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大国背后是精神病大国：1亿多精神病的背后_扬子江评论_天涯博客
通往朝鲜之路由一个个沉默的人铺就。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就遍地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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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大国背后是精神病大国：1亿多精神病的背后　　王大麻子
　　（http://lishiba1.
和http://lishiba09./）　　　　五千年来，除最近六十多年之外，中国人一直都处在专制强权之下，都在忍其他民族所不能忍，非常驯服地接受专制强权的统治。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奉行两条人生准则：“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活命哲学，“出头的椽子先烂”的人生智慧哲学。因此，面对媒体上接二连三的自杀传闻，大多数中国人都极难理解：“既然死都不怕，难道还怕活着”，从而肯定自杀者都有精神问题，甚至警方和有关方面也证明一些杀人罪犯是精神病患者（武疯子）。　　在最近的自杀舆论中，有专家引用国际有关组织，国内有关部门的资料，表明无论是从自杀的绝对数量，还是从自杀率来讲，我们都称得上是自杀大国，自然率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按照普通人的自杀者都有精神病的推理逻辑，中国很可能也是精神病大国。似乎是为了证明王大麻子的猜测，今天就看到环球时报－－环球网来自权威部门的新闻“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天啦，天！13亿人口精神病人就有1亿多，十来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每80个人中就有一个重症精神病患者！　　　　＝＝＝＝＝＝＝＝＝＝＝＝＝＝＝　　核心提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但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不足5成，就诊率更低。另有研究数据显示，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研究显示中国精神病患超1亿 重症人数逾1600万》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北京)　　＝＝＝＝＝＝＝＝＝＝＝＝＝＝＝　　　　王大麻子根据新闻和生活经历发现，一亿多精神病患者大多来自底层，最起码重症精神病患者是底层百姓。那些有不愿意活着的精神病的自杀打工仔是穷人，屠幼的武疯子是下岗穷人，那些据说90%以上有精神病的上方者也是穷人。鲁迅笔下有很多精神患者，也是穷人和被压迫者。最著名的是其成名作中的狂人日记中的，患有被迫害恐惧症的“狂人”。祥林嫂，也是一个典型的被皇权和男权压迫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其已然具有重症表现。孔乙已则是另一个底层的有精神病患者的知识分子形象，好在有人及时地打断了他的腿，否则很可能最后成为屠幼的罪犯。　　　　和许多天才的艺术家和革命领袖一样，主张不宽容、连落水狗都要痛打的革命到底的鲁迅，也是精神病患者。鲁迅的病，明明中医和西医都能治疗，但是这个学西医不及格转而搞文学救国的家伙，竟然不相信中医，而当时的中国的西医水平还不行。虽然有人出钱送鲁迅出国去治疗，但鲁迅却细想自己是一个寸步不能离开国土的拯救中华文明的战士。究其实，鲁迅就是患了借病消极自杀的精神病。历史上，如朱洪武、张献忠、洪秀全一类杀人如麻、以杀人作为娱乐消遣的起义领袖，都是严重精神病患者，朱洪武的后代大多也是精神病患者。这类精神病患者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却祸国不浅。　　　　我们之所以成为精神病大国，最重要的国人精神不健全和思想观念有问题。精神上主要是保守、不宽容（包括仇富仇洋）和走极端（包括说大话），没有独立意志容易被邪恶所控制。大清末年，优良传统文化精华所孕育出来的义和团，竟然相信可以通过鬼画符一类的东西和喊几句不知所云的口号，就可做到刀枪不入，被凝禧妖后所控制用肉体去抵御洋人的热兵器。文革中，宋要武一类有知识的红卫兵也竟然在发扬鲁迅不宽容和痛打落水狗口号下，对将一些学校校长、教师进行残酷打击和折磨至死，他们竟然相信某人会万岁不死，一旦得到最高最新指示即使半夜也要起来疯狂一番。　　　　他们不仅把别人打死，而且自己也想死。麻哥记得当时有一首红卫兵的歌曲，其中有一句是：“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文革后，国内流传一本外国人写的书，好像叫“病夫治国”。文革全国上下都疯狂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病患者起码有二个亿吧，一个精神病夫控制几亿精神病夫。王大麻子当年饿着肚子修地球，还整天幻想去要去解放已经武装到牙齿、福利保障已经从摇篮到坟墓的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受苦受难的人民。非常感谢老邓等人搞的第二次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和制度改革、对外开放治了包括王大麻子在内的一大批幻想型精神病患者。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的精神病患者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我们仍然是精神病大国，精神病患者还有一亿多。而且，近年来感觉上明显上升趋势。贫富差距扩大，血汗工厂，扩大收入差距的工资改革，为了土地利益的强拆，成了精神病患的主要原因。对此，有人又开始像文革那样运动群众，大唱那个时代的红歌、大背那个时代的一些语录，好像精神上红起来了就可解决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就可解决腐败问题，就可使民众面对各种人为、非人为的灾难而情绪稳定。　　　　我们在经济上崛起了，我们国家肥胖人群也多了起来（这使我们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因为富裕生活而造成的值得自豪的三高一类疾病也多了起来。但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摘掉精神病夫、精神病大国的帽子？＝＝＝＝＝＝＝＝＝＝＝＝＝＝＝＝＝＝＝＝　　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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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心理咨询师鉴定考试三级参考答案(二零一六年.11-二零一六年.11)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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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国家心理咨询师鉴定考试三级参考答案
一、理论部分
1、单选 26 27 28 29 30 B A A A C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 B A C A C C A B B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D C A A A D A B A B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A B A A A A A D B B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B B C A A A C B B C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A D B B A A B A C A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B D D C C A D C C B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D C D D D D A C B B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C B B B C D A A A C
110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C C A B B B B C C C
121 122 123 124 125 D B B B B 2、多选 126 127 128 129 130 AD ABC AB AC ABD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ACD CD ABCD ABCD ABD AC ABCD ABC ABCD BCD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CD ACD AD CD ABC ABC ABD ABCD ABCD ABD
二、技能部分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C D D B A CD ABCD ABCD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D D B DC C A C B AD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D C AD AD ACD AD C ABCD A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BD C ABD D CD B ABCD D ABCD C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C D D AB A ABD C AC AB ABD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D A BC B BCD AC A ACD B B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ABCD B ABCD D A D AC B AC AD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ABD ABD ABC B B BCD BC C ABD D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A A A ABCD C ABCD C A D AB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B C B A BD A B D D AB
三、案例问答题
（1～4题，共4小题，满分为100分）
1、对该案例的初步印象是什么？请说明理由。（30分）初步印象：严重心理问题（10分）理由（20分）：（1）引起“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是较为强烈的、对个体威胁较大的现实刺激。丈夫的外遇使求助者有着痛苦情绪体验如悔恨、恼怒、情绪低落等；（5分）（2）从产生痛苦情绪开始，痛苦情绪持续时间在两个月以上，半年以下；（5分）（3）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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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称三分之二&被精神病&案例系父母家人强行送治日 17:15来源：北京晚报分享到： 1人参与1条评论被精神病的72小时某机构统计称 三分之二案例系被父母家人强行送治近年来，“被精神病”一词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同时，不少使用过精神类药物、甚至曾经入院治疗的人通过各种方式给自己贴上“被精神病”的标签，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并非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就在前不久，河南省郑州市卫生局被曝从2012年10月开始，2％的精神病人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再次引发了对“被精神病”受害者群体的关注。工程师陈丹（化名）是其中之一，幸运的是，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后，她没有被使用任何精神类药物，经过近72小时后无恙出院。连她自己都没有想到，送她进精神病院的竟然是父母，理由仅仅是反对她的恋爱关系。父母雇人强送女儿入院陈丹30岁，在北京独自打拼10年，现在是一名工程师。她的故事，要从日傍晚讲起。当天傍晚6点左右，陈丹和男友出门，打算去买东西，在一楼大厅，陈丹看到自己的父母正从出租车里走出。由于自己的恋爱关系长久以来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此次父母的到访也并未通知陈丹，她决定回到家中，假装自己不在家，来避免与父母相见后再度发生争吵。陈丹和男友进屋后不久，敲门声响起，持续了十几分钟。随后是十几分钟的安静。“当时觉得我父母以为我没在家，所以走了，刚松一口气，可是门口响起了那种撬锁的声音。”惊恐之余，陈丹和男友拨打了110电话报警。门锁被快速撬开后，陈丹惊讶地发现，跟她父母一起前来的还有另外四个从未谋面的陌生男子，“穿便装，没出示任何身份证件，身高可能都在1.8米左右，五大三粗的。我警告他们已经报警，但没用，还是闯了进来。”闯进门的四人分别按住陈丹的手脚，想把她抬走，陈丹父亲称其中一个是北京某精神病院的主任，要带她去医院做检查。起初，陈丹奋力挣扎，但看到自己和男友势单力薄，于是决定假装配合，想拖延到民警出警。“这时，我手机响了，是派出所跟我确认地址，我还简单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请求警察尽快赶来。”听闻已经报警，四名男子再次强行抓住陈丹的手脚，把她抬出了住所门口，架着胳膊带下楼，塞进了在楼下等着的出租车里。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陈丹说，“第一次感谢晚上7点北京的路况，让我有充足的时间用手机短信与朋友们联系。”在出租车后座，陈丹坐在两名陌生男子中间，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趁两人不注意，悄悄发短信向朋友求救。“都告诉我要冷静，我朋友都觉得，我爸妈不会真的让我去住精神病院。”陈丹自己也没想到，那之后，她真的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近72小时。重症间靠笑话撑到出院到达医院后，一名男子监视着陈丹和男友，另一名被陈丹父亲指称为医生、却从未出示任何证件的男子联系住院事宜。没有医生接诊，没有进行精神状态方面的检查，没有诊断，陈丹被护士握着胳膊带进了病区。陈丹听到身后厚重的铁门关上的声音。“我跟外面的世界隔离了。”在走廊里，护士边走边向陈丹介绍餐厅、厕所的位置，叮嘱她去任何地方都要告诉护士、需要有护士陪同，“这叫健康宣讲。”病房跟普通医院的病房一样，“只不过窗口都焊着铁栅栏。”陈丹被送进了重症间。10张病床分两排摆放，洗漱用品是病房里仅有的私人物品，“其余9张床上都躺着患者，有些人的手臂被捆绑在床栏杆上。”陈丹被护士要求脱光检查，随后换上了病号服，等着自己的洗漱用品被送进来。无奈中，陈丹想起了很久前听过的笑话。甲、乙、丙三个正常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为了证明自己是正常人，甲决定讲真理，重复了14次“地球是圆的”，被护士打了针；乙说自己是社会学家，历数各国首脑的名字，也被护士打了针；丙什么都不说，照常吃饭睡觉，医护人员给他刮脸后会道谢，在第28天出院。“像第三个人那样，这是唯一指望得上的自救方法。”陈丹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会遇上同样的情况，“觉得凄凉，自己的生活真荒唐。”第二天一早，陈丹努力多吃了几口难以下咽的早饭，目的是让护士满意。随后她发现，自己没有被安排吃药，“最担心‘被治傻’的事。”之后，护士交接班、查床时，陈丹几乎都要向护士重复回答、讲述自己为什么被送进精神病院，“可能因为我是那61个病人里唯一不吃药的，她们也好奇吧。”6月8日，入院近72小时后，经过医院三级专家会诊复核，陈丹被确定无需住院，获准出院。只是“因为她不再听话”被强制送进病房当晚，半夜一点半，同病房一名老年病患突然尖叫，重复四五次后，值班护士也不再起身查看，陈丹在尖叫声中睡去。再被同样的尖叫声惊醒时，陈丹睁眼便被吓了一跳，“跟我病床紧贴在一起的那个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坐了起来，坐在黑暗里。”之后，陈丹再没睡着，当时是两点半。直到天亮，陈丹看着隔壁床的病患在床上来回翻身折腾，听着另一个病患反复说，“别捆我了，胳膊疼啊，放开我吧”，看到远处一个病患也默默地坐起来，“在这些当中，穿插着各个床呼叫大小便的请求。”四点半，走廊上开始有病患走动的身影。五点半，护士叫全体病患起床。之所以自己会经历这一切，在陈丹看来，是因为她不再“听话”。从陈丹有记忆以来，她的父母就在试图以各种方式干涉、控制她的生活。“比如，我身边所有的同学，他们都能挑出不好的地方，有学习不好的、有坏习惯的、有是工人家庭的，除了学习成绩排前三名的同学他们鼓励我去交朋友，其他的同学在他们眼中都是坏孩子，不让我跟他们来往。同学往家里打电话找我，他们会用分机偷听，甚至不让我出门，如果我出去玩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我爸会打遍所有我同学家里的电话。”陈丹觉得自己从小受了不少委屈，“他们不但不尊重我、干涉我，还以同样的方式干涉、指摘亲戚们的生活。”长大后，陈丹想要脱离父母干涉的想法渐渐强烈，于是在大学毕业后到北京独自生活，“我很怕他们干涉到我的生活，但工作前我爸说，要是找不到我，就到各大报纸登寻人启事，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在哪儿、在什么地方工作，希望能互相妥协、和平相处。”最终，因为男友不符合她父母的预设标准，陈丹被送到精神病院。民间公益组织衡平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该机构从2010年中下旬至今收集到的百余件“被精神病”案例，有三分之二系被父母、家人强行送治。“如果能够开展、增强社区护工方面的工作，当家长和子女之间、家人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或矛盾时，能够有比较专业、懂得相关知识和技巧的工作人员进行调解，很有可能降低被家人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或用药的人数。”可怕的“有心理缺陷的父母”被自己的父母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以及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两天三夜，使陈丹遭受了巨大冲击，只好借助心理咨询进行调节。没有被强制使用精神类药物的陈丹，无疑是幸运的。很多有类似经历的人，没能逃过被强制使用精神类药物，例如小晨。小晨是北京某高校大一学生，出生在山东农村。2013年6月，高考前夕，小晨的父母找来一名神婆，在家里给她注射了精神类药物。现在，小晨已经停止用药近三个月，却依然受药物副作用的影响，“发胖，经常坐立不安，照镜子时眼神都是散的。”无论是陈丹，还是小晨，强行把她们当做精神病对待的，都是她们的父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表示，在他所接触到的案例中，被自己的父母强行送到精神病院的受害者不是少数，原因几乎都是“孩子没有以前听话”。陈丹曾经带她的父母去见心理咨询师，“只见过一次，他们说自己年岁大了，不可能有什么改变，实际情况是他们不觉得自己的想法、认识有什么不对。”陈丹用“干涉”来描述她的父母。小晨则用“控制”、“不把我当人、当物品”来描述她的父母。心理咨询师王其峰表示，在这类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控制欲过强，不懂得尊重子女对生活、工作等各方面的选择。子女在小时候往往不懂得如何表达对父母过度干涉、控制的不满，随着渐渐长大开始表达不满、反抗，“有些父母自身可能存在某些心理缺陷，在面对子女的不满和反抗时，会产生‘孩子不听话’的感觉，甚至会采取极端行为。一旦被使用了精神类药物，人遭受的影响可以说是破坏性的。”而父母对子女的干涉，在中国的家庭中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目前，陈丹已经提出起诉，“起诉父母、打官司是被逼无奈，他们对我的损害太大。法律是我保护自己的最后办法，也希望我的经历能帮助到其他人。”
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收治混乱在黄雪涛的研究中，我国精神病收治的混乱局面分为两个方面，“该收治的不收治”与“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4] “该收治的不收治”，主要问题在于家庭监护责任过重，社会救助严重不足、财政投入严重不足。[4] 凸显法律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即所谓的“被精神病”，这也是报告的重点。[4] 按照报告的研究，“被精神病”陷入了一个十足的怪圈：不该收治的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出院时却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原则，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一旦被收治，无论当事人怎样抗议，都没有第三方机构来处理异议。[4] 出院后，司法救济失灵。试图通过诉讼来维护个人权利的当事人面临着重重困境，要么被否认诉讼行为能力，诉权被彻底剥夺；要么误入“医疗纠纷”陷阱，在“有没有病”这个问题上进行拉锯战，忽视了收治程序上的不规范。即使经过多年抗争，最终胜诉的当事人往往只得到两三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4] 这是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面临的一个万劫不复的“制度性怪圈”，朱金红就是一个典型注脚。[4] 据媒体报道，日，朱金红是被自己的母亲唐美兰带人将其绑到江苏省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接受住院治疗的。[4] 然而，除了个人讲述，唐美兰几乎没有其他论据来证明女儿有病。根据媒体记者所掌握的线索，第四人民医院并未出示过任何可以证明朱金红有病的有力证据。在一份入院诊断书上，一些诸如影像学、实验室检测、心理量表测评之类的硬性数据全部缺失，唯一的依据就是唐美兰提供的“4年精神病史”。[4] 日，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张兵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朱金红不能出院最大的障碍就是其母亲唐美兰不愿接女儿出院，导致朱金红只能继续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样的“死结”，都源于一个“行规”，那就是只有监护人可以将精神病患者接出院。[4] 被送入医院的朱金红心急如焚，她在院中找机会向朋友、同学求救，她在医院的求救信引起社会关注，某媒体对此作了采访报道，社会上反响很大。许多热心人士呼吁医院放人，有关部门就如何放人问题多次召开由人大、政法委、法院、妇联等部门参加的协调会。[4] 但这么多机构的努力，都输给了精神病院的行业规则：“谁送来，谁接走。”就连其他人能否去医院探视朱金红，都“必须得到朱金红监护人的同意”。因此，医院坚持只要唐美兰不同意，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能接朱金红出院，也无权探视。[4] 日，迫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医院向唐美兰发出律师函，要求她“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和义务，尽快来为朱金红办理出院手续”。唐美兰拒收律师函。医院称将把律师函陆续投向朱金红的父亲、两个姐姐，并称如果亲属都拒绝履行职责，朱金红所在的街道办将成为她的“监护人”。[4] 正当大家都对朱金红短时间内出院不抱希望时，唐美兰突然同意接朱出院。14日下午，朱金红出院。此后，朱金红被软禁在家中，护照、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都被唐美兰控制，一直到后来被网友救出。朱金红逃离医院后还未走到诉讼这一步，但是更多走到诉讼的人却遭到了惨败。[4] 江津的姑娘小玫起诉曾强制收治她的医院，奔波两年都无法立案，该案被媒体报道后才被法院受理。[4] 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于2006年向广州市荔湾区法院起诉广州脑科医院，到2013年为止案件围绕着“被送治时何锦荣究竟有没有精神病”展开，拖延至今，仍未结案。[4]
八大缺陷黄雪涛和她的工作组研究认为，陷入这样的怪圈，主要因为我国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4] 强制收治没有门槛；强制收治没有程序规范；否认个人拒绝住院的权利；不经法定程序推定监护人；出院遵循“谁送来、谁接走”的规则；住院期间没有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司法救济失灵；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非常低。[4] 对于造成制度缺陷的原因，报告分析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现实特点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立法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4] 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4] 报告同时指出了造成精神病收治制度缺陷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精神病医学理论存在三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谬误。[4] 首先，我国精神病医学否认强制收治的法律属性，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收治”看作“纯粹的医疗行为”，认为强制收治与人身自由无关，拒绝司法介入；[4] 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理论上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4] 最后，我国精神病医学用医学标准代替法律标准，将医学上的“自知力”作为判断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标准，医生僭越法官的权力，给予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送治人以“监护人”的地位。[4]
2相关评论编辑制度缺陷2010年10月，民间公益组织发布报告称，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巨大缺陷，精神病收治局面混乱，不仅威胁公共安全，也使每一个人都面临“被收治”风险，容易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社会不和谐。相关漫画——被精神病据统计，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对于有着高发病率和庞大的患者人数的中国来说，早已不堪重负，再加上“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时有发生，导致了原本稀缺的医疗资源严重浪费，还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和伤害，激化社会冲突，导致社会不和谐[5] 。长期以来，我国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现实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或者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无疑加重了“精神病人”的痛苦和伤害。[5] 直到2010年为止，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规范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治疗等问题缺乏明确规定，又导致“被精神病人”的事件屡屡发生。“他人生病我吃药”，那些“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被无情剥夺，本来健康的身体被无辜“电击”，合法权益被来自各方面的特权所“镇定”，这不知是“被精神病人”的悲哀还是法律的悲哀？[5] 因此，希望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尽快出台，使得对精神病人的诊断、认定、收治和监管等能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双重规范之下。立法空白若不尽快弥补，不知还会有多少真正的精神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又有多少正常人被“权力制造”或莫名其妙戴上“精神病人”的帽子，这种现象尤其可怕。[5]
几种可能所谓的“被精神病”也有几种可能，一种是根本就没有病，硬是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治疗，一种多少有点不正常，时好时差，或者说正常时间多，不正常时间少，也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病被强行送进医院，这是明的故意，此种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是犯罪，现有的法律早已有处罚规定，而难就难被精神病在多少有点精神失常，而又不是完全精神有毛病的“被精神病”。现实中不少人受到刺激，或者遇到大难题，情绪控制不住，说出或者做出违反常规的话或者事，有的持续时间长，有的持续时间短，因而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借口，“被精神病”而送进医院。[6] 从以往报道的精神病人看，真正没有病而送“被”进医院的人有，但是少，而更多的是沾得上边，有过精神失常的行为，因而对“被精神病”者总是争论不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旁人不是医学专家，即使有疑问也只是分析质疑，而如今的医院并不都很纯净，有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精神病医疗当作一大赚钱渠道，有的医院把非自愿住院及治疗视为普通消费行为，只要有人送上门，管他是否有精神病，只要有人出钱，就视为有病。而往往送病人进院的是亲属，自己的人送“病者”入院，即使是“被”，也是自家的事，一般情况下局外人那会去管这事？[6] 精神病[7] 的发病原因主要是情感方面的因素，所以精神病的治疗必不可少的需要用到心理的一些疗法。针对感应性精神病的治疗，广州海军医院精神科的王文亮教授指出，精神病患者需要的不仅是一些医药的治疗，更多还是需要身边的亲人家属在心理上的安抚与帮助。至于那些无辜的“被精神病”者所遭受的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倍感痛心，希望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上能够加快步伐，用法制来约束那些企图用“精神病”来伤害他人和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6] 精神病人是不是“被”，两点很重要，一是否有暴力危害，如果没有明显现实的暴力危害，不一定强行收治。二是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不能以他人说，也不能由医院说，只要不危害社会，应该听从患者自己的意见。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涉及到强制医疗、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等各类问题，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关系到人的基本权利的大事，因而，不仅要从源头上杜绝“被”，把好入院关，而且还应组织第三方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被精神病”事件责任人进行法律追究。[6]
判定权属公众都期盼“被精神病”的悲剧不再重演。可要想遏制此类悲剧，首先就得明确，究竟谁有权力把人送到精神病院、谁有资格判定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患者？[8] 在法律上，一个人一旦被相关鉴定部门鉴定为精神病，就意味着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无行为能力人，而法律会为这两种人确定监护人，代理其处理一切民事法律行为，包括财产代管。这也许就是导致某些人“被精神病”的症结所在。[8] 公益律师黄雪涛认为，《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8] 立法者也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还规定了“当事人及其监护人异议程序”和“入院后的纠错机制”的程序，这比起以往将公民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毫无章法而言，多多少少还是捆住了某些官员的手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草案》郑重宣示：“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这让人们看到一丝曙光。[8] 但这些规定其实还是很难有效地保障公民不被强制入院。按照草案的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在72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8] 这种将判定权完全交给医院的做法，是与司法判定相脱离的。难免有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8] 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认定某人患有精神病，并判定其没有行为能力，应当经过国内法设立的独立公正的法庭进行公平听证。美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都是由法官来裁决，主要采取刑事交托监管、民事交托监管。[8] 而我国要将精神病患者非自愿住院的程序交由法院和法官和裁决，这恐怕需要多个部门法的相互配合，甚至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一场变革。众所周知，改革劳动教养的法律《违法行为矫治法》讨论多年，至今仍没音讯，精神病患者非自愿住院能单兵突进吗？[8]
“扰乱公共秩序”易被滥用[8] 《草案》虽然规定了只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才能非自愿住院，但重要的是，谁来判断公民属于精神病患者，谁来判断精神病患者有“扰乱公共秩序危险”，以及谁来进行纠错呢？[8] 据邵阳市一家知名精神病院负责人介绍，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该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8] 这些人因各种问题向政府反映情况，“有些偏执，有心理问题”。但该负责人坦言，他们不算精神病。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则上不能接收；但他们是当地政府送来的，能不收吗？这是一个难题。[8] 结果通常是，这类病人被收治一周或半个月左右。当重要时点结束后，他们就出院了。[8] 这种类似“被精神病”的状况，因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知情人士介绍，上述人被送至医院的理由，就是“扰乱公共秩序”。[8] 该负责人认为，无论是精神病人的入院还是出院，都应该由专业的精神病学专家组来决定，完全出于专业的需要来确定。为避免利益纠葛，这个专家组应该独立，不受精神病医院等机构干扰。[8]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表示，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如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应对这一概念予以细化。[8] 北大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指出：第一，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是法官的事情；第二，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这是公安部门来判断的。但在之前的法条中，又把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治疗归于医学范畴，这中间是矛盾的，必须解决，要么把前面推翻，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诊断，是法庭的事，要么把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现有两条标准推翻，以医学可以做到的判断标准去做一个限定。[8]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认为，草案能否从根本上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并杜绝收治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值得思考，精神科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当事人是不是应该被强制收治，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8] 酝酿26年的法律足以说明政府的谨慎态度，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公众期待，承载了众多期盼的精神卫生立法，能够终结诸如“被精神病”类的乱象，让其积极的推动意义的一实现。[8]
5相关立法编辑1985年，《精神卫生法（草案）》开始起草；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草案首度对非自愿住院治疗内容做出全面规定。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者，将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评估结果表示患者不需继续住院治疗的，患者或监护人可依法办理出院手续；针对社会普遍关注“被精神病”和强制收治问题，草案明确，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强迫任何人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由患者自主决定。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且原则通过《精神卫生法（草案）》；201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及其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且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日，《精神卫生法（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审议；日，《精神卫生法（草案）》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审议；日，上海市卫生局颁布了《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服务规范》；[13]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率领精神卫生法立法调研组到湖南调研，这次调研或为《精神病卫生法》正式颁布前的最后一次“徘徊”；[14-16]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自日起施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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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7645被精神病事件编辑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被精神病事件”：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因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后，被送进派出所，并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漯河农民徐林东，六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从而使得“被精神病事件”更引发社会关注！
湖北网友彭宝泉事件编辑事发原因4月9日上午8时许，湖北十堰市宏正酒店门前，该市五交化公司的20余名员工在这里聚集，为“国有资产被少数人侵吞”及“房屋遭受强制拆迁”等问题，他们已经奔波了6年之久。　之所以赶到该酒店门口，是因为他们得知湖北省纪委的一个工作组在这里驻扎，他们期望此举能得到该纪委工作组的重视并使他们的诉求得到圆满解决。半个小时后，当地警方赶到现场，认为“酒店正常经营秩序及酒店内旅客工作、生活受干扰，并造成该处道路交通受到影响”，予以驱赶并维持秩序，随后，将参与该事件的11人带至公安机关调查。这11个人中，除了上访代表外，还包括十堰市建设银行职工彭宝泉、报告文学作家邓复华及十堰市粮食局职工吴祖华。当时，彭、邓两人在现场拍照，而吴则用DV录像。次日凌晨，吴被释放，警方认定他只是“路过并拍照”。彭、邓两人则被投入十堰市精神病院。知名网友张洪峰前天上午10时左右，突然接到彭宝泉的电话。彭宝泉说，刚刚在十分钟之前被十堰市人民路派出所“抓捕”。彭说，此前一间五交化公司的20多名职工听说湖北省纪委巡视组下榻十堰市宏正大酒店，便到酒店门前打横幅请求解决企业转制后的员工安置、拆迁和反腐问题，他在旁边拍了几张照片。在离开现场不远后他被警察带回派出所，相机被拿走，人被关在一间名叫“民调室”的房间里。彭表示，他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也非该公司员工。当时，张洪峰认为应该没什么事，安慰了他几句，也未在意。然而，当天夜里想起这事打电话给彭宝泉时，彭的电话却总打不通。张洪峰于是委托陈永刚去了解情况，并向羊城晚报记者报料。昨天上午，陈永刚辗转从知情人处打听得知，彭宝泉昨天凌晨2时左右被送进了茅箭精神病医院（也叫鄂西北精神残疾人康复中心）。羊城晚报记者昨天下午致电彭宝泉的妻子叶女士，叶女士称没有任何人通知她彭宝泉进了派出所，也没有人告诉她彭宝泉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她是听了陈永刚所说才知彭宝泉的下落。而彭宝泉的妹妹彭秀敏也是从叶女士那里知道哥哥“出事”了。于是昨天下午到茅箭精神病医院欲看望哥哥，但医院不给看望，并称是派出所要求一个星期后才准见。茅箭精神病医院住院部一名护士昨天下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彭宝泉是昨天凌晨两点被人民路派出所送进来的，他情绪稳定。她证实，派出所还同时送进来了另外一人（上访职工向记者介绍此人曾在上访现场录像）。人民路派出所接电话的一位值班民警昨天下午对记者说，两人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此事是由一位姓李的警官负责的，该警官忙到凌晨2时，现已下班，要周一才上班。该民警不愿向记者提供李姓警官的手机号码。
记者调查彭宝泉究竟干了什么？上访女工：听说她们要反映情况，他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到宏正酒店门前上访并被带进派出所的五交化公司的一名女员工对羊城晚报记者介绍，彭宝泉之前与她们不甚相熟，只是听说她们要去反映一件已上访七年未曾得到解决的事情。她们是在前天上午8时30分左右到酒店门前上访的，整个上访过程约半个小时，始终没有人来接见，而彭宝泉中途过来，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她们随后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上警车后，才看到彭宝泉也被送上了警车。这名员工称她在派出所一直被盘问到昨天凌晨5时许才离开派出所。上访职工给记者传来了一份加盖“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分局”公章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扫描件，上称已查明这些访民“打起横幅围堵宏正酒店正门”，在门口呼喊，致使酒店“无法正常经营长达30分钟”，决定对带头者王××行政拘留七日。据这位上访职工称，被正式拘留的仅她一人，她对彭宝泉仅仅是拍了几张照片就被送精神病医院感到无法理解。
他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彭妻说：两年前他因与民警起争执被抓，经专家鉴定精神没大问题彭宝泉的妻子叶女士对记者说，彭宝泉言行、精神一直很正常。叶女士坦承，两年前彭宝泉因与派出所民警起争执被抓，当时曾找本地医生对他进行了精神鉴定，后派出所重新找武汉的专家鉴定，结果是他有点“偏执”，但是不影响责任的承担，遂因妨害公务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叶女士强调，彭宝泉出狱后一直正常。记者听了张洪峰传过来的彭宝泉与他前天上午十时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彭的思维正常且讲话克制。而据跟他一起关在派出所的一位上访职工称，彭在警车上和派出所内未见有异常举止。而精神病院的护士称，派出所送彭宝泉进来时肯定经过了当班医生，但医生怎样认定彭宝泉精神问题的她不清楚，这名医生要周一才回来上班。
家人质疑为何不准家属一周之内探望？叶女士质疑，派出所把彭宝泉送进精神病院，并未征得家属同意，甚至在送进去后有关方面也没有通知家属，而不准家属一周之内探望更令人不可思议。面对记者“为何不通知家属”的询问，精神病医院的护士称：“不是派出所通知吗？”张洪峰昨晚发表博文提出强烈质疑。该博文引用厦门秋生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杨毅的话说，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它已经成为公民人身自由丧失的一个医学理由。网友评论两人拍摄群众上访照片被捕甚至被送精神病医院事件动作不能说不大，可就是没有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基层官员无法无天，可怕的是相当官员保持沉默，装聋作哑，真是没人管了。彭宝泉是热心人，彭宝泉的一个哥哥，几年前上访途中，突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他觉得很惨，他想帮帮别人。社会底层民众陷入生存困境，政府官员不闻不问。此时，我们的社会需要热忱的人；而不该容忍的正是那些麻木的冷漠看客。 当今社会一再出现健康人被“被精神病”事件，让人心有余悸，这是当地官员默许的违法行为，检验着当地主政官员政治智慧和“执政为民”理念。如果官员一味冷漠、麻木，我们的社会将真的是出了精神问题。这件事，十堰市的主政官员是不是该表态了呢？彭宝泉彭宝泉似乎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湖北青年陈永刚因在网上质疑“某县领导搞形象工程”被当地公安机关拘留，其在被拘留之前告诉了彭宝泉，彭宝泉随后向知名网友张洪峰求助，张洪峰乃发表博文披露。此时正召开全国“两会”，顿时舆论大起，十堰市公安局撤销了拘留决定，郧西县政府和警方在网上公开向陈道歉。2001年，他获悉建行十堰分行五堰支行有人存在贪污腐败现象，于是向十堰市纪委举报。经纪委介入，该行原行长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但他认为，这个处理并不圆满，因为，他举报中的其他人包括宋某在内没有受到追究。彭自述，自2003年起，他先后被剥夺客户资源、下岗、被打致残、家庭离散，而这些遭遇的起因，都是因为他的直接上司换成了他举报的宋某的丈夫胡某。他自述，2005年底人事制度改革，他所在的单位共有3人下岗，一个是司机，一个是电工，另一个则是他。他认为完全是胡某打击报复的结果。为了重新上岗或讨回客户资源，彭数度找胡，以及向上级领导反映。在未有结果的情况下，发生到双方动粗的境地。在几次冲突中，双方互有伤情。2007年在被原营业部主任赵某打伤左眼后，获对方赔偿23万元。而2006年至2009年期间，彭则先后被行政拘留两次共30天，罚款两次共600元，并于2008年9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记者获取的资料显示，2007年1月始，彭即在建行办理了病休手续。本报记者前往建行十堰分行采访，欲求证彭的相关事实时，对方以上市公司有严格规定为由予以婉拒。而该行给市委宣传部提供的“彭宝泉情况介绍”也只简单罗列了彭于2005年落聘后至2009年服刑期满释放期间，如何与营业部主任发生冲突，如何被处罚、拘留直至判刑的基本过程。
医院只要家属给钱就能拘禁人，我住院时有一个姐姐被妹妹关了20年，房子财产都被她妹妹吞了
被精神病等于酷刑迫害 ( 16:23:20)转载▼标签： 杂谈
被精神病等于酷刑迫害
张鸣被精神病这个现象，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小时候看电影，说的是美国的事，某些地方恶势力，用这个办法对付揭弊的进步人士。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前苏联，在那里，有好些异议人士，被关进精神病院，进去的时候还正常，出来的时候，就真的变成精神病了。现在，美国和俄国，这样的事情已经多年没有报道了，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被精神病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好些上访的人，莫名其妙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有时精神病院并不知内情，有的则是跟精神病院有密切的合作。好好的人，自己不同意，家人也不同意，但就是进了精神病院，按精神病人来治，打针，电击，捆绑。如果中途跑了，还要动用警察，把人抓回去。最初，被精神病现象，只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截访过程中。由于上访者有碍地方官员的官声，当所有围追堵截，加上办学习班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都失灵的时候，采用劳教的方式，一来需要劳教部门的配合，二来现在被舆论批评，已经臭了，所以，就想到了精神病院。这种恶招，一旦出笼，就难免泛滥，从对付上访者的高招，变成对付一切刺头的普遍招法。一些地方政府，大型国企，凡是碰到领导看不顺眼的刺头，一声招呼，这个人就变成了精神病。只要有钱挣，精神病院也乐意配合。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被精神病案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揭开黑幕的一角，骇人听闻。从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的，现在一幕幕在现实中上演。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精神病，跟办学习班，动用警察抓人，劳教，甚至将无辜者判刑一样，都属于地方政府（也包括大型国企）对公民的一种迫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迫害更不人道。一个正常人，在被拖进精神病院的过程，肯定要遭受毒打。而在“治疗”过程中，所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被在监狱和劳教所都要严重。更何况，一个好好人，平白被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即使日后出了院，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当他是精神病。事实上，确实存在过从被精神病到精神病的案例，等于把活人变成了鬼。幸好，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拖了26年未出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已经出笼，正在征求意见，其主旨就是防止“被精神病”。但是，中国的许多恶事，并非一个专门法案出台就能根绝的。被精神病，之所以如此泛滥，骨子里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和一些大型国企的滥权，以及普遍缺乏处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机制。迷信高压，迷信强制。实际上，把一个正常人，不经家人同意，就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本身就已经违反了现行的法律。但滥权者，就是能做到这一点。相关法律出台之后，采用何种方式才能遏制这样的滥权，是一个大难题。
“精神病”是个筐 什么都能往里装医生只信监护人 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拍摄上访者、状告乡政府的农民、遭到抢劫的报警男子、向领导反映问题的女子、被人算计上家财的富翁、和医务人员发生激烈争吵的病人，居然还有告状的警察……类似于此次网民策划的“卖身救父”事件，全国各地发生的精神病院收治非“精神病患者”的事件屡见不鲜。中国的法律对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规定得很宽，凡是被送治的人，都被医院当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处理，而且送治人自动成为“监护人”，当事人的命运被交给“监护人”全权处理。而医生往往也就根据“监护人”的描述，将送治者留在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精神病”横行 每个人都不能免于“被精神病”的恐惧北大法学院教授孙东东曾指出：“严格地说，我国目前没有法律规定谁有权送治精神病人，也就是说，所有公民都有权送治。”也就是说，妻子可以把丈夫送进精神病院、儿子可以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政府可以把公民送进精神病院……就算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都可以将对方送进精神病院。在这样的现状下，每个人都可以送治“精神病患者”，每个人也都可能作为“精神病患者”被他人送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陷入“被精神病”的恐慌。
人活着其实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精神病一般都不承认自己有病
你不去犯事，治不治病是自己的事，犯得着拿医生来当假想敌吗哎，不过，想想，当成期望中的倾诉对象也还不错得包括常态的和非常态的意识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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