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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医患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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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喜欢医生怎么才能把病人当亲人？——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寇伯龙
&2013年2月上 总51期
医生怎么才能把病人当亲人？
——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关节病诊疗中心副主任寇伯龙
文图/《中国医药科学》记者 费菲
在骨科同事们的眼里，寇伯龙是一个高嗓门、性格率直、雷厉风行的大夫。在面对病人时，他看似粗犷的外表下，却有着外科大夫特有的细致、热忱和执着。
每天早上7点半，他风风火火的脚步声和响亮的问候声，总会准时出现在北大人民医院关节科康复病房的楼道里。早交班、查房……8点20分，他进入手术室。两台手术完成后，他抓紧扒了几口饭，又赶着去门诊出诊。送走最后一个患者，不管多晚，他都要再巡视一遍病房，了解术后患者的状况，为术前患者从假体选择、术后康复、关节保护等方面解除疑虑。忙完一天，回到家常常已是八九点了。这样紧张忙碌的生活，他30年如一日：“我热爱这份工作，治好了病人，让他们高高兴兴地生活，这都有成就感啊。”
做医改主力军的脊梁
1978年，寇伯龙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开始从事骨科工作。1989年，他到德国Essen大学医学院Emstek骨科医院学习了两年人工关节专业，1991年回国，就在关节病诊疗研究中心，专门从事人工髋、膝关节置换临床工作。寇伯龙的年手术量从最初的上百例逐渐增至600例以上。
他被群众交口称颂“妙手仁心”的好医生，不管手术结束有多晚，不管门诊还有多少患者，只要有外地求医没挂上号的患者找他，他都给患者加号，全看完才下班。经常下午5点多，分诊台和其他诊室都下班了，他还在给患者解释病情。就因这份平易近人和热忱，寇伯龙被患者们称为“平民教授”。
一位曾接受髋关节置换的患者家属在给卫生部的信里写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医师、护士不仅医术高、护理好，更为患者及家属所敬佩的是医德高尚”。陈竺部长看完信后很有感触，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卫生系统的优秀同志离我们如此之近，他们是医改主力军中的脊梁。”
被称赞的就是寇伯龙，而写信的是中央电视台资深记者马赤后。直到记者来采访，寇伯龙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救治过的患者实在太多，他从未因为哪名患者的身份而特殊对待过，想尽办法为求诊患者解除病痛是他最大的追求。
2011年4月，马赤后的夫人因骨性关节炎继发股骨头坏死，入住骨关节病房，准备做股骨头关节置换手术，主刀医师正是寇伯龙。马赤后在信中写道：“来之前，我们按社会上的潜规则做好了准备，并找机会给主刀大夫送红包。”然而一直没找到送红包的机会，他们感到很不踏实，于是托朋友帮忙在术前与寇伯龙见了一面。当时，寇伯龙摸摸戴在胸前的共产党员徽章说，手术我一定做好，请您们放心。您们要是给我钱，我只能交给护士长，第二天她再还给您们。”听到寇伯龙的这番话，马赤后感动得几乎落泪。他在感谢信上写道：“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个坚守信仰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用行动唤回了我们对医务人员的信任！之后的手术很成功。”
虽然常有患者为表达感激之情送红包，怕患者和家属术前不踏实，寇伯龙总是先把推辞不了的红包交给护士长，嘱咐护士长等患者进了手术室后，再把红包还给家属。作为医院骨科党支部书记的他，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优秀职工的光荣称号，然而面对赞誉，他总是淡淡一笑：“我们医院和科室的风气一直很正，光一个人做好是不够的，要一个群体都做得好，老百姓才会感受深刻。”
人工关节置换“严把关”
近年来，由于手术指征掌握不当，人工关节置换也存在一股泛滥之风。
针对这一现象，寇伯龙常教育学生：要牢记关节置换术的目的是解决功能和疼痛，需要关节置换的主要有重度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三类疾病，晚期关节发生变形、失去功能并伴有疼痛，关节置换后能恢复关节功能、解决患者疼痛问题。还有小部分适应证患者包括骨创伤（车祸骨折）和股骨头坏死患者，年轻患者换人工关节必须符合关节疼痛严重、功能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等适应证。很多无痛感、功能良好的髋臼发育不良的年轻患者为改善形象要求做手术，都被寇伯龙一一劝回，因为他知道关节置换后一旦感染将有可能会失去整个关节功能，加上年轻人活动量大，容易导致人工关节过度磨损。
他告诉记者，人工关节置换技术虽是成熟手术，但其中的技术含量并不低，与医师的技术水平和经验密切相关。2012年，卫生部组织制定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管理规范（2012版）》要求原则上手术只在三级医院开展，符合条件的二甲医院仅限于开展初次人工髋关节置换技术，今后医师需经相关培训基地培训并考核合格才能开展这项手术。
为何要求这样严格？寇伯龙解释说：“人工关节和心血管外科的支架一样，属于永久性植入，只有限定医师和医院开展手术需通过认证，才能确保患者得到最合理的治疗。一个功能正常的关节须具备两个条件：正常的结构，骨头、软骨和正常的动力系统——神经、血管、肌肉，这样换完了关节才能恢复正常功能。医师唯一能做的是改变结构，用假体代替已经坏了的关节，但如果肌力不好了或神经有问题，手术完了效果仍然不好。”
他还指出，据国外医师的长期临床随访报道，一个人工关节使用的寿命约为20-30年，而年轻的患者，有可能还要面临再次手术。所以，目前国内外公认最佳的人工关节置换年龄为65岁以上的患者。医师要仔细考虑，采取什么措施对患者有好处。不是患者一疼就要换关节，有些年龄不大的患者可先保守治疗，能减轻疼痛就不要马上换，等几年再换。有的患者一侧关节变形严重，另一侧还可以伸直，就先换一侧，不要两侧都换。
寇伯龙常对患者和家属真诚地说：您放心，如果我父母得了这样的病，我该怎么治，也给您怎么治。七八年前，寇伯龙的母亲不小心骨折，他亲手给母亲换了髋关节，至今功能依然正常。而面对一些患者的手术请求，他会耐心解释：如果您是我弟弟妹妹，那么，您这样的情况，我建议您暂时不要做手术。
针对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的问题，寇伯龙表示：“工作中不可能不出一点问题，临床工作面对的是人，当患者出现问题，主刀医师要及时到场处理，通知各方协调立即采取措施。你认真帮患者解决问题，即使有的病救不回来，患者家属心里有数。”
有一次，一位单侧膝关节置换翻修的外地患者血液有抗体，手术开始后，寇伯龙得知，在医院血库只有2个单位的悬浮红细胞配型合格。手术顺利完成后，虽然寇伯龙对值班医师做了特殊交代，但他仍放心不下这名患者。当晚9点，他返回医院查看患者病情，见患者伤口引流量较多，担心家属人生地不熟，找不到血站或手续办不好血站不予放血，耽误输血时机，他马上带着血样，拿着自己的钱亲自驱车到北京市中心血站去配血。半夜12点，经过配型，终于配回了3个单位的悬浮红细胞，纠正了患者的贫血，使患者安全度过了围手术期。
跟名医出诊
门诊实录：寇伯龙教授走起路来像一阵风，下午1点30分，头上还戴着手术帽，身上还穿着绿色手术衣，他就从手术室跑到门诊来了。刚一坐下，一大群患者和家属就围到他身边，挤满了整间诊室。看病期间不断有患者要求加号，寇伯龙都满足了：“患者来一趟不容易，既然患者信任咱们来到人民医院，就不应辜负患者信任。”诊室里洋溢着浓浓的和谐之情，医患间如促膝谈心的好友，医者仔细检查、耐心讲解，患者则带着信赖配合医者，得到明确诊断或指导后感激地告别离去。采访过程中，不断有患者向记者表达对寇主任的感激之情。一位来自北京房山区患者的女儿对记者说：“寇大夫这样的好医师太少见了，应该多报道。”下午近5点，寇大夫才看完全部22名患者。
1、骨性关节炎：先置换变形的单侧关节
61岁女患者，来自北京市房山区。左侧膝关节变形，疼痛严重，行走困难，腿不能伸直，右侧关节虽有磨损还能伸直。
寇伯龙：您怎么不好？您目前膝关节疼痛是双侧疼痛，还是一侧，以哪侧为重？关节有无绞索及弹响症状？上下楼梯，蹲起时有无疼痛，打软腿症状？您现在可以正常行走500米吗？
患者A：走得不太稳，没有卡住的情况，左侧膝关节疼的严重，走不了500米。
寇伯龙给她做了详细的体格检查后，说：您左侧膝关节已明显伸不直了，内翻畸形。您的片子是站着照的吗？膝关节的片子要站着照，如果是坐或躺着照的片子，需要重新照片。
患者A：片子是刚刚在您这个医院站着照的。
寇伯龙：从这张片子上看，双侧的膝关节都变形了，尤其是左侧的膝关节间隙都没有了，也就是说关节的软骨严重磨损，骨头碰着骨头，所以您上下楼梯和走路都会疼痛。膝关节最怕伸不直，人的正常行走活动都是通过下肢的髋膝关节伸直和屈曲进行的，如果腿伸不直，腰也会弯，没法走路。我建议您先把变形的这一侧换个关节。
患者A：既然都不好了，能不能把两边的关节都换了?
寇伯龙：您现在61岁，还比较年轻，我们又不能控制您的活动。如果您65岁以上，正常的活动相对少了，担心的事少了，我们就会让您换双侧。现在您右侧膝关节还能伸直，疼得不太厉害就先不换，过几年如果也不行了再换。加上您的体重比较大，双侧关节同时都换，手术的风险也会增加，容易出现问题。人工关节置换术做完了后，还需要加强术后康复锻炼，综合治疗等。
&2、类风湿性关节炎术后10年
不建议再手术
62岁女患者，膝关节术后10年复查。冬季膝关节很麻，血液好像流不过去，脚落地无力，要靠另一只脚支撑。
这是刚才站着照的片子。10年前我52岁，在别的医师那做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2002年9月11日做的手术，印象特别深，到今天10年4个月了，现在我有些时候感觉关节有点肿和疼，在其他医院就诊，医生建议再次手术翻修。想问问您是否还需要再做手术？
寇伯龙给她做了腿部检查后说：今天给您检查看，您的关节没有肿，关节里面没有积液。您现在走平路疼吗？现在每天走多远？住几楼？
我现在的活动是每天买菜。为了离您近点，我们在北京买了个地下室。
寇伯龙：您每天要上下两次，每次大约10个台阶？
患者B：差不多。走平路感觉还好，上下楼很困难，需要拄拐。
寇伯龙：建议您屋内不要拄拐，外出可以拄拐，但不要负重，拎东西让您爱人拎吧。您的拐杖有点低了，我给您调高一点。
给患者往上调了调拐杖后，寇伯龙说：您现在试试，是否好一点？从检查和片子上看，关节没有松动，没有太大磨损，疼痛不太严重，不建议现在再次手术，定期复查，希望您的关节能再坚持10年。抗类风湿的药物一定要坚持用，内科治疗还要继续进行。
3、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锻炼要适度
56岁女患者，骨性关节炎，关节肿胀、疼痛4周。走路时略有疼痛。
寇伯龙：您走到那头，再走回来，我看看您走路姿势。您这样走路有几天了？
患者C：有一周多了。
患者在检查床平躺好后，寇伯龙按压患者的膝关节，又抬起患者双腿做曲膝动作并不时问：这疼吗？这里呢？
这不疼，那儿有点疼。
寇伯龙：从检查看，您的膝关节有点肿，关节里面有积液。您每天走多远？
患者C：去一趟菜市场，来回两趟。
寇伯龙：您目前的活动量有点大了。您现在是骨性关节炎，膝关节滑膜炎，关节内有积液，也就是说关节有炎症了，需要休息。
大夫，怎么消除积液，不疼？
寇伯龙：您目前最重要的是休息，避免负重活动，爬楼梯、蹲起锻炼等。您还可以每天做股四头肌锻炼：平躺着双腿伸直，先抬一条腿，离床30厘米即可，坚持10秒钟，放下，放松，然后再抬，一般5次一组，每天早晚各50次，双腿交替进行。如果疼痛严重，可口服消炎止疼药，如扶他林或芬必得等，只选一种就行。但要记得，不能靠吃药解决根本问题，没有一种药是吃完就完全好了。最重要的是锻炼，同时控制在屋内活动。关节已经发炎了，如果再外出活动，上下楼梯，疼痛就会加重。您要坚持这样锻炼3-4周，之后再来复查，看积液消了没有。
患者C：不出门在屋里憋得慌。
寇伯龙：我再告诉您啊，屋内我不限制您活动，外出必须停了，关节已经不舒服了，您还让它们加重负担，肯定会更疼。
已投稿到：国内医院教授出门诊一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但是不是所有医院挂号都限定数量。面对众多来求诊的患者，粗略认为教授花在每位患者上的问诊体检的时间与诊疗质量和患者的满意度相关。一方面，如果选择保证每位就诊患者的时间以换取更高的质量与满意度，在总出诊时间固定的情况下，必然会有一部分患者无法获得诊治的机会，更不要提满意度了。另一方面，如果选择压缩每位患者就诊的时间，以换取更多患者能获得诊治的机会，必然会影响诊疗质量和满意度。每位出门诊的医生都会面临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有的通过延长门诊时间来争取更多的患者能够就诊，有的选择牺牲质量换取数量，有的牺牲数量换取质量。在目前无法改善医疗环境，无法调整医院制度工作制度的情况下，作为医生或者普通人的你，会怎样做出选择？为什么？有什么建议呢？谢谢。在台北举行的亚太医学生论坛上，我曾向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咨询过，台湾地区也同样面临同样的医学伦理问题，希望能在这里收获各位的回答。
普通的医疗工作人员，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只有个人经验，简单说几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医生执业中作为个体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其实背后是一个卫生资源分配的政策问题。无论是精雕细琢还是“草草了事"，病人都是看不完的，总有公平效率不能两全，因此楼主这个问题，其实是没法回答的。如果一定要选择，我个人的选择是多看，因为这更符合中国当下的医疗国情。病人多，看病难，不仅仅是病人在抱怨，医疗从业者也在抱怨，似乎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做不完的手术，门诊在抱怨，病房也在抱怨，虽然周转越来越快，床位利用率越来越高，卫生资源的供给其实是在高速增加中，但是仍然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当然众所周知的是，中国医疗资源分配的高度不均衡加剧了这种情况，而正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诱导人们做出集中就医的选择，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优质资源的分配紧张。当然，这是普通人的理性选择，无可厚非，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这样的集中就医，必然造成上述所说的医生和病人一同抱怨的情况。题主是医学生，所接触的必然是较发达地区的大学附属医院，在中国这几乎就是最好医院的同义词，所以题主才会有这样的感慨，但是楼主是否知道在中国还有很多医院门可罗雀有医生有护士却没病人么？比如不少社区卫生中心便是。我以前住处附近的社区医院因为有空调，冬暖夏凉，几乎成了老年活动中心，退休居民在此交际，一天某位每日必到的老先生没有出现，众人关切问起，知情者曰，此公今天去医院看病了。因此不是没医院，只不过病人不愿意选择那些医院；也不是所说的没有医院供医学生就业，而是他们都不愿意从事基层医疗，而宁可苦苦在考研中挣扎拼搏留在大医院的机会，选择看门诊至死而不去清闲的机构，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因此中国真的没有general practitioner么？至少在我看来中国其实一直都有这个制度，无数的基层医疗机构，和国外的polyclinic/GP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和三级转诊制度一起，随着医疗改革的进行，早就死亡了。人们只知道三级医院是高级的医院，却忘记了所谓的三级指的是三级转诊中心、高级专科中心，如今的三级医院承担了二级医院甚至一级卫生机构应该承担的工作。现如今领导们突然想要找回这个制度，恕我直言，我并不看好。只要有”自由就诊“”自费病人“的存在，而医院在很大程度上要自己承担收支平衡甚至”创收“，那么自由就诊就必然会排在医保病人之前，占用大量资源；而正如上文所说，这是普通人的理性选择，而在医保覆盖率其实相当有限的中国，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更是自然选择，因为无论如何这其实都要病人自己负担很大一部分费用，那何不去医疗资源更优的地区呢？旧的全国性卫生保障体系的瓦解，地方财政、医保基金的“自负盈亏”，再加上区域间的不平衡，这才是转诊制度死亡的原因，这并不是培养一批全科医生，建一些社区医院就能解决的。况且，通俗地说中国的盘子太大，任何一个地区的经验其实都不足以为借鉴。例如所说的台湾经验，也许适用于一个人口有限的中等发达国家，但并不适合中国，甚至不适用于与台湾人口相近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上海的医疗资源要辐射长三角，北京要辐射整个华北地区。但是反过来我劝楼主不要悲观，效率与公平，从来就是两难。以我现在的体会，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确实不理想，但是至少不是最糟的。有很多人艳羡国外的医疗，诚然不少发达国家拥有相对健全的医保制度和卫生资源分配政策，但是真的如想象中和看起来的那么完美么？如果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式的医疗公平，那必然要忍受效率的低下，你能想象高度怀疑恶性肿瘤需要限期手术的病人为了做一个CT检查而等待数周甚至数月么？但是这正是很多所谓“看病免费”的发达国家的真实情况。反过来讲，如果要享受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那自然在公平性上打折扣。不错，VIP们获得了优质的资源，但是这是我们谴责vip们的理由么？又或者说，收费高昂的私立医院的存在，就说明了这个社会医疗资源不公平么？而中国的医院通过挖掘管理方面的潜力，中国的医生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勤奋，其实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高效（诚然不很公平）的医疗体系了，这就是我所谓的中国医疗的国情。中国医生的收费其实很低，同样的检查项目和医疗服务，中国的收费比大多数国家要低很多。收费低而高效，我并不是在粉饰，而是事实。我的某位Senior前几天和我说起，最近公立医院医生跳槽成风，如果他要去private，做一次胃肠镜检查可以收费相当于人民币10000，当然病人当天约第二天就能做到，不像公立要约数周云云。其实在我以前国内的医院，任何一个病人几乎都能当天约第二天做检查（在日均300+例胃肠镜的情况下），费用要低很多，如果是医保病人，自费部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像题主所言，中国的教授日看门诊数量惊人，但是考虑到大多数专家的挂号费在百元左右（不考虑黄牛等因素），而且是自由就诊无需转诊，这是一般发达国家同等资历专家所收的价位么？更何况还有收取着普通挂号费，默默无闻而又辛勤工作的三甲医院的普通医生。能服务那么多人，题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自豪才对。-----------------------------------很喜欢医生的回答，回头看自己的答案确实吐槽制度借题发挥的太凶了，其实我不介意说出实话，亮明自己的观点，哪怕这个实话既不人文也欠关怀。 还是明确一点吧，没有医生会为了多看病人牺牲基本的医疗安全和质量，病是不是能看好或许是业务水平所限，不负责任那就是职业道德缺失。二分问题本来就是有语境、有条件、有限度的，不然就会变成媳妇和妈之间非选一个的愚蠢问题。但是不管是题主还是田医生都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有质量。除了医疗安全和解决问题之外，医疗究竟等同于一般性的服务业么（比如餐饮、卖场）？我个人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为了讨论问题我姑且理解为题目中提到的一个词，满意度，我们也能够理解，病人心目中的满意度，有时并不单纯指病看的有多好，而更多的是来自于病人对于门诊医疗服务的一种期望，这其中有合理的期望，也有“不合理”的期望。也许有些医生觉得能看好病就够了，但是有些病人觉得只要没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就是不满意。一般医生所能提供的的理想门诊服务无外乎：良好的态度和业务水平，能回答各种病人心目中的疑问及抚慰他们的忧虑，能帮助制定合理的长期健康规划，需要多学科之间协作时合理的转诊。我想谁都希望为病人提供这种服务，只要时间和精力允许。事实是，在中国医院目前普遍的工作压力下，我认为确实很难做到对于每个病人都提供始终如一高水准的服务，反过来讲，真有医生会为了只求数量而多看么？在很多医生看门诊看到连吃饭等生理需要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为了满足病人就医需求尽力而为而已。尤其是三级医院门诊的现实中，存在大量无谓增加工作量的情况：为了满足医保规定和支付条件施展奇技淫巧、病人越级就诊、常规的慢性病配药、某些病人的反复提问、医患关系紧张造成的猜疑和各自的自我保护……因此就像我上文说的，以目前国内的医疗环境，我们既然已经做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效，我的个人选择很简单，维持这种特点，选择多看。在我看来病人确实分“三六九等”的，如果病人确实有所苦有所急，那当然要多照顾，加班加号都是值得的。如果只是简单而重复，和健康结局关系不大的工作，那我并不打算为了所谓的病人满意度而多花时间，完全可以尽快看完，把时间省给需要的人。至于那些冒用他人医保卡、为了配药无理纠缠的，这已经不是正常医疗的范畴了。
看了几个同行的回答，好像比较倾向于“牺牲质量求数量”，我个人持相反意见。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回答，好像并没有详细的回答“如何选择”和“为什么如此选择”，只是转而在批评医疗制度。&br&正如&a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editable=&true& data-title=&@韩开年& data-hash=&f1a5e6e7fb& href=&///people/f1a5e6e7fb& data-tip=&p$b$f1a5e6e7fb&&@韩开年&/a&所说，医学上有太多的两难选择。但是两难，虽然难，但很多时候还是要做出选择。比方说题主提出的这个问题，只要你干临床，就要面对，你就要有自己的选择。&br&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设定一些前提：我们只考虑限定时间内医疗质量和诊疗数量的问题，而不去考量医生是不是应该加班加点，看一个病人和看很多病人的经济利益这些问题。&br&&br&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维特的烦恼，是真真实实会感受到的，比方说看门诊的时候你倾不倾向于限号，限号后你会不会轻易加号。这些都是实实在在要做出选择的。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在批评医疗制度之前，先要给出现有制度下你自己的选择。&br&&br&或许有人觉得，你看的病人少，就损失了公平，不能让尽量多的人享受到他本应享受的医疗服务。但是，作为医生，你能够控制的，只有你对&b&你的病人&/b&的医疗质量，而至于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到医疗服务，这是公共卫生的问题，不是医生的事儿。&br&&br&题主在问题解释里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你在看的病人多了，在一个病人身上花的时间就少，医疗质量肯定会受影响，病人满意度肯定会下降，那你看的多了有什么用？&br&以前我出门诊的时候，有机会限号都是要限号的。其实，目前国内医院门诊，即使是限号，也是按照医生一天满负荷工作量来订了，限号的病人都看完的话，每个人分到的时间已经比国外少很多了。而且，即使是限号，也逃不了要加号。像你自己的复诊病人要求加号的，熟人托过来要求加号的，这样每天看下来，也要比限号数量多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病人。&br&你每看的一个号子，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一个数字，你在看病的时候，根本没有必要去担心会不会还有很多可怜的人连号子都挂不上，这一刻，你只要先把你自己能做好的做好，就已经对得起这份工作了。&br&可能有人看到门诊请求加号的病人，就心生同情，觉得来一趟看不上病很可怜。我觉得，如果挂上号的病人因为医生要看更多的病人而把自己敷衍了，那是不是也令人同情呢？ &br&&br&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考虑一种“极限”状态，不是看门诊，而是抢救病人或者是手术，这种情况下，你的精力有限，是选择诊疗质量还是数量？难道为了救更多的人，每个都是抢救个差不多就先放下，或者手术做个差不多就放下？在没有救治质量的情况下，数量有什么意义？&br&&br&&b&所以，对于题主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保证质量为前提，如果看不多那就别看。拒绝加号最多被骂铁石心肠白眼狼，如果自己看的病人有问题，恐怕饭碗都有危险了！&/b&&br&&br&其实，题主的这个问题反映的，并不是医疗体制的问题，而是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没必要借此来吐中国医疗体制的槽。要说起来，以中国看病的容易度，可以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公民艳羡。普通病人通过排队挂号就可以挂到当天的专家医生的号，B超CT检查，预约很少超过一周，而且做完马上可以找医生看报告给医嘱。我有很多国外的同学朋友找我咨询，就因为实在等不了那么久，或者有些干脆回国看病了。只不过中国人没把看病当回事儿，觉得不该在看病上「浪费」太多时间，耽误自己的「正事儿」，就想抽空就把病给看了，结果发现我请半天假看病，竟然还没有解决全部问题，于是就觉得看病真难。可是这是看病啊，不是看电影。&br&&br&所以，题主的问题不是反映医疗体制问题，而是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矛盾。临床看病，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按照医疗原则，医生应该让自己这个病人获得的利益最大化，你在给张三看病的时候，就不该被李四的利益所左右，不能说这药如果给张三了，那李四就没药了，所以张三你不能用这药，这样肯定说不过去。那么为了一个病人利益最大化，它就可能占有更多的医疗资源，在资源有限甚至紧缺的情况下，从而可能挤占了别的病人应该享用的资源，从而影响了实现整个人群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公共卫生该管的事儿了。&br&国外在解决这种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是把蛋糕做大，有更充足的医疗资源（包括每百人能分配到的医生数量，医生够多了，就不用担心看不上病了）。另一方面，就是和临床医生一起制定一些治疗原则，用这些原则保障更多的人获益。比方说很多国外疾病的诊疗指南，除了一些询证医学的依据之外，还有社会效益的考量在里头。比如癌症的筛查自然是查的越多间隔时间越短越容易发现问题，但这样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也是巨大的，于是医学上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临床和公卫的平衡点，个体和人群的平衡点。然后医生按照这个原则去做，就可以认为是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操守了。&br&而且很多矛盾是只能缓解无法解决的。比如就算医疗资源多了，也不会达到充足，因为随着医疗资源的增加，需求也会相应增加，要解决问题，只能寻求一个妥协的平衡，而得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br&国内制定的一些诊疗规范也是有这方面考量的，只是国内的医疗资源实在是太匮乏了。这里的医疗资源包括医生数量，而且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资源，而因为种种原因，这项资源的增长并不乐观，所以不利于矛盾的缓解。
看了几个同行的回答，好像比较倾向于“牺牲质量求数量”，我个人持相反意见。而事实上，大多数的回答，好像并没有详细的回答“如何选择”和“为什么如此选择”，只是转而在批评医疗制度。正如所说，医学上有太多的两难选择。但是两难，虽然难，但很…
我会倾向于选择数量。&br&
题主的观察算是比较到位的，但不知题主有没有注意到以下的几种情况：&br&
1.即使是大型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门诊上也不乏常见病的患者，而这些患者的病情往往是二级综合性医院都可以应对的情况；&br&
2.主治级别的号源是相对充裕的，而且还会出现号挂不满的情况。&br&
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原因，我赞同&a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ash=&4ed166e0f0fce7a2ec9f7& href=&///people/4ed166e0f0fce7a2ec9f7& data-tip=&p$b$4ed166e0f0fce7a2ec9f7&&@欧阳宏&/a& 和&a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ash=&94f545cddc857ceae3bb& href=&///people/94f545cddc857ceae3bb& data-tip=&p$b$94f545cddc857ceae3bb&&@林筱枫&/a& 的看法，即转诊制度的缺乏和医疗资源的畸形集中导致了上述问题的出现。据我个人了解到的情况，在美国预约门诊时，病人手上往往捏着一摞的letter，比如要到mayo或者CCF这类全美一流诊所就诊，向国内一样直接挂号是不可能的，因为按照医保体制和流程你必须要到私人医生或是社区医院处就诊，如果当地医院无法对你的疾病作出确切的诊断或缺乏必要的治疗手段，才会由主诊医师写一封letter，打印或是email给上一级的医院，这样你才能转诊。相对分散的医疗资源配置和完善的转诊制度可以在尽可能保证患者就诊的便利的前提下实现将更好的医疗资源尽可能提供给更需要使用的人。当然我们也可以抨击这样的制度缺乏人性化，习惯了国内医疗环境的患者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剥夺了他们自由选择的权力，甚至CCF还率先在全美开展了当天挂号即看诊的服务并大力宣传。之所以提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当前的情况不见得就是最坏，而改革后不见得就是一定会和现在有根本性的区别。不过&a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ash=&f51eb53feaac90cda068725& href=&///people/f51eb53feaac90cda068725& data-tip=&p$b$f51eb53feaac90cda068725&&@苗力&/a& 老师的补充确实是一个提示，毕竟在物质更为匮乏的时代，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仍然具备了一定的医疗资源，转诊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实施。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国毕竟还是处于医疗资源绝对匮乏的状态下，百万人口中医护人员的比例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门诊若赶集的境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善。&br&
第二种情况则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的“医生越老越吃香”，造成了很多刚刚开设门诊的年轻医师得不到相应的门诊锻炼，也进一步加重了专家号、教授号一号难求的局面。&br&
结合我的切身经历，我得出了和&a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hash=&7c9d60b30e2d7b01aae7f72aec09af40& href=&///people/7c9d60b30e2d7b01aae7f72aec09af40& data-tip=&p$b$7c9d60b30e2d7b01aae7f72aec09af40&&@郑驰野&/a& 不太相同的观点，门诊时与患者交流时间的长短并不一定关乎医生的医德和医术，有时候，说得短并不一定给患者留下恶劣的印象，说得多也不见得患者就一定对医生感恩戴德。言简意赅的建议和结论对于犹豫不定的患者可能比委婉的劝慰或冗长的解释更能发挥作用。当然，这和每个医生的行医风格相关。&br&
当然其中必然存在风险和矛盾。看的患者多了，很难保证医生的提问真的能够挖掘出患者疾病的本质，这是针对某些疑难病症而言；而缺乏足够时间进行体格检查也会增大疾病漏诊或误诊的机会；为了明确诊断而进行辅助检查则要面临加重患者经济负担的结果（门诊费用的报销问题）。这是需要在从业过程中不断思索并加以避免的，但绝无消除的可能。&br&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单位时间内用为较多的患者提供帮助更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br&
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我会倾向于选择数量。 题主的观察算是比较到位的，但不知题主有没有注意到以下的几种情况： 1.即使是大型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门诊上也不乏常见病的患者，而这些患者的病情往往是二级综合性医院都可以应对的情况； 2.主治级别的号源是相对充裕的，而且还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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