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医院收肾有收肾原不

广佛多家医院牵涉东莞卖肾案
原标题:广佛多家医院牵涉东莞卖肾案
去年7月,32岁的安徽打工者老何刚刚切除了自己的左肾,换来两万元现金。南都记者 刘媚 摄昨日下午,广东省首宗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在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审判楼宣判:8名被告人罪名成立。案犯分工不同,从廉价卖肾人处2万元买来肾脏,最终以23万至27万元不等的价格卖给肾病患者,中间暴利分别被团伙成员瓜分。法庭认定8名案犯中有6名均为主犯,分别判处3年至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和相应罚金。8人分别获刑2-10年广东省首宗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曾在日上午在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审判楼三楼开庭审理。昨日下午,广东省首宗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在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审判楼一楼审判庭宣判。主刀医生周某章为发起人之一,每次手术获利超过2万元,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麻醉医生张某鑫,组织者之一,负责手术安排、承租房屋等,每次手术获利2 .4万元报酬,认定为主犯,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30万元;出资人兼司机张某荣,发起人之一,联系病患和卖肾中介,每次得到3000元至8000元不等报酬,判处八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万元。另外,病患中介叶某龙和陈某高,以及卖肾中介赵某强也被法庭认定为主犯,被判处三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护士陈某琴和医生助手钟某则被认定为从犯,分别被判处5年和2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数被告人在宣判后认为量刑过重,表示将在法定期限内考虑是否上诉。在医院不如意 主刀医生组织卖肾引人关注的是,在庭审和宣判中显示,包括主刀医生在内的部分团伙成员均为广州、佛山等地一些知名医院的医生、麻醉师、透析中心负责人、医生助手等。比如主刀医生周某章,原供职于广州某知名医院泌尿外科,法庭上自称在微创肾脏移植手术领域有独创技术。在庭审中,地下肾脏交易团伙的发起人之一张某荣和病患中介叶某龙也自称曾是主刀医生周某章以前的病患,做过肾脏移植手术。听说周某章在单位不如意后,于是几人商量开始从事地下肾脏交易。而周某章供职医院的证明材料显示,周某章因为不按时上班、没有竞聘上岗以及涉及多起医疗投诉,医院决定于日终止与周某章的合同关系。但后来周某章起诉至法院,2009年6月法院判决医院败诉。2011年6月,法院强制执行恢复周某章在医院的人事关系,医院领导便安排周某章到图书馆学习规章制度。此后,周某章开始与他人商量从事人体器官的地下交易,每单约21万元。此外,病患中介之一的陈某高,身份为广州某知名医院透析中心原负责人,负责介绍病患给周某章,以23万至27万元不等推销换肾。麻醉医生张某鑫,原为佛山一家医院的麻醉医师。前期张某荣介绍来的手术,多数都在张某鑫供职的医院进行,成为周某章的重要合伙人。还有两名护士,也均为佛山这家医院的职业护士,经常帮助周某章手术,每次收取2000元报酬。3名卖肾人提出索赔昨日南都记者获悉,还有3名卖肾人对这个8人地下器官交易团伙提出了相应索赔。据业内律师介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法益与伤害罪的法益相同,都是公民的身体健康。截至目前,三名受害人已经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获得了七级至八级伤残不等的司法鉴定确认。据受害人介绍,法庭已经就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开庭审理,但尚未宣判。涉案人主刀医生周某章原供职于广州某知名医院泌尿外科中介陈某高原为广州某知名医院透析中心负责人麻醉医生张某鑫原为佛山一家医院的麻醉医师两名护士均为佛山某医院的职业护士案件还原卖肾人舒某:十多个人排队卖肾在法院判决书中,重庆籍卖肾人舒某在公安机关所做的陈述,首次还原了东莞“盗肾”风波经过。舒某自述,他在2011年11月左右,在网上查到“长期收肾”的信息,通过对方的Q Q联系上福建漳州的卖肾中介“老虎”,约定做完手术后一次性给其4万元作为补偿金。但舒某到了漳州两个多月,做了多项常规检查,始终没有配型,没有卖掉自己的肾。随后,舒某才联系到广州的“强子”(即本案中赵某强),日,由“老虎”出路费,送舒某和另外两名排队卖肾人来到了东莞道滘。舒某等十多名排队卖肾人租住在东莞万江新谷涌附近的一栋出租屋中,分别在道滘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等医院进行了常规检查。当年2月21日,“强子”带舒某到麻涌一家小旅馆的三楼房间内,签署了一份自愿卖肾协议,之后给舒某戴上眼罩,其他人开车将舒某送到了手术地点(后被证实为广州市番禺区一座楼盘的一栋别墅),“其中一人拿着一个物体往嘴上一捂,就晕过去了,醒来时发现已经做完了割肾手术。”舒某自述,他在这处别墅的地下室休息两天后,麻醉师就找车将他送回了麻涌镇的一个小旅馆里,并给了2万元卖肾款。“强子”将舒某接到小旅馆的出租屋后,给他买了点吃的、喝的和一些药,就离开了。当天20时许,舒某腹部疼痛得厉害,就下楼自行打车,来到麻涌镇人民医院治疗。值班医生确认舒某肾脏缺失,而舒某自称肾脏被盗,于是引发医生报警。随后,东莞警方很快破案,抓获这个涉嫌组织买卖人体器官的团伙成员8人,从而证实舒某的肾脏并非被盗,而是被卖。采写:南都记者 东莞地区读者详见AⅡ叠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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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哪家医院需要肾什么地方收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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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关于重庆卖肾的信息比比皆是。 重庆晨报记者 刘海涛摄
“O型血?你的肾值45万!”
重庆晨报记者电话暗访肾源黑中介,有人态度强硬,有人报价谨慎
换肾者却在等待中离去
“当盼到捐赠肾脏的‘供体’出现了,我们会立即在电脑中输入匹配数据,查找跟供体相吻合的‘受体’,工作人员会按照排队顺序,立即与他们联系。但现实往往是,当肾源出现时,排队等候的受体却已在漫长的等待中死亡。”在多日的采访中,我们接触过的每位肾移植领域的临床医生,都会说起类似的经历,话语中夹杂着对现实的无奈,对逝去生命的惋惜。
9成肾移植手术需等待
“每一年,全国出现肾脏衰竭的患者有上百万。”西南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刘宏接受重庆晨报记者采访时无奈地表示,对于中末期的肾衰竭病人,在自身肾脏不能满足身体需求时,就会考虑做肾脏替代,透析是其中一类,但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撑。目前,我国能够维持常规透析的每年只有10万人左右。
相对于血液透析,器官移植是治疗肾衰竭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但肾源紧缺却成了最大的拦路虎。“目前各大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的器官源来自两个渠道:活体和心脏死亡后的遗体。”刘宏表示,以前由于器官短缺,中国每年能做的肾移植手术最多也就1万例,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手术国。
收肾广告贴满医院厕所
100:1的尴尬背后,器官移植的困境也变得明确:渴盼肾源的人太多,而供体很少。在巨大的经济利益催生下,一个光怪陆离、骇人听闻的器官交易市场出现了。
  在西南医院肾内科,收售肾源的广告不时被粘贴在厕所里,“每次看到,我们会立即清理掉,但它就像牛皮癣,你撕一次,他就贴一次……”专家们很是无奈。
  其实,不仅是西南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外的天桥处也不时会出现类似的小广告,这里有大批急需肾脏移植的病人进出。
  本版文/重庆晨报首席记者 王珊 实习生 刘冰鑫
  肾移植调查
  肾源紧缺的现实,让巨额经济利益催生的地下黑市屡禁不止。一条供体、受体、中介、医院、医生相互配合、分工合作的非法利益链条形成了。
  一组数据显示,一个经非法中介寻找到的肾源,非法供肾方大多能得到2万-4万元不等的报酬,但这颗肾到了受体方时,身价早已翻涨数倍,肾源中介、非法操刀的医生……各个环节都参与了利益分配。
  介绍卖肾流程像背书
  在网上输入“卖肾”一词,记者索引出多家肾源中介。随后,记者分别以卖肾者和买肾者身份与多家中介取得联系,进行了电话暗访。
  前日下午,记者以卖家身份,与名为“博爱医疗健康服务中心”的24小时联系人“张教授”取得了联系。随后,记者与这位带着河南口音的“张教授”深入对话。
  记者:我朋友生病了,急需用钱,想来卖肾。
  “张教授”:你什么血型?
  记者:O型血。
  “张教授”:45万!
  记者:卖肾具体有些什么流程?会不会有危险哦?
  “张教授”:先检查身体,然后再配型,配型完后,在医院里观察2-3天,3天后签合约,你拿到该得的钱后才做手术。我们会安排好的医生做手术,不会有危险。但是需要先缴200元的预约挂号费,我们收到钱后,会马上通知你检查身体。
  记者:我是外地来的,在哪里做手术啊?
  “张教授”:你来重庆后,问第一人民医院,一问就晓得了。
  整个交谈过程中,“张教授”的语速非常快,态度强硬,像背书一样匆匆给记者念完了卖肾手术流程。当记者询问交易真实性时,“张教授”丢下一句:“你想清楚,想明白后再给我电话”,便挂掉了电话。随后,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办公室向记者证实,该院并无此服务中心。
  部分中介出价很谨慎
  随后,记者再次以“朋友生病需要买肾”为由,与一家“仁爱医疗咨询服务公司”的“王医生”取得了联系。“王医生”说,首先需把该朋友的病例检查报告、年龄、血型等资料寄给他后,才能告知确切的价钱。
  最后,另一家肾源中介的“徐医生”告诉记者,卖肾的基础价格为12万元,并称最终价则需等查看完病人的配型需求后才能判定。“徐医生”还告诉记者,手术前需付30%的交易费。
  “为打击非法买卖肾源,有关部门一直在探寻行之有效的道路,除了激励器官捐赠外,政策的规范也让非法肾脏交易越来越没有市场,至少进入不了大医院。”刘宏说,国家对器官移植实行严格的准入制。
  亲体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审查主要包括两部分:身体检查和伦理审查。
  此外,对于活体和尸体捐赠的肾源,器官移植的医生是不参与捐赠过程的,而是让红十字会来参与。
  无论哪种方式捐献,手术前,供受双方,必须提供法律所需要的供患双方的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双方户口所在派出所户籍证明、供体和受体的亲属关系证明、自愿捐赠同意书等材料。
  到了2009年下半年,中国器官捐献体系在天津等10个城市试点,试图探寻如何在法制框架下建立起自愿捐献、公正分配的良性捐献体系。
  “要突破肾源瓶颈,转变人们的观念也很重要。”刘宏说,我国一直鼓励人们死后捐赠器官,“器官若能在另一个身体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编辑: 文曦医院改革 资本候场
作者:经济观察报 陈旭 温淑萍 宋馥李
  站在北大国际医院的楼顶直升机平台上,边长300多米的主体建筑与周边一系列方正集团的建筑群一览无余,远处协和医院废弃的工地也清晰可见。“医院的建筑规模差不多相当于T3航站楼建筑群的一半,建成后将有3000名医护人员。”在位于北京昌平区的生命科学园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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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际医院工程指挥中心商务部总经理赵凯指着一大片即将竣工的建筑物说。
  方正集团高级副总裁、北大国际医院集团CEO冯七评告诉本报,他们在北大国际医院上投资了40亿元。不仅方正,还有中信、华润、复星&&他们都已经在医疗行业布局多年。从医药、医疗器械到专科医院,再到综合性医院,这些大集团的行棋渐入中国医疗体系的核心。然后,他们停在这里,伺机而动。他们身边,同样在等待的有各路产业基金、有VC(风险投资),还有PE(私募股权投资)。
  在这些等待者看来,始自2009年新一轮中国医改的核心将是医院产权改革。
  现在,北京已经释放出的明确信号让等待变得有价值。
  知情人士透露称,北京市《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有望在本月出台。
  在今年的2月9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若干政策(征求意见稿)》,包含了对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涉及到的准入、水、电、税费、人才、价格、土地等18个方面的优惠政策,被称作“京18条”。这是自去年11月国家明确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58号文件公布后,第一份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
  据称,上述征集意见稿社会反响效果很好,有很多准备开办医疗机构的社会投资者进一步做了咨询。  大鳄们在行动
  如果你阅读过“京18条”,你会发现,第一条就是全面开放北京医疗服务市场,逐步提高社会办医疗机构的比重,“本市需要新建医疗机构时,优先安排社会资本进入,凡是社会资本能办的,政府不再举办”。
  谁都知道,这是机会。
  日,北京东三环长虹桥北一栋大厦楼顶悄悄伫立起了一块醒目的牌子中信医疗。彼时,它刚刚迁至北京。
  这家去年6月18日在深圳中信大厦八楼正式挂牌的公司,整合了中信集团内部医疗产业链的一级子公司,下辖医疗、养老、健康、医药4个业务部门,旗下有7家子公司和3家专科医院。本报记者获悉,中信医疗已经和清华大学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这家公司亦将以医院投资为主,带动其旗下产业链公司的扩张。
  在这个需要大资本推动的行业里,中信医疗并不是第一个进入者。
  对公立医院的入股投资最早源于华源集团。2004年初,河南省北部重要地级市新乡市的中心医院、市第二医院、市第三医院、市妇幼保健医院和市中医院,被中国华源生命产业有限公司正式接管。成立的华源中原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5亿元,华源出资1.05亿元,占股70%,新乡市政府以5家医院4500万元的净资产获得30%的股权。随后由于资金链断裂,2007年华源集团被并入华润集团后,华润控制了这5家医院。
  华润集团旗下的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也曾经在赵新先时代投资了包括三九脑科医院在内的数家中医院,拥有一幅宏大远景的三九医药希望借此组建中医医院产业集团。但是由于其后三九医药自身原因,计划失败。在政策并不明朗的时期,华源集团在上海的医院并购计划也因为医疗系统内部复杂的利益斗争而以失败告终。2011年中期,三九医药公告与中国中医科学院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双方将共同合作兴建医疗机构。在医院投资领域,华润集团再一次拉长了战线。
  日,华润集团战略部主管冯唐发出了一条微博:“发愿:医院集群从这个烂尾十年的地方开始。”这条微博配发了一张看似废弃医院的照片。日,冯唐再发微博:“我的2012新年愿景:医疗团队配齐,劳怨不避,按照计划再获得10家医院,病床数到5000张以上,整合2011年收购的医疗仪器公司,再收购一家高科技医疗仪器公司。”据称,由冯唐领衔的华润集团医院投资团队,核心成员主要由其在麦肯锡的前同事构成。  民营
  8年前,当于春江决定“下海”参与创办民营医院时,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神经外科专家,下了很大的决心。如今,他创办的三博脑科医院逐渐得到社会认可,他本人也成了民营医院领域的引路人。最近,于春江经常接到电话,都是医疗界的朋友向他咨询投资民营医院的问题。
  于春江并不讳言三博脑科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瓶颈和障碍。例如,税赋很大,这个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医疗是一个高风险、高科技含量的服务,把它定位于服务业,课以重税,加重了民营医院的负担。再比如,在土地的审批上还没有放开,还不能由民营医院自己来建医院。
  “民营资本一直是个后娘养的孩子,进不了主流社会地位。”北京某民营医院耿院长称,他的医院主要针对亚健康人群。收费不算高,但税收、水、电等日常费用,每月都得按商业用途缴纳。而公立医院的水、电都有优惠政策,土地为政府免费划拨,不用交税。
  令民营医院发展不理想的另一个原因是,医生人才的垄断。在现行体制下,公立医院的人才,如果流动到民营医院,就不准再参与评职称,相当于脱离了事业单位。由此,尽管医生们羡慕民营医院开出的高工资,也只能继续留在公立医疗机构。这被民营医院统称为社会办医的隐性歧视。
  不过,随着“京18条”所释放出来的信号,民营医院的经营环境会逐步改善。三博脑科医院院长张阳认为,未来10年,一定是民营医院发展的蓝海。北京对社会资本医疗机构的发展,一直优于国内一些地区,这次18条意见虽然还没有正式定稿和公布执行,但其意义仍很大,很多民营医院都意识到,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门,将开得更大了。  各有所思
  但于春江隐约中还是有些担忧。很多大的投资机构,比如美国的风险投资大鳄NEA、联想控股等,都紧盯着民营医院这个领域,而国内的一些大型的医药集团,也同样做好了准备。除此之外,社会资本中,包括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看中的,是一个有品质的医院对一个区域的影响,可以带动一个区域的餐饮、住宿和交通,也能改善社区的生活品质。“医院不是单纯做生意,创办民营医院,一定要有长期的、稳健的投资意识。”于春江称,要认识到一所医院的发展规律,想要迅速得到回报,都是不可取的。医院具有了品牌价值,一定是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回报。“而对风投资本来说,各种政策壁垒比如医院执照的营利性质,医疗人才的引进都是一个难题。所以,风投一般倾向于投资专科医院和制药企业。比如、等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能打包上市,对于风投来说,不能退出的项目没有任何价值。”道富资本副总裁莫学斌告诉记者。医院牌照性质的差别,关系到营业税、城建税等税种是否征收,关系到是否能够分红和退出。
  不过,风投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并不是问题。在北大国际医院的项目部内,记者看到了一份PPT,内容是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赴台湾考察5家医院的总结。在这份PPT中有很多照片,比如医院走廊的宽度是多少,医院前台的高度是多少,逃生出口有几个。对于盈利模式,除了医院自身的利润外,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还将向医院提供医疗器械租赁、信息化服务、药品销售等服务。
  “我们是用企业管理的思维做医院管理,北大国际医院的性质还是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冯七评说。分红、上市这些问题并不是冯七评们考虑的问题,“我们10年内都不会考虑分红问题,医院所得利润将用于新建以及并购医院,我们想赚的是未来的钱。”冯七评透露,在北大国际医院建成后,集团将全面展开医院并购业务,“和地方或区域综合医院的合作,我们将由医院管理子公司出面,和当地政府合资建院,当然,方正是绝对控股。”
  与国资背景的“中央军”不同,复星集团在医院投资领域则专注于高端医疗服务。许多人将复星投资的和睦家医院视为妇产专科医院,其实,和睦家早已经变身为了学科齐备的综合型医院。据了解,复星集团方面已经组建了齐备的医院管理团队,综合型医院投资将是其下一步的方向。
  对于北大国际医院的收费模式,集团高层表示将采取差异化收费,即一般患者就医需求花费,和一般的三甲医院一样,可以用医保覆盖。而额外的高端需求,则需要另外支付费用,在国外,这部分支出一般是通过购买高端商业医疗保险进行覆盖。
  当然,这些方面的改变,涉及到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的定位,都需要医改来给出明确的答案。  医改硬骨头
  在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看来,北京出台社会办医“京18条”,就像当年的国企改革一样,通过引入市场化竞争,增强医疗服务市场活力,对公立医院形成倒逼,让公立医院根本性转变。
  据了解,目前全国一级以上医疗机构是2.2万家,社会资本医疗机构数量占据1/3,但服务量和资源占有量上只有10%左右。以北京为例,医疗机构总数为9000多家,社会资本医疗机构为3000家左右,虽然数量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但诊疗数量、诊疗人次却只占到全市诊疗总水平的12%左右。
  “目前公立医院面对的绝对不仅是基本医疗需求,而是各个层面医疗服务需求的大量集中。”韩晓芳认为,在这种医疗服务格局下,盲目扩张公立医院,政府只会管了不该管的,应该把非基本的这块让给市场。
  早在1980年,国务院就批准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的相关文件,这是国内最早的有意于打破公立医疗垄断的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向外资领域延伸。1989年,卫生部和原外经贸部规定允许外籍医生来华行医,并在三年后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
  2000年,国家八部委出台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厘清了医疗机构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区别,允许营利性医疗机构自主经营,照章纳税。2006年,国务院又下发了《关于发展城镇、城市卫生社会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鼓励政府购买社会资本医疗机构的服务。“从这方面看出,当时的政策为社会资本办医打开了大门。”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李洪山对本报表示,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在医改第二年,国务院下发了58号文件,进一步对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的政策进行完善,同时也给想兴办医疗机构的社会资本吃了定心丸。
  事实上,国务院医改办、卫生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对于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及未来的医疗服务发展,在2009年新医改的大方案中已有过设计。
  据知情人士透露,卫生部的设想是,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的设立定位是高端医疗资源的提供者,不与公立医疗机构、政府来抢食。未来政府和公立医疗机构担负公共基本服务的保障,而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向高端医疗机构看齐,也就是说,在现状与未来医疗改革中,社会资本医疗机构与公立医院都已成为制度设计中的发展部分。
  这与北京市的想法如出一辙,“京18条”未来希望达成的局面就是,社会资本医疗机构逐渐进入后,与现行公立医院逐渐形成医疗服务划分,如前者主要开展高尖端医疗服务,后者未来将回归公益性,负责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卫生保障。
  中国医院协会常务副会长李洪山称,社会资本办医的前景光明,但要耐得住寂寞,因为未来需求是高尖端服务,而且医院在三年之内是无法盈利的。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资本设立医疗机构,需要有一个慈善的心。
(责任编辑: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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