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麽？如何定义和分类？我国人群高血压病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如何？危险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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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麽？如何对血压水平进行定义和分类？
　　答：诊断标准：收缩压&140 mmHg及/或舒张压&90 mmHg。
　　我国2005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版关于高血压的定义和分类见下表。
　　血压水平的定义和分类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1级高血压（轻度）
2级高血压（中度）
3级高血压（重度）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若患者的收缩压与舒张压分属不同的级别时，则以较高的分级为准。单纯收缩期高血压也可按照收缩压水平分为1、2、3级。
　　3&我国人群高血压病的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如何？
　　答：2002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估计全国患病人数1.6亿多。我国人群高血压知晓率为30.2%，治疗率为24.7%，控制率为6.1%。
　　4高血压发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答：高血压发病危险因素是 ：超重、高盐膳食及中度以上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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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个地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情况分析
目的 描述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队列的10个地区人群中高血压的患病、知晓、治疗和控制现状及其地区差异.方法 CKB项目于年在10个项目地区募集512 891名30～ 79岁队列成员并完成基线调查.本研究利用CKB项目的基线信息,比较对年龄和/或性别进行调整后高血压患病率、知晓率、治疗率及其控制情况的地区差异.结果 10个项目地区中,高血压患者共180 621人(35.2％),其中浙江项目地区患病率最高(44.4％),海口项目地区患病率最低(22.0％).农村地区人群患病率(35.1％)高于城市(3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高血压人群中,知晓率为33.1％(59 703/180 621),治疗率为36.1％(65 172/180 621),控制率为12.4％(22 329/180 621),服用降压药物的人群中控制率为30.5％(19 884/65 172),其中苏州项目地区的男性控制率(17.4％)和服药控制率(39.1％)高于其他地区,柳州项目地区的女性控制率(23.5％)和服药控制率(42.6％)高于其他地区.结论 CKB项目10个地区人群中高血压患病率较高,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偏低,研究人群的高血压患病、知晓、治疗和控制情况存在明显地区差异.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status of prevalence,awareness,treatment,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among half a million adults in 10 regions under the China Kadoorie Biobank (CKB) cohort.Methods The baseline survey of CKB was performed in 10 areas across China during ,included 512 891 adults aged from 30 to 79 years.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revalence,awareness,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were compared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and/or sex.Results The overall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 from the CKB was 35.2％ (180 612/512 891),with the highest as 44.4％ in Zhejiang and the lowest as 22.0％ in Haikou.Prevalence in the rural areas (35.1％)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rban areas (32.1％),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01).Among all the participants with hypertension,59 703 (33.1％) were aware of hypertension,65 172 (36.1％) were receiving anti-hypertension treatment and 22 329 (12.4％) were under controll.However,only a small part of those receiving treatment were under controll (30.5％,19 884/65 172) in this study.The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and of those receiving treatment were higher in Suzhou for males (17.4％,39.1％),while were higher in Liuzhou for females (23.5％,42.6％) than those in other regions.Conclusions Participants under the CKB presented relatively high prevalence of hypertension,but lower rates on awareness,treatment 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Distribution of awareness,treatment,and control of hypertension varied greatly among the ten areas,under the CKB.
作者单位：
100191,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100730,中国医学科学院
100022,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年，卷(期)：
Keywords：
在线出版日期：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香港Kadoorie Charitable基金，英国Wellcome Trust，国家科技支撑计划，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Kadoorie Charitable Foundation in Hong Kong，Wellcome Trust in the UK，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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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血压流行现状及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老化、快速城市化和不健康生活习惯的全球化使得富国和穷国面临着同样的健康问题。最显著的例子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和慢性肺病，已经超过传染性疾病成为全世界的主要死因。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肾衰、过早死亡及生活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2013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控制高血压。
　　预防血压升高、对高血压患者的早期检出与诊断、给予合适的干预与治疗及长期控制达标是预防与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肾病的重要措施。客观真实的高血压流行病学资料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合理分配资源、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可靠的依据。
　　高血压患病率与患病人数在持续增加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组织多次全国范围的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抽样调查。每次筛查覆盖地区、人群的年龄范围和使用的诊断条件都不尽相同，准确地比较高血压患病率的变化幅度并不可靠，但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表)。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很高，但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与其他各成员国相比，我国患者人数最多且不断增加。我国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负担也最大。
　　各地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很大
　　我们发现影响各地人群间高血压患病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联合国开发署和我国共同估计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人类发展指数(HDI)代表]与患病率成正比；各省会城市所在地平均纬度和患病率成正比；各省会城市过去50年来9月份平均日间最高和最低温度与患病率成反比，而日间温差和患病率成正比；各地区平均每人每日膳食中摄入的钠/钾比和患病率成正比。
　　当控制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纬度和温差这些环境因素后，各地区人群膳食摄入的钠/钾比，平均体质指数(男、女)，吸烟率(女)都和高血压患病率呈显著正相关。这些行为因素是影响人群间患病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主要方面。高血压患病率的种族、年龄和性别差异都和上述环境因素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暴露时间长短有关。了解高血压高发人群的分布特征，有利于确定高危人群，更有效地检出患者和实施防控措施。
　　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意义不同但互相关联
　　发病率 发生高血压的因素包括遗传和发育缺陷，更多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吸烟、过量饮酒和缺少体力活动)导致的血压持续升高。发病率指每年健康人群中新发生患者的比例。降低发病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血压升高。
　　患病率 患病率指血压升高的患者(无论新发还是多年的老患者)在人群中(无论血压正常或不正常)的比例。显然，发病率越高，患病人数增加也越快，患病率就越高。由于绝大多数高血压是不能治愈的，因此，一旦诊断就意味着从此需要采取长期的更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达标。
　　死亡率 有效的控制血压长期稳定达标，有助于预防或推迟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伤，控制并发症和减少死亡，延长患者寿命。然而，死亡率的下降会使人群中高血压患者累积更多，患病率也会升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相对发达地区高血压控制率高，患病率也高。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低，但防控已初见成效
　　过去四次全国抽样调查都表明，中国人群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远低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尤其是农村人群高血压防控水平更低。但是，也应看到我国高血压防控方面的进步(图1)。
　　控制率低是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不比发达国家高但脑卒中等主要并发症的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原因。20多年来，经年龄标化的35岁以上中国人群的脑卒中死亡率远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但也可看到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下降，脑卒中死亡率城市高于农村的城乡差异在90年代末反转。高血压管理水平较落后的农村人群脑卒中死亡率下降明显较慢。
　　中国人群高血压防控的主要挑战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最大挑战是提高控制率。我国人群高血压控制率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治疗率低(图2)。
　　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75%从未服用降压药物，19%服药但未能控制达标，只有6%服药且控制达标。
　　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和患者人数持续增加。我国北方地区纬度高、温差大、人群体质指数高、吸烟率高、钠盐摄入量也高；而南方正好相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导致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干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血压升高，才能减慢高血压患病率升高速度。
　　治疗高血压不会降低患病率，只能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并发症，延长健康寿命，减少死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血压的控制率高，患病率也较高，这是因为发病人数增加和死亡率下降都可导致患病率上升。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慢病防控目标之一是各成员国减少25%血压水平不达标比例。
　　人群患病率信息主要用于估计目标人群患者数目，即高血压所造成的医疗服务负担。政策制定者可根据各种疾病负担的构成与防控效益决定用于检出、诊断、治疗和管理高血压患者的人力和经费资源分配。
　　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努力已经体现在城乡人群脑卒中死亡率的持续下降。这是评估高血压防控效果最重要的指标。虽然中国在提高患者血压控制率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提高公众的知晓率是及时就诊、早期诊断高血压的关键，提倡患者自我管理有助于保证规律服药、健康行为和血压控制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制定的全球行动计划，目的之一就是减少高血压的负担。中国应参与到全球合作防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计划中，充分利用一切资源，提高我国高血压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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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高血压流行现状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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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xzp_dragon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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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人口老化、快速城市化和不健康生活习惯的全球化使得富国和穷国面临着同样的健康问题。最显著的例子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肿瘤、和慢性肺病，已经超过传染性疾病成为全世界的主要死因。高血压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肾衰、过早死亡及生活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2013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就是控制高血压。
　　预防血压升高、对高血压患者的早期检出与诊断、给予合适的干预与治疗及长期控制达标是预防与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和慢性的重要措施。客观真实的高血压流行病学资料可以为政策制定者合理分配资源、及时调整防控策略提供可靠的依据。
　　高血压患病率与患病人数在持续增加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组织多次全国范围的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抽样调查。每次筛查覆盖地区、人群的年龄范围和使用的诊断条件都不尽相同，准确地比较高血压患病率的变化幅度并不可靠，但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却是不争的事实（表）。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库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是很高，但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高血压患病率持续上升，与其他各成员国相比，我国患者人数最多且不断增加。我国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负担也最大。
　　各地区人群高血压患病率的差异很大
　　我们发现影响各地人群间高血压患病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联合国开发署和我国共同估计的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人类发展指数（HDI）代表］与患病率成正比;各省会城市所在地平均纬度和患病率成正比;各省会城市过去50年来9月份平均日间最高和最低温度与患病率成反比，而日间温差和患病率成正比;各地区平均每人每日膳食中摄入的钠/钾比和患病率成正比。
　　当控制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纬度和温差这些环境因素后，各地区人群膳食摄入的钠/钾比，平均体质指数(男、女)，吸烟率（女）都和高血压患病率呈显著正相关。这些行为因素是影响人群间患病率差异的重要因素，也是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主要方面。高血压患病率的种族、年龄和性别差异都和上述环境因素及不健康生活方式的暴露时间长短有关。了解高血压高发人群的分布特征，有利于确定高危人群，更有效地检出患者和实施防控措施。
　　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意义不同但互相关联
　　发病率 发生高血压的因素包括遗传和发育缺陷，更多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吸烟、过量饮酒和缺少体力活动）导致的血压持续升高。发病率指每年健康人群中新发生患者的比例。降低发病率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实践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预防血压升高。
　　患病率 患病率指血压升高的患者（无论新发还是多年的老患者）在人群中（无论血压正常或不正常）的比例。显然，发病率越高，患病人数增加也越快，患病率就越高。由于绝大多数高血压是不能治愈的，因此，一旦诊断就意味着从此需要采取长期的更严格的生活方式干预，必要时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达标。
　　死亡率 有效的控制血压长期稳定达标，有助于预防或推迟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伤，控制并发症和减少死亡，延长患者寿命。然而，死亡率的下降会使人群中高血压患者累积更多，患病率也会升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在相对发达地区高血压控制率高，患病率也高。
　　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低，但防控已初见成效
　　过去四次全国抽样调查都表明，中国人群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远低于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尤其是农村人群高血压防控水平更低。但是，也应看到我国高血压防控方面的进步（图1）。
　　控制率低是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不比发达国家高但脑卒中等主要并发症的死亡率较高的主要原因。20多年来，经年龄标化的35岁以上中国人群的脑卒中死亡率远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但也可看到其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下降，脑卒中死亡率城市高于农村的城乡差异在90年代末反转。高血压管理水平较落后的农村人群脑卒中死亡率下降明显较慢。
　　中国人群高血压防控的主要挑战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最大挑战是提高控制率。我国人群高血压控制率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治疗率低（图2）。
　　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75%从未服用降压药物，19%服药但未能控制达标，只有6%服药且控制达标。
　　中国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和患者人数持续增加。我国北方地区纬度高、温差大、人群体质指数高、吸烟率高、钠盐摄入量也高；而南方正好相反。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导致高血压及其并发症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干预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血压升高，才能减慢高血压患病率升高速度。
　　治疗高血压不会降低患病率，只能预防和控制高血压的并发症，延长健康寿命，减少死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血压的控制率高，患病率也较高，这是因为发病人数增加和死亡率下降都可导致患病率上升。世界卫生组织2025年慢病防控目标之一是各成员国减少25%血压水平不达标比例。
　　人群患病率信息主要用于估计目标人群患者数目，即高血压所造成的医疗服务负担。政策制定者可根据各种疾病负担的构成与防控效益决定用于检出、诊断、治疗和管理高血压患者的人力和经费资源分配。
　　中国过去半个世纪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努力已经体现在城乡人群脑卒中死亡率的持续下降。这是评估高血压防控效果最重要的指标。虽然中国在提高患者血压控制率方面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提高公众的知晓率是及时就诊、早期诊断高血压的关键，提倡患者自我管理有助于保证规律服药、健康行为和血压控制水平。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制定的全球行动计划，目的之一就是减少高血压的负担。中国应参与到全球合作防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计划中，充分利用一切资源，提高我国高血压防控水平。来源：中国医学论坛报
感谢bai 版主的敬业和热心，全科专业讨论版欢迎您的参与和帮助。中国高血压病流行病学特点：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三低—知晓率低，服药率低，控制率低。改变现状是社区、全科医务工作者的责任。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必须以指南为依据。 xzp_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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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药物治疗3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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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 世纪60年代，首先从恶性和重度高血压的治疗中显示出降压药物的益处，以后逐步扩展到轻中度高血压。1985年以前，安慰剂对照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采用噻嗪类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和其他一些降压药，在不同血压水平的高血压患者中，均证实降压治疗显著减少卒中、冠心病事件和心脑血管病死亡率，从而奠定了降压药物治疗的临床地位。1985年以后，由于钙拮抗剂（CC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等众多药物的陆续问世，人们开展一系列大规模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推动了高血压药物在治疗对象、治疗目标和治疗方案与路径方面的重大变化。回顾30年历史进程，审视目前面临的挑战，对于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未来走向将不无裨益。
　　获益人群不断拓展
　　近30年来，众多降压治疗临床试验为了在可行的样本量人群中3~5年内获得“硬终点”事件的证据，大多选择年龄55岁以上的心血管高危患者中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结果促使药物治疗获益人群拓展到老年收缩期高血压[（SHEP（图1）、Syst-Eur和Syst-China）]、（UKPDS、ADVANCE）、慢性稳定性冠心病（HOPE、EUROPA、INVEST、ONTARGET）、卒中史（PROGRESS）、慢性肾脏病（RENAAL、PRIME）和血液透析患者，以及高龄老年人（HYVET）。
　　一些重要的结论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外高血压治疗指南更新的主要依据，在心血管高危患者临床处理和心血管病二级预防中发挥积极作用。老年收缩期高血压被纳入降压治疗的对象，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可以说，整个30年的降压治疗历史是不断拓展获益人群变迁的进程。
　　获益人群拓展的启示
　　在拓展获益人群并获得治疗益处的进程中，发现绝对获益率（预防并发症发生的例数）在不同研究中相差很大，绝对获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被治疗对象可能患心脑血管病的风险程度，以及基线血压水平和平均降压幅度或血压控制水平；相对获益率（终末事件减少百分率）在高血压伴有其他危险因素的早期阶段临床获益最大，在靶器官损害阶段获益程度有所减小，在心肌梗死、卒中或肾功能损害等心脑血管病事件后获益则有限，显示所谓的“天花板效应”。
　　30年来心血管高危患者的降压治疗也遇到瓶颈和局限：①在当代治疗背景下，降压治疗对高危患者进一步改善预后的能力有限，并且改善的空间越来越小。几乎在所有高危患者的临床试验中，5年内心脑血管病事件发生率仍在10%以上的高危水平；②基线血压水平明显影响患者相对获益程度，收缩压水平相对较高的患者有获益或获益较大；③治疗过程中最佳的血压控制范围相对较窄（120~139 mmHg/70~89 mmHg）, 尤其在冠心病患者。为数不少的前瞻性临床试验事后分析，都发现实际治疗过程的收缩压和舒张压水平与心血管终点事件之间存在J形曲线，显然制约了降压治疗的获益。
　　30年来降压治疗拓展获益人群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降压治疗获益的对象将首先和主要取决于血压水平的准确评估。目前，已经可以采用诊室血压测量与动态血压监测和家庭自测血压相结合，来准确评估血压水平。从这个角度或视野看，诊室外血压升高的隐蔽性高血压（masked hypertension），约占成年人群的10%~15%，将可能成为以后拓展降压治疗获益的对象。
　　血压控制目标：降压治疗的核心
　　回顾30年来众多降压治疗临床试验，无论是头对头直接比较，还是多项试验汇总的荟萃分析，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降压治疗的益处主要来自血压降低本身。
　　为了证明不同类型降压药长期治疗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究竟有无差别，国际高血压学会（ISH）曾经在1995年设计了一项前瞻性临床试验荟萃分析，即BPLTT研究。2000年和2003年两次分析的结果均显示，相对于血压降低获得的较大益处，不同类型降压药为基础的治疗对预后影响的差别相对较小，不同作用机理降压药治疗对这类患者的长期预后影响，即总死亡率、心脑血管病死亡率与发病率，并无本质上相反意义的差异。不同作用机制降压药的降压以外作用对预后影响的可能差异，很大程度上被降压所起的作用缩小了；不同作用机制降压药对各种并发症预防效果的差异被总体预后效果稀释了。
　　在上述理论基础上，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起血压控制目标概念，即积极地、长期有效地将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在目标值水平以下。血压控制目标值的依据主要来自大样本流行病学数据和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血压水平与心血管风险呈对数线性的正相关关系，140/90 mmHg切点具有预测心血管风险的较高敏感性（80%）和较低假阳性（20%）；在收缩压降低10~12 mmHg和/或舒张压降低5~6 mmHg显著减少心、脑血管病事件基础上，一些重要临床试验（HDFP、HOT和FEVER）证实，将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可以获得更大的治疗益处；近年来一些前瞻性临床试验（INVEST、VALUE）的事后分析证明，血压控制达标获得的益处明显超过不同治疗药物之间的差别。
　　20年来，血压控制目标概念不断得到各种高血压治疗指南的强化，成为降压治疗策略的核心思想。血压控制目标值在高血压人群防治和临床治疗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导向作用，血压控制达标率已经成为评估不同国家、地区或人群高血压防治水平以及不同治疗方案疗效的重要指标。
　　血压控制目标继续深化
　　近年来对于血压控制目标值的认识有较大深化：①不仅关注某个时间点血压水平或某个时期的平均血压水平是否达到目标值水平，而且关注治疗期间血压控制达标的时间长短。治疗期间长时血压变异对心血管病事件的影响，也反映了某个时段血压平均水平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从血压控制水平与控制时间角度，进一步深化血压控制目标的内涵；②不同层次心血管风险患者血压控制目标值的差异问题，还需要有更多高质量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获得证据。根据现有实际达到140/90 mmHg以下不同血压水平的终点事件资料，更严格的血压控制在心血管风险极高危患者的获益增加已大为减弱或不明显；③诊室外血压水平，尤其是清晨和夜间血压水平，以及靶器官损害的指标，作为心血管风险的独立重要标志，是否也应该成为指导高血压治疗的目标？一些临床试验（LIFE、ONTARGET）的事后分析，已经显示改善左心室肥厚和尿微量白蛋白对预后产生有益的影响。
　　降压治疗基本药物格局的确立
　　近30年来高血压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变迁，是肯定了钙拮抗剂（CCB）、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治疗高血压的临床地位，这样形成了目前以CCB、ACEI/ARB、噻嗪类利尿剂以及除阿替洛尔外的β受体阻滞剂作为高血压治疗基本药物元素的格局；也强调在某些特定人群或疾病情况下优先选择某类药物。以临床试验的证据为原则，已经成为国内外高血压治疗指南优先推荐治疗药物的依据。
　　在确立高血压治疗基本药物元素格局的前提下，近年来从降压质量、不良反应与治疗持续性、保护靶器官和改善代谢不良反应，以及对“硬终点”事件的影响等多方面，呈现优化选择的变迁趋势，即优选降压治疗的基本药物元素、剂量，以及联合治疗方案与路径。就基本药物元素而言，无论网络式荟萃分析或大样本人群真实临床实践数据，不仅显示CCB或ACEI/ARB更有优势，而且同一类型不同药物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
　　药物治疗方案的发展阶段
　　随着血压控制目标成为降压治疗策略的核心思想，采取何种治疗方案或路径实施，就成为具有临床实际意义的重要问题。回顾高血压治疗的历史，药物治疗方案与路径经历了单药序贯治疗、阶梯治疗和联合治疗三个不同的交叉发展阶段。
　　序贯治疗方案是采用不同降压机制药物先后轮换治疗，试图依据升压机制找出一种药物对具体患者进行针对性治疗，曾提出过血流动力学分型、交感神经功能分型和血浆肾素活性分型等指导治疗。
　　阶梯治疗方案以一种固定的模式进行治疗，例如从噻嗪类利尿剂开始，逐步递增剂量或联合第二阶梯的药物。
　　联合治疗方案则采用不同降压机制的药物2种或3种，以合适的剂量进行不同组合，对临床不同类型高血压进行治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降压治疗已经从单药序贯治疗方案或阶梯治疗方案逐步向联合治疗方案发展，目前已成为临床降压治疗的主导方案。对联合治疗方案与路径的认识，近20年来经历了几个阶段。
　　联合治疗优于序贯和阶梯治疗
　　单种降压药物治疗后，血压下降幅度主要取决于治疗前血压水平和药物平均剂量，在标准剂量（小剂量）下，无论哪类单种降压药物治疗均很难将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不同降压机制的药物可以明显增强降压效应并延长降压作用持续时间，联合治疗的作用相叠加，降压幅度增强是单药倍增剂量的5倍。不同降压机制药物通过不同的药理作用能中和或对抗相互的不良反应，联合治疗还可通过降低或限制某些药物的剂量来减少和减轻不良反应。在联合治疗与序贯、阶梯治疗的比较研究中，已证明联合治疗在血压控制、保护靶器官和改善代谢方面发挥协同效应，优于序贯和阶梯治疗（图2、3）。
　　联合治疗有效控制大多数患者的血压水平
　　不同降压机制的药物联合治疗，由于能有效地干预多种升压机制，避免抑制某种升压机制必然激活代偿机制，能较大程度适合不同的病理生理升压状况，绕开有难度的病理生理分型。事实上，临床实践和研究也证明，通过2种或3种药物联合治疗，大多数（80%~85%）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能够得到有效控制。这样，通过联合治疗将药物治疗可控制的大多数高血压与药物治疗难控制的难治性高血压区分开来，既提高了效益，又简化了诊断评估过程。
　　联合治疗可进一步减少终点事件
　　合理并优化的联合治疗，能进一步减少心脑血管病和新发糖尿病等终点事件。ASCOT-BPLA、ACCOMPLISH和COPE研究开创了优化降压治疗的范例，证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阻滞剂（ACEI或ARB）与噻嗪类利尿剂或CCB联合，或者噻嗪类利尿剂与CCB联合，以及RAS阻滞剂与CCB和噻嗪类利尿剂联合是优化的联合治疗方案。
　　在不同高血压人群，例如高血压合并冠心病、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糖尿病等，优化治疗方案可能有所不同，不同种族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积极探寻不同高血压人群的优化联合治疗方案仍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
　　联合治疗改善治疗持续性和依从性
　　影响降压治疗血压控制达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治疗持续性，患者对治疗方案的依从性则是影响治疗持续性最重要的因素。处方临时联合治疗使药品的种类和数量增多，加剧了治疗持续性和依从性下降。改善治疗持续性和依从性已经成为降压治疗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问题。近10年来，经过多层次设计和效应面分析而研制的新型单片联合制剂，有较佳的药物组合并确立合理的剂量配伍，已证实能明显提高降压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和提高服药依从性。不少研究表明，单片联合制剂比处方临时联合治疗提高了约20%长期治疗依从性和持续性。新型单片联合制剂成为联合治疗策略下的药物新产品。历史何其相似乃尔，40年前国内外研制以利血平、肼苯达嗪与噻嗪类利尿剂为主的复方制剂，40年后的现在变迁为以RAS阻滞剂与CCB或/和噻嗪类利尿剂为主的复方制剂。
　　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40年前的着眼点是减轻不良反应和能实施治疗，40年后的着眼点是改善治疗持续性和依从性以及提高疗效，优选的基本药物元素已经大相径庭了。当然，临床上更多地采用新型单片联合制剂治疗高血压，需要突破一个主要瓶颈，即固定剂量。多规格剂量组合将是新型单片联合制剂的发展方向，但这在药品管理和公众接受上有难度，还有待时日。
　　较早启动联合治疗效果可能更好
　　尽可能早启动和实施联合治疗，有可能更显著地减少心脑血管病事件。数年前，国内外高血压治疗指南在保留多元治疗路径的前提下，已经调整了降压治疗的流程，摈弃了以往在大部分患者须从单药小剂量开始治疗的路径，对于血压显著升高和高危或极高危高血压患者，推荐采用联合治疗方案来启动治疗。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研究结果提示，较早启动联合治疗与单药治疗以后再联合治疗相比较，前者有更高的血压控制达标率、更短的血压控制达标时间和更少的心脑血管病事件，即使大部分患者属于血压轻度升高的1级高血压。
　　因此，治疗路径与流程将明显影响治疗结果，关键取决于患者能否耐受降压治疗。从降压治疗安全性的角度，高龄高血压或合并心脑血管病、一般状况较差的高血压患者，治疗方案还是应该从单种药物小剂量开始，需要时再联合治疗。
　　历史是行动的轨迹，让我们看到了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来龙去脉；历史又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了高血压药物治疗的成败得失。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把握今天，展望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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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论是学科的发展，还是高血压指南的未来，都必须充分考虑高血压疾病自身的特点，制定与时俱进又行之有效的指南，以控制高血压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指南出台体现高血压系统管理理念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患病人数众多，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风险高，故危害很大。仅在我国就有超过2亿高血压患者，每年因此而发生的卒中、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衰）、肾功能不全等严重致死、致残性并发症多达数百万。随着我国人口进一步快速老龄化，上述问题将日趋严重。
　　然而，高血压既可被及时发现，亦可被有效管理。通过定期测量血压，患者可及时发现血压升高，诊断高血压。通过使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可有效降低各种心脑血管并发症风险。近百年来，高血压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直接大幅度提升了高血压的诊断与治疗水平，始终引领着心血管学科的发展。例如，多种降压药物，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与β受体阻滞剂等，最终也成为有效治疗心衰、等严重心血管疾病的药物。
　　更重要的是，高血压在最早期就形成了系统的管理理念：①最先写出指南，进行规范化管理；②最先提出定量的治疗目标（140/90 mmHg或130/80 mmHg），进行标准化管理；③最先指出单纯医院管理的局限性，进行包括社区、家庭的社会化管理。
　　制定并定期更新指南有效推动了高血压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是较早制定高血压指南的国家，其高血压防治水平也较高。1999年，我国制定了国内首部高血压指南。除这些国家层面的指南外，还有一些国际或区域性指南，如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高血压学会指南、欧洲高血压学会指南，及拉丁美洲高血压指南等。
　　近年来，指南虽层出不穷，但其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受到多方质疑，以至于最早制定高血压指南的美国历时10年却无法更新其指南。因此，需要回顾指南的历史，审视其现状，并展望未来。思考更有效的防治策略，推动高血压防治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发挥对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的示范作用。
　　指南的历史 高血压规范化管理方案
　　由于高血压患者人数众多，管理内容复杂，管理者既有专科医生也有全科医生，因此，制定高血压指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规范地管理每一例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指南不断更新的发展历史也是高血压管理不断规范化的过程。
　　今天，我们已不仅具备管理高血压的理论基础，也拥有管理高血压的策略理念、实践经验及各种技术技能。但规范化决不意味着简单化，仍须坚持实践、发展和创新，这样才能把高血压管理好，把心血管疾病始终控制在“未病”阶段，从而真正有效地保护患者的心血管健康。
　　美国指南
　　美国是最早制定高血压指南的国家。早在1977年，美国高血压领域的专家学者即发布了世界上首部完整描述高血压预防（Prevention）、发现（Detection）、评估（Evaluation）与治疗（Treatment）的指南。指南的制定者来自与高血压防治有关的许多学科，因此称为“全国联合委员会”（Joint National Committee，JNC）。
　　截至2013年，JNC共制定了7部指南。这些指南非常完整地反映了高血压学科发展的光辉历程。在整个过程中，这些不断更新的指南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
　　1. 20世纪80、90年代，无严重症状的舒张期与收缩期高血压降压治疗的理论基础先后建立；
　　2. 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从早期的160/90 mmHg，变成了后来的140/90 mmHg，并一直沿用至今。
　　3. 从不根据危险因素进行危险分层到进行分层，再回到不进行分层的反复；
　　4. 从主要以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为一线降压药物，进行阶梯或序贯降压治疗，到利尿剂、β受体阻滞剂、ACEI、钙拮抗剂（CCB）、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五大类药物均可进行一线降压治疗，再回到噻嗪类利尿剂作为无强适应证高血压患者唯一一线降压药物等。
　　蓬勃发展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不断产生新的临床证据，是推动上述变化的主要力量。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欧洲和我国相继发表了老年单纯收缩期降压治疗临床试验的结果，提示60岁以上老年人收缩压＞160 mmHg而舒张压＜90 mmHg 时，降压治疗可显著降低其卒中等各种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率，从而建立了在这些患者中进行降压治疗的理论基础，并写入了高血压指南。
　　英国指南
　　英国也是较早制定高血压指南的国家之一。1989年，英国高血压学会制定了其第一部高血压指南，并先后在 与2004 年进行了三次更新。2004 年，英国zhengfu机构国家卫生与临床质量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 NICE），开始制定高血压指南，并于2006 年、2011 年进行了两次更新。
　　由于zhengfu机构介入，英国高血压指南因此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①更加注重实效性与时效性，各种临床建议更加清晰、明确，更具强制性；②指南更考虑投入/产出或价值/效益关系。由于高血压已成为大众健康问题，第二点特征已成为决定高血压防治方案是否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中国指南
　　我国在1999年发布了由中国高血压联盟领导制定的第一部高血压防治指南，并分别在2005 与2011 年进行了两次更新。前两部指南主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指南，也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2011 年指南的制定过程历时近两年，经过数十次专家讨论，数易其稿。虽然指南仍称为《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0》，实际上直到2011 年7 月才公开发表。与前两部指南相比，新指南中我国自己的数据与证据更多、更充分。虽然在可操作性方面仍有许多方面值得改进，但2011 年指南更加注重高血压的规范化管理。
　　国际或区域指南
　　除国家指南外，国际高血压学会与世界卫生组织曾在年制定过两部高血压指南；欧洲高血压学会从2003年开始制定指南，在2007 年进行过一次更新，并将在2013 年6 月再次更新。
　　这些国际或区域指南，因需要照顾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在疾病管理方面的差异，因而更加注重更新高血压管理理念、知识、技能，临床建议则较宽松，往往缺乏约束性。因此，更具文献价值。
　　指南的现状 标准化管理方法
　　高血压指南发展到今天，在其广度与深度两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美国等主要国家、国际与区域高血压指南之外，许多其他国家与地区也都制定了自己的高血压指南。尽管这些指南可能更多借鉴了欧美重要指南的有关内容，但这些指南仍对推动当地高血压防治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一般高血压管理指南外，许多与高血压防治密切相关的指南也相继出台，如家庭血压监测指南、动态血压监测指南等。30年间，高血压预防策略、诊断评估方法及药物与非药物治疗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更加丰富，技术也更加先进。这些指南在坚持规范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标准化。
　　高血压管理标准
　　高血压的标准化管理体现在对其诊治的几个关键环节，简单地说，就是知晓率、治疗率与控制率的“三率”管理。尽管各国指南在许多方面都可能有差别，但标准化的“三率”管理是相似的，这是现有指南的共同特征。“三率”问题经常被简单化，而很少被细致分析。例如，如果对比我国在1991年与2002年分别进行的两次全国高血压调查数据，经常会得出“ 三率”在10余年间无明显变化的消极信息。实际上，如果正确解读这些数据，结论则很不一样（表）。
　　根据2002年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140/90 mmHg）患病率为18.8%，知晓率为30.2%，治疗率为24.7%，控制率为6.1%。如果简单地把这些“率”与1991年第三次全国高血压普查相比，那么结论可能是高血压患病率显著升高（+6.9%），而管理“三率”则没有明显变化。但如果在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的患者中，看一下治疗率，则高达81.8%，高血压患者治疗率明显升高（+36.3%)；而在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中，再看高血压控制率，则为24.4%，接受治疗的高血压患者的控制率实则没有变化（+1.9%）。
　　因此，正确的结论是，高血压患病率高、知晓率低、治疗率明显提高，但控制率仍极低。
　　指南努力方向
　　大力推动家庭与社区血压监测，建议每一例未诊断高血压的患者定期在家中或社区测量血压，以有效提高高血压的及时知晓率。高血压患者当然更应进行家庭或社区血压监测，以提高他们管理高血压的积极性、主动性与依从性，从而提高高血压的控制率与管理质量；
　　优先使用在我国高血压患者中降压作用更强且非常安全的CCB类药物，以提高初诊患者降压治疗的达标率；
　　使用单片复方降压药物，起始、早期、更多进行联合降压治疗，以提高及时达标的比例；
　　减少钠盐摄入量，特别是通过商品成分标识等措施，减少成品与半成品食物中钠盐的摄入量，既可直接发挥其降压作用，也可增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的降压作用，从而提高降压治疗的达标率。
　　高血压标准化管理的数字化不仅体现在“三率”的数字上，也体现在高血压诊断标准与治疗目标。高血压诊断标准的数字化不是数字游戏（140/90 mmHg是高血压，而139/89 mmHg就是正常人）。高血压诊断标准的数字化管理需要更加客观的诊断评估手段，如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既可更准确评估患者日常活动状态下的血压水平或风险，又可评估夜间血压的下降情况，及血压变异情况。这些数字可更加准确地评估患者的心血管疾病状态。
　　对高血压患者目标血压的数字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尽管140/90 mmHg或130/80 mmHg不一定是每例高血压患者最佳的血压水平，却可以保证降压治疗的安全，以最大限度地获取降压治疗的群体益处。
　　指南的未来 社会化管理方向
　　高血压指南已经而且正在高血压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老龄化，高血压患者人数必将进一步上升。因此，必须探索可持续的高血压管理策略，并在策略层面上探寻可进一步提升的指南。高血压显然已远非一个简单的疾病管理问题，而是已成为严重的大众健康问题。因此，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进行社会化管理，才有可能有效保护高血压患者的心血管健康。
　　高血压社会化管理的核心——控制血压
　　应强化患者自身的作用，在发现高血压前要定期测量血压，以及时发现新近升高的血压，诊断高血压。
　　高血压一经确诊，患者应积极服用降压药物，坚持进行家庭血压监测；
　　应大幅度简化特别安全、特别有效降压药物的获取方式，大幅度减少患者为获取降压药物而到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各种医疗机构就诊的次数。这样不仅减少了医生的无效工作量，更重要的是确保患者总是有足够的降压药物；
　　积极采用各种新的血压监测技术，如互联网与无线通讯技术、计算技术等，全面、快速监测患者血压，既可进行长期血压风险评估，又可发现可能有引发事件风险的血压突然升高或未控制的血压。
　　指南制定，须从临床实践出发
　　在血压不能有效控制或血压虽然控制但靶器官损害仍在进展的情况下，患者应定期到医疗机构进行血管、靶器官结构与功能评估，并根据这些评估结果，选择最有效的降压治疗方案。同时应对其他危险因素进行管理，治疗各种临床与亚临床疾病。如果高血压能够及时被诊断和有效管理，可使此类高血压患者的人数明显下降。
　　尽可能在各级医疗机构建立血管与靶器官评估中心，积极管理这些患者，让他们保持或恢复心血管健康。在血管与靶器官评估过程中，部分患者可能有需要特殊治疗疾病的临床表现，可对其进一步行现有继发性高血压的筛查，或发现导致血压不能有效控制或血压虽然可以控制但靶器官损害仍在继续的原因，或进行疗效虽不确定但可能对部分患者有效的介入治疗。
　　如果按我国有2亿高血压患者计算，知晓率达到目前上海市80%的水平，那么全国将有1.6 亿等待管理的高血压患者，即便他们每人每年只看1次门诊，也将有1.6亿门诊量。如果一个医生每年辛勤工作260 天，每天超负荷工作（处理100例患者），也至少需要6150名医生，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上述情况需要未来高血压指南的制定者多思量。
　　■ 小结
　　制定高血压指南的历史已超过30年。目前不仅指南的数量众多，在指南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其制定的难度也在增加。美国人目前在制定新指南中的困境，很可能是指南提升与转型的契机。在不久的将来，其他国际、区域或国家的指南制定者也可能会面对相似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创新、转化的原则，不断推出新的理念、技术或产品，大力推动高血压防治事业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高血压学科的进步与发展。
　　高血压本身是血液与血流动力学问题，因此，高血压应继续作为心血管学科的一部分，在推动心血管学科发展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新的技术，推动自身发展。但在高血压这一临床表现的背后是多个系统疾病，包括心血管、肾脏、内分泌及呼吸系统，有时需要介入治疗，有时也需要手术治疗。因此，高血压又是跨学科的，但它不是交叉学科，也不是边缘学科，它始终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主战场。
　　因此，不论高血压学科的发展，还是高血压指南的未来，都必须充分考虑高血压疾病自身的特点，从而制定与时俱进又行之有效的指南，以控制高血压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巨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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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些年，那些事儿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在过去几十年，我国领域在前行中留下了哪些印记？世界高血压联盟主席刘力生教授以医生、学者的各种角色亲历了那些年，见证了这段历史轨迹。回首，是为了向历史汲取力量，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让我们一起倾听——　　风雨兼程，我们走过这样几个时期　　正如许多学科一样，高血压在我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从起步到逐渐发展壮大的过程。提到我国高血压领域的进展，刘教授告诉我们，这一路走来，我们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初始阶段在学术上很活跃，高血压被提到一个非常受重视的地位。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老一辈医学工作者就预见，随着国家安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高血压这一疾病在我国必然会大幅度增多。我国学者开始了解高血压发病状况、重视这一疾病也正是始于1959年在西安召开的首届全国心血管疾病学术会议。当时会上公布了在多个省市自发开展的血压普查结果，在尚无统一诊断标准情况下统计的高血压患病率约为5.5%。此后，高血压领域变得活跃起来，国内期刊发表了各类文章。吴英恺教授曾多次提出高血压诊断标准的问题，最终在1964年的兰州心血管病学术会议上提出了统一的高血压诊断标准。邝安教授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建立了高血压动物模型。　　刘教授介绍，这一时期的高血压界有三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是重视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当时高血压界流行“巴甫洛夫学说”，关注高级神经活动对血压的影响，即认为高血压是一种心身疾病，提倡动员患者主动参与血压的管理和控制，也建立了一些高级神经活动的动物模型。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还是很先进的。因此，1960年高血压研究者开始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合作，提出了“综合快速”治疗高血压的观点，所谓“综合”即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及心理治疗，“快速”则来自于“越是慢病越要快速控制”的理念。第二个特点是，提倡基础与临床研究结合。在众多专家的关注下，中国医学科学院组建了高血压协作组，包括基础医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以及心血管病研究所。这个高血压协作组组成的科研小分队，从1969年起开始深入首都钢铁公司（首钢）开展血压普查及随访，并以车间保健站为防治点开展了高血压防治工作。这一时期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药物研究开展活跃，尤其是中药。我国学者一直在探索是否有具有降压疗效的中药，北京、武汉、上海等各地纷纷开展了相关工作。但可惜至今仍未找到一种可以降压的中药，而只是限于改善症状。　　说到这儿，刘教授还讲述了一件老一辈高血压研究者探寻中西医结合控制高血压方案的典型案例。在首钢期间，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雷海鹏教授发现，许多筛选出的高血压患者都有“颈部发硬”症状，这与中医对“太阳病”的描述非常相似，因此将主治这一病症的葛根黄芩黄连汤中重要成分葛根用在了这些患者中，果然具有一定效果。随后雷教授与药物研究所人员一同提取有效成分，最终制成一种可改善高血压头颈痛的制剂，并在刘教授建议下命名。对中药的研究陆续取得一些成果，但令刘教授念念不忘的是，探索中药预防脑卒中的研究一直未能深入开展，只是在动物实验中取得一定结果，刘教授称这是一件没有完成的事，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个结果，并遗憾地说，“如果能够预防脑卒中该有多好呀”。　　探索阶段观念转变，流行病学研究陆续开展，我们有了自己的流行病学团队和数据。　　谈起我国高血压如何进入探索阶段，刘教授介绍，1974年她与吴英恺教授第一次去日内瓦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的心血管病急救论坛，在参观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和心血管病登记工作后，吴教授向我国高血压防治专家传达了此次会议的精神。我国高血压研究者对流行病学的重视即始于此次会议。WHO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中来，受其影响我国陆续开展了一些流行病学研究。　　1975年，在首钢医院率先开展了对卒中和心肌梗死的回顾性登记，并开始了心血管病发病与死亡登记工作。此后，该登记工作被逐渐推广开来。首钢高血压管理的5～10年随访结果也在1982年WHO组织的会议上获得了好评。基于对首钢社区队列人群的随访，研究者随后开展了对多项课题的研究。　　从陆续参加的WHO一些活动中，我国学者获得了国际最新讯息，了解到国外同行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开始从“关起门来搞研究”走出国门去学习国外经验。这一时期，我国开展了许多高血压相关的注册研究，不再仅停留在对高血压患病率的调查，而是开始探讨高血压与一些并发症发生的关系，关注高血压导致的后果，包括关于脑卒中、心肌梗死的回顾性研究。　　在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后，美国也派出了包括血管外科、心内科、流行病学专家的专家组来到我国，开展“中美合作”，这一合作就是二十年。我国许多流行病学研究专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中美合作”主要在北京和广州开展了一些工作，但在陶寿淇教授、蔡如教授等专家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流行病学研究扩大到了舟山群岛、陕西汉中、山西盂县等十个流行病学调查基地。　　谈起来这一时期流行病学研究的开展，刘教授自豪地说，正是这些研究让我们现在在国际会议上“有话可说”。在顺便提及目前流行病学研究现状时，刘教授则表示“很遗憾”，由于资金缺乏、重临床轻流调等原因，目前我国流行病学研究开展情况并不佳。　　发展阶段我们开始进行临床研究，开展国际合作的同时也希望能多做些自己的工作。　　除了普查普治的流行病学研究，我国专家认为在此基础上需要开展一些循证的随机对照研究。刘教授告诉记者，我国第一次在高血压领域尝试进行随机对照研究是在1984年世界高血压联盟成立后，我国高血压协作组打算对轻型高血压的自然转归开展研究。但是，由于缺乏此类研究经验，征询国外专家后他们认为，轻型高血压因伦理问题不能观察自然病程，故建议我国参加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的研究，即Syst-China研究。在这次研究的合作中，我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处于“平等”的地位，从研究一开始即共同设计、共同制定研究计划到后来分别实施。这也成为我国“七五”计划的一个科研项目，是我国高血压领域的第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该研究有31个医学院校参与，最终纳入了2000余例患者。这一研究也成为了中国高血压联盟成立的基础，因为只有具备在全国防控高血压能力的国家才能作为会员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　　谈到世界高血压联盟，刘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其成立的初衷，缘由是欧洲学者认为对高血压这种疾病应当在疾病早期即予以干预。我国在1989年加入世界高血压联盟，同年成立了中国高血压联盟。而此前很长时期，高血压患者只有在病情很严重时才会到医院就诊，我国收治的高血压患者多为占比很小的恶性或继发性高血压。虽然研究者很希望开展原发性高血压相关工作，但却苦于患者来源。　　就这样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高血压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开始拥有自己的循证医学证据。刘教授认为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上述的Syst-China研究，这也是在国际知名的、与欧美并列的三大老年收缩期高血压研究之一。随后我国又开展了“卒中后抗高血压治疗”等研究。这些陆续开展的临床研究增加了中国高血压联盟的凝聚力。　　这一时期，除独立开展了的临床研究外，我国也逐渐与多个国际组织或学会进行合作，包括与澳大利亚、欧洲高血压学会等。但刘教授强调，我们还是希望能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刘教授自豪地告诉记者，作为非zhengfu组织（NGO），世界高血压联盟今年在世界卫生日的会议上终于有了发言权，这源于高血压这一疾病日趋受到全社会和zhengfu部门的重视。　　忆往昔，这些事情不得不提　　在回顾我国高血压走过的历程时，“不得不提”这个词在刘教授的谈话中频频出现。可见，在刘教授心目中，有太多的历史事件是不能忘记的。　　首钢模式，探讨高血压防治的典型案例。　　高血压协作组组建的科研小分队从1969年起开始深入首钢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利用工作间隙对工人进行血压普查。刘教授脱口而出几个数字，普查人数10450名，患病率高达10.08%，足见首钢“之行”在刘教授心中扎根之深。　　在首钢的工作一直具有延续性。老一辈工作者对筛查的高血压患者以车间保健站为防治点开展了高血压防治工作，同时，还与首钢医院建立起了以高血压为重点的心血管病防治基地。基于对首钢社区队列人群的随访，研究者开展了多学科协作以及对多项课题的研究，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同时还开展了社区防治、健康教育、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试验和科研课题等多项工作，为我国的高血压防治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首钢的工作还具有相当的影响力。1982年首钢高血压管理的5～10年随访结果在WHO会议上公布后，WHO曾派专人来考查“首钢模式”，认为首钢这种终生管理和随访的模式（from cradle to grave，即从生到死）为流行病研究和高血压管理提供了最佳基地。WHO专家认为，对首钢队列人群进行随访将对中国的高血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时已将在首钢社区开展的注册登记称为一种模式，1994年，WHO向全球介绍了中国高血压防治的典型经验——“首钢模式”。当时虽然没有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开展社区防治这种说法，但在首钢的工作已经成为一种探讨高血压防治的典型范例。　　刘教授介绍，现在回顾起来，虽然首钢这种大批三甲医院医生到基层开展工作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可持续模式，因为这些医生一旦撤走基地也就消失了，但在当时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也确实起到了“带头作用”，带动了“汉中社区”等一系列高血压防治社区的建设和基于这些社区开展的科研工作。　　小复方制剂，引发全国学习热潮。　　在回顾高血压药物治疗时，刘教授激动地向记者介绍起我国复方制剂的诞生，当时被称为“小复方”。 “小复方”是20世纪60年代由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研制的，是我国特有的高血压治疗制剂。刘教授告诉记者，“小复方”这个理念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具体是将几种药物成分融合在一片制剂里，并相应减小药物剂量，其特点就是降压作用温和、副作用少、方便服用。主要成分包括利血平、利尿剂和血管扩张剂，受当时高级神经活动理论的影响，小复方制剂里还有镇静剂（后来该成分由于影响日常精神状态被去除）。“小复方”当时在全国覆盖率很广，来自各地的医生纷纷到上海去学习“小复方”。　　非药物治疗，也是为了服务患者。盐的问题，我国很早就开始探讨了。　　刘教授在介绍生活方式干预时告诉记者，对食盐问题的探讨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大概在80年代，何观清教授等开展的彝族人群调查研究发现，在海拔高的缺盐地区高血压患病率很低。此后，关于盐与高血压的研究越来越多，包括肥胖、吸烟等也都被纳入研究范畴，我国也参与了一些国际上开展的血压与营养关系的研究。　　在高血压非药物治疗中，新技术也是一个探索方向，任何治疗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患者。因此，刘教授指出，在新技术出现的初期是不应当完全排斥的。从1948年第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物神经节阻滞剂诞生起，高血压治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着眼于对交感神经系统的干预。与当前兴起的去肾交感神经术（RDN）机制类似的是，早期吴英恺教授即在13例其他方法无效的恶性高血压患者中开展了交感神经节切除术，但由于术后并发症较多而被弃用。但刘教授认为，对于高血压，外科治疗还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例如针对肾动脉狭窄、萎缩肾等导致的继发性高血压。　　日新月异，不变的是信念和坚持　　忆往昔，从起步到成熟，我国高血压界经历了太多发展变化。正是老一辈医学工作者始终将高血压当做一项事业来经营的信念，激励如今的“高血压人”继续前行。　　开展高血压研究，我们有很多先进理念。　　在回顾我国高血压领域变迁时，刘教授告诉记者，当时许多理念是非常先进的。在组建高血压协作组时，能够想到将基础与临床研究相结合，就是一种很先进的理念。　　在起步的初级阶段，关于“高级神经活动影响血压”的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很先进的，强调了“人”的作用，要对高血压患者进行包括控制血压重要性、药物应用等方面的教育。该理念甚至早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有专家提出，患者“自我治疗（self-care）”的最成熟经验就是在高血压领域，高血压作为一种慢其长期控制是需要患者配合的。　　高血压研究者迎来了机会，许多事情可以做。　　随着全球研究者认识到，心血管疾病（CVD）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NCD）中最重要的一类，而CVD中高血压又堪称“罪魁祸首”，高血压在全球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由今年世界卫生日将控制高血压作为主题即可看出。刘教授说，高血压研究者迎来了机会。　　刘教授提到，国外许多学者致力于高血压研究的精神非常值得学习。在提及自己时，刘教授却告诉记者，“觉得这一辈子也没做什么事儿”。在刘教授的谈话中，她总是时不时提起，“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应加强一级预防体系中的慢病管理，对医生进行一级预防培训，具体到高血压则要将防治战线整个前移。对临床医生来说，是需要有一级预防意识的。　　从事高血压工作，我就这样掉进来了。　　记者感兴趣的是，刘教授是怎样走上高血压这条路的。本期待有个传奇式故事，出乎意料，刘教授告诉记者，最初她只是一名内科医生，尽管老一辈专家提出高血压应当作为一门重要学科专门研究，但刘教授并没有觉得要专门研究高血压，即使在最初从事高血压工作时念念不忘的还是想做心脏科医生。但是，后来加入首钢科研小分队深入社区进行血压普查后，刘教授告诉记者，“我就这样掉进去了”，“再也退不出来了”，直至后来与WHO各种合作，“就越陷越深了”。　　高血压是一项值得为之付出的事业。　　在采访的最后，刘教授提到，虽然时下医疗环境比前些年艰难，但还是有许多有志医生专注于高血压工作，这也令刘教授深感欣慰。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慢性病负担加重的现状，刘教授希望年轻一代要对高血压领域未来充满信心。同时，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发挥我们的科研优势也是值得思考的。　　高血压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和zhengfu部门的重视，在改善全民健康中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讲到这儿，刘教授的语调变得高昂起来，她充满深情地说，高血压这样一项重要的事业，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吗！
学习了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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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防控的主要挑战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高血压防控方面的最大挑战是提高控制率。我国人群高血压控制率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治疗率低。
　　2002年全国抽样调查中检出的高血压患者中75%从未服用降压药物，19%服药但未能控制达标，只有6%服药且控制达标。”
“降压是硬道理”“达标是硬指标”
“降压是硬道理”“达标是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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