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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对实习护士有什么要求?实习一年可转正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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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正工作要部队分配安排！，竞争太太太太太激烈。不是现役的，如果是现役的！具体什么要求不太清楚。我估计您应该不是现役军人吧，留下的可能性也不大！，不过我知道要求肯定不低！，在全国都是有名的！！这可是全军最好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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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邓小平就医301
日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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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解放军301医院著名教授李炎唐主任医师，在我国泌尿外科方面，师从一代宗师，他与南国的梅骅教授在国内外有中国“南梅北李”之称。李教授长期从事高级领导人的保健工作，近距离接触了大批政要人物，应本刊所邀，他回忆了一些高级领导人与疾病作斗争的亲历所见。本刊从本期开始连载，敬请读者关注，也欢迎其他方面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将所见所闻写成人佳作以飨读者。　　时光如斯，岁月如歌。　　20余年来，我经历了业务岗位的领导工作，现至二线专家组，经常在国内外参加一些专业会议。同时，又在全国政协组织中经常参加活动，时常到外地考察视察，有了时间到处走一走，天南地北地去了不少地方，亲眼看到我国城乡的巨大变化。几乎每到一都是触景生情，情不自禁地想起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想起了他在病中相处，聆听他的教诲和后来感受他老人家恩泽的往事。　　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早已待命的护士把准备好的轮椅推上来。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伟人特别注目　　我有幸结识邓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服务，是在1976年末的一个暖冬日子。　　那天，我从301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阵子几乎天天如此。由于粉碎“四人帮”，一场历史的浩劫即将要结束，许多人从外地回到北京，不少人恢复了医疗条件，看病的人特别多，处于全军总医院的一名科室领导的工作便可想而知。我几乎都是在白天门诊、查房和手术，到下班时才理一理第二天的工作，看医学资料，天天处于满负荷运转……　　我那时的家就住在医院生活区，编号是9号楼，共4家人挤在一单元一层西侧，共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5层楼一个单元共用一部电话分机。我家是5口人，我们住24个平方米，虽然地方小，但由于政治上出现了宽松的气氛，可以正常工作了，即使没能挤出一张书桌也感到温馨。　　记得是刚吃完饭，我就听到3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接着听到有人接电话的脚步声，很快就听行人叫：“李主任电话”！　　“唉！”我应声就往楼上放电话处跑，电话对医生很重要。　　那时，301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命令就是急诊、急诊就是生命！　　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来电话的是一位保健办值班护士，我从声音上就辨别出来了。对方在电话中没问我在干啥，也没说其它事情，就是让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　　我按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个军人的敏感，也是来自一位301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担负着类似任务的在当时不仅是301医院，例如空军在当时也是如此。有一阵，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一般不乘民航飞机，多数乘军用飞机。所以，空军专门有一个专机师。这都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　　对这样的特殊指令，我们习以为常，有事一般也不多问，有急诊赶快行动，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盖好不久，门岗森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有着几份神秘感。　　我一跨进大门，就见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保健。还有刘轩亭副院长、白崇友政委，他们3个在那里，见我气喘吁吁走到跟前，就说有重要任务。　　我仔细打量他们，看到每个人都很严肃，而且周围已布置了警戒，心中便明白肯定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不知道这个重要人物是谁。我就同几位院领导一起静静地等待着。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早已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也推上来了。车门一打开，我就见到一个经常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出现，而在最近又了无踪影的熟悉身影。是邓小平。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我当时特别吃惊，因为我做梦都没想到会遇到这样一位我所敬佩的人物。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离邓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伟人特别注目……　　“文革”中，我对打倒邓小平等老领导很不理解。　　我记得1975年夏天毛主席身边有个护士，她经常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搞保健的，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不避我。她无意中说过这么一句话：“主任，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可千万别向别人说啊！”　　这一句话让我着实高兴了好一阵。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采用极左路线，使党和国家许多好的领导人受迫害，搞群众运动也连累不少人。那一阵，明显感到国家倒退了，好人受罪了，我们为此都很焦急。所以，在林彪倒台后，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我们都拥护和敬仰他……　　后来到了1975年11月底，又开始了反邓小平，我问那个护士：　　“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　　“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她说我也纳闷，反正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了。　　她搞不清楚，我们更糊涂！我想大多数中国人在当时也糊涂。　　我在电视上见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面，是在周总理追悼会上。那天，我正好要到武汉给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会诊。同时，还要到广州去给一个外宾会诊。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念完悼词以后，我才上了火车。周总理去世让人太难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追悼会时，我的眼泪哗哗地流，只见到鲜花丛中总理的骨灰盒。　　在火车上，我还是止不住眼泪，耳边一直响着邓小平的声音。当时，我心里在想，总理去了，邓小平同志可不能再被打倒啊！　　可惜，历史总是捉弄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邓小平同志又遭到“四人帮”的陷害……　　那是多么痛苦的一年啊！作为一个在军队医疗战线上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含泪送走了总理、送走了朱老总，接着又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　　本来我该是第一批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当时，我已做好了参加尸体解剖的准备，由于江青不让解剖，只好作罢。那天，因为瞻仰的人太多，室内温度升高，对保存遗体不利，所以，对瞻仰的人进行了限制，我在下午才看到毛主席的遗容，心情悲痛至极。　　离开了他老人家，我感到整个国家像失去了顶梁柱一样。周总理、毛主席相继都走了，邓小平又打倒了，我们国家以后往哪里走啊？那天晚上，我在复兴路上徘徊许久，望着灰朦朦的街灯，我感到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空洞……　　多行不义必自灭，乌云过去天自亮。后来幸亏叶剑英、华国锋等，代表中央果断地解决了“四人帮”。当时“四人帮”解决了，可是以后国家怎么办还没解决，那时，“天安门事件”直接跟邓小平挂钩，非得说是邓小平策划的。　　“天安门事件”之前我去过3次天安门广场，有一次回来，正好碰到我们院长，他问：“老李干什么去了？”我说：“我经风雨见世面去了！”他笑一笑，什么话也没说，我知道大家心情都一样，都痛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盼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可“四人帮”打倒了，邓小平在哪里呢？我们一直盼着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主持全面工作。但有传说他在秦城监狱，有的说下放在外地，谁也说不明白。　　真是没想到，一位伟大的人现在就出现在我眼前。　　他仍然穿着我们后来常见到的中式棉袄，尽管眉间隐含着一丝丝痛楚，但政治家的硬气和傲骨，跃然他的举止之间。同大家见面时很和霭，家属和工作人员也十分和气，我们赶快跟他们一起到病房。　　我知道，首长到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从他脸上的一丝凝重我已感受到他不大舒服，既然院领导让我来，我便马上进行问诊。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管是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老百姓，我只要一穿白大褂，就是面对一个患者，提问题都是单刀直入。　　“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　　邓小平挪了挪身子，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尿不出来，憋得慌！”　　首长很沉静，四川口音很浓，尾音有点拖，显得他还轻松。听他一讲，我就知道他并不轻松。排尿困难是很痛苦的，想不到他承受这么大的痛苦还像平常一样沉着。　　邓小平同志的话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很操心，补充了首长何时感受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都只说了症状，也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置。真是一家好人。　　听了首长和大家说完，我又问了几个问题，便摸了摸他的腹部，下腹已鼓起，敲了敲，浊音上界已到肚脐下，我感到情况不妙。但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大体上有了个把握，心里有了基本判断。&&&“可能……”我向院领导汇报了我的感觉。院领导都是内行，也点头赞同。然后，我提出进行初步诊断。　　经请示后，马上到值班室打电话，请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体不好，当时已近70岁了，而且身患癌症，心脏很不好。所以，一般事情我操心，他一贯支持我的工作，是我的恩师，关键时刻还得请他出场。　　同时，也请我的搭档，当时的主治医生周柏铭及内科曾诚富主任一起初诊，通过摸、查、问，也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断和方案。　　“准备导尿！”我们让护士做了准备，我跟首长说：“先给你插根导管放尿，有点痛。”　　“没事！”他很干脆地说。　　在不寻常的岁月，对邓小平同志的治疗就这样开始了……　　首长病情对外绝对保密。一位首长跟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仔细呀，出了问题九亿人民都饶不了你”　　现在回想起来，从邓小平同志的到来，我有一种莫名的不安和兴奋。　　准确地讲，不安的是老人家患病的痛楚。他这么大年龄，受了这么多的折磨，这次患病无疑是雪上加霜。兴奋的是在经历劫难之后，见到他本人，期望能通过我们的治疗使他康复，并能很快返回政坛……　　那一夜，我没有回家，一直守侯在病房。给邓小平同志排除积尿后，他安稳休息了。见到他眉间痛楚的消失，我心里也轻松多了。　　病房的灯光下，我仔细分析首长的病势，按我的经验判断，可能首长是前列腺肥大引起的尿潴留。说“可能”是当晚考虑到老人家的痛苦，我没有进行指诊。如果进行指诊，我基本上就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　　有一点还必须向读者介绍清楚。我是1950年选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学习的，毕业前分入协和医院实习。在这段日子里，得益于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蔚然等一批老权威名家的教导，获益颇多。　　1956年9月，我们集体转到新组建的解放军总医院，1959年起我受著名外科学和泌尿外科学家、一级教授许殿乙主任的器重，师从许殿乙和吴阶平主攻泌尿专业。当时，国内这一专业人才不多，我还年轻，就把一腔报国热情化为勤学苦钻，靠不断的实践、总结，我积累了一些经验。　　70年代末，我有幸成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一名专家。实际上在60年代末，我就为一批老将军、老英模和知名人士治疗。70年代中后期，在10位元帅中，我参与治疗的就有7位；10位大将中，参与治疗的有8位。同时，还参与了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外国领导人及友好人士的抢救、手术和会诊……　　大概是责任的使然，使我在钻研业务上不敢懈怠，并在诊断前列腺问题方面，积累了用手指检查病变，基本上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的经验。这些年业内许多人士和海内外一些媒体上对我的诊断方法有“神指”之称，我的体会主要是实践和总结，并不神秘。　　当天晚上，主要是为了减少首长疼苦，我没有进行详细检查，只是做了应急处理。没有进行过细检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请在这一方面的权威吴阶平院长和我的老师许殿乙教授一起检查，最后确诊。请吴院长来会诊，也是为了慎重才作出的决定。　　众所周知，吴阶平院长是我国医疗保健方面的领导者之一，国内泌尿专业的权威。我之所以称吴院长，是因为他担任过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这个医学院就是现在的首都医科大学。“文革期间”我的老师许殿乙“靠边站”，重要事都清吴阶平来指导和会诊，我对他尊敬，也熟悉。　　吴院长不仅培养了许多人才，还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印尼总统苏加诺等领导同志进行过保健工作。所以，要请他来确诊，也是对邓小平同志的病情高度重视和负责。　　第二天很早，我就到病房门口去等他，他如约赶到，风度翩翩，精神很好。一见面，我就介绍了首长的症状和我的判断，他对邓小平同志的身体情况比较了解，也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　　吴院长到了，身患重病的许殿乙主任也来了，有关同志都到场了，我们就决定给首长会诊……　　我们南楼是新盖的6层大楼，1976年唐山地震以后，先没有开放，后来就开了下面3层，当时据军委和院首长的指示，院里面为了加强保密，也为了安全，所以安排首长住在5层，整个一层都作为邓小平同志的病房。　　安排在5层另一个问题，考虑到以后也许要手术的话，出了中间走廊就到了手术室，安全保密工作也好做。　　这个南楼有很大的好处，走廊很长很宽敞，空间很大也很方便。安全方面也很有条件。中间这个走廊有一道门，那是工作员、会议室、活动室、会诊医生办公室，到里面病房走廊还有一个门。单元房是高级首长用的，有专门电梯，而电梯也有专门警卫。所以，首长来了以后，就安排在5层病室。　　首长进医院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开始给首长做检查。　　上午，邓小平同志精神好多了。昨天晚上给他导尿时，为了减轻痛苦，我给尿道里面灌了麻药，通过一根细的导尿管顺利排除了尿液。考虑到一次排净容易造成急性负压，导致膀胱出血，甚至损害肾脏功能，中间过了一两个小时再排一次才逐渐放完。在我们昨晚应急处理之后，首长休息不错，脸上已再没有了凝重的神色，气色也很好。　　大家进病房后，都向邓小平同志问好，他向大家微笑，卓琳同志热情招呼大家，病房里气氛很轻松。　　“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我们说什么，首长先发话了。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病了解，而且态度很明朗。见他有心理准备，吴院长和我们都说：等我们检查了再说。在他默许下，我们就开始了进一步检查的准备工作。　　我们和内科做了一个全身的查体。泌尿系统是我和许主任检查，内科由曾诚富主任、赵毅刚医师进行检查。同时做了心电图，心脏非常好；还有抽血化验，情况正常。另外，还化验尿，也没大问题。　　经过诊断，更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最后，吴院长、许主任和我为首长最后检查前列腺。吴院长同首长很熟，检查前，他告诉首长会不太舒服。　　“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　　首长的忍耐性非常好，我们的触摸他肯定不舒服，但他很配合我们接触患部，发现前列腺相当大，看来判断无疑。　　经过检查和会诊，加上吴院长、许主任和我都作了经直肠的前列腺指诊检查，大家在一起碰头，都认为是前列腺肥大，造成尿潴留。有一次尿潴留，就会有第二次，都倾向做手术，一次性清除。　　正式确诊和确定方案之后，我们先把情况通报给家属，家属很开通：把情况告诉他本人，没问题！　　这样我就向首长通报情况。为了减轻首长精神负担，我在汇报时进行了准备，先通报了病情，然后介绍这是一种男性老年的常见病：50岁以上男性中，30％的人患有此病。欧美人比例更高，有的高达90％，多数人作手术治疗……　　首长听了点点头，他似乎很了解。　　首长说：“我早就说要做手术，没问题，做！免得以后麻烦。”　　转过头来，我又代表医生询问了首长夫人和她的孩子，大家都同意，我们就确定准备手术。　　手术准备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将情况报告上级，请求批准；二是进行手术方案准备。　　院里把报告跟上级打上去了。同时，麻醉、手术器械和人员进行全面配备。　　关于在哪里做手术，我们动了一番脑筋。到外科楼手术室，路途长，也不安全，并不保密。院领导和我们大家都决定在新建的南楼手术室做。因为是新楼手术室从来没用过，需要消毒；灯光、器械需要配齐。什么都准备双份，怕万一有些特殊的可能要用。人员都准备了，麻醉科两个主任都参加；护士准备了双班特护，一共是8位护士，当中有两位护士替班，还要有护士长。手术室除台上台下有两个护士，还配备了护士长，各项工作就是分工负责。　　准备工作非常周密。各种设备都进行了试用，手术器械和其它设备都进行了双消毒，力求万无一失。　　首长病情对外绝对保密，但报告刚打上去，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很快就知道了，很快有人来看望，非常关心。　　有一次，一位首长跟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过细呀，出了问题九亿人民都饶不了你。”　　“一定照您指示办！”我对首长说，“一定仔细，主要是做手术按科学办事，给首长多缝一针，那就要狭窄，少缝一针就要漏尿。”　　“对！这就很对。”那位首长听了之后才满意地离去。　　手术准备的日子，首长一直在病房休息、看书，进食正常。一层病房只用了5间，首长一间，住6号房；夫人卓琳（当时大家都叫她卓秘书，所以我也叫卓秘书）住一间，我记得好像是8号房；我和保健医生，也是内科的主治医生赵毅刚住5号房，护士们好象住在12号房。　　我跟赵毅刚的房间只有张床，我不习惯睡软床，就睡一张行军床。晚上，我难以入眠，心里想着白天那位军委领导讲的话。　　那位首长不光代表个人心愿，实际上是代表全国、全党、所有干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期望，我感到责任非常重大。　　那几天，我们在等待上级批准给首长手术和进行手术准备的日子里，我对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　　我一直不知道，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之后，小平同志这一段是如何度过的。听他家人讲，这是小平同志自江西下放之后，又一段苦难的岁月。　　在那一段日子里，他先是被软禁在家。继而，他同夫人被通知“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带车”，从宽街的住所神秘地被接走。他走之后，孩子们都不知道父母身在何处。后来才知道是汪东兴怕邓家被冲击，才叫警卫局在东交民巷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　　东交民巷17号，邓小平夫妇被带有保护性质地软禁起来。　　在这里，他们自己洗衣、做饭，在平静之中承受着由“四人帮”导演的，全国上下轰轰闹闹的“批邓”。　　无奈的日子里，邓小平一面靠出门时孩子塞在口袋里的一幅扑克度日，一面关注着动乱的时局。其间，卓琳同志因眼疾住院，邓小平才写信致毛主席，全家才得以团聚。　　在苦难的岁月里，邓小平住在家中地震棚里得知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被打倒消息。同样，他在地震棚里再一次如同“林彪事件”之后一样，给中央写信展露自己的心迹。在信的最后，他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　　“让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历史的离奇让这位伟人发出心底的呐喊，但历史的渐进却让这位老人仍然延长着磨难。　　“四人帮”被打倒后，“两个凡是”依然禁锢，使邓小平难以重返舞台，这对一位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而言，是多么痛心和伤感啊！　　我从邓小平同志女儿毛毛写的回忆中看，邓小平同志一直身体很好。年轻时，一直凉水沐浴，可见不是一般的身体。第一次被打倒下放江西后，他还做工、种地和做家务。当时，江西省革委会安排他同卓琳同志在一个基层卫生队就医，他从来不要药，最多要一点安眠药而已，最后连安眠药也放弃了。这说明首长身体过去很好……　　作为医生，我更能感知邓小平同志的心情和病情。所以，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一定要认真、细致地治疗，让邓小平同志早日康复，尽快站出来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们按手术要求准备好了。中央的批示也很快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对于邓小平的手术，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汪东兴批准的，批准时间是日。　　随着给邓小平同志手术的正式确定，我们为保证万无一失又进行了再一次的准备。　　最后，手术班子确定：因为许老岁数大了，由我主刀，泌尿科周柏铭主治医师担任第一助手，院里面让普通外科陆惟善主任参加，因为他为毛主席做过保健工作，为陈毅元帅做过手术，他自己要求做第二助手，吴院长和许主任在手术台下做指导，心电监护由曾诚富主任和赵毅刚负责，麻醉由靳冰和宋运琴负责，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责。　　这中间，我们按手术要求像对待一般普通患者一样，履行手续，请家属签字。家属孩子都很理解，痛快地签字。　　为了保证这次手术万无一失，我们常规做抗菌素、麻醉药过敏试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　　要给邓小平同志做手术了，院里只有几个领导和参与手术的人知道，南楼的其他人也不知道，追问我：“你收了个什么神秘人物？”　　我记得这期间我连家属也没给她讲，她只知道我有重要任务，两个月不在家，并不知道我为谁治疗，这是纪律的需要，我们都自觉遵守这一条。　　手术准备到最后，涉及到一个环节，那就是要对患者理发、洗澡。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便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琳推荐女婿贺平，就是毛毛（邓榕）的老公来理发。他在插队的时候学会理发，所以，让他带来理发工具，给首长理了发。　　到手术前天晚上，基本上万事俱备。我就进行手术前最后一次例行查房。　　那是晚上快八点左右，首长跟他夫人坐在沙发椅上，邓楠坐在靠近办公桌的椅子上。见我去了，首长跟卓秘书都让我“坐”着查房。　　卓秘书先问我：“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首长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　　后来他就跟我讲：“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　　说完后，邓楠马上说：“对，我爸说的对！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家负责，你放心好了！”　　首长又说：“今天晚上你好好睡觉，不要有顾虑。”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面真是特别感动……　　我从1956年当医生到此，不管是以前的军委领导或者是一般老百姓，还没人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说首长非常理智，非常懂心理学。因为他明白，他这样高级身份的领导，谁都不敢马虎，所以他让你精神上、思想上放松。这就跟打乒乓球一样，你要是紧张了，就不能发挥好技术。　　第二天，天气特好，经过办公室的看台望去，阳光特别明媚。我心情很好。问首长睡得好不好。他说“很好”。　　我们就请首长一块进手术室。手术室护士请首长躺在手术室接病人的车上，卓秘书、邓楠、毛毛和我一起陪着进入手术室。首长自己从车上挪到手术台上，曾诚富主任和宋运琴测试了血压，在结果一切正常后，让靳主任开始打麻药。　　为了避免进去的人太多，污染空气，当时家属都在外面的休息室等候，手术室里面只有蒲副院长、吴阶平院长、许殿乙主任、曾诚富、赵毅刚、靳冰宋运琴，还有护士、护士长及我们几个手术医生。　　这是手术室的人马。手术室外还有一支队伍。院里组织了有力的后勤工作。包括电源，供氧等，保证绝不突然停电和缺氧。他们不知为谁做手术，只管保证完成好任务。　　注射麻醉药之后，药已见效，手术部位已没有痛感，但他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我没事，你们放心做！”　　手术由我主刀，周柏铭、陆堆善积极配合，大家有条不紊。配合出奇地美妙。许多同志在电影上见过一些手术镜头，实际中那可不是演戏，手术室里就是那种心领神会，无言的默契。在手术室大家都戴着口罩，说话不方便，有时是一个动作，有时是一个眼神，有时“嗯”一声，大家总是能象执行命令一样完成自己的动作。我很喜欢这样感觉，一到这时，我也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吴院长和许主任始终站在我们后面，给我们精神和力量，也几乎是用无声的话言在进行指导。由于两位恩师手术风格、习惯和特点我比较了解，他们对我主刀也比较放心。所以，他们总是保持着让我最佳状态的操作，只是到了关键处，才靠近观察一下，或小声提醒一下。　　手术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因为判断准确，情况与我们在做膀胱造影看到的一样。一切都是按预案进行，切除最后一刀时，我说了一句话：好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接着，我们把取出来的东西交给吴院长给首长看，有一小苹果那么大。首长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　　首长不愿全麻，也不愿意睡觉，手术一半，麻醉科靳主任怕他紧张，问他要不要用点药睡觉，他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　　一句没事，让大家肃然起敬。作为医生都知道，只要动手术，患者都不会好受。许多重要人物在手术时都要使医生紧张一阵，但我感到唯物主义者的意志的确不一样。据说，毛主席手术时还听着“满江红”的音乐、总理手术还谈着工作；著名的老帅刘伯承在做眼部手术时，麻药也没有用。可见伟人的意志的确与常人有不同之处。　　看到首长这么坚定和慎定，连吭都没吭一声，我们心里更加敬重。等到缝针快关腹时，我们突然听到首长问了一句话：　　“现在缝哪呢？”　　我马上反应式地说：“现在缝膀胱了。”　　他又说：“哦！还有3层。”　　奇怪！他怎么知道还有几层呢？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　　我问首长你怎么知道缝到膀胱还有3层呢？首长说：“周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　　首长虽不学医，但很细致，而且记忆力特别强，也说明小平同志对周总理是那么关心！　　几乎就在他问我答之间，我们就顺利做完了。　　手术后，回到病房，他只能或坐或躺着，估计他不好受。可他一针止痛针一片止痛片都没用。翻身活动自如，又是一奇迹。　　我想让首长早日康复，开始让他吃半流，喝牛奶，首长进食很好，恢复非常快。　　手术两天，就听说首长想吃肉，还要肥一点。卓秘书怕他血脂、血压高，不好表态，后来我们就说反正就这么几天，“开斋”两周吧！首长偶尔吃一点没关系。结果，他见了红烧肉就说香，吃得也高兴……　　手术前，我们交代过首长不能抽烟，因为做手术，不能抽烟。我问行不行？首长说：行！　　我说：“首长！别人说戒烟是不是要吃点糖呀，要不控制不住呀？”　　首长说：“不用，那是自己糊弄自己，戒烟还吃什么糖？主要还是不想戒。”　　首长说不抽就不抽，从手术前几天，到出院，一点也没抽。这是毅力，手术中一点也不喊痛，麻醉药劲过了也不打止痛针，而且手术后第三天就要起来。　　那天，护士突然叫我：主任，首长要起床！手术后才3天怎么能起来呢？我去了，问他是不是不舒服？他说没事。当时还有两根导管，一根引流，一根导尿，都还没有拔，原想给首长拔了再下床，但他还是坚持要下床。　　自己要起来，我们就扶他，他说：“不用你们扶，我自己会。”他只挪动身子，转动体位，先将两腿放在床下，身子躺在床上，待小腿放下床后，自己“嗬”一下就坐在床边。这时护士去扶他，他说还是坚持自己起来，而且一下就起来了！　　他开始在房间里走一走，躺一躺，再坐一坐。第四天，他就试着到走廊里走几趟，他挂着引流瓶，护士提着跟他一起走。　　后来，毛毛每天来，她提着引流瓶跟着首长散步说：我们这是放羊！　　手术后几天，陆陆续续的有人来看他。　　先是家人。我印象较深的是那个小儿子，就是邓质方，像个小姑娘似的，很腼腆。他打开邓小平同志的门看了看，笑笑，也不说话。　　后来他走后听卓琳同志讲：小儿子还在念书，从来不参加家里事，饿了到厨房拿点东西吃，吃完了就到楼上看书，自学英语、俄语、德语。　　邓朴方来过一两次，他来了同首长进行一些交谈，一问一答。　　我和邓朴方早就认识。那是1969年他在骨科病房，排不出尿，发高烧，骨科请我去会诊，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截瘫病人容易引发排尿障碍的尿路感染，肾脏功能受损，并造成的严重尿潴留，我和周柏铭立即给他做了引流，引流后体温逐渐降了下来，病情明显好转，从此之后，我们就熟悉了，并时常有一些来往。　　三个女儿轮流来。大女儿邓林是个画家，她说我爸不爱说话，我也不爱说话。我们看见的也是这样：首长看东西，她坐在旁边做毛活或两人一块看书。　　最热闹的就是邓楠，邓榕（毛毛）。卓琳说，邓楠是我们家的管家，周总理到我们家说：我是国家的总理，邓楠是你们家的总理。总理夸邓楠很能干。毛毛和邓楠他们两个一起来更热闹，跟首长说话，有时也开玩笑。病房里经常欢声笑语。　　当时，可能是邓林生了个孩子叫萌萌，那个小不点是早产。卓秘书说这个孩子是林巧稚用暖箱把她养大的。我见了小家伙，虽然很瘦，但很活泼，聪明可爱。邓楠那个小女儿珉珉比较大一点，所以每天都上班似地轮流来，有时候一起来，为邓小平同志带来不少欢乐。　　首长很喜欢这两个孩子。那一阵，平常晚上7点我们给他加餐，给酸牛奶，我们发现首长不动，我们说首长怎么不吃呢？首长说给小不点吃。　　见首长还给小不点儿省一份酸牛奶，我感到很惊诧：“不用首长省啊！我们再给弄一份。”　　“不要，我不用吃，我让小不点来以后，一人包一瓶酸牛奶比赛。”　　邓小平同志态度很坚决。卓秘书也说不用，我们也只好作罢。从这一点看，首长爱孩子，但很注意节俭。按理讲，怎么也不用这么大领导去给孩子省一份奶啊！　　邓楠、邓榕也喜欢孩子，抱小不点到床上跟首长玩，有时小不点敲敲首长的肚子，我说别敲，别把首长搞痛了。他们亲亲首长脸，首长特别高兴，乐呵呵的跟小孩玩。看到这天伦之乐，都希望首长早日康复，及时出来让千家万户也享受天伦之乐。　　邓小平同志手术后，起初一切正常。中间也出现了一次意外插曲。　　那是手术后第三天，首长告诉我们说他浑身起红疹子，越来越多。　　于是，我们请著名内科权威张孝骞老教授来确诊，这位教授是个老实人，那天来了，但特不自然。这使我想起1975年冬《人民日报》的一篇署他名字批判邓小平的一篇文章。所以他来觉得特别不好意思，红着脸、低着头，但还没等他说话，首长就说：　　“张老！你不要有任何包袱，知道你是不会干这事的，一定是别人干的，我们非常相信你，你不会干这事。”　　老教授非常感动，眼泪直流。会诊结束后，他一个劲给首长说感谢！　　当时，他大概把包袱总算丢掉了，恢复了清白。后来了解，他实际上是清白的，是别人利用他的名字来反对邓小平的。所以他感到自己又重新得到了信任，特别高兴！　　所以说邓小平同志对人判断分析非常正确，而且不把历史旧账当事。后来我记得邓小平做过指示：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有什么问题，不要把医生牵涉进去，否则就没人敢给我们看病了――这是邓小平的非常英明的指示。　　张教授和大家初步确诊为药物过敏，我们便决定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所有可以引起过敏的药物，又一个奇迹出现了！首长从第四天起什么抗生素消炎药都不用，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出现炎症和感染！　　逐渐看到首长的环境在变化，我们都特别高兴。但在政治学习时，文件中又不时反映出上层的斗争。一位领导对我说：“听说邓小平的手术是你做的，可得小心呀”　　平时首长很少说话，许多部下说首长很厉害，很严肃。开始，我们医护人员都不敢主动说话。慢慢我看首长就是不爱说话，但是非常慈祥。他从来不提什么特殊要求，同大家很随和。所以大家都是他房里的常客了！　　首长一天到晚多看书，而且看得很快。有一次他看中央送的关于揭批“四人帮”的材料，很快就翻完了。首长看完以后，我问了一下：“江青那些事，是不是那么回事，包括1975年大寨的事？”　　他有问必答：“基本上是事实。”　　平时，偶尔我也跟首长聊天。有一次我问：“首长！在江西的时候谁做饭呀？”　　他说：“我做饭，卓秘书不做，他不会，她就是买菜，洗菜。”　　当我追问他怎么会做饭时，他说：“在法国勤工俭学学过。”　　“首长！”我和护士接着多聊了几句：“以后再不能搞‘大锅饭’。‘大锅饭’，干不干，一斤半，助长了懒人，打击了好人，这样影响大家积极性呢！”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对！”　　我还问过首长遵义会议他是否谁参加过的事情。他谦虚地说：“我不够资格，是毛主席让列席，我才参加。”　　他回忆了当时与毛主席的交往，毛主席那时对他很重视，他一直对毛主席充满感情。　　他还讲到万里和赵紫阳都是好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两个都是模范县长。　　我们聊天都是断断续续，后来许多首长经常来看他，我们都自觉地回避，这是规矩。　　我记得领导同志最先来看他的是余秋里。　　余秋里那天找上门来，进门时直嚷嚷：谁说不能探望，我偏来怎么样！他来了后邓小平同志很高兴，他们好象讲粉碎“四人帮”的事情。我们回避了。　　中间毛毛他们来了，一本正经地讲了一件事：　　“江青他们被抓了以后，大家都高兴鼓掌，就一个领导同志不鼓掌，你猜是谁呀？”　　邓小平和余秋甲都很重视，马上问是谁？结果毛毛乐了，指着余秋里说：　　“就是您呀！”　　邓小平和余秋里也乐了。余秋里反映很快，他举着一支独臂说：　　“我没鼓掌，但我一只手敲了桌了呀！”　　在这之后，徐向前、聂荣臻元帅陆续来看了首长。叶帅没来，女儿来了！叶帅的女儿叶向真跟我很熟，因为“文化大革命”那会儿，她被江青迫害，本来她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后来改行学医。1976年以前在我科里实习过。那时，她姐姐叶楚梅还叮嘱我：“她从小是在蜜罐里长大，你要多帮助！”日，我为病人作第一例尸体肾移植，她帮了很大忙，帮我架电话线进行联络，缩短了肾脏的缺血时间。在工作中，她很能吃苦，差点把眼睛烧坏了。所以，她入党时，我当了她的介绍人。　　她来看首长时碰到我：“噢，我以为是哪个老教授给小平同志做手术呢，原来还是你！”我同她一起与首长聊天。　　其间，我发现她还有话说，我就回避了。后来，她跟叶帅的儿子两个经常来。但主要是叶向真来得多，经常到首长那里去。显然他们是代表叶帅转达情况，那会儿叶帅的身份也不便于来……　　其他还有不少人来看首长。这一方面说明政治气候越来越好，但也引发出一个问题，就是有些过去反对过首长，现在见风向转了，来“借东风”。这就有一个首长想见不想见的问题。　　为此，我们根据院领导指示和上级要求，对凡来看首长的人，必须先从外面打电话进来，我再跟首长请示，首长同意开门才放行。谁都是这样，这是规矩。　　据我所知，也有个别人，跟别的首长屁股后面硬挤就挤进来了。这事我给首长讲过，首长说：要来就来嘛！他的胸怀就是这样宽阔！　　逐渐看到首长的环境在变化，我们都特别高兴。但在政治学习时，文件中又不时反映出上层的斗争。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开始确有不同意见，听说中央政治局里有几个人总是坚持说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难怪，我院有位中层领导一天遇到我说：“听说邓小平的手术是你做的，可得小心呀！”为此我们又焦急又担忧。直到首长带着刀口去参加了一次会议，我们才感受到盼望的日子快来临了。　　那是手术后不久，接到通知让首长去开会。因为那时手术后还不到3个礼拜，我怕万一出什么问题不好交代，就让赵毅刚请示一下，是不是给派个护士跟着去，但请示上面的答复是谁都不准去，只让首长一个人去。　　我们就嘀咕了，我跟老赵说，先看看是怎么回事？首长是晚上7点多钟吃完饭走的，10点多回来后我们都迎上去，看见首长很高兴，他一进屋就跟卓琳说话，我们也就出来了。我跟赵说：首长高兴，估计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此时“两个凡是”已经不得人心，“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工农业没有上去，受迫害的同志没有得到解放，而人心思稳、人心思进，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已经是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包括我周围也都这样急切盼望着这一天……　　我们估计差不多了，就跟首长开点玩笑。我说：　　“首长以后你出来，怎么领导我们干呀？”　　首长只简单地说了很重要的几个字：“我还是那一套，无非是第四次被打倒！”　　我听了这话，心头一阵涌动！同时也感到首长对我政治上十分信得过，因为这句话在当时讲出去可是不得了。所以这句话我一直在心里埋了20年，到首长病故了以后，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我才讲出来。　　至今，我耳边还时常想起他准备“第四次被打倒”的那句话。这是多么无私无畏的境界啊！我甚至感到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许多人都是那么渺小，因为我们缺乏他那么种信仰、缺乏那么种百折不饶的精神、缺乏那种无我而顾大我的境界！所以，随着我同他在一起时间呆长了，越来越对他敬仰，心灵越来越得到净化！　　有一阵我出国一年多时间，回来给首长查体见到首长，他拉着我的手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首长出院以后，我不是经常去，因为他有专门的保健医生和保健护士，需要时就通知我去。　　我记得首长出院不久，我跟眼科尹素云主任一起到他家，这是我第一次到他家，景山后街有一个院子，房子很大，院子也很大，但非常简朴，院子里面种了一些树，很雅静。　　看完病之后，卓琳同志拿出一些很大的石榴，让我们品尝，还直夸上次手术做得好！　　许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欣慰。这就是我和我的伙伴们为一位历史伟人的健康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而这种欣慰，是从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国家一天天富裕起来，也是在首长身体的健康中获得的。　　我还感到一种自豪。这种自豪是在首长的惦记和人们赞誉中获得的。　　有一阵我出国一年多时间，回来给首长查体见到首长，他拉着我的手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了？！”确实令人感到无比亲切。　　在国外，有许多人知道我为首长作过手术，也敬重有加。　　1987年在美国泌尿外科学会年会上，一位会议的组织者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给里根总统作手术的医生要合影，说照片将成为最有价值的照片。我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给邓小平做手术？”他说：“你们中国来那么多人，我们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你们中国人的骄傲！”　　所有的欣慰和自豪，给我的鞭策就是踏踏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　　1988年，首长已快退出领导岗位，仍然经常召呼我们去。那次去了卓秘书就说：　　“李主任，今天你晚一点走，你看给首长做手术11年了，恢复那么好，我们很感谢你，一直想请你吃饭，都没兑现。”　　我说：“首长领导我们搞四化，我们都很感激，吃什么饭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你今天别走，我们合个影嘛！”她说。这一说我真有点高兴，因为军队里马上要改文职脱军服。我说：“哎呀！那是最珍贵的了。幸亏我今天穿军装，到7月就脱军装了！”　　她让我稍坐一会，首长起床后合个影。大约10多分钟，首长起了床，洗罢脸，还没吃饭，就听保健医生陈家顺说：“首长起来了，卓秘书让你去照相。”　　卓秘书请邓办张宝忠副主任拿了个傻瓜相机，在客厅和卧室之间那个走廊上，首长、卓秘书和我三个人一块照了相，就是现在我家摆在架子上最珍贵的一张。　　历史给我们这样一个今天，若没有邓小平同志的这样无私无畏的精神，没有他这样的魄力，没有这种天才的能力，人间诸事，都是不可想象。在他老人家诞辰100周年之际想起这些，我倍加珍惜今天的不易。他老人家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经世不忘！　　注：李炎唐，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原科主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国政协第五、第八、第九届委员；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泌尿外科研究员；美国休斯顿贝勒医学院泌尿外科博士后研究员；1991年第一批被国务院授予“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并享受特殊政府津贴；中华泌尿学会和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常委、解放军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专业评审专家；中国医学基金常务理事；美国泌尿外科学会会员；国际泌尿外科资深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等。　　《中华儿女》2003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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