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考证毛泽东日常生活与特别保障体制的文章，它包罗了毛泽东的餐饮保障体制、服装保障体制、住所保障体制、出行保障体制、医疗保障体制、娱乐保障体制、用具用品保障体制、服务保障体制以及日常生活的费用成本、日常生活特别保障的特点等方方面面鲜为人知的内情，或许你读后会清醒诠释毛泽东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

       晚年毛泽东,得到孟锦云像亲女儿一样精心护理,特别满意。毛泽东也像父亲对待女儿一样,听孟锦云的许多建议,他迟迟不做眼睛手术,就是孟锦云的劝说下做的。毛泽东的眼睛看得见了，还特意送一条红裙子给孟锦云，所以毛泽东一生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向孟锦云讲的。

       自从一两年前对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日常生活有了兴趣以后，笔者一直想探究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样的保障体制在维系其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以往一些文章虽然提到毛泽东日常蔬菜、肉鱼的特供问题，提到文革期间卷烟、戏剧、电视播放、电影配音等各个服务小组的情况，惟多就事论事，很少的把它们统合起来分析。笔者认为，毛泽东稿酬的管理，主副食品的特供，餐饮制作和医疗保健，各种娱乐活动的安排，卷烟、戏剧和电视播放等小组的建立，等等，都属于领导人特别保障体制运行的组成部分。该体制固然高效率、高品质地满足了毛泽东日常生活的各项需求，同时也需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或许这并非他本人的初衷，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对衣着不太“讲究”的毛泽东，在饮食问题上还是颇在意的。不过，他不喜欢鱼翅燕窝等官府食材，而是喜欢猪肉、鱼、鸡、狗肉（1960年代后也喜欢吃些牛、羊肉）等食材，愿意吃口味辣、油脂多、味道浓郁的家乡湘菜菜品。在战争年代，条件简陋，讲究不了那么多。1949年3月从西柏坡进了北京城，从战争环境转入和平时期，也开始了餐饮保障体制的建设。

       一是正式设立生活管理员，统管家庭饮食财务。毛家设立生活管理员是1950年毛泽东从苏联访问回来以后。按照汪东兴的说法，毛泽东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再三嘱咐毛泽东，一方面要保重身体，注重生活，一方面要特别注意特务分子的暗害。于是组织上决定派专人负责毛泽东的生活问题。第一任管理员是由警卫班长改任的武象廷（《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355页），主要职责是为毛泽东采购食品和蔬菜。随后陆续在毛家当生活管理员的有安克兴、张国兴（年）、顾作良（时间不详，见《在毛泽东身边》，第183页）、吴连登（年）等人。毛家用餐的主、副食选购，毛泽东的工资稿酬等用度支出都由其经手。

       二是为了保障毛泽东的餐饮需求，建立专门负责餐饮的厨师团队。战争年代担任毛家厨师的人，并不一定有专业训练的经历，更谈不上擅长某一菜系的烹调，如1940年代掌厨毛泽东小灶的老厨师周少林，1948年担任毛泽东小灶厨师的高金文，在香山双清别墅时年仅17岁的小炊事员刘景峰等人差不多皆是如此。建国初，湖南省委选派10多名厨师到中南海工作，最后毛家里留下两名厨师，其中之一是为毛泽东做过大块红烧肉的梁树增（参见《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4页）。湖南解放是在1949年8月，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起义，解放军接管政权。待社会秩序稍为稳定后，为湖南籍中央领导人派厨师一事才会提上日程，所以应当是1949年底至1950年初的事儿。据《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一书称，到了1954年，杭州刘庄宾馆厨师韩阿福进入中南海时，发现为毛家厨师已增加到4位：韩阿福、李希武（也有材料称李锡吾）、廖冰夫（《红墙医生》第21页为廖炳福），还有打杂做零活的何贵友（《红墙医生》第21页为侯贵友）。1957年，原先在专列上为毛泽东做饭的程汝明到毛家做饭；1960年冬，又增加了来自上海锦江饭店的苏林发。其后，建立了北京饭店名厨轮流入值制度。如1969年3月，擅长做西餐的庞恩元由北京饭店调到毛家做饭（庞恩元《我为毛主席做狗不理包子》，载王震宇主编《在毛主席身边》）。其后又有来自北京饭店的于存、黄子云等人进入毛家。由于许多在毛家工作的厨师并不擅长做面点，中南海还专门安排人负责白案。1975年毛泽东过生日时，就特地把面点师傅田树滨叫来做了寿面。按中央办公厅的规定，厨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基本是3年一轮换，实际并未严格执行，因为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才最终决定他们的去留。韩阿福、程汝明师傅曾多年担纲毛家主厨，江青移居钓鱼台后，还把程师傅要到自己那里去做饭。在毛泽东晚年为其做饭的于存师傅说：“我做的清炖甲鱼主席很爱吃。因为，我知道主席爱吃甲鱼爪，所以，我做甲鱼从来不剪鱼爪，而是把它们洗得干干净净，和鱼一起炖。”又说：“毛主席不吃淀粉调过的菜，也不吃味精，我就用高汤给他调配口味。结果他都很满意。”由于他做的菜挺合毛泽东的口味，有关部门不得不把按规定已回到北京饭店的于师傅再度调回来，前后一直干了11年（《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

      程汝明，1926年10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掖县。1956年，担任毛泽东专列厨师长的程汝明正式调入中办警卫局，与李锡武同志共同专职负责主席与家人的日常饮食服务20余年。现为“国宝级烹饪大师”（全国仅16席）、“中国国际烹饪协会总顾问”、“中国药膳协会总顾问”、“故宫御膳房技术总顾问”、“程府文化公司董事长”。代表菜品有：程府佛跳墙、程府奶酪黄油虾卷、程府鱼翅烤通心粉等。2012年3月14日凌晨三时二十分在北京过逝，享年八十六岁。      毛泽东的厨师团队还包括专列厨师，比如程汝明师傅1950年参加工作就在铁道部跑专列，1954年正式跟毛泽东跑专列，1956年才调到毛家做饭。那一年，专列厨师利用当时调到江西工作的汪东兴提供的一口农家粮食喂大的猪，烧制了一顿红烧肉，据说毛泽东十分欣赏，多次提起（《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第10页）。

      毛泽东离开中南海时，通常带着厨师，只要在外开饭，即使去钓鱼台、人民大会堂也是如此，去外地更要随行服务。

       毛泽东日常生活不规律，常常晚上工作，早上入睡，下午起床。为了搞好其生活保障，时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亲自兼任一组（中南海内专门为毛泽东服务的团队）组长，为餐饮工作立了很多新规矩。据于存师傅回忆，他调到中南海之后，“工作完全以毛泽东的需要为准，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他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到主席的钟点上，为了保证夜间给主席做饭、热饭，于存有时白天服安眠药，强迫自己睡觉。久而久之，他就完全适应了中南海的工作环境，使毛泽东每天不必为柴米油盐吃饭的事烦恼、发愁，可以安安静静、全心全意地为国家日理万机了”（《毛主席身边炊事员的回忆--看看伟人的简朴生活》）。即使这样仍免不了犯错误。有一次早上5点多钟，卫士通知毛泽东要吃饭。正躺在床上睡觉的于存师傅一骨碌爬起来，还是迷迷糊糊的，错把苦瓜倒进炒辣子鸡丁的锅里，端出了一盘“苦瓜炒鸡丁”，因此受到批评。1954年春，杭州刘庄宾馆的韩阿福师傅第一次进中南海，也是因为北京“太干燥”，“上班有严格的纪律，没有事儿也不能外出”，不习惯，干了20多天就不想干了，回到杭州。后来受到领导的批评：“叫你给主席做饭你不干，难道给资本家干？”（《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78、第17页），才返回毛家。担任毛家厨师，工作地点要向家人亲友严格保密，逢年过节也不能回家。做着这么荣耀的事儿，不能说，有时还要受到流言诽语的伤害。程汝明在毛家当厨师的那些年里，“家人只知道程汝明的单位是中南海，程汝明寄给家里的信也永远发自‘中南海一〇一信箱’。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程汝明家人才明白，原来‘中南海一〇一信箱’就是毛泽东家”（《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身为天津人的庞恩元“在毛主席处做厨师多年，因为不经常回家，其工作又有保密性，所以街坊四邻不免有些议论，有传言，这人八成是犯了错误，你看他成年累月都不回家嘛，工作再重要，家里有老婆孩子逢年过节也得回来看看嘛。1976年毛主席逝世，《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中出现了庞恩元大名，天津老家的人恍然大悟--噢，老庞给毛主席做饭呀！怨不得不经常回家。四邻相告，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厨师忆给毛泽东做饭：北京饭店学到的本事根本用不上》）。

      三是创立了食谱制定制度。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透露，毛泽东生前虽然没有为后人留下“起居注”之类的东西，但工作人员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他的菜谱。“毛主席的菜谱起于1956年6月（以前阙如），止于1976年9月8日，基本上保持了连续性”。建立食谱制定体制，最初是出于营养平衡、合理膳食的考虑。据卫士周福明说，“主席每顿饭都有食谱。食谱是厨师和管理员提前一天写下来的，再拿给我们卫士看，最后商定。”卫士参与食谱制定，主要是毛泽东“临近睡觉前的那顿饭，必须由卫士陪着吃”，吃饭时也观察毛泽东“这顿饭吃的怎么样，饭菜是否可口，把观察了解的情况与厨师通通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66、第73页）。实际上，参与食谱制定的还有保健医生和护士长，重点在营养搭配和少吃或不吃对毛泽东身体健康不利的食品上提供参考意见。徐涛在保健医生任内，曾经劝一向酷嗜红烧肉的毛泽东减少猪肉特别是肥猪肉的食入量。1959年5月，经过医生会诊，建议毛泽东以后少吃肉，特别是肥肉，全用猪油炒菜的方式也要改变。1961年4月26日，有关工作人员为毛泽东制定了一份内容十分丰富的西餐菜谱，以资每日制定菜谱时参考，此举跟当时全国猪肉供应的形势紧张有关，也是出于膳食荤素搭配得当，营养平衡合理的考虑。

      毛泽东的菜谱制定后，一式两份，一份保存下来，另一份由厨师带至厨房具体执行。程汝明师傅说：“每次做饭之前，我要写一份菜单上报，批准之后我再抄一份带到厨房，等饭做完了，我就得把手里的菜单解决掉。”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央办公厅有纪律，“不许工作人员留菜单。最初听到这条纪律，程汝明并不理解。后来有同事告诉他，如果重要领导的饮食习惯被敌对势力掌握，那么他们就可能根据这些信息预测领导人的健康变化情况，然后选择领导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向中国发难”（《毛泽东的掌勺厨师回忆：菜单用完就销毁》）。这是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惯有的思维模式。

        四是创立了食品化验制度及主食、副食品特供体制。中国领导人的特供体制形成于1950年代。最初是效仿苏联领导人食品安检体制，请了两位黄头发蓝眼睛的苏联专家进入中南海从事检测技术工作，由此带来对食品供应渠道的控制，安全食品基地的建设，食品供应体制的形成等一系列特供体制。据1950年年底进入中南海，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周尚珏回忆，当时有一位叫斯乔宾的苏联专家，把苏联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带到中国来了，要中国的保健大夫们照着做。“斯乔宾经常强调的是要严格检查卫生，他所说的检查卫生还包括检查空气，要查看空气中有没有什么有害物质。此外，他还告诫保健大夫们，要检查首长驻地及其周围摆放的花盆，要翻番土，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炸弹。”“另外，苏联专家也比较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营养，要求经常对食物进行化验，当然这个化验主要也是对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但这使保健大夫们增长了一些知识，包括如何注意营养均衡。他们还要跟厨师们商量如何保证饮食营养的问题，协助制定菜谱，搞好调剂搭配，保持食品卫生等等。”（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第93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办公厅、公安部为了保证党中央领导人在饮食上的安全与健康，决定配合玉泉山规划改造，在附近建立了一个规模适度，以奶制品、鲜蛋、蔬菜等为主的小型农场，即“香山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直接管理。这开启了新中国为高级干部服务的农产品特供制度。
       应当说，苏联专家在中南海最初建设香山食品基地时提供了不少好的建议，比如场地要大，物种要多，粮食、蔬菜、肉类、奶制品、水果要有专业生产区，办公区要独立，并且要有相应科研加工设备，牲畜用房要敞亮通风、讲究卫生、便于清扫。还要有大小不等的硬质道路，完善的灌溉排水系统，绿化隔离带或围墙等。而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对这种规范化模式食品基地一无所知。原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回忆说：“那时大家刚从小农经济环境里过来，对办什么新式农场毫无经验。最大的愿望就是养猪炖肉、种粮吃饭。对苏联专家的那一套，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新媳妇上轿，头一遭’。”香山农场筹办小组很快接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传达的毛主席意见：人家想搞一流的模范农场，说明他们有学问、有知识，心是好的。但好心不一定就能办成好事。苏联工业发达，地方大、人口少、好办事，我们比不了。现在弄吃的，也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先搞“土”的，以后有条件，再搞“洋”的。标准打了折扣的“土”安全食品基地就是拥有近600亩土地的香山农场。根据一张存留至今的《香山农场区划图》，当时各类作物区面积是：种青贮玉米260亩；青割玉米15亩；打籽玉米10亩；白薯110亩；燕麦、大麦、冬小麦50 亩；苜蓿（重要牧草）80亩、苏丹草10亩，蔬菜40余亩等。整个农场拥有职工40余人，中央办公厅就制定了机关干部每年参加劳动20天的规定，要求特别是青年干部要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该农场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专供副总理以上和部分老中央委员的需要。在随后一段时间里，这些领导人宴请外宾或重要人士所用的农场小牛肉、笋鸡、乳制品、肉鸽、鲜蛋等样样都是浓醇飘香的真材实料。各家日常用量较大的豆角、黄瓜、茄子、西红柿、油菜、青笋、尖椒、萝卜之类的蔬菜，由于合理种植，农家肥足，不愁浇水，故而虫害少，长势好。加上职工早起、早摘、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要是赶上哪家首长孩子多，端上餐桌的肉片烧豆角，蒸茄拌肉末，拍黄瓜段，便是吃得很香的好菜。如果遇上按季熟透、刚从枝杈上摘下的西红柿，其亦酸亦甜，原汁饱满的天然美味（《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其后，除稻田和人员外，香山农场全部归北京市统一管理，自主经营。留下来的人员组建了“玉泉山农场”。除了种稻子外，还在沙土高墩上种栽“甜心白薯”，开垦山坡荒地栽种果树。果品到了收摘季节，分为一、二、三级。以苹果为例：一级最好，专供首长，市场价每斤两角五分；二级次之，供机关幼儿园，每斤一角五分；三级最差，供机关工作人员（包括首长孩子）每斤一角左右。因为是自己种的，尽管普通，但味道不错，大家总是争相购买。代替香山农场供应中南海首长各家和总特灶基本副食需求的是巨山农场。该农场拥有土地1353亩，主要种植绿色水稻、青菜及饲养猪、鸡等禽类，蜜桃香山大久保自1960年代起就享誉京城。产品一部分供应中央首长用，一部分用于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有一部名叫《岁月如歌》的书，曾描写了一位叫郭黑儿的第31中队警卫战士从六所换防到巨山农场劳动，说该农场主要生产桃、梨、苹果和葡萄，还有一个养鸡场和一个奶牛场。农场的水果品种十分丰富，“使郭黑儿大开了眼界，而且增长了不少的园林知识。光是桃子、苹果，就有不少品种。什么蟠桃、黄金、水蜜桃什么国光、青香蕉、黄香蕉等等。在这里，郭黑儿既饱了眼福，也享了口福。哪种水果好吃，他们就专门吃哪种。当兵的人吃东西也不讲究那么多，把水果从树上摘下来，用手搽吧搽吧，就是一顿饱餐。郭黑儿最喜欢吃那种足有一斤多一个的黄金桃，这种水果成熟得最晚，基本接近夏季时令水果的尾声，才收这种水果。这种黄金桃全部上了纸袋，没有任何虫子光顾。吃到嘴里，那可是爽呆了”（见该书第三十节《印象八大处》）。

       中南海领导人的日常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特设的供应站来分配。“在中南海东墙外北长街的一个院落内，有个被称为供应站的单位，专门负责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供应。那时，这里的设备并不先进，只有一些依靠窖藏的天然冰块进行冷冻储藏的原始冰箱和普通货架，储存着从生产部门和市场上选购来的各类食品，包括粮食、肉、奶、蛋、糖、蔬菜、水果等等。另有少部分外省赠送中央领导人的食品，也都由这里管理分配。中南海里的特灶食堂和小灶食堂，以及单独起灶做饭的一些领导人的厨师，都是来这里购买食品和食品原料，而用不着到市面上的菜市场去购买。有一些在市面上难以买到的名牌烟、酒，也可以在这里买到，但购买的数量受到限制，这类东西是凭特供证定量供应的”（《50年代的中南海生活》，文章原标题为《陈伯达之子忆50年代中南海不为人知的生活》）。

      香山农场、玉泉山农场和巨山农场的建设及其与之配套的食品特供保障体制的建立，开创了中国食品供应方面的几个第一：

       其一，开始使中南海的副食水果供应与北京普通市场完全隔离，做到每样蔬果来历清晰，使食品从生产到分配全程跟踪，全程监控，以保证领导人的饮食安全。“特供”无小事。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在《炎黄春秋》杂志撰文回忆，过去为保证绝对安全，涉及“特供”事务的业务干部与职工可由商业局选调，但保卫干部与化验人员，必须经由公安部八局任命和市公安局选派。政治上是否可靠，出身背景、家庭成分都是审查所考虑的因素。同时，他们不仅要认真执行中央制定的“特供”政策与组织纪律，还被要求深入研究服务对象的需求喜好，并在工作中落实（《人民大会堂“特供”标准揭秘》）。当时领导人家中的厨师甚至坚持不做来自普通市场的食品。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纪登奎之子纪坡民回忆说：“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炊事员买菜都去领导人特供的地方买，东西好一点儿。米面油都是一样的价钱，肉比外面稍微便宜些，另外就是外面买不到的东西，那里能买到，种类丰富一些。”刚结婚时，纪坡民有次回家，妻子上街看到山楂糕不错，买点儿回来想做汤，炊事员不给做，说街上买的东西不准吃（张海林《纪坡民忆中南海往事：刘少奇、朱德日子过得最紧巴》，《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26期）。其中涉及到的食品安全知识在当时中国老百姓中根本无人知晓。

       其二，开始专门为毛泽东种植反季节蔬果。由于玉泉山农场能提供的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警卫局领导根据其独特的住地环境，开始着重研究毛主席等少数领导人在饮食方面的特殊需要。曾担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科招待员、办事员、总特灶伙食组组长等职的张宝昌回忆说：有一年初夏刚至，天气较热，毛泽东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时间不对，老的没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报告上去，不知什么原因，毛泽东火了，驳斥道：“现在正是摘桔子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我要吃，叫他们去办。”结果还是没有鲜桔子，只好用罐头产品替代，他自然很不高兴。张宝昌说：人老了，有时候说话任性，是很难免的。但对领袖人物，工作人员不敢多嘴或顶撞，只能想尽法子，尽量满足要求。玉泉山农场的同志专为毛泽东试种了几样平时他爱吃的反季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无籽小西瓜，等等。对于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方法，有人解释为“专供中的特供”。有的则戏称为：“我们种的是党中央一块小小的自留地”（张云初《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

       为毛泽东种植的反季节蔬菜还包括他最喜欢吃的野菜--马齿苋。1967年5月13日中南海《对农场种植计划的要求》中，特意将马齿苋列为“重点保障的蔬菜”首位，要求平均日产一斤，常年供应（《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0页）。

       其三，开始动用特供基地的力量专门为毛泽东饮食服务，毛家生活管理员可以直接指挥基地工作人员。吴连登说过，有一次毛泽东觉得脚痒，怕是得了脚气，就找吴旭君护士长说：“这段时间给我吃精米太多，给我吃些糙米吧。”吴旭君找到我说了此事，这时离开饭时间已经很短了，我赶紧给玉泉山农场的同志打电话，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搞上二两糙米。磨糙米的方法就是将稻子用砖头在地上搓去稻壳就行了。这样，当晚就用糙米做成了米饭。主席吃了很高兴，此后我们就经常给主席做糙米饭吃。他还透露了另一件事儿：他们经常在中南海的湖里给毛泽东捉小鱼小虾。如果不够吃，他就会让玉泉山农场在稻田里捕捞，以保证毛泽东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小鱼小虾（《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36页）。这些都不是玉泉山农场生产计划的内容，只是吴连登临时提出的服务要求。

      毛泽东的食品特供基地不仅限于上述3个北京农场。据网上传闻，1980年代，税务报的一篇文章中说，喜欢吃长沙东方红渔场的活鱼，于是安排专机每周定期往返“北京-长沙”，专为毛空运活鱼。现在长沙东方红渔场的名字已很难检索，但毛泽东的厨师程汝明的一段话却可以从侧面印证此事。程说，他随专列到了长沙，当地特供了武昌鱼。但毛泽东随后去了武汉，当时没有冷藏设备，他就用了几块冰做了“土冰箱”，把特供的武昌鱼带到武汉，毛泽东因此写下“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曾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孟进鸿将军说：“主席每到一地，要请人谈话，来了，走了，不兴师动众。但他想要吃的菜不是宴席上那种，有时真不好找，一旦没有，他也会显得不高兴。有时甚至用送文件的飞机带一小筐菜。武昌鱼也只好专程由湖北运来，不像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品”（《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些事情（纪实回忆）》）。

      毛泽东的特供也可以通过军队渠道实现。比如，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吃的米是在北京由警卫战士一粒一粒挑过的，但厨师在做饭时还要再挑一次。毛泽东喜欢吃野味，警卫部队就到处去给他打野味。吴法宪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机北去，周宇驰等人乘直升机从沙河机场起飞，正当周恩来等人紧张之际，毛泽东的警卫部队要求进机场为毛打野兔子吃。周恩来说：“都什么时候了，只好叫他们去打一次，以后不要再这样了”（《吴法宪回忆录》下卷，第866页）。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丁盛，说当年毛泽东喜欢吃麦片，他派人专门到香港去买澳大利亚生产的麦片，用情报部的船拉回来，直接送到北京。自己没尝过一口，也不知道怎么吃。此外，毛泽东到武汉，上庐山，当地有关部门也都组织人去打野味，打麻雀，捉石蛙，做成美食端上餐桌。

       毛泽东的食品来源还包括外国及全国各地送来的特产，如朝鲜赠送的苹果、高丽参，外地农民送来的蔬菜等，一般来说大都转送给了战士们，有时也不反对自己享用。比如湖南特产油寒茵，只有五分硬币大小，放在油里泡着，吃起来才脆。1958年湖南有关部门送来一罐子，毛泽东一直吃了十几年（《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7页）。

        毛泽东刚进北京城时，并没有专职裁缝。当时有一位在法国吃过洋面包的王子清师傅，很早就名噪京华，“客户多为达官显贵，他常被派去给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送衣服。”首任北京市长叶剑英在当年国共谈判时，已经人介绍认识了王子清，于是“派人进城找王子清，给中央首长做衣服”（《丁奎英神剪》）。1949年3月至10月，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为毛泽东缝制了黄呢子中山装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1套、开国大典礼服4套，还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每人各缝制1套平纹灰布中山装。从服装制作模式来看，已透露出准备专人制装的意图。制作完开国大典礼服后，王子清和丁奎英师徒便进了中南海，成为中央领导人的专职裁缝。

      中国领导人服装特别保障体制的基本形成于1956年秋。当时中央办公厅从上海招收12名服装技师，成立“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核和体格检查，专为中南海里的中央首长们制装。“这个‘特别加工部’，其实就是由这12名服装技师组成的制装小组。这12名服装技师，皆出于上海红帮门派--旧指为‘红毛’(洋人)缝制洋服的裁缝。包括田阿桐、王庭森等名师。而他们进了中南海后才明白，原来，‘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在当时成立的真正目的和首要任务，就是为毛泽东研制合体的着装，包括让毛泽东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主席台上。”“这12名服装技师各有所长，比如凌溪生师傅以做女装见长，他带一队人专门给女宾做衣服。田阿桐和王庭森则负责给领导人做特体服装。至于制装所需的面料，只需裁缝们发话，中央办公厅便会派人去各地厂家采购。完成‘毛装’的制作后，特别加工部的12名裁缝于1958年搬出中南海，来到了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这家服装店，实际上就是国务院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一个服装加工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为中南海最高领导人和外国友人制装。这里的裁缝，中办几乎随叫随到。而中办则根据领导人的偏爱，指定专门的裁剪师为之服务”（《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该服装加工部只为国家、省部级领导人和外交人员专门服务的职能一直延续到1984年。之前，来“红都”制装需要持省部级以上的介绍信。而在那个时期，“红都”品牌是政治身份以至地位的象征（《张沉：红都服装从专为领导人服务到大众品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从1956年3月至4月，沪上多家西服名店迁到首都，而不是仅仅只有田阿桐、王庭森等十几个人来京，各名店陆续在中南海、外交部、使馆区附近开设西服加工门店，主要服务对象是各国使馆和出国人员。1958年，波纬、雷蒙、造寸等7家迁京服装店合并成立了北京友联时装厂。1966年“文革”开始时，原东交民巷门店改称“反帝服装店”，但为方便别国使馆人员前来制装，第二年又更名为“红都”，并沿用至今（《为中国历任领导人制衣的“红色裁缝”》）。

       在中南海内为领导人缝制衣服有很多规矩。田阿桐师傅回忆，他们这帮人是在半军事化封闭状态中工作：吃住都在中央办公厅一个小院的集体宿舍里；上午9点准时上班，下午5点下班；周日可上街购物，但须递交假条，按时回来再销假；遇领导人紧急制装任务，一连数周加班加点，甚至通宵不归家；上岗前一律被要求学习保密手则，即使是日常通信也被严格要求保守秘密，遇亲人朋友“不能说太多工作上的事”，以免暴露首长们的隐私。还有说话不要太快，走路不要太重；领导问你再说，领导不问你不能说；只谈工作以内的事，不该说的绝对不说，等等（参见《国家领导人的服装是由什么人来制作的呢》）。他们对外统称“中南海工作人员”，每月都按时在中办领取几块钱的工资。

      缝制服装通常有测量、裁剪、缝制和熨烫4个步骤。因服务对象特殊，有关部门对这4个步骤提出了许多额外的特殊要求。为毛泽东加工服装，测量是第一道难关。一般人都直接用尺子量。毛泽东本人也确实在请王子清师傅做衣服时用尺子量过长短。但到了1956年就不行了。又让做衣服，又不准量尺寸。“1956年8月的一天，正在忙活的田阿桐突然接到一项为毛泽东做衣服的‘特殊任务’。中央办公厅相关人员再三叮嘱田阿桐要做好保密工作。毛泽东从井时期就喜欢穿中山装，田阿桐此次为他做的服装自然也非中山装莫属了。俗话说‘量体裁衣’，做衣服自然少不了测量一下人体相关部位的尺寸。然而，田阿桐这次为毛泽东做衣服却是个例外。出于安全考虑，为毛泽东做衣服的裁缝都不能靠近他，自然也谈不上‘量体裁衣’了，只能靠‘目测’来解决问题。这对当事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考验。当田阿桐在工作人员带领下来到毛泽东所在的中南海书房时，已是晚上12点光景了。尽管田阿桐从来没有通过‘目测’来做衣服，但凭着几十年的经验，他站在离毛泽东5米远的地方，一次‘目测’成功（袁成亮《上世纪中央领导人的首席服装师田阿桐》，《人民政协报》2009年05月15日）。今天谈起这事来，许多人都满口称赞田阿桐师傅的”绝活“。但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里，让人首先感受到的是不寒而憟的阶级斗争气氛。保卫部门害怕”反革命分子“会以各种伪装的身份接近、谋害毛泽东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毛泽东一进北京城，就让京师著名裁缝王子清为他做衣服，并当面量尺寸。王子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又常为后来成为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等达官显贵做衣服。按理说身份更复杂，更具备”反革命“嫌疑。为什么那时为毛测量没有事儿？7年之后，经中央办公厅千挑万选，又经过严格政审的田阿桐却不被允许接近毛的身体测量？更可怪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上海的周庆祥师傅还是用尺子为毛泽东量了尺寸，却没有谁怀疑毛泽东的好学生柯庆施派来的裁缝会不会用这条木尺谋害领袖？

       接下来是下剪。王子清师傅缝制毛服装时是徒弟、神剪丁奎英剪裁面料的；田阿桐则是目测之后，又参考了两件毛泽东的旧衣服才下剪的。

       在缝制环节，毛泽东的衣服也有特殊要求，”所有工序中的缝纫，除了直向缝合用缝纫机外，其余都得用手工缝制，靠手工采取各种缝纫方法，达到掩盖缺陷的效果“（高黎明口述，谭璐采访《不知佳衣谁裁出》，载《北京青年报》2010年4月2日C2版）.

       用特殊工艺熨烫，是让衣服更适合人体穿着的最后一关。”按照主席的要求和形体，采取熨烫特殊工艺操作，即衣服大小不变，但形体胖的部位用熨烫胖，小的部位用熨烫小，这样大小合体，衣服既能保持大小身体魁梧，同时又显得潇洒，并将衣服领子放低，不碰到头部，穿着觉得舒服，领尖前面加挺，这样就不会翻过来“（《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尽管”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服装加工部“搬出中南海以后，仍承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服装缝制任务。但毛泽东制装却并非仅仅依靠由加工部演变而成的友联时装厂（后改”反帝“、”红都“等名）。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北京的解放军总后服装工厂，上海的服装六厂以及武汉不知名的裁缝等，都为毛泽东做过衣服。

       1957年夏，毛泽东亲口告诉时任上海服装六厂车间主任的周庆祥，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在武汉缝制的。当时正在上海开会的毛泽东又要求周庆祥再做两套衣服。周庆祥所做的中浅灰色的派力司衣服，毛表示满意，随后又多次派人专程到上海做衣服，每次都是由周庆祥师傅缝制（参见《毛泽东在上海》，第341-342页）。

       1949年以后，毛泽东渐入老年。老人恋旧，穿过的衣物舍不得扔掉，缝缝补补又要穿。有一手”绝活“的缝补、织补师傅们也被纳入到毛泽东的服装保障系统中来。如总后服装厂的刘奎元师傅，除了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为他制作了8套军装外，还以自己的高超技艺为毛的破衣服打上几乎看不出来的补丁。上海的周庆祥师傅也为毛泽东补过衣服。吴兴扬则另有”织补“绝技，”用与破损衣物相同的丝线，按照衣物原本的花纹来回编织“（《”织补大王-吴兴扬》，央视国际 年07月25日22：10分《人物》栏目播出），使破了洞的衣物完好如初。另外，由毛家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出面，把缩了水的棉毛衣裤请北京针织厂的师傅们接长、拼大，把两件普通的棉毛裤改为一件，三件棉毛衫改为两件，或者上海的师傅用当时中国惟一一台烫毛衣的机器，把拉了大口子的毛衣恢复原型。缝补和织补此时成为毛泽东服装保障的必要补充形式。

       对毛泽东的住所保障，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都发挥了作用。中央系统住所保障主要体现在对在京及北戴河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住所修建及维修上，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新六所一号楼、玉泉山一号楼、北戴河别墅一号楼（1954年建）、北戴河小别墅（1959年建）、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北京人民大会堂118厅、官园、钓鱼台12号楼、“二O二”等都属此类。

      131” 绝密军事工程“A区”核战争指挥中心（1970年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澄水洞村）地面隐蔽特一号领袖别墅：毛泽东、江青行宫。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就是中苏关系最紧张之际，出于国防战备的需要而在湖北咸宁修建了特一号别墅（有面积可观的地下办公用房）。

       这些住所修建的批准权限、资金来源不同，管理方式也不完全相同。比如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工程，就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办管理局局长邓典桃批准施工的（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官园住所是由总理周恩来、中办主任汪东兴批准的（欧阳海燕《未曾公开的轶事》）；广州南湖住所是由总理周恩来、军委工作主持人叶剑英决策进行的（丁盛口述，金光整理《丁盛回忆录》）；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是由陆军第20军首长开会决定的（《20军60师前副师长沈世元证实---金华神秘的601别墅是毛主席休息室》）。

       毛泽东“特一号别墅”的豪华卫生间。大卫生间是毛泽东专用的，其浴缸是用大理石磨制而成，它比常见的浴盆要大三分之一。整容镜是用高级水银玻璃制成，照人不变形，遇热气不起雾；卧室左侧卫生间供江青之用。进大门左侧房间是毛主席贴身警卫人员的哨所。一号首长室内各种灯光、供暖、降湿、空气调节、通讯等设施完备。

       湖北咸宁“1·31”绝密军事工程“特一号别墅”是由毛泽东批准，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签署命令建设的（《131工程简介牌》推荐阅读：），毛泽东用的设施大多从德国进口，空调也是从日本进口。至于在毛泽东家乡韶山修建的松山一号和滴水洞住所，就只能在湖南省内部消化。一位曾参加韶山滴水洞工程的人谈到，他于1959年被作为特种兵征招到滴水洞搞建设，到1960年时，上级说国家经济困难，暂时不搞了，大部分人回家去种田，留下的人继续修建。这个来自湖南常宁的青年人留下了，1962年底工程建好后，他被分配到韶山宾馆当锅炉工（文热心《毛泽东与故乡》，第132页）。可见当时湖南资金捉襟见肘的窘境。

      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这些大有来头的工程具体运作过程也是一波三折。仅举广州南湖住所为例：

       广州南湖别墅七号楼、松园及磨刀坑别墅是在中办主任汪东兴的提议下，由广州军区于1971年修建的。但毛泽东并未住过，周恩来、江青等人曾下榻于此。无论是年代，还是文革期间，各地领导人都对为毛泽东盖房子十分积极，“文革”期间尤甚。毛泽东住所工程往往特事特办，采取种种非常规办法。1971年汪东兴亲自交待任务并到现场选址，决定修建南湖毛泽东住所。但他又说“建筑材料你们自己解决，不要找我们，我们管不了！”由于“缺少经费和建材，广州军区首长和机关不得不四处‘化缘’。被求到的单位负责人，一听说是给毛泽东修房子，都慷慨解囊，尽力支援。军区最先求到的是总后勤部。由副部长陈庞经手，一次就批了1000万元--事后听说黄永胜已经向总后打了招呼。广东省革委会自然也是捐助大户。缺少木料，向东北求援，沈阳军区帮助解决了5000立方优质木材，分文不收”。

      “九一三事件”后，传出一股南湖居所是为林彪另立中央盖房子的说法，“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于是赶快寻求补救办法，派人去北京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到达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主席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在“文革”中，为毛泽东建房子无一不是“献忠”工程。一个军领导的考虑（金华工程），汪东兴对下面的交待（广州南湖工程），都可以成为修建住宅的充足理由。造价高达6000多万（不算部队施工的所有支出）的南湖居所，居然很容易就被补充列入国家计划。

       为毛泽东修房子，地方领导人热心，国家机关热心，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很热心。他们对修建住房的指导甚至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迟泽厚在记叙南湖工程时讲道：1971年5月26日，广州军区王庆林、邹合典进京汇报，“这次是毛维忠和汪东兴一位姓孙的秘书一起听王庆林、邹合典的汇报。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毛维忠在听汇报后当场讲了许多看法，那位秘书也讲了不少意见。可以看出，这位秘书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生活习惯极为熟悉，对园林建筑也颇为在行。毛维忠在临走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审查了。你们回去就要马上组织开工。不过，刚才我讲的不一定算数。我还要向汪主任汇报，看看他还有什么指示。你们先不要走，说不定汪主任还会直接听你们的汇报。’果然，5月31日，王庆林和邹合典接到孙秘书的电话：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孙秘书亲自开车把王庆林、邹合典接到人民大会堂。由于汪东兴已经仔细看过了广州军区上报的书面材料，因而不需王、邹二人再作全面汇报，他们只根据汪东兴的提问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接见主要是听汪东兴的指示。汪东兴首先对广州军区1个月来的工作大加夸奖，认为军区主要领导领会意图好，决心大，行动快，所以才有现在的成绩。他赞同军区把4 组房子都放在磨刀坑水库南岸的意见。接着谈到技术问题。汪东兴谈得十分具体，对计划修建的4组共40栋房子从布局、结构、环境布置到内部装修、陈设，都一一提出要求。特别是对毛泽东和江青的房子，讲得尤其细致入微，一丝不苟，连地毯边角的图饰、色调，哪一盏灯的位置和灯管、灯泡的瓦数，这些极不起眼的问题，都有明确要求”（《南湖“行宫”修建记》）。

       一些记叙毛泽东住所的文字都强调其内部装修简单，家具陈设也不豪华。近些年其中一些住所开放供人参观。有网友拍了南昌“八二八”宾馆里毛泽东卧室的照片，说墙上竟贴着瓷砖，可见简陋之极。

       熟悉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社会生活总体上仍处于封闭和落后的状态，还谈不上与国际社会接轨。其房屋装修观念也是如此，以为住室贴上瓷砖就是最好的装修了。负责修建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的副师长沈世元说“毛主席身材高大，我们在卧室卫生间安装了一面镜子，1.9米高。卫生间用瓷砖粘贴，本来打算室内全部贴上瓷砖，后来听说毛主席快要来了，来不及，就改用板材装修，涂上涂料”。“八二八”宾馆里的毛泽东卧室用瓷砖镶贴，正是那个年代的正常现象，很时髦的。今天当然要笑掉大牙了。不过，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却不这样看。曾经负责接收浙江金华“512工程”别墅的董连津说，分局领导在介绍别墅情况时说的“外土内洋”、“坚固耐用”等词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根荣、慈剑锋《当年接管别墅的铁路离休老干部说出内情，601别墅的真正代号为“512工程”》）。同样的道理，毛泽东经常下榻的“蓉园一号从外表上看，显得庄严、朴实，内部设施却是一流的，规格较高”（《湖南的【钓鱼台】--九所蓉园》）。

      毛的屋内装修和用具在那个时代也是最好的了。比如在中南海菊香书屋，1950年代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个卫生间里的洗手池边，第一次安装了活动的莲蓬喷头，就是软管连接的、可以用手拿着的，便于洗头的那种。这种活动的莲蓬喷头，是当时我们在北京能见到的最新型的产品了。据说还是从上海购买来的”（田恒贵口述，王凡整理《中南海内修缮工程杂忆》，载《文史参考》杂志2010年第16期）。

       武汉梅岭一号，“在整个餐厅里，最破旧的物什是一个小冰箱。毛泽东有个习惯，中午吃剩下的半盘菠菜，晚上还要接着吃。武汉的夏天很热，为了不让菜馊掉，宾馆就琢磨着弄个冰箱。在1950年代的中国，并不存在冰箱的概念，最后只好托北京医疗器械厂做了一个冷藏箱，箱内温度最低维持在6摄氏度，基本上可保证领袖吃剩菜不拉肚子。到了1960年代，雪花牌冰箱问世，温度能控制在零摄氏度以下--据资料，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这种冰箱才开始进入北京的某些家庭--宾馆方面给毛泽东换上了新冰箱，可他只是问‘我的冰箱哪里去了？’工作人员只好把旧冰箱找回来。”为了让毛看上电视，湖北台和央视同时建台，使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看上了电视。“原西德共产党曾赠给毛泽东一套组合机，由电视机、电唱机和收音机组成，这台足有四个电脑屏幕大的机器是当年世界工业界的尖端产品。1956年的湖北，还没有电视台，放在东湖宾馆里的这台洋玩意，一度面临沦为摆设的命运，‘主席根本看不了’。为此，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找到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筹建湖北电视台，一年后建成。有了电视台，没有节目，没有发射信号，电视还是没法看，直到1960年12月1日，湖北台终于开始发射节目了，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发射电视节目的电视台之一。有电视机看，有收音机听，毛泽东最喜欢做的事情还是看书。每个深夜，他都在床上看书。一张小床，容不得1米83的他自如翻身，书掉到地上，就会让他从梦中惊醒。为此，东湖宾馆特意做了一个长2.5米宽2米的大木床，从床头向床脚倾斜，这样就算是书掉下来，也是顺着床板滑到床脚。‘我们接待主席，曾经找了最好的木匠打造了一个弹簧床，没想到主席当天根本没有睡在床上，因为睡不惯，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都没有和我们说一声。’郑敏庭告诉记者，那时宾馆每天要收取4.2毛钱的生活费，毛泽东一直是按时交纳的，还要检查票据，不准拖欠费用。类似的细节数不胜数，相应地，宾馆对领袖的服务也是无微不至。‘主席办公室的台灯是经常亮着的，有两次灯周围都烤焦了，电工师傅就把电压由220伏改为了60伏，就算主席不小心碰到了电源，也不会被电到了’。”（《怀念毛主席 --- 毛主席在武汉东湖梅岭一号二三事》）

       庐山芦林一号修建时，所有的门锁、锆链、抽销、风钩都是上海红光五金厂用黄铜按规格制造的；采暖设施由上海建筑机械厂制造；室内家具都是上海大厦家具厂按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家具加工制作的话；室内各种灯具，由上海灯具厂仿人民大会堂式样制造，其中包括专门为毛泽东办公用的立式可旋转360度的台灯（李国强等《毛泽东与庐山》，第225页）。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入住滴水洞，“时值仲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处长亲自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吹融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主席看了很高兴，他幽默地说：这种‘土空气’不错嘛”（《张耀祠回忆录--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第38页）。

       有人近年参观了南昌“八二八”宾馆，其描述的情形是：“穿过停车大厅，便来到了一号楼活动室。……活动室周围的玻璃有三层，每层玻璃有一尺多厚。王经理告诉我们，这种玻璃具有防弹、防风、隔音的效果。为此，他们还特意在窗外放爆竹实验过，室内听不到任何声音。从活动室出来，穿过一条走廊，便来到了会议室，实际兼作书房。会议室完全是按照中南海的模式建造的。王经理介绍，会议室的地毯也很特别，是1969年8月从青海订制的纯羊毛地毯，无接缝拼痕，梅花图案镶嵌，青竹展枝，栩栩如生。……穿过几间随从用的房间，便来到主席卧室。在主席卧室内，记者发现令人惊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空调’。王经理介绍，‘空调’由紧贴墙壁四周的斗型冷气出风口构成，冷气来自地下30米深的井水抽出的冷风，均匀飘洒下来，可将室内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清爽宜人，沁人心脾，胜过今天的空调”（《探访南昌“八二八”防空洞毛主席专车防弹防水防毒》）。

      “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余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当时，广州南湖居所仅高级陶瓷洁具就申请了420套，连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都感到吃惊（《南湖“行宫”修建记》）。

       可见毛泽东住所的建设及各种用品陈设是当时国内条件下最好、最新的。多少年后，为了强调毛泽东的朴素生活，非要把这说成是条件窳陋，陈设简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战争年代，毛泽东的出行有3件事大家记忆深刻：一是在长征路上缴获的战利品，骑乘多年的小黄马；二是延安时期乘用的由海外华侨赠送的救护车。1942年5月，共产国际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o弗拉基米尔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载了他们抵达延安机场时，毛泽东乘坐老式救护车来机场的情况（《延安日记》，第6页）。据1945年春被调到中央警卫团的邬吉成回忆，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的汽车是该车从枣园经延河大桥开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那种小车比较特殊，样子就像现在的工具车，后来得知是抗战时期海外华侨捐赠的。那车子两边的门下有踏板，警卫人员就站在踏板上，威风凛凛。”（《红色警卫》，第6页）三是进北京城时乘坐的美式中吉普。马与车的更替反映了毛泽东的出行条件在不断改善。那么，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出行方式都有哪些变化？

       按机要秘书谢静宜的说法，毛泽东首次乘飞机是在“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提出要去广州视察。为了节省路途上的时间，他坚持广州一行要乘坐飞机--而且是由我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4月30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驻京专机飞行团的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任务机组由团长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飞机选定为团里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一架--8205号飞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 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当天下午2时30分，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毛泽东在广州停留近一个月。5月 30日，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广州返回北京，当天在湖南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并畅游湘江。第二天又飞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毛主席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6月4日，毛主席在上午畅游长江之后，下午就乘飞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回北京。不料，途经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飞机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现代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后，果断地改变计划的航向。首先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在绕云飞行的过程中，约有40分钟的时间，飞机与地面失去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这时，在西郊机场迎接的中央首长和在指挥塔台守候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主席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

       后来毛泽东很少乘坐飞机了。其原因有三种说法：1.因为1956年的那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才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2.曾任毛泽东专机机长的李恩恕说：“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1958年的武昌会议决定，毛主席外出不再乘坐飞机”（《毛泽东与郑州》，第40页）。此时距1956年那次空中遇险已过了两年。3.谢静宜则提供了第三种说法。她说：“毛主席每次离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谢静宜揭秘：主席不乘飞机真实原因》）。但毛泽东还是于1967年7月21日又坐了一次飞机。此前，毛泽东等人为了解决武汉不同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问题而抵达武汉，王力出面发表讲话，宣布支持“三钢”、“工人总部”，批评了武汉军区支左路线及其所支持的“百万雄师”组织，引起“百万雄师”的强烈反弹，该组织冲击了王力等人居住的、与梅岭一号相邻的百花别墅。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中央领导人劝他于21日凌晨乘飞机飞往上海。

       毛泽东第一次乘坐火车专列是在1949年3月25日凌晨，由西柏坡乘汽车到涿县后，换乘火车前往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但此“专列”只是专门运送毛泽东等人进京的火车，而非后来那种专门制造，从功能到舒适度都极好的专用列车。1950年代初，毛泽东出门远行“乘坐的专列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蒋介石的，蒋介石还没有看到火车是啥样子，就被解放军缴获。”此车设备齐全，工艺精细，十分讲究，主席赴苏访问时就坐的此车“（《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369页）。1953年12月，从事医务工作姚淑贤曾作为毛泽东专列车组成员出乘。她回忆说，出乘的专列”是国产的，挂有两节软包车厢，七八节普通软卧车厢。前有行李车，后有乘务人员休息的硬卧车厢（后来也换成软卧车厢）“。软包车厢的内部结构是：“一个客厅，厅内拥有桌椅沙发。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各省时常在这里同省委领导谈话。一个主房间是首长卧室，内设浴池厕所。一个副房间是卫士长住。还有两个小房间，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列车员住。有个公用厕所。是首长之外其他人共用。1958年以前使用的老式国产车还有个小小会议室”。至于为什么要挂两节软包车厢，当年担任列车员的李爱茹告诉人们，毛的包车是甲级乘务车，乙级乘务车是备用车。排列顺序是“主席的包车后面是小灶餐车，小灶餐车的后面就是乙级乘务车”（《在毛泽东身边》，第271页）。1959年以后，毛泽东专列换成德国进口车，“小会议室没了，客厅比旧车增大许多”（《红墙内外》第五章），舒适度有很大提高。有材料介绍，1950年代毛泽东乘专列外出巡视时，常常夜宿车上，由于没有空调，夏天热得直冒汗。但这无疑是指1957年以前的情况。据1957年担任毛泽东专列副队长的刘学骞回忆，1964年3月28日，他正在车下调试空调设备，毛泽东走过来聊天，刘告诉毛，他们是从1957年开始搞这个工作的（《在毛泽东身边》，第269-270页）。

       毛泽东乘坐舰船的次数不多，如1953年2月19日乘坐“长江”舰从武汉去南京，1959年由武汉乘坐“江峡”轮从武汉到九江，上庐山开会。

       毛泽东进北平后改乘防弹汽车。有关部门送来的防弹汽车据说是缴获济南王耀武的。可当他在机场阅兵完毕，赴颐和园景福阁吃饭时，开防弹汽车的司机却因突然肚子痛，请假开着车去看病。等到毛泽东要上香山时，临时改乘普通汽车（《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上册，第406-407页）。随后该车由毛泽东的老司机周西林驾驶。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归国，曾带回来两辆斯大林赠送的汽车，运输途中忘了放水，水箱被冻裂了（《峰与谷》，第72页）。近几年在武汉梅岭一号和郑州先后展出了被称为“毛泽东终身座驾”的吉斯牌防弹车。据郑州展出方介绍：毛泽东的座驾吉斯115产于前苏联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生产日期是1951年。此车为斯大林送给中国的5辆防弹车之一。吉斯115是吉斯110的防弹型，长6m、宽近2m的车身被安装了8mm厚的装甲、70mm厚的防弹玻璃，能有效阻挡子弹及弹片，借助一套液压系统才能升降。车身底盘上安装有厚重的钢板装甲，能够经受住地雷爆炸的冲击。车厢内还有一道可升降的中隔玻璃，能与前面驾驶舱隔开，既防弹又保密（《毛泽东终身座驾防弹车照》）。它显然不是毛泽东1949年底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赠送的汽车。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归国时，这辆车还没有制造出来。曾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王鹤滨提供了另外一个说法，即中国在斯大林赠送防弹车后，“又向苏联订购了10辆吉斯轿车，分配给其他国家领导人使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下册，第350页）。可能这就是其中之一吧。中央领导人和外宾乘用车的国产化一直是周恩来等人的一块心病。负责外宾和国家领导人保卫任务的邬吉成曾说过：五六十年代，中国接待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的主车，一般是苏联制造的普通吉斯车。关系比较亲近的国家的元首，就用苏联制造的保险吉斯车。六十年代后期，中国能生产红旗牌高级轿车和上海牌普通轿车了，凡接待外宾就一律用国产汽车。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外国元首来访，给他们乘坐的一律是国产“保险红旗”车。但这种车的弓子较硬，如果路面情况不好，就会感到颠簸。周恩来虽然让有关人员在外宾必经的路上反复试验，将颠簸减少到最低程度（《红色警卫》，第70页），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更换自己乘坐的苏制车，看来“保险红旗”车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毛泽东乘专列出行时，通常使用三列列车，即主车（主席的专列）、前驱车（也叫压道车）、后驱车（也称尾车）。这一安排早在出访苏联时就已经实行。1949年12月到次年3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开出的专列即由前卫车、主列车、后卫车3部分组成。前卫车由5个车皮组成，上驻50个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卫车也有5个车皮，除有50个士兵担任警卫外，还有毛主席给斯大林七十寿辰准备的礼品等。主列车由10个车皮组成。有一个连兵力在前几个车皮内作警卫，毛泽东、汪东兴、叶子龙等人乘坐一节公事车。这节公事车内共有4个房间：毛泽东用中间的一间，汪东兴等随行人员用后面的两间，前面还有一间做会客室。陈伯达、师哲同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罗瑞卿用同一节公事车；其他人都乘头等卧车。主车还包括餐车、行李车等。专列到达满洲里后，换乘苏联的火车。苏联方面准备的专列有前卫车，但没有后卫车。主车编排以3个车厢为1组，互不相通（《汪东兴：跟随毛主席第一次出访苏联》）。

       为了保障专列的运行，铁道部于1950年成立了专运处，处长由铁道部任命，全处四五十人，包括列车、调度、餐车、检车、医务等全套工作人员。专列平时停在车库里，专列人员就住在车上，每天检查车辆，维护卫生。使用前，中南海的警卫部队要先期登上3列专列，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进行安全检查，随后布置警戒。按照体制，“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又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或中央五大书纪。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苏联红旗歌舞团来华访问或人大代表集体参观官厅水库都是乘坐一般专列。单包又是一种。单包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都是坐单包。比如林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之前也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省委副书记，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了”。1950年代之初，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大书记还没自己的专列，所以许多时候专列要频繁出动，领导人一下车就要返回再接别人。1955年以后，五大书记每人都配备了自己的专列，并且都拥有固定的车组人员。车上的列车员都要严格执行纪律，客厅和首长休息的主房间不能随便进出，就连卫士长住的副房间及卫士住的小房间也是不叫不能去（参见《红墙内外》第五章）。

       1949年以后，毛泽东每次外出要使用多少辆汽车？目前所见到的最早资料，是当时任中央前委司令部警卫员的梁守谦回忆，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人从西柏坡进北京时，共用4辆车，第一车辆和第三辆都是吉普车，毛乘坐第二辆中卡汽车（机要员王耀山说是毛在延安时乘坐的美式吉普），最后一辆是警卫战士坐的大卡车（《在毛泽东身边》，第057-058页，069-070页）。毛泽东入住香山后，每次出行都保持了开道车、尾车前后夹护的组合，也就是说为了安全保卫的需要，起码要3辆汽车。但有时情况突变，也有例外。如1950年夏，毛泽东到颐和园去划船，被群众认出来，岸上围满了人。毛泽东中途在玉华山庄上了岸，让开到十七孔桥等他的周西林扑了个空。毛泽东先坐警卫车走了。缺少前后夹护车，着实让警卫们都吓坏了（《毛泽东和他的卫士们》下册，第777-778页）。1959、1966年毛泽东两次回韶山，第一次是3辆车，第二次是4辆车，多了一辆为毛泽东运书和生活物资的大卡车。在中央重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用车保障规模则更大。邬吉成曾记载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的中央领导车辆保障情况：毛泽东、林彪用车的配置都是固定的，有专门的班子负责。其他领导人则由会议总警卫服务班子负责：其中周恩来用车包括吉姆一部、伏尔加一部、上海一部。带路车一部、主车一部、随车一部、卧车一部、嘎斯 69（吉普车）一部、备用车一部，共6部。陈伯达，吉姆一部、伏尔加一部，加一部伏尔加。康生，吉姆一部、上海一部、嘎斯69一部（《红色警卫》，第164页）。“固定的”毛泽东、林彪用车配置数量是多少？《红色警卫》一书没有说，我们亦无从知晓，但超过周恩来是无可怀疑的。

       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并非循规蹈矩之人，常常由着性子来。在“行”这个问题上，坐汽车时还可以，坐船，乘飞机和火车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因天气等原因，飞机和舰船的行驶不可能总能满足毛泽东的要求。“1957年7月1日，毛泽东计划去杭州，但气象预报说，这条航线上当天的云量是10个，即飞机将在云中飞行，极可能出现雷雨袭击”。空军司令刘亚楼得知后，及时对毛主席讲了这个情况，力劝他改变行程。但毛泽东坚持要按时起飞去杭州。刘亚楼赶紧找到专机机长蔡演威，担心地问：“这种天气有把握吗？”“没问题！一定会保证毛主席的安全！”蔡演威自然知道在雷雨中飞行的困难，但想到刘司令之所以来问他，肯定是毛主席坚持出行，因此十分坚定地回答。早晨8点30分，蔡演威驾驶的“伊尔-14型4202号”飞机起飞。刚飞到德州就开始穿云过雾，经徐州时下起了小雨，快到南京时又下起了大雨。刘亚楼不时来到前舱询问情况。“杭州周围地区各个备降机场，都做好了让我们飞机降落的准备，我们会尽全力使飞机安全降落到杭州！” 飞到杭州，大雨不断，且处在积雨云和雨层云中。当飞机降到距地面60米高度时，机场大雨瓢泼，能见度不到1公里，但蔡演威自信而机敏地操纵着飞机，令机组其他人员心中安然，从而有条不紊地配合着。高度30米时，因为跑道上有积水，为让飞机减少震动，蔡演威又以比正常着陆稍快的速度着陆（纪从周《毛泽东专机长蔡演威的传奇人生》，《老人报》2012年9月5日第A29版）。

       毛的固执险些酿成航空事故，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中央决议不再让他乘飞机的原因。乘坐专列虽然不会有安全问题，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则会打乱预先行车计划，给铁路调度部门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叶子龙在回忆录中说：“我们按毛泽东的指示行动，他说走就走，他说停车就停车。每当停车时，或请当地领导上车汇报工作，或下去走走，都是毛泽东下令”（第232页）。谢静宜为了让毛泽东的行为看起来更合理些，说“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然而笔者所见的资料却并非完全如此：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第五章）。

       一次，毛泽东的”专列经山东江苏往西南，进入河南兰封县境。毛主席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滕代远希望毛主席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的厉害，便命令停车。毛主席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面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到车窗前。离车300米有个小村子。毛主席下车后向村子走去，一边活动活动身体“（《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下册，674页）。

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乘专列北上，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时，毛泽东突然吩咐停车，走下火车，深深地吸了一口山野清新的空气。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铁路道基下有条小路，向右婉蜒着，伸向石岗。毛泽东没有走这条路，而是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他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布满带刺的荆棘。有人劝他走那条小路，可毛泽东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然后他问身边的卫土：“你们怎么办？”“我们跟主席走。”(《毛泽东遗物事典·接见艾德礼时穿的补丁裤子》)

       很多情况下专列说停就停，急切间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支线，所以就直接停在铁路干线上。为安排专列的运行，铁道部随行的调度官员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没少争执。作为一个正在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大国领袖，毛泽东没有去想自己的行止给铁路部门的行车计划及正常行车秩序带来混乱，反映了那个时代认识上的缺陷。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说一下。1950年代，毛泽东乘坐飞机出行，往往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相陪；乘坐专列出行，往往由铁道部长滕代远相陪。有一次到了徐州，滕代远患低血糖，连火车都下不来，以后改由副部长武擎天相陪（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408-第410页，第447-第448页）。1960年代，这种交通部门首长相陪的方式很少采用了，除了自称“大警卫员”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之外，一般都由相关部门负责协调调度的负责干部陪伴。

       战争年代因条件所限，中央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不得不因陋就简。进城以后，围绕着毛泽东的医疗保健工作建立起3个层次的体制。日常保健通常由指定的保健医生、护士长进行，对其日常饮食及微小病症进行诊疗。如果出现明显病症，或因需要派专家为毛泽东会诊。保健医生王鹤滨曾记得在1953年秋，苏联临床医学专家瓦西林柯为毛泽东会诊时，毛泽东讲起他在延安时有一段时间身处空旷广场时，会有恐惧的感觉，瓦西林柯论断为“恐旷症”，在一旁的解放军总后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兼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认为只是临时性的感觉，怕确诊为“恐旷症”引起毛的思想负担，因此一个劲儿代替毛泽东接话，毛泽东后来大发雷霆之事（《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第524-528页）。1959年5月，也是医生会诊后，要求毛泽东不要再无限制地吃肥肉和猪油。在毛泽东确有重大疾病时，则成立由全国有关领域水平最好的专家们组成的医疗小组。第一次成立医疗小组的时间是1971年～1972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第二次是1974年到毛泽东逝世。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组员有吴洁、周光裕、吴阶平等。第二次医疗组的成立，具体时间是1974年的6月中旬（参见《76年以前，毛泽东的简朴生活！》）。毛泽逝世前的抢救工作，是以陶寿祺、吴洁、方圻、姜泗长等著名专家组成的抢救组进行的。保护毛泽东遗体的工作，卫生部副部长兼保健局长黄树则牵头，吴阶平、林钧才等著名专家参加的小组负责（参见《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135人联合声明》）。1949年以后，担任毛泽东医疗保健工作领导的，除了前面提到的傅连璋外，还有1950、1960年代担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树则，1957年起任卫生部保健局局长、1965年起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史书翰以及长期担任保健局局长兼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等人。具体负责日常保健的有保健医生王鹤滨（1949年8月-1953年）、徐涛（1953年-1957年5月）、李志绥（1957年6月起，据徐涛、吴旭君说，他从1975年1月到1976年6月“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见《历史的真实--评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的回忆〉》第二部分）；护士长有吴旭君（年）、俞雅菊（），1950年代还有男护士朱宝贵。

       在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可以上溯到延安时期。这种方式在中央机关迁至西柏坡后依然保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办公厅机关搬进中南海后，仍旧以插空安排场舞会的方式，使领导人们松弛一下，运动一下。开始是每周一次，一段时期以后改成了每周安排两场，周三和周末（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一开始，舞会组织者主要是想从部队文工团抽调演员参加，她们除了做舞伴之外，还能表演一些小节目。在舞蹈的间歇时，他们常常应领导人的要求，各展特长（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1953年，有关方面考虑到对进入中南海的演员都要进行严格政审，而他们的流动性很大，临时抽调不是个长远之计，遂以公安部的名义，致电解放军各兵种和大军区，抽调演员组建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不赞成电文上要求被调者“相貌周正”这类的话，说政治影响不好，毛泽东也批示不赞成成立文工团，此事遂暂时搁置。半年以后，负责领导人保卫工作的罗瑞卿再次提议此事，从全军陆续调来七八十人，成立中央警卫团领导下的文艺团体。一部分人是器乐演奏员，另一部分人是声乐、舞蹈演员。但这个文艺团体从来没有正式命名，当年的演员们回忆起来，都叫它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参见《在毛泽东身边》第227-234页）。1958年，全军大精简，规定只有大军区级单位才可以保留文工团（参见王凡、东平《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提升为正军级是很晚的事儿，当时的团长张耀祠才是个副师职干部，中央警卫团文工队只好解散。此后，仍沿用过去调各部队文工团员伴舞的老办法。空政文工团的舞蹈演员陈惠敏、刘素媛、孟锦云，海政歌舞团的徐宝凤等人在一段时间内都成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固定舞伴。“文革”开始后，从底层到高层，各单位的周末舞会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取消了，唯独在中南海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人的清唱，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参见阎长贵口述，周冉整理《阎长贵：从江青秘书到秦城囚徒》，载《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

       舞会不仅在京举行，毛泽东出巡外地时也要举行。比如湖南省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毛泽东每次来湖南时都被派去唱戏或跳舞、聊天。南宁会议期间，广西话剧团演员郭美春也被派到素有“小红楼”之称的明园饭店参加舞会，跟毛泽东跳了第一支舞（郭美春《在南宁陪首长跳舞》，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舞会规定颇为特别，除了要对舞伴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外，还有“在进入舞场前，大家用来苏水洗手消毒，然后又在一盆香水里洗手”（《亲历者忆陪毛泽东跳舞：手要先消毒再用香水洗》）。广西女演员郭美春在陪毛泽东跳舞前，广西公安厅崔副厅长神情凝重，严肃地嘱咐她：“等首长来了，你要第一个请他跳舞。记住，要左脚起步，跟你跳舞的首长习惯右脚开步。”（郭美春《在南宁陪首长跳舞》，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

       舞会也不能出现任何纰漏。据年间被挑选出来每星期两次为毛泽东伴舞的女文工团员孙敏回忆说，一次，因为新婚丈夫从城里来看自己，她想逃避任务，没有坐上开往中南海的汽车，躲在宿舍里与丈夫聊天，后来被汪东兴专程接到中南海。到了舞会会场，她因为晕车，在“春藕斋”洗手间梳理了一下头发，脱下凉鞋把脚冲干净。与毛泽东跳舞时，松了扣子的裤子又差点掉下来。组织上因此认定她犯了“重大错误”，专门开了批斗会。会上，一位领导激动地说：“对孙敏要严肃处理！三个错误：第一，有意缺勤，逃避执行任务，对毛主席不忠！第二，对着主席吊脸子，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第三，衣冠不整差点把裤子掉下来（这时仍有人想笑）！大家严肃点，这要是构成了事实要丢多大的脸？我们还有去中南海执行任务的光荣吗？这是个根本不可能，也不应该发生的事故！这样的不慎重、不检点，这样随便，太可怕了！（有人插话：她还在主席用的洗手间里洗脚丫子！）你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太惯着她了？你当是和普通人跳舞吗？那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伟大领导毛主席！”他越说越激动，“他老人家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夜里都在工作，”他激动地大喊着，“我们就是要为他老人家的健康作点贡献！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另一位领导说：“全国全世界人民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做梦都想见到他老人家！有几个能见到？可我们有这样的殊荣，这是我们的福气，是我们一生的骄傲！是党对我们的最大信任！是我们最最光荣的神圣职责！你拍拍胸口想想，你是什么精神？你是什么心理？”马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