了,随即播下小麦,挨到下一年四月立夏小满黄了割,江水又浩上来。  
新友从山里迁回村,责任地已分到户,要不到,就在河滩开了一片荒,广种薄收,落得个清闲自在。  
新友上无老下无小,三十好几光棍一条,吃过饭,碗筷一推拖到下餐用时洗,搬个小凳头坐在门口,看大屋场一群孩子一个接一个牵着贵妹的褂后褡捉山羊玩儿。  
贵妹是羊头,流着哈喇子双手挡开。狼一动,屁股后面的一群羊儿就左右跳。羊儿捉住了,一个挨一个靠墙站着不许动,看狼追撵羊头,撵上了,贵妹双手着地趴下,做狼的小男孩骑上去,一巴掌拍在那肉肉的屁股上,喊一声“驾”,贵妹就一个劲儿地往前爬。  
接下来玩摸摸儿——  
贵妹,摸头。  
贵妹就摸头。  
贵妹,摸屁股。  
贵妹就摸屁股。  
贵妹,摸奶。  
贵妹就摸奶。  
嘻嘻,流氓流氓。就有女孩子捂了脸笑。  
流氓流氓流氓流氓。贵妹也跟着瞎起哄。  
落黑,在大屋场捉山羊的孩子们一个个被自家大人喊回去了,剩下贵妹没伴儿玩一个人往家走。路过新友的屋门口被喊进去了。  
贵妹,你看,这是么子好吃的?  
贵妹摇摇头。  
这是饼干,可甜呢,不信你吃吃看。  
贵妹接过,撕开,把饼干个儿往嘴里塞,没多久一袋饼干吃完了。贵妹盯着袋子上的花含笑。  
贵妹,甜不?  
好吃不?  
好吃。  
贵妹,咱俩玩摸摸儿行不?  
贵妹点点头。  
贵妹摸头。  
摸屁股  
贵妹摸屁股。  
贵妹摸奶。  
贵妹,把奶给我看看。  
贵妹解开衣扣,一对鼓鼓的奶宝儿跳出来,新友的手一动,灯熄了,黑了世界。  
一日,孩子们又在大屋场玩捉山羊,贵妹仍然做羊头,羊儿们捉住了,靠在墙边看狼追赶羊头,追上了,羊头趴下,狼骑上去拍着屁股往前赶,爬过一道小沟,羊头惨叫一声附着地不动了,裤裆流出血水。狼大骇。一群羊儿跑个鸟尽。  
傍晚,从田头地畈荷锄归的村里人经过大屋场,贵妹早已断了气,解开裤子,裆里缠着一个肉坨坨。灶王爷上台,这是唱的那一出?大家伙摸不着头脑。  
做贼被抓住打死的,偷人被逮着丑死的等等,凡做了丢人现眼的事儿死的人不入棺,都得江葬,这是村里的传统,一代一代,如长江水经久不息。  
贵妹也只有江葬了。叫过三天茶,黑了天,由四个健壮的汉子竹床扛了往江堤上走,经过新友的薯地,把没有翻藤的薯秧踩了个稀巴烂。  
最初的几天,没有孩子敢去大屋场,过不了多久就又玩起来了:玩捉山羊,玩摸摸儿,玩得爹娘的名姓找不到玩得天黑了也不肯回家,若是有谁高叫一声:“贵妹来啦鬼来啦!”,孩子们便脚弹腚没命地往屋跑。  
打个盹就到了立冬。其实这个节气是乡下最忙活的节气。地里的棉花大放炸,没来得及捡又要播麦,播完了赶着栽油菜地。每年的这阵子,小学校都要放假,那假名叫“农忙假”。  
新友没熟地,只有河滩那一亩来地薯。他倒不怎么忙,懒懒洋洋下耙,懒懒洋洋往背后的筐里装,挖到天黑还没有挖完两升地。看看也有了两半筐薯,丢了耙,从里面搜出一个大个的,往裤脚上擦几擦,走几步,朝老去很远的秋江水掷去——     
1990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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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钱      前年编辑部吃年饭,我闹情绪没有去,主编发了脾气,去年吃年饭我去了,大家都很高兴。饭局设在杏花村酒店二楼桑塔那厅,席间大家推杯换盏,吆五喝六,东扯西拉,好不热闹。因为不久前的一笔广告费提成把我欠单位的债给还清了,我心里敞亮了许多,酒也愿意喝了,敬这个,敬那个,稀里糊涂地敬了许多杯,市文联冯秘书长半途中站起来敬我的酒,我猜想他是想要把我放倒。我也站起来,我说秘书长,你想怎么喝吧。冯秘书长人高马大的,自以为能装酒,他反问我,曾编你说怎么喝?我说要喝的话,咱一人三杯,一气干。说着,我端起酒杯往嘴里倒,咕咚,咕咚,咕咚,三下响,酒进了我肚子,我立在那儿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等着,冯秘书长嘻啦着脸嘘了一声,他说,哟,看不出曾编还有点酒量哈。在大家的哄促下,冯秘书长像个刚过门的新媳妇一样把面前的三杯白酒给呛下去了。  
罗嗦了半天吃年饭喝酒的卵事,我并不是在炫耀什么,谁没有吃过年饭啊,谁没有喝过酒啊,我言外之意是想给我后来干的龌龊事找个借口,是的,那天我喝高了。醉酒的人大致会出现以下几种状态:1,倒头就睡。就是天塌下来长江溃堤被子着火了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他妈睡我的。这种人不在少数。2,到处跑。就像雷世达一样,酒量不大偏爱贪杯,喝醉了就往大街上跑,一只脚穿了鞋子,另一只鞋子还拉在酒桌底下。3,哭。喝多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开大嘴巴就嚎,嚎到酒醒了,脸上看不见一坨眼泪,向武华就是这种人。4,想做爱。这我就不说了,大家心里比我还亮堂。我是第四种状态的醉酒人。酒对我来说,它的功效恰似春药,喝下去后,它仿佛不是存储在胃里,而是流进了睾丸。那天,我真的是喝多了,身子底下胀得要命,没等散席,我提前开溜,我得赶紧回家找老婆做爱去!  
我家在龙坪镇。从武穴去龙坪三十里,要到江堤边搭车。那天,我是从杏花村一路走到江堤的,中间要穿过5号路,栖贤路,民主路。三站坐1路公汽只需花一元钱,那还是在春运期间,搁平时只要五毛钱。那天我没有坐公汽,不是我身上没有钱,恰恰是我身上装了五十块钱。平时我身上一分钱没有我还要坐车呢,售票员跟我要钱买票,我会装出忘记带钱包的遭孽相来蒙哄她,我不拆白,那天我确实有钱,我这人有这样一个习惯:没钱的时候我可以哄票,如果有钱我就哄不下去了。那天没坐公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身上很久没有装过五十块钱,那天终于装上了,我有点不忍心花了它,为了保持那五十块钱的完整性,也可以这样说,为了省去坐公汽的一元钱车票钱,我硬是咬紧牙关迎着寒风往江堤走。  
龙坪停车场边上就是向武华的岳母宋大妈的副食店。那天是腊月二十五日,满大街都是抢置年货的人,一派物阜民丰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宋大妈的副食店也生意兴隆,老人家称东拿西忙进忙出,我站在店门口好半天她才发现,她亲热地说小曾是你呀,鬼儿的我还没看见,快过年了,单位还没放假吗?我说放了,刚吃过年饭,这就搭车回去。她又说小曾,家里年办好了没有,要是还差点烟酒糖果瓜子什么的来我这里买,给你不算贵,平时价。宋大妈真会做生意,逮住谁没聊上三句话就开始推销自己的商品。听她这么说,我想也对,快过年了我得帮她销点什么,一来我是他女婿向武华的朋友;二来宋大妈一向待我不错,平时来店里拿烟拿酒给我记帐,我身上的钱花光了回不了家,她主动借钱我买票,这么一个好人,我不给她销点什么心里不安。我走到水果摊那儿,盯着那些急待出售的水果们恶恨恨地想,我买点什么呢?买了给谁送去呢?等我想好自己都忍不住想笑。我对宋大妈说我就买一箱苹果吧。宋大妈问我,她说,小曾,你买苹果是自己吃还是送人?我说,我买苹果送给向书记。宋大妈笑起来,她说你个鬼儿的,逗老娘开心呢,你跟向武华是好朋友,送他干什么,要送就送你领导吧。  
二00四年腊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四十八分,我在我的朋友著名诗人向武华的岳母宋大妈的副食店买了一箱富士苹果,然后坐上一辆人力三轮车朝城西方向向武华的家奔去。  
我们武穴人把人力三轮车叫着“麻木”,听说武汉也是这么叫的,黄石鄂州是怎么个叫法我不清楚,九江把这种载人工具说成“蹬司”。我觉得“麻木”这个叫法比“蹬司”好,麻木,麻木,麻麻木木,踩累了的时候人就麻木了,人一麻木反而不觉得累了,这是一种由恶性转化为良性的循环;蹬司是个什么意思嘛,一脚蹬下去到了阴司,不吉利。93年,我在乡下小学当着一名语文老师,暑假期间我来到武穴踩了一个半月的麻木,借住在雷世达的宿舍里,那时他没有结婚,还没调进宣传部,是市文化馆的一名文学辅导干部。每天晚上九点钟我准时收工,把租来的那辆麻木车赶进文化馆大院,提着花了一元钱买来的四块臭干子去敲雷辅导的房门,然后我们俩面对面的就着臭干子喝烧酒。来到人间三十有七个年头,细想起来,只有那短暂的一个半月经历成了我生命旅程中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有着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每次一坐上麻木车就情不自禁地有了一种找到家的感觉,遇到踩麻木的师傅,不论男女,我立即像见到亲人,真是这样的,但是,坐车之后要掏钱了,我心里就有点不是滋味了。我长期在公汽上哄票,却从来不哄麻木师傅的票,顶多只是少给点。那天就是这样,车在离向武华家不远的路口停下,我下了车,装着不懂行情问,师傅,多少钱?那位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麻木师傅说,大过年的,你看着给吧。我便从裤兜里吃力地摸出一元钱钢蹦子递给他,老头接过钱老大的不高兴,吱吱唔唔半天说,一块钱怎么够,平时坐这么远也得两块钱,大过年不长你的价,两块总该给吧?我见这老头口气软好欺负就粗声恶气地咋呼起来,我说老哥,别做梦,我坐车从来都只出一块钱。说着,我抱起苹果箱就转身走,刚走几步,老头又说,喂,小老弟,给个苹果吧。我听这话站住了,我想给个苹果就给个苹果,反正是送人的,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我把苹果箱放在地上,撕开包装胶布,从里面挑出一个有点烂的中等个给他扔过去,老头接住苹果,骂骂咧咧地走了。  
向武华打开院门迎接我的第一句话我还记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个穷鬼,怎么有钱买苹果送我?我欺骗他,我说这是单位发的年货,一共十八箱,太发多了吃不完。他说,我说你这么个小气的人怎么可能买东西送我,原来是吃不完啊,要你花钱送礼,除非铁树开花公鸡下蛋。喝了一杯茶,聊了一会儿,他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江堤转转,我同意了。  
来到江堤上,天差不多就黑了,城市里亮起了万家灯火,人间处处四月天啊。向武华掏出手机给雷世达打电话,告知我们俩现在江堤散步让他马上过来,雷世达问明我俩所在江堤的具体位置后说,十分钟内前来报到。  
我,向武华,雷世达三个都是龙坪人。向武华曾经是武穴报社的纪检书记,雷世达现在是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兼工会主席,我在文联《大江》杂志任小说编辑。我们仨年龄不相上下,自相识以来,从不抬杠,从没翻脸,都是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者和实践者,同时在市作家协会挂了职,被圈内人士戏称为“龙坪三郎”。  
雷世达坐着一辆电动麻木风驰电掣地找到了我们,他一下车就叫唤起来,先莫扯蛋,赶快找个铺子吃饭,老子的肚子饿出儿来了。向武华冷冷淡淡地鸟他,大过年的,人家的肚子都像长了铁,你怎么成了个饿死鬼啊。原来,雷世达放假这几天一直在帮助他老婆打理金铺。闻名全市的“商大”金号就是他老婆舒记女士开的。现如今,政策搞活了,农民减税了,公务员加薪了,打工的打到钱了,人民的腰包鼓起来了,买金子的人空前地多起来,到了年前年尾更像七月的长江水,一个劲的往上涨。商大金号自腊月以来,天天人满为患,走一拨来一拨,忙得我们的雷主席饭没吃好不说,拉屎的时候屁股都揩不干净。雷世达感叹道,个板八的,想不到开金铺也这么累人!  
那餐饭是在江边夜食摊“蒙古包”里吃的:一个三腊火锅,一个麻婆豆腐,一碟花生米,三瓶惠泉啤酒。我因为刚吃过年饭,基本上没怎么动筷子,分给我的那瓶啤酒,我是用来当醒酒的茶喝的。  
雷世达说,曾大侠,我上回骂你,你记仇了吧?  
我说,雷主席,我哪敢啊,我没记仇。  
雷世达说,你这是在说鬼话,没记仇怎么两个月不来我办公室上网?  
我说,没时间上网,我年底到处拉广告,你没长眼睛啊。  
雷世达说,鬼话。  
我说,不是鬼话。  
雷世达说,鬼话。  
我说,不是鬼话。  
雷世达说,鬼话就是鬼话,你不承认,怕什么呢?  
我说,不是鬼话就不是鬼话,妈的,我怕你个鸡巴。  
向武华在一旁听得不耐烦,他不知道我和雷世达到底为什么争吵,他打断我俩的对话,酸不拉叽说,你两个搞什么名堂,鬼话连篇的,我一句也没听明白,什么秘密说出来让我也分享分享。雷世达望着我笑,我挤眉弄眼示意他不要说出来,可他根本不吃我那一套,最终还是将我两个月前在他办公室门外拉尿的事给揭发了。向武华闻听后也很气愤,对雷世达骂我一说表示支持。他说你小子好大胆,懒得真邪门,大白天不上卫生间,在宣传部过廊上拉尿,你这是藐视公堂知道吗,要是让吴部长看见了那怎么得了。雷世达说,那天他拉尿不愿下楼,肯定是跟那个塞壬在网上聊天迷的。他们俩知道我对塞壬好,都在黄冈文坛上看到我写的《我爱塞壬》那个贴子。塞壬是我在荆楚网上认识不久的一位女性网民,没见过面,只知道是黄石人,现在深圳一家报纸当记者,据说人很有个性,散文写得不错。  
这餐饭吃了三个多钟头。饭间,向武华擦了一次皮鞋,聊了一下诗歌,雷世达大谈金银珠宝,我除了一声不响地喝酒外,还给他们来了一段黄梅戏。我记得我唱的是《龙女》中“晚风习习秋月冷”一折,我唱戏的时候,他俩全神贯注地竖着耳朵听,唱到动情处,我发现向武华的眼睛里闪烁着泪光;就连夜食摊上炒菜的老板娘也放下锅铲跑过来,我刚一唱完,老板娘就率先拍起巴掌,拍完巴掌她问我是干什么的,雷世达糊弄她说我是市黄梅戏剧团唱小生的曾老师,她恭敬地将手在围裙上搓了又搓向我伸过来,我握住那双油腻腻的胖手,下身立刻硬了,如果不是她老公在一旁盯着,我他妈真想在上面亲一口。结帐时她给我们打了点折,本来要55块钱,她只收了50块,按AA制摊的话,我们一人要出17块钱。这50块钱是向武华一个人出的,雷世达叫老板娘把钱还给他要我出,他说,曾大侠应该出一回,长期空口吃白食,一年不吃也要吃掉我几千块,从没请我们吃一顿,妈的,哪怕花两块钱请老子过个早也行啊!他一边控诉我,一边用手往我身上摸,并坚信我今天身上一定有钱。我跟他拉拉扯扯好半天,没办法,只得又从裤兜里摸出一元钱钢蹦子丢给向武华,他擦皮鞋的钱算我给出的。  
出了蒙古包,我们仨又去码头趸船坐了很久,直坐到凌晨一点聊到无话可说冷冷江风将我们吹彻了,大家才一致同意回家睡觉。雷世达问我去哪里睡,向武华说曙光跟我作伴去我家睡算了。  
我们三人像三条疲惫的狼一样游走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  
走到钟楼路,我的肚子突然不舒服,我想上厕所了。我对他俩说,在前面等等我,我去方便一下。说着,我撒开腿就往街道旁边的市农行储蓄所那儿跑,向武华压着嗓门喊,曙光,拉屎靠边点,那可是银行啊。我立在储蓄所漂亮的黑漆铁栅门前解皮带,我想妈的,我管什么银行不银行,反正我又没钱给它存,拉吧!刚一蹲下来就听见雷世达在那里哈哈大笑。  
我在储蓄所门口拉屎,他们在不远处的一个路灯下等我,不知什么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那儿多了一个人,朦朦胧胧我看不出是男是女,他俩是站着的,那人蹲在地上,隐隐约约我能听见他们三个在一起说话,等我系好裤子朝那里走去时,向武华雷世达二位丢下那人往前走了。来到路灯下,我方才认出,原来蹲在地上缩成一团的是一个瘦瘦的小个子女孩。  
那个夜晚接下来的时间,我是跟这个小个子女孩一块度过的。从我见到她第一眼起,我就预感到我们之间可能会发生点什么。我学着她的样子蹲下来,然后叮住她放肆地望着,女孩嘻嘻地笑,冷不丁冒出一句话,她说,你娘死了你娘死了。“你娘死了”这话在我们武穴是用来骂人的,特别是从一个陌生人的口中说出来更难听。我有些挂不住了,想站起身走,可转念一想也对啊,我娘确实是死了,刚死不久,她没有说错。她又说你会唱戏,我嫁给你做老婆吧。说着她跳过来一把抱住我,这时,向武华在前面吼起来,曙光,那是个疯子,快过来,走啊!我没有听他的,我不可救药地被这个女孩疯子般的气息包围了,我像一个孤苦零丁的孩子一样被她拉着往回来的路上跑,跑了一会儿,对面开过来一辆空载的出租车,我们坐上去,车向着城东“社会主义”招待所飞驰而去。  
喊半天招待所的门才打开。老板是个中年人,胖墩墩的,他把我们安排在一楼靠内的一间小房子里,我问两个人一晚上多少钱,他说三十块,我将那五十块钱用剩的全部交给他只有二十三块,老板见我也实在拿不出钱就算了,离开时他说,手巾脸盆在卫生间,二位洗洗睡吧。我从卫生间洗了个脸回来,女孩已先我钻进了被窝。  
拉灭灯,我脱光衣服赤条条地上了床。她贴着我的胸口让我给她脱衣服,脱到最后我发现她里面没有戴胸罩,而是系着一条年代古远的小兜肚,我舍不得脱了它,用手在小兜肚上轻轻地抚摸着,慢慢地,女孩变得呼吸急促全身发烫起来,她说,你不能摸我了,会把我摸化的,让我摸摸你好吗,我从来没摸过男人。说着,把手伸到我的下面,她又说,哦,真大啊,像我家的吹火棍。摸了一会儿,她突然嘻嘻地笑起来,细细的,冷冷的,如同一阵刺骨的江风吹过,我见她笑得停不下来,不得不用手去捂她的嘴巴,我说,你不能不笑吗?你一笑我就浑身发冷。女孩止住了笑,等我把手放开,她又笑了起来。  
我说,告诉我你多大了?  
她说,我属虎的。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她说,就叫我绿鼻脓吧。  
听到“绿鼻脓”三个字,我吃了一惊,脑袋好像一下子膨胀起来,我翻身坐起点燃一枝香烟,我想,这个躺在我怀里的瘦瘦的小个子女孩该不会是我未曾谋面的网友塞壬吧?因为我知道“绿鼻脓”是塞壬的一个马甲,我太熟悉它了,我曾经为这个黑色幽默的马甲写过一篇名叫《有气无力》的小文章:    
我跟老久说我想去一趟黑壳山,老久说你去哪干什么,我说我有一点事儿,老久知道我说的事儿指的是什么,老久说你去吧,小心点。  
我喝完酒,背上老久送我的那个背包,我背着它就有人笑包皮过长,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一出门就迫不急待地上了车,又迫不急待地下车。黑壳山到了。  
黑壳山啊。  
月亮啊。  
绿鼻脓说,你来啦。  
我说,嘿嘿我来了。  
绿鼻脓说,今晚你亲我哪?  
我说,脚趾头。  
有人敲门。她停止了呻吟,命令我,你给老子躲床底下去!我不同意。我说不,为什么呀,我不躲床底,那儿黑,有很多蚊子。绿鼻脓叹了一口气。绿鼻脓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敲门声消失了。无休无止的蝉鸣响起来,黑壳山热闹极了。  
我的精子热闹极了。  
老久来看望我,开着他的江铃宝典。老久说回了?我说回了。老久说好不好?我说不好。老久朴素地流下了泪水。江铃宝典呼啦啦飞起来。  
哦,黑壳山。  
绿鼻脓。    
我靠在床头回忆这篇文章的时候,女孩掐了我一下,她说你想家了对吗?我没有回答她,丢掉烟蒂,伸手拉亮了电灯,然后扳过她的脸仔细打量着,我严肃地问她,我说,你给我说老实话,你是不是塞壬?女孩生气地打掉我的手,把头藏进被窝里,嗡嗡地说,塞壬是女妖,我是仙姑!  
那个晚上,我再也没有碰过那个女孩,我们俩背对背躺着,她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均匀地打着丝绸一般细腻的呼噜;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满脑子都是塞壬,她的形象如同一片飘在天边的白云让我琢磨(捉摸)不定。天蒙蒙亮的时候,女孩醒了,她一声不吭地穿衣下床,梳完了头,她趴在我身上,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脸说,懒猫,给我钱吧,我去过个早。我说哪还有钱啊,你知道钱都交了住宿费。她说,你骗不了我,你棉袄里面的口袋里还有一块钱。我撑起身拿过棉袄,果真从里面口袋里搜出了一元钱,这一元钱破了一角,我混了好几次都没有混出去,又舍不得扔掉,它放在我的口袋里很长时间了,嘿嘿,她怎么知道的?奇怪。我把那一块钱递给她,我说这钱是破的,你能用掉就拿去吧。女孩接过钱,弯下腰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嘻嘻地笑着走了。  
女孩走后,我一觉睡到中午十二点多,还是老板来把我叫醒的,他叫醒我后并没马上走,而是站在房间中央坏坏地笑着,他说伙计,昨晚上做新郎倌做累了吧?我说哪里还做新郎倌没有没有。他又说,那鸡看上去挺嫩的,搞她一夜多少钱?我说一块钱。老板不相信,他说,哪有这么好的美事,你哄鬼去吧。  
自从那天,我的腰就开始发酸,大过年我也没去拜年,是在床上耗过的,父亲对我的行为极其不满,横挑眉毛竖挑眼,我懒得理睬他,也不跟他作什么解释,直到初八上班那天我才不得不下床。新年的第一个班,主编为了提高大家工作的积极性,又组织我们几位去酒楼搓了一顿,冯秘书长也在场,他见我还是穷困潦倒的老样子,他说曾编,我知道,你过年又把钱过光了,这样好不好,今天你只要喝一杯酒我就现场奖励你一块钱。我问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说我堂堂秘书长还能说假话吗?我那时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太需要钱了,于是拿出奔赴刑场的勇气来喝酒,一餐饭下来,大家帮我数了数,我一共喝了五十一杯啤酒,也就是说,我一餐饭的工夫就赚了五十一块钱,冯秘书长只肯出五十块钱,我说那一块钱为什么不给我,他说个板八的,一块钱也要,忒小气,老子下回不跟你赌了。  
第二天上午,我给雷世达打电话,我告诉他我要请他吃饭,雷世达非常高兴,他说曾大侠,吃饭就不必了,要请就请我和向书记去踏青吧。我答应了,就用那喝来的五十块钱买了三瓶矿泉水,租了三辆麻木,叫上他们二位一起去了黑壳山。  
黑壳山位于武穴市北郊十五公里处,属大法寺镇辖区,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山上有洞,有寺,有塔,据说很早就有外商来考察过,投资款项迟迟下不来的原因是公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还不配套,去年灵泉大道终于竣工通车了,现在连麻木都可以一直踩到山下去。初九那天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明媚,空气中散发着春的气息,一到那里,向武华就诗性大发,呜里哇啦地朗诵起来。  
我们先从灵泉洞游起,依次是狐仙洞,关索庙,等游到仙姑塔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塔垒在半山腰,四周是一遍灌木林,尖尖的塔顶戳向天空,塔身结满了奇形怪状的枯藤,有多处被藤根鼓出了豁口,看上去给人一种摇摇欲坍的破败感。一钻进塔里,我就闻见了一股怪味道,我想找到这种气味的来源,一连吸了十几下鼻子,雷世达说你是狗啊,老吸鼻子干什么,又吸不来仙姑。我想逗逗他,故意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我说真的,我好象闻出仙姑身上的味道。雷世达笑起来,他说,像你这种穷人,仙姑随便会让你闻她?白日做梦。我说雷世达,你闻闻,过细闻闻,保证你也能闻到仙姑身上的味道。一会儿,向武华说他也闻到了,并把那种味道形容成什么兰花草,雷世达说奇怪,你们都能闻到,我为什么闻不到呢?向武华说你鼻孔里鼻屎太多了,你把鼻屎掏干净就可以闻到了。  
下山的时候,我忽然看见脚下草丛里躺着一元钱钞票,拣起来一看这也是一张缺了角的,我把它摊平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向武华说一元破钱的,又不能买东西看什么看,丢了吧。我没有丢,而是将它紧紧地握在手心装进了裤兜。这时,有个人在半山腰仙姑塔那儿唱黄梅戏,一听,原来唱的是我熟悉的“晚风习习秋月冷”一段:      
晚风习习秋月冷,  
更鼓声声乱我心,  
手握珊瑚对月问,  
可曾照见赠花人?  
风拂池水花弄影,  
疑是公主已来临。  
宝花呀,你能揭榜会治病,  
为何今夜不现灵?  
求你助我生双翼,  
展翅飞出相府门......    
从黑壳山回来,我的腰突然不酸了,但是夜夜都做着一个相同的梦,醒来什么也记不住,只记得有一张一元缺角的钞票像蝴蝶一样飘着,我想,这蝴蝶一样飘在梦里的钞票或许是某种暗示吧,尽管现在我还不知道它暗示着什么,我相信,随着岁月的流失时间的推移,我终究会明白的。      
  不断掉下来的星星或记忆  
  疾病是一种哲学    
从人力三轮车上下来,有时是城市公交车,我会突然迷失方向,换句时髦的话说,我找不着北啦。遇上这样的一种窘境,我的脑际立马出现一串数字:1-2-0,是的,120是急救中心的电话号码,我的一位朋友在120服务台上班。我把这三个数字按在我的手机显示屏上,电话通了,我说,喂你好,我是曾曙光,我又迷路了。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之后,朋友用非常职业化的语言询问我身处的位置有什么标志性建筑,或让我就近找一家店面的招牌名称报给她,我老老实实按照她的意思去做,她马上说出了这条街的名子,并告诉我现在该往哪里走。关机之前,我的朋友总是以“笨蛋”二字作结语,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好象从来没跟我说过“再见”。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地打120电话,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像一串成熟的紫葡萄长在我记忆的深处。  
“这不是个办法,长期下去,你不定哪天就死在外面”。母亲的这句类似谶语的唠叨,在我听来,仿佛深夜里说出的一句梦话;或是感冒时随随便便打出的一个喷嚏。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一点都不咳嗽,眼睛也不看我,好在我是她的亲儿子,换了外人,谁也受不了。  
我不生气还有一个原因:我这个人压根就不会生气。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记忆力很不好,对一些刚刚熟悉的人事,转过背去就忘得一干二净,包括爱和仇恨,也就是说,我失去了生气的源泉,更何况母亲是一位严重的哮喘病患者。一进入冬季,她就咳嗽个不停,从她喉咙里发出的铁磨铁似的声音塞满我的耳朵,多少年了,我都是生活在这种声音里,寂静而忧伤。患着哮喘病的母亲,在气质上接近于普鲁斯特,尽管这两个人物不同年代、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性别,但相同的疾病迫使我的想像力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关于疾病,我十分赞同“疾病是一种哲学”这个观点。如果说疾病是一种哲学,可不可以也这样认定:病中的人就是哲学家呢?倘若这一说法能够在逻辑上站得住脚,那么,我母亲,嘿,就是一位患哮喘病的哲学家。  
至于我母亲是不是哲学家,我想没有人会感兴趣,我也一样。现在我们共同的兴奋点是在作为小说主人公“我”的记忆力上。谁说不是呢。事实上没有人比我更清醒,想要完成这样一部小说的叙述,不能单靠语言本身,还需要借助于作为个体生命现象的我母亲——  
那天晚上(具体是哪一天晚上我忘了),我睡着了,或许还做着一个梦,一阵咳嗽声把我吵醒,我睁开眼睛,看见母亲立在我的床边。透过窗玻璃的月光把母亲的脸映得黑里透红。她一边咳嗽着,一边还极力想要说点什么话,但那些话没等吐出嘴唇,就被接踵而来的咳嗽窒息在喉咙里。我被她杂乱无章的咳嗽声搅得睡意全无,我说没事儿,你歇着去吧,深更半夜的,你就好意思打扰人家睡觉。我说完这些话,母亲的咳嗽声嘎然而止,接下来,她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笑,暖昧的月光下,她的笑声尖利而嘹亮,像一把跳着寒光的刀子插在我的胸口上。  
母亲笑过之后,似是很虚弱了,整个儿倒在我的床上,隔着一层薄被子,我的双腿能够感受到她的心脏在剧烈跳动。歇了好一会儿,她又咳嗽起来,她一咳嗽,床板就跟着发出奇怪的响声,好像床也在咳嗽。母亲说曙光,我的儿,你终于有救了!  
母亲的话把我带进了语言的迷宫,我一时搞不准这句话的实际所指。我说我不懂你的意思。母亲坐直了身子,将她一只皴裂的老手贴在我的脸上,幽幽的说,难道你不认为你也是个有病的人吗?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如梦初醒,像一个被竹杖牵引的瞎子,逛了老半天才走出一条曲折幽深的胡同。我明白母亲所说的病指的是什么,我用狐疑的目光打量她,我说,你能治好我的病?  
傻瓜,我要是能治,哪用得着拖到现在,你都三十五岁了,你的头上都已长出了白发。  
那还有谁能治?  
我的一位朋友,母亲说到这里,略微作了一下停顿,好像陷入某种思考,接着说,你明天到龙潭路去,他在那里等你。    像符号一样消失    
见到蔡树苗是在第二天中午。那时候,天空飘着细雨,龙潭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就连平日车马欢腾的龙潭宾馆,也安静得如同一座坟墓。蔡树苗比我先到。他蹲在龙潭宾馆的门卫室门口,正抽着一枝香烟,吐出的烟雾罩住了他的整个头部,远远望去,好像一个没有头的人蹲在那里。  
见我来了,他扔掉手中的烟蒂,嘴里咕咕哝哝的朝我走过来。我这才看清,这个戴着红色鸭舌帽的男人,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中等偏矮的个头,长着一对匀称的三角眼,他的额头凸得凶,跟中堂上的寿星老头的额头很相似。他站在我面前,大声叫嚷小子,你怎么才来,我等你等得快要发疯了!  
你是谁呵?我好像不认识你。我说。  
……你母亲没告诉你我是谁?他的脸红了一下,迅速从夹在腋下的黑皮包里摸出一张名片,我接过一看,整张名片上只印着“蔡树苗”三个隶体字,没有职称简介,没有通讯地址,没有电话号码,除了“蔡树苗”三个字什么也没有。我被这张奇特的名片刺激得笑出了声。蔡树苗说好好的,你傻笑个什么?我止住了笑,没说出发笑的真实原因,我这样说,蔡树苗,树苗,这名字起得很好,很有诗意。  
哈,看不出你也懂诗,蔡树苗脸上的表情活跃起来,右手从贴着屁股的裤兜里掏出一个塑钢茶杯,拧开盖子,美美地呷了一口茶,然后伸长舌头不停地舔嘴唇。蔡树苗说,你写过诗吗?  
写过,我一直在写,我说除了写诗,我什么活也干不了。  
蔡树苗被我平静柔和的语气震得目瞪呆,他近似于疯狂地嚎叫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成天迷迷蹬蹬的人也能写诗,鬼会笑出尿来,你要是能写诗,那全广济县的人都是诗人。他嚎叫过一阵子后,突然把头侧低了看我,认认真真地说,小子,你真能写诗?  
我依然话气平和地回答,我说真的,我真能写诗,我不会骗你,我骗你有什么意思?  
好,好,这么说吧,蔡树苗重新树正了头,他说,不管你是真能写诗还是骗人的,现在就给我朗诵一首,要是你自己写的,别人的不行,你如果真有这个本事,那么我给你治病的药钱,一分不收!  
这时候,雨停了,太阳也不知羞耻地从云层里探出了脑袋,龙潭路上又好像有了行人,沿街商铺的门面次第打开,我看见一个穿酱色衣服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纱巾的胖女人,坐在刚摆好的水果摊前,笑咪咪朝我们这边张望,我心里一阵感动,把手合成一个喇叭状冲她大声地喊:“喂,大姐,我给你写一首诗吧。”  我跟我的爱人谈生活  一般都是谈工资,和水果,小孩    有一次,我和我的爱人作完爱  我爱人说:“宇宙真大”。    好久,我像趴在地球上一动不动  我是用方言朗诵这首诗的。其间可能还夹杂着些许普通话。我刚一朗诵完,蔡树苗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浑身打颤,连鼻涕水也笑出来了。他弯着腰,一只手搂着肚子,一只手在头上方挥舞着,哈哈哈,这也叫做诗,这叫什么鸡巴诗哈哈哈。  
大约过了一刻钟,他才止住笑,直起腰,用手背抹去鼻涕,然后把沾满鼻涕的手顺势搭在我的肩上。蔡树苗说老弟,时间不早了,我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去参加,给你治病的药我忘了带,这样吧,晚上八点半我上江堤去,你到那里找我。说完,他用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把黑皮包往腋下紧了紧,大摇大摆地朝龙潭宾馆里走去。    比桂花的香更香    
桂花开得真好。风一吹,雪白的花片儿满街乱飞,街上的行人一个个低头赶路,没人说话,四下里一遍鼻子抽动的声音,芬芳四溢的花香,让人想起天堂里的生活。  
我盲无目的地在大街上闲逛,没有人认识我,我也没碰见一个熟人。桂花片儿肆无忌惮地在我面前飞来飞去,满鼻满嘴的香气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皇上,那些花瓣儿就是我的水袖飘舞的妃子们。走着走着,我看见一群孩子吊在街道旁的一棵老桂树上嬉戏,一个扎羊角辫头上落满花瓣的小女孩安静地坐在树下唱歌,走近了,我才听出是在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飘呀飘起来……小女孩唱了一遍又一遍。她的声音脆松松的,像极了一只刚出窝的小母鸡。  
孩子们见我来了,纷纷从树上跳下来,一哄而散。小女孩掉在最后面,一边跑,还一边扭回头来看我。我不明白孩子们为什么见了我就跑,我想,他们大概是把我当成街道绿化员了,望着孩子们蹦蹦跳跳的身影渐渐远去,我忽然有了一种怅惘的感觉。我背靠着老桂树,发了一会儿呆,就看见对面一块护城墙上写满了铅笔字,我好奇地走过去,墙上的文字一下子吸引住了我。  
广济曾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与友四五人游崔家山。山下有败棺,露见红裙。同人戏曰:“汝逢人必狎,敢狎此棺中物乎?”曾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拽之曰:“乖乖吃酒”。如是者再。群客服其胆,大笑而散。  
曾暮归舍,背有黑影尾之,声啾啾曰:“乖乖来吃酒”。曾知为鬼,虑避之则气馁,乃向后招呼曰:“乖乖随我来”。径往南洋酒店,上楼,置一壶酒,两杯,向黑影酬劝,旁人无所见,疑有痴疾,听其所为。共饮良久,乃脱帽置几上,谓黑影曰:“某下楼小便,即来奉陪”。黑影者首肯之。曾急趋出归家。  
酒保见客去遗帽,遂窃取之。是夕为鬼缠绕,口喃喃不绝,天明自缢。  
看完这则小故事,我不禁心花怒放,我为我们老曾家有这么一位人才而自豪;当然,我也为酒保先生的死感到悲伤,话说回来,谁叫他贪便宜爱小利呢,倘若是为了一百万元人民币倒还罢了,为这么一顶破帽子丧命,委实不值!  
这是我遭遇到的一件最为开心的事。曾某简直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继续瞎逛。    爽死你爽死你    
我不知不觉地踱进了绣水巷。这里原先是个什么样子的,我脑子里没有一点记忆,现在却是娱乐休闲一条街。青一色低矮的木楼,东西相向,中间一条石板路。每家店面的门口都立着一个精致的铝合金灯箱,上面嵌有“十元休闲”的字样,门头上的招幌起着花里胡哨的名号:什么“小辣妹发廊”啦、“四季香洗发屋”啦、“大熊猫按摩坊”啦、“俏佳人休闲庄”啦、“人间天堂娱乐城”啦,还有浴室、茶吧、网吧、旅社、影碟放映厅一类的去处,让人一走进绣水巷,就产生一种迅速成长的错觉。  
我刚进巷子口时,就看见一位小个子老太婆在追撵一只公鸡。公鸡浑身乌黑,壮实得像一个土匪,头上肥厚的红冠子沓拉着,咯咯咯走在前面,老太婆一划一划地跟在鸡屁股后,嘴里不住地絮叨,我说这两天怎么见不到你的鬼影,原来你钻到这里来了,哎哟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这也是你来的地儿?骚鸡公骚鸡公,看老娘回去不阉了你!老太婆的口气好像是在教训她的儿子,惹得街两旁看稀罕的小姐一个个捂了嘴笑。老太婆并不气恼,也懒得理睬她们,一个心眼赶自家的鸡,经过我身边,她突然伸手拉了我一把,压低了声说,这里的女人都是吸血鬼,妖精!看,连我的鸡都不放过,你小心千万别上她们的当。听她说完这些话,我兀自愣在那里,仔细琢磨了一下,待我转过头去,却不见了老太婆和那只公鸡的影子。  
现在想想,赶鸡老太婆那句深藏机杼的话,对我算是白说了,我没把她的话装进耳朵里去,最终还是溜进了一家洗头店。我之所以选择洗头店,一是我的头皮有点痒,头发很长时间没洗了,我想洗个头;再就是我找不到一个特别理想的去处,离晚上八点半还有一大茬时光,我总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逛来逛去吧,这跟个二流子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我的两条腿实在是累得走不动啦。  
我进的是一家名叫“爽死你”洗发屋。屋里阴沉沉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让人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个地窖,没有开灯,几个疲惫不堪的洗头妹东倒西歪地靠着沙发打盹,吊在墙壁上的容水器嘀嘀哒哒往下滴水,一只白猫慵懒地绻缩在镜台上,见我进来,眨巴了一下眼睛,软绵绵地喵了一声,像一团棉花似的从镜台上滚下来,竟没发出一点声响。  
我不忍惊扰小姐们的睡眠,贼一样蹑手蹑脚地绕过去,悄声没息坐到镜台前的转椅上。这个椅子的皮质很好,坐上去,屁股有一种被人爱抚的感觉,这种美好的感觉并不长久,只一会便像风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小姐们还在睡着,有一位还打起了漂亮的呼噜,这种声音无端增添了我的孤独感,我寻思着该做点什么呢?我从镜台上拿起一把小木梳,对着镜子梳起头来,梳呀梳呀,我忽然发现镜子里居然没有我的影像,这着实让我吃一惊,连忙贴着镜面用手去摸,摸来摸去摸了半天,还是没有。我问自己这是镜子呀,为什么看不见影像?难道我是鬼吗?我不敢往下想了,这时,我却看见小姐们的呼吸在镜子里出现,这些不断飘荡的呼吸长着古里古怪的模样:圆形的、方形的、菱形的、三角形的……突然,一个圆形的家伙像正在充气的皮球迅速膨胀,长到猪肚子一样大的时候,“嘭——”地一声响,爆炸了,从镜子里冲出来的气浪,差点把我从转椅上掀翻。  
接下来是洗头妹们的惊叫声。灯亮了,—位染着黄发的圆脸姑娘首先走近我,小手贴在胸口上不停地拍着,鬼打慌似的问我刚才是什么声响,我极力掩饰内心的恐慌,指着镜子说,你们的呼吸在镜子里爆炸啦!听我这么说,圆脸姑娘扑嗤一笑,她说大哥真会说笑话,要不要洗个头,我帮你洗,保证让你舒服。说着,从镜台上拿过一袋洗发膏就往我头上挤。我顺势往后靠了靠,头抵在姑娘温软的胸脯上,闭着眼睛,一任她那肥嫩的小手在我头上抓来挠去,慢慢地,我的全身进入一种无限迷醉和放松的状态,脑袋里空空如也,刚才镜子里呼吸爆炸带来的恐惧被抛到九霄云外,我有了一种在云中散步的逍遥感。  
头刚洗不久,屋外巷道上就响起一遍纷乱的嘈杂声,好像是一个人在跑,另一些人在后面叫喊着追。我当然没亲眼看见,我是从声音里听出来的。嘈杂声响起之初,屋里其他几位闲着的洗头妹一哄而出,我刚想转头去看,头就被圆脸姑娘嗔怪地扭过来,她说那有什么好看的,不又是狗在掏蛋吗!我说狗捣什么蛋?我没听出狗叫声。姑娘又一笑说,哦,你还不知道狗是干什么的吧?我说不知道,你说来听听。圆脸姑娘停止了动作,将沾满泡沫的手放在我的肩上,低了头,用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轻声曼语地解说起来。听完她的讲解,我方才明白,原来,“狗”是对那些给公安机关通风报信的人的一种贬称,说白了,狗就是线人。我想这个世界也真是无奇不有,三百六十行,“狗”这种职业属于哪一行呢?我继续往下想,这一行肯定是既轻松又来钱,假如哪一天我也能干上这一行,那该多好!我有点想做狗啦。  
外面的嘈杂声平息之后,洗头妹们又重新缩回店内,这时候我的头也洗得差不多了,圆脸姑娘在给我做最后的清理工作。大家坐在沙发上,一个个愤愤不平地咒骂着,都说这些狗比大街上的叫花子还令人可恶,骂到最后,又都惋叹现在的钱不好挣了,生意越来越难做啦。她们沧桑的话语跟她们小小年纪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洗完头该付钱了。我问过价钱后就伸手掏钱包,摸遍身上所有的口袋,没找到钱包的踪影,想了半天才记起出门时钱包忘了带,这下可急死人了,我像一个站在老师面前承认错误的学生,我说,小姐,对不起,我忘了带钱来。圆脸姑娘一脸的不信任。她说不会吧,一个大男人上街怎么可能不带钱,没钱你洗个什么头?我不相信,让我搜搜。说着,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在我身上搜起来,七搜八搜,一分钱没搜到,却搜出了蔡树苗给我的那张名片。  
圆脸姑娘双手捧着名片,活像捧着个金元宝,她激动得满面通红,声音颤抖着对我说,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蔡树苗?!  
我不是个傻瓜。我预感到这个名片可能会救我一把。我回答的语气里充满了自信。我说,是的,是的,不才正是蔡树苗。  
见我如是说,圆脸姑娘猛地将名片往胸口一贴,朝我面前跨近一步,眯起眼睛,无限柔情地说,蔡经理,呵不蔡董事长,今天这个头算小妹我请您,小菜一碟,不收钱,你就大胆地走吧!  
我本想说句感谢之类的话,但看到姑娘一付沉醉的样子,便没说出口。走出爽死你好远,回过头去,我看见她还把名片捧贴在胸口上,眯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黄昏呀啦嗦    
还没走出绣水巷,我就被两个年青小伙子跟踪上了,从他们怪异的神态中,我断定这两个人就是狗。起初,我还有些心慌,仔细一想,自己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心里便又坦然了许多。狗,来吧,我暗暗地说,老子又没有嫖娼,我怕你个球!  
过不了多久,两个年轻人就追上来跟我走在了一起,在这个风光宜人的傍晚的石板路上,我们三人步调一致,整齐划一,怎么看都像是相好多年的老朋友。我被他们一左一右夹在中间,我不停地扭动我的脖子,一会子瞅瞅这个,一会子又瞟瞟那个,这两个被叫做狗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材,非常青春,我看不出他俩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有点像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都是长头发,大鼻子,脸上一律布满了青春痘,身上同时散发出一股灵长类动物的臊腥。我对这种气味异常反感,但我只能把不满的情绪深埋在心里,我知道一旦说出口,他们绝对饶不了我。  
我们三人并肩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家都默不做声,仿佛是在恪守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整一条巷道上没有其他的声音,只有夕阳,寂静,流动的空气和我们三人脚下发出的单调的跫音。为了打破沉默,我首先开口,我说,兄弟们,我肚子有点饿了,二位是不是请我吃一碗龙坪加料面?  
他妈的你还想吃加料面,左边的那位说,想让老子们请客,先到派出所里把问题交待清楚。  
交待什么问题?我没有问题。我说。  
没有问题?都是这样说的,一进到派出所,什么样的问题都来了。这是右边那位说的话。  
我放慢了脚步,目光来回在左右两个人的脸上穿梭,我认真地说,喂兄弟,你们不是拿我开玩笑吧?我不骗你们,我确实没有问题。  
两个小伙子同时给了我一掌,一下子将我推出两米多远,其中一位说,哪个跟你开玩笑,放老实点,到派出所去一趟,走!  
我像一个俘虏被押进了城关派出所。这是我第几次进派出所,我一时想不起来。宽敞的大院内摆满了各种车辆:警车、摩托车、三轮车、自行车,好像也有板车,空气中有一股钢铁和汽油的混合味道,院门头上矗立着硕大庄严的国徽,进门就可以看见一个水泥标语牌,上面写着“政治合格,军事过硬,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十六个大字,有穿着制服的漂亮女警官在办公大楼的过廊上走来走去。看门老头坐在门卫室里择菜,瞟见我们进来,伸出头笑嘻嘻说,哟!二位眨摸眼工夫又逮着一个啦?两个小伙子谁也不理他,揪着我的衣领子理直气壮地往里走。  
置留室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姓蔡的警官,准确地说,应该是接待我一人,因为他们俩把我送到那儿就悄声没息地走了。蔡警官四十岁出头,浓眉大眼,身材魁悟,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一看就是个行伍出身。他走过来,用手掐住我的脖子,把我掐到办公桌前的一个高凳上才放下,然后从裤兜里掏出手铐,我见他要跟我来真格的,顿时吓出了一身汗,赶忙分辩道,蔡sir,这纯粹纯粹是个误会,我是好人,我没有没有干坏事!蔡警官好像没长耳朵,一声不吭,硬是把我的双手给铐上了。他走到我对面,从办公桌的抽届里拿出纸和笔,坐下来像是一尊地藏王菩萨,他说,现在给你作笔录,你要老实回答,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好,我们开始吧——  
蔡问:“姓名?”  
我答:“曾曙光。”  
蔡问:“年龄?”  
我答:“35岁。”  
蔡问:“职业?”  
我答:“无业游民。”  
蔡问:“家庭住址?”  
我答:“鼓楼路120号。”  
1-2-0?……蔡警官说,120是急救中心的电话号码,你没有骗我吧?  
我说,我怎么敢骗你!我家门牌就是120号,不过,我有一位朋友,在120上班。蔡sir。  
好好,蔡警官说,我们不研究了,现在你把嫖娼的经过详细说一遍。  
我从凳上蹦下来,将铐在一起的双手按放在办公桌上,拖着哭腔诚恳地说,蔡sir,我真的没嫖娼,我身上一分钱没有,我搞什么嫖?  
这时电话响了,蔡警官伸手拿过话筒,用头和肩膀夹着听。我退回到高凳上坐下,心想今天是撞见了活鬼,如果不是约见蔡树苗,我早就回家睡觉了。蔡警官哼哼哈哈的,时不时抬起头扫我一眼,扫得我心理直发麻,接听完电话,他站起身双手撑在桌上,身体前倾,他说,你到底叫什么 名字?我怔了一下,说我叫曾曙光呵。蔡警官皱着眉头又坐下了,用夹在指尖的圆珠笔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渐渐地,他的呼吸变得粗重起来,仿佛一头暮归的老牛在池塘边喝水,我看见他鼻孔里的黑毛像风中的蓑草一样摇摆。过了很久,蔡警官又开始说话 了,他的声音轻得像一片树叶,他说,我怎么听人家说你叫蔡树苗?我明白了刚才的电话是从哪 里打过来的,想了想,就把我在爽死你洗头的经过说了一遍。  
由于记忆力不好的缘故,我复述的时候断断续续的,等到我终于把事情的经过讲完,蔡警官好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蔡sir蔡sir,我讲完了。我唤了两声,他才把头抬起来,眼圈红红的,上嘴唇那儿留着一抹晶亮的鼻涕水。见他这个样子,我有些吃惊,我说蔡sir,你哭了吗?蔡警官苦笑了一下,用手抹去鼻涕水,他说你是怎么认识我弟弟的?  
你弟弟?蔡树苗是你弟弟?!我惊喜万分,好像半夜里看见了太阳,于是,我极大地发挥着作为诗人的想像力,把我和蔡树苗的关系编成一段瞎话,讲给他听。蔡警官在我滔滔不绝的时候,悄悄地走过来,把铐着我的手铐解开了。  
蔡警官一边用手拍我的肩膀,一边抹着眼泪,他说曾曙光,看在我弟弟的面子上,那些事儿我就不追究了,你走吧。我来不及说谢谢,转身往外跑,没出派出所大门,就听见置留室里传出蔡警官的嚎啕大哭,这种声音在我听来,宛如一曲古老而苍凉的民谣,在八月的黄昏暮色中飘荡。    严重的错误    
天黑下来的时候,气温骤然升高,空气中似乎蹿动着一股火苗,仿佛季节在倒退。我坐在高高的江堤之上,这个城市的夜景尽收眼底,我看见所有的窗户一齐打开,黑色的脑袋一个个探出来,仰对星空,无奈的叹息声犹如一群无家可归的孩子在大街上流浪;夜幕下的人群蚂蚁一般朝江堤漫过来,独狐一人的江堤上的我抑制不住地有了一种万国来朝的荣耀感。  
朝着江堤而来的人们走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有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大家都走得无精打采,垂头丧气,但是经过我的身边,还是很积极地看我一眼,有几位还主动跟我打了招呼,一个光着屁股的胖男孩跑过来,送糖果我吃,亲热地喊我“伯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种美好的幸福感里度过的。当我从这种虚拟的现实中走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是的,我上江堤来的目的是约见一个名叫蔡树苗的人,可是这会儿,我却把蔡树苗的形象给忘记了!我的娘,这可怎么办好呢?我气定神凝地想了半天,几乎是绞尽了脑汁,怎么也想不起来蔡树苗长的模样,他的形象恰似一个无赖,躲在我记忆的深沼里不肯出来。蔡树苗蔡树苗,你他妈长的是个什么样子呵?我沮丧到了极点。  
起初,我还有些不好意思,不敢去问那些成年的人,我怕他们耻笑我,所以,我就专找小孩问。我在江堤上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了一个,这是一个五六岁样子的瘦削的小男孩,他忧郁的神情,以及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眼睛让我充满信心。我把他带到江堤下的草滩上坐下来,我说小弟弟,告诉我,你知道蔡树苗长的是什么模样吗?  
小男孩没有立刻回答,他把双手撑在下巴那儿,眼睛凝视着远处的江水,像智者一样思索着,他说,叔叔,你说的蔡树苗是菜,还是树苗?  
我说,蔡树苗不是菜,也不是树苗,他是一个人。  
小男孩说,哦,我知道了,蔡树苗肯定是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不会是我老爸新近泡上的一个妞儿吧?  
嘿,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问你蔡树苗长的什么模样,你却把他跟你老爸往一块扯,你,你这不是扯鸡巴淡吗?!  
小男孩被我训得懵里懵懂的,他委屈地站起身,有点想要离开,但是却走得犹豫不决。临走的时候,他说叔叔,我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帮不了你的忙,你自己的痛苦还是自己解决吧。说完,把手反剪在背后,弯着腰向江堤上走去,他的双脚踩在江堤斜坡的水泥块上,咚咚作响。  
小男孩离开后不久,我兀自发了一会儿 呆,又上到江堤上去了。现在,我似乎能放开一些,再也不怕遭人耻笑,只要是上了一点年纪的男人,我逢人就问,先问他是不是叫蔡树苗,如果不是,接着打听他认不认识蔡树苗这个人,知道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遗憾的是没有一 个人正眼瞧我,从他们嫌恶的表情里,我清楚地看出,大家伙都把我当成了一个精神病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不会因 此而罢休。我想即便是把我当成了杀人犯,我还是要继续打听下去,只有我自己明白蔡树苗的药对我有多么重要!我像一只瘌皮狗一样混迹于江堤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间,瞅住了一个就盘问不休。问到一个秃顶的男人面前,他突然伸手揪住我的衣领子,粗声恶气的说,你是神精病吧,没长眼睛呵,一泡尿的功夫,我都被你问了三遍,老子说过不认识蔡树苗,你又缠着问,蔡树苗蔡你妈个×!说着,用力一搡,我一下子把持不住,石磙似的沿着斜坡滚下了江堤。  
我躺在江堤下的草滩上,像被人抽干了骨髓,一动也不能动,眼前金光四射,脑袋里嗡嗡作响,痛苦、沮丧以及绝望的情绪如同夏天的蝉鸣一般向我袭来。夜空中密密麻麻的星星都在嘲笑我,我好像听见一个冷漠的声音从天上传来,曾曙光,你去死吧,像你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连一条狗都不如,死吧死吧死吧。  
等到身上的疼痛消失之后,我才慢慢地从草滩上爬起来。风中夹杂着江水的潮腥吹过来。夜色越来越深。我看见江对岸黛色深沉的山峦下有数不清的人影在晃动,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诡谲的光芒,宛如江面上点点飘移的渔火;我听见水底的鱼叽哩咕噜的,吹出来的汽泡在江面上噼啪作响,这天籁一般美妙的声音蛊惑着我,让我突然之间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我禁不住仰天狂喊:“蔡——树——苗——”,喊声刚停,就看见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星星从天上飞速而下,砸进江中,溅起一簇斑斓炫目的水花。我暗吃一惊,然后全身发抖起来,隔了好一会儿,我又试着轻轻地喊了一声蔡树苗,天上又掉下一颗星星,再喊一声再掉下一颗,我不停地喊,星星不断地从天上往下掉。星光里,江堤上一遍混乱,惊恐的人们东奔西突,抱头鼠蹿,哭喊之声撕裂长空。有那么一阵子,我真不知道哪里是天上,何处是人间!    前进吧,时间    
我跟在一个女人的身后沿江堤向西走去。我看不出她有多大岁数,长的是个什么样子,借着迷蒙的星光,我只能认出她是一个女人。让我困惑不解的是,整一条江堤上的人都跑光了,她为什么还留在这里?这真是个谜一样让人费解的女人。我跟着她,往江堤的西部走去。  
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俩谁也没开口说话,只是她时不时把拿在手上的火机划拉一下,偶尔回过头来冲我一笑,我就看见她的一口白牙在夜色里闪闪发光。好几次我准备追上去跟她搭讪,但是衰弱的记忆力让我缺乏自信。不过这样也好,我想什么事情慢慢总会有个了结。  
来到江堤下树林深处的一座废弃的体育馆大门前,她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对我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曾曙光。你是一位诗人,一个酒鬼,你家住在鼓楼路120号。我还知道,你在寻找蔡树苗。  
突然间才发觉遇上了这么一个女人,我着实吃了一惊,我说大姐大姐,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对我这么熟悉。  
你不认识我?她朝我面前凑过来,仰对着我,用食指点在自己的鼻梁上,说曾曙光,你看清楚,仔细想想。  
这是一个身材胖胖的女人,宽宽的脸盘子,大大的眼睛,脖子上围着一条纱巾。我盯着她看半天,始终找不到一点印象,该死的记忆力!我气恼地用手拍打着脑袋,连声道歉。她将我的手从头上拿下来,转身往大门里走,她说,你想不起我是谁就算了,我可不能忘了你,唉,谁叫你给我写过一首诗呢。听她说到诗我就来了精神,追上去跟她并肩走在一起,我说,大姐,我写过很多诗,你指的是哪一首?上楼梯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吃力,一口气连珠炮似的将诗背出来:我跟我的爱人谈生活一般都是谈工资和水果小孩有一次我和我的爱人作完爱我爱人说宇宙真大好久我像趴在地球上一动不动。听着她唱歌一样背诗,我有点忍不住想笑,我说,不好意思,我好像没有写过这样的诗。她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摇着头,不再说什么了。来到二楼最西边的一间房门口, 她掏出了一串钥匙,同时响亮地咳一声,吊在门头上的一只结满蛛网的小声控灯亮了,我这才看清,房门上的号码也是120。昏黄的灯光下,这三个烫金的阿拉伯数字,仿佛三只金色的小飞蛾在我眼前舞来舞去。进到房内,她重重地将门拍上,里面顿时漆黑一团,我听见天花板上的灰尘掉下来,发出嘀嘀答答的声响。  
摸着黑,她把我送到北面靠墙的一张席梦思上躺下,像对待一个孩子似的将被子给我盖上,然后用手在我的胸口轻轻地拍着,她说曙光,我的儿,你先休息一下,我去夜市上买些酒菜回,待会儿陪你好好喝一盅。说完,她咳嗽着起身离去,她身上散发出来的艾草一样的清香,经久不散。  
后来,我躺在那张席梦思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拂晓,睁开双眼,我发现自己原来是躺在自家的床上。灯亮着,母亲双手趴在我的床边睡得正香,我没敢惊动她,悄悄地穿衣下床,推开窗户,外面正下着雪,鼓楼路上只有一个人在走——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鸭舌帽,手里端着一个塑钢茶杯,腋下夹着一只黑皮包——我忽然想起了这个人的名字,我快步跑下楼,空荡荡的街道上却不见了他的踪影。我愤怒地嚎叫起来:“蔡树苗蔡树苗蔡树苗——”这时,天边最后的一颗启明星摇摇晃晃地掉下来。  天快要亮了。  
  呼噜声  
我的旅馆开在老城社会客运站斜对面,名叫“春睡美”,“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苏东坡的句子。好多住宿的旅客不懂来历,只晓得名字好听,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解释说,春睡美,就是春天睡觉美滋滋的意思。他们咂摸咂摸,觉得有道理,夸我这个老板有水平。  
春睡美旅馆从去年九月份开张,至今,有一年多了,住客很多,生意很好,房东看着眼红,半途中要涨房租,我没有答应,两厢一闹就搞翻了。房东说,我有房子可以变到钱。我说,我有钱也能够租到房子。现在开的这个,名字没有变,位置变了,我在原来那家的旁边又另租了一栋楼,重起炉灶,照样做起旅客住宿的生意。  
说老实话,现在这家房东比以前那个人要好说话,房租便宜一千多块不说,生意也不比原来差。让我感到遗憾的是房子老旧了一些,请木工、封匠来装修了半个月,临了,我把楼上楼下检查一遍,认为没有哪些地方需要修补,就把工钱如数付了,等晚上躺到床上,我猛然发现对面墙上有一个以前安装烟囱留下的窟窿没有堵上,乍一望去,黑咕隆咚,像个炮眼儿。  
第二天,我准备弄一块砖头把那个洞口给堵上,一想,留着吧,或许有些用途。果真,后来牵电线都从那里经过,方便得很。网线也是从那里穿过来的。电脑桌就靠着墙壁摆放在洞口的下方。  
旅馆这个行业是女人做的生意,好在我请来的店主姐比较能吃苦,让我省心不少,就像店里的服务员说我一样,“你这个老板就是一个甩手掌柜”,是的,除了给她们一天做两顿饭,拖拖地板,打扫一下卫生,我基本上无事可干,好在有一台电脑,我也会打字,闲空的时候,上上网,聊聊天,优哉游哉。  
有一天,我正在上网,抬起头,突然看见一只老鼠伏在洞口向下张望,小眼睛咕噜噜的,或许是看到我没有驱赶它,竟然攀着网线晃晃悠悠下到我的电脑桌上站着,我笑起来,大吼一声,吓得它往地下一跳,钻进床底,半天不敢出来。  
老板房客人一般不大进,可这个小东西后来竟成了我房间里的一个固定拜访者。每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准时向我请安,我高兴它也快乐,我发怒了,它就跟着倒霉,我用书砸它,用鞋丢它,用茶水泼它,怎么虐待它也不走,死皮赖脸地夜黑就来,天亮离开。  
可恼的是,亮灯时不见它活动,一旦关灯上床,刚一瞌睡,房间里就会响起“唧唧喳喳唧唧喳喳”的声音,气得我几次起床四处找它,却找不见影子。我对店主姐吼着,明天你就是耽误一个小时生意不做,也要给我去买一包老鼠药回来。店主姐答应了,第二天,各忙各的,老鼠药的事丢到九霄云外。  
老鼠药没有买,橙子倒给我买了两个。我问店主姐,你买这个东西干吗?她说好玩的,又不贵,一块钱一个,风干泡茶喝可以诊肚子疼。说着,把橙子放到电脑桌上,经过我的鼻孔,我闻见一股田野的味道。  
那只老鼠依旧是每晚必到,准时上班,好像胆子越来越大,再也不是先张望一下,然后攀着网线慢慢往下遛,而是直接从洞口往电脑桌上跳,店主姐有幸亲眼目睹过一次这精彩的一幕,大吃一惊,哎哟我的娘,这小东西跳的姿势还真好看,要是个人,说不定早被跳水教练给谋走了。见她这么说,我想到了跳水比赛的场面,我说是啊,但不知是公是母,如果是公的,咱叫它“潘博”,是母的就叫它“郭晶晶”。笑得店主姐捂着肚子往房外店堂里跑。  
一天夜里,我与豆浆教父古河视频聊天,正在兴头上,突然,“哐当——”一响,老鼠一家伙跳到我正打字的键盘上,吓得我呆在电脑前老半天缓不过神来,教父在QQ里不停地发来信息,哥,你咋啦你咋啦,说话呀。  
我没有心情回答他,关掉电脑,脱衣上床 。  
我没有睡,我在思考怎样才能对付这只可恼的小老鼠,我暗暗发誓,我要为人类争一口气,不能就这么被一个畜生给欺负了。  
我一直开着灯,靠着床头观察动静,鼠先生可能知道我生气了,不敢轻举妄动,房里静悄悄的。天快亮时,不知它从哪儿钻出来,瘪着肚子,翘着屁股,有气无力地攀着网线上到洞口处,回头瞪了我一眼,消失了。  
见老鼠走后,我翻身下床,站到电脑桌上,拿起上面一只橙子往那洞口一塞,嵌进去大小合适,像皮球被球篮夹住掉不下来。我欣慰了,长长地松出一口气。  
晚上,再也没有了“唧唧喳喳”的老鼠磨牙声,我连续睡了三个晚上的安稳觉,第四天的半夜十二点多钟,我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一种奇怪的声音,仔细一听,像是一个人在打呼噜,方向不明,飘忽不定,有时像打雷,有时像刮风,时大时小,此起彼伏。楼上长期住宿的旅客老李听得不耐烦了,叫起来:“喂,老板,谁的呼噜声这么大,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那一夜,我和店主姐到处寻找呼噜声,床底,抽屉,马桶,棉絮,找到天亮都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天天如此,旅客老李实在吃不消,又歇了两晚,换地方住去了。  
这真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不久,春睡美旅馆老板房里半夜响起莫名其妙的呼噜声的消息传遍了太湖县的大街小巷,白天看见旅馆里人潮汹涌,但不是住宿的,都是前来探听呼噜声的街坊和同行,一到晚上,门口街道上像死了人,鬼毛也不见一个。  
半夜十二点,呼噜声照常响起。  
生意一落千丈。  
店主姐急得团团转,对我说,小曾,那个呼噜声总不消停,弄得生意一天不如一天,怎么办啊,要不,我去庙里问问?我说,姐,只有这样了,多磕两个头,阿弥陀佛,求菩萨保佑。店主姐愁眉苦脸地带着一名服务员跑了整整一天,把花亭湖一带的寺庙跑遍了,回来一问,什么也不说,一个劲地摇头。  
春睡美旅馆的门还是开着,灯笼还是亮着,有人没人,店主姐依旧坐在店堂门边守着。  
前天,我在网上遇到“黄山老道”焦先生,眼睛顿时一亮。据说,老焦曾经跟老婆吵嘴,一气之下一个人躲到黄山的深山老林里束发修行了十八年,今年六月份才被他女儿接下山,这家伙韬光晦迹,不仅是个画家,还是国家道教协会的理事。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拨通了他的电话,听我讲完,他笑起来了,哈哈,小事一桩,告诉你吧兄弟,这事找我算找对人了,我就是因为呼噜声太大,才被老婆轰出家门的。诊治春睡美的呼噜声包在俺老道身上!  
老焦风尘仆仆从黄山赶到太湖,已是第二天的傍晚,一下车,我便握住了他的手,真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差不多要哭起来,我说,道兄,可把你盼来了,弟弟我多话不说,先给你磕个头吧。刚跪下就被他拉起来,骂道:你个二八,见人就下跪,像个男人吗?走,旅馆去,前面带路。  
进了春睡美,老焦站在我的老板房门口,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然后走进去,像条警犬样的用鼻子到处闻,过了一刻钟,才把眼睛睁开,用手指着塞在墙壁窟窿里的橙子说,曙光,你去把那个橙子给我取下来。  
我站到电脑桌上,半天才把橙子抠出来,递给老焦,他接过一把掰开,只见里面躺着一只小老鼠,闭着眼,打呼噜呢。         创作谈:    
呼噜声应该是地球上最为丑恶的声音,可以说,只要是人,没有谁愿意听到这种声音,如果你说你喜欢听,那你就是天才。  
可偏偏呼噜声是我最熟悉的。我家祖宗十八代都会打呼噜。  
小时候,我和父母亲弟弟睡在前房,祖父睡后房,老先生上半夜叹气,下半夜一个劲的打呼噜。  
父亲也是这样,但他多了一道配音,边打呼噜边唱黄梅戏。  
我二爷三爷也都是合格的呼噜继承者。因为呼噜,二爷离过婚,三爷到三十二岁才讨到老婆。最为可耻的是我姑,一个女人家,居然也打呼噜。  
记得当初她跟我姑爷谈对象,我父亲和两个叔爷都不同意,但是又拆散不了他们,我父亲就吓唬我姑爷,说,小伙子,我劝你还是算了吧,别看我妹人长得还周正,但是有一个毛病,她只要一睡着,打出来的呼噜声可以吓死一头牛。我姑爷是个文盲,谁知却说了一句得人疼的话,他说哥,我就是看中她这点,要不是她会打呼噜,我还真瞧不上。  
我母亲一生不打呼噜,死后第二天,道士来给她做道场,念经,她老人家竟然躺在棺材里打起了呼噜。  
我现在也呼噜上了。开始是小呼噜,渐渐变成大呼噜,我的服务员说我的呼噜不像打雷,也不像刮风,像唱民歌,她们不叫我“曾老板”,都叫我“呼噜师兄”。  
大清乾隆年间,我祖上出了一个名人,就是因为会打呼噜,参加了一届呼噜比赛,得了冠军,被皇上赐封为“呼噜进士”。  
我女儿目前是不打呼噜,不知将来怎么样。我们期待着。   
  花拳绣腿      
“花拳绣腿”是形容一个人没有真本事,光搞虚架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一旦不高兴了,发怒,这个词立马会出现在他的嘴巴里。  
我知道,爷,你是骂给我听的呢。  
我是花拳绣腿的那一种人吗?爷,我不是。尽管做了你四十年的儿子,却没有一刻享受到做你儿子的快感,还骂我花拳绣腿,妈的,再骂,老子生气了。  
“生气?你生谁的气?你叫天都不应。”  
是啊,生了多少年的闷气,发了多少年的牢骚,太阳不还是那个太阳,月亮不还是那个月亮,我得学会不生气,不发牢骚,得冷静下来,装出一副狗不吃屎的样子,继续活命下去。  
父亲每次发怒之后冷静下来就会给我讲起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孩子,他爹五十二岁才生下他,取名“五二”,很乖巧,很听话,很老实巴交,人见人爱,可是家里困难,读不起书,亲房的叔爷瞧着挺可惜的,怕这个孩子长大受人欺负,就凑了份子钱,把他送到少林寺,学打。  
学了好几年,一直也不见他回家,大家都在想,这么个温良的人,不会出什么事的,一定是想把拳脚学熟了再回来。  
也是。学熟了。回来了。  
叔爷们见五二回来了,高兴,同时也想检验一下他的功夫。某天夜里,大家伙齐扎扎地聚到门口的稻场上,月亮地里,五二从抱拳施礼开始,踢,跳,蹲,趴,一直打到一趟拳结束,个个惊讶,人人叫好。  
一天,五二跟着爹上街赶场。人多,你挤我,我挤你,挤出毛病来了。一个毛头小伙扇了爹一巴掌。爹仗着学了武艺的儿子在身边,老大的不服气,居然跟个小年青叫起板来,还没等他冲上去,就被摔在了地下。“儿啊,你给老子上!”。爹坐在地上叫喊。  
五二很听话,将他那一套少林寺学来的拳脚,当着一街人的面,从头到尾现场表演了一番。  
“花拳绣腿!”我爷说:“他老子被人家楱昏了,倒在地下,这个畜生,他还在那里一心打拳。一套拳从头打到脚,龙飞凤舞的,架子摆得很好看,可就是没有打到那个人一根毫毛。”  
跟少林寺学了好几年,那么漂亮的拳脚,却让别个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把亲爹给揍了,哈哈,五二兄弟,难怪我老子要骂你花拳绣腿!这个故事不长,结尾很荒诞,有味,爷,你太有才了,我给您老磕头。  
我活了四十一岁,写了二十几年的文章,至今没有一个人承认我是作家,这么说,我不也成了一个花拳绣腿?  
别慌。暂时莫回答。等我把这个故事的结尾修改一下,完了,你再来表态,好不好?  
五二看到那个小伙子扇了爹一巴掌,很生气,跑上去跟他理论。两个年轻人在街道中央拉拉扯扯,弄得众人围观,市口堵塞,做不了生意,一个小商贩憋不住,发火了,喝道:“显本事找空处比试比试去!”  
本来五二不想比试,只想那小伙子给爹陪个不是就算了,没有想到那小子是个人来疯,见人一嚷,来神了,硬拉着他去找地方。五二被缠得脱不开身,只好跟着他一起来到一处空地。预备,开始,刚往上一冲就被五二捉住了手腕子,五二说:“哥,你先歇歇,看我打完一套拳你再动手可以吗?”说着,自顾自从抱拳施礼开始,踢,跳,蹲,趴。  
一趟拳打到一半,五二想停下来讲礼,一望,人毛不见,早遛球了。  
  无名老人
曾祖祥甲,字述成,光绪x年生人,我没有出生他就死了,父亲说,这个老头很有意思。
他是家中的老大,做后生时懒得要死,哥几个下田挑稻,他躲在树荫下睡觉。他爹说,你不愿意干庄稼活,那好,你去给老子读书。
他果真读书了,并且读得很好,进了武汉大学,“国立的”。父亲加重了语气。
后来就出门去了,到过江西很多地方:贵溪、婺源、金溪,最后几年被他的大学同学、听说后来也成了战犯的李海酬先生调到南京。
“法律系出来的就是负责审犯人”,父亲说。曾祖在金溪地方法院做法官时,家里的侄儿、我叔祖令奇因赌博输耀了,被人追债,追得无路可逃,跑到曾祖那里,大老粗一个,干不了其他的,就把他放到监狱里当了一名“牢头”。他大儿子就是那时在金溪出生的,取名“德金”。
金溪是什么地方?
当然,也是陆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的家乡。王指的是王阳明。
民国二十四年,东洋人打进中国,曾祖从江西回了龙坪,我的另一个叔祖令庚说起这事就生气,“大父没有长卵子,怕什么呢?读了一肚子书,窝囊废!”,大骂曾祖胆小,没有出息,武穴土话叫“没有开牌”。
最好玩的一个传说是曾祖一时找不到工作,在龙坪上街开了一个酱油铺,一天,老先生去往酱油铺上班,街头站着两个日本兵,曾祖睡迟了,心急,埋着头走路,忘了给兵爷敬礼,被其中一个喝住,扇了一耳光。“堂堂七尺之躯,受此污辱,长天啊!老子啊!”曾祖仰天长啸。从那以后,老先生铺子也不开了,街也不上了。我问父亲,那他靠什么吃饭呢?他告诉我,你莫小看了他,可真能吃苦,弄一方菜园子,天天锄草泼粪,早出晚归,一个文人,吃穿却不怎么讲究,一条大裆裤,一年四季缠在腰上,没有什么好吃的,吃变瓜藤、巴椒禾。(注:变瓜即南瓜,巴椒即辣椒。武穴土话。)
稍事停歇,曾祖又出门了。在南京当着一个什么法院里的参事,穿着国民党的军装,吃香的,喝辣的,我的曾祖母蔡氏是龙坪上街头出了名的大户闺女,菜园老少喊她“先生娘”,读过《千字文》,好静,没有跟着去,他耐不住寂寞,找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安庆女子一块生活,不仅如此,还泡了一个南京当地的妞,49年返乡时只带回安庆的二曾祖母,没有带回南京的。我猜想,可能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要不,怎么不跟着曾祖一块回呢?或许是某个妓院里的丫头也未可知。据说,那个长得非常漂亮,后来跟一个比我曾祖做的官还要大的官去了日本。
笑死了。我问父亲,真的吗?两个老婆怎么过日子?
父亲说,怎么过日子?打架呗。
碰到吵嘴、起哄,祖父令恒从不掺入,他是隔腹长子,那时已是半老爷们了。娶了我祖母,龙坪向文昌木桥下人,也是大户出身,当时只生我父亲一人,后面的叔爷和姑还没有出世。祖父是曾家的大少爷,吃洋参长大的,进过九江南湖书院,到我出生时,成了一个不说不闹的木头人。没事的时候,跟几个老头夸天,打小牌,一生装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集体人家挑担赶工,累急得像个猴儿,他不慌不忙,手里捏根草辫子,捎上我,往江边的草坝放牛吸烟玩儿去。
回到家乡的曾祖就成了乡间野老头中的一份子,下田,薅秧,锄草,捉虫,唯一与别人不同的是,先生回家,洗了手脚,抛开两房夫人和儿女的烦扰,开始读书,写作。自编成一个名叫《南窗梦笔》的集子,记录了他在各任地的活动及诗、词、铭文等,他与李先生等几位同窗进学院的情况也写得清清楚楚,文中称哲学家熊十力“继智”、“逸翁”。可惜,父亲说,那个集子文革时一把火烧掉了。“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只读三年私塾的父亲至今都会背诵熊大师的句子,可能是从曾祖的集子里学来的。
父亲给我回顾了他小时候与曾祖的一个趣事:
曾祖回乡后,以“无名老人”自号,曾祖母说,一到下雨天、不做事的时候,他就好像得了病,口里念念不休,“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成天把诸葛亮的诗句挂在嘴上。扁担上,水桶上,锄头棍上,簸箕背面,房门头,到处用毛笔写着“无名老人”。乡下人不懂,都说他发神经。
父亲说,真好玩。
我问什么好玩啊?
父亲说,帽子。
我说什么帽子啊,爷,你别卖关子,快点讲,求求你了。
父亲摸了我一下,笑了笑,继续讲起来。
有一天,曾祖在菜园里拔草,热了,取下头上那顶也写着“无名老人”四个字的礼帽,搭在插在园边的锄头棍上,一把被父亲瞧见了,父亲心想,我的帽子脏得不成样子,不妨跟老头换换。父亲轻手轻脚,猫着腰,穿过去,从锄头棍上取下曾祖的帽子,再把自己的那顶挂上去,奇怪,回家曾祖看见也不跟他要,由着自己屁点大个孙儿的性子,戴着顶“无名老人”的礼帽,村头港汊,四处跑。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到处饿死人,可是,外面的锣鼓还是一个劲儿地敲。曾祖跟着一堆乡下老头老婆子坐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剥花生米,笑了起来,自言自语:“锵锵锵,锵锵呲,抢了抢了抢了吃。”
一句戏言成了罪证。
晚上,被吊在仓库的房梁上。惊风。感冒。一代硕儒命赴黄泉。
  献给女儿的菠萝      
好不容易回一趟老家,却被朋友们劫住要我请客,好,请客就请客,一二十年来,我都是被人请,或是厚着脸皮硬蹭,今番老曾我大小老板也当了一个,也该是掏掏自己的腰包喝一回的时候了。请客啊,大家注意了,曾曙光今天上午请客!    
恰好今天女儿也放了假,她不怎么爱回家,放假也待在出租房里,这孩子,去年高考志愿乱填,撞车了,今年复读,复出了一个年纪前五名,可也不曾看出她有多么的高兴,老是一副懒洋洋的架子,我说我今天请朋友吃饭你跟着一块去可以吗?她说,你请客有我什么事,打个包带点饭就行了,我累,睡觉。    
去到市委(如今,我的哥们全是领导,不想去那个地方还真不成)某某办公室,大家都等在那里,他们是雷世达、向武华、温东华、苏局长、翟主任,我走进门试探地问了一句,我说今天真要吃我的啊?他们异口同声地答道,对对,今天吃你的,吃春老板的酒万寿无疆。你看,他们就这么瞧得起我,扯卵蛋。    
等到十一点半,江涛还没有到,我端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吼起来,还没等我把一句话吼完,江涛说我来了来了,在门口。不一会,门开了,走进一位干干净净笑笑眯眯的主,我连忙说,江主编,谢谢你的报道,我今天请你狗儿的吃酒。江涛说,曾兄啊,你终于有了长进,你可知道,弟兄们等你请一回客,等得有多苦啊!    
正午十二点整,一群饿狗山呼海啸地往“南洋”冲去,二楼,牡丹花,胡乱坐下,上菜,擦碗,搬筷子,撬酒,磨牙。    
酒是“杏花村”,一百六十五元一瓶,只我和江涛两个弄,其余的,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问题,他们只敢喝啤酒。碰杯时,我端起酒杯小抿一口,有时进口多了我还要吐出来一点,我假装关心江涛,劝他来慢点,这么高度数的酒别喝醉了。这是用我的钱买的酒啊,换了是别人请客,我才懒得管你,你一口喝下一斤我也高兴。    
喝了两个钟头方散,弟兄们往各自办公室上班去了,我闲着无事,提着没有喝完剩下半瓶貌似榔头的“杏花村”逛街。放眼望去,满世界用脚走路的都是好人,男人顾家,女人如花,高楼很高,小路很小,天空可爱,阳光灿烂,什么乱七八糟的。    
逛到河街菜市场,我被一位大叔吸引住了。大叔可能有六十出头的年纪,反坐在三轮车厢里,面前摆着几把没有卖完的小白菜。他妈的,他春风满面,一边喊人买菜,一边吃瓜子。    
我来到他的面前,他问我,要小白菜不?我说怎么卖?他说早上一把一块二,剩下这几把便宜卖,一块钱一把。我用手拨拨小白菜,然后把目光投向他头上戴的帽子,那是一顶类似于本山大哥的蓝色布帽,帽舌也有一点点歪,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下子就将他头上的帽子给摘下来了,往自己的头上一扣,嘿,蛮合适的,我说大叔,帽子归我,酒归你。放下酒,我转身走了,走去好远,回头一望,大叔张着嘴,捏着我那半瓶“杏花村”立在三轮车旁边发呆,老人家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戴着大叔的帽子上了江堤。下了半个月雨,刚放晴,江堤上没有几个行人。我把帽子取下来,一股臭不可闻的汗气直往我鼻孔里灌,我想把它扔掉,正准备扔,身边刮起一阵香风,一个女人从我身边走过,身材丰满,戴着眼镜,肩挎白色小背包,手里拿着半个用竹签穿着的菠萝。她快步走在我前面,我盯着她的背影,我想,我要是赶上去把帽子猛不丁扑到她的头上,她该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她会不会打我?会不会报警?想到报警我胆怯了。但是我没有把帽子扔掉,我像尾巴蛆掉在她的背后。    
哟,女人下江堤了,往武中门口去了,我加快步伐赶上去。来到武中门口,我们被堵在门外,喊半天,没有人来开门,门卫师傅可能上茅房去了。    
我问她,老师,你教几年级?    
她说我教高三。    
我说你认识曾甜瞳吗?    
她警惕地扫了我一眼,反问,你是她什么人?    
我说,我是曾甜瞳的大哥。    
她怀疑了半天,看我也不太像个坏人,她说,告诉你吧,我就是曾甜瞳的班主任。然后当着我的面,将曾甜瞳表扬了一气。刚聊到兴头上,门卫来了,薅着一串钥匙往这儿跑。就在老师抬腿进门一刹那间,我将她喊住了。我说老师,把你手上的菠萝送给我吃可以吗?她想笑又没有笑出来,她说菠萝街上有卖呀,很便宜的,这是买给我姑娘吃的。我说我买不起,我没有钱。她笑了笑说,好吧,送给你。我接过菠萝给她鞠了一躬,鞠完躬我将那顶臭气熏天的蓝帽子塞在她的手上,走了。    
回到女儿的出租房,我恍然想起我忘了带饭菜回,好在刚讨来的这一块菠萝没有被我吃掉,推开房门,女儿坐在床上看书。我把菠萝藏在背后,我说,甜瞳,你猜,我带什么好东西回了?女儿说会有什么好东西,残菜剩饭呗。我把菠萝往她鼻前一划,她立刻高兴得大叫:老爸伟大!菠萝万岁!抢过去。狂吃。    
她在吃菠萝时,我忍不住躲在一边笑。她好像发现哪里不对劲,她说爸,老实交代,菠萝是哪里来的?    
等她吃完后,我才一五一十的将经过述说一遍。曾甜瞳翻身下床,伏在阳台的栏杆上,一边大笑,一边干呕。   
  山上有个洞        
门外有嘁嘁声。我问,谁呀?  
我,老虎。肚子饿了,来寻点东西吃。  
洞主云游去了,只留下一本虚云老和尚的开示录,这里没有什么吃的。我说,况且,我们已睡下了。  
老虎不听话。继续敲门。老虎说哥,开门,我以前常来,有没有吃的我比你清楚。  
我只得起身开门,锁上的铁锈发出靡靡之音,老虎进来,东张西望好一阵,找不见肉,打一个响鼻,披一身月光,走了。      
白天,油菜花一直开,开到碗里来。杨、孙二位道姑观堂打坐。蜜蜂带着老妈在灶房上空飞来飞去。       
黄山头一脚踩在湖南,一脚踩在湖北。从湖北那边上山无需门票。上到一半处,妹丫开始用手往上爬,老爸不说话,我断断续续发笑。下山时,我们三个都出汗了,每人啃了一根甘蔗。她想敲诈一个穿中山装游客一块钱,被我喝住。之前,二位与春风在峰顶论道,我独自瞌睡。      
6点钟起床。洞里留下我们诸多气味。拖鞋、被子欢快地跟着老妈一道生病。自行车靠在鼻梁上。三把钥匙给我一把。落雨的时候,我在菜市场旁边吃下一碗撒满辣椒粉的肉丝面,搭上过路的汽车,回太湖了。      
一晃又是一年的五月一日。好快啊,似乎没有怎么在意,大家都老了半截。  
  骑在墙头晒月亮    
师父一瞌睡醒来,敲起木鱼,絮絮叨叨开示我。  
我们一前一后出了午门,沿河边的泥巴路,径往槐树香客黄四婶的家而去。师父业已老迈,有些青光眼,不大好使唤,走路老怕踩到蚂蚁,所以,不当出几步远就得停下来等他,“老家伙,快点,追兵马上就要到了。”见我催促,师父咳嗽起来,一个劲地埋怨,夜奔真不是个好玩的事情。  
坐在长满雾气的石头上歇息,我实在是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师父的秃瓢,泪珠儿顿作倾盆雨。“摸鱼啊摸鱼!”  
大老远就能听见四婶的呼噜声从墙里传来。师父开始尿急,口里阿弥陀佛不止。我不敢轻举妄动。骑在墙头,一只脚踏着他老人家的肩膀,足足晒了一枝香工夫的月亮。  
亥时刚过,师父全身哆嗦,像打摆子,我管他呢。应无所住的佛祖啊,今夜,我爷孙二人,第一个做新郎的是谁?    
“第一个做新郎的是谁?”就是一个话头。  
师父说,所谓禅堂,所谓坐禅,不过是为我等末世障深慧浅的众生而设。究实言之,真妄一体,生佛不二。生死涅槃、菩提烦恼,都是本心本性,不必分别,不必欣厌,不必取舍。此心清凉,本来是佛,不需一法,哪里有许多啰嗦。参!    
  别一壶天    
日,阴,星期六         
前天在太湖县老城邮局认识了两位新朋友,一个叫孟祥明,一个叫石小欣。孟祥明是太湖徐桥人,62年生,戴深度近视眼镜,面相富态,气质迂腻。石小欣是福建厦门人,69年生,个小,肤黑,板寸头上长出星星白发。我在给作者寄《旅馆》诗刊,老孟给《安庆日报》的沈天鸿寄稿件,石小欣给合肥一个寺院寄佛学资料。老孟见我是民刊主编,自是话多,石小欣缄口寡言,说话时脸上拖出笑容,一问才知道他是一名俗家弟子,在太湖城西吉祥寺法雨山佛学苑当助教。那天,我没有给他们电话,只收下他俩抄给我的电话号码就去了老街,闲逛一圈,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买的,买了一根铜制烟斗。  
今天上午我想起了老孟,就给他发去一条短信:如果有时间过来一起去吉祥寺。一会儿老孟打来电话,说过一个小时后到,现在去菜园子给我拔几斤自己种的大蒜来。我说好的,中午等你过来一块吃饭。  
老孟是骑摩托车来的。第一次来春睡美不问路居然就找到了。进我房间时头上戴着钢盔,腿上绑着挡风套,手里提着一只蛇皮袋,袋子里装了一捆大蒜。我叫他走阳台把袋子撂到楼下的厨房去,老孟说,我只能给你一半,留一半等下送给别人。  
他还带来了一瓶“古井”酒,我问多少钱一瓶买的,他说五十块。我不知道这酒是不是专门送来给我喝的,但是他主动拿出来估计也算是送给我的见面礼吧。午餐我们吃的是排骨火锅、花生米、干虾片,老孟不时从口袋里拿出十块钱说要去搞半只烤鸭来吃,被我拦住。他喝了两缸酒我只喝一缸,他吃下两碗饭我只吃一碗。  
打的来到吉祥寺,铁皮门内就是佛学苑,迎面一面墙上刷着佛学标语,看到标语里带有“战斗”字样,老孟开始批评起来,我没有搭理他,他说说也就算了。不一会,一群人列队往一个楼内走,领头的是个和尚,我正驻足观看,突然看见石小欣朝我们走来,他老远就认出了我们,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随石小欣来到“接待处”,屋里有一张乒乓台样式的桌子,布满灰尘,进门一角立着一个书柜,里面散列几本佛家典籍。石小欣去另一个房间给我们倒水,喝完水,寒暄了一会,我提议去听课,他答应了。  
来到三楼课堂门口,我们学石小欣的样子,转身倒退,先把鞋脱下,然后光脚踩在地毯上拉开滑动的木门进入课堂。里面很安静,坐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估计总得有五、六十号人左右。南墙正中供着一尊释迦摩尼佛像,离佛座两尺远处安放一张木几,木几上立着一个麦克风,对面支一块黑板,上面写的是今天讨论的话题。男女学员对面相向,分坐两边,都以打坐的姿态坐在一个棉絮枕上,小棉被盖住双膝。  
发言的学员要先对佛像鞠躬,然后才能坐到麦克风前,我们进来时课堂已在进行中,发言很踊跃,有男有女,一个接一个,时不时潮起一阵仿佛压抑着的开心的笑声。等最后一个学员发言完毕,我才知道坐了将近一个小时,起身时,腿有些木了。  
下楼后,我们又去院子里转了转,西边一个草棚吸引了我,石小欣介绍说那是他师父傅味琴的坐禅室,老孟还把门打开了,我伸进头去看了看,除了地上一只蒲墩,什么也没有。闻到一股陈年的稻草香气。  
我跟石小欣说,我是一个至今没有建立信仰的人,对于佛学也是半懂不懂,表示愿意趁着现在有空闲来这里系统学习一次。石小欣赞叹我有善根,结佛缘,随时欢迎我报到。在一间佛殿里,他给我和老孟传授了跪佛的正确姿势,临离开法雨山佛学苑,还送给我俩每人一套四本傅味琴居士著述的《仰望佛陀》,我拿出50元钱给他,他笑了笑,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里,叫个小姑娘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日,晴,星期天         
吃完中饭,准备午睡,突然听见户外一阵机器轰鸣,站到阳台上一看,原来是一台割谷机在门口稻田里操作,割翻的稻穗扬起很大一片灰尘,我看了一会,把房门关上,穿上风衣下楼去。  
时隔半年,这是第二次来到吉祥寺。这里是太湖城西,与宿松县搭界,每次回老家坐车经过这里,我都要转过头望望,很多次看到学苑的铁门都是紧闭着。这次倒好,一下车就看见铁门洞开,仿佛是为了迎接我似的。  
跨进门里,院场边一棵树荫下坐着一个尼姑和一个姑娘,年纪都不大,埋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来到标语墙下,我又仔细看了墙上的文字,原先的佛学标语不见了,刷上了法雨山佛学苑校歌。  
快到接待处,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双手合十朝我微笑,问我找谁,我说我找石小欣老师。他掉头走进接待处旁边的办公室,一会儿石小欣从里面出来,石小欣说,好久没有来了,一向可好?我想说好个屁啊,可是没有说出来。  
刚聊着就听见一阵当当敲铁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石小欣说下课了。我问下午还上不上课?他说不上了,下午出坡。  
出坡就是劳动。上次看到的傅味琴居士坐禅的草屋要重新盖顶。所以这几天学员下午只上一节课,余下时间就都坐到菜园边的空地去编盖顶用的草辫子。  
有两拨人出坡,一拨人将新割来的稻草去掉黄衣,根根理齐,揪成一把一把的草捆,另一拨人则将这捆好的草辫子用尼龙绳串成草毯。我跟石小欣说,好几年没有出坡了,给个机会,让我也参加你们的出坡?石小欣见我也说“出坡”,抿嘴一乐,但没出声。他转过身喊来刚在接待处遇见的那小伙子,吩咐他把我领去揪草辫子。  
一共只十来个人,都是男的,分坐在几个稻草捆边。我学着他们的样子,拈个空,叉腿坐下。  
边揪草辫子边跟对面据说是带班的小伙子搭讪,我问他哪里人,他说他来自山东,姓刘。我说我没有到过山东,但坐火车路过。小刘笑着说,我也是,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也只在电视上见到过。我又问,你是山东人,知道蒲松龄的老家在哪里吗?小刘一会儿说是临沂,一会儿说是淄博。坐在我边上的另一个山东小伙子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听说我是湖北武穴人,十几个人里头突然有一个接话说跟我老乡,寻声望去,那人三十岁左右,个子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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