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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抓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 6股给力
第1页:习近平：正在抓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第2页:宝莱特:血透全产业链布局再下一城第3页:海虹控股:落地省会城市,&管家模式&再深化第4页:博晖创新:HPV检测市场空间大,血制品盈利水平提升第5页:白云山年:凉茶依然是公司业务的主要增长点第6页:东软集团:医疗业务稳健增长,业绩持续释放第7页:华润万东:改革初见成效,龙头活力再现
（&&&）东软集团:医疗业务稳健增长,业绩持续释放东软集团 600718研究机构：银河证券 分析师：沈海兵 撰写日期：1.事件东软集团(600718.SH)4月26日晚间披露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1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44%;实现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80万元,每股收益0.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5.29%,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15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7.49%。2.我们的分析与判断(一)收入水平保持平稳,净利润水平稳定增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0.44%,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医疗系统收入同比增加所致。公司软件与系统集成业务实现收入121,8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5%,占公司营业收入的78.03%;医疗系统业务实现收入32,32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8%,占公司营业收入的20.71%。净利润的上升主要得益于营业成本下降和营业外收入的增加,报告期内,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1,044万元,下降1.0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软件及系统集成收入同比减少所致。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791万元,增长208.65%,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收到的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以及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二)医疗行业全产业链布局,业务有望持续发展公司在医疗行业已经逐步完成全产业链布局,医疗业务将有持续稳健增长。报告期内,传统优势业务产品在医疗系统领域、医院信息化领域等方面均有不错进展。日,公司投资1亿参与设立阳光融和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完成医疗产业布局。目前公司已经逐渐在医疗行业领域完成从软件到硬件、从产品到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同时,公司注重开拓国际市场,未来将进一步加强北美、中东、非洲等区域市场的销售渠道与服务平台的建设。(三)智能车载产品领域积极布局,打造全新增长动力智能车载产品领域积极布局。公司拥有汽车电子领域二十几年市场经验,积累了丰富的产品线及客户口碑,近年来先后与四维图新等企业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公司将重点投入下一代智能车载互联产品(包括数据平台、云分析平台等)的研发工作。目前,公司正在大力研发和推进基于驾驶行为的分析平台,汽车电子业务有望成为公司未来的主要业务贡献点。3.盈利预测我们积极看好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预计公司16、17年EPS分别为0.45元、0.60元,给予&推荐&评级。4.风险提示(1)汽车电子、医疗信息化业务进展不及预期的风险;(2)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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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访问证券之星！请与我们联系 版权所有：Copyright & 1996-年　　据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25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医疗卫生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影响不断上升。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维护人民健康并在深化改革、健全全民医保制度、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中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我们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正在抓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是我们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强调，世界卫生组织作为联合国在卫生领域的专门机构，在及时有效应对传染病疫情、协调全球卫生事务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高度重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要作用，同世界卫生组织有着长期良好合作关系，在防治传染病等广泛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我们积极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区域、国家层面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卫生相关目标，也愿在“”框架下开展医疗卫生合作。
　　陈冯富珍表示，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全球卫生合作领域的重要贡献。中方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了领导作用。中方提出的“”思路富有远见，为新形势下全球合作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中国率先落实千年发展目标、实现全民医保覆盖、积极推进医疗改革引人瞩目，将为国际卫生事业提供新的推动力。世界卫生组织愿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证.券.时.报.网【7月26日巨丰热点】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正在制定 概念股活跃
“健康中国建设”已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政府明确提出要把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从2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
“健康中国建设”已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政府明确提出要把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从2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
　　早盘养老概念呈现市场活跃，盘中悦心健康、宜华健康、万达信息、鱼跃医疗、迪安诊断、白云山、易华录、云南城投等个股呈现市场走强，其中，悦心健康盘中大涨5%以上，宜华健康、万达信息盘中涨幅超4%，鱼跃医疗、白云山等个股涨幅超1%，养老概念盘中呈现集体活跃。
　　消息面，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强调，中国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正在抓紧制定健康发展中长期规划。使全体中国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也是我们两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中国建设&已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政府明确提出要把医疗服务行业的市场规模从2万亿元提升到8万亿元。
　　随着人口老龄化、医疗保险的完善和收入水平提升，，国内医疗服务行业需求将不断增加。但目前我国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依然突出，未来5年围绕分级诊疗，相关的医疗资源建设、医疗信息化建设、医疗数据集中，将有巨大的投资机会。
谈到减肥，当今网络上流传着很多“健康的减肥方法”。不过，这...[]
健康，从五谷日记生活馆开始...[]国务院：要抓紧制定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3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今年政府重点工作的部门分工，表示要抓紧制定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同时，会议还对今年政府6个方面及相关部分共48项重点工作进行逐项分解，明确到国务院各部门、各单位。　　“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抓紧制定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在重点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突出污染问题的治理，集中力量打攻坚战，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等表述，无疑最引人关注。　　今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发改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如果顺利的话，今年上半年有可能出台规划。目的就是引导中国的城镇化能够有序、健康地发展。　　中央党校“新型城镇化与社区建设”课题组新近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的53%，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城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城市流动人口快速增长、老龄化等诸多因素作用下，城市配套设施缺位、服务短缺，社区建设滞后等矛盾显现。　　要想解决包括雾霾等一系列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病”，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曾提出多条建议，比如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调整人口政策；推进与人口城镇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等。　　上述中央党校课题组组长向春玲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不只是农村社区，随着城市人口超过农村，城市社区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空间，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也成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迫切需要新的社区管理理念和新的社区管理模式”。　　据了解，各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成立各自的城镇化领导小组，以分别落实规划的对口内容。有媒体报道称，国土部规划利用司正在牵头成立国土部城镇化领导小组，专司负责今后城镇化方面工作。　　会议还对今年的各项重点工作作出了部署。会议认为，当前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加强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跟踪监测和深入分析，把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和推动经济转型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尽管国务院表态较为谨慎，但是市场分析机构普遍对目前经济持乐观态度，联讯证券分析师盛旭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整体经济继续处于复苏区间，“我们判断外围需求上行仍然显著，并拉动经济继续加快”。　　盛旭判断3月投资、消费和数据都将照比前值有所回升。他分析说，投资增速继续加快，基建投资可能成为拉动投资的主要驱动力，投资上行趋势可能弱化，但仍是正向反馈，消费短期则保持平稳。　　此外，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努力实现全年农业好收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分行业提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具体办法，责任落实到相关部门等。　　会议称，要积极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力争有实质性进展。财税改革要拿出方案，循序推进。要在推动和汇率市场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推出新的举措。价格改革要重点推进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努力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开拓新局面。　　------------------------　　　　2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积极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力争有实质性进展。分析人士指出，新一届政府的开局之年如何释放改革红利为民众所期待。而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改革的表述着墨颇多，明确向外界传递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新信号。　　会议提出，财税改革要拿出方案，循序推进。金融改革要在推动和汇率市场化、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方面推出新的举措。价格改革要重点推进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如何建立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如何强化预算管理、如何重建地方财税体系等一系列财税改革，值得期待。”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　　改革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过去30多年来，我国坚持市场取向，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在此过程中，财税体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进行了多次重大变革，与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合，推动了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但与此同时，财政收支不匹配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土地财政、产能过剩等问题。当前，我国已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之上，新一轮财税改革如何破题，众所瞩目。　　除了财税改革要有所推进，会议也释放出了今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将继续有所突破的讯息。　　“开弓没有回头箭。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今年如何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如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将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新看点。”中央财经大学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近年来，我国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在去年年中央行放宽了存贷款利率波动幅度，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了人民币对日元的直接交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由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弹性继续加大。　　“央行在今年年初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幅度有可能在1%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市场将进一步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郭田勇说。　　而在价格改革方面，市场普遍预期，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将继续推进。　　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财税、金融及价格改革，均体现出本届政府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从会议的表述及此前两会上传递的信息来看，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进一步明确。”连平认为，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动力切换的重要关口，实现成功切换的关键即在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目前来看，‘小政府、大市场’是新一届政府的改革总体思路，可以预期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将是本届政府的改革方向。”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新华网)　　　　【编者按】“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2次季度报告会于近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报告会上半场主要围绕中国城镇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博士发言。本报今日刊发哈博士发言的主要内容。　　全球经济总体应比去年有所好转，尤其是新兴市场增速会比去年明显加快。　　美国经济增速与去年基本持平，欧元区可能继续衰退，但是幅度有望低于去年。日本受灾后重建影响，经济增长放缓；货币政策继续扩张会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　　美私营部门经济增长活力　　或抵消减支负面影响　　利用领先指标预测，美国一季度经济增速平均值在2.5%。今年美国经济增速一季度最高，二三季度将有所下降，四季度出现回升，全年增速应该在2%左右，波动范围约是1.5%-2.5%。明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进一步加快至2.5%-3%。私营部门经济增长的活力可能会抵消甚至超过自动减支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于美国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对美国何时开始退出QE甚至加息的判断。目前，高盛的基本判断还是以失业率为准绳，失业率要降低到6.5%需到2015年左右，所以货币政策在此之前有望保持进一步宽松，加息会在2015年或2014年以后。但并不是说这两年货币政策就不会有调整，2014年量化宽松政策将有所收紧，美联储购买债券的数量将有所下降，这本身也代表着一种紧缩。　　美国财政政策关键时点将在未来两个月出现。3月1日，美国自动削减支出开始实施，3月15日以前政府、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财政预算，如果这段时期还没有达成关于债务上限协议的话，3月27日政府将面临临时关闭。4月中旬，参政两院通过财政预算方案，5月18日债务上限正式期满。　　这些重要事件会引起市场的波动和不安，这种波动和不安是代表着应把全年经济看淡，还是反而提供了一个入市的机会？我认为是一个机会，相信这些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而且美国私营部门经济尤其是房地产的复苏迹象非常明显。　　从历史看，和债务上限问题解决前往往引起资本市场巨大波动，但之后这种波动幅度会立即下降。相比起财政悬崖，对财政上限的讨论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市场回调，提供入市的机会。尽管一两个星期以前全球的股票市场都涨得很好，然而，联储的会议记录预示着一些对于货币量化宽松意见不一致的观点被披露出来，意大利的选举结果也不令市场满意，市场已经出现了相当幅度的调整。但我认为接下来有进一步调整的机会，将提供继续入市的窗口。　　欧元区经济今年下半年　　会走出衰退　　目前来看，欧洲债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解决，尤其是欧央行量化政策推出之后，欧洲各国的债券价格明显提升。形势改观一方面在于欧洲央行力挺欧元区，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降低赤字。市场增强了对这些国家未来财政可持续性的信心，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对实体经济带来短期的不良影响，因此目前欧元区经济比较低迷。在欧元区市场上也会观察到一些重要投资机会，比如高盛现在强调购买欧元区大的跨国公司股票。这些大的跨国公司身处欧元区，受到整个市场氛围的不良影响估值较低，但很多产品并不是在欧元区内销售，相当一部分销售到新兴市场，包括中国。　　欧元区接下来的经济走势如何？根据欧洲许多领先指标可以编制一个欧元区稳定指数，以65%为分界，超过65%后的五到八个月，经济会走出衰退。这个指数目前已经超过65%，因此欧元区经济在今年下半年会走出衰退，尽管全年也许是小幅的负增长。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　　判断日本经济走势的关键还是货币政策。日本央行行长本月份到位，日本有望采取进一步量宽政策，日元的贬值将拉动日本出口增长，并带动股票市场的上涨。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推荐投资者借日元买日本的股票，由于日元利率较低，利用汇率上的对冲，投资者从中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回报。　　中国经济增速在8%左右　　可能会出现投资过热　　新兴市场增长还是低于潜在增速，无论是金砖四国还是N11。由于还低于潜在增速，进一步上升未必会导致巨大的通胀压力，尤其是中国。中国目前领先指标尽管在最近这一个月有所回落，但依然意味着经济积极向上。去年年中一些项目审批、财政赤字以及两次减息带来的经济复苏还在持续，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可能达到8%以上。从全年来看，增长速度应当在8%左右，各个季度增速在7.5%-8.5%之间，很可能呈现倒V字形即前高后低趋势。增速达到8%以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投资过热甚至房价速度上涨过快的现象，但相信政府会采取措施防止风险进一步蔓延。　　投资过热和房价上涨过快带来风险通胀是主要隐忧，此外，通胀压力主要来自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可能出现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因为许多国家都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从劳动力这个问题上看，目前中国60岁-65岁年龄段的人群数量上升。从联合国预测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现在还没有到一个下降的拐点，但是2015年之后将会出现劳动人口的明显下降。　　劳动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影响很大。未来我们制造业的发展优势，即劳动力成本优势会更明显地减弱，而中老年人所占比例较大的农业和第三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由依靠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来拉动转向由服务业带动，将是一个利好，也预示着我国在服务业甚至农业方面将有更大的发展机会。　　市场对于今年通货膨胀的预测也是逐级上升的，最高点有可能在下半年三季度，考虑到翘尾因素，也可能在六七月份出现。未来几个月，政府会感受到通胀、房价、投资过热这些风险在积聚，货币政策也许会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房地产市场还是垄断着整个经济的走势，如果房价下降或者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收紧，房地产行业本身以及相关的上下游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这与刚刚所说的今年经济形势前高后低的倒V形变化也是一致的。　　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受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影响。虽然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的占比不断下降，但其他融资方式包括、承兑汇票以及小额信贷的增长速度非常可观。判断中国内部积聚风险何时集中释放，最关键的指标是社会总体杠杆率。中国老百姓、企业、政府总体负债，包括所有银行贷款及影子银行活动在内的社会信贷总量达到的220%。其中，20%左右是居民信贷，主要是房贷。政府负债份额不到50%。余下150%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隐性债务，一旦出现问题，负担仍可能会转嫁给政府。动态观察，其上升速度很快，2008年以前，总量在150%左右，之后就逐年飞速上涨。上升最快的是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人民币汇率，从趋势上看，两三年内会小幅升值。升值主要有内外两大因素，外部因素是指中国经济存在比较明显的外部失衡，主要表现在中国顺差和美国逆差，所以升值，从基本面来说是有支持的。内部因素表现在中国政府正在极力打造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过程中人民币贬值是不切实际的，至少会保持稳定，略有升值。　　城镇化推动产业发展　　成为未来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是政府努力推动的未来经济增长动力。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是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推进城镇化？我的研究表明，两方面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首先，基础设施的完善自然会带来包括消费、投资在内的经济增长便利。中国各个省市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本身与这些地区消费密切相关。其次，城镇化会提升农村消费水平，提升已居住在城市但没有城市户籍的人群的消费水平。城镇化会带来产业的转移。即使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已经上升到不太适合制造业发展的水平，一些内陆地区的人口红利还没有完全消失。未来10年中国很多沿海地区的产业将转移到内陆地区。　　城镇化对中国不少产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涉及房地产、农业和服务业。就房地产行而言，如要满足没有买房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再加上即将迁往城市的农村人口需求，按现在总体住房面积计算，中国还需建170亿平方米住房。按照现在每年8亿平方米的建设速度，中国房地产还需要发展20年，还需要大量建设来满足城镇化过程中释放的真实需求。另外，房地产业发展会推动建筑的需求，比如水泥、和煤炭等。其实城镇化口号提出来时，这些行业在资本市场上已出现反应。　　城镇化对价格会有明显影响。本来农民可以在家里种菜、养猪，但是目前这一块供给在明显减少，城镇化逐步推进后，居民食物消费都要到市场上才能实现。我相信，未来中国对国际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会明显上升，从而推高粮食价格，所以农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展露出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后，城镇化将展现中国服务行业发展的巨大机会。目前，中国服务业的劳动力结构是有相对优势的，至少和制造业相比是如此。从需求方面来看，服务业也存在巨大的空间。无论是电脑还是互联网的渗透率，中国的城市已经比较高，但是在农村边远地区依然是很低的。服务行业还包括医疗、教育方面的开支，农村和城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上海商报）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近期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旧型城镇化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政府这些年赚取的土地差价收入保守估计有30万亿元。新型城镇化作为新一届政府主推的一项经济政策，其资金所需亦在数十万亿元之巨。　　过去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导的投融资模式已弊病丛生。地方政府一方面亲资本，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另一方面通过“招拍挂”高价出让商、住用地。利用此种土地“翘翘板”，地方政府人为地掌控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大权。工业制造业得以支持，但民生却遭偏废，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堪忧。此外，这种投融资模式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风险随着时间积聚。　　因此，推行新型城镇化首先就要摒弃这种旧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模式，寻找替代方案。　　陶然在总结分析了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城镇化融资模式选择的政策建议。他还强调，地方政府手中仍然握有大量的工业用地，通过更集约化地使用这些土地，腾出大量用地，在未来多年内可逐渐转化为商、住用地，用于逐步偿还地方债务。　　陈雨露则建议，未来中国可探索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利润分流来充实资金来源的新方法。　　在中国过去15年左右的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政府投融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以预算内财政为主进行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资，逐渐转向依靠预算内、预算外财政和银行贷款等多种方式融资的局面。　　除预算内收入之外，地方政府通过以土地出让金为主的各种预算外收入和对外举债(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抵押贷款)来解决城市化投融资问题。2011年，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已经超过3万亿元，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超过10万亿元。　　除了少数有等现金流还款来源的融资平台，很多地方政府向融资平台注入的资产均为土地，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债务的担保或抵押，也依赖土地升值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换句话说，无论是土地财政融资手段还是债务融资，地方政府手中握有的土地都是一个主要的工具。　　如图1所示，地方政府通过三个渠道来获得与土地相关的收入，一是通过供应土地获取土地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供地方式，其中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最高；二是获取依附于土地发展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相关税收，纳入地方税收收入；三是利用土地融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获取贷款。　　土地财政　　土地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中国“新增长模式”的基础，与中国独特的土地管理体制有关。　　城市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市扩张和工业园区建设所需的土地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集体土地，而这些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征地后，才能进行开发和出让，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有垄断地位，同时政府对农村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途以及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都实施了严格控制。　　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开始更多依赖于各种非税收手段争取制造业投资，除了降低劳工、环保管制要求外，提供廉价工业用地和补贴性配套基础设施等优惠条件成为地区间制造业投资竞争的主要工具。随着发端于1990年代中期的国有、乡镇企业改制、重组乃至破产逐渐完成，1990年代后期以来地方政府，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工业开发区。　　2003年7月全国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结果显示，全国各类开发区达到6866个，规划面积3.86万平方公里，这些开发区到2006年底被中央核减至1568个，规划面积压缩至9949平方公里。事实上，这些被核减掉的开发区大多只是摘掉了“开发区”名称而已，多数转变成所谓“城镇工业功能区”或“城镇工业集中区”，原有开发区功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为吸引工业投资者，这些开发区一方面事先进行“三通一平”等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制定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在2003年前后一波开发区热潮中，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用地优惠，包括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等。这些开发区甚至每隔一段时间根据招商引资进度分析本地商务环境和生产成本优劣，并随时调整包括用地优惠在内的招商引资政策。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用地仅以名义价格、甚至是所谓“零地价”出让给投资者50年。由于地方政府需要事先付出土地征收成本与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因此出让工业用地往往意味着地方政府从土地征收到招商入门这个过程中在财政上实际上是净损失的。　　地方政府如此不惜成本进行大规模招商引资的目的，不仅是希望获得制造业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因为增值税总额比较可观，但分税制后地方只能够获得其中的25%，而且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往往会对制造业企业开始几年的企业所得税的地方部分给予一些减免。　　所以，如果仅从增值税考虑，如此不惜血本吸引制造业投资对地方未必划算。但地方政府如此行动的原因在于其从制造业投资竞争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仅仅限于制造业投产后产生的、未来较稳定的增值税收入，还包括本地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部门增长的推动并带来的相关营业税和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等收入，或者可以称为制造业发展的溢出效应。　　我们近年来在浙江、江苏、山东、成渝地区进行的大量实地访谈表明，地方政府官员都认为制造业发展将会大大推动本地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提供廉价土地和补贴性基础设施之类的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到更多制造业投资的话，将不仅直接带来增值税收入，也会间接增加地方政府从服务业部门获得的营业税收入，同时还会增加服务业的用地需求，从而有助于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收入。　　由于营业税、土地出让金收入完全归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在工业用地出让上的盘算，是只要吸引到投资后直接带来的未来增值税流贴现值和其对本地服务行业推动后间接带来的营业税收入流贴现值，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超过地方政府的土地征收和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那么就值得继续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正是出于上述盘算，地方政府在低价出让制造业用地的同时，往往高价“招拍挂”出让商、住用地来获得超额收益。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特点，这种差别性的出让策略并不难理解。制造业部门，特别是那些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中、低端制造业部门，有一个重要特点是缺乏区位特质性。大部分制造业企业并不是为本地消费者进行生产，它们往往是为其他地区乃至其他国家消费者生产可贸易品。在国内各地区乃至全球争夺制造业生产投资的激烈竞争下，这些企业对生产成本非常敏感，而且也很容易进行生产区位的调整。面对制造业部门较高的流动性，处于强大区域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不得不提供包括廉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乃至企业所得税减免、放松环境政策和劳动管制在内的一整套优惠政策包。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以协议方式来低价乃至零地价或负地价出让工业用地不足为奇。它们往往并不预期工业用地出让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净收入，甚至可以接受短期财政上的净损失。　　与制造业不同，大部分服务业部门提供的是被本地居民消费的服务，这些非贸易品服务必须在本地被提供和消费。而由于地方政府基本垄断了本地商、住用地一级市场，从而在提供商、住用地上有很强的谈判能力，结果是虽然工业用地由于各地投资竞争而形成全国性买方市场，但在商、住用地方面形成了众多局域性卖方市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土地，并将这种高地价转嫁给本地服务业的消费者。　　所以，我们自然会观察到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储备中心来调节和控制商、住用地的供地规模，提高其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商、住用地上，很多地方政府成立土地储备中心，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通过限制商、住用地的供应并以“招拍挂”的竞争性方式出让土地来最大化出让金收入，当然这样做的结果是推高地价和房价，而地方政府也从房地产开发、高地价、高房价中获得可观的营业税和各种土地规费收入。　　地方土地出让金占地方预算收入的比例，上世纪90年代末在10%左右，但在4年内，土地出让金占预算收入比例由10%攀升到55%，之后保持在40%~50%的水平，而且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比例更高。　　除了作为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外，地方政府也直接从对土地和房屋交易的各种税收获得了收入。土地由地方政府供应到土地市场，就进入到土地的开发利用环节，依附于土地所产生的相关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图1)。数据显示，与土地和房产相关的税收份额在十年里翻了一番，从2000年的8%增加到2008年的15.7%。相比之下，增值税(对所有制造业企业征收)在地方税收收入中只占20%。实际上，上述比例低估了土地和房产对地方预算内收入的重要性。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往往是地方税收主要贡献者，住房在建设、销售过程中都需缴纳营业税，而营业税是地方政府收入中最大的一项(占30%)，由此房地产部门对地方预算内收入的贡献应该更大。　　总体来看，“土地财政”不能简单理解为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地方政府往往还需要用商、住用地“招拍挂”获得的收支盈余来横向补贴工业用地协议出让后的收支亏损。实际上，土地出让金收入扣除拆迁成本、土地整理等各种成本，纯收益所剩不多，近年来收益率平均为35%左右，而2011年之后，随着征地成本上升，加上中央房地产调控导致商、住用地出让金下滑，收益率降到30%以下。　　此外，土地财政也不能只理解为土地出让金收入，实际上，地方在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的制造业投资竞争中获得好处不仅限于制造业产生的增值税收入，还包括本地制造业发展对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部门增长的推动并带来的相关商、住用地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加上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以及营业税等预算内收入。因此，所谓“土地财政”， 就是地方政府以土地为政策工具，为开拓地方预算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税收)和预算外(土地出让金)来源，在区域竞争中通过低价、过度供给工业用地以及高价、限制性出让商、住用地的行动而采取的财政最大化策略。　　土地金融　　与“土地财政”相关联的，是“土地金融”，即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支撑，搭建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筹集资金，为城镇化建设融资。　　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一般包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开发区和园区平台、交通运输类融资平台、类融资平台、土地储备中心、国有资产管理中心等，通过将土地、国有公司股权、规费、国债收入等资产划拨注入，从而从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建设债券，或通过融资租赁、项目融资、信托私募等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进行融资，以缓解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等地区发展项目建设资金的不足。　　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中，抵押土地资产获得贷款收入，是目前地方政府最常用的一种融资方法。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优质抵押品，获得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土地出让金收益是偿还债务的主要来源。　　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融资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银行项目贷款；二是发行“城投债”；三是融资租赁、信托私募等商业融资。在这几种方式中，银行贷款所占的比重最高，土地抵押是获得银行贷款的常用方式。据某省审计局调查，当地融资平台90%的负债来自银行，其中70%以上的贷款是通过土地抵押，偿债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房地产开发收入和财政收入。发行“城投债”方式较为规范，但受到市场偏好的限制，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更难从债券市场获得资金。其他商业融资方式由于融资成本较高，在融资平台债务中占据较小的部分。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土地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资产，都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1。以土地抵押获得银行贷款　　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打捆贷款”，其特点是政府承诺、财政兜底、市场化运作，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初始融资模式。随着涉足“打捆贷款”的规模增大，为了加强宏观调控，日国务院五部委紧急叫停“打捆贷款”。　　但实际上，银行和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并没有停止，反而在2008年经济刺激计划中愈演愈烈。地方融资平台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方式，有的靠土地抵押，有的靠平台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或者地方政府提供担保。如某县的融资平台公司由财政注入资本金组建，其最初的职能主要是收费公路的建设、公路的收费管理、公路的养护和路政管理，后转为主要为交通建设贷款融资，它的融资贷款一靠土地储备中心的土地进行抵押，二靠财政承诺并由县财政预算内安排资金还本付息。　　土地抵押是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获得银行贷款的主要方式。一般的做法是，在土地储备中由土地管理部门根据规划确定储备土地的供应用途、年限等，向土地储备中心发放土地使用权证，以此作为向银行申请土地抵押贷款的凭证。土地储备中心还可以在储备土地的收益权上设立置押，向政府控股的开发区或平台公司进行贷款担保。　　这些土地抵押贷款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运营、开发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开发园区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房地产企业也从经营性土地抵押中获得了开发所需的资金。贷款中的偿还除了依靠项目本身产生的收益(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的收益很低)，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开发区招商引资，带动当地工业、商业的发展，由未来土地相关税收增加和土地增值来埋单。图2描述了这种“时间换空间”的融资方式。　　也就是说，土地抵押贷款所依赖的还款主要来源于未来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由于中国尚没有开征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收益实现主要来自于商、住用地一次性的土地出让收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通过限制商、住用地的供给来不断抬高土地出让的价格。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债券、信托等资本市场融资，其潜在抵押物都主要是政府的土地，尤其是商、住用地，因此，商、住用地价格一旦未来出现较大下行压力，地方政府还债困难就会很大。　　2。以土地为担保发行城投债　　地方政府还以土地为担保发行城投债。在成功发行城投债的29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中，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部分地区发债数量超过20只或者融资金额超过200亿元，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和湖南省，最多的江苏省各级政府的投融资企业共发行56只债券，融资789亿元。相反，甘肃省、陕西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贵州省和山西省等西部省份发债数量极为有限，一般不超过1-2只。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海南省尚未发行城投债。　　在这些发债的地方融资平台中，市级、县级融资平台呈现增多的势头。2007年以前发债主体主要为省级投融资平台，2007年以后市县级融资平台开始增加。不包括直辖市在内，2008年县市级融资平台债券占当年融资平台债券数量的45.5%；2010年县市级融资平台债券占当年融资平台债券数量的70.3%。众所周知，在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级次越低的政府自有收入越有限，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高，使得财力较为薄弱的县市隐藏了一定的偿债风险。　　土地资产和收益也是平台公司发行城投债的重要担保。在不少城投债的公告中显示，有的直接以地方政府的土地或资产担保，有的由投融资平台公司之间相互担保，还有的则由为平台公司提供了贷款的银行进行担保。但是由于相对银行贷款，城投债的债权人更加广泛，土地担保的变现更加困难。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债成本一直高于企业债券的平均水平。比如，2010年，地方投融资平台发行债券的平均票面利率为5.72%，同期所有企业债券的平均票面利率为5.63%。并且，由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一些地方融资平台信用事件，2011年城投债的收益率不仅进一步上升，并且市场购买的意愿下降甚至出现抛售。如果透支地方政府信用的融资行为得不到遏制，那么资本市场的“用脚投票”可能使得放开地方政府发债难上加难。　　总体来看，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地方政府突破财力限制、运用社会资源服务经济发展的一种体制创新。然而，由于其本身缺乏清晰的法规约束和风险控制机制，随着融资平台债务逐渐到期，其本身隐含的债务风险也对地方财政构成一定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举债资金主要是用于由当地政府安排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本性支出，而不是用于地方政府经常性服务项目的支出，在这种“以小财政撬动大城建” 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之所以一度显得不那么突出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此期间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得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土地财政”获取巨额土地出让金收入。　　但当地方政府发现土地财政本身也无法满足地方投资需求后，就开始使用土地金融杠杆，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利用土地使用权抵押获取巨额外部融资资金，包括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以及利用土地使用权支持的城投债券和信托融资。　　在地方实际操作中， 还出现作为抵押品的土地被重复计算，多次贷款；部分银行因业务发展指标考核的压力，纵容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高估抵押品价值，致使抵质押率表面充足而实际不足，抵押品被人为高估等情况。　　2009年之后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避免严重经济衰退，中央政府2008年承诺在未来两年内增加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央行同时也放松了信贷政策。在金融体制仍然被严格管制，利率也没有充分市场化的情况下，大量廉价贷款被发放给地方政府所建立的投融资平台和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中央和省级国有企业。前者运用贷款进一步新建、扩建工业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改善包括地铁、城市道路等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而后者除运用这些贷款去国内外收购包括矿产资源在内的资源和资产外，还有部分投入国内市场的土地炒作，并进一步推升了城市地价，加剧了房地产的泡沫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的政策反应，与日本政府在1980年代后半期日元快速升值后为应对经济景气下降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相似之处，表现在政府应对来自外需突然减少带来的经济下滑时，由于财政和金融体系都有不少资源在手，都采取了大规模财政刺激与信贷宽松政策。这些政策在使得中国经济短期内免受冲击，实现较为平稳过渡的同时，并没有逐渐扭转经济增长中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反而更依赖投资需求。与日本一样，在外需冲击之后，房地产市场原来就存在的泡沫被进一步放大。　　2009年以来，政府投资和政府引导的投资还进一步导致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中国地方政府(包括很多内地地区的地方政府)更通过投融资平台的大规模扩张，继续新建、扩建开发区。2009年、2010年和2011年，工业用地出让分别达到14.1万、15.4万和19.3万公顷，不仅相比金融危机之前的工业用地有迅速增加，同时也大幅超过商、住用地出让规模。　　在中国制造业产能已经全面过剩，而国际市场外需不可能向本世纪前十年那样持续高增长，甚至还可能有所萎缩的情况下，很多地区地方政府进一步搞开发区和新区建设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所谓的“财政幻觉”。2009年后房地产进一步泡沫化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尤其是商、住用地出让金进一步飙升，给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带来财政幻觉即未来商、住用地价格会保持很高甚至更高，因此商、住用地出让金未来会保持高位甚至显著增长，这样就为地方政府借债搞新城区、开发区建设提供了偿还银行贷款的基础，因此地方政府并没有担心还款的问题。其次，是所谓的道德风险。因为贷款主要发放者是国有银行，中央政府鼓励借贷投资，刺激内需，地方政府未来即使还不起，也一定会由中央来兜底，而借款搞包括地铁、城市道路在内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新城区开发以及更多工业开发区建设，至少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本地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但当地方政府还不起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定会进行救助。正因为如此，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在2009年之后几乎翻倍，达到上10万亿元规模。　　但无论是2009年后央企进行的资源、能源、土地购买投资，还是地方政府进行的城市基础设施、新城区、新开发区投资，在当前经济下滑、房地产市场前景不乐观的形势下，都可能因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和税收增速下滑而成为坏账，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带来较高的银行系统性风险。　　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10.7万亿元。根据审计署的统计，未来三年将有超过35%的地方性债务到期，其中2012年、年到期的额度分别约为1.8万亿元和1.2万亿元，合计占2010年年底债务余额28%左右。但由于地方政府近年来土地出让金增速下滑，土地出让纯收入下降，而财政支出增长刚性，很多地方无法按期归还贷款，银监会不得不有条件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延期偿还，但这种展期本身就会强化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而且如果未来经济难以保持高速增长，地方政府债务偿还最终还是会出问题，直接冲击银行业并带来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改革建议　　在最近10多年来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尽管政府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经济增长，预算外财政收入增长更快，但地方政府预算内外支出规模增长更快。总体来看，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为吃饭财政服务，而预算外财政与通过各种金融手段融资也主要为促进经济增长而优先发展基础设施服务，形成了预算内财政主要保吃饭，预算外财政搞经济建设的局面。　　相比之下，地方财政对基础教育、保障性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显著不足，尤其是没有为占城市流动人口主体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此外，基础设施、城市公共服务投资资金主要依靠各种显性或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以土地财政为基础的预算外资金支撑，但考虑到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房地产存在泡沫，地方债务问题突出等问题，这种投融资模式的可持续性也存在较大问题。　　要扭转目前忽视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的城市化模式， 扭转目前缺乏透明度和可持续性的投融资模式，就必须调整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推动人口全面城市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融资，同时，在有效化解地方债务问题的基础上，建设可持续的城市化投融资平台。具体而言，未来改革需要一种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首先是促进地方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围绕土地-户籍-财政体制改革，推动以常住人口为目标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实现人口完全城市化过程中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推进各级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及其执行情况的透明化。在这个方面，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允许本地城郊村、城中村农民给外来农民工，包括城市低收入者盖房子，或者是允许城郊农民直接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政府则不再对商业住宅业乃至工业等经营性用地继续征地，而只征收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用地，政府只是主要从商、住用地开发中抽取大量税费，包括建设过程中的大量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税费，以及建成后抽取长期可持续的出租收入所得税(未来可逐渐过渡到房产税)。上述改革通过较快增加住宅用地供给，不仅可以逐渐消除城市房价泡沫，而且可以带来经济增长。这种改革为将近两亿的农民工和3亿-4亿家庭成员提供可支付住房的同时，还可以让政府大幅度节省保障性住房开支，甚至政府还可以在房地产行业的大发展中抽取各种税费。　　其次，是在逐渐化解地方债务困难的基础上，逐渐改变当前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主体，以土地储备作为抵押支持，以银行信贷作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地方政府融资模式，构建以市政债券市场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地方政府公共资本融资模式，促进地方债务的显性化和透明化，强化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投资计划及其资本预算约束。　　这里特别要强调一下既有地方债务存量的化解问题，这也是未来城市投融资改革的一个前提条件。化解地方债务问题需要多种措施。除了通过减持部分股份， 出售或出租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包括由政府向民营企业出让一些公用事业的特许经营权等筹资还债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手段，是分年度逐步转用政府手中的国有工业用地。　　前面提出过，允许城郊农民给外来农民工合法盖出租房和商品房，实际上意味着地方政府除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用地外不再继续征地，而只是对土地交易和开发抽取相关增值税和营业税及各类规费。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手中仍然握有大量的工业用地，完全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政策措施来更集约化地使用这些土地，通过工业开发区重整后实现更集约利用， 同时腾出大量用地，并在未来多年内逐渐转化为商、住用地，用于逐步偿还地方债务。　　中国大部分地区城市用地尤其是工业园区用地效率极其低下，据调查，即使在一些发达地区，工业项目用地容积率只有0.3-0.6，许多工业用地投资强度每亩仅几十万元。工业用地平均产出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只要政策合理，通过工业园区土地重划，平均容积率提高到一倍以上完全可以做到。　　需要指出，这些工业用地已经被征收， 已经支付了全部或大部分征地成本，然后地方政府再以低价大规模出让给制造业厂商，利用非常不集约。可以考虑采取包括空地闲置税、规划调整、政府与厂商合作开发等各种综合手段，推动政府与开发区或工业用地者进行重新谈判，政府直接投资或引导资本选择开发区合适地段兴建多层厂房，实现既有工业用地者进一步集约用地，以此实现既有工业区面积大幅度缩小，然后政府运用规划手段，将节约出的大量土地分年转化为商、住用地并用于偿还地方债务。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不仅不用再征地去搞开发区，还可以利用既有开发区土地来作为化解地方债务度的基本工具。（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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