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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虚构的仇恨-----哈医大杀害医生案采访笔记
一年前今天，3月23日，哈医大发生患者杀害医生案件，一名28岁的实习医生死亡，其他三名重伤。这几天翻到了当时的采访笔记，综合场记，摘选部分贴出，算是对此事的一点纪念。笔记中写过“这个新闻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我们做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每发生了一件事------城管和小贩冲突了，医生和患者冲突了，教师与学生冲突了……都容易有一个判断的模式，谁强谁弱，谁错谁对，什么落点，希望有一个治百病的原因和药方。但每一个真相都与另一个不同，不能断言，也不能以模式套用，每一件事，都需要细究它独有的事实和因果，解决之道只能蕴涵其中。”
哈尔滨路不熟，不太清楚宾馆是在哪个路口，后来远远地看到街角一点火光，有几个人蹲在边上，应该是。
他们一家人是知道王浩死讯后从内蒙赶到哈尔滨的，人生地不熟，惟一能安慰逝去亲人的方式，就是夜深的时候在街头烧纸。
他妈妈精神在崩溃边缘，我们进她房间，走了一半，听到她的哭喊又撤出来了，人的痛苦到了这个程度，去拍是一种冒犯了。他爸一直扛着，就是受不了见儿子最后一面时，儿子嘴大张着，可能是惊愕，也可能是被气管和肺里的血窒息了------人是坐着，从背后被刀直刺颈动脉的，一刀下去喉管刺穿，他连喊一声都没有就倒在地上。
弟弟王然跟他哥长得很像，相距四岁，兄弟俩的名字取自“浩然正气”的意思。王然招呼我们坐，喝水，还寒暄几句。招呼完他窝在床边坐着失神，妻子坐在他身后，轻抵着他。
“你们兄弟俩关系怎么样？”我问。
王然垂着头，说：“我干什么都指望着他，等着他来告诉我。”他妻子攥住他的手：“每天……你知道为什么他老是愿意穿着这件外套不愿意脱，这件衣服是他哥的，里面有很多他哥的东西，他哥用的手机，用过的笔。他在父母面前，特别是在我妈面前，他必须要坚强，可能谁也不知道他哭了多少次，谁也不知道他问了多少回为什么。”
王然抬起头，一脸激愤，“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他们科的主任，他有错么，他有错他活该！他有错么？错在哪儿了？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出发的时候看过网上调查，有4000多人为有人杀死一个医生高兴，王浩的父亲在微博中怀念孩子，底下会有人说“你儿子是一个医生，他会没有错吗？谁没被医生为难过？”爱王浩的人也不能理解这事，他的房东说他肯定是“医患矛盾的牺牲品”------“一定是医疗纠纷，那患者要是精神病，为什么不在大街上杀人啊？为什么奔着医生啊，医院走廊里多的是人，为什么奔着穿白大褂的人去呢？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些矛盾的，要不然，我有病，求着人让人救，我还把你杀了？正常的人会这么想么？”
这些话都是一个提醒，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公正，要避免先入为主的情绪，要在证据上严谨。
费了大周折，才在派出所见到了李男，17岁，94年出生，白，瘦，有一些痣，嘴上绒毛未褪。
他戴着镣铐，手上缠着厚纱布，我问了一下，那把刀他是在医院门口地摊上花四块钱买的折叠刀，他把王浩一刀刺断颈动脉致死后，又造成其他三位医务人员重伤。手上的伤，是在刺砍医生时，刀刃多次反弹回来切断自己的筋腱所致。这个细节让人感觉到这场伤害的残忍无情。
我问“你和这个医院的医生有过直接冲突吗？有没有争吵过？”都说没有。
又问“你对医生不满，受过别人的影响吗？”也说没有。
出发前大家有过顾虑，担心媒体报道是不是引发这类事件的因素，我自己心里也拿不准，问了下“以前看过媒体上伤害医生的报道吗？”
“没有，不看报纸。”我想确定，又问了一遍，他说初一辍学，不看这些，因为身体原因待在家，也从来没与人交流过对医生的看法。
“为什么要杀人？”
“我和我爷这次来的目的是打这个药的，她（医生）不给打。他们不给我看，不给我看病。故意折磨人”
“为什么说故意折磨你？”
“当时她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记住了它。”
“什么话？”
“不能打，不能。”
他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强烈的欲望受挫的表情，不是沮丧，是愤恨。
李男戴着镣铐走进来的时候，一拐一拐的，髋部和腿都有问题，坐下去要花一些时间。他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想注射的药叫“类克”，可以明显缓解疼痛。
当天最后下结论说“不能打”是哈医大风湿科主任赵彦萍，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医生。之前采访的时候，她说李男有肺结核，没痊愈，对李的爷爷说过：“用了这个药之后，肯定会增加这个结核复发的风险，我说现在的话，打的话这个风险太高了。”
晚上回来查了一下类克药的官方网站，确实有“肺结核和败血症者使用该药曾发生严重感染，可能危及生命”的报告，这说明医生的判断没问题。但李男没听到这个解释，我问李男时，他说在电梯口等爷爷，没进主任办公室“不想进去”。之前有传言说医生怕传染不让他进办公室，他说不是，他自己不想进，也没啥情绪，是一心等着办住院呢。
我跟他爷爷通了一个电话，他爷爷说得很利落，说赵主任跟他说过现在用药会有风险，“说的挺清楚的，三个月之后才能注射。我也接受。”但当时，李男爷爷身患癌症，非常疲劳，前一晚坐硬座来哈尔滨，又奔波一上午，出了门就没有对李男作更多解释，就说“不能打”，李男也没有问。“不能打”这三个字，已经让他暴怒。
而打类克的风险，他一无所知。
我问李男：“你知道肺结核的病人为什么不能打类克吗？”
他说“不知道”。我给他看说明书，上面解释说注射曾经造成过肺结核的严重感染，甚至有生命危险，“这个你知道吗？”
他说不知道，有点吊儿郎当“生命危险？那我想应该没有吧，顶多，有点影响吧我觉得。”
我停下来，叫了一下他的名字，他抬头看我，我把声音放慢一点，“有生命危险的意思说，你的肺部有感染，如果打这个针的话，感染加重，会有死亡的可能，如果这么跟你说，你能理解吗？
出乎意外，他说：“那还不如不打呢，吃点药就行了。”
他的想法转变得这么快，我都不确定他听明白了，又问：“这么说，就是说你清楚危险的话，是可以接受不注射的，是吗？”
他点头说嗯。
我问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返回到医生办公室问问她？他说“当时挺生气的，情绪有点没控制好吧。感觉挺累的，家里离这挺远，我再回家，唉-------我在家想的是打这个药，那个药确实挺好，打完挺明显，腿啥都不疼了，谁知道到这不给打。我就一气之下吧，就去伤害别人。”
李男把爷爷送到旅店后，直接出门在地摊上购买了带弹簧的水果刀，藏在衣服里，返回医院风湿科。“我就当时我记住我买完刀，我冲进他们办公室，谁离我近吧，就杀谁。”风湿科刚刚轮班，王浩离他最近，背对着他坐在最靠近门的电脑前，李男对王浩有印象“还行，小伙子还行。挺高个子。没接诊过我。”
“你知道他无辜，那你怎么会刺杀他呢？”
“当时我也没太多想法，我看他离我最近就直接把他杀了。”
“你是想伤害给你诊断的医生，为了怕他出来阻拦你，要来杀害他？还是你觉得但凡是医生……”
他打断我“但凡医生。”
李男没说一句话，直刺王浩的咽喉，王浩连声音都没有来得及发出就倒下了，以至于坐在边上的王宇医生以为他在跟自己开玩笑。王浩从未给李男诊治过，他的死只是因为他身上的白服。
采访李男的时候，他说了对王浩愧疚，觉得自己冲动，但我看着那只缠着厚纱布的手，还是觉得，未成年人的“冲动”不够解释这么强烈的仇恨，跟他谈话就知道，他的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思维方式，光靠“谴责”也起不到作用，也不能让人信服，肯定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之前没想到的。这时会觉得压力之大-----不在于你能不能采访到，而是现在你可以采访了，你问什么？即使他都说了，但可能他也不能了解自己内在的完整想法，你只能在他的头脑里幽暗无名处往前摸索，这个过程很危险，也可能犯错误，但如果不摸索，时间过去了，消失了，有的事情会是一个空洞，留在了历史里。以后的人也许会责怪我这个工种，没有更真实地纪录这些事情。
今天在采访风湿科赵主任时，她有一句话我当时听了一怔：“我觉得我们真的就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就会对这个事会是这样一种想法。”
她说，“一想到那些同事的话，心里非常的难受，但是回过头来想的话，也是觉得他真的就是不到18周岁，就是不像那些穷凶极恶的人。有的时候想想他也挺可怜的。”
还有一句话印象很深，是他们科另一位张主任说的，谈起李男的病，他说：“最大的痛苦就是疼痛，持续地疼。另外就是残疾，往往使部分病人在旺盛的年代就失去了一个正常人同等工作机会和家庭幸福。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他过早的一个家庭不幸，同时又患上强制性脊柱炎，后来又合并一个结核，可是雪上加霜。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您为什么说起这个伤害了你同事的人，还是一种医生的同情？”
采访的他一直强力克制，说出这句时下颌一直抖，“因为我是人。”
同事连夜已经到了李男家，他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个农村，路程极不顺，辗转多时才到，也可想而知李男他们来一趟哈尔滨不容易，因为穷，只能坐48块钱的硬座。李男从小父母离异，一岁出头还不会讲话时，母亲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过。父亲因为抢劫罪被判死缓。他由爷爷奶奶带大，爷爷说他“从小孤僻，不爱说话”。李禄62岁了，退休前是当地煤矿工人，靠每月工资一千出头养活全家。李男上了低保，每个月差不多两百元，两年前，他爷爷得了胃癌，家里两个病人，花了二十多万，社保报销大概一半，他家借了外债。
李男初一辍学，没有亲密的朋友，印象中只与同学“玩过一两次”，其他时间都呆在家里，他曾经在洗浴城工作了一年多，但很快就得了强直性脊柱炎，腿肿，痛。不再能工作，也很少与人往来。从他第一次住院起，哈医大的医生说与医疗有关的细节很少直接与他沟通。“就是说我在询问病史，他都是很内向不太爱说话，需要他爷爷提供一些病史，然后跟他确认是不是这样。”
“你们之间的交流，很多需要通过他爷爷来完成是吗？
“对，大部分。”
李的爷爷当时已经患有癌症，60多岁，耳朵已经有些聋了，我打电话问问题时要靠同事在边上大声转述。他不识字，精力智力上都无法为李男提供什么支持。李男本身还是心智不成熟的年纪，对医疗知识知道得很少，第一次来哈医大时医生曾经给他注射过一次类克，疼痛立刻缓解了，他印象极深。但2011年5月，李男来哈医大再注射时突发高烧，经过诊断，患上了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医院建议他先治疗结核（注：李男的辩护律师曾经认为是医院第一次注射类克引发了李男的肺结核，存在医疗过错，采访中医生说当时诊断李男是陈旧性结核，并不活动，此种症状大量普通人都有，当时判断打针不会引发。在法院判决中，没有采纳辩护律师的意见），6个月之后，李男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了，他不理解为什么第二次医生就不能再给他用药，也问不清爷爷，只靠自己猜测，而这些猜测现在看来近于偏执。
我问他“你当时觉得是为什么不给你治？”
“他们挣钱呗。”
“他们不给你打药，也不接收你入院，怎么能挣钱？”
“可能是觉得我花钱少了。”
“类克多少钱？”
“一针六千多”
“如果你认为医院是为了挣钱的话，他们干嘛不给你打这个药呢？”
“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你没从这角度分析过吗?”
他点头。这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这种没有沟通和化解的抵触，在内心封闭的循环里越来越强化，形成了他说的“恨”，这是一场虚构的仇恨，感受却是强烈的。
“你恨他们什么呢？”
“他们不给我看，不给我看病。”
“在你的理解里怎么就叫看病？”
“看病打点滴，吃药，打针。”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不打针，反而也是看病？
“不知道。”
采访时我随口问过一个问题，“出这件事情之前你有跟别人发生暴力冲突吗？”他的回答倒是出乎我意料说“在当地医院里闹情绪，大声喊，当时挺烦的”，我想起上海的王晶。
他因为治疗肺结核在当地扎兰屯医院住过院，我们找到他当时的主治医生杜大夫，她说当时李男的脊柱炎病情很重，“走路象鸭子一样”，还说医院住院条件很差，没有父母，爷爷也常常不能在，李男长达一两个月无人陪护，在病房里流露出的情绪让她不安。“查房时发现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地立正站着，长时间看着窗外。”肺结核病人治疗中有一种常用药叫异烟肼，这种药不能在精神异常的患者身上使用，杜医生出于对李男的担心，停用了这种药品。
他爷爷说李男出现过情绪失控的征兆：“那可不正常，你半夜你跑大街上喊啥呀，那不正常。可着走廊，跺着脚，踹地板。”
因为这场病，他没了工作，没了收入，没有朋友，身体疼痛，行走不便，一个十七岁的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陷在被疾病围困的处境，感到极度不耐烦和急于摆脱，他尝过类克带来的“立刻就能跑”的喜悦，在他看来，一针类克是最简单，最好的解脱，这几乎是他全部的欲念和指望。他对爷爷说，只要出了院，就能去打类克了，打完类克，就可以出去打工挣钱。杜医生说没有完全治愈时，他就坚决的要求出院“他大声冲医生喊，没有办法”。
他闹情绪都是向着医生的，因为在看他来，医生是他通往解脱的惟一障碍。
日，李男和爷爷坐了一夜硬座火车，早上9点下车后，没有吃早饭和安顿，就直接去了医院，在哈医大要求下，他们去哈尔滨胸科医院拍胸片，返回医院后，医生发现病历上没有必须附上的医嘱，李男又一个人再次去胸科医院补回，这时他的情绪已经很严重，觉得医院是故意拖延。他第三次去了哈医大，想要注射类克，但检查结果仍是肺结核没有治愈不能注射，他到了自己认为的承受极限，有了想要报复医生的念头。
3月23日下午4点，风湿科主任跟他爷爷解释的时候，李男没有进屋。十分钟后，奔波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已经十分疲劳的爷爷出来告诉他医生说还是“不能打”。这次，李男什么话都没有说。他回到宾馆安顿了爷爷。等他睡下就出了门。“当时情绪挺难受。感觉挺累的。完了还得去看病，这样的。我爷爷有胃癌。”
“你为什么在说有情绪的时候会提到他有胃癌这件事？”
“我怕我爷爷再发病了，坐车来的时候已经不好了”。
他在决心要去杀死医生的时候，也知道自己的命运。行凶之后，他在现场，用刀子向自己的脖子刺了三刀。
“你就是自己也不想活了是吗？”
李男说：“是。”
“你不考虑他人，也不爱惜你自己的生命吗？”
“为家人着想，大人把我抚养大，给上学，花钱给我看病。”
“怎么叫为他们着想？”
“要把这个结束了，对。”
血案发生后，自杀未遂，他返回旅馆，爷爷李禄见到他满身是血，来不及问详情，拉他到哈医大急诊部去包扎。他对爷爷说，“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这个新闻给我一个很深的启发，我们做这个工作时间长了，每发生了一件事------城管和小贩冲突了，医生和患者冲突了，教师与学生冲突了，都容易有一个判断的模式，谁强谁弱，谁错谁对，有一个治百病的原因和药方。但每一个真相都与另一个不同，不能断言，也不能以简陋的模式套用，每一件具体的事都需要细究它独有的事实和因果，解决之道只能蕴涵其中。”
从发生惨案的当天晚上，风湿科的办公室擦净满地的血，还要继续在这里值班，他们有90多个住院的病人，必须值守，在恐惧和压力之下，没有一个医生和护士离开，他们大都是二十出头的年青人。
我问，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可以补救的？赵主任说：“如果说当时能够跟他谈一谈……假如说他要是表现出来不满，他提出来，我们可能会很耐心跟他解释，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抱着这么大的怨恨。悲剧还是发生了，所以我们还要反思自己，有没有自己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就像刚才我说得那样，每个医生，治疗疾病应该同时治疗一个患者一个心理上的疾病，一个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发生这样的血案”
“不过，也许医生没有办法判断他不正常啊。”
她说：“今后，我们就多多再努力去做吧。再努力去做，不厌其烦，反复的去做”她胸口起伏，压着哽咽“我有点说不下去了。”
在王浩遇害5天后，他的家人收到了一份英文文件。王浩的弟弟递给我说：‘你看看这是什么我们也看不懂。”
我看了一下，说这就是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给他的一个回执，“一开头说祝贺，
很荣幸能够通知你已经被允许就读这个四年的博士学位，这是他的入学通知。”
我念到这儿，不必再往下念了，也无话可安慰，在场没人说话，也没人伸手接过去，我把纸轻放在了桌上。
王浩的父母在带着孩子的遗体返回故乡前，让车子绕着大学和医院转了一圈。“他热爱哈医大，让他再看一眼吧”，这个28岁的实习医生，梦想成为中国风湿领域的专家，在他个人空间里，上传的最后一个视频，是一个故事，贫穷的患者，为妻子治病，但因为他人的一担货物，一直等待货主的归来，才能回到医院边陪伴妻子，这个故事最后一句话是“知托付”。
注一：案件审理结果：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李男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元。法院对辩护人所提医院存在过错，应对李男从轻处罚的意见不予采纳。
注二：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故本文被告人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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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医大血案背后的真正凶手
&今天新浪报道了来自凶手方面的陈述，结合当事医院工作人员的陈述，两者没有矛盾。不同于普通医闹事件中各执一词的情况，较为客观。关于凶手的诊治经过报道如下。请注意我加粗的部分。&&&&&&　&
3月23日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在医院内刀捅医生的恶性伤害事件，。　　李某南昨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回忆，其此次就医是为了打“类克”(一种治疗药剂名称)。医生说他有不能打，要求他先去胸科医院做检查。他将胸科医院检查结果拿回来给医生看后，医生觉得不行，不收他入院。“当时我非常生气，我和爷爷大老远来的，他们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李某南说，医生不了解他的辛苦，自己一时冲动犯下大错，“我不应该滥杀无辜。”　　此前，哈尔滨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任锐忱曾称，此次案件并非医患纠纷，公安部门已将此案定性为偶发的治疗案件，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是因误解激情杀人还是真心不满要发泄？李某南多次治病均由爷爷李禄陪着。从李禄对早报记者的描述中，或许可以看到李某南行凶的真正动因。　　早报记者
李云芳　　发自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伦贝尔　　“我对医生肯定有误解，但他们也不全对吧？”李某南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接受采访时说，医生确实给他解释了不能打“类克”的原因。“但前两个月我就在这儿治疗，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两个月的治的口服药，吃完药再来，结果这次来又不行了。”他说，医生不了解他的辛苦。　　“发病的时候我非常痛苦，腿部、膝盖和胯骨都特别疼、肿，行动不便。”李某南说，他家离哈尔滨挺远，家里条件也很困难，爷爷还患有，一次次做检查加上人生地不熟等等因素，让他和爷爷都非常辛苦。　　据警方披露的信息，除3月23日行凶前在哈医大一院就诊这次，李某南还曾于2011年4月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而早报记者从李某南爷爷李禄口中得知，李某南曾六次去哈医大一院治病。从就医到刺人，60岁的李禄是李某南人生轨迹转变的见证人。　　2010年9月　　打完针“病情更重了”　　2010年9月，李某南腿疼，李禄第一次带孙子到哈医大一院就医。　　李禄回忆说，当时挂的是骨外科，由副主任医师祁全接诊。片子拍完后，祁全认为可能与风湿有关。李禄随后花25元挂了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号，“专家号费贵，普诊只要5元，挂了号，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志毅连瞅一眼都没瞅，说跟风湿没关系，该上哪儿上哪儿。”　　李禄又折回骨科，祁全认为李某南有双腿滑膜炎，然后决定打封闭针，“打的啥药记不清，在哈尔滨打了1针，后来回家打了6针。”但李禄认为，打完了封闭针，病情不但没好转，好像更严重了。　　昨天，早报记者在哈医大一院门诊处找到了祁全。祁医生说，“在门诊一天要接诊50个病人。”对李某南已没有任何印象。他检索了系统里的记录，没有找到李某南的门诊记录及住院记录。祁全说，新门诊数据软件是2011年下半年才使用的。　　2011年4月　　医生责怪李某南“看错科”　　2011年4月，李禄爷孙俩第二次来到哈医大一院，又住入骨外科，这次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由于强直性脊柱炎归属于风湿免疫科，李禄便拿着病历又找到风湿免疫科主任张志毅。　　李禄回忆说，张志毅这回看了片子，说李某南是强直性脊柱炎，还反问为啥住骨科。“我不住骨科住啥，我来找你，你瞅都不瞅一眼，就说跟风湿没关系。完了又说为什么住骨科。没有他那么武断的！”　　李某南在风湿免疫科又重新检查了一次，最终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李禄说，医生推荐两种药，一种是谊赛普，一种是类克。使用谊赛普整个疗程需要2.3万元，而类克需要3.9万元。李禄征求了家里意见后，决定注射类克。“一次打两支，一支6240元，效果好。”　　风湿免疫科住院医师张娟则表示，因为原来使用的药效果不明显，于是推荐使用了谊赛普和类克。这两种药价格不一样，谊赛普单价便宜，但使用频率高，类克单价贵，但使用频率低，“有时候整个下来类克还便宜些”。　　日　　李某南入院突患　　去年5月10日，为打第二针类克，爷孙俩第三次到哈医大一院。　　但李某南住院后就高烧，“高烧到41℃，烧了8天，确诊是结核性胸膜炎，就是有。”李禄说。　　随后，李某南转回到呼伦贝尔市第二人民医院(也称呼伦贝尔市结核病防治院)进行治疗。因为该院所在地为扎兰屯，当地人更习惯叫这所医院为扎兰屯医院。　　李禄说，李某南这次在扎兰屯医院住了2个月，大约从5月中旬到7月中旬，“医院认为过了传染期了，但强直性脊柱炎严重了，(李某南)走路都费劲。”　　李禄再次联系了哈医大一院的副主任医师梅轶芳，梅轶芳让他来哈医大一院。　　2011年7月　　治期间情绪异常　　2011年7月中下旬，爷孙俩第四次来到哈医大一院，“从扎兰屯直接到哈尔滨，风湿免疫科住院医师张娟接待的，说必须找梅老师。”李禄说，梅轶芳当时不在医院，于是在电话中告诉他，回家再吃3个月口服药(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再治疗。李禄说，自己当时就想不通，“去了又让回去。”　　但早报记者向张娟求证此事时，她只记得去年三四月份接待过李某南，当时是从其他科室转院过来的，并注射了类克。　　从哈医大一院出来后，李禄爷孙俩又回到了扎兰屯医院继续治疗，这次住院又住了2个多月。“在医院用了20多天异烟肼，但成天一站就傻笑。”
扎兰屯医院后来通知他们，不能再用异烟肼了。　　这次住院，李某南变得有些异常，经常一个人傻笑，不时还会突然激动。　　一次李某南对爷爷说，不打工了，要再上学。李禄当时满口应允下来，
“然后(李某南)就在走廊里，大叫‘又能上学了’，不正常。”李禄说，还有一次，李某南接到家里电话说父亲减刑了，“五更半夜激动得在医院走廊里叫。”　　扎兰屯医院建议开药回家治疗，李禄也担心李某南闹腾影响其他病人，只好同意。医院每次开20天的药物，并要李某南隔20天就去复检一下。　　去年9月末10月初，李禄再次和哈医大一院联系。他说，梅轶芳答复他称还不行，结核还得治疗。　　2011年12月　　结核病没好
加重　　到去年12月初，因为强直性脊柱炎严重，爷孙俩第五次来到哈医大一院。“这次是郑一宁接待的，在医院拍了片子，医生认为李某南结核还没好。”李禄表示，还特意拿了片子给哈尔滨胸科医院看。这次用药就用到2012年3月份，爷孙俩觉得这次结核治好了，但强直性脊柱炎却越来越严重，李禄说，“拍片子(显示)，膝盖头磨薄了，骨头要坏死。”　　日上午　　不让进诊室“脸色变了”　　2012年3月，爷孙俩第六次来哈医大一院住院治疗。他们这次似乎抱着很大的希望。李禄家所在的保丰满居委会分管该片区的董丽新说，3月22日早上在大杨树东火车站碰到李禄，李禄高兴地说，孙子这次去哈尔滨有希望看，打5针(类克)就行。李禄也告诉早报记者，
“治脊柱炎，我就信着哈医大一院的类克。”　　爷孙俩乘火车，于3月22日晚上出发，次日早上8点多到了哈尔滨，然后直接坐了公交车来到哈医大一院。两人直接找到郑一宁。　　李禄说，郑一宁和一个瘦高个男大夫说，还得去哈尔滨市胸科医院检查一下。爷孙俩赶到哈尔滨市胸科医院拍了片子，返回哈医大一院时还不到12点。但郑一宁告诉李禄，说他没有拿胸科医院的门诊手册。　　李禄让李某南自己去胸科医院取门诊手册，自己则去调李某南此前病历，并帮助一位住院亲戚办了点事情，然后回到宾馆休息。　　李禄所住旅馆的登记信息显示，李禄爷孙俩于当天14点03分入住。大概15点30分许，李某南拿回了胸科医院的门诊手册，回到宾馆。爷孙俩又去了风湿免疫科。　　因为梅轶芳不在，郑一宁就领着爷孙俩找到副主任医师赵彦萍，“郑一宁说带我进去，不让梦南进。这个环节看出梦南不满意，脸色和原先不一样。”李禄告诉早报记者。　　据李禄介绍，赵彦萍先看了胸科医院的片子，说结核确实没好，但在不治疗脊柱炎的情况下，吃不吃口服药无所谓。要我们休息3个月，再来治疗脊柱炎。我们主张打类克，她说结核还未痊愈，打类克确实不行。　　李禄说，自己出来后，将情况告诉了李某南，他也没什么异常，两人就直接回了旅店休息。没料想，就在李禄休息期间，悲剧发生了。　　为了印证李禄所讲的李某南在哈医大一院就诊情况，早报记者去找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的张志毅及赵彦萍，但被告知外出，而梅轶芳则出国未归。　&&非医务人员不会看出上述情节的奥妙，加粗字体说明以下问题：&&&
1、哈医大风湿科诊断简单、粗暴；&&& 2、只告诉了患者治疗强直性脊柱炎两种昂贵的药，没有告知其他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便宜的药；&&&
3、在患者出现结核后所有时间仍然没有告诉患者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有其他疗效较差，但对结核影响较小，价格便宜许多的药物，导致患者认为治疗疾病只有类克；侵犯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这是不能免责的；&&&
4、患者去哈医大第六次就诊时，医生建议去结核专科医院检查，做的检查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结核分子诊断技术，而是拍片，CT或者胸片，没有提到其他化验结果。在此要问，凭借胸部CT或胸片诊断结核对于一个全省第一的教学医院不是难事，去胸科医院拍个片折腾病人是什么意思？希望胸科医院能接手这个不好治的病人？&&&
5、哈医大收治病人的标准不是根据患者病情轻重，而是患者是否需要使用类克，所以当患者病情越来越重，在结核早已没有传染性，可以停药的情况下，需要住院治疗时，医院以不能使用类克，拒绝收治入院；&&&
6、哈医大医生似乎从没有关心过患者疼痛的问题，文中连止痛药都没有提到过，包括最后一次拒收；&&&
7、哈医大医生不查体——如果让患者进去查查体体，说几句话，悲剧完全可以避免——这是什么医生？&&&
8、加红加粗字体可能是媒体编辑出错，应该是“治疗结核三个月后，再说治疗强直性脊柱炎”，这样才与后文“从哈医大一院出来后，李禄爷孙俩又回到了扎兰屯医院继续治疗”的事实相符，说明哈医大压根没有提过其他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药物。&&&
不要再说什么医生待遇差，制度不好，社会不理解医生了，哈医大风湿科成天围着“类克”转还会缺钱吗？收治的病人都是打完类克就出院的时间短、花费高的患者，对于治疗存在多种矛盾，花费不高的患者一味拒收，这怎么会不高？&&&&当医生都有个道德底线，不知道大家底线是什么，底线以上，你可以说是社会制度问题，是待遇问题，要养家糊口；底线以下，纯属个人人品、道德问题，很社会上那种烂人没有区别的道德败坏之人。你自己下贱也就算了，却连累了无辜的人。骂你畜生都是辱没了畜生。&&&&&&&
谴责、诉苦的狂欢就要结束了，大家都在积极准备迎接下一次盛会的到来。&对于凶手，不做过多描述，有人不喜欢我们同情他，在此我只想对他，或者可能成为他的人，说，“朋友，下次别伤及无辜”。& & 本不想说太多，但不想让好人受到坏人的牵连，我不得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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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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